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

罗新

【内容提要】柔然政治制度因稀少资料而难以深入研究，近年新出土隋代虞弘墓志则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通过对墓志提到的四个柔然官名的考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突厥政治制度与柔然汗国的紧密联系，并破除掉长期以来认为突厥制度主要源自突厥民族传统、或经由突厥人借自伊朗政治传统的认识，并提示我们要重新评估东胡的历史和东胡的政治文化传统，这对正确理解六世纪以前蒙古高原的政治、部族和语言状况是相当重要的。

1999年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的隋代虞弘墓①，引起近年中西交通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该墓所出虞弘墓志②，自然是了解墓主虞弘其人的基本资料。尽管墓内石棺床雕刻图案，有着丰富的中亚特别是伊朗文化的因素，但是对于虞弘族属及“鱼国”所指的意见却相当纷歧③。荣新江谨慎地把虞弘说成出自“西北民族”④，林梅村认为虞弘是稽胡⑤，罗丰认为虞弘是柔然人⑥，周伟洲则推定为月氏⑦。考虑到墓志提及“高阳驭运，迁陆海□□□；□□膺录，徙赤县于蒲坂。奕叶繁昌，派枝西域……”，而且铭辞还有以下文字：“水行驭历，重瞳号奇。隆基布政，派胤云驰。润光安息，辉临月支。

簪缨组绶，冠盖羽仪。桂辛非地，兰馨异土。翱翔数国，勤诚十主。”

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②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45-176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419-421页。

③墓志虞原作鱼，剜改作虞。而墓志又称虞弘出于鱼国，看来虞之得姓，是由于鱼国之鱼。按照《切韵》，虞、鱼不同韵，也就是不同音。李新魁指出，《切韵》依据的是六朝时代的南方音，同时期的北方大多数地区虞、鱼两韵正在混合。不过他又说，北朝到唐代，长安地区的方言应当是把虞、鱼两韵区分开来的。这对我们认识虞弘生活的环境也许是有帮助的。见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2000年，33-34页。（潘悟云：《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语文论丛》1983年2期78页）

④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该文已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69-179页。

⑤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2000年7月在――姜伯勤

⑥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该文已收入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405-422页。

⑦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收入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247-257页。

我赞成把虞弘归入东来的中亚人，很可能就是粟特人。因为墓志之“高阳驭运”和“□□膺录”，显然分别对应铭辞的“水行驭历”和“重瞳号奇”，颛顼高阳氏以水德王①，虞舜为“重瞳子”②。上引铭辞在追溯虞弘先世时，虽然攀附始祖至于颛顼、虞舜，但承认“派胤云驰”，其直系先祖实出于波斯和中亚（铭辞所谓“安息”与“月支”），即所谓“奕叶繁昌，派枝西域”。“桂辛非地，兰馨异土”，就是指虞弘父祖东迁，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开创事业。“翱翔数国”之数国，既有中原的魏、齐、周、隋，也有漠北草原的柔然；“勤诚十主”之十主，既有中原帝王，也有柔然可汗。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早就指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突厥前后两汗国中，大量行政事务由粟特人主持，不仅是那些需要与游牧世界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打交道的事务，而且还有汗国内部那些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事务③。护雅夫也专题研究过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问题④。回鹘汗国中粟特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突厥学家认为这是对突厥汗国模式的继承⑤。当然，突厥汗国的这一模式，即使不是全部，也必定是部分地继承自柔然，正如其国家制度的建立也是效法柔然一样⑥。周一良先生很早注意到昭武九姓商胡在北朝各政权之间的贸易与外交职能⑦。柔然政权中有商胡往来通使于魏，安吐根是一显例⑧。因此，作为粟特人的虞弘一家在柔然政权中担任官职，衔命出使⑨，正是粟特人在柔然国家中实际作用的一个反映。

尽管虞弘不是柔然人，但是他一家三代，或至迟从虞弘的父亲虞君陁开始，都曾服务于柔然政权，墓志明确记载了虞弘及其父亲在柔然政权中的官职。正如罗丰先生所说，这是“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尤其对了解柔然的政治制度来说非常宝贵。墓志有关文字是这样的：

奴栖，鱼国领民酋长。父君，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

祖□陁

□□□□朔州刺史。……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药，

①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96-103页。

②司马迁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338页。

③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 41, nos. 4-5 (1952), pp. 317-356.

④護雅夫：《东突厥国家におけゐサグド人》，载同氏《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61-93頁。

⑤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1992, p. 172.

⑥ Peter B. Golden, 1992, p. 146.

⑦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收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74-176页。

⑧《北史》卷九二《恩幸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3047页。本传称安吐根“安息胡人”，与虞弘墓志提到安息的情况相仿，看来这是当时对粟特人故土的一种模糊的概称。

⑨虞弘墓志称虞弘“衔命波斯、吐谷浑”，研究者多把波斯看作伊朗的萨珊波斯。我认为这是墓志的修辞手法，波斯实际是指嚈哒。北朝时期，嚈哒、柔然与吐谷浑三国的势力都进入塔里木盆地，三分西域而有之，并形成某种政治和军事的同盟，共同抑止北魏向西域的推进。请参看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仍

使齐国。

这里出现了四个制度名号：莫贺去汾、达官、莫贺弗、莫缘。前举罗丰与周伟洲两文，都已逐一解释过这些名号，各有所见。不过我以为还存在一些问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试分别讨论如次。

