浅谈余华《活着》的生命观及“活着”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一部用死亡讲述活着、以死亡肯定生命意义的故事，旨在使人勇敢地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作者以冷峻而貌似?残忍?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福贵一家人的苦难史与主人公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从大富大贵到穷困潦倒，从饱尝生活艰辛到身不由己卷入战争洪流，从接受他的亲人一个个走在他的前头到最后与一头叫做?福贵?的老牛在阳光下回忆生活。在厄运弥漫、磨难接踵而至的日子里，与福贵相关的人相继谢幕，唯有福贵在唱着主角之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生命的张力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绽放出永不凋落的生命之花。《活着》虽然接二连三地发生死亡，但作者不再沉溺于死亡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而将目光转向探求?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生命无常中人们彼此关爱相携，使人感受了生命的意义。[1]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活着’是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3]
本文试以《活着》为研究对象，探析《活着》的生命观与?活着?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余华；活着；生命观；忍耐；现实意义
绪论
人，作为自然界生命的主体，其物质、精神生活、价值观也随着历史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最普通也最原始的话题变得日益突出了，即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活着，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余华的《活着》将触角探伸到一个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历史氛围，将全部的不幸集中浓缩于主人公福贵一家身上，把对人生的痛苦加以延伸与夸张，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既真实可信又辛酸冷酷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笔下，福贵不单单是福贵了，而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缩影。作者有意淡化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背景，转而向我们讲述普通老百姓如何在悲惨的生活遭遇下，努力挣扎着生存，好好活着。在《活着》这本生命字典里，我们看到了“败落”、“离别”、“疾病”、“痛苦”、“死亡”，同时也看到了“接受”、“珍惜”、“改变”、“忍耐”、“活着”。
第一章《活着》的生命观
《活着》的生命观，也可以说是主人公福贵及其他人的生命观。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变化，每次变化，都向着更为积极的一面发展。在生与死的强烈反差中，福贵选择了忍耐与接受，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在他那漫长的回忆中，每一次亲情的凸现，都使他备受感动；接二连三的丧亲之痛并没有击垮福贵，反而激发了福贵对活着的希望，使他越来越坚强。我们不禁要感叹：能活着，确实不易。
一、吃喝嫖赌、浪荡堕落——“潇洒”地活着
年轻时的福贵，似乎与他的名字相吻合。用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形容他，再形象不过了。上私塾时，他从来都是骑在雇工长根的身上。私塾先生叫他念《千字文》，他却玩世不恭地说：“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4]不怪先生对他爹说：“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5]正像福贵自己说的：“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6]媳妇家珍正怀着孕，却还成天钻在妓院里，骑着那个胖妓女故意经过他老丈人的米行。其实，他也想光宗耀祖，把他爹年轻时输掉的那一百多亩地给赢回来，于是一夜夜嗜赌成瘾，赌输了，就偷母亲和妻子的首饰。殊不知一切都是龙二设的圈套。家珍执着的挽救、牌局的屡战屡败并没有让福贵心猿意马，家中仅剩的一百多亩地也一去不复返了。
从前的福贵“颐指气使、嗜赌成性、沾花惹草、以挥霍为能事”，“潇洒”地活着，最后却将自己的富足之家弄得倾家荡产。他又是一个乐知天命的人，没有太多的理想抱负，只想过个安稳日子。用他年老时的话说：“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7]
二、败了家产、气死爹爹——愧疚而警醒地活着
自此，败家子福贵的一生便与“福”和“贵”无缘了。赌输了的他走到岳父米行的时候，已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他想到拿裤带吊死，但这种想法马上又消失了，他只是想找个法子与自己赌气。尽管父亲嘴里骂着孽子，还是把地、房子抵押出去，换做铜钱让福
贵挑着去还债，他想要福贵珍惜这来之不易挣来的钱。父亲说：“从前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后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到了我手里，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变成了鸡，现在是鸡也没了。”
[8]最后，父亲一夜衰老，从粪缸上摔了下来，郁愤而故。这是全家人第一次经历家财散尽与亲人离去的悲恸。这个打击如当头棒喝，亦如一瓢冷水，使福贵清醒过来。母亲宽慰他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9]这时的他悔恨与愧疚交织，决定重新做人，更懂得了心疼自己的亲人。父亲死后十天，岳父在锣鼓喧天的日子里像娶亲嫁女一样把家珍接走了。面对家珍的离去、年迈的母亲、懂事乖巧的凤霞，他觉得自己不能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他得养活娘和凤霞。从前高昂的头现在也不得不低了下来，他成了龙二的佃户，穿上了粗衣褴衫，拿起了平日拎不起的农具，租种自家原来的田地，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现在的日子每天过的又苦又累，心里反倒踏实了。
