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江山帮
军统江山帮---------曾经中国也有个盖世太保的组织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系统，其中“一戴三毛”尤为著名，人称军统巨枭。“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毛人凤，字齐五，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2009年，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影片《建国大业》中，由姜文饰演毛人凤这位中华民国时期的军统头子。
幼年在浙江江山文溪小学读书，后入浙江省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1926年转学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久因病休学。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1935年3月，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二科第一股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毛人凤改任局本部秘书。不久提升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1947年毛人凤为局长.
1949年初，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特务，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南京、上海等城市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青年人士、青年学生。奉令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各大城市工厂、水电、桥梁等设施。同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解放后，蒋介石企图以西南的川、康、滇、黔等省为根据地抗拒解放。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大军继续进逼重庆，蒋介石被迫决定由重庆撤退。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国民党特务从9月即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7、8月间，卢汉在云南宣布接收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机构，限令国民党特务离开云南，成为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消息，颇为震惊，亲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解决云南问题。当时，桂系白崇禧主张用武力解决，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主张用政治解决，蒋于是采取政治与军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军分道压入云南边境，一面进行政治解决。那时，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秘密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前局长毛人凤（那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由徐志道继任，但毛仍负该局实际责任）在香港暗杀龙云。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由台湾派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六名特务，经广州前往香港。后来改杀杨杰。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秉蒋介石指令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蒋介石与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全国解放前夕，毛人凤赶赴台湾。
1952年10月10日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委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5年阴谋加害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未能得逞。1957年10月14日病死于台北。
编辑本段吴村乡水晶山底。毛与戴笠为同乡、同年，又是小学时的同学。
毛人凤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考入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时年14岁。其于高小毕业发榜时，改名毛人凤。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任教员。
1925年底，毛人凤考入了广东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翌年回乡奔丧间，在江山县城内悦来客栈与戴笠邂逅。时戴笠正不走运，落魄于乡间。毛人凤告戴，谓革命朝气在黄埔，竭力劝戴赴黄埔军校投考。戴听从毛之言投考了黄埔军校，此为戴一生之转折点，后来，戴对毛十分宠信，此亦为其重要原由之一。
毛人凤有个胞弟叫毛万里，1932年间于杭州投考警官学校，在未发榜间，闻主考官乃为戴笠，便写信于戴，说明了情况。戴果关怀备至，一年后，毛万里竟成了戴身边工作人员。
1934年的一天，戴笠突然向毛万里问起毛人凤情况，始知毛人凤在崇德县政府内当了一名科长，戴征得毛的同意后，将其安排到杭州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自此，毛跨入了军统大门。
毛人凤给人的印象非常忠厚老诚。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论有事无事，均不离开办公室，尽心守职，丝毫没有露出半点野心的样子，而且逢人带笑。1935年，毛人凤被调任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是年冬，调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少校科长。1936年任西安军宪警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后又调任南京鸡鹅巷53
