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论

读书笔记

——李大钊《史学要论》

<正>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法律和经济。在那里,他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新青年》、《少年周报》、《每周评论》及《晨钟报》的编辑。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机会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写作。1920年任北大教授,曾在史学、经济、法律等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课程。同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遇害。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学术上，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北大讲学期间，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它分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近代西方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也正是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

一，明确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李大钊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经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因此，“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二，阐明了史学研究的任务，李大钊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亦可完全认识的。“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史家去发现它，确定它了”。李大钊指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求它的进步的真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理法”。

三、提出建立“历史科学的系统”问题。按照李大钊的历史分类法，记述历史可以分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等6个部分。因而历史理论也包括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6个方面。他非常强调历史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否定了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史学家“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理论愈进步，史学系统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理论“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

四、阐明了史家的历史观和史家研究方法论问题。李大钊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不是故纸堆，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史学必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树立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家必须关心现实，表现现实革命者风采，激励人们向前看。他认为史学方法即研究历史对象、形式与规律的方法，包括历史材料的搜集、选择、编制、整理、考证与确定，以及考察事实的以一般规律。“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

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学助问”。根据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李大钊提出了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和重作”

的任务。

李大钊主张历史学是科学，其目的是“不仅在考证非凡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非凡史实的记述历史之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

至于历史研究对象，他以为历史学不仅仅限于政治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又说“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学问。”

至于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李大钊认为“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紧要。”在他看来，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所谓“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不全面而且缺乏深度的，李大钊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例如，他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史观，在文中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史观。”但是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能简单称为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理念的。李大钊把它称为经济史观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

虽然李大钊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并非尽善尽

美，但是作为先驱者和拓荒者，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正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伟大贡献。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输入

李大钊是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和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五四”后期独倾心于唯物史观。他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所传播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包括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并非像通常的历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宣传或者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相反对他所接触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都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看待，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做出了贡献。因而，分析他在传播西方近代史学中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批判性，对于全面客观熟悉李大钊，乃至对其时代的文化熟悉，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李大钊输入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途径

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

《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和

李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蝶儿班德和理恺尔特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3。

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4

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想5。

二、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先日后俄的特点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在地域方面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即先介绍由日本传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后宣传俄国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史学观念，而这一介绍又依靠日本学者的转介。

1913年底东渡日本至1916年5月辍学回国，李大钊受日本学界影响巨大。对此，学界有一定探讨，例如杨树升发表《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6指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吴汉全以此为根据，把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李大钊《史学要论》相比较，得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得益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影响的结论。他还把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和《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史学的观点与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相关内容相对比，认为李大钊还受到了内田银藏的影响7。

此外，他受日本学界影响，批评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的思想，是专制政治所孕育的思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精辟绝伦，足以为中国人的棒喝。李大钊指出，在卡莱尔看来，“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也，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异于常人也。”而托尔斯泰则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8这里，李大钊推崇托尔斯泰的群众观点，而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9。他希望从日本学界找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李大钊对日本思想界有所顾忌10。直至他从日本思想界寻求拯救中国理论的希望破灭，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他产生了震动性的影

响11，加之由于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欧洲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而且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这样李大钊才“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转介绍于读者。”12颇有意味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赖于日本学者的成果。1919年5月5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自河上肇的作品。他本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五、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所引《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文字，也是出自河上肇的手笔。这是他本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明了的。

可见，李大钊所输入的西方史学观念，具有在地域上从日本转向俄国，而在途径上依靠日本学界的特点。

三、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的广泛性。

李大钊介绍了许多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史学家，例如维柯、格罗特、兰普勒希特和菲林特等，而且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成为李大钊介绍西方史学的重点13。

从性质上说，他所研究和介绍的西方史学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又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输入，过去学界论述颇多，恕不赘言14。

这里举李大钊使用唯物史观熟悉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为例来说明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他认为，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为结绳的文字。他说：“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弌’、‘弍’、‘弎’，足以证实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15他还分析了女权丧失的社会在文自字的反映。他以为，“女权消失以后，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从昏，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娶字从女，从取；嫁字从女从，从家，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16通过文字分析中国古代史的做法在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还有多处。尽管有的时候他的分析是牵强的，但是表明他的运用唯物史观熟悉历史的努力。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熟悉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例如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解释就使用了唯物史观。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7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大家族制度在中国非凡发达，孔子的学说就是适应中国两千多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可是到了近代，西洋文明打进来了，而西洋文明是动的，它的工业经济压迫东洋农业经济，民主的思想就动摇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基础比较深厚，因

