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整体观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整体观
祁志祥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槃、寂灭、死亡以及涅槃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作出简要而整体的把握。在我看来，审美感知是由审美对象引起的，而普遍引起审美感知满足、完善、愉快的对象，就是美①。美学不仅应当研究感觉规律，还应研究感觉对象的规律。易言之，美学不仅应当成为美感学、主体审美学，还应当成为美的本质学、客体审美对象学。因此，本文阐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将把焦点聚集在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和美感的理论上。
中国古代普遍的美本质观
中国古代对美的看法，既有异，又有同。所谓“同”，即儒、道、佛各家相通相近、殊途同归、末异本同之处，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颇为流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中国古代对美的普遍看法大抵有如下数端:
一、以“味”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不带价值倾向的客观认识，可视为对美本质本然状态的哲学界定。从东汉许慎将“美”释为一种“甘”味，到清代段玉裁说的“五味之美皆曰甘”，文字学家们普遍将美界定为一种悦口的滋味。古代文字学家对“美”的诠释，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美”是“甘”味的普遍认识。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听到优美的《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老子本来鄙弃欲望和感觉，但他又以“为腹不为目”为“圣人”的生活准则，并把自己认可的“大美”——“道”叫做“无味”之“味”，且以之为“至味”。佛家也有“至味无味”的思想。以“味”为美，构成了与西方把美仅限制在视听觉愉快范围内的美本质观的最根本的差异。
二、以“意”为美。这可视为中国古代对美本质当然状态的价值界定，其中寄托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理想。中国古代美学认为，美是一种快适的滋味，这种滋味，主要不在事物自身的形质，而在事物所寓含的人化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表现为审美主体审美观照时情感、直觉、意念的即时投射，所谓“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刘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客观化了的主体精神，所谓“玉美有五德”（《说文解字》“玉”字条），“花妙在精神”（邵雍）。梅、兰、菊、竹，因为符合儒家的“君子”理想，所以成为历代文人墨客钟爱的对象。山、水、泉、林，因为是清虚恬淡的理想之境，所以成为道释之徒、出世之士心爱的栖身之所。现实的美源于“人化自然”，艺术的美亦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诗”者“言志”，“文”为“心学”，“书”为“心画”，“画”尚“写意”。“文所以入人者情也”（章学诚），“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焦竑），只有“意深”才能“味有余”。所以古人主张:“文以意为主”，“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方东树）。中国古代由此形成了“趣味”说。“趣”，即“意趣”;“趣味”，即“意味”。“趣味”说凝结了中国古代这样一种美本质观:有意即有味。这与西方客观主义美学观明显不同。
三、以“道”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当然状态价值界定的另一种形态，也是中国古
代以“意”为美的具体化。这当中寄托了更明显的道德理想。儒家以道德充实为美，如孔子说“道斯为美”，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道家也以道德充实为美。《庄子》有一篇《德充符》，明确把美视为道德充满的符号，个中描写了不少形体畸形而道德完满的“至人”、“神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希声”、“无形”、“朴素”均是“无为”、“自然”的道德形象。佛家认为世相之美均是空幻不实的“泡影”，真正的美是涅槃佛道，涅槃具有“无垢”、“清凉”、“清静”、“快乐”、“光明”诸种美好属性。
四、同构为美。这是中国古代对美的心理本质的认识。人性“爱同憎异”，“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这些是同构为美思想的明确说明。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与人、物与我为同源所生，是同类事物，它们异质而同构，可以互相感应。《淮南子》说得好:“天地宇宙，一人之身。”“物类相同，本标相应。”这种感应属于共鸣现象，是愉快的美。其实，在中国古代以“意”为美、以“道”为美的思想中，已包含主客体同构为美的深层意识。儒家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尽心而后知天”（孟子），“仁”是“天心”（董仲舒），“天理”即“吾心”，天地之美正是主体之美的对象化，因而呈现出某种同构状态。道家认为，大道至美。道体虚无，要把握到虚无的道体，认知主体必须以虚无清静之心观之，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与此相通，佛家认为真正的美是佛道，佛道即涅槃，涅槃即寂灭虚空。芸芸万法，以实有之心观之即执以为有，以虚空之心观之即以之为空，这就叫“内外相与，成其照功”（僧肇《般若无知论》）。可见，道、释二家所认可的至美之道，都是主体空无之心在客体上的同构。这与西方现代格式塔美学相映成趣。五、中国古代尽管以“意”、以“道”为理想美，但并没有否定物体形式的美。“文”，在古汉语中有“文饰”、“美丽”之义。以“文”为美，就是中国古代关于形式美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的原初涵义是“交文”、“错画”（许慎）之像，即形式之纹理或有文理之形式。因为这种特点的形式给人赏心悦目的愉悦感，所以“文”产生了“美”的衍生义。中国古代以“文”为美，体现了古人在偏尊道德美、内容美的同时，亦未完全忽视文饰美、形式美。在对待文饰美、形式美的态度上，重视“礼教”的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好文”传统。由于儒家思想是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好文”成为汉民族全社会的传统风尚。相比起来，释、道二家是非“文”的。道家从人性无情无欲的角度出发要求“闭目塞聪”、杜绝文饰之美，佛家从“色即是空”的前提出发指责色相之美为镜花水月。由于这些学说内在的矛盾性，并不为古代大众所信服，因而并未对儒家以“文”为美思想的统治、主导地位形成根本性的影响。
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它构成了中国美学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
然而，仅仅注意到上述整体风貌上的特点还是不够的。深入进去看，中国古代美学在对美本质的看法上还呈现出一定的学派差异，它们主要体现为儒、道、佛的差异。
儒家美论
“比德”为美，是儒家关于自然美本质的基本观点。其含义是，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成为人的道德的某种象征;自然物的美，不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它们所象征的道德意义。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刘宝楠《论语正义》指出:“仁者乐山”，“言仁者比德于山，故乐山也”。“智者乐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认为，水之美，在于它有不竭的“源泉”，在于它扎扎实实，循序渐进，正如同“君子”有深厚的道德之“本”，道德修养循序渐进一样: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荀子仍继承孔子，并借孔子之口，表述他比德为美的自然观。如《荀子·法行》记载孔子以“玉”比德:“子贡问
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也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治也，有条理也）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指出，山、水之美在其为“仁人志士”进德修业的象征。周敦颐曾著《爱莲说》，塑造了“莲”出污泥而不染的美的形象。从先秦儒家、到汉儒，经隋唐儒家，到宋儒，自然比德为美的思想被不断继承、宣扬与传播，形成了儒家美学的一个传统、一大特色。正是在这样的美学传统和审美语境下，产生了中国绘画中的“四君子图”、“岁寒三友”图，产生了中国诗赋和绘画中道德化了的自然美意象系列，如梅、兰、竹、菊、松、水仙、山水等。
中国古代美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情”为美的思想。从学派属性和思想渊源来说，以“情”为美，属于儒家美学。道家从人性自然、无意志出发，要求人们绝情去欲，无思无虑。佛家认为人的情欲是产生人生痛苦的祸根，要求通过守戒修行加以根治。儒家就基本态度和总体倾向而言，是正视、承认情欲这一人性的客观存在的，如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孟子主张因民“所欲”，“与之聚之”，荀子指出:“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中国历史上，即便是最保守的儒家代表董仲舒、朱熹，也没有一概否定情欲。如董仲舒说:“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朱熹指出:“人心不全是不好”，“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儒家对“情欲”的这一基本态度，奠定了中国美学以“情”为美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美学以“情”为美，追寻源头，《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可视作滥觞。《乐论》、《乐记》认为，人生而有情，情得不到发泄和满足则不能无乱，而过分放纵情欲也会带来社会纷乱，所以圣人制礼作乐，用以有节度地泄导人情。因此，音乐的第一项功能是使人快乐，使人求乐的情感得到满足;第二项功能是使情不逾礼失德，达到“美善相乐”。六朝时期，人们继承、弘扬先秦儒家和汉儒合礼之情为善为美、合度之欲未可尽非的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将“情”从道德礼教的牢笼下独立出来，明确提出以“情”为美。晋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言寡情而鲜爱。”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也明确把“情”与“美”联系起来:“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沈约《谢灵运传论》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以情纬文”，“文以情变”。萧绎《立言》区别了“文”、“笔”之后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提倡“情之发，因辞以形之”，诗“以情志为本”、“以情义为主”。如此等等，可看作六朝诗文领域情感美学的组成部分。隋唐至宋末明初，是政治上趋于专制、思想上趋于守旧的时代，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在唐宋又被重新提起，六朝的情美说一下子跌入深渊，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沉重压抑，伴随着明代中叶王学左派对自身的反动和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潮的突起，在明清之际又重见天日，形成了