号特务处机要秘书。
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且为“半路出家”，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对军统业务亦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但他却能在几年内爬上军统高位，扶摇直上，尤其在戴笠死后，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了军统的大权，大走红运，实在有奥妙。这奥妙由毛人凤归为5个字，即：笑、勤、忍、狠、迷。
“笑”，即以笑脸对上对下。毛人凤在军统局当代理秘书间，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他从不发脾气。而戴笠是官大脾气长，脾气非常暴烈，常为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责任或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使得被责之人对毛感激不尽。对于一些他替别人承担责任之事，当对方不了解是经他帮忙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时，他一定设法使对方知晓。毛的这种手段，使不少特务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毛在军统局里一副笑脸，在外边也不耍军统的威风，能吃亏让人。
毛人凤除了肯代人受过外，还乐于替人排忧解难。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侦缉大队大队长谈荣章二人与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发生奸情，后杨堕胎时流血过多而死，杨的同学要联合起来告叶、谈二人，经毛调节，将此事化无。
由于毛人凤常在戴面前替人说情，因此，戴常斥责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毛一笑了之。
戴笠由于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因而发展的十分骄横跋扈，惹了许多权贵，树敌很多。而毛人凤却与戴不同，从不去得罪那些权贵，并设法调和权贵们和军统间的矛盾。
毛人凤有句话，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干活没眼的。毛的工作精神在军统里是有名的。他总是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各种文件。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召开政治指导员会议，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记录，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1942年，戴笠打算让姜绍谟接替毛人凤工作，送毛入军校高教班受训。姜这日到了重庆，住在了军统所在地罗家湾本部。他有早起的习惯，这天早5时，便起床到了院中，见秘书室有灯光，进去一看，见是毛人凤伏案阅公文，遂道：“你起的可真早。”
毛人凤见是姜绍谟，回答道：“我这一夜还没睡呢。”
毛人凤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吓得姜绍谟胆颤，他急忙找戴笠，以自己身体不行，推卸了接替毛人凤之任。戴听从了姜的意见，改派姜为渝特区少将区长兼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对军统局工作不能完全过问了，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军统局，事必亲躬，这样，他对军统局的工作了如指掌。蒋介石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这使蒋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军统局的特务们，凡是经他手的报告，都一一落到实处，特务们也都乐于找他。抗战间，毛人凤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一间一丈五尺见方的小楼房内，整天坐在那里，批阅处理上传下达文件，常常通宵不眠，而且每个科员都可随时找他解决问题，他总是认真地处理。
毛人凤极能忍耐。他有三句话，叫做：“认真不得，生气不得，马虎不得。”意思是处理各种问题，既不能认真又不能马虎，也不能生气，要能忍耐。
抗战间，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要下级部门“进贡”。而毛从来不去，许多机关的领导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以自己不是负责人而推掉。实在推不掉的场合，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者自居。每当戴笠出门间，军统在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活动时，毛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来主持，自己从不出面主持。这样一来，不仅郑介民、唐纵，连戴笠都认为毛人凤是个没有野心的人。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也同戴笠等一样，认为毛是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毛人凤虽多次因工作见蒋，均没向蒋提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在戴笠死后，蒋要郑介民主持军统工作，还嘱毛人凤好好帮助郑介民。毛人凤便以不露声色的忍耐精神，将其野心深深埋在心内，以待时机的到来。
毛人凤经过笑、勤、忍之后，终于击败了郑介民、唐纵等竞争对手，掌握了军统局大权，于是，他那副菩萨相立即丢掉。
毛首先搞垮郑介民。郑一向假惺惺地冒充自己廉洁，他自己不出面搞钱，却让老婆出面去搞。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在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中饱私囊，并将贪污之钱送给了郑介民老婆不少。马和毛亦是老朋友，但毛为搞垮郑介民，不惜牺牲与马之友情，将马以贪污罪名，上报于蒋介石处死。郑介民只有饮恨于心，亦无可奈何。
