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摘

要：1902年2月，京师大学堂出现重大人事改组，以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为首的洋教习被全部解聘。至

此，西方传教士对京师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告终。而严复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扮演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角色。严复的设计既有防止外人操控中国教育主权的考量，也有本人进退因素的考虑。

关键词：严复；京师大学堂；洋教习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6－0089－04

作者简介：郭卫东（195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戊戌变法时成立仅两年的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局势平息。9月20日，作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急切致函主持北京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呼吁“从速规复”大学堂［1］。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

恢复，户部尚书张百熙出任新的管学大臣。孰不知，一个多月后，张百熙却提出对包括丁韪良在内的大学堂洋教习全部辞退。这委实是重大举动，自此，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西学总教习一职被取消，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的转变。于此，曾有文论及［2］。

张百熙提出的解聘理由是办学经费困难，但解聘洋教习的同时，又聘请了新教习，还要支付洋教习的解聘费，实际上所费更多。那么，解聘洋教习的直接起因究竟若何？张百熙原为户部尚书，对大学堂的具体人事了解有限，为何有此雷霆之举？近来阅读严复书信，疑惑有了解答，原来，严复是解聘事件的幕后发起人。1902年2月5日，严复给张元济的信中披露：“复（严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3］严复与张百熙此前并无深交，却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匆忙拜会张百熙，可见，此乃严复北京之行的首要任务。而去除丁韪良的献议在严复当事先有所策划。此时，正出现丁韪良等洋教习与张百熙为薪水事闹得不可开交，严复选择

此一时机提出罢丁，可谓适逢其时。当然，因丁韪良的地位，此举也将令中外朝野均感震动。丁韪良系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到中国，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4］。1898年，经光绪谕令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5］。鉴于丁韪良等洋教习在朝野中具有的能量与影响，对严复的开缺建议，张百熙“有难色”，最直接的担心便是由此引出列强交涉乃至国际争端。是时，庚子事变刚过，朝野上下对列强噤若寒蝉，张百熙有此顾虑亦在情理。严复却鼓励：“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留，留则留。”但严复也提醒：“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6］

严复的告诫并非多余，在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聘请西洋教习时，就曾出现多国干涉的情况，除“俄、法使已屡言之”外，意大利驻华署理公使萨尔瓦葛（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还照会中方：“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强求聘用意籍教习。意使为此与总理衙门“哓渎不休”；称此事已引起意政府关注。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 ）)也“龈龈辩争”，语带威胁地提出“大学堂须聘请德国德文教习者三，专门教习二。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

［7］

而在此时，正发生

洋教习的索薪风波，丁韪良也发出恫吓：“此事如不照办，各国钦差必差人交涉事件，遂致贵部来信，彼时恐多争论，反为不美。”［8］严复在这关键时候却认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郭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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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列强不会干预，此一判断是建立在对是时国内外情势准确分析之上的，也给张百熙等下决心提供了信心和助力。

应该说，严复罢免洋教习的建议既有公意的因素，也有私意的成份。从公意一面说，庚子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和中外观瞻所系，自然不能允许外人过多染指。有鉴于此，即便是受传教士影响很深并曾任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中文秘书的梁启超亦很不客气地评说洋教习：“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国家岁废巨万之孥，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9］。时论对受教者也多有检点：“同文馆之设所以广方言储译才也。前岁洋兵入京，此辈半为所用，稍知自好者，尚能不忘本来。其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鱼肉闾里，甚至凌侮朝官，目无法纪。国家岁糜巨款，培植多方，而所得人才乃至于此，殊堪痛恨”［10］。这也是庚辛后，中方约束外人干预中国教育的一大张本，防止培养洋奴。除民族主义的考量外，传教士被替代还有职业原因。教士的本职是传教，其从事教育，自来便不专业。此即严复提到的所谓“不得良师”的问题。严复的立论反映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