一、莫贺去汾

柔然政权中的莫何去汾，在《北史》中凡四见，有“莫何去汾比拔”、“莫何去汾李具列”、“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莫何去（汾）折豆浑十升”。①另外，高车弥俄突所部亦有“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②。莫何去汾即莫贺去汾。根据蒲立本的拟音，何、贺两字的早期中古音都是γa③。这五个用例中，莫贺去汾四字连用，看上去是某种稳定的名号结构。但是，在另外的用例中，莫贺又与其它词汇连用。如柔然阿那瓌时有“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④，可见莫贺是一个独立的词汇。莫贺去汾，是莫贺与去汾两个名号结合起来构成的一组名号。根据我对古代北族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的研究，莫贺与去汾都是由古代美称演化出来的政治名号，这种名号分化为官号与官称，官号虽然是用以修饰官称的，但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官称，甚至在政治发育的早期官号的意义要远比官称突出。⑤任何一位官员，其政治名号中应当包括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在“莫贺去汾”这一名号组合中，莫贺是官号，去汾则是官称，它们结合起来形成某一官员的一个具体的名号。但是，在其它场合，莫贺与去汾则可能作为官号或官称，分别与其它官号或官称组合成新的名号。比如在“俟利莫何莫缘”这一组名号中，俟利（el或其带有后缀的形式ellig⑥）与莫贺这两个官号联合起来又构成一组新的官号，来修饰官称“莫缘”。只有把莫何与去汾两个名号分开来，才能正确理解柔然政治名号的结构及功能。

汉文“莫贺”或“莫何”，是鲁尼文（Runic）突厥碑铭中baγa一词的音译，鲁尼文写作，转写作b(a)ga⑦。暾欲谷碑第一碑的西面第6行，记录了起兵之初暾欲谷的全

①《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6页、3258页、3261页、3265页。

②《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5页。

③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1991, pp. 122-123.

④《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65页。

⑤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⑥ V olker Rybatzki, 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2 (2000), pp.207-208.

⑦ Talat Tekin, Tunyukuk Yaz?t?, Ankara: 1994, pp. 4-5.

部名号Bilg? To?uquq boyla baγa tarqan①，按照唐代的音译用字习惯，这一组名号应译作“毗伽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baγa一词的语源（etymology）难有明确的回答。周伟洲先生曾认为莫何与莫弗是同一个词，因此把《通典》对“莫贺弗”的解释亦用于解释“莫贺”。②当然，莫贺与莫贺弗是不同的（详后）。《宋书》记吐谷浑碎奚立子视连为世子，号曰“莫贺郎”，并解释道：“莫贺，宋言父也。”③伯希和（Paul Pelliot）由此注意到baγa一词，实非突厥语所固有，但他也只在蒙古语中找到了abaqa（叔父）一词，并解释说大概是因为收继婚的原因，使得诸父可称为父。④伯希和的解释在语言上过于牵强，而且对收继婚制度下亲属称谓的理解也不准确。陈三平（Sanping Chen）怀疑《宋书》的“宋言父也”之“父”，实为“天”或“君父”之讹误。⑤但是，视连为“莫贺郎”时，只是代父视事，既非君主，更不应以“天”为号。所谓“宋言父也”，很可能仅仅是对莫贺一词某种遥远的语源的解释。我们已经讨论过，所有的美称在政治名号演化过程（political titulary evolution process）中，其原有的语义会渐渐淡化，其专有美名的功能会越来越突出。即使《宋书》对于baγa语源的解释是可靠的，那么视连所获得的“莫贺郎”的名号，也与“父”的意思关系不大了。

突厥语和蒙古语的bagatur（勇士）一词，常常被研究者当作考察baγa语源的重要线索。夏德（F. Hirth）首先认为匈奴单于“冒顿”即是bagatur的音译⑥，这种说法得到巴克尔（E. H. Parker）的同意，并直接用在他的《鞑靼千年史》当中⑦。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亦从此说，他在《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中，收入ba?a:tu:r一词，并作了相同的解释。

⑧不过我认为，即使中古时期阿尔泰语系已经有了ba?a:tu:r一词，那么它对应的也只可能是“莫贺咄”，而不是“莫贺”。⑨莫贺咄，显然是莫贺加上另外一个词所构成的官号，在ba?a:tu:r 中，大概是以后缀的形式实现的。当然，baγa加上后缀而形成ba?a:tu:r，也证明baγa的语源距此已经不远。

① V olker Rybatzki, Die To?uquq-Inschrift, Szeged: 1997, p. 45.

②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66页。

③《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371页。

④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中译本，冯承钧译，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32页。

⑤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vol. 12, issue 3, 2002, pp.

304-306.

⑥ Friedrich Hirth, Sinologische 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Türkv?lker I: 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 S. Petersburg: 1900，p. 230.

⑦ E. H.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New York: 1987, p. 9.

⑧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p. 313.

⑨关于ba?a:tu:r，请参看塞诺（Denis Sinor）为《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所写的Bahādur 条，vol. 1, 913a，我使用的是CD-Rom editio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值得注意的是，塞诺说Bahādur在中文最早的音译是“莫贺咄”，显然他并不赞成把匈奴的“冒顿”比定为Bahādur的意见。

去汾一词的语源要不明朗得多。罗丰已经指出，去汾“或即俟汾”①。《新唐书》：“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②相对于《周书》和《新唐书》对“宇文”一词的解释而言，这里提供了一种对“宇文”语源不那么神秘的解释。俟汾与宇文，中古音比较接近，发生音讹的可能是存在的。另外，高车十二姓有俟分氏③，这个俟分与《新唐书》所说的俟汾，应该是同一个词。但是俟汾与去汾之间毕竟还是有一点距离的④。我认为拓跋鲜卑的圣武皇帝“诘汾”之号⑤，更接近柔然的去汾。诘汾作为圣武帝的名号，当然是一种美称，因此才能凝固下来成为某种官号或官称。拥有这一官号的某位高车英雄，由于他在部族政治发育史上的突出地位，他的官号还会凝固下来作为该部族的部族名称，成为高车十二姓之一，这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得名途径是一样的。⑥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考虑其带有后缀的ba?a:tu:r形式，莫何（baγa）一词首先出现在说蒙古语（Mongolic）或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鲜卑人当中。前举吐谷浑视连得“莫贺郎”之号是一个证据。比视连晚了三十多年的吐谷浑树洛干，曾“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被部众推为“戊寅可汗”。⑦胡三省说莫何川在西倾山东北⑧，即今之洮河河谷，吐谷浑部族曾经长期盘踞于此。莫何川很可能是吐谷浑内部对洮河河谷进入平原地区以前地段的称呼，其得名当与吐谷浑先辈中某位获得“莫何”官号的人物有关，当然，也许就是前述的“莫贺郎”视连。此外，陇西鲜卑乞伏部的始祖号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⑨，也是很早的证据。在“乞伏可汗托铎莫何”这一用例中，我们还难以确认莫何是官号还是官称，但它已是某种稳定的政治名号，自无可置疑。同样的情况，在前举“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两个用例中，“莫何去汾”这一官号与官称的组合，作为新的官号，修饰俟斤（irkin）；“俟利莫何”是俟利（el或ellig）与莫贺（baγa）结合而成的一组新的官号，修饰“莫缘”（详后）。在虞弘墓志中，“莫何去汾”与“达官”连用，从结构和功能的意义上看，如同“莫何去汾”是官称俟斤（irkin）的官号一样，这里“莫何去汾”是官称“达官”