唯情主义的巨大浪潮，奏出了中国美学史上情感美学的强音。对情感能产生感人的美，明清美学家曾屡屡论及。李开先《市井艳词序》盛称市井艳词，正在于“以其情尤足感人也”。徐渭指出:“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焦竑说:“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袁宏道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章学诚说:“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黄宗羲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王夫之说:“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等等。
儒家尚礼，“礼之用，和为贵”。“中和”为美，是儒家美学另一份独特贡献。《论语·学而》记载孔子弟子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子的这段话是符合孔子思想本义的。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得好:“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之正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由“礼”派生的“和”之美，在中国古代社会现
实中有多种表现形态。首先是天地之和，它是人间之和的本体和生成依据。其次是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天人之和”和“人人之和”。“人人之和”又表现为同辈之和、代间之和与社会之和。代间之和的原则是“以父统子”、“以长统幼”;同代之和的原则是“以嫡统庶”、“以长统幼”、“以男统女”。社会之和是由同辈人与不同辈人组成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世界”就是这种和谐社会。按照“天地之和”实现“人人之和”、“天下之和”，关键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之和。政治之和，一方面取决于下无条件地统一于上，也就是“大一统”;另一方面取决于上抚爱下。和谐的社会必以和谐的人为美。所谓“人和”，即社会中的人必须遵守代间之和与同代之和以及政治之和、神人之和等一系列行为准则去行事，不可放纵任性，为所欲为。为反对任性而为，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要求:“乐之务在于和心”，“琴所首重者，和也”，“温柔敦厚，诗教也”，都是以和为艺术美特质的著名命题。
与佛、道鄙薄文饰相比，儒家特别重视形式美。在以“文”为美的纯形式美论之外，儒家还论述了内容的合适表现美——“合目的”形式美，如孔子说:“辞达而已。”“辞多则史，少则不达。”张戒说得更明确:“中的为工”，刘熙载说:“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围绕着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美丑问题经常展开一系列争论:文章的文辞是繁好还是简好?是深好还是浅好?是骈偶好还是散行好?是华丽好还是朴素好?是含蓄好还是直露好?是老陈好还是生新好?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属于形式美方面的问题，但必须结合文辞所蕴含的意义来考察。当文辞合适地表达了意义的时候，这种文辞就是美的，溢出意思需要的淫靡之辞与不能充分地达意之辞，都是不美的。如果离开文辞所蕴含的意义，孤立地偏尚简约、朴素、散行、含蓄等等，只能是不得要领的皮相之见。
道家美论
道家认为美的本质是“道”。“道”具有一系列特征，美也呈现出一系列形态。“道”超越形色名声，因而，经验之美是有限的，不是至美;无限之美恰恰是不可经验性的，“至味无味”、“至乐无乐”。据此道家论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
尽管“无”是最高的美，但在现实中，“无”之美是离不开“有”的。正像王弼所说:“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老子指略》）因而，“无”的美，最后落实于“有”中。这种有无相即、有中通无之美，扑朔迷离，玄妙叵测，道家以“妙”称之，“妙”因而变成了“美”的异名，而且是最高的美。“玄”、“远”、“逸”、“古”、“苍”、“老”、“神”、“微”、“幽”、“绝”等，均因“妙”而美。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作为“无味”之味，从感觉上来说是薄味、淡味，故道家又以“淡”为美。“淡”作为审美范畴由老子提出后，在魏晋以前，主要是以现实美的面目出现的，魏晋名士在生活践履中把它发展到极致。同时，从魏晋起，“淡”开始以艺术美的面目出现，其标志是陶渊明的诗。作为现实美，“淡”更多地是指人格的审美理想。其要义大体有三。一是“意淡”，淡泊世务，超然物外。古人所谓“玄淡”、“恬淡”、“闲淡”、“清淡”、“澄淡”、“雅淡”、“古淡”、“淡泊”、“淡远”云云，大抵均是指这种美。二是“情淡”。既然世俗的一切不必太在意，因而任何事情都无须太投入、太动情，哪怕面对生死大限也应当气定情安，神态自若。这是一种通达人生宇宙奥秘之后的无情之美，也是五岳崩于前而方寸不乱的镇定自持之美，是处理、驾驭情感波涛的令人仰慕的审美方式。古人所谓的“冲淡”、“平淡”、“淡漠”之美即是指此。三是形淡。这是人格的“淡”之美在行为方式上的表现。所谓“简淡”、“疏淡”就是指此。“大道若简”，“至道不烦”、“明道若昧”。简淡之人出言吐语、举手投足应以“希言”、无为、不留痕迹、不露声色为特点，从而给人留下回味不尽的意味。作为艺术美，现实美中“淡”的内涵自然保留、反映到艺术之平淡的境界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艺术中的“淡”并不突出强调思想之“玄淡”，而更强调内容与形式之
“平淡”。内容的“平淡”指艺术品所表现的意蕴要“淡而远”、“淡而厚”、“淡而深”。形式的“平淡”指“极炼如不炼”（刘熙载），“平淡当自组丽中来”，“看似平淡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它“淡而浓”、“朴而丽”、“易而难”、“枯而膏”。
“道”柔弱、处下，“柔”因而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是比“刚”、“强”更美的境界。同理，“雌”胜于“雄”、“小”胜于“大”。“下”、“贱”、“愚”、“拙”、“不争”，都具有了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自然”一词与“美”相通。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这一美学范畴，最早由老子提出。《老子》说:“道法自然”，“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然。”可见“自然”是“道”生万物过程中呈现的一大特征。“自然之为美”是“道”之美的逻辑产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失却自然，有目的、有意志地去干什么，只能添乱，与“美”背道而驰。本着自然为美的思想，庄子认为“天籁”比“人籁”更美，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山木》说:“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这既有以谦卑、处下为美之意，也有自然为美之意。
老庄反对“悦生”而又主张“尊生”，这种思想导源于“生”为“道”的一种特性。在老、庄看来，“道”生万物，成就众生，既然“道”属至美，作为道的属性之一的“生”势必也是美好的，值得尊重、珍贵的。老子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战国时期的《易传》表述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阳地阴，天地阴阳化生万物。使万物赋有生命，是天地间最美的事情。扬雄《太玄·大玄文》:“天地之所贵曰‘生’。”“所贵”者，正所以为美者也。谢良佐《上蔡语录》云: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自身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所谓“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说穿了即“活者（生者）为美，死者为丑”也。古代汉语中有“麻木不仁”一语，“仁”不可释作“善”，只有释作“美”才可通。生命的存活是天地间最大的美。而宇宙万物的生命乃是由元气所化生。故以“生”为美，自然以“元气”为美。古代美学中有“文气”说，“文气”说以“元气”、“生气”求文。“文气”即“文学生命力”。“文气”说要求文章“气盛”、“气昌”、“气足”、“气厚”，反对文章“气孱”、“气弱”，倡导的正是这种郁勃健旺的“生命力”。作为作家主体生命力的表现，“文气”必须戒除“昏气”、“矜气”、“伧气”、“村气”、“市气”、“霸气”、“滞气”、“匠气”、“俳气”、“腐气”、“浮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这类与“生气”相敌的“死气”，而必须给艺术作品注入“正气”、“真气”。文中的“生气”不仅是作家“正气”、“真气”的流淌，也是作家对于艺术生命的创造。如果说作家主体生命力的展示为“文气”提供了内容上的生机，那么作家对于艺术生命的创造则为“文气”提供了形式方面的活力。当“气”与文章的辞藻、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气辞”、“气韵”、“气脉”、“气势”、“气骨”、“气象”等等，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形象”。
在道家学说中，“自然”除了指“无意志”外，还指“适性”，即“顺应事物的本性”。“全生”的实质在“全性”。“自然”为美，易言之即“适性”为美;以“生”为美，自然亦以“全性”为美。《庄子》反对“逆物之情”，多处强调要“安其性命之情”（《在宥》）、“任其性命之情”（《骈拇》）、“不失其性命之情”（同上）。《庄子》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重申了这样一种思想:物适其性即美，失性即丑。在此基础上，庄子强调“自适其适”而不是“适他之适”。“名”、“利”、“国家”、“天下”，这些都是人性的异化，是人的身外之物，为它们殉身，都属于不知“自适其适”的愚蠢行为。既然事物顺应己性即美，而物性各异，符合物性的形态也就多种多样，美也就千姿百态了。《庄子·骈拇》篇论及美的多样性:“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对庄子的这一思想，郭象的《庄子注》作了更详尽的发挥。《〈逍遥游〉注》谈“大”与“小”只要“适性”均可以是美:“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逍遥游〉注》甚至推而广之曰:“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
佛家美论