毛人凤的族侄毛森，亦是军统特务，由于其手段黑和狠，被人谓之“毛骨森森”，由于这些关系，毛森深为毛人凤所赏识。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森与美国特务系统勾结起来，不听毛人凤指挥了，毛人凤指使人欲杀掉毛森，终因大陆解放而未能下手。
对于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毛一贯的主张是斩草除根。连小孩都杀掉。对于触犯他利益的，他决不轻饶。军统局在贵阳办了一张报纸，有次点了何应钦的名，说何是黔省第一大财主。何知道了大怒，电话质问毛人凤，毛为讨好何，立即下令此报停刊，并将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周养浩免职，特务们都认为如此对周的处理过重，毛对特务们说：“以后决不准有此类事发生，不能因此类事给我找麻烦，连蒋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何必去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毛人凤对待叛徒的狠毒手段，要胜过戴笠一筹。其最毒一手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保密局逃往台湾时，叛徒们都急着要走，而毛人凤将他们全部丢下，甚至连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工作组的组长瞿梦秋都丢下。叛徒们为求得一走，哭着给他跪下，毛也不允。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抗战时随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延安情报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口到成都找到毛人凤，哭着要求毛带走他，毛坚决不答应，坚持其留下。毛认为，国民党的这些叛徒留给共产党，很可能被杀掉，这样会给共产党带来许多麻烦，且舆论对共产党也不好。
编辑本段张严佛。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了许多高级住房，这些房屋豪华舒适，而毛人凤宁可住处简陋，宁可自己费力找房，也决不要戴的住房和办公处。军统新建大厦中最好的办公室，是戴笠生前设计的，毛人凤也不去用，而是要潘其武找一位懂“奇门遁甲”的人，推算了一间方位好的房间，虽然这间房间简陋，但他还是高兴的使用。在毛人凤从副局长升到
局长位置时，郑介民腾出了局长办公室，而毛人凤依旧在他原来那间房里办公。毛的这一切在别人眼中，均认为他简朴、廉洁奉公，而根本的原因是他迷信，对戴笠的东西，他认为晦气，他不搬到郑介民的办公室，是认为他的那间办公室很顺利，怕搬动后失掉了好运气。编辑本段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
毛邦初驻美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助，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的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
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可是台湾的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起初不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
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把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股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蒋介石能据此查办蒋经国。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杜长城案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更加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蒋介石不得不认可蒋经国的决策。
杜长城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有意提携杜长城，想进一步委以重任。
但陶醉于功名的杜长城，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当时正值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
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谁知内情被蒋经国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搞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毛最大的损失是：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
方案。等蒋介石一批定蒋经国的改革方案，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遂去，蒋经国便正式君临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
编辑本段岱山，谁来领导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手段最阴毒的特工系统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
有人说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其出任军统头目实属偶然。有人说毛人凤靠的是和戴笠同学、同乡而且沾亲带故，其发迹完全是依靠戴笠的提携。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没有人把道理说透。毛人凤从县衙门的师爷做起，短短十余年成为保密局的看门人，单靠运气和裙带关系并不能解释完全，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青云直上呢？