①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412页。

②《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2403页。

③《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3页。

④中古常以“俟”字音译外语词汇，蒲立本对此有过讨论，见其所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IX, 1962），中译本，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10-11页。

⑤《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页。

⑥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待刊稿。

⑦《晋书》卷九七《四夷·吐谷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541页。

⑧《资治通鉴》卷一一四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3580页。

⑨《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3113页。

（详后）的官号，“莫何去汾”与“达官”之间是不应当句断的。①

前举高车弥俄突所部“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其出现是晚于包括柔然在内的鲜卑各部的。由于高车长期服属柔然，可以相信高车的政治制度会大量学习柔然，弥俄突所部的“莫何去汾”官号，应该就是学习柔然的。莫何（baγa）这个在后来的突厥官制体系中被频繁使用的官号、官称，史料中最早是出现于鲜卑部族（吐谷浑、乞伏、拓跋）中，并且经由与鲜卑关系极为密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说蒙古语或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柔然，先后传播给说突厥语的高车与突厥，这个事实是我们应当特别留意的。

二、达官

罗丰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达官即达干，是突厥官制中最常见的称号之一。②这个词在鄂尔浑鲁尼文碑铭中写作，转写形式为t(a)rk(a)n③。一般写作tarqan④，或tarkan⑤。Talat Tekin解释说tarqan是一种高级称号（a high title）⑥。《北史》记柔然可汗阿那瓌有“兄弟塔寒”⑦，此塔寒即tarqan的异译。中文史籍中突厥、回鹘汗国时期的tarqan，主要用做官称，如乙利达官、阿波达干、莫贺达干等等，乙利（el或ellig）、阿波（apa）和莫贺（baγa）都是官号，达官、达干（tarqan）是官称。鄂尔浑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鲁尼文碑铭中，tarqan 一词凡九见，都是作为官称用在官号后面的。下面把其中包含有tarqan的政治名号条列出来：bilg? to?uquq boyla baγa tarqan （暾欲谷碑第一碑西面第6行）⑧

apa tarqan （暾欲谷碑第一碑北面第10行）⑨

apa tarqan （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3行）⑩

taman tarqan （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4行）11

to?uquq boyla baγa tarqan （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4行）12

in?n?u apa yarγan tarqan （阙特勤碑西面第2行）13

oγul tarqan （阙特勤碑北面第12行）①

①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七卷，150页。

②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412-414页。

③ Talat Tekin, 1994, pp. 4-5.

④ V olker Rybatzki, Die To?uquq-Inschrift, Szeged: 1997, p. 45.

⑤ M. Springling, Tonyukuk’s Epitaph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vol. 56, No. 4 (Oct., 1939), p. 376.

⑥ Tala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1968, p. 375.

⑦《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64页。

⑧ Talat Tekin, 1994, p. 5. V olker Rybatzki, 1997, p. 45.

⑨ Talat Tekin, 1994, p. 15. V olker Rybatzki, 1997, p. 62.

⑩ Talat Tekin, 1968, p. 246. Talat Tekin, Orhon Yaz?tlar?, Ankara: 1988, p. 54.

11 Talat Tekin, 1968, p. 246. Talat Tekin, 1988, p. 54.

12 Talat Tekin, 1968, p. 246. Talat Tekin, 1988, p. 54.

13 Talat Tekin, 1968, p. 238. Talat Tekin, 1988, p. 24.

bilg? ??bara tamγan tarqan （翁金碑正面第4行）②

(i)sbara tarqan （翁金遗址杀人石上铭文）③

这九个用例中，tarqan都出现在一组名号的末尾。按照“政治名号＝官号＋官称”的结构模式，上列九组名号中排在末尾的tarqan是官称，排在它前面的则是官号。可见鲁尼文碑铭史料与中文史料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tarqan在名号制度形式的演化过程中，早已沉淀并凝固下来，成为某种具有通称意义的官职名称。我们知道突厥官制中叶护（yabγu）、啜（?or）、梅录（buyruq）等，都已经凝固成为较为稳定的官称，这些官称是从其原始名号的功能中分化、沉淀而来的。但是，大多数名号在分化过程中，会同时承担官号与官称两种功能，既是某种较为稳定的官称，又继续其名号美称的角色，充当修饰官称的官号。比如，在“统叶护”这组名号中，统是官号，叶护是官称；可是，在“叶护可汗”里，可汗是官称，叶护又用作官号（可汗号）。在“吐屯啜”里，啜是官称；可是阙利啜碑铭文东面第12行，有?or tigin④，啜又成了特勤的官号（特勤号）。梅录在鄂尔浑碑铭里是作为某一类官员的通称，与tarqat（tarqan 的复数形式）和b?gl?r（b?g的复数形式，b?g唐人常译作“匐”）一起概指政府官员，因此它无疑是一种官称；但在“梅录啜”里，梅录又承担了官号功能（啜号）。从总的演化趋势来看，这种保留了官号功能的官称，最终将会分化为不再保留官号功能的、通称意义上的官称。突厥时代的一个例子是设（?ad）⑤，基本上它已经沉淀为纯粹的官称了⑥。而在tarqan的个案中，我们也完全找不到它作为官号使用的例证，这说明它早就完成了这一演化过程，淡化了早期美称与名号的色彩，凝固成为一种官职的名称了。

tarqan的这一演化过程可能开始得很早，至迟到柔然时代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了。在虞弘墓志里，虞弘的父亲虞君陁，担任“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达官是官称，莫贺去汾是官号。另一个柔然时代的例证是，《北史》记录柔然有“乙旃达官”⑦，达官是官称，而乙旃

① Talat Tekin, 1968, p. 237. Talat Tekin, 1988, p. 22.

