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理论与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

劳动力价值理论与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

伍旭中

(安徽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41003)【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收入分配重心上移、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分化、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凸现。实现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公正,关键在于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从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个层次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解析,区分劳动力价值本质规定与历史形式,运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结合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探讨实现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所在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收入;分配公正

收入分配公正问题,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关注的问题。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如何实现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公正?其关键在于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而其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资源。本文试图从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个层次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解析,运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来探讨实现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所在。

一、一个必要说明

恩格斯在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他是这样评价的,“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说明。”[1]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核心的关系是劳资关系。如果撇开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分析是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而,本文把《建议》中居民看作是一般劳动者,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动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我想进一步缩小本文分析的劳动者或“劳动力”范畴,即指职业化的劳动者,不包括在位的农民①,也不包括垄断行业工作者和政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7:269.

①在位农民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相结合的小生产者。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

府工作人员。职业化的劳动者都是不在位所有者,其与生产的相结合唯有“劳动力”商品,具体说指的是企业工人(国有或非国有,不包括垄断行业)、农民工②和知识分子。

二、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状况分析:1990~2007

中国社会出现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实际上是30年来中国改革的分配制度路径选择的自加强的必然,是中国偏重于生产性努力而忽视分配性努力的必然,当然也是中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从劳动力渐转向资本的必然。这一现象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尤为明显。

1、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

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17.12%上升到2007年的22.40%,上升了5.2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波动中上升,由1990年的29.47%上升到2007年的35.06%,上升了5.5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90年的53.41%下降到2007年的42.54%,下降了10.87个百分点。③

劳动力价值理论与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财政年鉴2007》

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30万亿元。

②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农民工只是“劳动力半商品”,故而无法得到相当于全部劳动力价值水平的工资。笔者所说的农民工指的是不在位的农民。

③本文的数据核算方法如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底农村总人口数;政府可支配收入=国家财政年底决算收入+国家财政债务发行额;企业可支配收入=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GDP采用支出法数据。

也有学者(周彩霞,2009)研究了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形态的劳动分配率。认为,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的竟然是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更为突出的是,非国有单位工资总额占的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左右,这与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不相称。

2、劳动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分化的趋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动能使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长,甚至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从1990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除个别年份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出现高于GDP增长率外,其余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1990-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05%和5.79%,分别低于GDP增速0.95个和4.2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未能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相应增长。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按照五等分统计,2007年,占城镇居民63.27%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24.77元,比全部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了5179.29元,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9.53%,也就是说,另外36.73%的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47%,可见,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是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而这部分人要么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要么就职于高收入的垄断行业。从1978年到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7倍扩大到3.33倍。考虑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镇居民每人在扣除个人直接税及加计对国内外团体的转移性支付后的收入,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未扣除直接税及转移性支付前的收入,因此,二者的实际差距会比统计数字显示的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分配存在三个现象:一是分配重心上移;二是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三是劳动力出现了比较优势陷阱。如何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上来看待或解决这一问题呢?

三、劳动力价值理论:一个简单的文献回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劳动力价值概念,“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2]193,“就是维持劳动力的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2]194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护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来决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构成应该包括三个部分:(1)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2)劳动者养活子女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3)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这种教育费用——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价值。

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在150年前提出的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框架将不能解释今天的情况,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

观点一认为,劳动力价值除马克思的三部分内容以外还应该加上劳动者受教育而形成的新价值,因为教育是在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凝结成“隐含劳动力”在劳动力支出时表现出来[3]。

观点二认为,除马克思的三部分内容以外,由于活劳动投入能够形成较大的劳动力价值,因此劳动力价值还应该再加家庭对劳动者的活劳动投入(吕君奎,2004),即:家庭对劳动者投入的活劳动价值。

观点三认为,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构成,而现代劳动力价值是一般构成。即除了马克思的三部分内容以外还应该加上劳动者的享受性消费资料价值[4]。

观点四认为,现代劳动力价值的增大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比以往复杂得多,呈现了新的特点,因而,对现代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特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框架关键之所在。因而,现代的劳动力价值构成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劳动者自身正常生活所需要消费的物质资料价值和精神资料价值;(2)劳动者养育子女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费用价值;(3)劳动者自身再教育或训练所需要的(较大)费用价值[4]。

