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历史变迁
由于中国地理形势和各民族的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因素，中国的农耕种植业与畜牧业一直在地域上呈分离的状态。
(一) 战国时期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形成
《史记·货殖列传》对全国划分了四个区域：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其中山西为农牧交错区；山东是农耕区；江南是落后的种植兼渔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畜牧区。可见当时的农牧分界：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以陕北、陇东泾渭北洛水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
(二) 秦汉时期农牧界线的北移和内缩
1) 蒙恬取河南地，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
2)汉武帝重夺河南地，取河西四郡，击羌置金城郡。此时农耕区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区、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东面仍沿长城一线。
3)东汉农牧界线的内缩：南匈奴内迁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安帝以后，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内迁至渭河流域，大批少数民族入迁沿边八郡。沿边八郡成为半农半牧区或农牧交错区。东汉末到十六国时期，农耕区北界大约内缩至渭河平原北缘、汾河中游和河北中部一线。
(三)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部农牧交错区的出现
1)北魏对北方的屯垦，主要在河套和银川平原。这一时期从事农耕者以汉化少数民族为主。隋在河套屯田，在其南的则农牧兼营；唐更是在陇右和陕北设置牧监，后内附突厥和党项也是以畜牧为主。鄂尔多斯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环境变迁，不宜农耕。当时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以线以北至黄河河套、阴山一带，为当时农牧交错区。
(四)辽金元时期北部农牧交错区的北延
《辽史·营卫志》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是当时一条基本的农牧分界线。但由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密切交往，农牧交地带呈现了向北延伸的迹象。
西夏仍在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上农耕；契丹在辽本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农耕，后推至今克鲁伦河、海拉尔河和呼伦贝尔草原；金发展种植业到了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并又北推进至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形成金代农耕垦殖的北界。大兴安岭则开始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农牧分界线。元代也发展过种植业，如在陕北、河西、陇右开辟屯田，在新疆地区吉木萨尔、且末、巴里坤、和田、喀什等新辟屯田，最北推行至鄂尔浑上游的和林一带和阿尔泰山东侧的称海(今
天哈腊湖)地区。但农田均属零星分布，与牧地交错相处，是草原上的零星插花地。
(五)明清时期北方农牧界线的变迁
明初，沿蒙古高原南缘阴山、大青山以南的东胜(内蒙古托克托)、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全宁(翁牛特旗)一线等置了屯田，设立卫所，形成明初北边的农牧分界线。后由气候转寒，内迁入长城。宣德以后，明修建边墙，在黄河以西沿黄土高原的边缘，黄河以东大体沿着山脉走向，阻隔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通。
清统一长城内外，初规定边墙外五十里为禁留地，为汉蒙两族的分界线。后允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后则限制人数。
东北地区则设柳条边。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
总的说，清一代北部农牧分界线有两条：一是陕西省北界和山西、河北长城的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南是农耕区；一条是沿贺兰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布察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地是半农半牧区及分块的农耕区。
二、农业区的历史变迁
(一) 黄河中下游农耕区的形成、发展和兴衰变迁
(1)关东农业区
A三河地区：伊洛河济交会的相当今洛阳为中心的大河南北地区，这里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为天下之中。55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已进入农耕社会。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洛阳王湾、郑州大河遗址都反映当时已进入定居农业。中国最早的国家，就是在最早的农业区兴起的。