② Talat Tekin, 1968, p. 291. 应当注意，当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教授所领导的考察队于1996年到蒙古作现场调查时，翁金碑东面（即正面）第4行漫漶严重，tarqan一词本身前面两个字母已经残损，bilg? ??bara tamγan 更是完全看不到。请参看大泽孝《オンギ碑文》，载森安孝夫与オチル（A. Ochir）主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1999，129-136页。

③ Talat Tekin, 1968, p. 256.

④ Talat Tekin, 1968, p. 258.

⑤ Adriano V. Rossi, In Margine a On the Ancient Turkish Title ??aδ?, 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ata, Napoli: 1982, pp.451-461.

⑥西突厥有“设卑达干”，这个“设卑”，是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4行，与kül一起，作为irkin（俟斤）的官号的s?big，见Talat Tekin, 1968, p. 246. 这个“设卑”的设，与?ad是没有关系的。

⑦《北史》卷五《魏本纪五》，183页。

是官号。突厥所继承的制度传统中，tarqan已经是稳定的官职而不是普通的名号了。说明这一演化历程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突厥时代的俟斤（irkin）无疑已经是官称而不是官号，到后来契丹的夷离堇①，更是职、位明确的官职，美称名号的意义几近于无。然而irkin的这一分化过程，早在柔然时代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北史》提到柔然的俟斤，既有忽略官号、概称官职的“俟斤尉比建”，也有官号、官称结构完备的“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从草原政治体制度形式的演化历史来说，历经柔然时代而沉淀、凝结下来的制度成果，得到了突厥及随后回鹘汗国的继承。tarqan在回鹘汗国以后突厥语世界的遗留，可见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 Luγāt at-Turk）②。蒙元时代的tarqan（《蒙古秘史》作“答儿罕”③），已经有了韩儒林先生有关“答剌罕”的精彩研究④，兹不赘述。

但是，tarqan首先出现在说蒙古语（Mongolic）或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柔然政权中，这个事实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其名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中，明确地说：“达干（tarkan）这个词是起源于突厥语，而非蒙古语。”⑤这一判断的基础，就是他错误地相信了tarqan一词首先见于突厥的历史，尔后才传入说蒙古语的族群中。直到最近，这一错误在国际阿尔泰学界有关突厥的研究中仍未消失。韩国突厥学家崔汉宇教授在他有关tarqan语源研究的论文里，竟然把突厥为柔然“锻奴”的问题与tarqan 的语源联系起来，由此认定tarqan的本义中，有“铁匠”、“金属”的意思，并且与北亚许多部族尊崇铁匠的传统放在一起考虑，从而把tarqan与具有神秘力量的萨满也联系起来了。⑥他这一研究的前提，在于他相信是突厥人而不是其他人首先拥有了tarqan称号，并且是突厥人把这一称号传播到欧亚草原上的其他民族中。但是，正如前述中国史籍所记载的，现在又得到虞弘墓志所证实，早于突厥的柔然政权已经有了tarqan，而且当时tarqan已经演化为脱离了美称名号的原始意义的、较为稳定的官称，那么，tarqan与突厥作为柔然“锻奴”的身份，又能有什么关联呢？可见，对这一事实的忽略，不仅可能导出tarqan原是突厥语的粗糙结论，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关于内亚史的、并不成立的推想。

①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p. 432.

② Mahmūd al-Kā?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 Luγāt at-Turk）,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art I, p. 332.

③《蒙古秘史》（校勘本）卷一，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48页。

④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蒙古答剌罕考增补》，均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8-50页。

⑤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中译本，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434-437页。

⑥ Choi Han-Woo, A Study of the Ancient Turkic “TARQ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 ol.

5 (2000), pp. 105-111.

三、莫贺弗

莫贺弗有时省译为莫弗，首先见于东胡裔诸民族中，很多时候明显是部落酋首的称号，这是过去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的。只是对于莫贺弗的语源，至今争议不绝。最近的研究中，陈三平明确指出，“莫贺”（baga / βγ）是粟特语，意思是“神”；“弗”（puhr / pwr）也是粟特语，意思是“子”，因此，“莫贺弗”源于东伊朗语支粟特语的bagapuhr（βγpwr），意思是“神之子”。他对此作了细致、艰苦的论证，并由此阐述了早期伊朗文化对内亚乃至东亚文明的深刻影响。①他的论述有许多是令人称赞的，但是把“弗”对应于puhr，不仅在语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早期中古史的北族名号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扞格。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部族名称中，以及北朝的北族人士的名字中，有相当多的例证，其末尾汉字都是发音相近的跋、拔、发、弗、馛、馥、伏、伐等字。蒲立本构拟“弗”的早期中古音是put, 与伏、匐等字相近②。据李珍华、周长楫，“弗”的中古音是bǐu?t，亦与伏、匐等字相近③。这些音近的汉字出现在对北族专有称谓（proper names）音译结构的相同位置，极大的可能，是对同一个北族词汇的不同音译。如果陈三平假设的“弗”字是对粟特语puhr （子）的音译，那么这种假定，如何应用在对乙弗、乞伏、拓跋、秃发、羽弗等等魏晋鲜卑部族名称的解释上呢？