而中国传统思想就同西方的思想发生激烈的冲突，不像日本国家下，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其孔子思想很快被西方的思想冲垮了。不过究竟最后中国的孔子思想还是被西方民主思想压倒了。最后，他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8。

至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介绍，例如，关于波丹19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在《古与今》中介绍和赞赏波丹对于历史退步学说的批判，他还在《史学思想史》中对波丹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大钊指出，波丹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以代替中世纪流行的观念。波丹指出，过去人们以为人类史是人的自由行为，是在不断的变迁中的，没有原则与秩序，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相反人类的历史是有原则的，是人们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及其可熟悉性。李大钊指出，波丹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于实用的倾向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追求；而且他对于历史规律的熟悉实际受益于他的法律研究。波丹还反对历史退步的学说，过去流行古代“黄金时代”的说法，波氏否定这一说法，他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时期：东方民族占优势时期、地中海民族占优势时期、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人类不是永远退落，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的渐次升高。李大钊还指出，波丹的历史观，是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继续和发展，他的政治史观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就地理问题而言较之孟德斯鸠为显著；波丹举许多例子说明“七”、“九”、“十二”等一些神秘的数字决定了帝国的生存期，包含占星术的理论；波丹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并没有将历史进步延伸到未来，不过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避免了宿命主义。总之，李大钊对波丹的研究，不仅介绍其思想内容，而且结合波丹的实际研究预以说明，分析波丹学术的渊源，以批判的眼光揭示波丹史学观念的贡献与局限。李大钊总体还是充分肯定波丹的，说：“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20。至于李大钊对其他西方思想家，诚然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历史观到法国复辟时期诸史家的历史思想，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到英国史家卡莱尔、格罗特等人的学说，都曾作过广泛的介绍。”21此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提到莱辛Lessing《人类

教育论》，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概论》，康德《通史概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引Felint和Lamprecht、Vanloon关于历史学的定义22。李大钊因培根《学术的发展》论述史学、文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哲学基础，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23。他还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以及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引用福利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说明政治史学的狭隘性。甚至，李大钊还论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他说：“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孔道西“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桑西门“把经济的要素看得更重。”Thierry、Mignet及Guizot辈继起，袭圣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究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为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24这些都表明李大钊在中国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绝不仅仅是唯物史观。

从纯学术意义上看，他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除唯物史观或历史的经济史观外，还有历史进步观、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观点、历史熟悉相对性的观点、历史熟悉科学性思想、史料与历史解释并重的观念等。

欧洲近代史学的遗产之一，在于确立了历史进步的观念。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把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与西方历史进化观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纷纷放弃历史进化的观念而陷入历史怀疑主义泥潭中。然而，李大钊却坚持宣扬历史进步的学说，但这种宣扬主要不是通过阐释唯物主义史观进行的，而是通过分析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展开的。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其中有《今与古》，宣扬鲍丹对古代黄金时代学说的批判，介绍培根（FrancisBacon）、笛卡儿（Descartes）和巴士库儿（Passcal）的知识进步学说，后来又于1923年2月在《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文中说：“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应当“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25他还在北京孔德学校发表过类似的演讲，1922年1月8日以《今与古》为题刊登在《晨报》副刊上，说：“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26

李大钊虽然宣扬历史进步观念，但对其取批判的态度。例如，他吸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义，认准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曾用达尔文进化观点解释道德的产生乃“社会的本能”27。但他反对斯宾塞的庸俗的社会进化论，曾说：“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

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28他强调了社会进化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掩盖的“互助”因素。再如，他称赞韦柯（Vico）的学说“很轻易适用于进步的观念”29，还称赞孔道西，“不仅以确认开明与社会幸福的无限进步的确定为满足；他进而想出其本质，预示其方向，决定其标的，而强要辽远将来的探索。”30相反，批评鲍丹立论只限于过去及现在而未及于将来，“鲍丹之注重过去，亦犹培根之注重未来，皆能窥见半面的真理……必二子之相待，而后进步之真理之全，乃以大明于兹世。”31

李大钊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今不如昔观念的原因在于：

第一，“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足，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

第二，“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态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

第三，“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的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

