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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思想比较

6、教育思想比较
6、教育思想比较

第六章孔孟老庄的教育思想之比较

第一节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之久,影响之大,渗透之深,在中国古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古代史上孔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的思想早就传及亚洲各国,今天他是为世界所公认的古代大教育家。孔于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的主要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在教育方面。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顾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八日,七十三岁谢世。

孔子的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其五世祖木金父已被降为士,为了区别公族,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孔子的父亲孔屹(叔梁绝)是“有力如虎”(《左传·襄公十年》)的武士,兄孔孟皮。孔约与颜微在“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受到后人的奚落,说他是“私生子。”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六岁时,又丧其母。从孔子的母亲不告诉乃父的墓处看,颜氏和孔子未人孔宅,而同舆人为邻,孔子说:“吾少也贱”(《论语·子罕》)。司马迁说:“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孔于虽十五岁志于学,但在十六岁那年,季武子宴请鲁国文学之士,孔子也冒然跑去,“阳虎(货)细日:‘季氏支士,非敢支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当时孔子尚未获得一般士的资格,不过是有自由身份的庶人而已。

他生长于当时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熔戏,常陈诅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教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二十岁左右,在季氏门下做过两次小吏,一次当管理仓库的“委吏”:一次是做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虽少有大志,并不好高骛远,轻视鄙事,而工作认真,取得很大成绩,后来他自己说:在为委吏时:“会计当而已矣”,即账目清楚,管理得当;在为乘田时,“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在这些工作中,孔子也学到一些实际本领,正如他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概指于此。其后又说:“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这象征着他社会地位的改变。

孔子是在“三十而立”之年,从事创办私学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一生从未间断,任教四十余年。他虽做了几年官,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并未停止自己的教学,在带弟子周游列国时,也是走到哪里教到哪里,他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但在教育上还是成功的。他爱生忠海,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他一生“以《诗》、《书》、《礼》、殁”(《礼记·檀弓上》)。时在周历“四月己丑”(《史记·孔子世家》)合夏历二月十八日,葬于鲁都曲阜城北泅水之滨。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于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固命孔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所办的学校,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组织最完备的私学。他就在这个阵地上培养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有解决的问题,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开辟了新纪元。

《论语》是研究孔子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最可靠、最基本的资料。它并非孔子所作,也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在孔子死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自己所记汇集编成书的,故日《论语》。《论语》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有二十篇,以孔子的言行为主,也杂有其弟子的言行,是无系统的语录和记事体裁。全书所搜集材料共有509条,有关教育的言行371条,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3条。川此为据,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论语》基本上是孔子和其门人的教育和教学实录。研究孔子的书籍除《论语》外,还有散见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墨子》以及《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和《汉书·艺文志》等等。

二、“有教无类”

关于学校教育对象的规定,历来都是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灿重要组成部分,是各阶级和其教育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它明显地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和阶级性。“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它规定了孔子办私学的教育对象,是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有教无类”的关键在于“类”字。对此马融和皇侃均作了注解。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日:“人乃有贵贱,同宣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类”是指“种类”,而“种类”,就是族类。在氏族奴隶制的古代,不分族类就是不分“庶鄙”,不分贵贱。“有教无类”的本意就是在教育对象上,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都可以入学。

孔子的“有教无类”,是针对当时奴隶主教育的有教有类提出来的,并与之相对立。奴隶主的官学的有教有类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中原地区的奴隶主阶级称华夷诸族为异族非类,如季文子说:“史佚之《志》有之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左传·成公四年)管仲也说:“戎狄豺狼。”(《左传·闵公元年》)季文子和管仲,既然把夷族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当然不会把他们看作接受礼义的教育对象,另一方面,在华夏诸族中除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有受教育的机会外,被奴役的氏族同教育无缘,这叫做“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就是在统治阶级氏族内部教育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性,实行别上下的有教有类的教育,如天子特有学校日“辟雍”,诸侯之学为“伴官”,国人只能入“乡校”。孔子的“有教无类”冲破了这两个界限,不仅把教育及于蛮夷之邦,而且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据清人朱彝尊的《孔子弟子考》统计,孔门弟子有鲁、齐、工、晋、蔡、秦、宋、薛、吴、楚等国。它说明孔子招收学生,不仅不分华夏诸国,而且也不分华夷诸族。楚国当时是“蛮夷之邦”,季文子就反对鲁国与其来往,而孔子却收容了楚人公孙龙和秦商为弟子。这决非偶然,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夷狄”、“蛮貂”是同样可以接受教育的。如樊迟问仁。子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间行。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颁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他还想乘杆浮于海,欲居九夷,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不仅吸收“蛮分之邦”的子弟入学,而且还欲居“九夷”施教。他本人就到过楚国。这种在教育上不分华夷诸族的精神,比季文子、管仲进步得多。他的学生鲁国人猎台灭明,在孔子的感召下,于楚国设学收徒,“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受到孔子的赞赏。孔子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家有良好的影响。

孔子的学生绝大部分是象他一样的“贫且贱”的人,属于自由身份的庶民。如有住在贫民区、过着革食瓢饮生活的颜渊(《论语·雍也》),“为其母请粟”的子华,(《论语·雍也》)“学稼为圃”的樊迟(《论语·子路》),卞之野人食黎霍,百里负米以养母的子路(《说

苑》卷3),亲自耘瓜,帮助母亲织布的曾参(《说苑》卷3),身着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艺文类聚》孝部引《说苑》),贱人之子仲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刚亡在草泽,摄敝衣冠”的原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鲁之鄙家子弟子张(《吕氏春秋·尊师》),“衣若悬鸽”的子夏(荀子·大略),在“缥缈之中”的犯人公冶长(《论语·公冶长》),“邦有道,免于刑戮”的南容(论语·公冶长),还有曾为大盗的颜啄聚(《群书治要》卷36),唯独子贡虽是“家累千金,结驷连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大商人,但私商在当时没有地位,仍属“鄙人”之列。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一句空话。他把教育对象由贵族下移于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开发了人才的来源。变西周的有教有类,为有教无类,这在教育发展史上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苟子所说:“和之壁,井里之厥(石)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荀子·大略》)孔子把这些“贫且贱”的人,造就成为显士,“七十二贤”,十名“四科”尖子,是适应文化下移,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潮流的,并直接导演出百家争鸣来,在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孔子这种不分华夷,无别贵贱,杂收弟子的做法,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南郭惠子带讥笑性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日:“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巢括之侧多在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以利口巧辞,能言善辩著称的子贡反驳得好,阐发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对孔子的来者不拒,他的学生也不是都能理解的,有时他们也觉得老师太过分了,恐有伤夫子的清誉。如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日:“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胸怀。

孔子“弟子三千”,多属慕名而来,拜孔子为师,对这些人孔于采取了来者不拒,去则不止的态度,但孔于犹恐失人,也主动物色列·象,子路本系卞之野人,勇而好斗,曾当面凌辱孔子,而孔子偏偏看上了他,收为门人(《史记·仲尼子弟列传》)。子游为武城宰时,他让子游为他选择学生,子游推荐了浩台灭明,遂列为弟于(《论语·雍也》),这种生择师,师选生正是私学优越于官学的地方,也是私学的优良传统。当然,在师生互相抉择中,孔子还是居主导地位的。他还规定了一套入学章程,仅从《论语》和《史记》提供的材料,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一定要有介绍人。要做孔子弟子必须有人介绍,向孔于引荐,如子路虽是孔子自择对象,但也要“固门人请为弟子”(《史记·仲尼子弟列传》)。如孺悲虽是鲁君派去做孔子学生的,但因无人介绍,而被拒之门外,并“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孔子鼓瑟是故意让孺悲听到,作为责其非礼的抗议。

第二,由孔子面试。就是要及门者先见面谈话,孔子观察其言行举止、相貌是否合格,再决定取舍。如宰予“利口辩辞”,孔子高兴地收下;猎台灭明,孔于见其状貌甚恶,以为材薄,虽收留门下,但让其“退而修行,行不由径”,即列为“以次根传”的弟子,后来淹台灭明在楚国办学成绩很大,名扬诸侯,孔子才自我检讨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段话证明孔子的面试至少有两个条件,即言与貌。可见,孔于择徒相当慎重,来者不拒是有条件的。

第三,行“执见礼”。就是孔子所说:“自行束伦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这应是最后的程序。所谓“束情”,即是请为弟子,向老师所执的见面礼,叫做“执见礼”,也称“委质”。子路在入学之前,就是先行“儒服委质”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为委质性的“束情、,只是十条肉干,可谓微薄的“执见礼”。而孔子要求平民出身学生行以下对上的“执见礼”,也是“礼下庶人”的表现。

孔子的主要生活来源,并不单靠微薄的“束恰”,同时,仅凭“束恰”,也不能维持他的庞大私学的开支。如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居鲁得禄几何?”对日:“奉粟六万”,

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他到其他国家也可想而知了。这是孔子从大夫之后的事,而在这以前,何尝不是如此。据《说苑·杂言》记载:孔子自己说:“自季孙赐我千钟,而友益亲。”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资助孔子千钟办私学,是可信的。可见,孔子的私学也是在鲁君和鲁国执政者的资助下办起来的,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等,却是他自己规定的,具有独立自主的性质。这一特点,为后世私学和书院所吸取。

三、论教育作用

关于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类由于种种限制,对它的认识总是浮浅、片面的,不能做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来。虽然如此,历代教育家对于教育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做过一定的探讨。从中国教育史上看,孔子是第一个接触到这一问题的人。他的看法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虽不免失于浮浅片面,但也有合理因素,代表了人类对教育作用认识的一个新阶段。

关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论语》中虽记载了孔于许多论述,但颇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一并抄引如下:

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论语·子路》)

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通过冉有之间,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即“庶”,其次,要先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中的吃、喝、穿、住的问题,即“富”。只有在先庶先富的基础上,才能有成效地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子贡问政”又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