我认为林安庆（An-King Lim）近年有关拓跋语源的研究，为我们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④他抓住《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中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历史线索⑤，首先建立“拓跋”二字的中古读音，然后在阿尔泰语系各语言中寻找音义相应的词汇。他发现，与“拓”对应的是to:?，与“跋”对应的是be:g。据克劳森的解释，to:?为尘土、泥土，be:g为氏族和部落首领。⑥林安庆还发现，今天厦门方言中的“拓跋”发音，与突厥语这两个对应词汇几乎没有分别。他得出结论说，汉文“拓跋”二字并不是古突厥文tabgatch（即tabγa?）的对音转写，而是古突厥文to:g beg这一复合词组的对音转写，其词义正是土地之主人，完全证实了北魏官方自己的解释。林安庆这一研究，帮助我们部分地理解了魏晋鲜卑诸部名称的语源，使我们有可能深入地了解鲜卑诸部获得部族名称的具体途径。

⑦而且，根据这一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莫贺弗的弗，并非来源于表示“子”义的粟特语

① Sanping Chen, 2002, pp. 289-325.

②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p. 99.

③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192页。

④ An-King Lim, On the Etymology of T’o-P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1(2000), pp.30-44.

⑤《资治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三年，4393页。

⑥ Sir Gerard Clauson, 1972, p. 463, p. 322.

⑦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

puhr，而是来自后来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都存在的be:g (或b?g)。

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没有出现可以与“莫贺弗”相对应的称号，但是分别出现了baγa 与b?g，分别写作和。阙特勤碑东面第20行有b(a)rs b(e)g①，或转写作bars b?g②。Talat Tekin解释b?g为“主人、首领、统治者的一种称号”③。《旧唐书》记一个突厥首领称“拔塞匐”④，蒲立本认为这个名号对应的就是阙特勤碑铭里的bars b?g，并且指出唐代以汉字“匐”对译b?g的例证很多⑤。岑仲勉迳译bars b?g作“拔塞匐”⑥，缘由在此。如果将来发现新的鲁尼文碑铭上面有“莫贺弗”，那么它应当写成，当然这有待新出土资料的检验。《蒙古秘史》有“别乞”，注曰“官名”⑦，研究者认为就是唐代的“匐”，元代或译作别、伯、卑、毕。⑧清代的伯克制度，也是由此而来。⑨

莫贺弗，即莫贺（baγa）加上弗（b?g），是官号与官称的组合。这个组合本身，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名号。这与乙弗、羽弗、乞伏、拓跋等等名号一样，都是由某一官号加上魏晋时期为北族普遍行用的官称b?g所构成的。这一由官号加上官称组合而成的名号本身，在较长时期的行用以后，会凝固下来，构成较为稳定的结构，有了单独的官号或官称的功能。《北史》记契丹有“莫弗纥何辰”、“莫贺弗勿干”，北室韦“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三莫贺弗以贰之”，而且乌洛侯国“部落莫弗，皆世为之”。⑩这些说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部族里的莫贺弗，已经是稳定的官称了。这样的官称在具体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另外的官号来与之搭配。《周书》：“贺兰祥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11在“贺兰莫贺弗”这一组合中，贺兰是官号，莫贺弗是官称。贺兰氏之得名，即由官号而非官称，这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得名途径是一致的。由这一思路，我们看库莫奚分为四部，其二曰莫贺弗12，颇疑这个莫贺弗部，实得名于该部早期某位以莫贺弗为官号而不是官称的首领。当然，这是很难确认的，不过莫贺弗作为一组凝固下来的政治名号，既

① Talat Tekin, 1988, p. 12.

② Talat Tekin, 1968, p. 234.

③ Talat Tekin, 1968, p. 311.

④《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5165页。

⑤ Edwin G. Pelleyblank,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 ol. 85, No. 2 (1965), pp. 121-125. 这种把b?g对译为“匐”字的情况，还得到古吐蕃文史料的证实。请参看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NJ: 1987, p.58, note 23. 除了把beg译作“匐”以外，唐代史料也把beg译作“辈”。如《新唐书》叙坚昆国曰：“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见《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6149页。

⑥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882页。

⑦《蒙古秘史》（校勘本）卷九，607页。

⑧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47页。

⑨苗普生：《伯克制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2页；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中译本，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1-222页。

⑩《北史》卷九四《契丹传》、《室韦传》、《乌洛侯传》，3127页、3130页、3132页。

11《周书》卷二○《贺兰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335页。

12《北史》卷九四《奚传》，3127页。

有官号功能，又有官称功能，还是可以理解的。

对莫贺弗（baγa b?g）语源及结构的这一检讨，并不能抵消陈三平等学者所强调的伊朗文化对古代内亚的影响的立论，但却使他立论的依据大大减弱。莫贺弗称号在内亚东部地区，特别在说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各族群中的古老的存在，与其说让我们联想起伊朗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不如说，让我们相信莫贺与莫贺弗等名号，有着本地文化，或者北方的西伯利亚文化起源的可能。

四、莫缘

虞弘墓志说虞弘出使吐谷浑、波斯之后，由莫贺弗“转莫缘”。正如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①，柔然政权官制中有莫缘一职，阿那瓌时有“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②，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十一月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③。加上虞弘墓志这一例证，柔然政权之有莫缘，更是明白无误。而且由于墓志明确记载虞弘由莫贺弗转任莫缘，莫贺弗有别于莫缘亦无可怀疑，可见谷霁光猜测莫缘即莫何、莫贺之别译④，自然不能成立。因此，认为突厥时代的莫缘称号继承自柔然，是完全正确的。⑤《隋书》载启民可汗上隋文帝及隋炀帝表文两件，上文帝表迳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上炀帝表提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⑥两表皆以莫缘可汗称文帝，显然是尊文帝为可汗，而莫缘是隋文帝的可汗号。另外，突厥遣周使者有“罗莫缘”⑦。这个“罗莫缘”，肯定不是人名，而是官号与官称的省译。