毛人凤败退台湾后，曾向一个密友透露过自己的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三字。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能倔能伸的性格。别人当众搧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心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
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1949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竹筠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军统特务杀害，年仅29岁。
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
抗日期间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
1941年秋，毛万里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实验区区长，从事地下工作。因上海被侵华日军占领，毛万里实际上没有去上海，其办公地点还在重庆。
1942年初，毛万里奉戴笠之命，带领毕高奎、刘方鉴、肖觉非（女）等人，乘飞机从重庆赶到广东南雄，后又赶至浙江金华，筹建军统东南办事处。毛万里担任少将主任，兼任军统局浙江站站长，兼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1942年8月，日军退出江山；10月，毛万里将东南办事处由浦城大碧坑迁至江山县峡口周王庙办公。（值得一提的是，毛万里带去的毕高奎是个非等闲之辈任务。据说是军统局在上海的特工组的一名干将。有资料显示，被其所杀的日军有野村正雄、池田寅治郎、村濑胜次郎、冈本义雄、野村正雄、池田寅治郎、石出时重、村濑胜次等。）
毛万里担任的东南办事处是军统局在我国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情报所为收集对日作战情报而与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联系并提出意向的。去年，美海军情报所正式派遣梅乐斯到重庆与戴笠进行谈判、到今年4月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同。其内容共10项，主要有：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在华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部队。
1943年5月，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方参谋长李崇诗，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和1个总办公室、1个总工程处。
中美合作所拟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立集中营。在福建建阳设立东南办事处，下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情报站，并在安徽雄村、临泉，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贵州息烽，江西修水，福建漳州、建瓯，浙江瑞安，广东梅县等地，开办训练班，培训特工。
1944年秋，戴笠撤销了设在江山峡口镇的东南办事处，在江西省铅山县另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命毛万里担任少将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万里被任命为浙江省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1946年赴美国费城接收特种训练，直到1947年7月才回国，任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兼任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毛万里在解放军进入杭州前就难逃了。5月2日，毛万里先将家眷送到了福建南平，后转台湾。自己则表面上在江山县城里搓麻将会亲友，暗地里则部署抵抗力量，以杨遇春为江山城防司令。
毛万里对解放军南下的神速估计不足，总以为解放军来得没这么快，以致在江山解放时差一点做了俘虏。1949年5月6日，江山县城解放。毛万里（乘坐雪佛兰轿车）仓皇出逃（开车的是原中美合作所江山办事处主任、金华人倪一之），逃到廿八都后开始弃车步行。走着走着，看见儿子毛世荣(原名毛书庸，系前妻所生，当过青年军。）开车前来接应。原来，其子毛世荣将家属送到南平后，即开车返回江山与毛万里汇合，不料江山已被解放军占领。
毛世荣在廿八都撞见毛万里后，对毛万里说：“我们汽油足，又是新车子，赶快日夜兼程，不停前进。”但这时的毛万里已经精疲力尽，车子到了浦城停下休息。此时，浦城已经兵荒马乱，毛万里在这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毛万里本想去建瓯的，但建瓯已经解放，毛万里只好弃车步行，改走山路向福建方向逃窜。一连走了五天，原来跟随的警卫人员大多走散，有的实际上是乘机脱逃了，毛万里身边只剩下副官李耀和江山籍警卫毛庆祥。到了建阳县一个叫龙村的地方，被解放军包围，毛万里一行只好睡在碉堡里，他悄悄对儿子毛世荣说：“我再也不想走了，准备死在这里算了，从现在起，我俩不能以父子相称，只顾各自逃命要紧。”毛万里随即烧毁了随身携带的在美国接受特种训练的毕业证书及相关文件，做好了被俘的准备。次日，毛万里一行被解放军关押在一个楼上，出来时排成队，毛万里西装革履，拿出早已伪造好的资本家身份证资料，竟蒙混过关被释放了。（参见江山市文史资料第二辑《毛世荣回忆录》）。
据史料记载，毛万里后来逃到福州后偷渡至台湾。也有人回忆说，毛万里后来逃到了海南岛，是其兄毛人凤派飞机接到台湾的。
但浙江省温州市的档案资料明确显示，1949年9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兼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从大陆逃往洞头列岛。秋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毛万里，在洞头鹿西召开永、乐、瑞、平、玉、青等县国民党残余人员会议，部署“应变”；妄图东山再起。这说明，毛万里蒙混过关被错放后，还到过温州。
毛森（1908--1992），浙江江山人，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乡和仁村。父毛锡湖生有3子，毛森即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寒，毛鸿猷本务农，后家道渐兴，15岁时才读小学，成绩甚好。他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
