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宁波外滩的历史品质_徐建成

收稿日期：2004-03-05

作者简介：徐建成，男，宁波市文化局。

江北岸原本就是个滩。通常讲的“外滩”概念，是指沿江景观带。在这条景观带上集中着可以识读这座城市近代深刻烙印的历史人文建筑，甚至应该更确切地把它称之为“外滩历史文化保护区”。通过保护、整治、建设之后，宁波外滩如同上海外滩一样，成为一座城市过去、现代、未来连接的时尚地标，是城市个性形象的所在地。而事实上“宁波外滩”的概念应该是指整个江北岸地块。对于上海而言，由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租界的大扩张，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近五万亩的租界土地上，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系统，成为近似殖民地的"国中之国"。也可以说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滩，所以“上海滩”这个称呼才显得那么有标志性。“宁波滩”，为什么没有形成概念，因为宁波原本是座城，而且是座府城,江北岸乃是城外，甬江和余姚江环绕的一个三角地带，一片曾设立的面积不大的外人居留地。

一、在五口通商中解读宁波开埠的个性特征

五口通商的开埠时间有个先后次序。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有关关税税率、开埠通商等问题在《条约》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为此，中英双方后来继续在广东谈判，于1843年7月、10月签订了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五口通商的真实开埠时间是这样的：广州重新开埠的时间是1843年7月27日，因为它一直是中国与世界通商贸易的大门，其性质为《南京条约》签订后的条约恢复开埠。厦门条约开埠于1843年11月1日，上海条约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宁波条约开埠于1844年1月1日，福州最晚，条约开埠于1844年7月3日。从开埠时间的先后，我们需要研究一些五口通商的历史背景。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开放海禁，清政府设置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条约开埠的前四座城市商埠恰恰就是四海关设置的所在地。福州的开埠时间比前四座城市晚了一年或半载，因为它的开埠重要性对于英美等国贸易利益来说要比前四座城市来得低。广州之所以开埠最早，因为广州具有“一口通商”的历史地位，原本就设置有成熟的英商机构，而且是当时的鸦片走私中心，所以广州最先开埠。厦门、上海、宁波三口开埠时间先后虽不过两个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性来。厦门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人贩中心，开埠后不久，外国侵略者就在厦门开设了合记、德记、瑞记、怡和等4家卖人行。头八年时间里，英国人共掠走华人25000

论宁波外滩的历史品质

摘党要：宁波开埠的特点是不设租界，这导致了另一个主要特征的形成，即在江北岸开辟了“华洋公共通商场”。

宁波外滩市民社会品质的形成即与此相关。关键词：宁波外滩；历史品质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4）04-0091-05

徐建成

（宁波市文化局，浙江宁波315010）

人，充当英国与殖民地贸易来往商船上的奴工或是异国殖民地的劳工。上海是一块处女地。当1842年6月，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占领上海，驶进扬子江的时候，英国人深切地感觉到“日后整个大陆都会拜倒在它之前，公认它为东方首港了”。因为它有着通达苏杭的河道，有着向北直达京师的运河，而向西就是流经三千余里的长江。宁波的地理地位远不及于此。况且宁波和广州一样，拥有一批早就开化了的人民，自由经济已经养成了他们精明的市场习惯。而此时的上海人“实是处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比广州人、宁波人来得和气、“礼貌”，对条约规定的实施明显感觉不棘手。而宁波，早在乾隆时期英国人就竭力要求通商的商埠，毕竟是鸦片战争的重要战场，严重破坏了宁波港内陆商品贸易的秩序，宁波道台、商人和市民的敌视，是一种战争的创伤，需要一个时间上的磨衡。但是，英国人也很传统式守旧，与上海的县治地位相比，看重宁波的府治地位，于是英国人首先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在

宁波江北岸设置了领事馆。1943年11月8日，英

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商讨开埠事宜，11月17日正式开埠。同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第二任领事罗伯聃率兵舰、轮船各1艘至宁波商谈开埠事宜。之后，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事实上，开埠初期，英、美、法等国驻宁波的领事、副领事或是翻译，后来都调升，任命为这些侵略者驻上海、厦门乃至广州的领事、副领事或是税务司。由此可见，宁波在条约开埠中的应有政治地位。

