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体西用_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_下_蒋荣昌

总21卷　第3期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 o l.21N o.32000年3月 J o urnal o f Southw est U niv ersity fo r N atio nalities .Philosophy a nd Social Sciences

M a r .2000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下)

蒋荣昌

(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蒋荣昌(1963-),男,重庆璧山人,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摘要: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先验还原之思)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关键词: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先验形而上学;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见中图分类号:B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0)03—0036—07 维新派思想家看到“洋务”运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的仅“袭皮毛”,也就是康有为所谓“只知变事,不知变法”。严复批评洋务派所见为西学“形而下之粗迹”,而非其“命脉之所在”

[14]

。梁启超说洋务派“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15]

。谭嗣同则谓“洋务”数

十年来所得“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

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

[15]

。历经“甲午战败”的中国思

想界,不仅有了“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也经历了数十年来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幻灭。决意以“变法”图强的中国思想界已豁然看见西学所本之政法制度是中国“扫除更张,再立堂构”所首应接纳的“洋务”之“根本”。

康有为深知中、西“本末绝异”,“洋学”、“洋文”“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

[17]

。人类社会自有如《几何原

本》那样的“实理”与“公法”。康氏以资本主义制度、学说为孔教本旨,把人权、民主、平等、选举、议院等等统归于孔子发明、中西攸同的人类“公法”名下,实际上是试图逃出“中体西用”论式,实现所谓“中西汇通”。谭嗣同汇通中西的方式则是申论“道”非“圣人独有”和“中国私有”,而是“彼外洋莫不有之”。西学“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正是中土早已亡失的“圣人之道”[18]

。“中体西用”

的立论方式显然已在此种“公法”或“圣人之道”为中、西

所共持的讨论里被撂置一旁。

身居香港的何启、胡礼垣则直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经济,西学为富强”之类论说“于理未明”。“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体各为体,用各为用”这一“中体西用”论所本的传统形上学理路遭遇猛烈抨击。

与此同时,自早期洋务派以来一直秉持的“中体西用”论也在戊戌时期被明确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乐道之”的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政治继承人,也是此一时期“中体西用”论的最强悍辩护者。张氏《劝学篇》以“保教”职志自命,其“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坚持“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不可与民变革”,对“民权”、“免丧、废祀”、“男女平权”之说大张挞伐。纲

常作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据,也是“礼制虽略”的西人“固有”之论。这一“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照张之洞看来,作为“中外大同”的“天秩民彝”,三纲早已放在中学、西学“体”处,“求仁”自是中、西学所务之“本”,“求智求勇”也是中、西学共同追求的“致用”目标。不同的似乎只是,西学在“体”处简略,“用”处精深,中学刚好有取补其长短的“体”、“用”状况。因此,张之洞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国,则不得不讲西学”,而对“西学”而言,“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但“圣经”并未“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用西人之法”[19]。凡“无损于圣教”“有益于中国”的学问技艺,尽可学来。张之洞认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于愚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20]。

与康、梁等人的“会通中西”不同,张之洞以“中体西用”论汇通中西的定位极其明确,这就是,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1]。

坚持“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等人和常常提及“中体西用”而其基本思想从不以“中体西用”立论的康、梁等人在此的真正分歧在于,“民权”与“君权”的权衡。尽管康有为在变法前后并未明确主张“民权”,而且其“君民共主”的政治方案也常常是以俄法实例来正面推出。但维新派思想家放言“民权”,抨击“民贼”已成一时风气。

以民主、民权、议院的议论摇动三纲五常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显然已背弃以“中体”为不二根据的传统立场,从“西用”上溯“西体”进而要求全面植入“西体”,引进资本主义“政法制度”。以原来的方式坚持“中体西用”在历经数十年“洋务”洗礼和朝野论战之后已不再可能,以“会通中西”的名义来论说中西在“体用”不同层面的互参互补,成为这一时期开明洋务派人士用以回应“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张之洞)的新姿态。