在这里,“足食”、“足兵”、“民信”,实指当政者的国库仓凛实(《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凹旱水溢,民无菜色。”),军队有足够的后备力量,还要推行教化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具备这三个条件,就强大起来,而三者都是不可以去的。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三者不能兼顾,执政者应先放弃哪一个呢?即而在“必不得已而去”之时,先“去兵”(《逸周书·籴匡解》曰:“年饥则兵备下制,男守疆,戎禁不出”。)。当然也不是取消武备,而是不再增加兵役。再“必不得已而去”之,就“去食”。关于“去食”》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解释为,免除劳役,减免赋税,开国库赈济。只有这样的当政者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这里的“去食”,是去当政者之食,刘宝楠的释义是正确的。孔子认为这是当政者不可动摇的国策,“自古皆有死,民无情不立”。“自古皆有死”是指当政者说的。刘宝楠释日:“不过人君国灭身死,是自古人有皆死,死而君德无所可讥,民心终未所忘。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况民戴其上,如手足之卫身,子弟之卫父兄。虽值危难,其犹可以济。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准也。苟无信,虽足兵足食,犹不能守,况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将去之乎?”刘宝楠这段解释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孔子在当时能认识到这一问题,是相当有价值的。

孔子又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重视教化,要求使百姓能“有耻且格”,应该说这是要使民“知之”,可是他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反映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希望百姓都能自觉地不做坏事,不犯上作乱,所以他重视教化,重视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在上位的君子与在下的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使”与“被使”的关系,固此在讲到实际的行政时,他又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在《论语》里有多处讲到这一

方面。如: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奠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临之以庄,则敬。”(《论语·为政》)

“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等等。可以看出,在讲这一些话时,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使民“知之”,而可以说只是在于要使民“由之”。他又说: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小人学道是为了“易使”,可见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

孔子重视仁的教育,把他看作最高思想境界。因为它对维持社会安定秩序有利。虽然见效也许慢一些,却有长远的功效。但什么是仁?仁就是要依礼而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对仁的总体的规定。孝悌为仁之本。《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孝悌反映了当时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西周封建,天子为全国之主,按血缘宗法关系分封,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便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而在宗法制度中,基本的关系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就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维护这种关系不受破坏,是礼的根本,孝悌的作用也正在这里。所以说其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孔子重视孝悌教育,认为这是仁的根本,意义也在于此。

总之,这两章都是从当政者角度提出的:一个是指在正常条件下,如何富国教民,一个是研究在正常或特殊条件下,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它们作为施政方针,都是比墨子的“众之,富之,治之”要深刻得多的。比起老子及韩非子也要高明。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他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恬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Plato)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二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于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蜘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下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音,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下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鲁迅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能统一思想和行动而推行愚民政策的本质。知识、自由思想是和专制独裁不相容的。

春秋之际,社会处在激烈地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否定了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天赋差别,肯定了平民也能具有美好的道德。

孔子又同时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两个价值不同、导向相反的命题。前者是重视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早期教育“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择友、择邻),后者却是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完全相反的教育命题。(《论语·阳货》)王充释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论衡·本性》)就是说,性相近,习相远只是在不能移的上智和下愚的中间发挥作用。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是这个意思。孔子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生而知之者”,是不移的上智,二“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者,是可以语上的中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指这部分人。三“困而不学者,就是不移的下愚。孔子的“上智”说,无疑是受“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尚书·召浩》)等西周天命观的思想影响。在他的思想信仰上承认有“生知”的上智,而在现实生活和教育实践中,他又从未明确指出过谁是“生知”的上智,连他最崇拜的尧舜,他认为都是“则天”而学的。对梦寐思见的周公,他也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言外之意,周公也是学而知之的。至于说到他自己,他更直接了当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就更清楚了。要而言之,对“生知”的上智,孔子的思想上虽非“虚玄一格”,但他的生活实践中却是“虚玄一格”的。如果我们不以言论人,以行论人,应当得出孔子是否定有上智的结论的。然而,正因孔子留下天才论的尾巴,所以后世儒家和统治者把他捧为“生知“的圣人,实违孔意。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对中人的教育作用,中人“可以语上”,如《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一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威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就是说,只要中人在学习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样可以达到“生知”、“上智”的境界。这种中人与上智者在知和行上是平等的思想,在当时应该说是进步的。

四、教育目的和任务

教育是培养人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在于培养什么人才,各阶级和其教育家都有自己的教育目的和任务。他们盼教育日的和任务,虽是由他们主观规定的,但却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他们的教育目的能否实现,不仅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而且还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条件所制约。只有教育者主观所规定的教育目的,完全符合上述的客观条件时,才能使主观向客观转化,物化为人材。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子夏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然而,志道和弘道并不是孔子教育的终极目的,推行其道乃是他的最终目的。孔子认为行道的途径有二,一是设学收徒,扩大道的影响,二是从政做官,以道治国安邦。当然在这二者中还是以后者为最终目的。但孔子参政是有条件的,他经常教育他的学生“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就是说,“志于道”者,只有在邦有道时,才能行道,这才可去从政取富贵;在邦无道时,无法行道,可退保其身。

孔子死后,其弟子分散各地,基本上走了这两条行道的途径。有“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子贡曾任卫、鲁相,冉求等十数为季氏家臣。还有子夏教授于西河,徒弟众多,他为魏文侯师,其弟子田子方、段干木也为魏文侯师友,李悝为相;曾参设学于武城,弟于有七十人(《孟子·离娄下》);澹台灭明居楚,从弟子三百人。从《论语》中还可以看出子张、子游等人都有门人。故国时,儒家更盛,“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成为当时的显学。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是目的。“优”非优秀,而是“饶也”(说文)即饶有余之意。“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举贤才”的体现。

历来各阶级和其教育家,都在探究着本阶级成员的完美人格。《论语》在这方面的论述不少,如对君子的要求:“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对士的要求:“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等等。他还提出对成人的要求,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胜过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原文抄引如下:

子路问成人。子日:“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恩义,见危授命,久要(约)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在这里,孔子先以假定性的命题,提出理想中的成人,又从现实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

一曰智:即“智者不惑。”刘宝楠释日:“察物明辨故日不惑”(刘宝楠:《论语正义》)臧武仲去齐,齐庄公封地给他。他已洞察到齐国的政局将有变化,不受而去,身兔于祸。孔子说:“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这就是说,臧武仲有乱邦不居之智。按孔门的逻辑,是以学达智,。好学近乎知”(《中灭旨》),“学不厌,智也”,(《孟子·公孙丑上》)“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可见,教育和自我教育是达到智的唯一途径。

二曰仁:根据“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不欲”可以释为“克已”所达到的“仁”。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原贝”,“不欲”只是仁的一端,还不能完全解作仁,但含有仁的重要因素,故列为仁。孔子经常将“仁“与“圣”并提,成人虽是孔子理想中的完美人格,似乎是低于仁人的。其典型代表人物是鲁国大夫孟公绰,他本有能力充当晋国执政者赵、魏两家的家臣,日他“不欲”,不逾仁而不就,受到孔子的称道。仁也是靠教育培养的,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三曰勇:孔子要求的是“勇者不惧”,即临危不惧的意思。勇应如卞庄子。卞庄子是鲁国卞人,据《荀子·大略》说:“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可以想象卞庄子非匹夫之勇,是一个勇武骄健,足智多谋的人物,否则齐国以一国之师,何惧他一人?而勇也是依靠教育培养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

四曰艺:仰“冉求之艺”,孔安国注日:“艺谓多艺能。、周公自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尚书·金除》)蔡沈注日:“多构·于,多艺能。”孔子还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从以上三则材料和解释中得知,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知识和本领,是为臣事上的能力。这些都是孔子的教育的任务。

五曰礼、乐:《论语》中文的概念虽相当复杂,但这里解释得却非常清楚,“文之以礼乐”,即指礼、乐的教育任务。

孔子认为智、仁、勇、艺、礼、乐六个方面,构成了最高标准的成人。这六种因素各自有其特殊任务。孔子虽无全面地论述它们的关系,但在许多地方,他把六项任务看作一个整体。如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这些论述虽没有把六种因素都谈及到,但足以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它们是既有自己的独立性,又是有联系的统一整体。这是孔子在教育实践和教有理论上对世界教育史的一大贡献。比他晚一代人的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仅仅追求在道德上的完善化的人格,比孔子的理想化成人内涵窄狭得多。

五、教学内容

一、“子以四教:文(学)、(品)行、忠、信”;二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

诗,专对。兴观群怨。

礼,为国以礼,立于礼。乐,成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尽善尽美。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的教育内容除“六书”之外,还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六书”和“六艺”的不同点,“六书”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固“礼、乐”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固射御的军事技术来源于生产劳动,也有体育活动的作用。从孔子设课的目的上分析,不是体育,它不具有传授生产技术和树立劳动观点的性质,更不是劳动教育。

孔子培养文士,也兼培养武士,他的教育是亦文亦武,以文为重点。在他讲课的地方,固然有杏坛,也有射圃,他经常带领学生习射于圃。孔于本人善射长御,通晓军事技术,从“夹谷之会”和“坠三都”中可知孔子精通军旅之学,他说:“我战则克”(《礼记·札器》),当为不假之词。在卫灵公问阵时,孔子答以:“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只表明孔于不愿同穷兵赎武的卫灵公谈打仗的事,以此谢绝,并不证明孔子不懂军旅之学,不行军旅之教。从《论语》、《左传》、《史记》看出,孔子有些学生颇有军事才能,如:子路、冉求、樊迟、有若和公良孺等。《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齐以重兵侵略鲁国,冉求力主抗齐,己帅左师,推荐年轻的樊迟为右师,打败了强大的齐兵,在这次战斗中,素不以武知名的樊迟起了很大作用。季康子非常高兴,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日:“学之于孔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孔于的课程设置中有军事科目。儒家对军旅之学的教育,大致如颜元所说:“至孟子传道,已似稍差。流至汉,宋儒,峨冠博带,袖手空谈,习成妇人女子态”(颜元:《四书正误》卷3),抛弃了孔子讲文习武的传统,改变了儒家的学风。这一变化自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探讨这一变化对理解战国以后政治经济不无帮助,固涉及问题较多,且超出本书的范围,不拟赘述。

