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本殷统治时期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社会略况

作者简介：梁小娟（1971—），女，历史学硕士，广东省湛江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

１９１６年６月，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他一身维系的专制主义统一也倾覆破碎。

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于是，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而新的统一尚未来到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重，自成派系。他们或控制数省占为己有，或盘踞一省称

“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恣肆期间。作为一种封建势力，军阀统治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正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

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１］（ｐ１１６）

本文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广东之前广东南路和海南岛地区在军阀邓本殷统治下的社会略况做些阐述。

一、军阀横行

民国以来，五光十色的军阀头头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的从土匪演变为地方实力派；有的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有的起于行伍等。从邓本殷的出身看应属于起于行伍。邓本殷，字品泉，１８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出生于广东防城县茅岭乡大陶村（今属广西），自幼失学，随双亲以务农？织席为生。［２］（ｐ６３６）１８９９年入防城县衙报名从军，１９１３年龙济光踞粤后任广东警卫军营长、帮统。１９１７年１２月援闽粤军成立，邓统步兵两营编入粤军，任统领。１９１８年参加援闽之

役，任粤军第四支队司令。［３］（ｐ８－９）１９２０年参加粤军回粤讨桂之

役，并收复琼崖地区，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兼琼崖善后处长，随后占踞琼崖。［３］（ｐ２３）１９２２年陈炯明叛变后，任陈军第三

独立旅旅长。［３］（ｐ５５）１９２３年他联合申葆藩、黄志桓等部，成立南路八属联军，任总指挥。从此割据“高、雷、罗、阳、钦、廉、琼、崖”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可见，邓本殷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是起于行伍后脱颖而出的。

在军阀割据时代，大大小小的军阀都信奉“有军就有权”

的原则。军队是各地军阀的命根子，只有可靠的军队，才有实力分割地方，形成私有地盘。邓本殷作为一介军人，其部下是保证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和实现其更大政治野心的主要依靠。１９２０年底，邓本殷在占踞琼崖后，就千方百计扩充武力和扩大私有地盘，广东南路广阔地区由于与海南岛仅一海之隔，地理位置重要且远离中央政府，首先成为邓本殷独霸的目标。广东南路当时的局面极为复杂，群雄割据，派别众多。

广东南路仅有八属，却分为九个不同派系的军事力量：邓本殷踞驻琼崖，吕春荣据有高州六县，林树巍占驻雷州三县，黄明堂据有廉州、北海，申葆藩占据钦州、防城，梁士锋占阳江，余六吉、苏继开、徐东海等分占阳春、新兴、罗定等县。［３］（ｐ３５）

自１９２０年湖南赵恒惕发出“以湘治湘”、“保境自治”的口号后，各地军阀纷纷仿效。邓本殷为壮大势力，决定联络申葆藩，组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联军，搞八属自治。申葆藩是广东钦县人，原属旧桂系将领。１９２３年７月，申葆藩派兵攻打黄明堂，抢占了廉州、北海。黄明堂为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将领，申葆藩抢占他的驻地后，正担心广州革命政府的讨伐，遂与邓本殷一拍即合。１９２３年８月，邓本殷、申葆

梁小娟

（湛江教育学院，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３７）

摘要：1923年邓本殷成为独霸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后，这一地区陷入到军阀横行之中。地方军

阀、北洋军阀、帝国主义的互相勾结，使民族利益遭到更大的损害；军阀苛政迭出、战乱频繁与土匪横行对广东南路和海南造成了严重破坏，并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和悲剧。

关键词：邓本殷；统治；广东南路；海南岛；社会略况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9）08-0104-05

邓本殷统治时期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社会略况

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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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联名发出通电，宣称：“天祸吾粤，客军入境，迭遭兵灾，以苦吾民，吾粤南路八属为弭兵祸，宣布自治，保境安民。”［３］（ｐ２６５）宣布成立八属联军指挥部，由邓本殷任八属联军总指挥。