关于中西的“华夷”之界已不是开明洋务派能够坚持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成为中西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即三纲五伦是“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之“体”,还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政体是合乎“圣人之道”的人类“实理”、“公法”?张之洞等人的结论是,三纲是“西国固有”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天秩民彝”,因此,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学”作为“内学”是“身心之学”,而“西学”作为“外学”是“应事之学”,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会通中西“内学”、“外学”之理的“体用”之合璧。而明确反对“中体西用”论或对之视而不见的“新学派”(梁启超)基本上已视“民权”、“自由”、“民主”、“平等”及以此为据的西洋政法制度为人类“公法”、“公理”。以“中体西用”界分中、西学已被指为不知西学“大本大原”和在“洋务”或“西学”上“袭其皮毛”。

严复以为中、西之间“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22]。而西方文化“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其于“自由平等”有远为先进的政法制度。因此,“一言富国阜民,则前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23]。以“体”达“用”,全面引进西学是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唯一的“救亡之道”、“自强之谋”。严复激烈的“全盘西化”论背后始终激荡着深刻的民族危亡之忧,“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24]。

梁启超在与康有为信中写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弟子之言自由者……,对于奴隶而言之”,“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25],而“自由”乃中国“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

戊戌前后,中国激进思想界,以“自由”、“民权”为号召,鼓吹“开民智”,“兴民权”,以之根除“奴隶根性”,造就“新国民”的讨论空前热烈。摒弃三纲五伦和沿袭数千年的专制体制,“不受三纲之压制”,“不受古人之束缚”,视“民权”为“真理”的种种讨论已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学为体”原来所主张,张之洞辈仍然视之为中国文明体制不可动摇的“体”、“本”、“道”、“主”。

然而,“中体西用”论式被新派思想家明确放弃,并不意味着激进思想界放弃了传统形上学一以贯之的“形上、形下”、“道、器”、“本、末”、“体、用”、“主、辅”等“撅为两截”的立论逻辑。“残明遗献”对“新学”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已从一个侧面揭出维新派思想家受缚于“中体西用”据以立论的传统形上学理路这一内在困境。华夏“民族”“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存亡得失是困扰此一时期激进思想界和保守思想界的共同问题。在此一根本大“体”岌岌可危之际,维新派看到从“民权”、“自由”及其表述形式——西洋政法制度的“大本大原”处引进“西学”,是比前此仅及“皮毛”的器物、技术、“天文格致之学”和工厂的引进更为根本的“自强”和“救亡”之途。激进思想界对“民族”危亡和“四千年声名文物”“不终日之虑”的理解及其对“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的理解,几乎从未逸出中国文化的正义论立场或者说中国文明体制的根本逻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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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学”及“民贼”专制政体在此时饱受攻击的原因在于,“西半球中原(美国—引注)兴盛之象不见于东半球之中原也哉”[26]。“民族”之独立、自由、强盛和在与欧西人种竞争中的危亡情势,之所以一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也在于这一切关乎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林中应得之“民权”。

对国人“民权”、“自由”及以此“民权”、“自由”救亡起衰,成就竞争世界“富强”伟业的追求,成为中国思想界自中、西近代遭遇以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明确的“中体西用”论一步步被历史经验证伪之后,退守的最后底线。而这也是中国文化以其“家天下”和“公天下”之两端及由此带出的精致宏伟的形而上学体系反复言述的正义论或历史之真理、或中国文明的逻辑根据、或中国人历史之生的主观形式或先验形式,这也是传统形上学以其似是而非的逻辑一再说出的“道”、“理”、“本”、“体”。

《国民报》第一期所发《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即集中阐述了中国思想界对“国家”、“民族”及“国民”、“民权”的见解。文章在说到中国沦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