从私意一面说，严复此时对就职大学堂有很大兴趣。而此就职，很大程度上须以西人教习特别是丁韪良的去职为前提。此时，在京城流传两种有关严复的说法，一是称拟以严复为吴汝纶的副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严复）辅之。”［11］就是说，以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而以严复为副总教习。吴汝纶为桐城派大家，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权臣的幕僚，并长期主持莲池书院等，门生故吏遍天下，为中外朝野共誉的人物，又对西学早有兴致，“候官严幼陵先生博学能古文，精通外国语言文字，所译西书，自译书以来，盖未有能及者，而必就质于先生（吴汝纶），先生每为审正”［12］。严复自视甚高，但对吴汝纶仍是高看，两人相交甚久，严译《天演论》便由吴作序，严复为此感激：“凡此皆受先生（吴汝纶）之赐也。”［13］严译《原富》更请吴汝纶作文字修改，“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榷”［14］。吴、严相互推许，早在戊戌年，吴汝纶就推荐：“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15］。以严、吴之关系，严复是想谋得此差的。严复对大学堂的状况也深感不满：“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严复想在大学堂有所作为，改变旧貌。但与严复跃跃欲试的姿态相反，吴汝纶却对就职大学堂推三阻四，“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就连张百熙以尚书之尊，登门跪拜以请，吴汝纶也不为所动。严复抵京后，试图说动吴汝纶，当即拜访，“叩吴所以”，吴汝纶给出几条理由，一是“家事放纷，非归不了”；二是“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丘墓”；三是要为李鸿章整理遗文，以答谢李鸿章在世时的厚待。而以严复私下测隐，认为吴汝纶不愿就职应该还考虑到“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为推吴汝纶出山，严复还致函相交甚深的吴汝纶女婿王子翔，要其劝“以舍己为群之义”，此劝能否奏效，严复没有把握，“不识可撼与否”。严复认为，吴汝纶的强项在于能通新学和旧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16］。后来的事态完全按照严复的估计发展。

严复对吴汝纶的劝驾和对丁韪良的罢免建议，与其本人的进退相联。此时还流行另一种说法，“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就是以严复来替代丁韪良作西学总教习，严复出生在中西交会的前沿地带福建侯官（今福州），15岁（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这是清朝第一所具近代教学内容的军校，赴英留学归国后又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任职，不但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西学了解最多的中国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溶中西为一治者，独执事（严复）一人而已”［17］。严复以华夏译介西学无出其右的资格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当不是逾规非分之想。而严复欲出任西学总教习，原总教习丁韪良必须挪位，不如此，严复不能就任。严复建议罢免丁韪良，本身当有这方面的考虑。其实，严复并非对洋人管理完全排斥，此前，严复给张元济的另一封信则对洋办有不一样的评价：“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18］可见，对丁韪良的去除，不完全因其是洋人，更主要的与严复的切身利益有关，与严复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图有关。

但严复也认识到个中阻碍重重。首先是张百熙

及其周边人的态度，张百熙尽管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举荐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遭“滥举匪人”的纠弹，受革职留任处分［19］，其具趋新倾向是毋庸赘言的。但其主体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在1901年10月24日有奏：“现在朝廷欲图自强而其最要首在培养人才，往年京师设立大学堂因乱而废，臣愚拟请将该学堂改隶国子监，国子监旧设南北两学，仿胡瑗以明经治事分课生徒；大学堂则中西并课，然轻其所重，重其所轻，用意不无一偏之弊。夫国子监向称太学，太学者，大学也，一都之中，岂容有两大学，重规叠矩，意见参差，此无怪学术之多歧，而人才之不出矣。欲救其弊，莫如善定其制，欲定其制，莫如首定其名，若将国子监衙门正名大学，举大学堂及南北两学一并归入，就监署拓而广之，并请简派管学大臣，视从前总理之职，应由政务处王大臣会同管学大臣悉心筹议，并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采中西有益政治，各种学问严定章程，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实事求是十年之后，必有人才出乎其间，此今日第一要政也。”其“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的理念明显与严复有所区别。同时，张百熙还奏：“将同文馆改隶大学，并请简派专员办理提调事宜，外务部事繁不必兼领，所有肄业各生须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不徒取其通晓译事。”［20］严复等以“通晓译事”见长，张百熙却不以为然。张百熙等也曾就京师大学堂如何办理问计于严复，严复建议：“请设四斋：一正斋，从西文入手，驯至头等学业，以待少年之俊与各省学堂所送之高才生；二附斋，以中语演译西文，专讲西史、理财、立法、交涉诸科，以待年稍长之京朝官；三外斋，募自备资斧游学外洋已得学凭子弟，课以中学，如掌故、词章之类；四改同文馆为外交学堂，以言语、公牍、国际课之，以备外部出使之取材。”将严复的建议与张百熙的奏折比较，不难看出，除了第四条有关同文馆的内容两相符合外，严复的其他建议均太过于偏重西学，坊间曾以严复和林纾这两位同属福州籍的大学者作比:“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21］西学是严复在当时国人中人缺我有的最强项，故其格外强调，但与张百熙等的中体西用理念不尽相符，严复在与张百熙等接触后也感到，“张与沈、胡诸公皆韪吾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良、平也”。严复归罪于沈小沂和胡梅仙，其实，严复与张百熙在办学理念上自有差异。所以，当外间有人以西学总教习推荐严复时，张百熙“尚未面及”。［22］