佛教美论从缘起论出发认为“色即是空”，物质世界的美没有恒常不变的本体，是空幻不实的，人对物质世界美好事物的贪爱执取是引起人生无限痛苦的根源。在强调破除对物色之美的愚痴贪爱的基础上，佛教又提出了观照美色时“于相破相”的“不净观”。“不净观”包括观对象的“他身不净”和观主体的“自身不净”。观他身不净，包括观种子不净（以过去惑业为因，以父母精血为种）、住处不净（住于母胎不净）、自相不净（对象由36种不净之物组成身体）、终竟不净（身死后或埋葬成土，或虫吃成粪、或火烧成灰）。观自身不净，包括观自己身死、尸发胀、变青瘀、脓烂、腐朽、虫吃等。“不净观”要求用“九想”破除“六欲”。即用“青瘀想”（遍地青瘀的想象）、“血涂想”（血肉模糊的想象）、“脓烂想”（脓烂腐臭的想象）破“色欲”（对美的颜色的喜好）;用“膨胀想”（尸体膨胀的想象）、“坏想”（尸体坏烂的想象）、“虫 想”（死尸生蛆的想象）破“形貌欲”;用“散想”（鸟兽吃后筋、骨、头、手狼藉散乱的想象）破“威仪姿态欲”和“语言音声欲”;用“骨想”（摸触一堆白骨的想象）、“烧想”（摸触死人骨灰的想象）破“细滑欲”;最后，用上述九想破“人相欲”。通过“不净观”，美女变成了“盛血革囊”。《涅槃经》甚至说:“一切女人皆是众恶所住处。”明莲池大师《答净土四十八问》谓:“无女人之为净也。女人之为不乐，无女人之为极乐也。”佛教不仅通过“不净观”将客观对象的美歪曲为丑，而且将人体的“九窍”——两眼、两鼻、两耳、一口、大小便通道视为“九疮”，从主体方面否定掉人的审美感官。
佛教反对世俗之美，但“中观”的思维方法使其又肯定涅槃之美、“法喜禅悦”之美。佛典指出:现实世界“一切无常，乐少苦多”，涅槃境界则“寂灭为乐”。《杂阿含经》卷十八形容涅槃之美，说是达此境界时，“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大乘佛教一些派别指出，涅槃具有“常”、“乐”、“我”、“净”四种德性或“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八种德性（《大般涅槃经》）。“涅槃”不仅是最高的“真”（“常”、“恒”、“不老”、“不死”——永恒存在，“我”——实在本体）、最高的善（“净”、“无垢”——清净无染），而且是最高的美（“乐”、“安”、“清凉”、“快乐”）。佛教将“涅槃”说成独立于人们主体之外的至善至美实体，并说进入了涅槃境界就往生“佛国”、“净界”，而“佛国”、“净界”又是美妙无比的。关于“净土”之美，宋延寿《万善同归集》卷上所引《安国抄》、《群疑论》有“二十四种乐”、“三十种益”之说。《无量寿经》宣扬在弥陀净土世界里，国土以黄金铺地，一切器具都由无量杂宝、百千种香共同合成，到处莲花香洁，鸟鸣雅音。众生没有任何痛苦，享受着无限的欢乐，“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缯盖幢幡，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室二室，乃至无量众室，随意所欲，应念而至。”所谓“法喜”，指契合佛法（佛教真理）能给人带来的“欢喜”之情。《大般涅槃经》卷二十《梵行品》:“修行涅槃者心生欢喜。”《法华经·宝塔品》:“闻塔中所出音声，皆得法喜。”所谓“禅悦”，指修习禅定而生的喜悦之情。《华严经》:“若饭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维摩经·方便品》:“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这种修禅闻法、悟道成佛所达到的大快乐，王维《苦热》诗喻为“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
佛法是美，闻佛法是美，认识佛法的佛性也是美。“佛性”不仅具有认识真理的“真”，而且因为能够契合真理，不致陷入迷妄而具有最高的“善”与“美”。因而，“佛性”又叫“净心”、“自性清净心”。佛教以“寂灭为乐”，必然逻辑地推导出以“死亡”为美。事实也是这样。佛典称死亡为“圆寂”。“圆”即圆满、美好。“涅槃”，又译作“不生”。“涅槃”为美，即“不生”为美。佛陀释迦牟尼临终前曾说:
在一切足迹中，
大象的足迹最为尊贵;在一切正念禅中，念死最为尊贵。②
佛陀还用诗般的语言，赞颂过死亡之美:
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
那么短暂，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
就像急流冲下山脊，匆匆滑逝。③
自然界的空旷寂寥和宁静无动最能体现“涅槃”、“佛性”。因而，“涅槃”、“佛性”之美，又集中凝聚为“空虚”之美和“静寂”之美。
佛教虽然从因缘聚散方面揭示出事物虚妄不实的本质，但同时又指出，事物从现象上看又是不空而有的。这一辩证思想，借用支遁《妙观章》的话说就是:“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这样，佛教就从对现实美的否定走向了再否定，即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在佛教变相肯定的现实世相美中，圆相之美甚为突出的一种形态。天台宗经典《辅行》谓:“圆者全也，……即圆全无缺也。”又《四教仪》谓:“圆以不偏为义。”佛教认为，圆相圆满无缺，是一切形状中最美的形状。在佛陀的“三十二”种美好之相中，与“圆”有关的有许多，如“足跟满足”，“踵圆满无凹处”:“足背高起而圆满”;“股肉纤圆”;“肩圆满相，两肩圆满而丰腴”;“两足下、两掌、两肩并顶中，此七处皆丰满无缺陷”等。佛教传入中国后，相圆为美的思想也随之流传进来。中国佛教经典《大乘义章》、《法界次第》等描写的佛像的“八十种随形好”中，以“圆”或“圆满”形容佛祖之美的就达十多处，如“首相妙好，周圆平等”，“面轮修广，净如满月”，“面门圆满”，“额广圆满”，“手足指圆”，“手足圆满”，“膝轮圆满”，“膝骨坚而圆好”，“脐深圆好”，“脐深右旋，圆妙光泽”，“隐处妙好，圆满清净”，“身有圆光”，等等。华严宗经典《华严经》描写尼姑善现:“颈项圆直”、“七处丰满”、“其身圆满，相好庄严”。禅宗对圆相更加钟情。禅门沩仰宗列出九十七种圆相。此外，佛教多取相于圆形之物，如“圆轮”、“圆月”、“圆镜”、“圆珠”、“弹丸”等。或借为法身的象征，如“法轮”、“圆塔”，或用作佛、菩萨像顶后的装饰，如“圆光”，或用作修行的器物，如佛珠，或借作美好的比喻，如称般若智为“圆镜智”，喻无住的活法为“弹丸”，称佛之说法为“圆音”，或取作供奉佛、菩萨的道场，如“圆坛”，乃至常见寺庙里释迦佛“说法印”也是右手向上屈指成圆环形。圆这种形状的最大特点是圆满、周遍、无缺。在佛家看来，佛教真理恰恰也是圆满、周遍、无缺的，因此，“圆”成为佛教真理最好的象征之具和最美的形容词。在这个意义上，“圆”即“完美”。“涅槃”圆满无缺，故称“理圆”。般若无幽不照，故称“智圆”。佛法圆活无碍，故称“法圆”。
佛教对现实世相之美的变相肯定，除了以“圆”为美外，还以光明为美。在佛教中，佛、菩萨始终与“光明”相伴，统称“佛光”。《探玄记》曰:“光明亦二义:一是照暗义，二是现法义。”佛、菩萨之光明，分“智光”与“身光”。“智光”又叫“心光”，“身光”又叫“色光”。通常听见佛、菩萨身体鎏金，使其金光闪耀;顶上有一轮圆光，此即“身光”。“心光”即佛教所指的认证佛教真理的特殊智慧——主要指般若智所具有无幽不照的光明功能。《大乘起信论》:“自体有大智慧光明。”《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佛教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赞美光明，可以说达到了“光明崇拜”的程度。如西方佛土叫“光明土”;观音所住处，叫“光明山”;大日如来所住处，叫“光明心殿”;金刚杵作为“大日智慧”之标识，叫“光明峰杵”，念佛口诀，叫“光明真言”;发愿往生净
土，叫“光明无量愿”;佛寺有叫“光明寺”的;佛教高僧有称“光明大师”的;佛有叫“光明王佛”的;观世音，又叫“光世音”;毗卢遮那佛，意译即“光明普照”，故又叫“大日如来”。佛经有以“光”或“光明”为名的，如《光明童子因缘经》、《金光明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经文句》、《成具光明定意经》、《光明疏》、《放光般若经》，等等。尤值一提的是净土宗，它对“光明”的崇拜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该宗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名号有13个，其中12个是与“光明”有关的:“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由阿弥陀佛所照耀的西方佛土之光明亦为“光中极尊”，大大超过了现实中所见之光的明亮程度。佛教在佛菩萨的“心光明”、“身光明”之外，又提出“外光明”一说。所谓“外光明”，即外界存在的种种光明之相，如日、月、灯、火、金、镜、珠等。由于外光明可驱除黑暗，象征佛光可驱除心灵的黑暗，因而佛教对这些光明之相表现出极大的崇拜。而“无明”，则被佛教说成人的一切痛苦的总根源。中国古代的审美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审美特征论，论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等问题。关于美感的愉悦性，古代美学常以“乐”、“悦”、“快”、“适”、“娱”等词界说之。古人指出，尽管美的形态、风格多种多样，但它们在引起人的愉快感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都叫做“美”。此所谓“心不乐，五色在前弗视”（《吕氏春秋》），“妍姿媚貌形色不齐，而悦情可均;丝竹金石五声诡韵，而快耳不异”（葛洪）。艺术之美的根本特点在于能够感染人、打动人、使人快乐，所谓“乐者，乐也”（《乐记》），“论曲之妙无他，曰‘能感人’而已”（黄周星）。无论生理快感还是心理快感，感觉愉快还是理智愉快，在同为情感愉快、因为肯定性情感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
关于美感的直觉性，指美感的产生无须经过思考推理这个过程，美感判断是不假思索的直觉判断。梁朝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直寻”说，宋代的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提出“无所用意”说，王夫之提出“不假思量”说，以及古代文论中大量存在的“即景会心”、“天人凑泊”、“自然成文”说，都直接指向它。
关于审美的主观性，古代美学指出，审美活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被动反映，而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样，美在向美感的生成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若干变异。《吕氏春秋·孝行览》谓之“遇合无常”，葛洪《抱朴子·塞难》谓之“憎爱异性”，刘熙载《艺概·文概》谓之“好恶因人”。黄庭坚《书林和靖诗》举例说明:“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总之，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因人而异的。
古代美学既看到审美中的“殊好”，又强调“正赏”。这就论及审美的客观性。刘昼《刘子·正赏》指出:“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提出“正鉴”的概念。在《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中，他说:“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这是对“正鉴”的具体说明。可见，所谓“正赏”、“正鉴”，说的是审美反应不应抹杀审美对象客观的美丑属性。取消了客观性，审美就走向了无是非对错的相对主义。从客观方面说，尽管“憎爱异性”、“好恶因人”，但这并不能抹杀“妍媸有定”、“雅郑有素”。一方面，“诗文无定价”，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关于审美主观方面“无定价”而客观方面“有定价”的现象，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一段精彩的论断:“好恶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关于审美的真实性，古代美学主要是针对艺术美的审美而言的。古代美学认为，艺术美既显现真实，又不同于生活事实，它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是不能“以实求是”的。广而言之，不只艺术出于心灵的创造而“不可征实”，在古代美学以“意”为美的思想系统中，“烟云泉石，花鸟苔林……寓意则灵”，自然美、现实美也烙上了心造的幻影;对自然美形式本身不可当真。在古代美学以“道”为美的思想系统中，自然、现实只有成为“道”的象征
