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

作者简介：李琳（1973－）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杨柳（1986－）女，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10期

《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

李

琳，杨

柳

（1.吉林大学，长春130000； 2.吉林财经大学，长春130000）

摘要：《管子》是战国中期在中国出现的一部伟大经典著作

，《国富论》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原著。这两本书对人类社会经济变革影响极大。本文首先分析了《管子》和《国富论》产生的历史缘由，接着对《管子》和《国富论》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最后简略论述了《管子》和《国富论》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对解决今天的各种经济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管子

》；《国富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价值；财富分配一

、《管子》与《国富论》产生的历史缘由《管子》是管仲在战国做宰相四十多年间所发表的经济言论总集。后来齐国一些承袭管仲理念的人也把自己的经济管理思想收录于《管子》之中，属于对管仲经济思想的继承，保持了管仲经济思想的基本轮廓，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结合新的经济情况加以发挥。大约到战国中期，其全部思想体系基本完成。管仲和管仲经济思想的继承者们，在中国的战国时期，便能够以商品货币关系作为《管子》的核心议题，是人类社会早期极具历史意义的光辉思想。这也像人们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评价一样，倍受赞扬。

《国富论》初版印一千部，一时轰动英国的朝野。当时英国首相庇特对它特别推崇，并根据斯密在这部巨著中所规定的经济理论，制定了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据说，一七七七年庇特见到斯密时，称自己是最信仰斯密的学生，并致力于实行《国富论》所阐述的经济原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批判吸收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不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任何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著作，曾产生像《国富论》那样广泛的影响。多少年来有相

当多的人把《国富论》作为完善人类社会制度的至宝。与此相比

，《管子》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本伟大的经济巨著，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足足要早2000多年。

管仲作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他的思想主要是代表新兴商人利益的思想

。《管子》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新兴商人利益阶层或独立的私有者阶层的某些要求。从《管子》对经济行政了解细致入微的具体状况来看，管仲和及其经济思想的继承者都是一些有实际经济行政工作经验的人，他们也都是新兴商人利益的代表人物，能够顺应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一套有利于新兴商人利益和促进齐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政策。

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产业革命初期，英国的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阶段过渡，这时随着工业资本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日益发达，大量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继沦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附庸，使用机器设备的工厂一天比一天增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继一七三三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后，一七三五年惠特尼又发明了纺织机。一七三六

年时，（英国）一家呢绒工厂就拥有六百多台纺织机。一七五0年，五金工业所制造的铁锤，品种就多达五百多种。同时，由于分工发达，生产技术也日益提高。因此，亚当·斯密看到了，资本主义要快速、稳定地发展，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体系。

有一点必须注意，我们理解《管子》学派的经济思想，永远不要忘记它经常从封建角度来谈经济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总是从生活的整体开始，从人口、民族、国家之类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之类”。虽然这一道路有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不可能跨过这一历史阶段而选择其他道路，这是一条必经之路。管仲和他的追随者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们甚至把国家变作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总想把国家的各种财政经济措施，作为前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方法。关于这方面亚当·斯密也有深刻的论述。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是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的，这种经济生活，开始就要求回答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积累这些基本问题。重商主义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而对于重商主义者的解答，先后持有不同意见的，有英国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等，以及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杜阁等。西方早期的经济学者创立了一种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理论轮廓，亚当·斯密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和探索，提出了怎样使国家繁荣富强的更具体的方法。

二、《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的比较

我们知道，任何历史朝代追求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国家更加富强。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管仲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经常发生战乱，统治者和商人都希望国家采取的各种财政经济措施，是比别人更行之有效的方法。新兴的商人和贵族们了解社会持续不断的争斗，了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在解决这些矛盾中使自己更强大，管仲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国家权力不得不在某种条件下，为保护某一贵族和商人集团的利益而限制其他贵族和商人集团的利益，这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是极其相似的。《管子》的经济思想的利益观点，决定了他们所代表的贵族和商人利益的本性。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根据其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的实际需

要，凭直感来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并强调财富就是货币，财富就是金银。象征货币的时候，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曾经历了一番相当曲折的努力才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后来的重农学者，一方面很正确地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物是财富，另一方面却不把同样的劳动生产物的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直到亚当·斯密才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概括出货币是总财富的一个构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的结论。