张百熙的回避，或许还与其对大学堂的职缺安排有关。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在总教习问题上，即存在两种设计，一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提出的分设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聘用国人和西人分任中西总教习的方案［23］。另一是梁启超代拟而由总理衙门入奏的只设一名总教习，并由中国人出任的方案，理由是大学堂“既中西并重，华人容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24］。后因孙家鼐出任首任管学大臣，故大学堂成立时采用的是前案，即分设总教习，以许景澄出任中学总教习，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庚子年后，张百熙接掌大学堂，却放弃孙家鼐的方案，而回复到总署方案，就是只设总教习一人。

京师大学堂内部人事复杂，局外人出任必多障碍，这一点，严复早有预料。“刻旧之提调、总办诸人则以谓大学复兴，此为彼辈应得权利；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唆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钤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张为大窘。”严复感到对其出任，“颇觉谮者必多，未必果尔。”对此，严复以其惯有言词自我解嘲，“使复而不为总教者，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25］语虽自傲，内中也有些许道理。而且，可以体察出，严复对出任大学堂职任不抱太大希望，内心忐忑不安。

果如严复所料，2月13日，张百熙推出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最大的人事改组计划。其对总教习的选择尤为慎重，在张百熙的心目中，因为没有专设西学总教习，所以，该总教习必须兼通中学和西学，也因此而来，在推荐直隶知州吴汝纶为总教习时，要特意强调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在保举湖南试用道张鹤龄任副总教习时要强调其“学识宏富，淹贯中西”。先前传言的由严复出任副总教习的说法落空。张百熙同时保举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及工部主事赵从藩为副总办［26］。在上列保举名单中，没有严复的名字。同日，朝廷批准张百熙的荐请。张百熙的措置是对孙家鼐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设计的修正，而回归到只设一位总教习。此设计中，没有西学总教习的职缺，严复出任“洋文总教”的企望也无从实现。

应该说，因与自身利益相关，严复此时对大学堂的人事变动格外关注，信息也相当灵通，张百熙的保举折是2月13日递上，而其对洋教习的解聘折是2月16日才提出。但早在这之前的2月5日，严复就已获知：“刻闻已拟将七教习辞去，独留丁。补给前此停薪，须银四万余两，此事由小沂办理矣。”［27］2月16日，张百熙在完成对新人事的布局后，谋定而动，

断然提出对所有洋教习“一概辞退”，“惟现在大学堂开办需时，各洋教习闲住一月，即需月修金。大学堂经费无多，不能不设法樽节。是以将各西教习不论去留，目前一概辞退”［28］。在张百熙的解聘方案中，并不如传闻那样，解聘其他洋教习、独留丁韪良，而是采纳了严复建议，将丁韪良也一同解聘。

严复虽未能出任大学堂的副总教习或西学总教习，后只是出任大学堂译书局的总纂，但其开缺洋教习的建言却能奏效。此举意义非浅，不仅实现了京师大学堂屏除西人直接干预的局面，而且初步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自此，西人在京师大学堂中的地位不再，转而由日本教习担纲，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和法学博士岩谷孙藏等被聘为教习。这并非京师大学堂独然，而是那个时代日本对华影响渐行渐大的趋势实录，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由日本转手的时代背景的表现。当然，这又绝非严复所能料及。