B 冀南豫北平原：安阳在黄河漳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是黄河流域的一个中心。战国，西门豹治邺，使为膏腴之地，西汉时，魏郡是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东汉末年，曹操以邺为政治中心，十六国后赵、前燕，北朝东魏北齐相继为都，虽经杨坚毁城，但唐前期又兴建六条人工渠道引漳河水和安阳河进行灌溉，农业依然发达。
C 河北平原北部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农业起源较早，但因气候原因发展缓慢。今河北新城涿州一带有个督亢陂，为燕国最富饶的水利灌区。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开水田，为种植水稻之始。以后北魏北齐唐代整修督亢陂、戾陵堨（e4）、车厢渠等水利工程、发展水田，成效显著。
D河北平原中部：战国中期黄河筑堤前，为沼泽洼地。秦汉时农业已相当发达，东汉末年，“冀州民
人殷盛，兵粮优足”，三国时“冀州户口最多，田我垦辟”，《齐民要术》反映北魏时河北平原农业技术相当发达，至唐安史之乱前，水利建设十分兴旺，唐代瀛州每县平均人口在13万以上，是河北诸州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安史乱后，关东始衰落，长期战火，太行山区森林破坏引起的环境恶化，灌溉系统破坏，引起土地严重碱化。
E黄淮平原：介于豫西山地与鲁中山地之间，古称兖豫平原。西汉颍川郡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两汉之交，曾有七十年的黄河泛滥，王景治河以后，农业恢复，后经十六国北魏破坏，到唐代又成为农业生产基地。北宋衰落，原因主要是无力修复水利。明清黄河泛滥，土壤沙化，再兼水旱不时，灾情频发，农业生产日趋衰落，成为全国贫困地区之一。
纵观黄河下游平原农业发展经历，宋以前，由于环境尚末破坏，虽然经战乱而衰落，但政治稳定即可恢复；宋以后，即使政府招徕户口，开设屯田，兴修水利，也无可奈何。
2) 关西地区
主要是指渭河平原或关中平原。仰韶文化型的半坡遗址，就是定居农业。周代的崛起，也是因为农业。秦国更是以农为本。秦汉时期在关中大修水利，使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首屈一指。两汉之交与东汉末年，两次大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时在水利有所建树，但已远不如秦汉。唐代修复扩建水利设施，但效益不理想。其一人口骤增，其二，环境退化，其三权贵的破坏。宋时接近西夏边境，对关中农业造成极大的负担。清代普遍开展型灌溉工程，成为西北地区小麦重要产区，虽不与汉唐时比，但仍是重要的农业区。
（二）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
(1)成都平原：蜀国时代，杜宇、开明就开始经营；秦时代，都江堰工程的修建，移民的迁入，尤其是冶铁大家赵国卓氏、齐国程氏的迁入，对生产工具的改良效果明显。从此，成都平原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在明初和清初二次“湖广填四川”后，农业再度兴盛，成为中国2000多年唯一保持稳定高产的农业。主要归功于自然条件。
（2)荆湖平原：指现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这里农业发展较晚。一直是渔猎区。宋以前，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主要依靠洞庭湖平原南缘以及衡阳、永州所在的山间盆地，人口稀少、缺乏劳动力是农业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南宋时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至两湖地区，农业开始有一定规模，元初已是重要的漕粮来源地。荆湖的开发是与垸田同步进行的，大约兴起在南宋端平嘉熙年间，即13世纪30年代以后，到明清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到清前期垸田全面发展的时期，万历初年，湖广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省，汉口成为长江沿线四大米市之首，“湖广熟，天下足”，但粮食生产主要在湖南，湖北有时要湖南接济，乾隆皇帝干脆改为“湖南熟，天下足”了。乾隆以后，由于森林砍伐和围湖造田引发的水灾加剧以及垸田管理不善和人口增加，粮食生产大受制约。
(3)东南平原：指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河姆渡文化发现水稻实物。早期越族属迁徙农业，春秋时，农业才有明显的发展，但由于人口稀少，还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东汉，在宁绍平原修建鉴湖，是当时东南最大的灌溉工程，六朝持续开发，南朝宋已有大批粮食外售。唐时，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天下财赋，江南十居九。五代吴越钱鏐（liu2），大力修筑圩田。宋元时期此地
为全国税粮之首。清以后，由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成为粮食输入地。
(三)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
珠江三角洲原是一个浅海湾，地质时期几经海平面的升降。早在三四千年前，已有人居住。战国汉代墓葬出土有铁器农具，说明农业有一定的水平，但在经济生产中并不占地位。六朝时期，发展较快，但以经济作物为主。宋代有大发展，一是大片沙坦地出现，再者是人口大量迁入，特别是南宋。开始兴起围堤农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堤围系统混乱，影响出海水流畅通，增加潦水退消的困难，致使水患日繁。而且，由于经济作物点耕地面积的一半，使此地成为缺粮区。