通过联合申葆藩，邓本殷的军事实力得到质的飞跃，为他日后兼并整个广东南路地区奠定了基础。不久，邓本殷与申葆藩联合出兵高雷、罗阳，驱逐林树巍、梁士锋，降服吕春荣，进占高州城，在高州成立八属行署，后又相继收编余六吉、苏继开、徐东海等部，一统广东南路八属。在这期间，各派军阀之间或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大小兵燹连绵不断，人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之中。

邓本殷占据南路和海南期间，对其亲信和八属联军的大小头目悉委以重任，使他们分赴各地掌握有生杀大权。使他们“到处借清乡剿匪之名，任意杀戮”。［４］（ｐ２５）１９２４年６月，嘉积福音堂的美国牧师冯卓支被杀。邓本殷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派出陈凤起率领一旅的兵力到琼东、乐会、万宁、文昌、定安等县进行“清乡”，先后杀戮无辜民众１８０余人，烧毁民房５０余间。［５］（ｐ４３）陈凤起有一次到临高“清乡”时，以清理监狱为借口，不问青红皂白便枪决了几十人。［６］（ｐ１２０）“１９２５年８月６日晚，琼崖爱国学生闻知裕粤华轮船船主周雨亭满载货物开赴香港，即前往阻拦，陈凤起等人获知后，即捕去学生１９人，次日１２时，将５名学生枪毙。”［７］因此，人们都说陈凤起是阳间的阎王，每天若不杀人便吃不下饭，所以如小儿啼哭时，只要说“陈凤起来了！”小儿就会受唬马上止哭。［６］（ｐ１２０）

申保藩任钦廉“善后处长”时，于灵山、防城、北海等县市设立“善后局”，对于同情、支持孙中山革命路线和敢于反抗的人民大开杀戒。凡他们认为是“不良分子或嫌疑犯”的人，均由“善后局”先行审讯，最后由“善后处”决定其命运。［８］（ｐ６０）八属军阀们之杀戮随心、草菅人命，于此可见一斑了。在频繁的战乱和军阀的烧杀掳掠之下，南路、海南各地民生凋敝，灾难重重。第四军政治部报告雷州当地情况说：“自安铺至雷州城二百余里内……沿途各地经已完全荒芜。”“南兴至英利一带……人影绝灭，满目荒凉。”。“由英利至徐闻，沿途所过不但人影不见，鸡犬不闻，即草木亦已枯槁，禽兽为之绝迹于荒茫大陆中，只见白骨满布，遗骸遍地。”“下桥海安一带，本有万人以上之市场，现已变成荒地……沿海及内地各市场，因死尸堆积点过多，融腐发臭。”［９］（ｐ１０－１１）惨淡情形，见者鼻酸。

二、多种反动势力勾结

军阀割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普遍的社会现象。军阀割据的背后，有多种反动势力支持着，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他军阀和帝国主义等。

邓本殷在南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为了保住既有地盘并伺机扩张，在政治上与段祺瑞把持的北京临时执政府沆瀣一气，来往密切。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８日香港有电称：“邓本殷派代表入京，请改琼崖八属为广南省，以邓为督理。”４月２３日香港又电曰：“段代表杨穆生抵港，将赴南路与邓本殷接

洽”。两天后，邓本殷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督办”，［１０］（ｐ４９２）且授以“品威将军”头衔，并获得了北廷提供的枪支军械。［１１］（ｐ１０９－１１０）

邓本殷为扩充军备，与各帝国主义来往频繁。１９２５年４月间，邓本殷以“开办琼崖实业”为名，与美帝国主义签订３０００万美元借款合同，以海南全岛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为抵押。由于琼崖人民的强烈反对，邓本殷最终不敢与美国签约。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工人之路特号》上揭露此行时指出：“邓本殷窃据琼崖，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巩固地盘。前曾以全琼抵押借款，勾引美国投资建筑公路。”［１２］