吴汝纶后来勉强接受总教习职，却提出要去日本考察，但结局不妙。对此，严复亦有记述：“挚甫先生东渡后，鄙处未蒙一书，言动起居，只从报纸得其梗概，然未敢遂以为实。近者因同行伴侣稍稍先归，于是辇下哗然，谣诼蠡起。其所指为先生罪者，不肯具仪以谒孔像，一也；谓四子六经可以竟废，二也；耸诱留学生以与蔡公使冲突，三也。夫谒像废经二事，籍令有之，皆足诧怪，而言各有当，先生不任咎也；乃至耸诱学生抵其使者，则不待辞毕，吾能决知其必无。贤者处世，与其文章正同，大惭则大好，倘不为流俗之所怪，也不足以为先生矣。”据记，张百熙还曾面告严复，说掌握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荣禄对吴汝纶也“深相督过”。严复听此消息后，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因为大学堂总教习的职缺，本来就不是吴汝纶“所乐就者，顾张尚书以其名重而要之，造膝长跽，促促卑谨，虽先生始终未尝一诺，然以牵率之殷，事诚有欲辞而不得者，乃今都下要津，皆谓先生不可为师矣。不可为师而去，正其宜耳，是先生终幸脱此桎梏，此吾所以为先生喜也。嗟乎！臧纥祀爰居以鼓钟，叶公见真龙而惊走，吾早知其势之不得长，蚍蜉撼树，乌足为先生病乎？”见人所未见，真是对吴汝纶的至交深论。从吴汝纶的境遇，严复还联想到自身就任大学堂译书局后的经历，“复之初来也，人人自以为得大将，乃今亦少味矣。然窃以是自庆，盖不为世俗所崇拜者，亦不为群小所抵险也”。［29］显见得，即便在京师大学堂此类“新式”机构中，除旧布新者也仍是步履维艰。

注释：

［1］《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为请派大臣归复大学堂事致庆亲王申呈》，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2］详参拙作：《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严复此信落款为“除夕前二”，《严复集》的编者认为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2年2月5日）。见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第547页。

［4］（美国）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3－305页。

［5］陈宝琛等纂修：《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四二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32页。

［6］［11］［13］［14］［16］［18］［22］［25］［27］［29］《严复集》第三册，书信，第548页，第547页，第520－521页，第537页，第531、547页，第544－548页，第547－548页，第548页，第547－548页，第580－581页。

［7］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2－325页。

［8］［10］［26］《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99－100页，第119页，第111－113页。

［9］梁启超：《学校余论》，《论师范》，沈鹏、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29页。

［12］汪兆镛辑：《吴先生行状》，《碑传集三编》卷三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092－2093页。

［15］徐寿凯，施培毅点校：《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第140页。

［17］《严复集》第五册，著译日记附录，第1561页。

［19］《康有为构乱始末》，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南昌退庐民国二年刻本。另见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卷一，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20］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卷十，民国铅印《清季外交史料》附刊本。

［2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273，第四八六卷，中华书局1976－1977年点校本。

［23］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第17－20页。

［24］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10－412页。《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3－40页。

［28］《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13－115页。另案：严复所提到的补薪也是当时与洋教习交涉的重要事项，最后是按照合同补发洋教习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起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止的薪金，辞退之日另给三个月的修金并川资百两。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张燕清)

严复的教育改革思想精品

【关键字】传统、系统、整体、文明、民主、富强、发展、研究、思想、根本、基础、素质、倾向、提倡、倡导、树立、教育、加强、改革、提高、改进 严复的教育改革思想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也注重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还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也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没有直接参与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政权的高级参政，但后来退出了政治旋涡。 严复的著述很多，尤其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学术理论，人称“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中，阐明中国衰败的原因就是民力、民智、民德都不如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进的话，亡国灭种可以说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当然有明显的错误（例如为强者欺凌弱者张目），但它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激励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 ㈠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 ㈡论学习西学 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例如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等等。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就西学而言，是以自由

从“信达雅”看严复的翻译思想

所在学期2013-2014第1学期授课教师杨洁 《中西翻译简史》课程论文 从“信、达、雅”看严复的翻译思想 姓名: 童唯 年级: 2011级 班级: 10班 学号: 20110512106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3 年12 月21 日