之具时才是至真至美的，而它的形式本身，则如“幻笔空肠”（贺贻孙）、“镜花水月”，也不可当作真实的美本体。
中国古代的审美方法论
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方法论，是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紧密相联的。古代美学以“味”为“美”，故审美上自然强调“味”之“回味”、“品味”、“寻味”，形成“体味”说。“体味”说特点有二:一是认为五觉感官和心灵器官都是审美感官;二是强调对美的无限意味“反复不已”、“咀嚼回味”。“体味”说是“滋味”为美的美本体论在审美环节上的必然反映。
古代美学以“意”为“美”，故审美必须“以我观物”。《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辛弃疾《贺新郎》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鸟兽虫鱼，自来亲人”的美感和“青山”与“我”的亲和关系，正是“以我观物”的结果。在中国古代表现主义的美学系统中，美产生于心灵表现，审美也是心灵表现。具体到艺术美而言，艺术创作是表情达意，读者审美何尝不是“披文入情”（刘勰）、“以意逆志”（孟子）和“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古代美学以“道”为美，故审美必须出之以“虚静”。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是与真、善统一的。老庄的“道”、佛家的“涅槃”、儒家的“道德”，既是最高的“真”、“善”，也被视为最本质的“美”。这样，哲学认识论与审美认识论就呈现出一定的相通之处。静观默照，既是哲学认识的起点，也是审美认识的起点。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审美静照的对象，就是“道”。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苏轼《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镜。”朱熹《清邃阁论诗》:“今人所以事事作得不好者，缘不识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事物。”即是谓此。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丰富而多彩，植根于特殊的文化土壤之上，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以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对美、美感等美学的核心问题作出了独立自足而又具有相当深度的解释，是世界美学之林中独到一景，颇令人流连徜徉，值得人们好好品味。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人合一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人合一 摘要：书法，绘画，园林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优秀遗产和典型代表，它们的形式和内涵的发展演化过程能够客观地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取向发展。通过对书法，绘画，园林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刻影响。关键词：中国古典美学书法山水画园林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哲学方面更是如此。“天人合一”既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这是我们祖先认识世界的最初构想，师承自然，与自然相互融合。“天人合一”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母体，人们对自然美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是中国古典美学理念的思想基础。书法，绘画，园林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优秀遗产和典型代表，它们的形式和内涵的发展演化过程能够客观地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取向发展。通过对书法，绘画，园林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刻影响。 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视觉造型艺术。人们欣赏一件优秀书法作品时，无疑会得到美的感受，艺术的陶醉。俗话说：一个人什么样子，看他写的字就知道了。当然这关系到审美者和被审美者的自身修养的高低。“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做得少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书法中得奥妙。书法讲究三个方面：一是线条和谐美和动态美。和谐美指的是字与字之间的穿插、搭配和谐，不打破字本身的美。动态美指的写字“力透纸背”和“入木三分”，说明书法讲究笔力、更能体现线条的力度美，力感与势态造成了动态美。二是用笔节奏美。提起笔的节奏与音乐、戏剧、舞蹈是相类似的。在欣赏书法时很容易引发人的联想，和音乐一样。一个人心情舒展，写出来的线条流畅，不温不火，书法功力来自于人的性情修养，人的性情修养实际上来自一种修养，一种艺术情志，一种由时代精神折射出来的精神面目。三是结构组合美。书圣王羲之，他的行书代表作《兰亭序》可算是书法星空中的北极星。帖中有21个“之”字，各具情态，形象生动，上下浑然，似天然雕饰，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毛笔作为我国古代主要写作工具，所以书法被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各种优秀的书法作品字随势生、呈万千气象，诸多风情。对于书法欣赏者来说，书家只有通过形体组合线条，把自己的真挚、强烈的感情思想灌注到作品的境界中去，才能使观赏者感动，产生思想的共鸣。书法艺术无法像绘画一样通过图像的具体色彩、构图来表现作者的思想内涵，相比之下更为抽象晦涩，它必须将自然事物转化为一种富于动感的线条。唐朝的孙过庭曾经评说书法：“现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莺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稿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古代书法家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最终将自己对于自然的感悟幻化成为笔下连绵的线条。 中国山水画寓意抒情、追求天人合一的感人境界。中国山水画追求的形神兼备不仅指自然景观本身的形神，更主要的是指画家得到客观景观感染而寓意抒情，求象外之意的“意象”之形神。意象妙得是指在意象的形成中景是基础，情是升华。这里所说的景，不仅是指直接唤起感情的具体景色，而且包括与这些景物相联系的整个生活。画家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把握之后，因景生情、因情生意、因意立法，意法融而意象生的整个形成过程。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对自然万物充满智慧和创造性的阐释，是一种独特的追求审美价值的情感活动。这种情感活动中留下的痕迹就是笔墨。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语言形式丰富多变。勾、皴、擦、点、染、泼、破……不胜枚举。时代的发展不断
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之朴素美
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之朴素美
目录 摘要 (2) Ａbstract (3) 前言 (4) 一．朴素美 (4) 1.1朴素美的由来 (4) 1.2 朴素美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意义 (5) 二．朴素美在古代美学中的分论 (5) 2.1老子：语言真诚朴素之美 (5) 2.2庄子：文学平淡真实之美 (6) 2.3孟郊：诗歌淳朴素淡之美 (7) 2.4李贽：提倡简朴质直之美 (8) 2.5阿炳：音乐情真意切之美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摘要
朴素美显示出质朴无华、淡雅之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朴素美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趣味，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美学思想朴素美中国传统文化 自然平淡 Abstract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shows its simple，plain and eleg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is not only a basic living principle but an acceptable belief of aesthetics. What's called the utmost qualities of beauty are simplicity and plain，purity and natural.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tyles of art forms and an aesthetic pleasure，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had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aesthetics. Key words:aesthetic thought simple beau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ture flat