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较晚，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不足和海滩地、岛屿林立，海潮侵袭，影响了早期开发，这个问题一解决，就走上了发展的快道。
三、主要粮食作物分布及变迁
(一)史前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
粟、黍、稻
1）粟，亦称“稷”，今北方通称“谷子”,去皮后叫“小米”。一种粗糙、抗旱、但不耐霜冻的一年生禾草(Setaria italica),具有粗而重的长穗状花序,可作谷物、干草和饲料。分布在秦淮以北，西北到陇西，东到山东，北到东北，南甚至在台湾也有发现。至少六七千年前在华北地区已大量种植。
2）黍，亦称“糜子”。古代专指一种子实叫黍子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叫黄米，其子实煮熟后有粘性,可以酿酒、做糕等。分布与粟同，与粟共存。
3）稻，秦淮以南，长江中下游可能是栽培稻起源的中心。
（二）商周至春秋时期
商代：黄河流域粮食作物有黍、稷、稻、麦、麻等。
1）黍：占首位，可能与商人盛饮酒有关。
2）稷：占第二位。
3）稻：占第三位。郑州白家庄早商遗址和安阳都发现过稻壳。
4）麦：从西亚传入，西周春秋开始有来（耒）、牟二字，耒指小麦，牟指大麦。由于麦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灌溉条件，在当时生产条件下，不可能占重要地位。
周代：黍、稷、稻、麦、粱、麻等。
《诗经》中出现粮食作物中，黍稷最多。
麦：在安徽亳县钓鱼台四周遗址发现碳化麦粒，说明淮北已有小麦。
水稻：西至渭水中游，北至关中盆地北缘汾河中游，东到泗水流域都有水稻种植。关中、三河、冀南豫北、河东、鲁南沂水泗水都是水稻产区。
粱：古代指粟的优良品种,子实也称粱,为细粮。
（三）战国秦汉时期
禾（稷）、黍、稻、麻、菽、麦、以及大麦。
1）稷，是大田中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量最大。
2）麦：种植面积扩大。战国末年，洛阳地区种春小麦，温县种冬小麦。武帝时，关中开始种植冬小麦，小麦的推广，与水利建设和石磨的出现关系重大。石磨出现于战国，普及于汉代，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河南洛阳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和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都出土过石磨。东汉开始，小麦开始在黄河流域大田粮食作物中占重要地位。黄淮平原徐兖二州一带大田以产小麦为主。
3）水稻：南方，主要产区为太湖平原，成都平原，但仍属粗放经营。关中地区种植面积扩大。东汉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北京顺义的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为北京地区种稻之始，并一直延续到北魏唐代。而且，黄河以南的淮、汝、颍、涡、汴之间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水稻种植区。
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稷仍是大田中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小麦已渐发展至仅次于稷的地位，水稻的种植面积也大为扩展。
北方旱地作物中，还有豆类，大豆、小豆、豌豆、胡豆的名字出现。
（四）魏晋南北朝至宋元
1）传统粮食作物分布的变化：一是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唐代，河北、河南道除山东丘陵地带外，小麦产地几乎连成一片。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第五琦请税京兆之麦，此为中国农业史上第一次征麦税。魏晋至宋元只是黄河流域种植小麦的发展期，到了明清小麦才取代了黍和稷成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粮食。此外，小麦在江淮以南种植面积也在扩大，主要原因是北方移民进入江南，刘宋时，甚至种到云南地区；南宋时，南方一年稻麦两熟制基本确立。二是水稻面积的扩大。北京地区，冀南豫北地区仍沿续种植。北宋，在宋辽边界的白沟沿线西起保定东到大海淀泊带，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
2）新粮品种的传入。高粱：一名蜀黍，由境外传入四川，最早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便向北传播较慢，唐代才进入北方地区，至辽金时期各地都有种植，成为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荞麦：传入中国时间不详。唐代记载渐多，孙思邈《备要千金方》称：荞麦味酸微寒无毒，食之难消。宋代南北各地普遍种植。荞麦喜温暖，但又能抵抗秋寒低温，适应各种土壤和粗放栽培，生长期短，一般二个月
就可成熟，是一种很好的救灾植物。占城稻：北宋初传入福建，宋真宋推广至江淮两浙路为种，占城稻为旱稻，不择地而生，它的出现使许多往日不种稻或少种稻的地区都扩展为植稻区。
（五）明清时期
北方小麦占主要地位，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主要变化是引进植物，全面改变了原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组合方式。