以上的分析,我认为都较为充分的考虑到现代社会劳动力的形成条件的变化和劳动力的特征,甚至有学者关注到现代劳动者消费的是商品系列这一现实(庄寿康,1991),但都存在忽视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国家、企业层面的分析,对劳动力价值本质规定与历史规定存在认识的偏差,也就是说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四、劳动力价值论:基于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个层次的分析

实际上,《资本论》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是从国家、企业与劳动者自身三

个层次展开分析。其层次是这样的,国家决定劳动力的社会最低价值,企业决定劳动力的部门平均价值,劳动力形成与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个别价值。

1、国家决定全社会劳动力的最低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2]193这一“社会平均劳动”,首先是由国家决定,此处的社会首先指的是全社会或一个国家。“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2]194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2]196这句话,我以为其关键不在于理解“更新他的生命过程中的那个商品的价值量”,而是要理解“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谁能保证商品质量的“标准”或制定“标准”呢?显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国家,因为其具有强制力和供给上的规模经济。进一步看,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时说,资本积累导致“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供给社会保障服务或制度。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劳动力价值的最低标准首先是由国家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国家要求的,不是由企业或市场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和其他的要素市场也不一样。因为劳动力的载体是人,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从来不应该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劳动力看作是匀质的),当然其真实标准可以因区域差异而不同。④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分配重心上移呢?前面我说过这是中国分配制度偏向所致,也与国家推动体制改革需要承担改革成本有关。实际上

④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似乎有忽视的嫌疑,因为马克思生活在西欧国家,国家较小,当时城乡差异可能也不太明显。

还有其他原因:①国家在制定商品质量标准时出现了内外扭曲行为。胡培兆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最近其撰文又直接指出,中国对外是“有效供给”,即好的东西都卖给国外了,还受国外贸易的和非贸易壁垒阻碍。也就是说,供给国内的有“坏商品”之嫌,或者说商品不够“标准质量”,相对出口产品而言,国内商品“价高质劣”,这就使得劳动力相对价值有随之降值的可能;另外,“有效供给”不足,还包括对国内有些商品或服务价格虚高的抑制不力,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造成了一般劳动者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相对造成劳动力价值低下现状。因为劳动者的消费难以升级,还处于对生存资料的需求层次。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甚至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按照约翰·罗默[6]的观点,在我国存在政府或企业控制社会财产——生产资料(资本),因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近的剥削形式,尽管其可能是“社会必要剥削”,即“撤出博弈”可能带来效率损害。③国家对社会保障这种有益品的供给不足,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缺乏监管甚至纵容。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维护资本的收益,对劳动力要素地位的压制和对劳动者应有权益的漠视。甚至把不参保、不缴费作为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以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为借口减免用人单位为职工参保的义务。“低福利”带来的是对劳动力的生产性努力的刺激增强,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劳动力看似非理性实则理性的选择,工资越低劳动投入越多的反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现象。

2、企业决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

许多学者忽视了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力价值时,引用的西斯蒙第的一句话“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如果劳动能力不能卖出去,“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他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2]197实际上,马克思说明的是,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还包括“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与市场或劳资双方有关。可能有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以为探讨市场对价值的决定,就陷入了劳动

力价值的供求决定论上去了,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实际上我们要清楚的是,商品形态的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作为一种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也就是说,其必须对别人有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特殊性),在我看来,还在于其价值的决定,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和一般商品不同,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某一区域”,国家决定最低价值,另一方面,它和一般商品相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指的是某一部门,即其就业部门(市场)决定平均价值。

部门或市场又是如何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呢?这既包括间接决定也包括直接决定。先来看间接决定。主要是通过对生活资料的决定,马克思在谈到相对剩余价值时说明了这一问题,如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关键是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所做的分析是一个截面分析或者说是一个静态分析,他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生活资料系列,而每一个新的商品的出现,又是资本家个别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时机⑤,此时对劳动力的耗费是“过度”的,不是正常的,而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其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而劳动力的真实价值相对于其创造的新价值总是滞后表现出来的,“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2]191马克思在“机器和大生产”中曾指出,“机器生产……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1]445再来看看直接决定。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劳动力价值刚性之间这一上一下的两条曲线的交点[6],当然这一交点应在国家决定的最低价值之上。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决定的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与某一部门的所要求的劳动者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部门应该是不同的,但都应该在由国家决定的必要劳动时间之上。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劳动者收入为什么低下的原因?这固然与中国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与低效率有关⑥,即劳动力没有随产业的升级而升级,还与以下原因不无关系。①全球化的影响。马克思指出,“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

