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玑后的汪谱史话

汪玑后的汪谱史话

乾隆四十年,中华汪氏宗族史上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一《汪氏通宗世谱》(以下简称《世谱》)编纂告竣。该谱共收集越国公汪华、开国公汪铁佛后裔700余派,涉及7省1市31个地区67县830余村庄,涵盖范围之广,参修宗支之繁,录入人口之多,都是空前浩大、无与伦比的。

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五世祖嵩公仕鲁至中大夫,因功受诏,上呈谱表,始有汪氏最早家乘;至汉末三十一世祖文和公南渡后始详;晋淮安侯旭公为配合朝廷选举,“谨治旧谱”(《汪氏通宗世谱·晋淮安侯汪旭上谱表》)——《汪氏大宗血脉谱》为官府提供“簿状谱牒”;唐贞观间,华公“上奉明诏”(《汪氏通宗世谱·唐白渠府统军汪华上谱表》)重编汪氏宗谱;唐开元五年芬公续修汪氏宗谱。由于当时人口较少,历届所修俱为总谱。嗣后,汪氏人口激增,族丁星散,合修难为功,一些汪氏族彦如宋应辰公、立信公,元松寿公等另辟蹊径,以本支为中心,近则详之,远则疏之,创造性地修成汪氏支谱。

然而,有识之士往往不安于汪氏家族各立门户、肢解破碎之状,尝试编修统宗世谱。如大明一朝,汪氏族人曾数度实践,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是“明初春坊、蓉峰、仲鲁公集诸谱以纂其成”;二是“隆庆时婺畈族别驾湘公偕吾休西门嘉宾公续著统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重修校正通宗谱序》),而隆庆谱则是清代汪玑、汪嘉祺等编纂《世谱》的母本。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玑公“承先严命,奉宪暨诸彦公举,校修通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至乾隆四十年乙未,“七经寒暑始竣迄”。尽管因各种原因于乾隆五十二年重新刊布,但这次修谱,意义非凡:一是实现了时空的穿越,“不啻聚数百十世之祖孙父子于一堂,合数千百里之支派宗族欲一室。”二是重温了一体之亲,“呼吸相通,笑语若接,使吾汪之代远而迹疏者得是谱而按之,自不至相视如途人”。

清代是奠定近、现代谱牒的重要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分发挥宗族管理社会秩序的功能,仿明朝颁布“圣谕六言”,提倡以孝治天下;康熙九年重新颁布“上谕十六条”,大力提倡民间修谱。至此,全国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没有家族不修谱。汪玑在清初全国遍修支谱的情势下独具慧眼,编成《世谱》,大功于天下汪氏宗亲。

汪姓人口唐宋时在徽州得到长足发展,形成“十姓九汪”的局面,并播迁于浙西、赣东,明初随着瓦屑坝移民潮大量迁入江淮地区,在安庆府形成汪姓人口的次中心。另有大量人口迁入湖北,使得该省超过浙、赣成为仅次于安徽的汪姓人口大省。《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将湖广填四川移民推向高潮,湖北、江西大量汪姓人至嘉庆末持续100多年陆续迁入四川。同时安庆府汪姓人也大量迁往陕西、河南。由于乾隆时期百姓陷于迁徙未能完全定居,加上当时交通、通讯条件限制,所以汪玑《世谱》所收宗支和范围都远远不能反映汪姓人口分布的真实状况。玑公对此也是直言不讳:“尚有遥远未及趋赴,及已经邀集不到者”(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如安庆地区怀宁、潜山、太湖等县清初时各有汪氏二十余支,桐城(含今枞阳、安庆市宜秀区)有三十余支,《世谱》仅收录七支;湖北、河北、陕西、上海是汪姓除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外的主要集聚地,各省市仅收录一、两支。

一晃将近两个半世纪,越、开二公后裔呈爆炸式发展,目前约500万,其迁徒地域不仅遍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而且向海外发展者不知凡几。其间悲欢离合、兴亡更替自不必说,仅汪姓人崇善孝道、敬祖收族、编修家谱的传统未偿少殆。然而,玑公后汪氏是如何发展和修谱的呢?还有大量未录入《世谱》的宗支又是如何演绎宗族史的呢?梳理乾隆四十年来238年间的修谱情况,则有以下四类:无谱者思创修宗谱,有谱者思续修宗谱,支众者思修汇谱,虑远者思修总谱。可以说,编修统宗世谱,一直是汪姓人的梦想和追求。