1）玉米：原产南美洲，明朝中期传入中国，至晚清普遍推广，成为我国民间的重要主食。三条路线传播：一是由阿拉伯商人经西亚进入我国西北，再传入内地；二是由欧洲经西亚、中亚、印度、缅甸至我国西南；三为西亚商人经菲律宾至我国东南沿海，在传播过程中，在各地形成自己的名称：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麦、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陆谷、西天麦、玉麦、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其广泛推广与其生长习性有关。玉米高产、耐瘠、耐旱涝、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山区、沙地均可种植。20世纪初，玉米在各类旱地作物中占有绝对优势，取代传统粮食作物成为粮食生产中的大宗。
2）甘薯：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广东福建沿海是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基地循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另外，还经由缅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也在万历年间。传播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名称：番薯、朱薯、红山药、红苕、地瓜、红芋、红蓣等。甘薯对环境适应性强，田间管理简单，长幼皆食，茎叶可以充作鸡犬之食，因此成为开发山区的主要动力。
3）马铃薯：传入时间地方不详，但较玉米甘薯晚。最早记载是在康熙年间。有两条传播线路：一为南路，从南亚一带传入两广，再进入云贵，循此路向东，又到闽浙地区，江浙一带称之为洋山芋，以别于已叫“山芋”的甘薯；北路从欧洲循陆路传入山陕，由于马铃薯适于高纬度寒冷地区生长，因此北方传播速度较快，在陕西、山西、河北以及口外，成为通行的农作物。
在传播过程形成不同的名称：土豆、山药、山药蛋、阳芋、洋芋等到。马铃薯的食用范围更广，可作为主食，也可作蔬菜，耐瘠抗寒，在苦寒的边地也可亩产二千斤上下。
由于新作物的传播，明清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和农业地理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方首要作物是水稻，北方以小麦为主，各类旱作农作物也有一定的比例。玉米取代了粟黍，棉花取代了麻桑。甘薯和马铃薯在山地点了统治地位。
四、历史时期植被变迁
历史时期，从东南向西北，分为森林以及草原和荒漠两个地带。
（一）主要森林地带的原始植被状况
本地区大约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半左右，约北起大兴安岭北段，东南沿着嫩江折向西南，经冀北、晋北、陕北、川北至西藏东南一线，此线以南为古代主要森林地带，从北至可分为四个地区：
1）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寒温带、温带森林地区：直到十九世纪前期，还保持森林的原始状态，今天仍是我国主要森林区之一。
2）华北暖温带林地区：包括辽东山地丘陵、辽河下游平原、冀北山地、黄土高原东南部、豫中和豫西山地丘陵、华北平原、渭河平原和山东山地丘陵。
辽南全新世为栎属等阔叶林为主，到晚期气候下降，成为针对、落叶阔叶混交林。燕山在《史记》记载有“鱼盐枣栗之饶”，直到辽金时代，燕山山地还有大量木材可采。陇东宁南有着以针叶树种为优势的原始森林。4世纪时，滹沱河和唐河上游还有许多大木冲至下游。
3）华中、西南亚热带森地区：包括秦岭、大巴山、大别山、江南山地丘陵、闽浙山地及长江中下游平原，还包括四川盆地、贵州高原、云南高原北部及中部、南岭山地、两广丘陵北部及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浙东与闽赣森林连成一片，云贵藏的森林直至明清才开始遭到破坏。
4）华南滇南藏南热带雨林：包括福建福州以南、台湾、两广山地丘陵中部和南部、海南岛、南海诸岛驻云南高原南部等地。
（二）草原和荒漠地带的原始植被状况
大兴安岭南段、呼伦贝尔草原、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是广大的草原地带，也有森林分布。
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等地是一条气候干燥、植被稀少的荒漠地带。
（三）历史时期植被的变迁
1）华北平原：距今七八千年前，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战国时期，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东部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缺乏薪材。以后屡兴屡废，明清以后本区农业才又有所发展。总之本区是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和草原植被变迁最早、最大、最频繁的地区，也是人类对天然植被干扰最甚的地区。
2）黄河中游：秦汉时宫殿建设对秦岭和函崤山地森林的破坏极大。魏晋南北朝官宫殿取材多自吕梁山、陇山，隋唐亦然，北宋初年还可以采伐，西夏金蒙古的战争又造成破坏，明修长城，在边外烧草伐林，地面覆盖植被几乎殆尽。
3）太行山区及晋北：赵、北魏、唐、北宋、元、明、清的宫殿及官僚府第取材于此。战乱灾荒以及玉米甘薯的传入，以致形成“土薄石厚”，又更加不利于次生植被的生长。最后使得百姓屋材也十分缺乏。
4）豫鄂川陕交界地区：明宣德年间以后，流民迁入，以后持续不断，到十九世纪，除了少数地区如神农架、镇坪、淅川等尚有较多森林和竹林外，荒山随外可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综上所述，我国天然植被除了自然本身的原因外，更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农业生产、修筑宫室、烧碳取暖、战争等。