之鱼”,“其存其亡,不能自主”,其“国”际间“民权”已丧失殆尽的境况时,将中国作为“将亡之国”或“将兴之国”转换之枢机归于国民“民权”之兴、亡。“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乃“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是在今日“竞争之世界”陷于败亡的根本原因,而“民权为致强之本”,“民权之集,是为国权。民而无权,国权何有?”[27]。梁启超在讨论中国人奴隶根性的原因时也写道:“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系国民为己之奴隶”,又以“大义”文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28]。在《爱国论》中,梁启超申述英、法、德、美诸邦“进于今日之治者”,“非有他善巧,不过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不以国为君相之私产,而以为国民之公器……,故不能以一二人独居其功,亦非由一二人独任其劳”。又说,“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亡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29]。这种“民有权者谓之存,民无权者谓之亡”[30]的见解,已成为当时激进思想界之共识——“夫权者天下之大物也,中国之权既夺于民贼之手”[31],起而争“权”的革命便是势所必然

。

“国权”在此是积“民权”所成,以天下人得“天下之大物,”即是“公天下”,即是“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不以国为君相之私产,而以为国民之公器”。“民权”或“权利”在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笔下,始终是“公器”、“大物”、“天下为公”,与之对待的“君权”则是与“有国者仅一家之人”、“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私产”、“劫持天下”、“私天下”等互译的概念。“权利”或“民权”及与之对待的“君权”被视为利益所在之一“物”,几乎从未按其原来的含义被解为“人”的普遍人格形式或与“物”对待的“人权”。中国传统的正义论或公、私观[32]所言述之“公”(正义)”与“私”(非正义)及在此“公”、“私”观下“权利”与“利益”或“权利物”的混淆,使激进思想界骤然面对“自由”、“民主”、“民权”、“平等”等西方学说及其体制性表述,仍然是以“体用”撅为两截的方式取其“用”而遗其“体”。“自由”、“民权”由此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而“国家”“民族”的强盛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前提,则在于“国权”乃“集民权”所成,“富强”是在“竞争之世界”分得一份“权利”(国权),因而使人人得以共享“世界”之“公”的“大同”之境。在梁启超及其同侪看来,西国之所以富强,然有横决天下之势,乃在于西国之人,人人“自爱其身”、“国事”成为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以人人之“事”所积而成之“国事”,其“效”自然大于“一二人独居其功”“独任其劳”的“国事”。以天下委诸天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自属无疑。

这种以“国”为“民”之积,“国权”为“民权”之积的见解,必然使“人人自爱其身”和“人人自由”之类见解有以其形下之“身”,形下之“自由”与形上之“身”、形上之“自由”颠倒错置和两相僭妄的危险。梁启超在谈到“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时说“自由”即“自治”,“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33]。看起来此处对“自由”的形上意义,即所谓“英人”自夸之“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的“自由”似乎已有精深的理解。而一旦涉及作为“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的“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其对“自由”之形上意义的洞见,已不经意地落入先已错置的形下意义的掩蔽之中。“各人之自由”及“互侵”所指涉的每个人对其生活事务或人生的安排,及此一安排之遭人阻挠,总是事务层面的某“事”、某“物”之得失和关于“某事”、“某物”的意愿之实施或受阻。这样的所谓“各人之自由”实乃“各人”依据其“自由”的人格形式,亦即作为“自由人”,始得以实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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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人”在“事务”层面作为“自由人”从心所欲的种种状况。而“法律”所表达的“自由”,则是人人作为“自由人”的人格形式,或者说“各人”作为“自由人”在种种事务当前处与此种种事务相对的“人格形式”,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距”而非形而下地绽露于种种事务的个人意愿或欲望的实施(“从心所欲”)。因此,“法律”与“自由”之精义并非“保护”作为“各人”所持种种人生“好处”的“各人之自由”,而仅仅是在与种种人生“好处”遭遇处公认、公知、公有的人格形式,亦即“各人”在此处必得坚持的普遍人格形式或“自由人”之“位格”。因此,梁启超所谓“不使互侵”之“互侵”,先已在“各人之自由”即“各人”在其独特人生经验中彰显的“自由人”之普遍位格或普遍人格形式处,成为不可能。因而“互侵”仅能在“自侵”,亦即剥夺自身“自由人”身份并以此侵犯他人之“自由人”身份意义上被理解为对“自由”的侵犯。梁氏对“自由”的论述在解“自由”为“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处可谓精辟,但即使是如梁氏之精深与敏锐,传统形上学无所不在的对中国文明体制形上根据或其历史正义的言述也仍然是其难以出离的“前见”。这种“前见”或历史的“先验形式”,在未经反思性回溯清理的思想界,总是会泛滥成灾,并成为其回应“西学”的历史进程中步步退守的底线。