从“信、达、雅”看严复的翻译思想 摘要：“信、达、雅”是严复译书的三条标准，也是翻译的三件难事，“信”是第一位的，只有做到了“信”，才能谈“达”，做到了“信与达”，才能追求“雅”。这三条理论是中国翻译理论的起点，在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中占据的主流地位。 关键词：翻译思想，信，达，雅 1.引言 提到严复这个人，可能许多人都会想到他所翻译著作的《天演论》以及进化论的思想。其实除了《天演论》这部著作，他还翻译了很多作品，比如《原富》、《群己权界论》等。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天演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中，他翻译书籍时遵循了三字标准——“信、达、雅”。现在，我就以他的三条标准来分析他的翻译思想。 2. 严复的“信、达、雅”三条标准 我认为严复在翻译中所遵循的“信、达、雅”三条标准，为中国的翻译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严复在《译〈天演论〉·例言》里就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有三件很难的事情，就是“信、达、雅”。首先要做到“信”就已经非常难了，没有“信”也就不可能做到“达”，做到了“信和达”，才能去追求“雅”这个标准。那么对于这三条标准，严复是怎么做到的呢？ 2.1.严复翻译思想中的“信” “信”在三字标准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意思是是没有背离原文，准确地翻译出文章的意思，不去歪曲事实和漏掉其中的意思，当然也不能随意去增减文章的内容。我觉得严复翻译作品最杰出的方面就是他翻译作品里面对语言的运用。例如约翰密尔所著的《群己权界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Let us take care, it may be said,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but governments and nations have made mistakes in other things, which are not denied to be fit subjects for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they have laid on bad taxes, made unjust wars. Ought we therefore to lay on no taxes, and, under whatever provocation, make no wars?”严复在翻译时翻译为“夫人类之于言行也，使非甚不善之人，则当其出之，其心莫不求其无过。乃容国家，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西南大学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课程名称：翻译文化史 任课教师：孟凡君 专业：英语 班级：语言文学2班 学号：222009322210097 姓名：邬驰倩 2011 年12 月25 日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制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邬驰倩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讨论了近代翻译史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随他们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对他们的译著进行了简单分析，并且进行了比较。严复和林纾作为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先锋，值得我们的肯定和赞扬。 关键词：翻译家严复林纾对比 引言 翻译在我国历史悠久，周王朝时期就有了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当时所谓“象胥”就是指现在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多为口头翻译，大规模的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直至宋元时期，大多是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这一时期虽然翻译质量，数量都有所发展，但是文化交流局限于东方邻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等的到来，西文翻译有所发展。当然，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文翻译的文本几乎全部为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 近代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受到了洋枪、洋炮的攻击，以及洋文、洋教的冲击。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要先进，于是当时的翻译家们迫切希望通过翻译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革新思想。近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的译介，严复和林纾这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便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称誉。 1．严复和林纾生平简介 1.1 严复生平 严复于1854年出生在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严复父亲病逝，于是他放弃了走科举“正途”。后考入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

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的教育思想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论严复“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摘要：严复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维新实践中，严复结合自身会通中西的理论优势与实践经历，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洋务教育的理性反思，指出富强中国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文化教育入手并且创新性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思想主张。本文从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简要展开论述。 关键词：严复“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容；影响 一、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堕，国内民族危机四起。在严复看来，中国之所以羸弱不堪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裘、民智已卑、民德已溥”，而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这就是说，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要使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具有强健的体魄、聪明的智慧和良好的德行。 此外，严复曾留学英国并大量汲取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指出传统的古典教育不能满足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提出要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就必须贯彻实施他的教育学说，对下一代人从德、智、体三方面进行全面的教育。严复极大地吸收了斯兵塞的这种教育学说并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以此改造国民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和病态的国民精神状态。 二、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浅析严复若智若愚的教育思想

浅析严复若智若愚的教育思想 摘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教育家,学贯中西，教育思想内容 极为丰富，又极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传统思想的深刻烙印，同时又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严复在英国留学两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对中国传统教育与洋务教育进行反思、批判，对西方文化教育进行研究和传播，形成他的新教育思想，并将其教育思想付诸于实践。他提出的教育救国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激起了改革的浪潮，对当时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起对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教育实践的变革产生过的深刻影响来看，其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育思想，三育论，教育救国 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正是受此二人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是纠结矛盾的，虽然很难找出很符合当时我国适行的教育制度，但是他的一系列教育思想还是发挥了突出作用的。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种“教育救国论”自然是要君主立宪制政体来支撑，而当时我国改革派、维新派、革命派和立宪派各执己见，这些思想自然也是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很切实的支持，所以他的思想更多都是存在在理论层次，而未得到普遍的推行。 严复首先思及的是国民素质教育问题。严复认为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民素质——民力、民智、民德低下，为何低下？如何拯救？1895年严复集中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分析认为国民素质低下表现为腐败、失德、无知、无战斗力，这些正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皇权专制、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落后的礼俗、贫穷是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几个主要原因。尤其是皇权专制，长期实行愚民政策，钳制人民的思想和智慧，致使中国民智进步缓慢，国家竞争力衰退。其具体表现，最主要的就是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其害是“锢智慧，损民智；坏心术，败道德；滋游手，生蠹虫。”不难看出，他对于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是很不满的，对于国内所存在的问题看的也是比较透彻，总结的较为完整的，而他思想理论上的确是明确的反对帝制，而后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大为支持并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这充分暴露出他反对革命，改良主义的阶级特征，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局限性，正是他阶级性的反映。而严复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儒家的孔孟之道，他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严复教育思想局限性。很明显此等行为与之前的思想理论大相径庭，也无外乎晚期饱受国人唾骂，这也是他若智若愚的一个突出表现，言行不一，实乃非君子，更是愚蠢之极。 严复从英国学成归来不久，就被李鸿章招到天津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在北洋20年，从总教习做到总办。而后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历任安徽高等学堂和