五、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变迁
（一）亚洲象和犀牛的分布变迁
1）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的分布比现在广阔的多，东部各省份均有存在，最北界在40.1°N的现在北京、阳原一线，而现在只残存于24.6°N，南退了17个纬度。
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亚洲象分布较多，甲骨文记载，商有猎象、驯象、使象和用象祭祀的活动。秦汉以后，黄河流域亚洲象分布开始减少。春秋战国时期北界移至秦淮一线，东汉至唐，还在长江中游活动，1050年前后，长江中游亚洲象灭绝。13世纪，岭南也十分罕见了。仅存于广西东南钦州合浦、玉林、藤州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一带，19世纪30年代，廉州（合浦）逐渐灭绝。现在仅存于云南西南思茅、景洪、勐腊、沧源、德宏州一带。
灭绝原因：环境变迁，生存受限；人类活动；三是气候变迁。
2）历史时期野生犀牛比亚洲象分布更广阔，消失却更早。
早在旧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就有犀牛生存，殷墟曾发现野生犀牛骨骼；商末周初，在山西高原南部、泾渭河下游、山东曲阜也有犀牛分布。汉代35°N至36°N的渭河两岸仍有野生犀牛活动，这是最北的活动区域。
长江下游浙东一带在东汉后犀牛灭绝。长江中游南宋以后灭绝。长江上游最后的犀牛四川酉阳在清同治年间、贵州绥阳在清道光年间消失。岭南廉州绝迹于19世纪。云南在20世纪中叶灭绝。
（二）扬子鳄、马来鳄的分布变迁
1）扬子鳄，古称鼍（tuo2）、猪婆龙、土龙等。在山东河南浙江广东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扬子鳄的遗骨，具体讲，距今7000至2500年前左右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33°N至37°N带，距今2000年至1900年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带。现在主要分布于苏浙皖三省的5个县内。
2）马来鳄，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现已灭绝。韩愈贬官潮州刺史，作《祭鳄鱼文》，就是马来鳄。
（三）孔雀、鹦鹉的分布变迁
1）孔雀在6000至5000年前在秦岭东南端存在，河南淅川下五岗遗址出土孔雀遗骨。据《楚辞》、《蜀都赋》记载，长江中上游都有分布，主要分布在豫南及川鄂湘粤滇等地，后来分布大缩小，主要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现在只存在于云南西南一隅。从河南南部的33.1°N降至25.4°N，南移
了7个纬度。
2）鹦鹉在历史上北可达贺兰山（38.8°N），西达云南陇川，现在北界南退至四川宝兴(30.3°N)一带，南移了8.5个纬度。
（四）长臂猿与大熊猫的分布变迁
1）长臂猿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地区，北界在三峡一带，现在则主要分布在云南和海南，从30.1°N南移到25°N左右，南移了6个纬度。
2）大熊猫的繁盛在更新世。考古上看，最北在河北山西北京一线，文献多记载在今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和陕西南部。唐代，云贵川三省都有大熊猫生存，明代，云南金齿和贵州仁怀尚有，20世纪中叶，川鄂湘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还有出没。目前只存在岷山、邛崃山和大小相岭和大凉山秦岭一带，在川西北，甘南和秦岭山中，具体在四川黄龙寺、王郞（平武）、南坪九寨沟、唐家（青川）、小寨子（北川）、卧龙（汶川）、蜂桶寨（宝兴）、大风顶（马边、美姑）、陕西佛坪、甘肃武都、白水江（文县）等地集中分布。
（五）野驴、野马和野骆驼的分布变迁
1）野驴在历史时期分布在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东段至陇东南、陕北、晋北、冀北一线；野马分布西起青藏高原北缘，南界北移至河西走廊、陕北、晋北、冀北一线以北。现在野驴残存于新疆东北、陇西北、内蒙古西北、新疆东南、陇西南、青海西北西藏东北、青海中部与南部、川西北。野马残存于新疆东北、陇西北、内蒙古西北。经度西移了30度以上。
2）野骆驼即双峰驼，历史时期曾分布于约占我国国土三分之一的北部和西北部，东起闪电河附近（116°E），西至叶尔羌河流域（约75°E），南至兰州（36°N），北达额尔齐斯河上游（48°N），现在大大西移，集中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西界的个别地区，且分布密度十分小。
（六）麋鹿的分布变迁
古称“泽兽”，俗称“四不象”，适宜于温暖湿润的湖沼地带。考古发现北起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沟遗址，南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都有遗骨发现。商至战国，黄河流域有大量野生麋鹿，长江中游云梦泽也不少。16至19世纪，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一带还有麋鹿生存，长江下游的江苏秦县在19世纪上半叶还有麋鹿存在。20世纪初在我国灭绝。20世纪50年代，英国回赠50头，现已过2000头。麋鹿的分布与气候关系极大，距今6000和3300年是两次麋鹿出现最繁盛期，而正好是气候最温暖湿润的时期。
（七）虎的分布变迁
虎是一种森林动物，历史上称老虫、大虫、波、白额虎、扁担花、打哈（藏）等。我国主要有孟加拉虎、华南虎、东北虎、新疆虎、华北虎、云南虎六种。