对于“莫缘”语源的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刘茂才。他对“莫缘”语义的四种猜测中的第四种就是，“莫缘”与回鹘磨延啜（后立为葛勒可汗）的啜号（官号）“磨延”一词，同为蒙古语bayan的不同音译。⑧护雅夫对这一猜想作了深入论证，确认了莫缘作为突厥语美称的功能。⑨尽管在鲁尼文回鹘碑铭里没有找到磨延啜这一名号的记录，但我赞成把莫缘与磨延对应起来的观点。中古“缘”、“延”音近，可以互用，如吐鲁番北凉文书中，把北魏太武

①周伟洲：《敕勒与柔然》，166页。

②《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65页。标点本点作“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是因为不了解俟利（el或ellig）与莫何联合构成官称莫缘的官号。

③《魏书》卷九《肃宗纪》，229页。同书卷一○五之一《天象志一》记此事于神龟元年，见2341页。

④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后记》，收入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3-125页。

⑤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政治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48-150页。

⑥《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1873-1874页。

⑦《周书》卷三三《赵文表传》，582页。

⑧ Mao-Tsai Liu,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T’u-küe), Wiesbaden: 1958, vol. 1, p. 60.

⑨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444-445页。

帝的“延和”、“太延”年号分别写作“缘禾”、“太缘”。①除了回鹘磨延啜的官号“磨延”以外，隋唐时期还有一些专名是与莫缘同音异译的。《隋书》记炀帝于大业五年五月“大猎于拔延山”②，这个拔延山据《旧唐书》在廓州广威县境内③，即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北之拉脊山。北朝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主要是吐谷浑，拔延山可能是吐谷浑人命名的（与莫贺川一样）。《通典》记唐代仆骨部有“大酋婆匐俟利发歌蓝伏延”④，《新唐书》写作“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⑤，伏延即拔延，音近异译，如同歌滥实即贺兰之异译。这个“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旧唐书》简称为“歌滥拔延”，强调了歌滥是拔延的官号。另外，唐代安置铁勒和突厥的定襄都督府有拔延州⑥，《唐会要》记“诸蕃马印”时提到定襄都督府所管有“拔延阿史德马”⑦，大概就是指拔延州的阿史德氏所监管的马。以上这些“拔延”、“伏延”、“磨延”，与莫缘一样，是对同一个北族专名语汇的不同音译。

克劳森的《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中收入ba:y一词，意思是富人、富裕。⑧这个词也见于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南面第10行、东面第29行，以及毗伽可汗碑北面第7行、东面第14行，都有这个词，鲁尼文写作，转写作b(a)y。⑨在克利雅什托尔内（S. G. Klyashtorny）提供的Terkhin碑（即Tariat碑）的转写和英译中，没有bay一词⑩。可是，在近年片山章雄提供的Tariat碑的最新转写和英、日译文中，克利雅什托尔内认作Bayarqu（拔野古）一词的地方（第15行），片山章雄释为Bay ?rqu，这样就出现了作为官号的bay（北面第6行）。11不过这毕竟是存在争议的。而在森安孝夫最近转写和翻译的?ine-Usu碑铭文里，有明确的bay bal?q。12这个bay bal?q，应当就是《新唐书》所记回鹘牙帐城以北的“富贵城”13。这个富贵城见芬兰学者阿尔托（Pentti Aalto）所绘地图14，近年日本学者的调查表明该城在

①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190-202页。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73页。

③《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1638页。

④杜佑：《通典》卷一九九《北狄六·仆骨》，中华书局，1988年，5467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6140页。

⑥《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1415页。

⑦王溥：《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中华书局，1957年，1307页。

⑧ Sir Gerard Clauson, 1972, p. 384.

⑨ Talat Tekin, 1988, p. 4, p. 16, p. 30, p. 40.

⑩ S. G. Klyashtorny, The Terkhin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XXXVI, fasc. 1-3 (1982), PP. 335-366.

11片山章雄：《タリアト碑文》，载森安孝夫与オチル（A. Ochir）主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68-172页。

12森安孝夫：《シネウス遗迹·碑文》，载森安孝夫与オチル（A. Ochir）主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78-186页。

1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1148页。

14 Pentti Aalto, G. J. Ramstedt’s arch?ologische Aufzeichnungen und Itinerarjarten aus der Mongolei vom Jahre 1912,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vol. 67-2 (1966), p. 18.

回鹘之后还为契丹人和蒙古人所用①。唐人意译bay bal?q为富贵城，准确记录了bay的语源。现代土耳其语中，Bay是对男性的尊称②，其来源应当与中古突厥语中的美称专名有关。

可是，如果认为柔然的莫缘、突厥的拔延和回鹘的磨延，都是对突厥语bay的音译，还是有疑问的。莫缘、拔延和磨延，词尾都有鼻音，而bay是没有后鼻音的。所以我赞成刘茂才的猜测，莫缘和磨延乃是对应于蒙古语中的bayan一词。普里察克（Omeljan Pritsak）把布古特碑的粟特文词汇γwrγ’p’ynt分解出γwrγ和p’ynt两个部分，其中γwrγ转写为qorqa，p’ynt 转写为bāyan（p’ynt词尾的t是粟特文的复数形式）。③这便是突厥汗国早期所使用的莫缘。吐鲁番阿斯塔那三二九号墓所出《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帐》，第7行提到“婆演大官”。④这里的“婆演大官”，即Bayan Tarkan，婆演是Bayan的另一种转写形式。编纂时间不晚于14世纪初的《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Mukaddimat al-Alab）收有bayan一词，意思是富裕的、富人、财主。⑤可是，作为名号美称使用的bayan，应当早已淡化了它的语词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元史料中的bayan（译作伯颜、巴颜、巴延、伯延等等）⑥，并不一定要从“富人”的词义上去寻求语源⑦，而应当把它看成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的政治美名。比如《蒙古秘史》第90节提到“纳忽伯颜”⑧，这本来是“官号（纳忽）＋官称（伯颜）”结构完整的名号，可是注释者往往强调伯颜的语词本义，解释该名号为“Naqu the Rich”⑨，而这种解释遮盖了该名号古老的政治内容。