⑤马克思称之为“初恋时期”。

⑥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06年1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人员的工资虽然只及美国制造业员工工资的29%,但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3.7%。

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的文明灾祸。”[1]264尽管马克思说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以为也完全适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当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对外开放甚至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时,难免就会受到外来资本的剥削。②缺乏劳动力市场制度,劳方和资方组织资源非对称。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吴敬莲,2010)。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性作用。”③政府人为扭曲“资本——劳动力比价”。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往往会采取向资本倾斜的态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雇主得到各级政府更多的变相支持、关照与保护,享受到更多的强助权利。[7]与之同时,普通劳动者因市场因素在我国长期渲染为“物美价廉”且“过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抛弃依靠劳动力红利获得发展的政策取向,以防形成路径依赖。

3、劳动力形成与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个别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的大小

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实际上就是笔者在文献综述中所述的诸多学者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关键在于劳动力“形成与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现代理解上。

首先,我们看看现代社会生活资料的需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探讨的生活资料实际上是生存资料,也就是说马克思忽视了享受资料甚至发展资料。⑦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对马克思关于生活资料论述理解狭隘所致,要知道马克思对劳动力的表述是设定前提的,他在谈到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价值量的折算是,说“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2]58即马克思研究的是抽象的简单劳动力。我们对生活资料的理解关键在于理解生活资料所包含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也就是说,当我国劳动者温饱

⑦实际上,这样表述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是相对于生存资料而言的,它们都属于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是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

问题基本解决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在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的比重应该不断增加,劳动力价值的本质规定与历史形式是不同的。

其次,我们考察现代劳动力的形成条件。现代劳动力的形成与教育的投入以及营养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带来了劳动力价值的增长:一是所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增加,二是机会成本增加。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今天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家庭与社会的事。比如,国家应该提供义务教育、免费的疫苗等。综合考虑,现代的劳动力的价值不是下降而是不断上升的。

但为什么在中国劳动力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呢?除了马克思所述的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之外,我想在我国至少还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现代劳动力不断增大的是其个别价值,其社会价值则不一定。许多学者谈到教育在现代劳动力形成中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社会,教育在现代劳动力价值中也是平均的,因为专业化的教育必须与劳动力在社会分工中相匹配,不相匹配,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其充其量也只能实现平均价值,这也就是高等教育要培养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才的原因。甚至在今天,仍然存在“年轻人很快就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使用机器的工人”的现象,读书无用论就是其证明。其次,中国社会习惯取向平均化了中国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在谈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价值量如何决定时说,“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2]58中国社会长期“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收入不公,不一定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肯定收入不公。在中国,分配不公,还存在于劳动者之间不公,比如高校普通教师,据我个人的经验,教授的月工资收入就不到在城市里从事瓦工或木工的劳动收入。最后,由于国家社会保障不足、不均或某些领域的空白(比如文化、休闲等),使得劳动者所正常耗费的生活资料出现了代际消费现象,[9]即在位劳动者主要消费的是生存资料,将享受和发展资料留给了未来者,这也解释了中国劳动者工资越低而劳动投入越大这种看似非理性实则理性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

五、小结

实现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不在于探讨劳动价值理论,而在于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必须从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个层次进行全面的理解,因而实现中国社会劳动收入分配不公正必须从国家、企业和劳动者自身三个方面去找原因。我们发现,中国劳动收入的不公,不能归罪于市场。分配不公,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政府或国家的不当带来的。因而国家在实现分配公正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也应有作为。从《建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跨入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或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今天,为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政府已把实现民富列入十二五规划。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7:269.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陈永正.教育对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新探[J].经济学家,2003(4).

[4]谭运进.对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的再认认识[J].经济学家,2004(5).

[5]张顺铃,赵国艮,朱贵平.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框架的开放性[J].华东经济管理,2006(11).

[6]John E. Roemer,Free to Loss,Century Hutchinson. 1988.

[7]白暴力,傅辉煌.马克思工资市场定位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均衡工资模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0(5).

[8]周彩霞.劳动力要素的弱势地位、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困境[J].科学发展,2009(6).

[9]张鑫,孙莹光.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之政治经济学分析[J].理论界,2007(11).

作者简介:

伍旭中,男,1970,8——,安徽潜山人。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安徽师范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等。

联系方式:手机,151********;邮箱,xmuwxz@http://m.wendangku.net/doc/0388672fbd64783e09122b35.html。

通讯地址:安徽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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