兵乱族散与另起炉灶

玑公《世谱》刊行于世,只是汪姓社会发展的一个段落,自此终有清一代,汪姓人始终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加剧了我国社会的矛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股移民浪潮在清末愈演愈烈,并持续到民国。这些移民运动是全国所有姓氏人口的大洗牌,也是汪姓陆续分布于全国各省市的重要时期,其中下南洋移民潮中还有不少汪姓人走出国门,融入东南亚。清末各地小规模移民也是层出不穷,如安庆府民此间陆续迁往周边如铜陵、芜湖、滁州、合肥、六安、池州、徽州地区,其中迁往池州地区的最多。浙江是汪氏人

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汪姓“浙江师爷”分别赴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充任幕僚也促进了汪姓外迁,如广东著名的汪兆铭家族就是从浙江山阴迁去的。这些迁出的汪姓人和原居地汪姓人一样,都在从事着自己认为应该坚守的东西——编修家谱。这期间的家谱非常多,主要藏于民间,上海家谱中心编纂的汪氏宗谱目录只有25部,如:乾隆四十八年《汪氏义门校正世谱》,道光九年汪承诜等修《颍川越荫堂汪氏家谱》,汪琳辑《汪氏维新公迁锡家谱》,道光二十年(1840)江熙修义和堂《宜兴汪氏续修宗谱》等。

乾隆后期至清末出现的汪氏宗谱,有的是对康乾谱的续修,有的因迁居地离祖居地路途遥远或其它原因另起炉灶重修宗谱。如宿松县福一公支下一支族人于乾隆时迁陕西平西三阳镇,就重新修谱,有道光十年三修谱存世;青阳蓉城汪氏于明嘉靖十五年创修家谱,经历届续修,至道光十八年编成《蓉城汪氏宗谱》(笃亲堂),其中迁至潜山一支则于同治七年另修《汪氏宗谱》(敦伦堂);怀宁古埂坝汪氏始祖于明末白潜山黄柏迁怀宁黄马河,康熙三十四年另修《古埂汪氏宗谱》,与黄柏谱分裂;汪曾立于同治六年纂修《平阳汪氏第九十一世小宗谱》刻本,为宏村汪氏支族《迁杭支谱》的再分支。

尽管社会、民族矛盾不断加剧,还有一些执著的汪姓人仍在坚持编修无法统宗的“统宗谱”,但这些统宗谱都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统宗谱,有的是某个地方多支族的汇谱,如胡建昌同治九年重修《汪氏统宗谱》,光绪二十一年汪杏荣重修《汪氏统宗谱》;有的则是某一支总支谱,如光绪五年汪庾等修的《汪氏得罗公正脉统宗谱》,是得罗公一支的统宗谱。

乱中续修与地方汇谱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前期尽管军阀混战,但百姓大稳定、小迁徙,仍是修谱的高发期;日倭入侵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决择,百姓生命更是朝不保夕,汪姓修谱从此陷于停顿状态。这期间修谱主要有四种状态:

一是续修谱。即对清代谱进行续修,这是民国时修谱的最主要形式。如《桐西三安汪氏宗谱》创修于乾隆十六年,再修于嘉庆十三年,三修于同治六年,民国二年第四次续修;《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民国十六年续修;民国十九年汪大燮、汪诒年续修《汪氏振绮堂宗谱》。

二是创修谱。主要是清时未能修谱的宗支,如汉阳汪氏,明初74世善庆公五子自环溪先后迁至鄂西汉阳,传90世汪厚山于清末创修未酬,至民国三十七年由91世汪明恕编修成功;淮南洛河汪氏始祖汪国士于明末自徽州迁籍怀远,历清至民国凡三百余载,“徒恃口授言传”(《淮南洛河汪氏宗谱》汪思品《汪氏纂修宗谱总序》)纪世,第八代孙汪思品遂于民国二十四年创修《淮南洛河汪氏宗谱》。

三是补修谱。清时已经修谱,因移民未能与老家取得联系而失修的,民国时进行补修。如清咸丰元年汪士林编写《汪氏族谱》,光绪间汪兆铨“复为厘定”(《山阴汪氏谱》汪兆镛《汪氏宗谱序》,1930年版),汪兆镛1930年在基础上补编家谱,根据其家族由婺源迁浙江山阴,再迁广东番禺的路线定名《山阴汪氏谱》。