其次，宁波开埠的性质与其他口岸有所不同。宁波开埠的特征是不设租界，而是发展成外人居留地。租界与居留地的界定原则为，凡经由我国政府以条约、协定或协议形式，正式同意承租某地区的外国掌握该地区行政权的，是为租界；凡我国政府虽然划定某一地区租赁予外国侨民居住，但我国政府仍掌握有该地之行政权者，是为居留地。

五口通商设立租界一览表

英租界

美租界

法租界

公共租界没有设立租界，只划定外人居留地，在五口通商中形成了独有的“宁波模式”。

日租界

上海

宁波

福州1845年11月29日，

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 ）与苏松太道员宫慕久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黄浦江以西地段为英租界，占地830亩。1848年11月27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 ）与上海道（苏松太道此时自松江移驻上海，一般人称之为上海道）道员麟桂商定，扩展地区西北至苏州河，西至洋泾浜，占地2820亩。

1847年，

美国代理领事文惠廉（W.J.Boone ）向上海道员要求划虹口一带为美租界。1863年6月25日，

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G.F.Seward ）与上海道员黄芳议定，自濠沟起，沿苏州至黄浦江，过杨树浦地段，划为美租界，占地7865亩。

1849年4月6日，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de Montigny ）与上海道员麟桂划定上海县城北门外地带为法租界，占地500亩；1861与1899年屡次扩展，

至1914年，共扩展占地15150亩。1863年9月20日，

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占地10685亩。1870年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经1898年以后的屡次扩展，1899年扩展至泥城桥、

跑马场以西地带；至1930年，共扩展占地33503亩。

1899年4月28日，

日本驻福州领事与福建宁福道员签订《福州日本租界条款十二款》，划福州口岸天主堂码头东界起，沿闽江地带170000坪，另新洲约400000坪，为日租界。

宁波开埠不设租界，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主要特征的形成，那就是在江北岸开辟了“华洋公共通商场”。华人与洋人同在一个滩上开展商品交易和市场建设。当时的宁波江厦一带进入自清嘉庆朝代以来南北号商品集散地、帆船码头的全盛时代，城内和城外都有固定的商业区，而且在交易媒介和方式上完全以信用和放帐为基础，加之商品需求和流向不同，洋商一时无法直接进入宁波市场体系。这完全不同于官商之间贿赂关系的广州市场机制。在外人侨居宁波江北岸之前，“江北岸也已有中国许多木材商人居住了。”因此，华洋公共通商场的形成，恰恰说明宁波的开埠贸易要比上海重要。直至1862年8月，兼任法国驻宁波领事埃丹向中国提出在江北岸建立法租界的要求，遭到英、美、俄的反对为止，整个华洋公共通商场完成了英美法等约开商埠初期的实验和过渡，彻底打破了中国商埠的市场秩序，以轮船时代打破了帆船时代，使宁波南北号水运衰落；同时豢养、培植了一批宁波买办，转迁和开发、建设上海租界通商秩序，取代广州买办，与官府勾结，从中国通商都邑深入内地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

宁波公共通商场的建置模式后来在中日签定《马关条约》时，被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中国官方重臣倡导推广，尤其在中国自开商埠中如法炮制，但最终没有成功。租界是外国势力契入中国的侵略基地，但也是中国引进西方事物的有利窗口。设置租界的上海、广州、厦门，得风气之先，西方的市政制度和城市管理方法最早便利地输入运用，城市的开发、更新得到了较早、较大的启动、推动，相对来说，未建

有租界仅辟设了外人居留地的城市宁波、和1899年才设立日租界的福州，就缺少这样的发展条件，最终仍是保持着中国较多地方面貌的传统型城市。

二、宁波外滩市民社会形成的品质

(一)人口的聚集。宁波的江北岸，在通商开埠的当时还是一片荒滩，仅有几个小渔村，与城中联系全靠桃花渡口，它沿甬江向东北行25公里即达海口；另有陆路通镇海，又可通向慈溪、余姚内陆。