孟加拉虎主要分布在西藏亚东、曲柯、吉隆、达旺以南邦迪拉区的林芝、墨脱等地，20世纪20年代拉萨附近仍有孟加虎出没，但近50年没有发现，表明其分布大大缩小。
东北虎分布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三江平原，后来不断从大小兴安岭向东南收缩，最后压缩至汤原东南和牡丹江市以南的镜泊湖一带。吉林辽宁全省，辽宁省的虎在辽西地区最早消失，辽河平原次之，辽东丘陵最迟，至20世纪30年代东北虎在辽宁完全消失。
华北虎，分布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东部中部，其它青海东部、河南东北部、山东、皖北、苏北有华北亚种。
新疆虎是西北虎的亚种。
华南虎在秦淮以南，除了台湾和海南，各省都有分布。
云南虎主要分布于滇西南。
（八）熊的分布变迁
棕熊，又名黄熊、人熊、马熊、罴等。主要分布于东北山地、西北山地、秦岭山地、武陵山地和武夷山地。现残存于东北北部和西北西部。
黑熊，又名猪熊、狗熊、黑瞎子。主要分布于东部山地，现存于东北东部、西南西部、西北东南。
马熊，分布于新疆南部、甘肃西南、青海、川西、云南西北和西藏。
马来熊，分布达于30°N以南地区，现在只存于云南南部。
灭绝原因：
A生态链，人类活动使生物多样性受影响，生态链日趋简单化。
B野生动物绝大多数是资源性动物，可以食用药用，却不能替代，如牛骨代替虎骨，牛角代替犀角，药效大受影响。（安宫牛黄丸）
（主要参考书目：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版；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版）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
——国学的推陈与出新
葛剑雄
《山海经》成书于二千多年前，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更早的历史，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当时的地理状况的，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很多内容符合实际情况或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禹贡》至迟问世于战国后期，也已有二千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记载了当时山川、物产、水文、土壤、交通等地理状况。《史记·货殖列传》根据战国至西汉初的自然和经济状况，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和十几个亚区，论述了各区的地理环境、物产、经济状况、中心城市、历史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内容。《史记·河渠书》则记录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代以降全国主要的水系、水道和水利工程以及西汉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全面系统的历史地理记录和研究始于东汉初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所作《汉书·地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不仅内容详细，而且不限于西汉一代，实际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后世之所以能对先秦地名的正确位置有所了解，即在于此。《汉书·地理志》还收录了西汉末年刘向所作《域分》和朱赣所作《风俗》，这是两篇包括现状和历史的人文地理资料。此后，无论是各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各种官修的总志，还是以某一方面内容为主的地理专著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等，无不由今溯古，记载一朝之内或更长时期内的变迁。如果以《汉书·地理志》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起点，至今已近二千年。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这门学问都被称为沿革或沿革地理，始终是国学的一部分。所谓“沿革”，是指一个政区的辖境和名称的延续、改变或取消的变迁过程。由于历代王朝一般都拥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政区，一朝间的变化也非常频繁，追溯到古代就更为复杂，因此研究沿革成为专门学问，也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由于黄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河道决溢无常，不时改道，也成为沿革地理的研究对象。由于现代意义的地理学在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研究沿革地理的又主要是历史学家，所以它始终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四库全书》中，大多数地理著作都被列入史部。沿革地理的成就，至乾嘉而达顶峰。一时学人无不兼治沿革，大学问家大多也是沿革专家，传世名著几乎都有沿革方面的成果。康乾的开疆拓土、空前统一和晚清的边疆危机，使学者对边疆历史地理、少数民族、地图测绘、中外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有了需要和可能，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扩大了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局限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和发展以后。