四是合修谱。这是清代修谱的新特色。汪姓人口经过明、清的发展,至民国时增长更快,编修统宗谱困难多多,于是同一区域的本家有创意地走上了合修之路,如湖北红安民国三十六年由三支汪姓联宗续修;安徽太湖县境内九支汪姓族人于民国九年创修《汪氏会谱》;浙江武进汪兆翔、汪霖龙于民国三十二年合修六州堂《武进汪氏统宗谱》,有二十三支之多;桐城汪氏曾于抗战前准备共建总祠、合修会谱,因遭境内由叶姓为首的其他姓氏阻挠而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汪葆春还坚持重修了《汪氏统宗谱》,民国六年润辉堂修有《阳羡汪氏统宗谱》,但这些也只能像清末的统宗谱,不过是地方汇谱或某大支的总支谱而已。

焚谱毁塚与智保宗谱

1 949年后,由于政府的意志、百姓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极端落后,人们普遍认为修谱是封建的东西,对于老谱多数人用于糊窗户,作手纸,或卖掉。汪氏宗谱同全国他姓宗谱一样经历了三次劫难。第一次是20世纪5 O年代初,在查抄、没收地主不义浮财时,视家谱为地主孝子贤孙“树碑立传”的封建遗物被加以毁弃;第二次是1 95 8年大跃进“破四旧”,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将百姓收藏保管的家谱搜出焚毁;第三次是1 966年冬“文化大革命”造反高峰时,一些造反派将搜查出的家谱与其他古籍图书,予以烧毁。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年代,所有历史的遗留都作为所谓“封建”残留而毫无例外地予以粉碎,侥幸逃脱“四清”洗礼的历史文物在文革中大都荡然无存。如宏村这

类汪姓重要村庄之所以幸免于难,主要得益于当地的封闭落后和百姓的智慧,徽州的极度贫困使百姓拆了旧房便无居处,所以大量的古民居得以保存,那些梁柱上精美的雕刻之所以没有完全被砸毁是因为百姓巧妙地用泥巴糊上,再贴上左派标语。在这次“洗礼”中,无数汪氏祖先的墓碑被砸,或被抬去修桥、铺路、建涵闸,汪氏宗谱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

在这个倡导“不破不立”、人性极为扭曲、企图割裂历史的非常时期,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与恶流抗争的“保谱”故事。如桐城青草镇青峰村一汪姓村民看到自己宗族的家谱被“造反派”焚烧,竟奋不顾身地冲进大火抢出了两本谱头。同镇钟楼村一汪姓老太,文革时数年如一日,每天天未亮将本族三十余本宗谱背到菜地掩埋,晚上怕被盗,待天黑后又从菜地挖出背回家;1969年房屋被洪水冲塌,退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扒出宗谱,带领全家页页翻晒。青阳县杜村乡一汪姓村民汪吉祥利用自己是“造反派”司令的身份,事先将自家的谱埋进菜园坝,然后砸碎谱箱,烧一堆纸,宣告已提前焚谱,智骗“造反派”,使宗谱得以保全。潜山汪孟麒与汪孟金堂兄弟抢在红卫兵抄家前将老谱藏到夹壁缝和柴堆里,使老谱逃过浩劫。九华山汪桂根在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用桐油布袋将宗谱藏于山间石缝中,1991年为长垅、潜山等合族续谱提供了母本。正是这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普通百姓凭着无穷的智慧,立下了千秋功业,使我国的谱牒文化得以流传。当然,也有一些有见解的政府官员为家谱的保留作出了贡献,人民永远记得他们。所以,现在全国大多数家族还能找出一两套比较完整的家谱,为新时期修谱提供了依据。

春潮暗涌与澎湃之势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我国修谱运动的转向标。此后汪氏的修谱工作经历了冲破禁区、政府默认和走向兴盛的过程。

1、冲破禁区

1978年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对宗谱的认识有所变化,我们汪姓少数族人在解冻初期,就敢于冲破禁锢,率先修谱。如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汪东汉等汪姓人于1987年开始该家族的第六次修谱。因当时政策和思想都还比较保守,大张旗鼓地公开修谱必然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决定把修家谱改名日“修家志”。因为当时正掀起修地方志的热潮,“家志”和“家谱”比起来,好象少了“封建的东西”,更具有“时代气息”,因此,诞生了进入汪姓第一部叫“家志”的家谱。