严复教育思想研究

严复教育思想研究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在解决民族危机、寻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强国的根本在于人,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方案,力倡德育为先,德、智、体三育并重,重家庭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标签：严复;教育救国;家庭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 严复(1853-1921),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列强的严重威胁,他大声疾呼变法图存,振兴中华,指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在于教育,并系统提出了维新教育的理论,力主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本文从严复的教育救国、三育并进、重德育、家庭教育、实业教育及女子教育等方面,探讨严复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救国、西学救国 近代中国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中,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救国之路。严复利用自己深厚的中西学背景,对中西作了全方位的比较,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严复一方面大声疾呼“中国不变法则必亡”[1]40,一方面慎重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教育救国。 严复认为,甲午战争时,“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軍。”[1]7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2]623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而“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在中国却“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1]15,究其原因,“苟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1]26而对于当时的各项改革,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既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据此,严复指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3]1550这种教育为先的观点严复在不同场合都反复表达过。在与张元济的信中,严复曾强调“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2]525,“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2]539所以,改革的首要工作应该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认为,这三者为自强之本,“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1]27 当然,严复主张的教育救国实际上更具体地说是西学救国。严复对于当时的旧学持反对态度,认为是“无用”、“无实”之学,只能点缀太平,不能挽救危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只能导致“亡国致祸”。[1]4严复大声疾呼,要“大讲西学”,“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1]43至于西学是什么,严复认为,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在他看来,其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2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

论文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Yan Fu and his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s 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传西学，译西著，对近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历来受到学术界各家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它却能长盛不衰，屡改不倒，这说明它是“实用的”、是“精练之至”的、是“经验之谈”、是杰出科学的翻译理论总结和宝贵的翻译理论遗产。 关键词：严复生平；信达雅；译著

Abstract: Yan Fu is a great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China. He raised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 plays a great role in translation work. He had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some famous western works to china. After reading his translating works, our Chinese have changed much more in thoughts. He also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s advancing. Key words: Yan Fu； biography ；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

严复的教育思想

论严复“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摘要：严复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维新实践中，严复结合自身会通中西的理论优势与实践经历，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洋务教育的理性反思，指出富强中国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文化教育入手并且创新性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思想主张。本文从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简要展开论述。关键词：严复“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容；影响 一、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堕，国内民族危机四起。在严复看来，中国之所以羸弱不堪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裘、民智已卑、民德已溥”，而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这就是说，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要使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具有强健的体魄、聪明的智慧和良好的德行。 此外，严复曾留学英国并大量汲取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指出传统的古典教育不能满足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提出要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就必须贯彻实施他的教育学说，对下一代人从德、智、体三方面进行全面的教育。严复极大地吸收了斯兵塞的这种教育学说并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以此改造国民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和病态的国民精神状态。 二、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鼓民力”教育：所谓“鼓民力”就是指发展体育教育，要让民众有“壮佼长大”的强健体魄和“晓猛坚毅”的尚武冒险精神。严复强调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一是要改变中国一向重文轻武的传统价值观念，学校教育更应该注重“尚武”精神教育。二是通过教育普及卫生知识，革除礼俗积弊、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严复认为儿童发育与妇女身体的健康关系甚大，“母健而后肥”强调做母亲的身体好了孩子才能先天充足。三是通过运动达到健身强身的目的。 “开民智”教育：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封建传统的八股科举、宋学汉学、训话注疏、词章小道，大办新式学堂，鼓励人民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来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严复认为“开民智”首先要废除八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其次，要培养能独立思考、冷静观照，并具有批判意识和怀疑求异的理性精神的人才。第三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第四要实施实业教育。 “新民德”教育：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教育国民，使国民形成国家观念、法制观念、主人翁精神和新的道德风尚，革除非理性思维方式、专制思想、人治思想和儒家义利观。严复认为“新民德”首先要废除封建纲常伦理、向西方学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把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原则引入社会道德领域，培养国民的自由精神，培植他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其次要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严复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人民的地位愈来愈卑贱，人民不将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看待，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因此要“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只有将私有的“家天下”变成公有的全民的国家，人民才会真正爱护她。 三、严复“三育并举”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严复中英文简介