当时广州的报纸对邓本殷与港英政府的交往也多有报道：

“琼崖邓本殷连日以大号洋船，假冒某国旗号，由琼崖载运大帮粮食往港”；［１３］邓本殷“由南路接济香港粮食”，香港政府则“接济邓本殷枪械五千杆，款项二百万”；［１４］“邓本殷与奸商周雨亭轮船由琼州海口载生猪２８０头、牛２００余头，以及各项大帮粮食，谋接济香港政府”；［１５］邓本殷“用裕英华船一艘，输运粮食接济香港，共载有猪牛数百头，糖、面数万斤，在琼州海口木兰头地方全船沉没”；［１６］邓本殷在１９２５年８月７日在琼屠杀爱国学生后引起全琼公愤，惊慌之际“运动港政府，藉名保护侨商，派出炮舰两艘，开赴琼州震慑”。［１７］广州国民政府的南征军肃清琼崖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曾搜获法国奸商狄伦要邓本殷盗卖琼岛之信函一件。其函曰：

“昨伦由陈总司令暨陈君廉伯介绍，前赴赤坎……始知钧座现在唯一困难问题，仍在财政……伏觅钧座抚有琼崖全岛，宝藏遍地，迄未开采。以伦私意，擬请向一美国大公司，磋商发展琼崖实业富源……双方订定专利合约……不特可保琼崖一隅久安长治，即高雷大陆不难永归所有……倘乘钧座不弃，授权与伦，俾为经理，此事信可得完满结果也”。［１８］

邓本殷割据南路时，法国帝国主义，助力不少，及其失败，法又收留其枪支。邓部之陈凤起在雷州失败后，法帝国主义代邓收留败军枪械，“共有步枪六百五十余杆、驳壳二百余杆、退管炮二门、机关枪四挺，另各种子弹一大批，全数储于赤坎公局，代为保管。”［１９］

可见，邓本殷盘踞南路时期，拥兵割据，又向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支援港英政府，破坏罢工，纵容部下肆杀爱国学生。这些反动势力交织一起，给南路和海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民众皆起而呼吁：“此等军阀不肃清，则救国运动必无可言”。［２０］

三、军阀苛政

邓本殷及八属联军苛政层出不穷，直接祸害南路和海南人民。其要者有以下几种：

１．苛捐杂税。邓本殷占据南路时代，百姓受其盘剥甚苦。各县钱粮已预征到民国十六年。各县署设立之粮站，更包办收粮，榨取杂费。邓本殷还在水东、黄坡、阳江各处设有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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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高雷钦廉各处则开办有府税，梅录、水东、北海、雷州各处有航政牌税、印花税、盐务税、盐埠税、海关税、酒税、屠税等各种苛捐杂税，［２１］（ｐ１２）真可谓是无奇不有。

“如廉江县属之安铺，人头税者，其税则凡自外乡往来该墟，戴雨笠帽者，则每丁抽捐十文，携雨伞者抽半毫，戴氈帽者一毫，穷者因畏抽捐，乃不敢戴帽进墟，邃遭鞭打。合浦县永安区山口墟之杂捐，尤为苛细。如鱼捐，二十斤至四十斤抽钱三十文，五十斤以上抽钱六十文；片糖、熟烟、杂货、大布、熟食、窄粉、芋种、葱种、故衣、熟盐，以上每挑五十文。”［２２］此种杂捐苛例，实开中外所未有，亘古所未闻。

在琼崖地区，“苛捐杂税繁多，名目达二百余种”。“如田亩捐每亩抽银七元，房屋捐每间抽银一元三角，人头税每丁抽银一元等。据一年间的推算，每年搜刮光洋近千万。”［２３］（ｐ４９）至１９２５年，邓本殷又借口军饷支绌，大举重抽：“如祠堂捐，每间应纳四十元至八十元不等；如房屋捐，每间应纳二元至五元不等；人头捐，凡逾十六岁成年之人，应纳人头捐五毫；于海口商埠，则发以公债十万元，限一个月内缴齐。琼人反对四起，邓氏不恤人言，指为叛党，派兵落乡剿办，如被拘执，不问良恶，均以执行枪决。”［２４］