第四，“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

第五，“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32

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即“观念服从事实”、发现规律、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实在的科学。以之为指导的实证主义史学，表明了坚定的历史学科学的信念；明确历史学不仅要搜集史料，而且要发现规律；主张不仅要研究政治史，而且要研究文化史。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标注自己对实证主义的推崇与介绍，但他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是寻找真确的证据和寻出进步的真理，历史研究对象是全部人类的生活。可见这些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张都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主张历史学是科学。他曾指出，关于史学家职责有两种看法，一是，考证每个具体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求史实间的联系以明确其因果的关系；二是，不仅在就非凡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部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第一说反映史学正处于幼稚阶段，而第二说表明史学“与其他科学根本无异”。即使是第一说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33关于历史研究的任务。李大钊在1923年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4他还在《史学要论》中陈述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

考证非凡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非凡史实的记述历史之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35至于历史研究对象，他以为历史学不仅仅限于政治史。他说：“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36又说：“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学问。”37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间的关系？李大钊对史料和理论都非常重视，认为“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又认为史料是基础，而理论使历史记述变成科学，他说：“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38而“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历史记述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为科学的记述”。因此，在他看来，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所谓“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39显然，李大钊上述关于史学与方法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关于历史熟悉相对性的思想，似乎同他的历史学科学性熟悉相矛盾，甚至同当时胡适等人所宣扬的实用主义非常相似。这一点在他的《史学要论》中表达得非常明显。关于历史的真实，李大钊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40至于历史熟悉的相对性，李大钊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41

四、李大钊传播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所体现的批判精神

李大钊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2他在介绍与评论西方史学思想时，如实介绍与中肯评价相结合，而且介绍先与评论；在评论思想家的局限时不是恶语相加。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前面他对于波丹史学思想和进化论的批判外，还表现对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评论上。他既肯定孟德斯鸠的史学思想中所奠定的唯物论原则，又批评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真理与谬误参半，具有宿命论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唯物史观的熟悉和宣传上。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由于我们只强调前者因而掩盖了后者。他的批判眼光，恰恰体现了其学者面目，不仅不会有损于李大钊的光辉形象，相反使他愈加可敬了。

李大钊曾大力宣扬过唯物史观，这一点前人论述颇多；同时他对唯物史观采取批判的态度，

对此无人语及。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他分析其“局限性”体现出来的。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学说中的矛盾、唯物论中的机械性、抹煞一切伦理的观念。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作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文章谈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问题。关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人们看来，马克思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马克思一方面否认阶级的活动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的活动，可以产生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又说：“在马氏学说之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的自然的变化以内。”转而又说：“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并解释道：“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那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重要的贡献，……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了他那莫大的功绩。”43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机械性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历史唯物论的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说法值得怀疑。李大钊诠释道：“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他还说：“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44关于马克思抹煞一切伦理观念问题。当时人们以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抹煞了一切伦理的观念。对此，李大钊指出，“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马氏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又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45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非凡的发见。”46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不全面且缺乏深度的。李大钊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例如，他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史观。1920年，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

些”471924年，《史学要论》又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48人所共知，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能简单称为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理念的。李大钊把她称为经济史观的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对她的误解。因而，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性的批判是可以再讨论的。不过，就他批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来说，这是事实，从而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塞利格曼出版《历史的经济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Marx 和Friedrich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49。还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50还说：“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51

这些都表明早期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熟悉和态度同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尤其是在《史学要论》中所表达的关于唯物史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说明他对唯物史观的熟悉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批判到接受的转变。这一事实也印证了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使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结论。

总之，李大钊所传播的史学观念是西方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批判西方史学文化时，自然也批判了唯物史观。可见，李大钊在改造社会时没有改变自己书生的本色。这种熟悉不仅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和人们对他历史地位的熟悉，相反使他的形象更丰满、真实，因而愈显得他的精神的可贵了。

李大钊说：“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6而所谓“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班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7。在研究方法上，通过介绍西方史学观点而叙述自己的历史观。在对历史内容的理解上，李大钊都认为历史是进化的，而进化是螺线性的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强调要对历史进行不断的“解释”，都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但他是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在承认进化论运用到历史研