此外,还有“书”和“数”。“书”是刻字,古时无纸笔,以刀刻字,刻在竹木版上,载之以言。同现在写字一样,是学生最基本的技能训练,非一日之功。“数”即算术,设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总之,“射、御、书、数”,都是孔子培养未来官僚。‘事上”的本领,是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肯定。然而,这些内容,几乎都不见于《论语》,有的即便提到也不是从培养技术才能的角度上谈的。如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脩》)这里讲的是射礼,不是射艺。但从孔子对“成人”有“冉求之艺”的要求,“游于艺”的设课目的,以及他屡屡表扬“求也艺”,可以判断孔于是有“六艺”之教的。孔子的教育内容“六经”和“六艺”,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其中也有

一些自然知识。如《周易》《震卦》交辞中对雷电就做了较科学的解释:“丸四震遂(坠)泥”,还告诉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雷电这一自然现象。再如《夏书》日:“辰不集于房,替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左传·昭公十六年》)这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可惜已是逸《书》,仅能从《左传》中看到。(春秋》中载有日食三十六次,其中有三十次已证明是可靠的,其记录次数之多和准确性,在古代世界的文献中是罕见的。《春秋》书日:“秋七月,有星李(替)人于北斗。”(《春秋·文公十四年》)据近人考查证明,这是世界最早的哈雷碧星的记载。《诗经》中有地震记载,《小雅·十月之交》:“华华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家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描写的形象具体逼真。《诗经》中还有大量动植物形态、习性、栽培和饲养方法的记载。据清人顾栋高的《毛诗类释》统计,《诗经》中讲到动植物的名子达334种之多,其中包括谷类25种,蔬菜38种,药物17种,草类37种,花果15种,”树木45种,乌类42种,兽类41种,马的异名27种,虫类31种,鱼类16种。孔子教授《诗》的目的就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并不排除自然知识的教育。孔子反对学生“学稼为圃”,是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反映。

六、教学方法论

孔子在天道观上虽是唯心主义的,但在认识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较为明显。在客观上他否定了自己提出的“生而知之”先验主义的命题,肯定了“学而知之”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孔子所说的学不仅指载之于简策间接经验的书本知识,还包括通过见闻与外界事物相接触掌握直接经验。他为认识史首开两条途径。孔子非常重视见闻之学,在《论语》中有“见”字71,“闻”字57,“见”“闻”二字共128处。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孔子主张以多见多闻获得知识,是合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在《论语》中“学”字有64见,虽都表明是上种学习活动,但概念不一,内涵的广狭也不同。如“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中的“学”,是未经思维活动的感性认识,同见闻之知相当。“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中的“学”,已含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因素,还未形成能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中的“学”,是与行相对称的。“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宅也》)中的“学”,是最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上述知的过程,而且也包括着行。这样,孔子的“学而知之”大体可分为学、思、习、行四个环节,体现着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是孔子教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下边,将孔子的教学方法论,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了解学生,固材施教

了解学生是困材施教的中心问题,但只有了解学生,才能因材施教。日材施教是具有教育方针性的方法论。孔子是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日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这就是园材施教的由来。

孔子采取因材施教,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夺权斗争的时期,他们需要大量有专长的人才,困材施教加速了各种人才的成长过程:其次,孔子的学生年龄悬殊,成分复杂,性格和智力差异很大,不实行囵材施教难以教学,第三,孔子教学的基本形式,是个别教学,教与学的活动是一对一的,为因材施教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最后,由于孔子了解学生,并能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便产生了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了解学生。首先要求教师了解学生的材,才能因材而教之。从《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教育活动中,他了解学生的方法可概括为两种:即观察法和谈话法。

观察法这是孔子有目的有意识地了解学生的方法。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一些材料表明孔子较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方法。

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厦哉?人焉癯哉?(《论语·为政》)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论语·先进》)

这四则材料清楚地表明,孔子观察学生是把言和行,目的和情感、行为和习惯等结合在一起考查。这样,就可以洞察学生心灵的秘密。但在观察时,不要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如在孔子的面前,颜渊“如愚”,而在同学中却能论说道义,发明大体,当这一特点被孔子发现时,方知颜渊是大智若愚,得出“回也不愚”的结论。可见,孔于是很重视观察法,同时也善于运用这种方法。

谈话法。孔子还经常采用有目的的谈话方式了解学生,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一次孔子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悍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子路“好勇”虽屡屡受到批评和教育,甚至孔子部警告过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但毕竟教育不是万能的,子路终死于好勇。

聚众而谈是孔子同儿个侍侧的学生,自然而然地自由交谈。如颜渊、子路侍,孔子启发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直率他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日,“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日:“愿闻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从这一段谈话中,可以看出孔门的师生关系相当融洽,能共同交流思想。这是孔子运用谈话法所以成功的基础。在这章书中子路、颜渊不仅向孔子倾吐了自己的志愿,而且也活活画出子路、颜渊的性格来。

孔子的观察法、谈话法仍是现代教育学中了解学生的基本方法。它们不仅是固材施教的前提,而且也是教师进行一系列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不了解学生,就不能教育学生,这是教师进行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唯物辩证法。

正因为孔子有一套了解和鉴定学生的方法,所以对其弟子的道德面貌。个性特点、智力差异,特殊才能等方面,了解得较为全面深刻,能准确而扼要地给他们作出鉴定。

孔子特别重视道德修养,对学生这方面的差异他尤为注意。如他说:“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求也退”,“由也兼人”(《论语·先进》),等等。他仅用一两个字就将他们的道德面貌勾画得十分清楚。他还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可见他对学生的道德修养了如指掌。他能根据学生在道德上的优缺点,分析学生能否获得某种品质,他说:“怅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申帐不去掉个人私欲太大的毛病,是不能得到刚的优良品质的。

孔子也注意研究学生智力的差别,他说:“柴也愚,参也鲁”,(《论语·先进》)子贡为人聪明能“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贡的思维能力又不如颜渊,子贡能“闻一以知二”,而颜渊则能“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孔子的困材施教主要是以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

孔子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实行因材施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挥学生的特长。在孔子的私学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方面都有出众之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第二,补偏救弊,以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如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如问

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对日:“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日:“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通过孔子的教育,使于贡有了自知之明,起了抑制子贡自满情绪的作用。

《论语》这样的事例很多,较典型的是: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公西华日:“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这形象具体地表明孔子困材施教的基本精神。问题并不在于“有父兄在”,而在于鼓励平日畏缩不前的冉求“进之”。教育平日不加思考勇于行动的子路,不要轻举妄动,即“退之”。这种有扬有抑补偏救弊的教育,正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辩证法。

第三,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论语》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仅就《颜渊》篇中,樊迟、仲弓、颜渊问仁,孔子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就足以证明孔子运用困材施教已达到熟练而艺术的程度。

樊迟问仁。子日:“爱人”。

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日:“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日:“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固为学生的学业造诣和接受能力不同,所以,他们三人请教同一问题,孔子做了三种口答。这一间三答,三人既在知识上得到满足,又能勉而进之。同时三个答案虽深浅不同,但都正确地表述了孔子仁的基本概念。它表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的成功,也是他的高明所在。这不仅是古代教师所难做到的,而且现在我们做起来也不容易。

(二)由学到知,知智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唯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论语》中“学”字共有64出,都是由学到知的“学”。《论语》中共见“知”字116次,大体有两种用法:一是动词的“知”,与“行”相对称,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活动;二是名词的“知”,一般应读、写为“智”,它表明了人的认识已达到智的境地。知和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以知达智,智是知之成。如孔子批评子路说:“由!海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认识论的新命题:一,正确地解决了知与不知的关系。孔子已接触到在人认识过程中的知和不知的矛盾,认识是由不知向知的对立面转化的统一过程。在解决这个矛盾时,孔子认为首先应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自知之明,应该知道自己知道哪些,不知道哪些,不能强不知为知,知道自己不知就是智,也是掌握新知识的起点。这就是认识的辩证法。二,正确地处理了知与智的关系。在这里,孔子已经接触到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知是向智转化的关节点,不知就不能达智,知表现为智。一个人在知与不知的问题上,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才有·可能以知达智。这就是孔子由知转化为智的辩证法,有了智者的态度才能转化为智者。他的这些思想已为其弟子所接受。:”孔子问于贡“赐也亦有恶乎?”子贡随即答道:“恶檄以为智者”①的确,这种偷袭另(人的成果,以为智的人,实在可恶,也永远达不到智。

由学到知,知智统一中的主要矛盾,是由学到知。但为学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脑力劳动。孔子认为,要真正学好必须解决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立志于学。孔子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提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他

的亲身体会教育学生立志为学。朱嘉说:“志者,心之所之。”②概而言之,志就是谭励人”=积极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学习动机、学习目的等外部推动力。孔子经常勉励学生树立远大、高尚、坚强的志向,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③孔子一生“学而不厌”,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④可为学生的表率。第二,学贵有恒。“恒”即恒心,是持志的一种表现。学非一日之功,在为学的道路上,孔于已发现有中道而废和功成业就的两种可能性。因此他经常向学生进行学贵有恒的教育。他说:“譬如为山,未成一资,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贯,进,吾往也。”⑤他以形象化的形式揭示出为学成败的一般规律,即功亏一贯和大功告成完全取决于学者有恒和无恒。当冉求对孔子说:“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日:

①《论语·阳货》。②《朱子语类涧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页。③⑤《论语·于罕》。④《史记·孔于世家》。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①他批评冉求中道而废,并非力不足,是学而无恒,自己画地为牢,停步不前的。孔子极为鄙视学无恒心的人,他引用当时南方民间格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教育学生②。意思是没有恒心的人,连巫医都作不成,如何能作学问。孔子尊敬有恒心的人,他说:“善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③他将“有恒者”编入仅次于“圣人”行列的人,并指出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伪人,难于有恒心。虚心有恒,是可贵的见解。