《管子》的经济思想所反映的国家观是代表贵族和新兴商人利益的，在经济思想上所表现的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困，四维张则君会行”。强调只有国家财富充足，百姓才会长期安居乐业；只有仓库充实才会懂得礼节，衣食富足才会知道荣辱。君主衣服器物符合法度，那么六亲各能感恩德固，礼仪廉耻得以申张，国君的法令就能实行。相比较而言，亚当·斯密所处年代的英国，工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的发达。英国的海外贸易在十六世纪就已相当繁荣，各国贸易公司相继出现，这对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了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动力之一。当时英国国内工业所需的资本，多半来自海外贸易，国内工业日益发达，自然要求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因此，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和殖民地的开拓，纺织品的需要也就急剧增加起来。需要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英国各纺织厂竞相采用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技术新发明相继出现。如一七六五年哈格里夫斯发明手摇纺纱机，一七六九年阿尔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织机，一七八二年又试制成功联动式蒸汽机，把单式运动变成旋转运动，这一切都促进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思想的形成。

《管子》用人类的自利观念去解释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他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递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力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携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惟见其成。”这是说人的本性，见到利益没有不追求的，见到灾祸没有不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程，夜以继日，不远千里，就是因为利在前面。渔民

下海，海深万仞，逐波逆流冒险航行百里而昼夜不息，就是因为利在水中。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高山也无所不上，即使是万丈深渊也无所不入。所以善于把握利益之所在，人民必然赞美而安定，不用指挥就会去，不用招引就会来，既不烦劳也不干扰，而人民自然富裕，就像鸟雀孵卵，无形无声，只见其成功。管仲这一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什么差别吗？而管仲提出这一思想，比亚当·斯密早两千多年。

尽管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经济还不发达，但管仲就已经看到社会分工的作用。他在《管子·乘马第五》中曾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不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这是说市场是货物交换平准价格的地方，各种货物如果价格低廉，商业就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其他各产业就不能有效开发，各种社会需求就要受到限制了。凡大事业都要仔细谋虑，要形成细致的分工，不可以骄傲或粗心大意。不深谋远虑和分工细致，就不会成功，甚至会导致失败。在管仲看来，社会分工越细致则专业化程度越高，这和商业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大分工虽然各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但是分工的结果总是使人钻研于某一种操作，然后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管子》在相当多的地方论述了人们应该钻研于一种操作，孰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的时间。故曰，“能则专，专则佚”。马克思指出：近代分工与古代分工的区别，在于古代只注意商品的质与使用价值，而近代则注重商品的量与交换价值。就管子所谓“成于务”，“能则专”，“专则佚”等说法来看，当时诸子百家及各学派谈论分工问题时，既专注于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他们也特别注意“务”和“专”的作用。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罢！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势需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有关生产

羊毛衣的各种不同技艺联合起来，在为单一的生产羊毛衣劳动，羊毛衣是有关工人的劳动的共同产物。亚当·斯密通过分工和协作的论述，论证了不同种别劳动的抽象化、一般化过程，这是他的杰作之一。

《管子》所阐述的消费观念是十分特殊的，也可以说是《管子》经济思想中很独特的理论之一。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管子》的消费思想是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在消费问题上，管仲主张崇俭却又鼓励奢侈。这是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不是一种矛盾。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迥然不同。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奢侈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俭与奢的问题，实质上牵涉到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管仲认为不适当的俭或不适当的奢侈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这是《管子》一书消费论的总精神。

与《管子》比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秉承的消费观十分类似。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人所有的资财，若仅足维持他数日或数周的生活，他很少会想从这笔财产中取得收入，将慎之又慎地消费它，并且希望在用完它之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取得一些东西来作补充”。后来亚当·斯密的学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更加清楚地强调，“关于消费，阔绰和鄙吝是两个应当避免的过失，这两者把财富所能给与它的所有者利益剥夺掉，因为阔绰是用尽享乐手段，而鄙吝不使用享乐手段”。在这两者中，阔绰比较不讨人厌，因为它跟和蔼与好客品质相接近。它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把欢乐授与他人。害怕失去金钱而不敢使用金钱的守财奴，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思想中，轻重论最为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仲及其追随者“天才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则轻重论就是《管子》经济学说的基石。轻重论绝非始创于管仲，在管仲之前已广泛流行这一学说，只是不曾为大家所注意而已。古代典籍记载轻重之说最早的有楚庄王时代的孙叔敖及周景王时代的单旗。《管子》提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曾举揆度、揆乙、泰奢、清士等以轻重家的代表，这些轻重家，可能和庄子中的支离疏、叔山无趾等人一样，全是假托的“乌龙先生”。人可以假托，学说却不容易假托。《管子》中保持着