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更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领域；强调的是唯物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支配性地位。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也从浮田和民那里得到影响与启发，吸收了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一些合理内容，这使他更注重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和探讨，从而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内田银藏（1872－1919）是日本的经济史家，著有《经济史概论》等著作。在日本史学界，内田银藏是社会经济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内田银藏说：“经济史是经济事实的历史”，“而从经济上解释历史，则指承认经济事实对于研究一般人事的重要性，阐明它对国民的经历、社会状态的变迁以及每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历史”9。以内田银藏为创始人的社会经济史学还强调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认为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将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研究，实际上是承认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进程。内田银藏本人根据从事研究日本史的实践就曾把日本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大化革新以前（上古）、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中古）、镰仓幕府到织丰时代（近古）、江户时代（近世）、明治以后10。关于内田银藏的史学贡献，日本学者板本太郎曾这样评价：“内田银藏博士以京都帝大为据点，为确立日本经济史的基础而倾注了开拓者的热情。”11对于内田银藏的史学思想，李大钊是相当熟知的，他在1923年的《史学与哲学》讲演中予以重点介绍：

“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地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地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蒐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断的事

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

12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对“史学的要义”的叙述，在内容上与内田银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说明李大钊承继了内田银藏的观点，接受了内田银藏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便于理解，将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的一段论述抄录于下：

“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13

对于李大钊的这段论述，勿须笔者赘言，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语言都与内田银藏史学思想的表述保持一致，受内田银藏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李大钊吸收内田银藏的史学思想是服务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构建史学理论体系的，与内田银藏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不可同日而语。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在其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建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体系，这一点是肯定的14。但接受日本史家的影响也是存在的，这与李大钊的早年求学生涯和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状况是密切联系的。当然，对李大钊所受日本史家影响的估计也不能夸大。

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

（1889—1927）的一部重要史学理论著作。该书系

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

合。在这部书中，首先界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其产

物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乃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的广

大的活动。“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

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并

且指出史学有三个要义：（1）以社会进化发达的过程为考

察；（2）寻求历史事件的证据，以弄清事实真相；（3）将历史

事实联系起来考察，说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在

此基础上，规定史学的目的和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

的真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找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在李

大钊看来，历史学可以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

分。记述历史分为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

史、人类史；历史理论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

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这时期李

大钊已经意识到史学中存在的史论关系问题。同时，他还

主张分类进行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

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及美术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成

立人文史或文明史的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李大钊提出首

先是要区别记述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即要区别历史的

记录和客观历史本身；其次是要从经济关系上去说明问

题；其三是考察个别史实要与研究一般理论相结合；其四

是要研究史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李大钊在书中还以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为题，着重阐述

了史学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史

学的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一是历史学要给人

民一种科学的态度，使大家树立起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二

是历史学应给人们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三是历史

学要使人民觉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此外，还对历史学中

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创造性的见解。《史学要论》是中国

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与具体的史学工

作相结合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诸问题的主张，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指明了方向，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的拓荒者：李大钊

“它（唯物史观）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合，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它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

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积极参与《言制》月刊的创办；留日归国后，一度在《宪法公言会》编辑部供职；此后又投身于中国的宪政改革。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正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法律史学的建设。

李大钊所处的时代，适值中国旧式的法律制度和观念经历艰难蜕变、近代法律学理逐步输入之际。留学海外的丰富经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使他在治学视角和路径上具有极大的优势。李大钊史学成就突出，在史学理论方面更称得上卓有建树，他的《史学要论》与《史学思想史》(讲义)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对于近代法律史学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译者署名渊泉的《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一文，拉开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序幕。稍后不久，李大钊便在《新青年》第6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利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唯物史观“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合，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它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它发现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它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它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它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的现象。就是这个，以足以认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传统学科体系重新整合提供了契机，法律、经济、历史的相

互结合为法律史学科提供了新的内涵。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法律现象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社会表面构造，而被看做与经济因素紧密联系的元素，与经济一起构成了社会的全貌。因此从法律史角度透视历史，就成为人们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主要途径之一。法律史学社会功用的提高也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唯物主义法律史观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近五十年来，这种思想充满了全世界。就是我们闭关自守物质落后的中国，也受其影响。”这是民国时期法律史学家丘汉平在《新的法律史观》中所发表的一番生动评论。由此不难看出李大钊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法律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