第三,乐知好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④他将人的学习划分为三种品格,一知之者;二好之(知)者,三乐之(知)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乐知”是它的最高阶段。孔子还非常重视“好学,,《论语》中“好学”就有16处之多。孔子认为在孔门中,好学者只有他和颜渊。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⑤又说:“有颜口者好学,……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③所谓“乐知好学”,是为学者不依任何外部动力,也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其原动力来自知识本身,由对知识的兴趣和强烈求知欲引起的,这时为学者的学习化为乐知好学的自觉活动。然而,这一学习态度来之不易,是在多次的“心战”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实现的。据说:“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人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

①④⑤《沦语·雍也》。②《论语·于路》。③《论语·述而》。⑤《论语·公冶长》。

心战,未能自决。,”①在孔门中能做到安贫乐道的,只有孔子和颜渊,子夏等人属于“心战”未能臼决者。固然,孔于的安贫乐道在政治上是不足取的;但这种生活上不受“纷华盛丽”的引诱,学习上舍生忘死追求其道的精神,今天我们做起来也不容易。

孔子和颜渊的一生大概正是这样,孔子所以赞扬颜渊就在这里,他说:“贤哉,回也!一草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②在谈到自己时,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浮云。、③又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死)之将至。、④可见,孔子的乐知好学已达到将生死置于度外的境界。

(三)学思并重,学思结合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学思结合。这里的学,是最狭义的学,相当于感性认识。思是思维活动,属于理性认识。学思结合,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过程。孔子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贝(罔,思而不学贝!殆。”⑤这里说明了学和思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它既反对思而不学,又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学也。”③这是他的反面教”11,也寓有正面的经验,应该是正确的。后来唯物主义者荀子几乎重复了这句话,他说:“吾尝终日而思

矣,不,,须臾

①《史记·礼书》。②《论语·雍也》。③①《论沿·述而》。⑤《论语·力政》。

③《论语·卫灵公》。

之所学也。”①这些话都是反对不学而空想的。孔子虽重视见闻之学,但如不思考,人云亦云,他以为也是“‘德之弃也、。②总之,在他看来,学习是艰苦的智力活动,必须学思结合才能完成。因此那种既不学,又不思的人,孔子认为是不堪教育的,他所说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③正是指这些人。孔子的学思并重,学思结合,还说明学和思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学中有思,思中有学的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他说:“君子有丸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④其中的“‘视思明”,“听思聪”,就是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应使思维的辨别能力,参与感性认识的活动,力求感知正确。他指明这一点,在认识论上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疑思问”,在教学中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生只要认真地浊立思考,必然生疑,疑则生问,问则求解,通过不同形式的解问答疑,学生不仅增长知识,而且还养成了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孔子很重视问,他说:“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⑤这就是说,要提倡善思多问,在学习中要划几个“如之何”的问号,才能开动脑筋,开展思维,提高学习质量。否则,孔子也认为是不堪教育的。正因如此,孔子把“疑思问”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并提到能否成才的高度。孔子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所发展,如苟子说:“知而好问,然后能成才。”③

①《苟子·劝学》。②③《论语·阳货》。④《论语·季氏》。⑤《论语·卫灵公》。

②《苟于·儒效》。

孔子的学思结合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①他首次将学和问联系起来,这是“学问”一词的来源。“学问”中大有学问,即有学有问才能有学问,它揭示了人钉:积极探求知识的规律。在学和问中最难得的是像扎子这样的“不耻下问”和“每事问”。他的学生也深受其影响,,D颜渊能“以能问于不眠以多问于寡。”②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近思而切问,”③到处皆学问,“不耻下问”和“每事问”,不仅在教学中有重大意义,在社会实践中也有普遍意义。从《论语》中我”=可以看出,孔子讲的思,还含有推理辨知的意思,如他称赞颜渊“不愚”,就是颜渊“亦足以发”,即指此而言。他的高徒一般都能“温故而知新”,④“告诸往而知来者”,能闻一“知二”“知十”,虽体会的范围和深浅不同,孔子所传授的内容,都有所发挥,有新的体会。孔子对学生要求也在这里,所以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⑤说明他不愿教育那种只会师云亦云,不能推理,不会应用的人。

《论语》中有一条著名格言:“子绝四——毋意(不凭空臆测),毋必(不主观武断),毋固(不固执一端),毋我(不自以为是)。”③这是孔子在学和思上的四条戒律,具有辩证认识论的反面规定性。“绝四”虽是从反面提出的,但书或有缺,它似应还有。‘要四”为基础,没有“要四”,不会有“绝四”;同时,

①《论诏·公冶长》·②《论语·泰伯》。③《论语·子张》。④们乞语·为政》。

⑤《论语·述而》。③《论语·子罕》。

“绝四”中也寓有“要四”的因素。如“毋意”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毋必”就是要穷原究委,“毋固”就是要补偏救弊;“毋我”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这是辩证认识论正面规定。“绝四”不是孔子自道,是《论语》的编纂者,从孔子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管孔于是否能做到这些,但它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启发教学,循序渐进

启发式教学和注入式教学的对立,由来已久,纵观中外教育史,便知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他的至理名言是:。: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愤”就是学生对于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没有搞通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指导学生怎样思考问题,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即是“启\“诽”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所思考,尚未成熟,处于欲言而又无法表达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帮助学生明确认识,弄清概念,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即是“发”。孔于要求在形成学生“愤”“徘:,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启发教学,它同注入式教学是针锋相对的。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学生不能举一反三,教师就不再教了。这一要求更高,乃是孔子启发教学的真谛。《论语》这样的事例很多,如《诗》是孔子“六书”的起始教材,孔子传《诗》的条件,是“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②还有孔子对于贡说:“予欲无言\于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一是以身示教,也要求老师讲少而精,学生多思考。①《论语·述而》。②《论弓·学而》。

循序渐进是颜渊从孔子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出来的。孔子虽无提出循序渐进的命题,但实有循序渐进的思想和实践。如他的“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的辩证法,就是这一,命题的哲学基础。他曾批评阙党童子“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论语·宪问》)在教学上他反对“欲速”、“速成”的另一面,就是循序浙进。

孔子在教学中运用启发教学和循序渐进的方法很多,我们将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浅人深,由易到难。孔子经常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加以启发引导,层层深入,循序渐进地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一步一步地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很多。如子路问君于。子日:“修己以敬”。日:“如斯而已乎?”子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在何谓君子的问题上,子路连问三次,孔子回答三次,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难,最后最深最难,连孔子最崇拜的尧舜都做不到。这是由于路步步深入地追问,使孔子把问题由浅人深,由易到难地展开了;同时,也是孔子善待问的表现,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这是启发教学和循序渐进的要素。

第二,能近取譬,推己及人。这是孔子非常喜欢的教学手段。他讲仁,许多人不理解,所以他的弟子问仁最多。正是在这个难点上,他采用这种方法也最多。他明确的提出这一方法,还是由子贡问仁引起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并不反对这是仁的概念,只觉得这是尧舜都做不到的事情,距子贡太远了,便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告诉子贡理解仁的方法,就是能近取譬,推已及人。他给学生讲仁,也多半采取这种方法。如他对颜渊、仲弓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用这一方法释仁的。这不仅是孔子讲解仁的教学方法,而且也是孔子经常运用的一般教授法。如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取一去不复返的流水为比喻,说人生光阴易逝,由己推向学生进行爱惜时间的教育。这种由生动的直觉到抽象思维,由已到人的逻辑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第三,叩其两端,攻乎异端。这是孔子的思想方法,也是他的教学方法。清人宋翔凤在《论语发微》中说:“两即异,异端即两端”。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两”字《说文》、《尔雅》等古字书,都做“平分”、“分离”解,有矛盾之义,无折衷之嫌。孔子的“两端”和“异端”说,已发现事物存在矛盾对立的两极,是他对哲学史上的一大贡献,问题在于发现矛盾,如何对待,孔子提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意思是,反对两端不正确

的东西,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当然,矛盾的两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去其两端,而用其中,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或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方面,其合理因素更多一些。如于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日:“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①子张和子夏,一个过,一个不及,在个性上各居一端,孔子采取攻叩两端的方法论,得出“过:犹不及”的结论,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还有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②他把叩攻两端当作由无知向知转化的条件,并经常用之于教学。如有一次,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③子贡从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两端提出问题,一端是“乡人皆好之、另一端是“乡人皆恶之”。孔子皆不以为然,用攻叩异端的方法,给予否定,得出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为评价人的准绳是正确的。虽然各阶级都有不同的善恶准则,但孔子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却寓有古代辩证法的因素,若把“中庸”归结为折衷主义,显然是不适当的。

(五)学而时习,知行一致

如果把“学”(或见闻)和“思”作为孔子教学过程的第一。二阶段的话,那么“习”和“行”就是其第三、四阶段。在第一、二阶段中孔子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在第三、四阶段中则要求学生将知识化为能力和躬行践履。《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学”包含着“思\“习”是练习、实习。《说文》日:“习,数飞也,从羽从白。”是鸟学飞的意思。孔子正取此意,为教学过程中特设了练习、实习阶段,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本领,将“习”纳入教学过程

是孔子的一大创造。温故知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阶段。

①《论语·先进》。②《论语·子罕》。③《论语·子路》。

七道德教育的内容

既信奉天命,又强调人为的作用。管仲评价。不语怪乱力神。

政治、道德、教育三者一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

仁。104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一、把奴隶当人。二,重视庶人作用。治者残酷的剥削,横征暴敛,使人民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的能力造成的。他大胆地提出“官逼民反”的观点,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其目的是告诫最高统治者切勿走上这条道路。然而,这是最高统治者无法接受的,却为后世农民起义和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孔子似乎朦胧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正告鲁哀公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君以此恩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他将君民关系概括为水掏·关系,提醒为君者应认识到,水可载舟千里之行,也可复舟飓尺之间,为君者要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这确是非常有价值的统治经验,虽为后世个别有头脑的封建帝王重视,但从总体上看质代帝王是无法接受的。反而为农民阶级提供了复舟的理论武器。历代王朝之舟,总是沉没于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孔子不仅把庶人当做人,而且还认为他们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说:庶人的个人意志,是任何外力摧不垮的,纵有在三军中奉旗擒帅之力,也不能夺匹夫之志,这就是庶人能载舟或复舟的理论根据。基于此,孔子提出许多德政、礼教的主张。他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并以为使民是最庄重严肃的事,必须小心谨慎。他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按周札的规定:“国家大事,唯祭与戎”,“大祭礼”是天子之祭,孔子把使民提高到这种程度,其