浅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和”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关键词：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和”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 “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 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意境，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以及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如果典型是以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故而美学与意境就有了那么一层深厚的关系。美学里的意境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 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艺理论界对“境界”说的阐述虽然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有一个地方却出人意外，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把“境界”和“意境”等同起来。称之为“文学形象”、“作品中的世界”。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境界”一词作为一般习惯用法，如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泛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界域而言者。又如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修养造诣之各种不同的阶段而言者。又如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此处之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作者所描写的景物而言者。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美学命题和范畴。“意境”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美学范畴的动态变异性;“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哲学认知和审美认知方式交融的艺术观照方式。“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这是从美学范畴说，这个范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历代许多艺术家有意识去追求的。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问题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问题》，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我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李曙明先生《乐记和律论音乐美学初探》一文,该书对美学思想进行了充分解读,此后,我国对音乐美学的研究愈发深远,怎样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融入到现代音乐美学体系中成为当前首要问题,并轩起了一场辩论的学术浪潮.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要是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音乐进行研究，并对其真正含义进行全面的解析和研究。和一般的音乐美学进行比较，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要来源于生活。作为音乐美学的一种，它不仅要将生活状态和现象进行诠释，同时也要将
自己的含义进行全面的表达。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要是在传统美学的根本上进行建立的，并借助一些西方音乐美学中的特点进行借鉴，进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诠释。因此，文章就主要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含义进行阐述，进而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进行全面的探究，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可以给我国今后的音乐创作以及发展提供些许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建设;问题;探究 在音乐教学中，“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是一种传统的教学，它也得到了音乐节人们的广泛认可。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很少人清楚它真正的意义。他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科学，谁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进行传统音乐教学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在意的是学术上面的研究。很少会在站音乐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是主要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具备完善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意识，根本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真正含义。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问题进行探究。
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研究的崛起
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研究的崛起 发表时间：2018-07-16T17:07:21.08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上作者：李勇 [导读] 中国古典美学是“生命体验”之学与“生命境界”之学。美的“本体”就是生命的“境界”。“生命”指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和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人的“精神生命”；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这种“生命精神”，所升华出来的是“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古典美学是“生命体验”之学与“生命境界”之学。美的“本体”就是生命的“境界”。“生命”指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和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人的“精神生命”；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这种“生命精神”，所升华出来的是“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生命”被诗意地映照在“境界”里，就产生美。而这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旨，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灵魂底色。 一、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思想启蒙与美学立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1908）中首次从美学视角标举“境界”说，以此既异于佛家之“六境”，又异于王昌龄首倡之“意境”。王国维将“境界”与“气质、格律、神韵”等在“本末”层面上加以言说，使“境界”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虽然他对“境界”一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解释，但王国维的词论实以“境界”为核心展开的，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意境”理论的总结，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真正理论形态的一个开端。深受王国维境界论的影响，朱光潜在他的《诗论》（1931）中，从“直觉”与“移情”、“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等方面详 细阐述了中国诗歌境界理论，朱光潜不仅把王国维的境界说情趣化，同时也将这一旨趣拓展到宇宙和人生的领域，即著名的“宇宙的情趣化”和“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学命题。冯友兰在《新原人》（1938）中以“觉解”为标杆，深入探讨了“境界”一词，并依此演绎出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正是中国古典美学所指谓的审美境界。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从“意境”角度深刻而生动地诠释了“艺术境界”的美学内涵，并对其哲学底蕴、生命体验、艺术精神等方面进行大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揭示了艺术境界与哲学境界、生命境界的内在关联，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自然观、生命观、人生观、审美观、艺术观等，均有精彩而独到的见解，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文化溯源与理论自觉 20 世纪后半期，伴随两次全国范围的美学大辩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学热”，学界在译介西方美学著作的同时，也从新开始整理和挖掘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料，开始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致思模式和言说范式。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以体悟与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展示了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近八千年中国灿烂多彩的审美境界与审美风格。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中，系统梳理了从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到王国维关于“境”、“境界”范畴的诠释，并将其思想渊源上溯到老子和庄子哲学。潘知常的《生命美学》（1991），以“生命本体论”为基点，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考察人类的审美和艺术，并以此追问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认为只有接着王国维讲，才有中国美学的未来，从而引发了“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争论。而今看来，“生命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哲学”本色是一脉相承的，也更符合中国古典美学的特质。蒙培元的《心灵超越与境界》（1998），从心灵境界与生命体验之维度，系统梳理了自《周易》到当代新儒学各家的种种境界，该书虽然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但以“境界”为主线爬梳中国哲学史的思想脉络，不失为一种新颖而有益的尝试，对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的研究和探讨，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三、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哲学反思与理论建构。 21世纪伊始，秉承上世纪的学术成果，学界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境界美学”理论充满信心，以期由此搭建与西方美学的对话平台。