貌儒雅，内心却凶狠，杀人如麻，绰号“毛骨森森”；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杀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抗战期间的毛森
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
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
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侦破“荣案”名利双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解放前夕疯狂杀人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蒋逃出台湾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即结仇之意)；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后记
江山籍华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从1993年至2006年连续13年设立毛氏助学金，发放助学金13万元人民币。
编辑本段人物传记
毛森，原名毛鸿猷，曾改名毛善森。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乡和仁村。父毛锡湖生有3子，毛森即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寒，毛鸿猷本务农，后家道渐兴，15岁时才读小学，成绩甚好，两年后投考省立衢州第八师范，因投考需高小毕业文凭，借了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毛善森的文凭，后被录取，从此改名毛善森。
毛善森1930年从省八师毕业，在县立江山小学当了一年教员，又不甘寂寞，想凭自己学识去考大学，1931年只身到杭州，听同乡友人之劝，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
当时戴笠是浙江警官学校的政治特派员，在校中设有特派员办公室，并安插一些亲信在警校，如毛人凤、毛万里兄弟与妻舅毛宗亮等，无形中控制着警校。
一天，毛人凤听人说，乙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毛人凤一愣，本家兄弟确有个毛善森，莫非他来了？亲去察看，方知竟是冒牌货。此人也不隐瞒，讲了借毛善森文凭投考八师的经过。亲不亲都是乡中人，毛人凤并未责难，只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这样也把他引进自己的圈子。后来毛善森在警校毕业，先被送进特训班，又在南京雄镇楼加入复兴社，正式成为军统的一员，填表时，毛善森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以后一生沿用。
潜伏杭州落入虎口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战火燃及江南，不久京沪杭相继沦陷。正在福建系念着家乡的毛森，突然接到戴笠电报，要他组建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任他为直属二大队大队长，去江山县招兵买马组建队伍。
毛森接到命令，即向陈仪告别。陈仪赠送他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他日夜兼程，赶回江山。江山是毛森故乡，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宜，很快组建一支500人的部队，毛森亲自训练，一时声势大盛。两个月后，毛森交出这支部队，接受别动军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的新任命。
1939年1月18日，毛森婚后不久，一天，杭州大井巷二号毛森寓所，突然被日本宪兵与伪军围住，猝不及防，毛森被日军捕去。
事情来得突几，毛森发懵，不知哪个环节出了事。幸好日军就捕他一人，妻子胡德珍与其他人员均以家属身份而安然无恙。
事情的真相终于被搞清楚。原来军统曾派一名叫赵懿义的工作人员到杭州工作，这人的父亲在杭州凤山门外开了一个打铁店。这本是极好的掩护，但这人20来岁，少不经事，常信口开河，暴露了身份。日本宪兵把他抓去后，一顿毒打，他便招供了是重庆来的抗日分子，还诱捕了与他直接联络的总交通员，这人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矢口否认并痛骂日寇汉奸，日寇无计可施把他斩首示众。毛森落于敌手，也由赵懿义告密。但此人对毛森情况知道不多（真实姓名都不知），加上毛森平日布置严密，未牵连任何人，也无证据被搜去。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毛森不招，坚持说自己是个安分的商人。
外面开始营救活动。杭州商界颇有地位的朱文友，也是毛森部属。他发动数十家大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森还有一位部属，与驻杭州的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第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伪军关节。重庆方面也派人进行活动。三管齐下，因查无实据，毛森脱离虎口。
脱险后，毛森离杭州到金华，组织浙西行动队，从事敌后破坏工作。
再次被捕囚中指挥除奸
否极并未泰来。3年后（1942年），毛森在上海第二次落入日寇之手。
从重庆出逃的汪精卫，沐猴而冠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蒋介石责令戴笠加强沦陷区工作，爆炸、暗杀，使大小汉奸惊心丧胆。汪精卫以牙还牙，用原中统特务李士群成立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开展反击活动。军统在上海的地下机构先后被破坏，上海的军统首脑陈恭澍、万里浪等被捕后投敌。
戴笠再次想到毛森。急电毛森组成上海行动总队，从浙西于潜县火速到上海进行打击活动，填补军统机构被破坏后的空白。
毛森的铁拳行动开始了。
日伪的仓库被炸，日寇和汉奸被狙杀……重庆分子死灰复燃，京沪两地日军首脑高价悬赏捉拿为首的，但日本人不知道为首的正是毛森。