许多轻重论述，很难想象它们是出于一个作者的创见，必有许多先驱者的存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封建割据国家为了贵族和新兴商人的利益，曾普遍追求富国强兵之术，封建国家或个人的实际经济活动，岂能不反映为系统的经济理论。游说之风流行，纵横尚可成家，岂有轻重论反不成家的道理。所以，轻重论在管仲之前一定是存在的，不过在伦理观念的支配下，不为人所重视罢了。所幸，轻重学说赖《管子》而大量保存下来，否则，中国经济学说史将遭到一大损失。

所谓的轻重论是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经济体制、货币、物价、积蓄等各种经济政策或措施，如对内对外贸易政策，农工业生产奖励……等都是轻重论的重要应用范围。不过，在《管子》的许多轻重论的内容中，更侧重的是谈货币、物价及农产品交换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的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财富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阐明了社会财富的发展原理，指出了发展贸易自由，生产力就会发展，财富才能增加。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富裕水平不同，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兴盛情况，特别是工业的兴盛情况。他探讨了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农业发展所碰到的障碍和城市的发生与发展，以及商业城市的发展如何促进了农村繁荣的问题。他从这些历史研究中探索了工农业盛衰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认为罗马帝国的没落和经济的衰退，起因于它的土地制度，而城市经济的兴起，则由于工商所享有的自由不受限制所致。在这些探讨中，亚当·斯密指出了历史发展是有阶段的，划分历史阶段的关键，就是由分工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的保证，在于贸易自由。斯密不可能对中国古代的管仲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他的思想与管仲的思想在相当多的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中国的货币学说史上，其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最广泛的莫过于《管子》一书。除纸币问题之外，《管子》的货币理论很多，有些是自有货币理论以来最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经济对于一切商品生产是共同的”。因此，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那些具有市民阶级特有的本能的人们，对作为商品而出售的那一部分生产品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常会得出和近代经济学类似的理解，当然也有类似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前人和近代经济学类似问题的研究，法国著名的古典经

济学家萨伊曾指出：“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最正确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道理的意见的统计学天才研究。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整齐的奇妙的创造性理论和已知与已被证明的真理”。当我们把《管子》的货币学说与《国富论》比较起来，两本书关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货币数量说、货币政策及其他货币问题都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而且阐述的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管子》在“国蓄篇”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轻重二篇”说：“黄金刀币布者，民之通货也”，“揆度篇”又说：“刀币者，沟读也”。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主要是适应零售贸易的需要，也就最易于被人们体会出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的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尽管亚当·斯密和管子相差两千多年，但他们的学术观点却是多么接近。

在两千多年以前，《管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商人阶级“理性”的王国，在这里，《管子》的作者们发挥了他们天才的创见，他们以全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推动了“蓄贾游商”。《管子·轻重二篇》有这样的论述：“恒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部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使固。……故岁有四秋，而分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升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管仲心中所谓的“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而上下摆动的运动均衡。所以在他看来，绝对稳定的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准而不能使其常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国富论》第一篇的第七章指出：“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到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在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个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亚当·斯密的话与管仲的话是何其相似乃尔。

《管子》一书的财政思想不仅和它的其他理论一样，具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上也起了较长远的积极作用。《管子》一书在赋税方面和加强国家经济收入等方面的阐述，不仅在先秦诸子中无与匹敌，而且清中叶以前的历代财政家的见地也没有超出它所涉及的范围。当然《管子》一书的财政思想不会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深刻、细致又具体可行，但无论如何，管仲在2000多年以前的经济思想的创举，对后来，直到如今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

三、《管子》与《国富论》对当今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

《管子》已经在中国问世几千年，《国富论》传到中国也已经二百多年，《管子》和《国富论》是中国和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巨著，这两本巨著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难以估量。

《管子》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观点，在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等古代与近代共通的现象分析方面，充分展示了当时中国古人的创造性。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在管子的思想中，如个人自利观念、侈靡论、轻重理论、货币数量说，价格概念、市场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等，尤其是其中与商品流通有较密切关系部分的理论分析，大都接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政治经济学水平，或亚当·斯密之前英国思想家的水平，当然在大部分地方各自有其独到的见解。

在当今社会，对于《管子》的经济思想，值得我们与《国富论》作一个深刻的比较，深刻发掘我国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对指导我国现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人们仍然秉承《管子》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劳教定而国富”。《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也指出：“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公有财富并愿用此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些思想实际上可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

《管子》和《国富论》都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当今社会的经济变革，更加展示这两本书中伟大思想的正确，甚至可以说，化解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也仍然要回到这两本书中寻找智慧。当我们不断把这两本书中的思想光华深入挖掘出来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经济进步一定比原来更快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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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校对：韦群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