其主要旨趣与脉络如下： 其一，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放置于对“境界”一词的辞源学与范畴学的考察之上。王建疆的《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2006），对“境界”一词的历史流变以及“境界”与人生、审美、意象、意境等范畴的关联做了较为系统而详尽的梳理和研究。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2009），以道、气、象为主要维度和基本范畴，系统梳理和构建了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依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的互相渗透与相互论证。李明的《生命存在与心灵超越——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研究》（2011），从“境界”范畴的历史演变、涵义、理论特征等方面阐述了“境界”一词的理论内涵。刘凌在《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理论的文化阐释》（2012）一文中，对“境界”说的理论渊源、美学内涵、文化背景以及境界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诠释。 其二，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置于广阔而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张世英的《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2007），在中西传统文化与中西哲学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了人生境界的各种层面，认为哲学追问的根底决定着人生的境界与意义。他阐述了人生的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而“万有相通”的“审美境界”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作者重点梳理了儒道两家美学在“境界”层面上与“成人之道”的内在关联。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2006），以生命体验、生命超越、生命安慰为灵魂底蕴，演绎和述说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种种境界，颇具哲学功底。李昌舒的《境界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察》（2008），也在中国哲学的背景之下诠释了“境界”的美学内涵。 其三，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升华为“境界本体论”并加以言说。陈望衡的《美在境界》（2007），在系统整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境界本体论”的美学思维框架，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作者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象”和“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意象”、“意境”、“境界”等是中华美学的审美本体，中国古典美学中一切审美快乐和评价均由此发生，而“境界”的本体则建基于更高的本体——“道”之上，它不仅单纯停留在艺术领域，也指向和延伸至生命存在的维度。 其四，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鉴之于中国艺术本体和中国艺术精神。朱良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2006），以“生命本体”为基点，以“生命体验”为运思模式，探讨了中国艺术在“生命境界”层面上所呈现的种种样式，并辅之以深厚的哲学底蕴与文化背景，进而又探讨了若干中国艺术部类（绘画、书法、园林等）的艺术精神与审美境界。而对于中国艺术其他部类如诗歌，则有吴言生的《禅宗诗歌境界》（2001）、禹克坤的《中国诗歌的审美境界》（2002）、陈伯海的《释“意境”——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2006），等等，皆取得
浅析庄子的美学思想
浅析庄子的美学思想 摘要:庄子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以自然之美、虚静之美、自由之美等多重美学思想的内涵,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庄子美学思想内涵及特性的分析,凸现庄子的美学人生,丰富人们的审美观,使人性更纯洁、人格更完美。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师承老子,以“道”的自然无为的特征作为他人生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他以冷峻和超越的审美目光透视了人生的历程,其追求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审美的人生。生命的自由与审美的超越在他那里是和谐统一、不可分割的。其所论所述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庄子美学思想的内涵 庄子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丰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之美 “道”既是庄子哲学的灵魂,也是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属。庄子认为“道”的根本特征就是自然无为,《在宥》篇曰:“无为而尊者,天道也。”《田方子》曰:“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天地日月的自高、自厚、自明是道的自然无为本质的体现。因此以自然为美,他把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视为最高最纯的美。《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庄子认为天地本身所具有的美即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世间一切方圆曲直,皆为自然天成,未经雕凿的自然之美是美的极致,《刻意》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可见庄子论美,力主自然,追求本真。” 庄子以自然为美,因此他从根本上肯定了美与真的一致性。《渔父》中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泥。”“真”是一种与世俗之伪相对立的自然而然的天生本性,是人与天、物与我达成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在《应帝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寓言的真实含义在于“真”是浑沌的精神实质和本源,而儵与忽为浑沌凿七窍的行为破坏了浑沌的本来面目,失去了真也就失去了生命,最终导致了浑沌的死亡。所以庄子在《秋水》篇中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民”,以人灭天的做法会使自然丧失其本性,而毫无美可言。正如庄子在《天应篇》中的所讲述的“丑女效颦”的故事,西施病心蹙眉被视为美,而丑女仿效西施病心蹙眉却被邻里视为丑。以庄子的审美尺度,西施之美本自然,病心蹙眉也出于自然,故美得有理;丑女之丑本为天生,也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如《德充符》篇中的哀骀它一样,但丑女因为“彼知宾美而不知宾之所以美”而忸怩作态、弄巧争美,不但不美,由于掩盖了自然面貌,反增其丑。可见庄子美学思想内涵的核心就是自然之美和本真之美。 (二)虚静之美 “虚静”是庄子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庄子看来,这是作为生命底蕴的气的一种本原状态。每当庄子谈到“至人”、“圣人”、“神人”这些理想人格时,总在突出他们的特征:不待于物,不害于物。“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庄子在《齐物论》里讲至人神妙之处时的描述。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神全形具的至人,虽涉及到世界万物的变化,对于利害、生死却能超然物外,虚怀若谷。在自然中,虚意味着无,在精神上,便是一种“心斋”。在《人间世》中,叙述了颜回向孔子请教心斋的故事,孔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庄子乃是借孔子之口,将人对世界的反映的最高境界视为以气合气,这种境界便是虚,便是心斋,而它的特征乃在于
(完整版)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 悠悠华夏五千年，世界上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古典美学则是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人们所称道。 中国古典美学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构建中国古典美学框架的主要思潮和派别之一，其形成和发展直接与儒家相关。“仁义”是中国古代人民一直很推崇的一种道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认为仁时一种美。“仁”是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互相友爱、互助、同情等。1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2百行以孝为先，这是一种仁爱。在儒家思想中孝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敬爱父母、笃爱兄长，这是“仁”的基础。假如一个家庭父母不和睦，妻离子散，而家庭成员整天都心烦意乱，事事不顺心，那么又何来“美学”之说呢？孔子的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沉思美之所在，强调唯有遵循仁义之道，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所以“仁”时一种美。 “忠孝两全”一直是中国古典美所提倡的一种美德。“孝”是仁的一种，而忠则是义中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里“忠”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挚情感，其行为指的是舍己，即要求人们为忠诚对象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这一概念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对象“伦理型”特征。“忠”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忠信、忠义、忠告、忠言等词，一直都广为流传。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公孙丑问孟子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3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指的就是融合了道德思想，渗透着情感意义。