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曾经激烈地主张“民权”和“自由”,并且同样激烈地骂遍几千年“劫持天下”(严复)、“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梁启超)的“民贼”专制体制,但后来我们又不断看到严、梁以“民智”未开,“国民资格不够”,“民德”未修等说辞反对以“民权”和“自由”为号召的“革命”。严、梁在此真要坚持的“体”或其历史行为之根据,即是传统“公”、“私”观下,本民族、国家的“民权”及作为“民权之积”的“国权”。既然“民智”未开之中国,匆忙引进“民权”和“自由”,只能“速其亡”。“人心腐败达于极点”的中国,“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34]。立身于满目如此荒凉的历史之中,梁启超实际上是不得不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35]。“民智”未开,“资格不够”之“国民”确乎不可能以“西学”形上之根据已获植入的方式来把“西学”所说之“自由”、“平等”、“竞争”、“权利”、“破坏”放到业已植入此根据的历史之生的主观形式或先验形式(所谓“体”)经验化或对象化(“用”)的历史生活之中。而不在形上根据本身处检讨“中体”、“西体”的中国思想界,引入西方“文明学说”的初衷仍然是试图在与古代已截然不同的时代,以“西学”来充当古代文明体制所本之形上根据的形下表述,亦即以西学来达致传统“公”、“私”观下“国家”、“民族”伸张其“国权”、“民权”之“用”。而“自由”、“权利”之说入,既有“亡中国”之患,亦即有害于在“竞争之世界”伸张吾国“民权”、“国权”的“富强”之目标,“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的冲突,在严、梁处便只能以重申“中体”的方式来获得解决。

不仅康、梁和严复的保皇和立宪立场与此一根本的“中体西用”立场互为表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订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集中表述了“中体”的要求,即“民族”之“民权”与“国民”之“民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以“民族大义”来号召“排满”的中国思想界申张其“民族”、“权利”的有力口号,而“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所要表达的东西大部分已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国”,而是传承“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公天下”为目标的“民国”。

20世纪初叶在西洋各国“社会革命”及其学说渐为中国所知的形势下,中国思想界开始同声抨击“社会革命”所指种种西洋敝端,而所有这些批评的立足点几乎无一例外是中国文明体制本身据以成立的正义论根据。“中学”所述之“体”仍然在顽强地把“西学”放在此“体”的“用”处来加以评判。这个时候,离康有为当初懂得与“中学”“本末绝异”的“洋学”、“洋事”,“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36]已过去近20年。

梁启超在《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一文中,详细论列了资本主义“机器兴,竞争盛”所导致的贫富日益悬殊的境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再度之革命”。与此相对照,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已消灭”,“举国无阶级之可言”,“极贫极富之阶级无自而生”。因此,此一“本质较良之社会”,其“根柢”决不可妄以“革命”推翻之[37]。而主张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实际上并不异于梁启超。孙中山自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独见而创获者”[38],说出了其思想体系或所谓孙文主义的实情。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称“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在同一年(1906年)的《民报》周年大会演说中,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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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善果”、“恶果”论:伴随着生产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带来了“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境况。为“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计,“平均地权”是在“社会问题”尚不“着紧”的中国预防资本主义“恶果”的良策。由此可见,孙中山并未从“自由、平等、博爱”所本之“体”去理解“自由、平等、博爱”。“平均地权”作为因应“社会问题”的方案,按照“自由”的原本意义实际上已大有碍于“自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显然是站在资本主义之外且自有其根据的文明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我”所“用”的态度。孙中山在此实际上已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善果”和“恶果”各作一“物”看而不管这“善果”或“恶果”是否是资本主义文明之“体”本身的结果,或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体制之“人”必得面对的结果,也不管在此“体”处“善果”或“恶果”是否可以解作别样意义,以及以中国传统之“公”、“私”观(历史正义观)所见“善果”、“恶果”是否可以在以此“观”取去的情况下,无伤于原来所见“善果”之“善”和由此可以解除原来所见“恶果”之“恶”。