事实上，江北岸人口的聚集，有几个时间段：（1）一开始江北岸的人口增长，不是来自宁波城内的人，而是三江码头需要监管堆积木材、货物的商人雇工，江北岸诞生了堆积场和仓库。而后是镇海人、慈溪人的迁来，这也是宁波商帮为什么多为镇海、慈溪人的最好解释。（2）华洋杂居的形成。宁波开埠初仅几名外国人，1850年，居住在江北岸的外国人也才19人。到了1859年，包括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一共49人。因此，开埠初期并没有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城，大约七万城内城外人涌进江北岸居留地躲避战火。和1863年（同治二年），英国人擅自将浮桥从盐仓门迁移至桃花渡口，濒临三江口，成为了江北岸人口增长的一个大转折，也是城内人做滩上人的开始。而在此时，江北港区重心形成，宁波港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300多万关平两。打那时起，各国领事和外国商人等开始纷纷侨居于江北槐花树下至桃渡路法国天主堂之间的沿江地带，江北岸外滩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五洋杂处的洋场。（3）同治以后，英国、美国、法国等在江北岸开办了工厂，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多属加工性质，在这些企业中雇佣了第一批宁波产业工人，他们大多来自慈溪、镇海

厦门

英租界

日租界

公共租界

1852年，英国驻厦门领事金执尔（W.R.Gingell）与泉州府知府来锡藩商租乌空图头巾礁地

段，1861年划定地界，占地76亩。1899年，美国在厦门划定租界，旋归并于英租界。

1900年1月25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十二款》，划定厦门虎头

山下临海滩地约40000坪（每坪合中国营造尺5.8尺）为日租界。

1901年12月，英、美、德、法、日、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领事与福建兴泉永道员

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1902年1月，续签《厦门鼓浪屿续订公地章程》及《厦门鼓浪屿

租界中田地章程》，划定鼓浪屿全岛约4.5平方华里为公共租界。

广州

英租界

法租界1861年9月，英国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与两广总督劳崇光议定，划沙面岛西部为英租界，占地264亩。

在划定英租界同时，清政府允许法国在沙面岛东部建立法租界，占地66亩。

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宁波城内无业劳动者。加之沪甬客运轮船公司的建立，上海洋风传播而来，江北岸成为了宁波人闯荡上海等待时机的歇脚地。（4）到了1887年宁波民族工业起行时期，江北岸的“五杂洋场”繁荣，各种行行色色的人流生活和服务活跃，人口再次会聚。他们中有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包括妓女。（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北岸市政制度的建设，许多旅外、旅沪商人回甬扶持宁波江北岸发展，进而回到自己的家乡，带出一大批子女、亲戚、同乡、师生等关系的人（主要为镇海人、慈溪人）陆续迁居江北岸，担当上海资本家在家乡投资运作的管理者，学徒、杂工等。而此时的这些迁居人羡慕都市生活，盲目流入城市，开始享受城市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采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还有一次就是沪淞抗日战争爆发，大量在上海的宁波人涌回江北岸。

（二）社区的形成。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整个外滩区块来分析，可以划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马路。那里集中了报关行、洋行、仓库、银行等服务于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第二层就是中马路，那里有旅馆、饭店、酒楼、诊所、娱乐场所、照相馆、理发店、百货等生活配套设施。第三层就是现在人民路以西的宁波帮产业作业区和生活居住区。上述各街区的功能清晰，第一块面是生产作业区，商业活动也以此为主；第二块面是消费区，主要服务于来往的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的生活休闲；第三块面是居住区，适合以码头为生的长住居民，一些海员、码头工人都居住在这里。由此可见，江北岸已经表现为一整套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江北岸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江北岸文化。这就是江北岸最典型的民居建筑文化——“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江北岸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江北岸市民约

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实际上，所谓“石库门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江北岸，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江北岸滩上的人，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正是这一点，江北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上海人称为的“乡下”。