为实现一定的伦理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精神。“孔孟”之一的孟子高度赞美了这种为理想实现而自我牺牲的一切精神。那种“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在社会美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影响和鼓励着一代代的人们为之学习和努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5的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在金人的诱惑和威胁下不为所动，“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6的边疆将士勇敢无畏，“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7的清朝诗人于谦在诱惑面前洁身自好。 而对中国古典美学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的道家学派，则主张“道”作为宇宙的终极始因，把体道作为人得的存在的最高价值境界，道是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的出现，将先秦时代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道，可道也，非恒道也。”8“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9在老子的哲学中，道在宇宙的意义上被称为宇宙动力学始点而近于“一”，或在本论意义被作为万有物的终极本体而近于“无”，道即一即无，道不可道，道即是从自然运作中抽象出来的统摄万有的无为无不为的最高宇宙法则。10但老子的思想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朦胧而深奥，而作为“老庄”之一的庄子继承了老子之道，并认为谈天轮道目的在于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种有宇宙的色彩和本体论意味的绝对价值境界，因为庄子哲学哲学中引入了“天”、“人”、“吾”、“我”四者的关系。“无为为之之谓天”11，“天”在庄子的哲学中表达了“天帝”、“天帝”等人格化或宿命的意义，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的本然状态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儿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
探析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审美特征
探析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审美特征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由于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思维与民族心理所具有的特殊性，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取向。本文分析并论述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是以“中和”为核心，以虚实相生为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以借景抒情、追求意境为传统音乐的最高境界。本文对于我们在民族音乐风格把握和深化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字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征中和虚实相生意境 所谓中国传统音乐就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和手段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传统音乐以其独特的审美，在世界音乐美学中成为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究其根源，这是与中国文化所形成独特的审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由于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思维与民族心理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与西方审美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中国传统音乐中其审美取向与西方音乐的音色厚重、表现力强、追求戏剧性冲突不同。中国传统音乐以其简练、音色含蓄、淡泊、不渲染为主要特征，在艺术表现中，更多地反映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内容上，受道德因素支配，注重借景抒情，追求意境，以平淡天真、幽静深远，空灵传神为艺术目标。 本文就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审美特征来进行探讨，目的在于使表演者和广大听众更好的把握和理解传统音乐作品中的审美特征。热爱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为弘扬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而努力。 一、“中和”是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的核心思想 “中和”审美也称“和”，是中国传统审美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凝聚，中国远古先民把自己与宇宙天地视为一体，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并在天地的相和中求得生存幸福，滋生了以和为美的思想观。儒家从中推出“中和”之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人人相和，天人合一，社会大同。“中和”审美常被作为是中国古典美的理想来描述，贯穿于中国各门类艺术中。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国语·郑语》载：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说明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 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乐者，天地之和也”。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也包含人与人的“和”，也有音乐内部结构的“和”。 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上视恬淡、平和为琴乐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 在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中，以“和”为美首先表现在音乐作品的题材上，在传统音乐作品中经常出现山、水、月、渔樵等这类以自然为主的音乐主题，如琴曲《流水》、《渔舟唱晚》、《关山月》，琵琶曲《夕阳箫鼓》等众多曲目。这些音乐大都带有文学性标题、标示。如琵琶曲《夕阳箫鼓》曲谱中带有文字性小标题，《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是一首著名的琵琶文曲，李芳园之《浔阳琵琶》有“夕阳箫鼓、花蕊散迥风、关山临却月、临山斜阳、枫荻秋声、巫峡千寻、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等十个小标题。著名的丝竹合奏《春江花月夜》就是根据此曲改编。 从这些作品的标题、标示中我们就能看出，作品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展示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使天、地、人达到了统一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体现出一种独白自娱的一种
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1.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中国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出： ①和谐性 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②象征性 中国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宫廷或文人工艺美术沦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展示，造成矫饰之态或物用功效的损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为象征内涵的民间工艺美术则显得刚健朴质，充满活力。 ③灵动性 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 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④天趣性 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⑤工巧性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之比较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之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能将中国和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进行比较，能够从中得出更多的启迪。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就应该在批判继承前人、充分吸收他国的优秀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 关键词：主体审美标准感性与理性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思考的学问，其发展过程是极其漫长和古老的。从有记载的论著开始深究，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西方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时期。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结合当时的音乐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进行思考和论述。在音乐的价值和功能、音乐的美感、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但受到不同文化底蕴和环境的影响，同样是在古老的年代开始发端的美学思想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中西方音乐美学研究的主体曾经有区别 两千年前，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记载，音乐应为礼以奉之，便强调出音乐必须受制于礼。百家争鸣时期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还是被强调于教化、宣传、教育的功用。孔子也曾提出思无邪，讲求音乐的思想感情要合乎礼制，纯正无邪。