本身就是对周礼的破坏,同时,他把人道放在天道之上,其重民思想可与季梁的“夫民,神之主也”,珠壁相映。他要求统治者薄赋敛,以养民利民,以百姓足为君足,在政治上要“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他的理想王国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以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要求和理想,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已以安百姓”的境界。孔子的这些思想是当时阶级斗争经过复杂的折射而形成的另一面。他试图用尧舜都做不到的事情,来改造奴隶制度。虽属痴心妄想,但这种以仁施政的善良欲望是可贵的。孔子这些理想化的东西~到了后世虽成为一种骗术,但不能过多地究责孔子。

第三,父慈子孝。《吕氏春秋·孝行》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这一说法大体是正确的,舜就以孝著称,《尚书。尧典》称赞舜“克谐以孝”,大概也就是因此舜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孔子称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孝鬼神就是孝亲祖。古代中国是带着氏族的脐带进入奴隶制的,尤其是西周将氏族组织强化为国家机构。此后孝梯不仅是道德的准则,而且也属于政治的范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以叔侄或兄弟相称。同异姓诸侯结为姻亲关系,以甥舅相呼。正如《诗经·小雅》云:“岂伊异人,兄弟甥舅”。自天子以下诸侯、卿、大夫也如法炮制。所谓“封建亲戚,以善屏周。”(《左传·倍公二十四年》)因此孝以维护纵的氏族关系,占为主导地位;梯以强化横的氏族关系,居为辅助地位。周室利用孝梯一纵一横,织成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罗网,这个罗网从天子到庶人无处不在,网上的每一个纽结,都由孝梯织成,这样,孝悌也就成为礼和仁之本务。“孝,札之始似,(《左传·文公二年》)“孝剃佛”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就是指此而言的。孝梯是)、子道的根本,它与孔子之道有“‘本立而道生”的关系。他对学生要求,是“弟子,入则孝,出贝佛,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可见,孝悌是孔子的礼和仁的根本。

春秋末期,正值氏族奴隶制度瓦解之秋,父不父,子不子,父子兄弟相残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这时孔子提出:“父父,子子”(《论语·学而》)的命题,无疑是保守的。其中虽有父隶子的固素,还不是“父为子纲”。他注意从父子双方调节矛盾,要求父尽父道,子尽子道:“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论语·颜渊》)他主张“事父母几谏”(《论语·颜渊》),“审其所以,从之谓孝。”(《大学》)可见,孔子认为,当礼在儿子一方时,可以与父争谏,这与“当仁,不让于师”是一致的。

第四,君礼臣忠。在孔子所修的《春秋》中,载有“拭君三十六”处,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情况,孔子又提出“君君,臣臣”(《论语·里仁》)的命题。虽有君隶臣的固素,但也包含着对君臣双方的要求,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这正是君臣之间的人道,孟子的解释基本上符合孔子的原意。女”鲁定公问:“君使臣,臣使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修》)在这里,孔子对君臣双方都提出要求,并以“君使臣以礼”作为“臣事君以忠”的前提。这些思想以后被孟子发展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里具有很明显的原始民主主义思想。

孔子特别强调为君为上者要以身作则,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我们不能要求孔子给“政”以科学的概念,单从为政手段上看,上行下效,为君者应为民之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是正确的。看来孔子似乎已认奴到君臣、上下之间的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是为君为上者。其实不然,孔子的为君为上者“不能正身,如正人何”的思想,确系原始社会军事民主时期的子遗。

孔子“祖述尧舜”,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这种古朴民主思想的沤歌。下面他口答鲁定公之间,也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的。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可贵的是,鲁定公提出的问题是绝对化的,而孔子在回答问题时却避免了绝对化,以“几乎”“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提法,解决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要求君知“为君难,为臣不易”,而特别强调知“为君难”。他认为如果为君者以“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洋洋自得,就会“几乎一言丧邦”。这足以证明,孔子不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鼓吹者,也不是愚忠的倡导者。他希望为君者不要搞一言堂,金口玉言,给为臣者以择其善者而从之,见其不善而违之的权利。他反对这种以君非为是,取宠于君,败坏国家的好佞之臣。这些思想都打着原始民主的印记。

简而言之,在春秋时期,尚未形成君主专制政体,自周室到各侯国不仅普遍存在辅君和贰君制,而且当政者还给卿、大夫、国人以民主权利。孔子的“君君、臣臣”,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应有别于“君为臣纲”。

第五,欲以道得,见利思义。孔子不是禁欲主义者,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欲与道、利与义之辨的人。他没有绝对排斥欲和利,仅较现实地将欲和利置于道和义的准则下。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决定,在奴隶制社会里,富贵贫贱都是与生俱来的,孔子肯定个人欲富贵,恶贫贱的欲是正当的,这本身就是对周礼的破坏。但他取富贵,去贫贱是有原则的,即以道为准绳。孔于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一生到处寻找从政。机会抱有双重目的:既为行道,又为达富贵,二者是统一的,只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处理欲和道关系上的矛盾。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看来,他生不逢时,正值天下无道之际,此时此刻,“富且贵焉,耻也”。固此,他极称道“安贫乐道”。其实,乐道本身也是一种欲,不过“安贫乐道”是以排除富贵名利之欲的求知欲,是孔子所倡导的好学乐知的最高境界。

孔子虽主张明辨义和利,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利。他曾说过:付L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他还说过:“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固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之类的话。这些话的逻辑是义生利,利受义的制约,义和利是相反相成的,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在这对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义。从为政角度上,他主张在礼义的原则下“利以平民”,人囵民之所利而利之”,统治者也要在礼义的原则下取得使民之利。在个人的德道修养上,他要求人们善于区分合义之利和不合义之利,合则取之,不合则舍之。这就是“见利思义”。他反对只顾谋求私利,见利忘义的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是指无道德的人,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前者追求的是义,后者追求的是利。这样孔子从道德的目的上肯定了义,否定了利。那么,对一个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遭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置于贫且贱的地位,也要泰然处之,切不可为了富且贵陷于不义,正如他自己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他认为“放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就是说,每人都根据个人利益去行动,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一切冲突由此而起,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谈利,所谓“子罕言利”。(《论语·子罕》)第六,“学而优则仕”,“举贤任能”(《论语·宪问》)。孔子虽维护“亲亲尊尊”的氏族制度,但主张“举贤才”的开明政治,实为后世的选士科举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以上不过略举大端,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尚

未涉及到,如爱国主义,“智、仁、勇”,“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规范,都含有许多合理困素。仅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例,当子路和子贡以管仲不为其君公子纠死为由,指责管仲不仁时,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这句话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大一统思想。其二,反抗异族侵略。其三,反对愚忠。

王充说:“孔子道德之狙,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这一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孔子确实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奠基人。他的那套伦理道德能比较全面调节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他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出奇之处,较为平实,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有经世致用的价值。特别是他那种“重人事、轻鬼神”,强调人力人为积极奋发的态度,“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仁以为己任”的社会义务感;“守死善道”,“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大丈夫气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浮云”的德操,“当仁,不让于师\据礼争于君父的民主风格等等。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部产生过良好而深刻的影响。

八、道德教育的过程和方法

根据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以及其哲学中的知行观,可将他的道德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道德认识阶段、道德情感阶段和道德行为阶段。

道德认识阶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是晓之以理的过程,使学生形成道德的概念和信念,这是一个认识过程,所以称道德的认识阶段。只有给学生明确了道德概念,树立了道德信念,他们才能以此为绳墨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准则。

形成道德认识,关键在于使学生掌握道德概念,这是道德教育的起点。孔子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套较完整的道德概念,要求学生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礼学”和“仁学”。如他的弟子问礼、问仁、问孝等等,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结合实际的回答,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获得明确道德概念的基础上,树立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

孔子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总是把知识传授和道德认识结合起来,并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熊动性。他对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意思是单凭主观喜欢仁、智、信、宜、勇、刚等品德,并不能获得它,只有通过“好学”,才能明确仁和愚、智和荡、信和贼、直和绞、勇和乱、刚和狂的是非标准,才有可能形成这些品德,如果仅仅喜欢这些品质,而“不好学”,就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好德而不好学的弊病。孔子对弟子这一告诫,应该说是中肯的。

孔子非常重视借评价别人和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作为形成学生道德认识的手段。他运用最多的是评论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时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伯夷、叔齐、纣王、微子、箕子、比干、齐桓公、晋文公、管仲、子产、晏平仲、藏文仲、藏武仲、柳下惠、齐景公、卫灵公,等等。这些人物优多劣少。孔子引导学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评价,以此明确道德概念,树立道德信念,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使这些人物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他还经常从实际出发对自己和学生的道德行为和精神面貌进行评论和鉴定,他启发学生彼此之间相互评价。这样的事例,《论语》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孔子广泛采取以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建立道德概念和信念的方法,不仅符合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的辩证法,而且在形成良好的道德舆论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在明确道德概念的基础上,树立学生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①的过程。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树立了坚强的道德信念,就会无坚不摧,无力可拔,就能成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见

危授命,久要(约)不忘平生之言”③的“志士仁人”。这种坚定的道德信念,是建立在明确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因此它能将人对道德追求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高峰。