在琼崖干冲一带，邓设有水巡局、水上警察航政局、渔票局于洋浦港，以便抽收。甚至一年压迫渔户做船牌数次……间有不听命者，即拿船以充公，并捉船主以枪毙。凡属渔民，莫不畏其虎威，而争先领照，并以冀免其祸。［２５］此外，邓本殷等又巧立名目，于１９２５年９月，令“海口纸料、锡薄、炮竹捐增加年饷五百七十六元，荔枝、园肉、芝麻、蜜糖四项捐增加年饷二百四十元，公益捐增加年饷一百九十二元”。［２６］在邓的敲诈勒索下，琼崖各地怨声载道。

２．鬻官卖吏。邓本殷等除了敲诈民脂民膏外，还以加强琼崖军政建设、实行“琼人治琼”为借口，公开“出卖琼崖各县县长和统领（等于团长）官职，每名索价二万元。”［２７］（ｐ１９８）“每个统领属下还有三名营长。这些营长就由统领自己去卖，每名营长各索价六千多块光洋。连长各二千多块光洋，排长六七百块光洋。营长卖连长，连长卖排长，如法炮制，各捞一把。”［２８］（ｐ３２）“邓本殷为了赚取更多钱，利用他手中的权利，随时撤换现任县长。如万宁县几年内就撤换县长八人；这些人任期最长的不到一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当县长的虽然好景不长，但他们能卖下属的官职（科长、区长、乡长等），其收入的钱当然比送给邓本殷买官的钱还要多”。［２７］（ｐ１９９）就这样，在邓本殷统治下的南路各属与海南地区，出现了实属罕见的层层卖官的怪现象。

３．私铸伪毫，滥发纸币。银毫是民国１９１２年广东省铸造的地方货币，流通面广，有１毫、２毫面额。“邓本殷占据南路时代，铸造不少伪银，成价甚低，强迫人民使用”。［２１］（ｐ１１）１９２４年，邓分别于钦州占鳌街、防城竹山埠设造银厂仿铸二角毫银，有“民国７年、８年、９年、１０年、１１年、１２年”字样。［２９］（ｐ６８９）１９２５年，他又在琼州府城（琼山府城镇）设造币厂仿铸广东银毫，俗称“八属低毫”，铸出约有３００万元，在南路八属强制使用。［３０］（ｐ１４－１５）他还在北海分设铸币厂，大量铸造“八属银”，有五分的镍币和二毫的银币二种，流通于所属地盘内外各地。此种银币的成色甚低，只含银三成，却以高压手段硬要人民按高含银量的“中山毫”等价使用；“商民不敢与抗，乃暗中将其行币减低一成勉强使用，厥后价值每况愈下”。港英政府和广州商人一概拒用八属银币，邓本殷的这种变相搜刮民众的手段，使人民经济上遭受无可估量的损失，而军阀头子们却个个腰缠万贯了。［８］（ｐ６１）

４．私开赌禁。邓本殷统治广东南路八属期间，在城乡各地大开烟馆、赌场。以致“雷州各属地方，多有花会开设，此种赌博流毒社会”甚广。［３１］邓本殷部在海南地区，也自“１９２２年５月粤变后，因军饷缺乏，遂大施赌业。琼岛全境杂赌盛行，妇孺相率为赌徒，全岛遂成赌国。”［３２］（ｐ４５）在海口则靠“抽收府城番摊保护费以充团费”。［３３］