１９３４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后，他们与同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努力使它“地理化”，并开始使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无疑受到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建国以来，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沿革地理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在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从疆域政区、地名考证和水道变迁扩大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研究的范围也已由表及里，由现象的复原深入到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推国学之陈所出之新。
与现代地理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学并无二致，所以从理论上说，现代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手段同样能用之于历史地理学。但历史地理学却有现代地理学所不具备的研究手段──历史文献资料；而这正是中国举世无双的优势，也是国学永恒的价值。
以往的地理景观，虽然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或非文献手段加以复原，但大部分却离不开文献记载，或者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对人文地理现象更是如此。如人类用科学仪器观测天气、气温、降水量等气候资料最多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不少地区只有数十年的时间，但利用我国的文献资料却可以研究一二千年前甚至四五千年前的气候，从而总结出长时段的气候变化规律。又如人口地理研究离不开人口普查数据，但西方国家的人口普查历史只有二三百年，但我们利用《汉书·地理志》中的全国和分地区的户口统计数据，却可以研究公元初中国的人口地理。计算机、遥感、数理统计等方面的新技术的运用，使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更充分、准确、迅速的发挥，这方面的潜力之大目前还难以估量，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这是任何先进的电脑和其他科学仪器或研究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还是国学研究。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我认为，影响这门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看不到国学的局限，因而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尽管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轻视文献资料的作用，片面强调实地考察、计量和电脑等科研手段，因而完全不重视吸收沿革地理的成果，甚至视谬误为新见解、新成果。三是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不重视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将历史地理研究等同于疆域政区沿革的复原和地名的考证，而不是将历史置于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中。四是以所谓“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任意干预历史地理研究，片面强调其特殊性，使某些分支长期无人问津，后继无人。要消除这些影响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就学人本身而言，还在于对国学的推陈和出新持正确态度。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虽然免不了要常常钻入故纸堆中，却同样关注着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地理学找到了最广阔的舞台。在参与黄河、海河的治理，长江口、杭州湾的开发，地震、旱涝、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植被和环境的保护，沙漠化的防治，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刚刚开始，具有同样广阔的前景。这使我们坚信，在与人类一起进入２１世纪时，这门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学科必将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规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更使我们看到了国学的伟力，看到了国学推陈出新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