道德情感阶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即在晓之以理之后,还要动之以情。任何一种道德品质都由认识和情感两种因素组成。只有认识而没有情感,或者只有情感而没有认识,都不能构成某种道德品质的基础,在二者都具备时,才会有知荣辱、明爱憎、分美丑、别善恶的能力和情感,这时学生就会产生道德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力图付诸行动的强烈要求,在道德行为上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孔子似乎已认识到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问题。他的仁中就有“爱人”和“克己”两个方面,“爱人”就是对人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克己”就是克制自己不正当的私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算具备了仁的品质的基础,而“爱人”对立面是“恶人”,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④就是说,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能有强烈的爱僧。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这就是孔子的仁中爱和憎的统一。他认为这种感情是自然产生的高尚情感,可惜这样的人他是见不到了。他惋惜他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⑤可见,孔子仁学的本质,有好仁和恶不仁两个方面,他所说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③正是这个道理。

①《论语·泰伯》②《论语·卫灵公》③《论语·宪问》⑤⑤《论语·里仁》③《孟千·离娄上)

孔子将行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和优良传统之一。

孔子的德育经验,归结为四个问题:

(一)慎言敏行,言行一致

第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他要求学生“讷于言而慎于行”。强调讷言慎行,敏事躬行,少说多做。这是孔子言行一致思想的核心。他提出:“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做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要合乎礼法,行为是经过思考的德行。它表明了孔子所说的言和行都是道德化的。《论语》中“言呵旷行”的概念,往往是“德”的同义词。,r六言六蔽”(《论语·阳货》)中的“六言”,是六种道德品质,“文、行、忠、信”中的行,就是指德行。再,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里的德即德行,“言”是德言。它所说的言行一致,是德言和德行的一致,这也是孔子言行一致的真谛。孔子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恩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凝恩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除了“视思明”、“听思聪”和“疑思问”是指猕过程中的“思”,其它“六恩”都是指德育过程中言和行的“思\他所以强调言行中要思,是为了使学生言行符合道德。如果言行中无德,孔子认为这是不能接受教育的人,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第二,,‘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已经认识到道德教育中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即必须把学生的道德认识物化为道德行为,形成他所希望的品质,才算达到目的,否贝。就是坐而论道。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貌,小车无轭,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即人而无信寸步难行。子路尽管有许多毛病,孔子还是很信任他,同“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论语·公冶长》)关系很大,同时,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品质。孔子主张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而当时统治者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他已看出言行的矛盾,并作为一项道德教育原则提出来。《论语》记有许多孔子抨击言行不一的话,如他说:“夫闻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论语·公冶长》)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表明了孔子对巧言饰德的伪君子十分厌恶,并认为是可耻的。更可贵的是,从这些人身上,孔子发现巧言必寡德的规律。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颜渊》)又说:“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论语·学而》)就是说凡花言巧语,大言不惭者一定德性不好,这些人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由于时

人言行的不一致,因此孔子提出对一个人的观察要通过他的行为,来检验其言行是否真实。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宪问》)(二)改过迁善,扬善抑过

孔子已经认识到人的道德面貌有善有过。在孔子看来,即使他最称道的尧舜也有过错,人皆有过。应该肯定他的这一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孔子在个人修养和教育工作中,追求的是完美化的人格,所以他非常重视自觉地改过迁善,他注意用扬善抑过的教育手段,促进改过迁善的自觉性。这样,就合乎规律的构成了这一原则。

第一,见过自讼,闻过则喜。见过自讼,即自己有了过失,采用自我反省的方式认识它,改正它。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自我批评。闻过则喜,即高兴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总之它们都属于抑过的方法。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①就是说,人的过错是客观存在,犹如日月之蚀一样明显地摆在那里,人人都能看见,如能自觉地见过自讼,更而改之,正如日月可以重新恢复光辉。子贡的举例很好,表现了他的敢于正视过错,敢于改正错误的坦荡胸襟。

在闻过则喜方面,《论语》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陈司败用两难推理法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因昭公娶了吴国的一位夫人,吴、鲁同姓,按周礼规定同姓不能婚,同时周礼还规定臣为君讳过。这一问中含有两个答案,即知礼与不知礼,不管孔子怎么答都会遭到非议,孔子答日:“知礼”。孔子走后,他的学生巫马期尚在场,陈司败便以“君子不党”的周札原则,责备孔子为昭公讳过,表示他问难的胜利。巫马期转告给老师,孔子心里自然明白,但他仍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②可见,孔子不管别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指责,只要指出他的过错,他不仅以为幸,而且当着学生的面就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一点确实难得可贵。对他的学生有良好的影响,孟子说:“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③可为有力的证明。还有,孔子教导学生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粪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④在这里,孔子提出应根据别人批评的方式,采

①《沦语·子张》。②《论语·述而》。③《盂子·公孙丑上》。④《论语·于罕》。

取不同的态度:一,对严肃而合乎原则的批评,不仅接受,而且要立即改正;二,对别人委婉的劝告,切勿因言词顺耳而高兴,一定要加以分析,找出自己的过失所在;三,那种对别人的意见,不加分析,盲目高兴,或表面接受,实际不改的人,孔子认为是不堪教育的。

第二,过勿惮改,既往不咎。孔子经常教育学生“过则勿惮改”,①“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②反之,“过而改之,不是过也”。③就是说,人难免犯错误,只怕犯了错误不改,改了就好,不能抓住不放。应采取“既往不咎”④的态度。孔子的这种敢于正视错误,敢于改正错误,以及“既往不咎”的态度,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孔子并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他认为“不善不能改”⑤的人,是不堪救药的。他虽极力追求个人人格的完美化,但井无绝对化,他提出“无求备于一人”,③是人无全人的观点。

第三,扬善抑恶。扬善抑恶,就是表扬和批评。孔子在教育学生中经常运用扬善抑恶的方法,以颜渊和子路为例,因为颜渊自觉性较高,所以孔子对颜渊以表扬为主,《论语》中仅见批评一次,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①这一批评不仅表达了孔子的恳切希望,而且也道着了颜

渊的缺点。因为子路好勇,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子路是受批评最多的人。有一次,“子路鼓瑟,有北鄙投伐之声”,孔于严厉地

①《论语·学而》。②《论语·卫灵公》。③《韩诗外传》卷3。①《论语·八悄》。

⑤《论语·述而》。③《论语·微子》。闸《个语。牛讲从

评孔孟关于_教育与人的发展_桑秋杰

第18卷第6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11月V o l.18 N o.6Journal of Chang Chun T eachers Co llege N ov 1999 评孔孟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 桑秋杰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讲师 长春 130032) 摘 要 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教育家们常论常新的课题。我国对人与 教育的第一次论争是战国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他们从理论的高度对人与教育的关 系进行了全面阐述。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理论,而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与“充善 端”。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微有歧异,但最终都认为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起决 定作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人性论 教育与人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1999)06-0024-03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教育家历来研究探讨的永恒主题。战国时期有一场对人生问题的论争,“孟子道性善”是其中重要的一派观点,而且是第一次从理论高度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并从此形成了论政治必先论教育,论教育必先论人性的思维习惯。因此,从孟子开始,中国古代教育家在论述教育,论及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个问题时,大多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的。 那么,何谓人性? “性”于孔子之前,在民间早有口传,但正式见于文献大概是在《论语》。《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字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两次,但是,由这两个“性”引起的后世经师们对孔子之“性”的解释及经师们对“性”本身含义的论争,则可以用一个“繁”字来概括。古往今来,历来的教育大师都曾对“性”有过阐释。而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章中说:“人是动物的一种,人之所以为人,在其中有自然的理性,可以超越物欲的束缚,探求真理,完成人的目的,由肉体与理性两部分有机组成的统一体。”陶先生把人性解释为“肉体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笔者认为是比较科学、全面、合理的,它不仅是关于古代教育大师“人性论”的综合提炼,而且与当今社会人们对“人性”的理解相吻合,是“人性论”比较完善的解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一代传一代,不仅赋予了我们生命,而且赋予了我们思想与智慧。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首先取决于人的发展。人如何才能发展?归根到底需要人首先对人自身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通过努力而发展自己。 收稿日期:1999-07-12 ? ? 4 2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比较

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子和苏格拉底,几乎是同一时期产生于不同两个国家和文化的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一个来自东方中国,一个来自西方希腊,不同的文化熏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文化往往是相通的,地域的差别阻挡不了两位智者精神层次的交流和相通之处。 教育对象上,两者认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认为“有教无类”,孔子所处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被贵族所垄断,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高昂的学费也不是一般平民能承受得起的。孔子并不认同这一观念,他创办私学,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提出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战争使得文化学术下移,私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不仅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还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而苏格拉底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是都应接受教育而获取知识、完善美德,这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很相似的。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想法,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并且从他的弟子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弟子囊括了出生豪门的富家子弟,出生贫寒的手工业者等各行各业的人。教育方法上,两者都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孔子是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他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认真思考,思考很长时间但还想不通的,可以去启发他;经过思考后已经有所领

悟的,但不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得,此时可以去开导他。他强调教师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并能举一反三。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方法”,又称之为“产婆术”。他的“产婆术”教学法则是为思想接生,是要引导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苏格拉底方法”自始至终是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又叫“问答法”。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循循善诱,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相比之下,两者都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试图通过学生本身的学习发现进步,这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 教学内容上,两者都注重文德教育。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这是孔子教学内容四个基本方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文”是排在第一位的,历史上的孔子在教育方面确实是偏重文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但与此同时,孔子也没有忽略技能技巧的培养,他也要求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而苏格拉底呢,他认为美德即知识,他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并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强调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同时,他主张教人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体力活动和思维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健康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人身体强壮。