５．贩运鸦片，强种烟苗。当时，军阀官僚包庇贩毒图利，属公开的秘密。而邓本殷踞琼时期庇纵毒品情况尤为猖狂。他不惜上下其手，包庇鸦片，使贩毒的罪行成为“合法”的经营。为了贩卖鸦片，获取暴利，他“派出亲信陈凤起，多次带领部队百十人，从海口返钦县县城和陈的家乡陆屋墟，购运了大批烟土往海口推销。”陈凤起还动用多艘大号木船（初期两艘，后来增加至六艘），挂出“琼崖镇守使巡洋查缉队”旗帜，时人称为“师船”，从钦县县城包运各烟贩的烟土前往海口销售，以“抽佣”、“吃价”和“操纵”等手法获利。他们为了保护烟贩人货的安全，除在烟土的包裹贴上“琼崖镇守使”的封条之外，还派出武装人员，护送上路，务使所有海关人员、当地军警不敢检查。据廖燎先父廖协虞回忆说：他同行的一次，有烟贩３０多人，分乘了６艘“师船”，共贩烟土十一、二万两。当船至海口时，陈凤起再派副官几人带武装卫队二三十人，从岸边迎接至大中华酒店安顿。烟土一经交易完毕，陈凤起即按照市场中“九八行”的板样，接货价总值扣出２％为店佣，扣出５％为船费和保护费。［３４］（ｐ５４５－５４６）若以一次贩运烟土十一、二万两来作计算，邓本殷、陈凤起的收入可以算出来：每两烟土售价大洋三元左右，其总售值为大洋三十五六万元，扣出店佣２％，约共７０００多元；扣出５％为船费和保护费，约为１７０００多元，另还有“吃价”（商人购烟每两压价两三角，作为对邓本殷的孝敬）约为３００００多元；这些加在一起共５万多元全流入邓、陈的腰包，数目颇是惊人。

邓本殷等为了获取暴利，远不满足于贩卖烟土。他们在南路各属“强迫农民种鸦片烟，不种就要杀头”。［３５］（ｐ２－３）勒令琼崖各地“播种罂粟，美其名日种木棉；大县种六千亩，小县四千亩，每亩收银十六元。”［３６］（ｐ９）结果造成烟苗取代了稻作种植，农村粮食紧缺。据１９２５年５月１日以前统计，南路地区在６个月中，因被迫种鸦片烟闹大饥荒而饿死者不下十万人”。［３５］（ｐ２－３）南路地区和琼崖人民受此荼毒，不堪其扰而怨声载道。

四、匪患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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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路八属及海南地区的连年匪患，是邓本殷等军阀统治的恶果。在连年军阀混战的战火煎熬和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南路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地民众上山为匪者日益增多。邓本殷占据南路后，不但不剿土匪，且还借土匪之力，以保全地位。故土匪与兵士和混，匪即是兵，兵即是匪。法租借地广州湾当局，亦与土匪联成一气，互相勾结，坐地获利。他们为土匪提供种种方便：给土匪接济军火，或向土匪大量推销枪械；包庇土匪在租界内趸藏赃物；窝藏土匪于租界内行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南路各属土匪如毛。以致人称“南路土匪之多，为广东全省冠”。“而雷州土匪之多，又为南路各属冠”［２１］（ｐ１４）。“从１９１９年开始至２０年代初、中期，活动于雷州三属的土匪主要有李福隆、陈振彪（造甲三）、陈永富（陈堪慈）、陈学昌、庞玉清等为首的大帮股匪。”［３７］（ｐ１０７）据计“至少有二万人以上”。［３５］（ｐ２－３）此外，还有活动于吴川县的黄震泉股匪，活动于廉江县的陈其柄股匪，活动于阳春电白的徐东海股匪，以及活动于化县的李龙、劳子谦等股匪。［３７］（ｐ１０７）据李朴生１９２６年３月的统计：“罗定全属共有匪千余人；阳春全属共有匪三千余人；合浦匪共约三千人。”［３８］（ｐ５－６）在琼崖地区，匪患亦甚。匪中之“最要者陈可章有二千余人在南丰一带”。［３９］（ｐ１４）

这些土匪都拥有自己的武器装备和大本营，其为害地方的各种手段非常凶狠残暴。如雷州地区的土匪，以广州湾、徐闻山等处为大本营，在雷州地区疯狂进行烧杀劫掠，四出洗劫各大小村庄墟镇的居民商贾。据徐闻山匪首蔡阿兰（“妃兰仔”）的“压寨夫人”陈英供述，“妃兰仔”匪帮灭绝人性的杀戮手段有如下几种：