虽然经历了从高峰跌落低谷般的人生重创，甚至被逼到生存的边缘，福贵却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精神震撼和道德警醒，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玩世不恭的个性，并意识到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
三、为了家人，死也要活着——“苟且”而朴素地活着
母亲身体越发不如从前了，福贵带着家珍从娘家带来的仅有的两个银元去找郎中给母亲看病，却因与一个家丁的纠缠被国民党抓了当壮丁，他是带着遗憾和牵挂离开的。战场上，他遇到了一个叫老全的老兵和一个叫春生的娃娃兵，在食不果腹与硝烟流弹乱飞的寒冬里，他们三个开始相依为命了。老全传授经验说：“老子大小也打过几十次仗了，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子弹从我身上什么地方都擦过，就是没伤着我。春生，只要想着自己不死，就死不了。”[10]然而，两个丝毫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活了下来，这个拼命想活下去的老全，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老全的死，是因为没有经常的侥幸，福贵和春生的活着，仿佛因为老全那句“老子死也要活着”，也因为福贵心中惦记的那一家老小，尤其是走时已垂危的母亲。福贵和春生被解放军俘虏了，福贵终因抑制不住思乡的心切，放弃了打仗革命，选择带着盘缠回家。
在经历了被抓为壮丁历时数年的死里逃生之后，他似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和家庭的温暖，胸怀、眼光、精神开始变得宽广起来。因此，此时“苟且”地活着，是褒义地活着。
四、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为了活着而活着
生活给福贵于打击、磨难，他却选择了忍耐，埋葬了原来的自我，塑造了一个新的自己，选择直面人生，好好活着。让我们对这个困境中苦苦求存的小人物产生了共鸣。其后的日子里，厄运的脚步一直追随着他，残忍地夺走了每一个与他有关的人的生命，让读者一次次经受着心灵的震撼。
辗转两年，福贵跟着解放军过了长江，终于回到了家。此时已物是人非了，母亲早已故去，女儿凤霞也在一次高烧后成了聋哑人。靠赌博发了财的龙二拥有了福贵的田产，成了大地主，风光了几年之后，却在土改中被毙掉，成了福贵的替死鬼，龙二临死前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被毙掉。”“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这时的福贵发出了阿Q似的自嘲：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我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我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这一段内心独白，表现了命运的不可预知性。“塞翁失马，因祸得福。”惊魂未定的福贵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家珍则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要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用余华的话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11]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有庆的积极献血被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漠视和不尊重，终因抽血过量致死，而县长就是春生。说到有庆，内心总生起一种怜爱和心疼。重视亲情保护姐姐的有庆、为家庭分担重担的有庆、风雨无阻割草喂羊的有庆，舍不得穿鞋光脚来回奔跑在乡间小路上的有庆，饱含爱心护羊心切的有庆……这样一个洋溢着无限活力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在战场上打来打去没被打死的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打到对象，受尽了批斗之苦，“福贵，我不想死，我想每天都看到你们。”家珍说：“春生，你要活着”，福贵说：“你千万别死，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要答应我好好活着。”[12]经不住迫害的他终于悬梁自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春生和福贵恰是某种程度的互补，很好地阐释了道家的“祸福相倚”。几年后，
又聋又哑的凤霞嫁了了偏头却善良老实的二喜，却在生下孩子苦根后大出血而死；两个孩子去后，家珍也撒手人寰，二喜在一次事故中工伤惨死，福贵唯一的外孙苦根也因豆子吃多撑死了。最后，与那头叫福贵的老牛相依为命了却残年。
生或死的选择不是没有出现在福贵面前过，他比别人更有死的理由，但他最终选择了活着。正像电影《芙蓉镇》里的台词说的那样：“活着，一定要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第二章对“活着”的再认识——活着的现实意义
芸芸众生，人无非分为三种：一种是为了生存而活着的人，一种是为了生活而活着的人，一种是放弃自己生命的人。前两种人，都有他们活着的意义与价值，而最后一种人，在他的生命结束的一瞬间，生命的意义亦随之结束了。
一、活着，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为了生存而活着，是对生命最简单朴素的要求。仅仅是为了能保存生命，在社会中维系着最简单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像是盖楼修桥的外包工、走街串巷的小贩、流浪街头的乞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仅仅为了能吃口饱饭、穿件暖衣、有个容身之所，就要付出比常人更为辛勤的劳动，甚至生活的境遇远不如那么幸福。为了生活而活着的标准则高于为了生存而活着。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存在，他们有更为远大而美好的理想与抱负，想要拥有更优越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盈而努力拼搏。然而，在没有学会生存之前，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如何生活，人首先要学会如何生存而后才能选择如何更好地生活。让我们看看这些人是怎么看待生命的。