（三）“滩”的品质。江北区的人与海曙区的人在性格和观念确实都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便是“城滩之别”，如今依然影响着我们。尽管宁波的古城墙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拆除，但古城的道路格局仍然未变，因此，海曙区的人依然生活在城这样一个圈内，人们有一种无形的“圈子意识”被困着。滩就不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居在城内的人，就易信谣、传谣。他们以为读了洋人的书，灵魂就会中毒；以为吃了洋人的药，就会象吸上鸦片一样上了瘾。居于滩上的人则不一样，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很快接受，尤其是那时上海货从宁波港一上岸，便是能让滩上的江北岸人兴奋不已。如果确切地区分一下海曙区人和江北岸人文化品格的话，那么城内的人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江北岸人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他们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都能统一于江北岸的社区性。以近年来江北岸人对“江北岸文化”进行一番梳理的自觉自省性来看，江北岸人高度统一于将江北的文化融合于百里三江文化长廊建设的开放理念。

三、宁波外滩与中山先生的革命

实际上，我们在保护、整治宁波外滩历史文化保护区时，要恢复的不是近代开埠初期的宁波外滩风貌，也不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航运、港务行政贸易权完全落入洋人之手时的宁波外滩，而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外滩的风貌和历史文化。那是因为1916年孙中山先生视察了宁波的三江口，寄望于宁波帮把宁波建设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中国自己经营模范的上海”。而旅居海外、上海的宁波商帮着实以特殊的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响应了孙中山的倡导，和地方绅商形成合力，构筑起了上海资本与宁波工商业投资的外滩格局。而且，在

那时的宁波外滩，收回了“白水权”、关税权，撤消了英国领事馆，化了20万元建造了宁波最早的五层楼洋房——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市政府借商款加宽了江岸，拆迁房屋，修成了一条长660米，宽19.2米的沿江马路等等。这完全是宁波在孙中山革命的影响下自己选择主动对外开放的一次萌动，也是中国人力求振兴自我的一次实践，笔者认为这才是宁波外滩的精神实质，宁波外滩文化的追求。

这里，首先交代一下孙中山先生来甬视察的事件背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死去。7月，陪伴在中山身边的夫人宋庆龄由于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病倒了，得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到8月中旬，庆龄病愈，孙中山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现存保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孙中山于1916年8月22日11时乘曹甬火车抵宁波，下午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发表演说，8月23日下午乘车出城来到江北岸宁波工业学校及公立工厂视察，“一切极蒙赞许”。后身感不适，登上建康军舰从外滩码头驶离宁波，去往舟山。（《申报》1916年8月25日号）面临三江口，孙中山曾寄望宁波建成“中国第二之上海”。因为上海为洋人所经营的商场，宁波自当建成“中国自己经营模范的上海”。从这一点说，中山先生把没有设立租界的宁波外滩视为民族实业发展的实验地。更何况中山先生当时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且具坚强之魄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孙中山此次浙江考察之行，乃是他的民生主义核心化形成的理论时段和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时段。

五口商埠是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和实施建国计划的最大支撑。因为它们开化最早，生产力水平、近代化程度最高。其中上海和广州成为了中山先生革命的大本营。宁波、福州、厦门成为了中山先生实业救国、“三民主义”的实验场。五座城市所涌现的宁波商帮、闽粤商帮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又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尤其是中山先生流亡日本与南洋时所提供的政治便利和资金。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宁波帮代表人物有镇海小港李家与桕墅方家方樵苓、吴锦堂、赵家蕃、赵家艺兄弟、虞洽卿、朱葆三等。

宁波外滩不仅是宁波帮商人的舞台，也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起航地。从宁波外滩走出去的宁波人带有明显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品质，这一点，与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理论在主张力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宁波的外滩其实是在丧权辱国的条约开埠中一种丧失主权最少的特有模式。宁波的外滩应向世人展示的是宁波人收回一切洋人权力，自主自立建设外滩，振兴自己的历史风貌。宁波的外滩不是万国建筑都会下的现代化崛起点，而是继承中山的遗教，实践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的中国滩，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它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指向现代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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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