（１）“抢光、杀光、烧光”。土匪抢劫时，村庄如有抵抗，该村一旦被攻陷，不分男女老幼，尽行杀光，财物抢光，房屋纵火烧光。（２）“打活靶”。土匪出动打劫时，沿途如看见有人逃跑，则将其当作活靶射击。（３）“奸后插签”。土匪把村中的妇女强奸后（掳者除外），复用竹签插进其阴部，至流血不止而死。（４）“插肛挺起”。土匪把从村中抓来的小孩，用削尖尾端的生竹插入小孩肛门，复将竹挺起，使小孩在竹尖上尖哭叫喊直至声嘶气绝。（５）“投石落井”。土匪把抓来的男女老幼抛入水井中，然后用大石掷下水井压死。（６）“生剖取肝”。土匪有时抓到男子汉，将其生剖，取其肝脏用酒炒食。［４０］（ｐ４９）如此令人发指的兽行，实别处所无，亦千古所无。

乱世民遭殃，无辜受杀戮。“雷州全属人口被土匪杀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逃亡的，占了一半人口以上。农民的屋宇被土匪烧了，田野没有人耕，道路没有人行，草高丈余。雷州一般女子，被匪劫或逃亡到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处当娼妓的，约有一万人以上。”因此，雷州人民呼吁，“设非彻底澄清，则除恶未尽，雷民终难安枕”。［４１］（ｐ４５０）且以徐闻一属而言，“徐闻一县人口有２８万人，被土匪杀死１９万，逃亡了４万，未死者食树叶，面色黄瘦，形同死人。”［３５］（ｐ２－３）“房屋为墟，田地荒芜，人民不死于土匪军队者，则流落他乡，往往百数十里不见人烟，只见人骨，荒凉景况，言之痛心”。［４２］据当时民间统计的数字，徐闻县受匪祸者有８００余乡、２０多个圩镇。［４３］（ｐ４１）不少村庄、圩镇一片荒凉，无法恢复。土匪的掳抢烧杀，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此类情形，在南路和海南极为普遍，几乎各地都时有发生。弄得各地人心惶惶。可见，当时邓本殷统治下的广东南路和海南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匪世界，兵亦是匪，匪亦是兵，他们全然是广东南路和海南社会不安定的代表者和制造者。失控的社会为兵匪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他们的存在又加剧了社会的失控和动荡。土匪横行对广东南路和海南造成了严重破坏，并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和悲剧。

军阀、兵匪、苛政、民生等社会问题，把邓本殷统治时期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种种社会积弊和矛盾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在展现令人怵目惊心的军阀统治黑暗的同时，也无情地宣判了这类军阀统治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广州新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邓本殷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统治的终结者，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至次年２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取得胜利，邓本殷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统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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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魏宗周，口述.蔡德佳，整理.邓本殷踞琼时的苛政和卖官[A].曾令明.海南文史资料：第3辑[C].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28]魏宗周，何文汉，文云程.邓本殷拍卖“军官”和李鼎京、吴镜衡等扮演“空头司令”的丑剧[A].政协万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万宁文史资料：第1辑[C].1984．

[29]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钦州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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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布告严禁花会[N].广州民国日报，1926-01-21．

[32]吴明给光亮信（1923年5月）[A].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琼崖大革命史料选编[C].1994．

[33]关于县署向例抽收府海番摊保护费以充团费问题的公函[A].琼山县公署公函第二八六号，全宗号2，顺序号9，海南省档案馆藏．

[34]廖燎.邓本殷统治时期灵山钦县地区的贩毒略况.林亚杰.邱捷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5]黄学增.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J].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人民出版社影印，1966．

[36]兰阶反对邓本殷请政府收编[J].革命化第二期，192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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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广东文史资料编辑部.旧广东匪盗实录[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

[41]广东雷州成立除盗安良会代电（1926年1月26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2]南征军入雷之设施[N].上海民国日报，1926-01-20．

[43]徐闻全属难民泣诉书[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湛江文史资料第4辑[M].1985．

责任编辑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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