严复（1853——1921）：tripl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信（faithfulness）：忠实准确 达（expressiveness）：通顺流畅 雅（elegance）：文字古雅 Yan fu put forward this―three character guide‖in his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Huxley`s book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天演论》译例言1898）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岂钓奇哉。…… Translation has to do three difficult things：to be faithful，expressive，and elegant。It is difficult enough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and yet if a translation is not expressive，it is tantamount to having no translation.Hence expressiveness should be required too……The Book of Changes says that the first requisite of rhetoric is truthfulness. Confucius says that expressiveness is all that matters in language。He adds that if

严复的教育改革思想

严复的教育改革思想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也注重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还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也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没有直接参与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政权的高级参政，但后来退出了政治旋涡。 严复的著述很多，尤其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学术理论，人称“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中，阐明中国衰败的原因就是民力、民智、民德都不如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进的话，亡国灭种可以说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当然有明显的错误（例如为强者欺凌弱者张目），但它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激励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 ㈠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 ㈡论学习西学 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例如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等等。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就西学而言，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出于这个立场，他也不赞成争论“西政”和“西艺”哪个更重要。“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严复过于美化西学

著名翻译家严复

著名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新法家、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98年，严复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Henry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dam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 Spenser，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J. Stuart Mill，On Liberty）、《穆勒名学》（J.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甄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C.D.S Montesquien，Spirit of Law）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W.S Jevons，Logic）等西方名著，

达160多万字。 严复被尊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林”即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他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同时兼备了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在理论方面,他的最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字简直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言开必谈的金科玉律。严复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 ,时有所颠倒附益……。 严复早期偏重意译，略亏于信，尤其是《天演论》，翻译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时有所颠倒附益”，就连他自己都承认“实非正法”：《天演论》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他用“达旨”的方法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张（“取便发挥”），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姓名严复别名几道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先生 姓名：严复 别名：几道 生辰：1854年1月8日 民族：汉族 祭日：1921年10月27日 籍贯：福建侯官（属今福州） 地区：福建侯官（属今福州） 职业：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

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回国后，严复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但一直得不到当时掌权的洋务派的重用。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连续发表政论文章，倡新叛旧，尊民贬君，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同时，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其后，他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体现了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对中国故有文化倾注对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临终，他在遗嘱中尚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严复的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

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

谈严复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一直在广泛进行着。丰富的翻译活动，有利于我们科学系统地对翻译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形成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严复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的翻译对中国近代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严复曾在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他学习了英文，几何，代数，电磁学，光学等新科学知识，到过新加坡，日本等地考察，后又到英国学习考察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了解中西政教，风俗之差异，关心世界大事。”回国后，他翻译了向国人敲起危亡警钟的《天演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宣传了进化思想。 下面研究一下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特点。在词法和句法结构中，他模仿先秦文体的词法句法结构，桐城派古文的优点，其他文体的积极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新型文体。在《天演论》的手稿初稿中，他直接引用先秦散文中的句子并标明出处，虽然后来他觉得译作中放入中国古书的名字，中国古人的名字明显不妥，使读者感到彷徨，于是在改稿过程中将正文中出现的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尽皆删去，但导言仍保留部分如《导言十三》中的“以其所爱，及其所弗爱”一句系取自《孟子》；《导言十二》中的“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系庄子所云，“自营为私”是韩非所言，“人之性恶”出自《荀子》。译文中多用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很少。而且他的翻译话语中有很多词类活用的范例。