荀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礼乐的范畴。两汉时期的《乐记》提出乐者，德之华也，突出强调了音乐与伦理道德的联系，音乐应该表现道德。这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是有迹可循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多注重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都深刻地体现了注重音乐本体研究的特征，并且十分注重将美学思想运用到音乐的创作上来，音乐美学走上了一条更加面向音乐实践的发展道路。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从数的与感情的进化角度，探讨了音乐美的本质，提出了五度相生律。导致了在中世纪时期，认为音程以4度、5度、8度为协和，在奥尔加农里仍以4、5、8度为主，其实是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脱胎而出。18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巨大转变的世纪，在18世纪的法国乐坛曾经爆发过三起重大的争论：旋律派和和声派之争、喜歌剧之争、格鲁克歌剧改革之争这三次争论实际上是音乐美学不断完善与提出的表现。争论的重点不是在音乐的外部联系，而是音乐形式与内容之间哪个更为重要。这本身就体现出，西方音乐美学所研究的重点是本体，思想一经产生就会对音乐实践和音乐形式的本体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到，喜歌剧之争之后第一部喜歌剧《乡村卜者》的出现代表活泼清新风格的喜歌剧开始确立自己的形式以及在欣赏者心目中的地位。格鲁克歌剧改革后，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成果，比如《伊菲姬尼在奥里德》等。这些作品表现出内容的严肃性与崇高性，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音乐与表现内容之间的联系。可见西方的音乐美学研究是立足音乐本体，并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音乐美学家在阐述理论的过程中，也善于结合音乐作品具体分析，善于观察并致力于解决音乐审美现象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音乐美学研究更加推崇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研究问题的起点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上去，回避拒绝任何先人为主的观点。 中国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多注重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和音乐的社会功能。西方音乐美学主要研究音乐本身发展的问题，以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研究方法上也颇为不同，音乐以分析作品研究音响为主，这种态度对于音乐美
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一)
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一) 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独特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沿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标准对之予以解释和评判，但都不能真正领悟其内在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才可能更好的领悟和解释中国古代美学的内在价值和其独特性。 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无限。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及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及价值 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及价值》，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同于其他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需要对其审美规律和审美价值进行理论阐述。 【摘要】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音乐美学及其价值也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早在先秦，对于音乐就产生了美学的概念，到了今天，更是给音乐的美学划分了不同的种类，例如我们当下的现代音乐美学，以及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传统美学。 【关键词】传统音乐;音乐美学;美学价值;传统音乐美学
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价值 (1)文化价值 对于音乐来说，每个时代都有着每个时代的特点，例如先秦，音乐多以简单的击打乐为主，到了秦中后期，在击打的基础上融入了歌词的演绎，当然那时主要的歌词文本还是诗经，初中的课文中我们所学的荆轲刺秦中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两个人共同演奏了享誉古今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于传统美学来说，这就是一种美，一种通过音乐诠释了离别的美，通过音乐来给他人传递这种美。对于文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对于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传统音乐美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价值作用。 (2发展价值 古代人所演奏的音乐多为简单，音符清脆婉转，例如我们看
的电影《笑傲江湖》中一首名曲《沧海一声笑》就是根据传统音乐的特点所创作的，在影片中，《沧海一声笑》是由古筝和箫演奏的，这正符合了传统音乐的特点，器乐简单，音符清脆婉转。对于传统音乐美学来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当下时代产生了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音乐美学产生了发展的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音乐美学的出现才促进了现代美学的产生。 (3)时代价值 前文中提到，每个时代有着每个时代的特点，传统音乐美学在每个时代中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古代音乐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帝王提供消遣娱乐，但随着音乐的发展，人们渐渐对音乐的演奏出现了美学的价值观，于是音乐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当传统音乐美学普及之后，人们开始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音乐，而是音乐的美学，并且通过这种美学的传播也对这个时代产生了相应的价值，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这种时代的价值也在变化，并且这种时代的价值通过传统音乐美学的体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江苏专用版2020高考语文二轮复习第二部分专题一论述类文本阅读单文精练二中国古典美学含解析
单文精练二中国古典美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阅读文签：学术论文＋中国古典美学 ①中华美学精神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成长发育的，中国古典艺术、古典美学是其根本，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文化是其外化形式。 ②传统农耕文明及其文化系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中国人对山水林木的深情凝望，对四季规律的准确把握，对田园生活诗意的美化，无不体现出温带大陆性气候中农耕民族的自然审美偏向。士人和僧道构筑的精神天地与世俗社会现实世界拉开了些许距离，但关注的焦灼目光从未移开，甚至是以退为进、以隐促出，以超脱之姿态求深度精神介入，无为而无不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诗抒情言志不脱此道，诗意追求是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因而古典美学精神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情感世界和艺术创造及精神境界之中。 ③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易学的“简易”“变易”“不易”三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标准的基本原则，先秦时期开放性的百家争鸣成为后世多元思想的出发点。秦之峻厉，汉之雄浑，魏晋之风流，南北朝之多元并存，隋之一统，唐之雍容，宋之清雅，元之粗放，明之世俗，清之古雅，各有面目，气息不同，审美情趣嬗变轨迹可循。一代之精神气质影响一代之艺术风格，每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又有明显差异。如唐代初期尚清新刚健，盛期尚华美开放，中期多元并举，晚期靡丽诡异。 ④中国古典美学把中和之美、自然之美、素淡之美奉为至高标准，在世界美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大俗大雅、雅俗共赏、雅俗转化，使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得以内在沟通，村夫石匠可能在造园立石中有天机野趣，世外高人在担水砍柴间解悟土风妙道。经验形态的古典美学让人在各类艺术品评中品味生活，艺术家则在曲水流觞、渔樵唱晚的生活嬉戏中感悟艺术真谛。 ⑤中国古典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密切联系，日用品直接成为艺术品，工艺美术中体现文人雅趣，虽然缺失话语权的实用艺术和生活审美观没能在文字系统获得传承优势，却以器物形式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如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器、瓷器、丝绸、刺绣等，民俗文化与器物制作水乳交融，百姓日用中见文化之道，处处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意义支撑，是传统审美品位的沃土根基。 ⑥日常生活审美中，百姓福乐人生观居主导地位，吉利祥和成为主要审美诉求，福禄寿喜成为民间艺术主题，各种谐音似形的世俗生活幸福的吉兆祝福，成为实用工艺品的象征意义源头和想象空间框架，与其他文化中的宗教神话主题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浸染，则会发现很多怪诞的审美意象无法解释。如五福捧寿中蝙蝠形象、马上封侯的骑马猴、大吉大利的公鸡荔枝图等，对于外国人来说恐怕都是无法以常识和形式规律来推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