缺口终于被打开。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失了手。陈纪廉被捕，他供出了两个交通员的名字，其中内交通周觐光经受不住日军的酷刑，供出了毛森。当毛森有所察觉时为时已晚，他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一时群龙无首。行动队停止了破坏活动，但组织没有瘫痪。毛妻胡德珍是行动总队的上校总书记，掌据着全盘工作。电台没有破坏，仍然与重庆有联系。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只是因投鼠忌器，暗杀、爆炸停止了。
日本人察觉出毛森这位行动总队长的作用，一时高兴万分，盛筵庆贺。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特高课长五岛茂中佐频频举杯，狂饮达旦。同时他们命令部属加强对毛森的看守。
毛森在杭州的首次被捕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而得到保释。这次情况不同了。敌人想软化他，把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看守着。宪佐中有些是中国人，毛森找机会用民族大义来激励他们，同时又用黄金收买。居然有了一条与外间联系的通道。
缧绁中的毛森，竟还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一项除奸命令。军统东南局的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jie），是善解密码的电讯专家。此人向汪伪“76号”特工总部投降，成为军统的心腹大患。戴笠非常焦急，下令毛森，务必除掉此人，悬赏20万元。毛森设计了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
不久，投敌的原军统上海首脑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枪杀余jie后，逃到江山领功请赏。就是毛森除奸方案的实现。
余jie一死，汪伪特工首脑李士群查出是毛森主谋，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人以为监守中的毛森，无从行动，显然是李士群捏造。李士群恨之入骨，企图暗杀毛森。
日本人终于对毛森产生疑窦，进一步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情况更为危急，到了非脱身不可的时候。当时日夜监视毛森的有日宪兵曹长浅野隆佐和中国人宪佐邢俊才，1944年元旦，乘浅野隆佐不在场，毛森在邢俊才眼皮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为毛森收买），又在外面接应下，离开上海到达浙西后方。
破获“荣德生被绑案”独占全功
1946年4月26日，上海十多家大小报纸都发荣德生是当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无锡人，拥有棉纱、面粉等23个企业（组成“三新财团”）。其子荣毅仁即是现任国家副主席。
4月25日晨，荣德生乘自备汽车，离高恩路210巷20号寓所去申新棉纺总公司办公。车刚开出，就见一辆崭新的美国“别克”轿车堵住前路，车上旋即跳下一人，手拿红色硬卡（逮捕证），称：奉命逮捕经济汉奸荣德生，把荣德生从车内拖出，架上他们的“别克”车。荣德生的两名保镖因被枪口对着无从动弹，眼看对方的车子疾驰而去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居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发生绑架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被召到南京，蒋介石面谕，必须在一周内破案。而匪徒方面也来了通知，必须缴出50万美金的赎金，并不准向当局报案。荣家决定不与当局合作，准备赎金救出人质。
蒋介石又想到了汤恩伯。汤恩伯匆匆赶到南京。蒋介石骂了一顿李及兰、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后，劈头就说：“我把破案任务交给你，你可不能辜负我对你的厚望。”
汤恩伯领了任务，先到无锡，找到毛森，如此这般讲了此事经过，说蒋怎样重视，务必破案。毛森此人，城府很深，自忖不能贸然接受任务，推说自己身兼无锡城防指挥官，无锡地方也不安宁，治安责任重大……汤恩伯心中有数，安慰了一番，并说无锡的工作可暂时放下；即使完不成任务也由他担当。毛森当然不好再推，说勉为其难接受任务。
苦思两天后，毛森召来当年上海行动队的旧部，要他们注意在他们熟人中，有否最近表现异常的，如有，从速来报，但必须保密。
正当毛森部署破案时，荣德生已在5月27日离开匪巢回家。前后被囚33天，花了50万美金赎出。而这时毛森也苦熬了17个日日夜夜，竭尽全力侦破此案。
一天，旧部（原上海行动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与王晋唐两人都是嵊县老乡。黄福林还说，嵊县人刘瑞标有绑匪前科，本在临安县（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厮混在一起，在四马路一带嫖妓。
毛森一听，心中暗暗思忖。上海原有三股绑匪。一是本地帮（包括浦东），一是江北帮（苏北一带），一是嵊县帮。莫非是嵊县帮作的案。他不露声色，要黄福林再去探明刘瑞标在临安何处。
不几日，黄福林来报刘瑞标的确切地址。毛森大喜，亲带几个得力人员到了杭州，在一部属处落脚。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诓到杭州。刘瑞标自分得一万美金后，本不想再干活，但贪出价甚高，也想一试。哪知落入毛森圈套。毛森用几个美女把刘瑞标灌醉，从他身上搜出350元美金，带回上海。以刘瑞标为缺口，又捕获王晋唐，顺藤摸瓜，经过精心策划，捕获匪首骆文庆、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刘瑞标、王文晋等共7人。全部案犯14人，毛森捕获一半，而且都是要犯。余下的毛森让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使他们也有些收获。
荣德生绑架案破获，毛森喜获大功。随着汤恩伯进京见蒋介石。蒋介石亲自询问侦破经过，当面批给毛森5万美金奖赏。汤恩伯也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毛森拿到5万美金后又大半分给部下，以此赢得外界的一片赞誉。事主荣德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以作永久纪念。宾主双方并合影。毛森的一番苦心，果然没有白费。蒋介石委任他为上海市的最后一任警察局长。这是后话。
台北通缉毛森真相
1949年5月10日，上海四周已闻隆隆炮声。黑暗已到最后时刻，上海黎明在望。
驻在复兴岛军舰上的蒋介石准备逃跑了，他命令毛森把关在牢里的囚犯全部处决。上海公安局的监狱里关着中共地下党员与爱国民主人士及群众500多人。