1. 辨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说。（《天演论·论六》） 2.不见夫业真者乎？（《原富》） 微是形容词，在句1中活用为动词。句2的业本来为名词，但在句中担任动词职务。同时，严复话语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例子也不少。如： 何以明之？（《天演论·人群》） 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天演论·能实》） 其少见的被动句主要采用先秦的“见”字句结构，如： 特在人者，每为气禀所拘。（《天演论·论八》） 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天演论·论九》) 若是物特为天下只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演论·导言一》） 为了追求群内达旨，他用了很多排偶句： 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天演论·导言二·广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之指植物对；生类者，有质之物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对。（《天演论·导言三·趋异》） 严复的翻译使用最多的策略当推意译，为了启发民智，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如改译，增评，删节，加按语，注评等。 增评 例如《天演论·讲演》第四部分中一个句子的翻译：

严复的翻译理论

严复的翻译理论 霍家晖 陈学瑜20111204102 袁雅汶20111204082 鲁迪飞20111204080

背景简介 翻译理念“信，达，雅” &其他 主要翻译作品 不同时期理念及举例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1854年1月8日－ 1921年10月27日）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参考：《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沈苏儒著 严复在翻译理论上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信达雅”学说，把“信”、“达”、“雅”作为翻译的原则。“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 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说由来—《天演论〃译例言》）。严复的“信达雅”说再我国文化界翻译界流传至今，无处不在，可以说直到现在还 没有一种有关翻译的学说（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能够具有 如此持久、广泛的影响力。

“信达雅”要旨 （一）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求其信“求达”“求其尔雅”）这是翻译的原则和标准。 （二）“信”是最重要的。（“求其信已大难矣”“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用这个字显然就是着重在忠实于原文的意思。由于用中文来表达西文的意义有时候会很困难， 所以译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信”，目的是为了表达原文的意义。由此，可以认为严复所说的“ 信”有形式和内容上都应力求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但往往为了内容上的忠实而不得不牺牲形式上的忠实。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18, 6(4), 644-650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8 in Han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f13321611.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wendangku.net/doc/0f13321611.html,/10.12677/ml.2018.64074 Reinvestigation of Yan Fu as a Translator in Historical Context Yayi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Sep. 30th, 2018; accepted: Oct. 12th, 2018; published: Oct. 19th, 2018 Abstract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he voice of doubt and praise about Yan Fu’s idea of translation has coexis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but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huge influence of its translation view-point are beyond doubt.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 His prediction about the progression of language and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know-ledgeable group that should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trength make him choose ancient Chinese in hi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try to take historic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uncover a more objective translator Yan Fu as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have great impact on his translation. Keywords Yan Fu, Transl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张雅滢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18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18年10月12日；发布日期：2018年10月19日 摘要 严复的“信达雅”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关注，质疑之声与赞美之词并行，但其翻译观点的先进性与巨大的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时局所需对严复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巨大的影响，他对语言发展的判断和

严复的翻译思想及对其艺术性和创造性的拓展

严复的翻译思想及对其艺术性和创造性的拓展 摘要：自人类有了文化交流就有了翻译工作者，近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严复，本文通过介绍严复的生平以及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翻译思想后，分析了在严复理论之下现在翻译理论的两点拓展：艺术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严复翻译思想创造性艺术性 一、严复的文学翻译思想 只要提及严复翻译思想，绝大多数翻译评论者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信、达、雅”这一著名的翻译三字经。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组合一举成为影响中国翻译界长达百年之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在我国翻译界产生巨大影响。“信”体现的价值是“真实”，“达”体现的价值是“理解”，“雅”体现的价值是“明晰”。 二、严复翻译理论发展下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1文学翻译的艺术性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再现的生活现实，用以满足读者的认识要求、思想要求和审美要求。作为文学翻译，它的基本任务自然与文学创作相同。中国现代文学家茅盾先生在全国第一次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作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这里与严复先生所说的信有所相同，但更高于这个“信”，因为它不但是忠于原作品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对原文的理解用符合群体语言审美的标准再现出来。 2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继严复先生后又有很多研究者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对其有很具体的理论解释。对于严先生所提出的创造性，国内外好多学者对这一看法有更深刻的阐述。让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大部分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海德格尔认为，超越历史和时间的纯粹客观性理解是不存在的，理解着的历史性使其对世界上的事物的认识必然带着先入之见。理解从根本上说是解释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的“融合”过程，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是两者之间的交互过程。阅读过程中，读者带着特定的“先人之见”进入文本。为此，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尧斯认为在组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仅仅是作出反映的环节，他本身就是一种构成历史的力量。在尧斯看来，作品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