李大钊对历史、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发，提出了诸多足以推进史学发展的卓识，也为法律史学科属性的界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把法律史归属于历史学范畴之内，认为法律史尽管有其特点，但它依然是史学的分支，并没有脱离史学的属性；另外，他认为法律史学并非史学的附庸，它重在考察法律现象本身的历史，而那些从普通历史分科出来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等皆是考察、叙述活动的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者。李大钊既看到了法律史的史学属性一面，又看到了其独特的一面，反映了论者辩证考察问题的理论修养。

由于清晰地看到了法律史的交叉学科属性，李大钊还对法律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界定。在李大钊所列“历史学的系统”表中可以看出，论者主张无论普通的历史学还是特殊的历史学，都应该适用历史研究法与历史编撰法。另外他还强调，特殊的学科必然需要特殊的理论做指导。就法律史来说，由于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法律现象背后隐藏着独特的文化本质，因此只有借助法理学的理论去抽象与总结，才能透过表象探求实质。由此看来，单纯的史学修养已不足以满足特殊历史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特定学科的理论修养也不可或缺。

李大钊还阐发了研究法律史的科学方法。当时的学界存在着混淆一种学问的研究方法同理论的现象，对此李大钊指出：“学问的理论与原理，是说明一种学问对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者”；而“一种学问的研究方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那种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理法的方法的”。两者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绝非等同。李大钊还认为，不仅一种法律与另一种法律之间、一个法律阶段与另一个法律阶段之间有关系，而且法律的每一个阶段与系统和同时代的宗教、艺术等所有其他社会现象都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法律史的研究者要有发展与联系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需要采用纵向研究方法，联系的眼光需要采用横向研究方法。前者可以从法律现象发展的历程中把握其变迁大势和时代特点，后者则有助于把法律现象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只有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详尽比较，才有可能发现法律现象的本质。这种方法把法律史研究从简单地就现象论现象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强调将法律现象纳入当下的社会条件中进行分析，为法律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李大钊将归纳法与演绎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归纳法必须在充分占有个案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内部规律；演绎法的出发点所借助的定义必须正确无误。李大钊明确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这表明他把唯物史观既当做历史观，又视为方法论。

在法律史领域，李大钊尽管没有留下如其《史学要论》一样具有重要影响的宏篇巨制，但他关于法律史学的精妙观点随处可见，这突出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卓识。在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科初创阶段的20世纪初，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也遭遇重重磨砺与曲折，但仍凭借先进的史观、科学的方法对中国法律史学科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显示了其他学派难以比拟的科学性。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该领域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不得不感谢李大钊为此作出的铺垫性工作。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上）

一、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在中国产生的背景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但严格地说，在整个世界的史学史上，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为人们所需，是历史学学科科学化的产物，对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有所认识，有所思考，是职业历史学家必备的首要条件。《史通》和《文史通义》等著作都是从史学批评的角度切入，而非从正面进行论述，系统性也不足，特别是二者以分析批判历史研究作品为主，对历史学本身问题的论述比较间接。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史家当时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和以后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它们毕竟是个人的专论，而非用于指导史学研究入门者的教科书。

19世纪，西方的史学开始制度化和专门化，这是历史学科学化努力的必然结果。一些学者受自然科学探索规律成功的鼓舞，认为历史学通过严格地检验史料和客观中立的态度，也能够上升到科学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它仿效自然科学，把自己同其它一些以前经常纠缠不清的学科分离出来，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有了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为了使自己确实配得上“科学”的称号，为了使自己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的方法等等方面的确有别于其它学科，历史学就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对象、特征、内容、功能、方法等许多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回答。也就是说，出于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的需要，出于对后代学人的培养的

需要，这种概论性的著作便应运而生了，比如德国史学家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程》（1889）、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和瑟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等等便是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史学也在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方面，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展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等也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其《中国史叙论》批判旧的“君史”，号召改造中国历史的编纂。在这方面率先出现的成果是夏曾佑、刘师培各自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修史观念的彻底改变，造就了人们对于历史观念、史家思想的重视，人们开始重视历史学的主体部分的问题。比如梁启超的《新史学》就已经开始探讨“史学之界说”和什么是历史，在其它著作中也涉及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等等。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后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以及由此而陆续出现的新式高等院校，确立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新式学科教育体系，需要把什么思想或什么知识教给学生，通过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培养出什么样的史家，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借助什么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都成为具有新思想的历史学家面对的重要课题。