这样，我们再次在柔然政治制度里看到了一个出自蒙古语而不是突厥语的职官。突厥从柔然汗国继承了bayan名号，并传递给了回鹘。尽管840年黠戛斯灭回鹘汗国以后，蒙古高原上连续而强大的游牧汗国的政治传统突然中断了⑩，至迟从柔然开始已经演化成熟的那些草原政治与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骤然消失。随着回鹘民众的四外流散（the Uy?ur diaspora）,这些因素向草原、森林和农耕世界的广泛投射，使各地区此后的历史进程，或深或浅地打上

①林俊雄、白石典之、松田孝一：《バイバリク遗迹》，载森安孝夫与オチル（A. Ochir）主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96-198页。

②Redhouse Yen? Els?zlü?ü, ?ngilizce－Türk?e, Türk?e－?ngilizce, ?stanbul: 2000, p. 62.

③ Omeljan Pritsak, The Old Turkic Title ?γwrγ’p’ynt?, 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ata, Napoli: 1982, pp.403-406.

④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61页。

⑤保朝鲁（编）：《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3页。

⑥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Biography of Bayan the Bār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9, no.

3/4 (Dec. 1956), pp. 185-303.

⑦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6页。

⑧《蒙古秘史》（校勘本）卷二，117页。

⑨ Urgunge On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nggis Khan,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 p. 74.

⑩ Michael R. Drompp,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 D. 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3 (1999), pp. 390-403.

了鄂尔浑的烙印。①只是在突厥化的中亚世界里，尽管一部分来自柔然汗国的政治传统仍在延续，总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源自突厥语世界的政治因素终究要走向式微。一个例证就是出自蒙古语、作为政治名号的bayan，在欧亚草原西部的突厥语世界里，被出自突厥语的bay或bey 所替代。与bayan命运相同或相近的另外一些柔然时代的政治名号，如本文讨论的莫贺弗、莫贺去汾、达官等等，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突厥学研究中众说纷纭、难有确解，原因就在于它们早就从突厥语各族群的政治传统中淡出或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本来并不是从突厥语族群的政治发育中起源的。

余论：柔然官制研究的阿尔泰学意义

在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研究中，阿尔泰语系各语言集团的各个族群间的历史联系，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在一定的、哪怕未必是非常严重的程度上，对这种历史联系的评估，似乎受到了某种或许并非基于科学数据的先入之见的影响。无论是否接受阿尔泰理论（Altaic Theory），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重视突厥语言、突厥文化对于蒙古语和蒙古文化的影响，而较少地看到反方向的历史过程。比如，克劳森认定突厥语与蒙古语的共同成份，多半是从突厥语借入蒙古语的。②他的这种看法虽然较为极端，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③他相信蒙古语中与游牧有关的许多语汇都是借自突厥语的。④德福（Gerhard Doerfer）持几乎一样的立场，也认为蒙古语与突厥语的共同词汇都是借词，其中蒙古语是借入语言，而突厥语是贷出语言。⑤当然，这类研究早就受到阿尔泰学的大家鲍培（Nicholas Poppe）的批评。

⑥比较语言学领域里的这种倾向，在历史学领域有着更加令人不安的延伸。

以严谨细致和视野开阔著称的突厥史学家戈尔顿（Peter B. Golden），在其《突厥语民族历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受到柔然汗国的影响极深，他说“突厥政治体制无疑多来自柔然”⑦。但是，在同一本书中，他仍然要一再叙述和强调早期突厥人与印欧语民族的接触，因为他相信突厥人的许多政治称号（political titles）来自于他们相邻的伊朗语和吐火罗语民族⑧。比如，突

① Peter B. Golden, 1992, pp. 163-169.

② Sir Gerard Clauson, The Turkish Elements in 14th Century Mongoli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 (1960), pp.301-316.

③ Sir Gerard Clauson, Turk, Mongol, Tungus,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8, part I (1960), pp. 105-123.

④ Sir Gerard Clauson,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London: 1962, pp. 211-247.

⑤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 I, Wiesbaden: 1963, pp. 51-105.

⑥鲍培（Nicholas Poppe）：《阿尔泰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1965），中译本，周建奇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186-192页。

⑦ Peter B. Golden, 1992, p. 146.

⑧ Peter B. Golden, 1992, p. 126.

厥和回鹘汗国的可汗子弟的称号特勤（tegin），以及本文重点讨论过的达官（tarqan）称号，克劳森根据它们有着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判定它们尽管不是出自粟特语，却一定与伊朗语有着更深的关联，因为他相信这些称号首先出现于突厥政治体之内，是突厥政治发育过程中借自伊朗语民族的。①可是，正如本文已经讨论过的，tarqan称号出现在早于突厥的柔然汗国中，突厥的tarqan是从柔然借入的。我们也研究过，突厥的特勤，其实正是拓跋鲜卑的直勤。

②突厥的特勤制度，应当是从鲜卑集团的某一政治体（最大的可能仍然是柔然汗国）学习而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tarqan和tegin这两种古代北族的官称，是源出于蒙古语或古蒙古语族群（这里主要是鲜卑），要论证这一点，现有的鲜卑语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至少应当知道，不必到突厥语中去寻找早已在其它语言族群中出现了的制度的根源，更不必一定要到伊朗语和吐火罗语世界中去寻求答案。再如本文讨论过的莫贺与莫贺弗，我们知道baγa（莫贺）与b?g（弗）都是很早就出现在说蒙古语及通古斯语的蒙古高原东部及东北地区的族群中间了，它们同时并存，甚至一起组合成新的、较为稳定的名号（莫贺弗）。可是，许多突厥学家认定，baγa与b?g是同源的词汇，b?g是由baγa变化而来的③，其源头在伊朗语④。这也许反映了某种过高估计伊朗文化对欧亚草原影响的先入之见，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史籍及出土文献中北族史料的了解和研究不够，没有充分理解柔然汗国在蒙古高原的政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承前启后的角色。

塞诺（Denis Sinor）充分注意到柔然与突厥的复杂关系，对古突厥碑铭所表现的突厥文化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古突厥碑铭中的一些词汇，特别是与姓名、官职及名号有关的重要词汇，并不来源于突厥语。⑤有趣的是，他不是从印欧语文化资源里寻求解释，而是提出了乌戈尔语（Ugric）和萨莫亚语（Samoyed）作为新的探索对象。⑥当然，他也把蒙古语或古蒙古语的文化因素看成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向，这方面他对Umay崇拜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⑦李盖提（Louis Ligeti）对于突厥文碑铭中出现的众多官号、官称也进行过研究，

① Sir Gerard Clauson, The Foreign Elements in Early Turkish, in:Louis Ligeti (ed.),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Budapest: 1975, pp. 43-49.