1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1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答:(1)关于教育作用:提出“庶、富、教”的观点,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个要素。孔子认为教育对国家稳定、社会的发展有作用。 (2)关于教育对象:提出“有教无类”其中“无类”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不包括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 (3)关于教育目的: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一批“士”和“君子”以完善人格为教育的首要目的。 (4)关于教育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指文化知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行、忠、信是道德行为规范要求。不足之处在于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和劳动知识内容。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道德教育内容占有重要地位,文化知识学习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 (5)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联系第8章教学原则与方法) 因材施教 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谦虚笃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6)关于道德修养 立志有恒:“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孔子认为人要有远大的人生志向,“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 自省自克:“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身体力行:“巧言令色,鲜矣仁”,“敏于事而慎于言”,“纳于言而敏于行”,“言必行,行必果”。 改过迁善:“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则勿惮改”。(7)教师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师无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2、杜威的主要教育观点是什么? 答:(1)关于教育本质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2)关于教育目的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能够不断的生长下去。 (3)论课程与教材 为完成活动课程,提出“做中学”的教育原则。活动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应该是活动教学。 (4)提出教学的五步骤 教师要给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给学生提供足以产生问题的资料、学生产生问题和假设、设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亲自动手做、验证假设。 (5)提出儿童中心论 杜威教育理论是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强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和活动作业中心。 3、《学记》阐述了哪些教育思想? 答:(1)教育的作用:“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敏,教学为先”。即教育的作用是为国家培养所需的人才,教育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2)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

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异同比较

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异同比较 不同点: 一、教育目的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育是人未来生活的一种准备;杜威提出教育无目的论.他反对外在的、固定的、终极的教育目的.在杜威看来,外在的教育目的是强加的,不能充分考虑儿童的本能与需要;固定的教育目的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终极的教育目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和假设,因为世界是变动不息的.“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这就是杜威最著名的教育目的论. 二、教师与学生地位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师是中心,以教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杜威提出儿童中心论,整个教育过程中要以儿童为中心,要求尊重儿童的天性; 三、课程方面不同.赫尔巴特强调以系统知识为中心,重视学科学习,忽视学生的生活经验,杜威以其经验论哲学为基础,提出了“做中学”和从经验中学的课程理论.杜威始终反对把成 人和专家们事先编好的教材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主张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教育的起点. 他强调对直接经验进行组织、抽象和概括. 四、教学方法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师的讲授,杜威十分推崇这种从做中学或从经验中学习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教学必须考虑儿童本性发展的特点,必须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 和个别差异,教学必须考虑儿和需要,使儿童积极、主动地学习. 五、教学重点不同.赫尔巴特强调学生会对知识的掌握,杜威非常关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他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 六、教学过程不同.在教学过程上,杜威依据学生在做中学的认识发展提出了五个阶段的过程:从情境中发现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哪一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假设、获得结论.它被简明地概括为: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的五步,也有人把它叫做五步教学法.而赫尔巴特试图根据心理学来阐述教学过程,

教育学心得体会4篇-教育心得体会

教育学心得体会4篇-教育心得体会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换代异常迅速。作为教师就必须善于接受和消化新观念、新知识,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必须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必须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努力做到学识渊博,业务精良。只有这样,讲起课来才能深入浅出,得心应手;才能使学生产生敬重感,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和指导。因而,利用寒假时间,我在西宁市继续教育中心参加了继续教育学习活动。通过不断地学习,使我们不但在理论上对教育、教学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从而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现把这几个月学习的心得总结如下: 一、通过学习,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责任,树立了科学的教育观。几曾一度从上中学到上师范,我们见到的老师都是极有威严的,教师的观点是不容质疑的,这就使得教师真正成为了颇有权威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然而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的社会道德品质也在一并的传授给学生,或者由学生间接体会。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他还要为培养下一代可塑型人材做出贡献。由此可见,教师的职业特征具有未来性,管仲说:百年树人。我国未来能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要靠我们这一代教师培养的祖国的下一代。因此,我们要认清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树立崇高的职业信念,为祖国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石。为此,我们应为祖国培养出全面素质的创新人材。

对于我们的学生我们要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不能用成绩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也不能由于好恶而疏远或亲近谁,我们应给予他们同等的发挥创造的机会,让他们在我们创造的气氛中健康成长。 二、、通过对《当代教育新理念》的学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理解了如何把先进的教学方式和理念贯穿于数学学科教学的全过程,同时,也让我认识到当前教育需要更新了两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要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第二,认识自我的角色定位,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做勤于学习,乐于教学的数学教师。 在今后的教学实施过程中,相信通过实践也真正的感悟到了全新的教育思想在教学中所产生的效应。这是以前传统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三、通过对《新时期教师师德修养》的学习,让我更加正确的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同时也给我的职业道德方面上了精彩一课,使我再一次重温高尚师德的形象,并以此为自身的追求。众所周知,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不仅是对教师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也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起着以身立教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做好学生的灵魂工程师,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以德治教,以德育人,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四、通过对《新课程教学问题解决实践研究》的学习,让我学到

孔孟思想比较

孔孟思想 仁义礼智信 “礼乐”思想、“仁”的思想和“中庸”思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仁”。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同情,它是统摄“义、礼、忠、恕”等德行的最高理想, 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 孔子的政治理论――“德治”与“正名”。孔子提出“德治”的治国主张,认为统治者应“正己然后正人”, 以德治民。他把“仁”扩充到政治领域, 要求君主爱民, 施行仁政。他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上起天子、下至平民, 都应安守本分, 名实相符,并由此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观。 孔子的天命观――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他主张祭祀, 是对鬼神表示诚敬的意思, 至于鬼神是否存在, 则可以不问。相对于天命鬼神而言,孔子更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 孔子的教育观--有教无类:他主张教育的对象不应分贵贱贤愚, 而要一视同仁, 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因材施教: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是现代民主个性化教育和启发式教育思想的源头。学思并重:在治学方法上, 孔子主张学思并重, 认为“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均衡发展:对于学术的传授, 孔子教以“文、行、忠、信”四

目, 并以“诗、书、礼、乐”等内容教导学生。故孔子之教, 可谓重视德、智、体、美的均衡发展。 孟子思想 性善学说:这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仁政”思想:孟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仁”的思想,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学说。“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这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 理想人格:孟子学说中还有不少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如此种种,都是激励人心、传颂千古的名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

1.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 孔子常和学生们“言志”,一天,他对学生颜渊、子路说:“你们何不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拿出车马、衣服、皮袍与朋友们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洲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我们愿听听您老人家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通过与学生无拘束的谈话,示意学生朝着“仁”道的方向去修养去提高,这是他指导学生立志的一种方式。 孔子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无善道",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 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

中西方主流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主流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周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的教育者的眼里,人欲“入世”首要“修身”。所谓“修身”其实就是对自身的品德,学识和心性加以修炼和培育。然后才有治理国家,管理家庭和诚服天下。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被普遍接受和认同。因此应该属于中国特有的哲学的一个命题。 所不同的是此身如何修?围绕着这个问题道家的老庄和儒家的孔孟曾经有过长时期的争论。这反映在<<道德经>>,<<南华经>>和<<大学>>, <<中庸>>,<<论语>>等经典著作之中。平时我们谈论起道儒两家时往往对能够对儒家的观点相对地了解多一些。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善的价值观念被人们较多地接受了有关。而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的道德相对于道家的道德更有利于人们的实际操作,比较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忘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过程中,儒家学者的贡献。特别是诸如汉朝的董仲舒这样的关键人物。尽管后来儒家学者并没有真正发展过儒家的经典思想,倒是不断地对之加以歪曲和破坏。 但是最终道家还是被边缘化了。道家思想的这种被边缘化的命运其实也不能全因儒家的经营得利,或者是得势。道家后来被发展成道教这个事实业已说明了由于道家思想的难于理解而难逃畸形发展的命运。 因此直到今天每每看到有关道家思想被不同程度的误解,甚或被歪曲也就不会感到很奇怪。为此笔者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的<<道德经>>和<<南华经>>逻辑思辨的成份居多,特别是< <南华经>>的写作手法。多用喻。这就人为地增加了人们对道家思想的理解的难度。 但话又说回来,象道家的道德体系,如果得以清晰地表达,不用喻也难。因为道家主要脱胎于经典作家对自然的观察,思考而作出的一种思想总结,而这些对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和生活习惯的普通读者来讲也还真是费解。 举一个例子: 在<<南华经>>或者又叫做<<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里有一段记述。“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其踞鼓盆而歌”惠子问道:“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而庄子答道:“不然。是其始死

小学家庭教育心得体会

2、积极配合学校,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贪玩是孩子的本性,需要督促,需要引导,让孩子养成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上课专心听讲,课后复习,认真完成作业,独立思考,勤学好问等良好的学习习惯,牢固掌握所学知识。 3、坚持课余学习,不断扩大知识面[小精灵儿童网站] 除学校的作业外,我们为孩子制订了学习、锻炼的计划,如背诗词、描红、阅读、奥数、英语、举亚铃、游泳、跑步等内容,按学期、周末交替进行。孩子的记忆力强,背诗词很有优势,在背的过程中给他讲解意思,背了会忘,需要不断复习,现在我的孩子能背二百多首古诗词了,平时他偶尔也会引用一下,并且很得当,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奥数不仅仅是锻炼孩子的运算能力,更多的是思维逻辑能力,有些题型他花好长时间才搞明白,觉得难度有些大。在背诗词和做奥数方面是他父亲给他施加了压力的,有时难免会吃鞭子,当然我并不主张打孩子。 孩子喜欢听故事,我们要求他自己去看书,我在图书馆给他借了一些读物,有的他一天就看完,说很有趣,还给我们讲故事情节,我们表现得很感兴趣,告诉他看了其它的再讲给我们听,有的书他一页也没看完,我也不强迫他,从孩子感兴趣的东西入手可以提高他对阅读的兴趣。假期有时带他去图书馆,我发现他很喜欢,拿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翻翻,多带孩子去图书馆是很有益处的,能增长不少知识。 知识是需要不断积累的,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4、家庭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我们工作过程也需要不断学习,我们在家都喜欢学习并能长期坚持,不管书本知识还是网络知识,我们有意识地在家中营造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这样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也爱上了学习。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家长自我提高的过程,大人也有很多的不足,为了教育好后代,我们努力校正自己的行为,不断完善自己。大人的一言一行,无意中会引导孩子对其注意,进而模仿、尝试。所以家长要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平时做人做事都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使孩子的品德与智力良性发展。

第1课__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形成(教学设计)