同年湖北英山、罗田两县汪姓人勇跨雷池,决定合修宗谱,延用“忠孝堂”名,于1988年修成《英罗汪氏宗谱》。因当时条件限制,错误较多,他们于2001年进行了第六次重修,同时又有新的宗支加入,于2005年修成。1989年,鄂梅蔡山第十届续修汪氏宗谱成功。

实际上,那时修谱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潜山敦伦堂汪氏族人,于1989年准备续写默谱,当时起草了一个决议,其中第二条云:“族众定严加保密,具事不得泄露,如泄露情因引起麻烦者,承担一切责任。”当时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府官员,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转弯,总把修谱等同于搞封建迷信,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如2004年怀宁《古埂汪氏宗谱》七修启动,准备借用镇会议室,镇委书记说:“政府会议室岂可借给‘谱办’开会搞迷信?”另一方面的压力在于民众自己,总是对“文革”心有余悸,特别是工作人员基本不敢涉及修谱之事,我在2001年修谱时,还有好心的同事劝我不要参与其事。

2、政府默认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汪姓修谱活动更加频繁。开始还是遮遮掩掩,改“家谱”名日“家史”,如1990年安徽越国堂编修的家谱叫《汪氏家史》,浙江宁波汪蓝田编撰的家谱名日《南雷汪氏宗族史》。但当时一些涉及史志方面的政府官员对修谱工作还是持赞成态度,如1995年《南雄县汪氏家谱》修成,广东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南雄地方志学会会长、副研究员魏家琼曾作后序。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汪海波1985回大陆寻谱,几经周折,多次往返,八年后找到老谱,于1994年编成桐城《梅城汪氏宗谱》(五修)。在经历几十年分裂后,台胞掀起了大陆寻根热,台湾人员回大陆修谱对推动国内修谱有很大启示作用。官员们认为不能干涉台湾人士的修谱活动,因为是统战工作的需要;百姓看到政府官员对台湾人士修谱持默认态度,也就放心起来。在台湾人口排名居第76位的汪姓同胞回大陆修谱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内陆与东南亚交往的频繁,汪姓同胞的联谊舞台越来越宽广。到上世纪90年代末,修谱工作基本得到默认,地方官员不再干预。

实际上,国家早就对修谱持肯定态度,只是人们的思想被“文革”固化,有后顾之忧。1980年国家档案局发文全面调查国家各级藏书单位家谱收藏情况;1984年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开展全国家谱调查,肯定家谱的学术研究重要价值作用和对当时工作的重大作用,并对家谱整理、研究、利用和发掘提出具体要求。此时的报刊及内部文件上连续刊载党中央和孙中山、毛泽东历次对家谱工作的指示;学术界广泛开展家谱研讨活动;国家各级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家谱查阅,出版发行旧谱、名人家谱及大批《中华姓氏通谱》、《中华姓氏史话》;国家、部、省领导分别为本姓通谱、通志题词,有的兼任编委主任……由此,群众才逐步消除疑虑,参与编修家谱工作。

3、走向兴盛

迈入新世纪,汪氏修谱摆脱束缚,如火如荼。我于2003年续修本家族《桐西三安汪氏宗谱》(五修);2004年汪天文编四川射洪县北支系《汪氏宗谱》、汪士尚编《敦睦堂安庆插竹巷汪氏家族支谱》;台湾汪锟2009年编纂《巩昌汪氏族谱》;安庆罗岭务本堂汪氏因原谱无觅,于2011年重编《汪氏宗谱》;浙江江山市大陈村编修《大陈汪氏宗谱));2012无为荷叶地续修龙溪堂《汪氏宗谱》;庐江柳子山(原桐城,今属庐江罗河、枞阳白湖)五修敬睦堂《汪氏宗谱》;湖北监利市续修《汪氏宗谱》。

地域合谱成为新时期汪氏修谱的发展趋势。如2003年金寨暨周边鄂豫皖地区实现了14支汪华后人的联合修谱,完成《越国堂汪氏同谱》);2009年湖北红安9大宗支汪氏实现联宗,在清咸丰七年3支合谱的基础上编成了《红安汪氏族谱》;同年,安徽太湖全县暨周边地区27支汪氏族人联合修成《太湖会谱》。(编者注:另有1994年云南汪聪主持滇黔川三省五十支汪华后人联合修谱完成《汪氏族谱》;2004年贵州汪诗明重修该谱,改名《滇黔川汪氏通宗世谱》,滇黔川渝三省一市有105支汪华后人参与)