②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③ Karl Menges, 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n (Liao) and Qara-Qytaj (?i-Liao),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Tomo XVII (1951 - 1952), pp. 68-79.

④ Louis Bazin, 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 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s, Diogenes, vol. XLIII (1995), pp. 35-44.

⑤ Denis Sinor,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6th to 8th Century A.D.), in: G. Jarring and S. Rosén (ed.), Altaistic Studies: Papers at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at Uppsala, June 7-11, 1982, Stockholm: 1985, pp. 145-159.

⑥ Denis Sinor, Samoyed and Ugric Elements in Old Turkic,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4 (1979-1980), pp. 766-773.

⑦ Denis Sinor, ‘Umay’, A Mongol Spirit Honored by the Türk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pril 22-23, 1984, Taipei: 1985, pp. 1771-1781.

他认为，那些既非突厥语和蒙古语，也非伊朗语的政治名号，都是经由柔然而传递给突厥人的，其终极来源很可能是某一个古亚细亚社群（a paleoasiatic stratum）。①相比较那种仅仅在突厥语和伊朗语范围内寻求答案的惯性思维，塞诺和李盖提等人指示了新的方向。尽管这方面的进展还有待比较语言学家们的继续努力②，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摆脱旧框架、开展新构想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柔然在草原政治制度史上的特殊地位，提示我们应当重新观察五世纪以前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各民族、各部族的政治发育历程。一般认为，草原政治体的高级形态是从匈奴帝国开始的，但是从现有的史料中，难以看到北匈奴溃灭、西迁以后，匈奴政治制度在草原社会中究竟留下了哪些有生命力的遗产。尽管有很多学者努力从中古北族零碎的资料中挖掘匈奴制度的遗存，但如同蒲立本试图把单于比定为可汗一样，许多努力都难有可靠的结果。为什么强大而且持久的匈奴政治体没有给蒙古高原留下一笔明显的制度遗产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存在于匈奴与东胡的对立以及东胡后裔替代匈奴成为草原主人的历史中。

学界公认，秦汉史料所称的东胡，其语言不属于突厥语族，而主要属于蒙古语或古代蒙古语（Proto-Mongolic），中古的乌桓与鲜卑，即是东胡的两大集团。秦汉之际匈奴崛兴之时，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南有楼烦、白羊，都建立了高级政治体。史书记载有“东胡王”，表明东胡的政治演进此时已经进入酋邦（chiefdom）阶段,甚至有可能是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了。无论如何，东胡的政治发育水平并不比匈奴低。虽然作为统一政治体的东胡被匈奴击败并臣服了，东胡不再是一个完整和统一的政治组织，但我们难以想象东胡已有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会因此而消散，更不能相信此后东胡各集团、各部族的政治演进竟然无所凭借，需要从头再来。尽管史料方面是一片空白，但我们可以作以下推想：东胡政治体演化发展的大多数成果，被东胡各部族所继承、所吸收，并在它们后来的政治演进中发挥着类似遗传密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成果，既体现在东胡各部族在汉朝支持下长期与匈奴为敌的军事斗争中，也体现在匈奴衰亡以后东胡各部族在“匈奴故地”建立政权组织的政治实践中。东胡后裔各部族所建立的高级政治体，既有漠北檀石槐的鲜卑大联盟，也有长城地带的乌桓小王国。这些政治体当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匈奴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但是，考虑到东胡① Louis Ligeti, Mots de Civilisation de Haute As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I (1950–1951), pp. 141-185.

②魏业和杨茂盛在研究满语中的哈拉（hala）和穆昆（mukun）的语义时，把古老的莫弗、莫何与金代的谋克及满语-通古斯语中的穆昆联系起来，认为其本义为宗族和姓氏，应当从社会组织发展史的角度去探寻其语源。见魏业、杨茂盛：《论哈拉、穆昆与姓、氏的联系及意义》，《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55-59页。这个研究的具体结论虽然颇多可以商榷之处，但这种探索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后裔各部族长期以来仇视匈奴的历史情感，我相信它们在制度层面上更倾向于维护东胡自己的传统。檀石槐联盟的传统，加上乌桓各王国的传统，汇合起来作用于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终于在魏晋之际迎来了鲜卑诸部纷纷进入酋邦或原始国家阶段的大时代。拓跋鲜卑和柔然则是经历了这一时代的鲜卑诸部中，最终分别在漠南和漠北建立起统一政治体的两大部族。

因此，后匈奴时代的草原上，笼罩着东胡而不是匈奴的政治文化，柔然继承的是东胡的政治制度的传统。这一点，是研究者过去所未曾注意的。尽管草原上仍然有大量说突厥语或其它非蒙古语的族群，但东胡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如此深刻，我们可以相信至少在政治上，蒙古高原经历了一个“鲜卑化”的过程。突厥和回鹘对柔然政治制度的学习和继承，是这一过程的一个见证。因而，要考察柔然汗国那些后来传给突厥和回鹘的制度名号的语源等问题，我们绝不能忽略了东胡的悠久传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研究柔然的政治制度，已经具有了崭新的阿尔泰学的意义。当然，我们现在对东胡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但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总算增加了一个对东胡作深入了解的动机。

原文刊《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