——难者说：我要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十万人的伤亡，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那些在废墟中坚强活着的生命更是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们不停的挑战着人类生命的极限，“活着”的信念让我们对生命产生了敬畏。一些幸存者们在被掩埋五六天后仍然有力气说话，自己爬出废墟，甚至有一位50岁男子在废墟中喝尿吃纸坚持了108个小时终获救，他的经历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奇迹真的可以在灾难面前、在救援人员永不放弃的信念中发生。汶川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让我们不禁感慨生命的顽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让我们感动的正是这些勇士，每一个灾区的人都是勇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士。8.0级地震我们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能打垮我们呢？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
——残者说，我要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
张海迪，一个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人，她身残志坚的事迹告诉了我们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
5岁的张海迪患上了脊髓血管瘤。5年中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 6 块，最后高位截瘫。“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可我依然活着，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15岁的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到一个小山村，开始了农村生活。她主动到学校教唱歌，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看到老百姓因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萌生了学习医术的念头。用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和器械，还在自己的身上体会针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十几年里，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作为一名待业青年，张海迪也曾有过自卑感。她想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她。她曾想到过自杀，但当想到了乡亲们，想到了自己曾经战胜过懦弱和病残，便挣扎着爬起来喊救命。经过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惭愧地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张海迪还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3]张海迪曾经说过：“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今天，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还是装得像没有病、没有残疾一样，我让自己忘掉不幸和痛苦，虽然很痛苦，但我知道，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必须有耐心地活着，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我一直努力做一个真正坚强乐观的人，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因为我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因为我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了，所以，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就要好好地活着”，“我有时候也幻想———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哪怕受更多痛苦，但毕竟是活着啊！”[14]每当我感慨人类这些辉煌成就的时候，我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人类的生命是完美无缺的吗？当人们尽情展现人类壮丽的生命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人类生命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健全与残缺一起，才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全部。[15]活着就要创造，就要探索，即使肢体已经残疾，思想的火花也绝不停止迸发。这就是生命，这也是许多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美丽。[16]
——穷者说，我要活着，只有死去的人才没有希望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富翁，他要捐钱给那些对生活完全失去希望的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乞丐是没有希望的，但当他递钱给乞丐并说明原因后，却遭到了乞丐的断然拒绝。乞丐忿忿说：“只有死去的人才没有希望！”“只有死去的人才没有希望！”言下之意就是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希望，希望存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中。希望从来就不曾把我们遗弃。
——败者说，我要活着，善败者不亡
春秋末年，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两年后，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谋臣文种劝勾践以西施和珍宝贿赂伯喜否来说服夫差释放勾践。夫差听信谗言，答应了越国的投降。吴国撤兵后，勾践到吴国伺候吴王，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回国后的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以激励自己不忘复兴大事。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以三万雄兵吞灭了吴国，成就了伟业一洗前耻。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为了生存而活着，这也是他忍辱负重的“活着”的人生哲学，也正是这样的生命观给予了他成功的希望。