全国联谊与编修通谱

新时期人们对修谱的认识不断加深。如果说20世纪前人们修谱从带有浓厚宗法意识逐步淡化到潜宗族意识,那么历史进入21世纪,修谱更多地是追求文化意义。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修谱活动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层诠释。所以新时期的修谱主要表现形式是趋向联谱、合谱、通宗谱,内容倾向于对姓氏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历史名人的探讨。同姓宗亲联谊既是新时期开展民俗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保证编修宗谱成功的组织形式。

2006年3月创建的《汪氏宗亲网》是全国汪氏宗亲寻根问祖、续修宗谱、修建祠堂、族众联谊和共商族事的第一平台,宗亲网的创建者汪庆丰等汪氏精英必将被载入汪氏文化史册。通过宗亲网这一平台,湖北汪振亮,江西汪庆丰、汪如宏,安徽安庆汪兴吾带着全国各地汪氏族人的嘱托,于,2006年7月22日奔赴黄山,与当地汪祝明、汪根法、汪怡民、汪晓华、汪顺飞、汪利锋等相聚,组建了汪华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2008年春,汪江淮、汪承兴、汪明裕、汪炜等宗亲以筹备会为依托,在知名徽学专家方利山、张脉贤、鲍义来、汪柏树等人大力推动下,在黄山市委四大班子、市社科联、歙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筹委会成功注册了汪华文化研究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此举既搭建了汪氏宗亲联谊活动的平台,更从法理上确认了“汪王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

北京、汉阳、金寨及周边、安庆太湖等地自发成立的汪氏宗亲组织,以汪华三子汪达后裔汪世显家族为研究对象的漳县汪氏研究会,以及在汪华文化研究会影响下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汪氏宗亲会(编者注:另有香港的世界汪氏宗亲联谊会<世界汪氏文化研究会 >)、汪华研究会,如临清明丞相汪广洋研究会,广东电白汪华研究会,广东及海外、合肥、重庆、大埔、四川泸州、枞阳、华容、咸宁、洪湖、监利、仙桃、屯堡、滇川黔渝等地的宗族活动,对促进修谱、建祠、联谊和研究汪王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是恢复和创新了“汪王文化”民俗活动。如丰瑞里恢复了“抬汪公”活动,余川复兴“安苗节”并演出了黄梅戏《汪公看稻》,在歙县开展的“汪华清明祭”、“抬汪公民俗展演”、汪华文化书画展、宗族寻根与徽州旅游学术座谈会系列活动等影响广泛。二是汪王墓和徽州的许多汪氏祠堂等得到修复,有的申报为县级文保或省级文保。三是许多汪氏文化资源特别是汪王文化资源被发掘。安徽省政府对《关于在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建设中打造“汪王文化”品牌的建议》的批复,充分肯定了人们对汪王文化研究的成果。方利山《汪华研究——徽州学的新拓展》、拙作《汪华文化初探》、《越国公汪华与徽州》等论文的发表,汪承兴、汪如红《大唐越国公颂歌》、汪济《越国公汪华》、汪鑫小说《徽州魂之建吴称王》的出版,《漳县汪氏文化研究》丛书、《汪华文化研究文集》、《天下汪氏》(编者注:另有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中国

教育科学?汪氏研究专辑》)网刊的刊印,电视剧《徽州魂》的开拍,都为宣传汪氏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

作为汪王文化品牌重要内容之一的编撰《中华汪氏统宗世谱》工作,于2013年6月1 6日在武汉正式启动。这次会议是首届研讨编修《中华汪氏统宗世谱》工作会议,更是继乾隆四十年以来汪氏宗族史上又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她揭开了编纂《中华汪氏统宗世谱》的新篇章,为实现238年来追求的“汪氏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既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家安定团结的需要,又是加强宗亲联谊,促进汪姓共同发展的需要。相信在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的领导下,在《中华汪氏统宗世谱》编修管理委员会的组织下,在以汪振亮为首的全体编修人员的努力下,《中华汪氏通宗世谱》将会以崭新的面目、厚重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出现在汪姓族人面前,早日圆我们的“汪姓梦”。

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汪兴吾 2013年10月1日于复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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