但是，对于人类在认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重要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又有哪些是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历史学研究的入门者去把握，在当时的中国，就多数人来说，还是思考较少的一些新问题。于是，从国外已有的成果中引进，便成为一条有效的捷径。如梁启超所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②在这股浪潮中，在翻译介绍的史学作品中，除了某些具体的历史研究作品、比如某某文明史以外，最普及、也最有影响的就是这类史学概论性的著作了。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的“历史”栏目中，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③。其中自称，“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它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界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而坪井九马三的这本《史学研究法》在序中则称：“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之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其中坪井提到的伯伦汉和塞诺波，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伯恩海姆、瑟诺博斯及其著作④。

除了坪井的《史学研究法》以外，江荣宝还提到浮田和民的著作，那就是后来有很多译本的《史学原论》。该书分8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它在1897年尚属日本国内的讲义，但在1902到1903年之间，竟有6种译本问世。当时日本学者把西方刚刚推出不久的史学概论性著作迅速转介入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注意，于是又迅速译介到中国。虽然经过间接的介绍翻译，又被介绍者加以编辑修改，但西方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其学术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最初结晶，能在数年或十数年被辗转引进中国，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这无非说明，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中国思想界急需新的养料，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新式历史教育体制也嗷嗷待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许多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在辛亥革命之前，这类文章或著作就有1902年邓实的《史学通论》⑤，有1903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首篇》⑥，有1907年吕瑞庭、赵征壁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⑤。更重要的是，这类著作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历史教学中的课本，如1904年屠寄编有《中国史学通论一编》，陈黼宸编有《中国史学通论续编》和《三编》，其中颇有史学概论性的内容，被作为京师大学堂史学科的讲义。由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印行；又如1909年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本书内容留待后论），也是作者在湖南中路师范的历史选修课上的教材。

于是，这类著作不仅作为宣传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历史观、以及作为改造旧史学、建设新的史学思想的武器而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成为培养新式历史学家所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和职业训练的必备“技艺”，这时，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撰写和出版，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中）

二、1949年以前历史学概论性著述概观

（一）关于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目的

从一开始。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就具有两个目的：一是讲述关于历史学本身的和关于客观历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又以前者为主，这是史学概论中“史学”和“论”的意义；二是给初学历史的人一个基本的指南，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学历史有何意义等等，这则是史学概论中“概”的意义。目前所知最早的此类著作，应是曹佐熙于1909年出版的《史学通论》，其宗旨在于“究心史道，探赜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意思当然是以前一个目的为主。

讲第二个目的的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⑴。作者在“序”中说，“大凡研究一种学问，必先知门径。……吾人研究史学，若不先知门径，何能承先启后乎？此现今学校（指高中与大学）之所以皆有‘史学概要’、‘历史研究人门’，或‘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学程之开设也”。“唯关于此类著作，今尚寥若晨星，目下沪上各书局所出版之史学书籍，大都是仅论史学中研究法或与科学之关系一部分，均不能使初学者得一史学之概念。作者鉴于中文史学教本之缺乏，一般学子修习不便，为史学发达之障碍，乃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其主旨在灌输读者以史学之常识，并指示研究历史之门径。”

但无论是以哪个目的为主，这一时期的同类著作都以谈“史学”为主要研究或介绍对象，这是这些著述的最大共性。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第一部历史学概论性著作。该书次第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⑵，集中探讨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1925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徐敬修编著的《史学常识》一书⑶。从书名来看，这显然是为初学者提供的入门书，共68页，约2万2千字。作者在提要中明确指出：“而所谓史学者，则尤在能区其种类，辩其体裁，明其法则，揭其旨归，以及推究历代变迁之故，而会通其精神。”其书首章“总说”中述及“史学之意义”、“历史之范围”、“历史之种类”和“史学之变迁”。以后各章分述中国历代史学史、分体裁介绍中国古代之史书以及治史的方法。虽其内容侧重中国史学实践，观念略嫌传统，但着眼点仍在史学上。其它同类各书，概皆如此。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史学（而非历史）的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呢？为什么传授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也都要涉及这方面内容呢？或者说，在历史教育中，为什么要凸显史学的地位呢？

胡哲敷所著《史学概论》为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该丛书主编舒新城明确地说，“我们发刊此丛书之目的，原为供中等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要求丛书作者把握“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就是在这样一种通俗或启蒙读物中，胡著《史学概论》也明确提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