1976年，在经历了连续两届错失奥运会金牌的重创下，日本马拉松选手圆古幸吉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亚洲飞人刘翔因跟腱部位疼痛难忍，在第二次起跑的瞬间，在万众瞩目的时候，毅然选择离开跑道，退出比赛，此举动全世界都为之唏嘘，愕然不已，但刘翔的最后选择是明智、理性、成熟的，不以一时的成败论人生，懂得能屈能伸，知道何时应暂行隐退，何时见机发力，一跃而起，亮剑出击。
勾践和刘翔曾经失败俨然是一种成功。
二、放弃活着，是一种病态
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已经没有了硝烟和战争，完成了从野蛮搏杀到文明进步的时代蜕变。然而，随着时代的
变迁、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很多事物也呈现出了两极化的倾向——利与弊，更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诸如暴力、压力等不积极的因素几乎是与学业不理想、就业不顺利、婚姻不幸福、人际交往淡漠等是同时出现的。这是人们便普遍处于紧张和迷惘的境地之中。这样社会环境和生活状态，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一些人身心发展，价值观的无所适从带来了方向感的模糊。于是，在这些人的身上便呈现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取向——不珍爱生命，不尊重生命。而这些人群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然生存不下去的人，恰恰相反，有些人的生活正是那些生存不下去的人所渴望不可及的，他们拥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心理承受能力却非常差，现实生活与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反差，以至于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方向。“一个活生生、具有相当价值的性灵，比伟大的艺术品还可贵。”罗曼罗兰这样说。拉封丹曾说：“死亡能够消除一切不幸，可是我们一旦来到尘世，就宁肯逗留下去。苦难强与死亡——这是常人的哲学。”[17]是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呢？也许每天都有很多鲜活的生命无力承受生命之重，选择了放弃生命。我不禁想说：关注生命、珍爱生命的教育课是刻不容缓的了！而尤以儿童的生命教育最为重要。因为，这种病态行为正日益影响着孩子，朝着低龄化方向发展。孩子相比成人，更具有不稳定性，做出偏激的行为。当然，生命教育并不简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见效的，更不是简单地重复生命的生理知识，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体验中感悟生命的重要性，获取善待生命的真谛。
结论
余华在韩文版自序中这样写到：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对“活着”的理解也就不同，所以《活着》传达的不是一种人生准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范本，重要的是它从某个角度映照出现代人的迷失，教会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如何自处，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去审视生活，从而为现代人对生命的理解指明了方向。《活着》并没有沉沦于死亡本身的悲观颓废，而是努力尝试着对死亡的超越，尝试着在死亡对生存的毁灭和生存界域的限制中捍卫生存意识。[18]《活着》是作者对生命的一种文学阐释，也是解决人生存困境的一种尝试。意在劝导人们：死亡远非生命的一种苦难，而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境遇。
中国无疑是一个重生的国度。儒学太祖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拒绝回答弟子对死亡的询问与探讨。所有这些言论无非都是想表明人应该怎样摆脱死亡的困扰而达到旷世的永恒。[19]当今社会讨论“活着”这个话题确实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引起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也对指导我们各种价值观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有句古话：蝼蚁尚且偷生，而况人乎？仿佛“活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活着”二字再次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重新审视。轻言生命是弱者的选择。生活中我们可以不选择做强者，但一定不可以做弱者！人无论如何都逃不脱既定的生命模式，活着是一切信念的源动力，即使生活是悲惨的，命运是残酷的，也应鼓足勇气、拼足力量熬过去，直至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西方有这样一句话：对于生命，如果你不战胜它，就去附和它。如果你无法超越生命，那么就热爱生命吧。想想那些为了生存而生活的人，想想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想想那些身体不如我们健全的人，想想那些生活不如我们富足的人，他们都在努力过好每一天，那么我们呢？
参考书目及注释
[1] 张景超马伟业于文秀，《新时期小说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59页
[2][3][4][5][6][7][8][9][10][12]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第3页（中文版自序），第4、5页（韩文版自序），第8页，第8页，第9页，第191页，第29页，第33页，第60页，第164、165页
[11]王玮，《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
[13] 大众日报，英雄张海迪：挑战残酷的命运，新华网，2008
[14] 张海迪，《活着就是一种忍耐》，维普资讯网，2008
[15][16] 张海迪，《生命的追问》，作家出版社，2003，第256页，第259页
[17] 恩莱特，《人的末日》，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第18页
[18][19] 洪治纲，《审美的哗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80页，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