5月10日，毛森将所谓“京沪暴动案”（在京沪两地起义）的要犯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3人，杀害在上海宋公园。12日又杀害国民党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妻子张曼霞（怀有身孕）。14日又杀害建国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贾云超都惨遭杀害。黄炎培先生的公子被活埋在牢里。共杀害400多人，生还者仅数十人。毛森手上血迹斑斑。
5月24日，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匆忙逃出市区直奔吴淞口（妻子胡德珍与家属早已到厦门），登上舰船逃到厦门。结束了先后80天的上海市警察局长的职务。
蒋介石又给他新任命，担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然而屁股还未坐正，厦门又解放，毛森逃到台湾。
台湾失位的将军与官僚多如牛毛，毛森没有实职，家中子女众多，生活困难。他得到了毛人凤夫妻的借贷，维持生活及儿女的教育费用。后来儿女长大，有到美国留学的，得到高职优薪，才逐渐还清借贷。
1956年1月15日，香港《真报》在报头旁发了一则大字的“标题新闻”。题为：《毛森为何遭台北通缉？》
毛森最忠实于蒋介石，他被通缉，惊动四方。
1985年6月25日，毛森给江山人周邦恭一封信。信中说到他与毛人凤本不相识，1940年春初晤面于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再见面。“以后在沪在台又见过多次。他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毛森在信中还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作为，即离台出国。”毛森自己已道出真相。
到台湾后，蒋家政权局面小了，许多摊子常常争夺。当年军统是戴笠的禁脔，蒋经国插不了手。到台湾后，军统已无昔日雄风，加上蒋介石有意向儿子倾斜。于是蒋经国便以总政治部名义来抢夺毛人凤的保密局业务。在毛人凤看来，他自己直接对蒋介石负责，且有宋美龄的“夫人派”与依附“夫人派”的毛森支持。足可与蒋经国的“太子派”抗衡。然而结果还是蒋经国得势，毛人凤失败，以后毛人凤又气又急，得肺癌而死。蒋经国又转而向毛森算帐，要毛森把东南地区游击队的指挥关系全交出来，毛森抗拒，无奈毛森势单力薄，只好逃出台湾，先到香港，台湾发出通缉令，毛森又到琉球。1968年毛森与妻胡德珍移居美国。
生前偿了还乡之愿
美国，华盛顿郊区。蓊郁葱翠的从林里，一幢幽静的楼房，是毛森晚年的寓所。
毛河光，毛森的第三子，为胡德珍所生。毛河光是美国克菜因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在超高压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毛森夫妇即倚毛河光定居美国，过着宁静的晚年生活。
毛河光于1980年、1984年先后应中国地质科学院、浙江大学之邀，从美国回大陆讲学、观光。返美后，向父亲讲述祖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毛森深为感动。
1981年，毛森于春节致函故乡江山市侨务办公室拜年，称：“中国现在是贤明者掌权。”
按照党的政策，江山市人民政府发还了毛森的祖宅，并批准了毛森留在大陆的女儿毛瑞去美国与父母团聚的申请。这深深打动毛森。
新编《江山县志》收入毛森的传，记录他当年残害人民的铁证，毛森读了，连声说：“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他一而再，再而三向江山市人民政府表示：“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他捐资支持江山育才中学，关心桑梓教育事业。
毛森在和乡里亲友与当年同事的通信中，表达了对祖国建设长足进展的赞扬。
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偕夫人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终于圆了回乡之梦。上海略事逗留，即到江山市界牌乡故里。对故乡的每一处变化，毛森都不胜流连。他登上了江郎山。1938年，他曾在江郎山的石壁上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虽风雨侵蚀，但字迹仍在，他抚摸良久，不胜感慨。相伴者请他重题，他以颤抖的手只写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8个大字。
毛森实现了回乡的夙愿，而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将走完，回到美国不到半年。于1992年10月3日患心肺衰竭症在旧金山医院逝世，享年84岁。他的墓面对金门大桥，横隔太平洋，遥望着祖国大陆。
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生前比较相信风水学。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1951年春天，戴笠墓被夷为平地。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
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立场忠于蒋中正，与上海杜月笙关系良好，因此蒋中正在抗战结束前也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台面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之手执行，因此他的行动也就包含了以台面下手段帮蒋中正铲除敌人。
如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暗杀最后凶手都直指军统，除了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戴所对付的还有国民党内各派系政敌，日本人及与日人合作的汉奸。可能因为戴笠长时期与共产党作对，故此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历史评价极低，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
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
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
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