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第1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学情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无论对于“百家争鸣”还是早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生总体上比较熟悉,所以基本史实上学习起来较为容易。但对于“百家争鸣”及儒家思想形成的历史大背景以及孔孟荀三位儒学家和老庄两位道学家的思想较为深邃,需作重点分析,以便学生能够理解和把握。 课程标准: 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2.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其儒家思想的形成。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主要观点,以及老子、庄子和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2)理解孔子“仁”的思想、墨子“仁政”的思想和“性本善”思想、荀子的性恶论、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3)分析儒家思想的形成原因,总结儒家思想的形成过程,探寻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推理分析,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等方法学习有关问题。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2)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并对学生在探索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而繁荣的文化盛况的学习,对祖国文化有深入的认识,从而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逐步培育起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掌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2.教学难点: 如何正确判断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教学用具: 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比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比 中国的传统的主流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西方经典哲学的鼻祖则是苏格拉底,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先哲,苏格拉底出生于孔子死后10年。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东西方历史上两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影响着整个东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他们的教育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教育理论中,并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孔子与苏格拉底相隔近一个世纪,由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互不相同,个人生活经历也不尽一致,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各具特色,互有短长,但同时他们的教育思想更存在着相似之处。下面通过这学期所学到的关于这两位教育家的知识,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改革,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这种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教育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也都是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但是虽然门下弟子出身复杂,却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了教育家胸怀的宽大以及教育艺术的高明和善化。 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都实施“有教无类”,但是苏格拉底不同的地方是,他不收取学费,甚至报酬,和孔子比起来,苏格拉底似乎更胜一筹。他的教学地点也并不固定,广场、街头、商店、作坊、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因此造就了一大批贤者、哲人,为西方的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向他请教,这样就扩大了教育的对象,更多的受到他的启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教育。 这两个人在教育对象方面,都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对待,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这样推广教育,可以使得学术下移,知识得到大范围的普及,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值得我们永久的学习和效仿。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以培养治国人才为教育目的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危机,为了振衰起敝,他想走政治改良的道路,主张复兴周礼、举纳贤才,吸收平民参与政权,使社会回到君子与小人各安其分的局面。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上,就以培养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贤才,造就能“弘道”的君子为目标。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这段对话,孔子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治国施

试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试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试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论文摘要:孔子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孔子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的篇章,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它是后人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这些思想,对我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既涉及基本理论问题,又包括许多教育教学的实际经验。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一.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1.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

学习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感悟.doc

学习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感悟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教育,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离开生活的教育是狭隘的。与现实生活隔绝起来,那么,陶行知认为,人生活着就是在学习、在成长,它就发挥的影响力很小,如果把生活作为教育的对象,那么教育内容就丰富了,影响力也就大了。 因此教育要心生活为中心,是生活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发挥作用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就如林子里的鸟,可以自由广阔的飞翔。而“教育即生活”则是将教育和生活关在 学校大门里,如同一个鸟关在学校大门里,如同鸟关在笼子里。 陶行知提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要想受什么样的教育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初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学校充分发挥培养人,教育人的作用,使每个学生获得一种生活的能力,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那么学校自然就完成了改造社会的使命。因此,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改造社会就是学校社区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如何改造社会,改造家长,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首先,改造学生,通过改造学生来改造家长的素质。其次,通过改造家 长来配合学校一起来改造学生。 陶行知认为:“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机构,应该与社会改造相结合。”办学与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底的改 造社会,办学如不包含社会改造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原理的方法论,是他“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哲学思想在教育中的发展。他认为“灌输的教育是最要不得的。他所接受文化的人当做天津的鸭 儿填”。 我们的教育非但要教,并且要学要做,在教学做的关系上,“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应当合一的。”其中做是教的中心也是学的中心。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下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还不成为学。做的最高境界是创新。他主张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所学生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吸取更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一口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功,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达到“创新”这一境界。 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在今天的教学中,教师如何把教育融入生活,从生活中发现教育素材,用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并将其发扬人传承下去? 英国教育哲学家怀特海曾对教育做过这样的诠释:“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生活的本质是不断地适应和创造。”教育是与孩子们在的情境中不断进行实践的活动,不 能对其进行概括,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寻找。 教学做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做。教而不做,不做算教,学而不做,不能算学,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 心。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为学生立志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或杰出人才而耕耘,全面+特长,让每一个学生成为值得信任的卓越人才,突出日常规范的管理,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勇于提出 问题上。 回顾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教育教学的框框,今天,再次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我豁然开朗,我将以陶行知先生三次改名的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实践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 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做新世纪具有新思想的人民教师。 知识改变命运 1 / 1

北京市立新学校教1

导入新课: 三、战国时期 儒家代表 问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儒家还有哪些著名学者? 1、孟子的思想 . 政治思想——“仁政”。 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 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孟子总 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孟子用仁政来解释君民关系。 (3)性善论思想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问题:如何评价孟子性善论思想? 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要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 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地安于生产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与民同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 这太阳啊,什麽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 即使你有高太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2、荀子的思想 荀子有两位有名的学生:一位是杰出的学者韩非子,一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 孔孟荀一脉相承,荀子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 (1)政治上——“仁义”和“王道”中学历史教研网 (2)君民关系上——“君舟民水” 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 (3)性恶思想 对于孟子所说的人之性善,荀子驳斥他说:“是不然,人之性恶。”荀子为什么说 “人之性恶”呢?荀子说:人饿了便喜吃,冷了便喜穿,疲劳了便喜休息;苦饭不 愿吃,破衣不爱穿,辛苦的事不乐意干;爱听好听的声音,爱看好看的颜色。顺 着这些天性,人就不会循规蹈矩,因此人性本是恶的。 问题:如何评价?与孟子、法家思想的区别联系? 荀子分析批判诸子百家的言论,并吸收了各家的优秀思想。如荀子说“天行有常”, 就是说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有其固定的次序的,这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在客观 物质世界都有其一定的运行规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显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 响。荀子主张以礼治国,这跟孔子的重视礼是源流相通的。可是荀子所说的礼, 重在分定界限,对人制裁。强调礼的制裁的一面,已隐含着法的作用,表现出趋 向法治的观点,并以此影响了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等人,成为主张法治主义的 回顾所学 孟子典故 讨论区别 不是民主 引发兴趣 澄清观念 透过现象看实质的能力 培养比较分析历史问题能力

(完整word版)孔孟荀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孟荀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子、孟子、荀子作为先秦早期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之处,下面试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教育思想的异同,从而可略窥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擅变规律。 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是以其人性论作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的。 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是较早提出人性问题的学者。其在《论语·阳货》中谈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命题成为其人人应当受教育、人人有可能受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同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影响作用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大差别。为了使人具有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就要重视教育的作用。这一教育理论具有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的,打破了官学时代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天赋高贵、优越的思想,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 孟子认为人性之善良,就好比水之本性是向下流淌一样;而人没有不善良的,水也没有不往下流的。基于此,孟子提出了“性善论”,成为继孔子之后第一个具体回答人性问题的教育家。“性善论”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据此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并贯彻实施于其教育实践之中。 荀子在《荀子·性恶》中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其善良则是后天人为培养的结果。在荀子看来,“伪”主要是指教育的感化,礼义的引导,教育的作用在于改变本性的恶,树立人为的善,经过长期的考验而不再恢复到原来的本性。 孔孟言性善,追求的目标是至善,荀子言性恶并非追求恶,而是针对人有恶念、恶行,追求的目标同样是至善。因此,他们只是出发点不同,在追求的教育理想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其着眼点都在于施教与为政及肯定人性的可塑性。 二、教育目的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维护周朝初年的社会制度而培养政治人才,这条人才路线被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他所极力推崇的都是治国的政治人才,让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学生入仕,以其人格力量完成政治目的,从而改变春秋末期混乱的局面。孔子明确提出了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理想的实现,用教育来实现其政治抱负。 孟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可以看出,在法政、教育两者与治理国家的关系中,他更重视教化。“善教”比“善政”在认识上更高一层,“善教”使人民从被动地服从统治而变为心甘情愿地认同。孟子基本上是继承了孔子的教育目的。 荀子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分层次的教育目的。荀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和“圣人”。“终乎为圣人”,以学为圣人为教育的最高目的。 由些看来,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大体相同,都把统治人才作为培养的最高标准。不同之处在于,荀子提出了多层次的教育目的:从“士”到“君子”、“圣人”的要求,即是培养“俗儒”、“雅儒”和“大儒”三个不同的层次。 三、教学论 (一)教学内容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其指意尽管模糊,但特点十分明确:一是注重德育、智育、体育兼备;二是文理科兼顾,以文科为主。 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下,“治儒之术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因而他所采用

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1.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一)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

赫尔巴特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或比较

从事教育历史研究,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把握好社会背景与人物特性的关系;教育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相同点 一、其思想都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 赫尔巴特所处的时期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却还没有实际力量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对封建制度不满;另一方面,畏缩不前,屈服于封建势力。 杜威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南北战争大规模扩张和改革的时期。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以及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深化,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不断出现,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派标榜自己的教育为现代教育,和赫尔巴特形成对立面。 二、其思想都以哲学为核心,把哲学,心理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并对其教育研究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赫尔巴特18岁时进入当时德国哲学革命的中心——耶拿大学习法律和哲学,读了不少斐希特、谢林、莱布尼兹和康德的著作。在他们思想的影响下,赫尔巴特在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其以后在心理学、教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杜威在密歇根工作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主要致力于黑格尔和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研究,对霍尔与詹姆斯在美国提出的新实验生理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为其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其教育思想都以社会的目的作为教育目的。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目的分为“可能的目的——选择的目的,必要的目的——道德的目的”。前者在于通过教育培养人未来从事某项社会职业的能力,后者在于通过教育形成人类的共同道德品质。这样,两者的教育既培养了人类社会生存能力,又使之具有社会正义观念。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论,为的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维持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杜威提出,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通过教育,社会能明确地表达它自己的目的。他主张“使每个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型的社会生活”,“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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