混淆“权利”与“利益”,混淆不同文明体制的先验形式(历史正义的或真或伪的表述形式)或形上根据所见所及之历史经验,是“体”、“用”“撅为两截”的传统形上学用以论证传统之公、私观(正义观)伪真之真所不得不依恃的论证逻辑,也是循此进入传统“公私观”的中国思想界一再以“中体西用”论式回应中、西学或中、西文明遭遇之种种变局一再陷入的困境。

在处于“竞争之世界”中的中国的“国权”(“亡国灭种”即其极端表述形式)岌岌可危,原来的“民贼”专制体制已不足以伸张此时互为表里的“民权”或“国权”之际,“民主”、“自由”、“民权”及其体制性表述终于成为中国思想界之至爱。而对所有这些源出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制正义论根据(亦即其文明历史形上之“体”)处的学说和体制,汉语思想界从未依据对自身文明体制形上之“体”所进行的返本探源的回溯性反思来对之作出论断,而径直在古老的体制性表述形式危及本文明形上之“体”(或其历史正义论根据)之际,把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当作“善果”并试图以之接续传统体制似乎已无能为力的历史性表述。

而一当西方“社会问题着紧”,中国思想界相互间似乎歧见颇深的各家各派却一齐“看见”(以其从未进行反思性清理的传统公私观“看见”)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病根所在。革命派、改良派、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各怀济世良策,而各家各派所要救治者,总是原来以为在中国“亡国灭种”之秋岌岌可危,而眼下已显露为资本主义文明根本问题的“历史正义”之沦陷。“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导改的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显然是中国文化之“公”、“私”观或其文明体制之正义论根据(形上根据、先验根据、历史逻辑、终极主观形式、“体”)所“见”“不法”事件。

章太炎在其著名的《俱分进化论》文中认为“以物质文明之故”,社会的贫富悬隔与日俱进,即是“进于恶”。这几乎与孙中山的“善果”、“恶果”论持有相同的立场。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借以鼓吹的刊物赫然以《天义报》为名,也足见其偏执所包含的巨大道义热情。刊于《天义报》3期的(1907年)《政府者万恶之源也》指资本主义“文明政府”为“外托伪道德之名,内视公理若刍狗……横行强权,贱视弱种,于民生之休戚置若罔闻。”而在“贫富不平等”的“富民之世界”,资本主义“伪文明”及其“文明政治无一非病民之具”[39]。以《天义报》为阵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可“保无形之自由”,“其制本属差公”,而“新政”所追求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将“增阶级制度于无形”。张静江、李石曾等人所主张的“无政府革命”,所要革除的同样是所谓“贫富悬隔之患”,所要追求的则是“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这些身处西洋文明核心地带(巴黎)的中国人断言:“今日中国之情形”,“不若欧美贫富悬隔之甚”,而“今日欧洲经济之组织,其不正当可谓极矣”[40]。在宣称已破除“身、家、国、种之畛域”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身后,以《礼运·大同》为代表文本的中国历史之“公”、“私”观仍然是其破除一切所凭借的不破之根据。

从梁启超、孙中山到刘师培、李石曾,中国思想界各派领袖人物所见文明社会“贫富悬隔之患”,向来即是以中国文明体制所本的“公”、“私”观所见。中国历史上有关“均贫富”的政策、行动和口号所指,一直是豪右之家为富不仁的聚敛和依势豪夺,所致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种种境况。贫富不均直接展露为“天下”利益和生养之资的垄断和削夺。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贫”、“富”作为物权领域内公众授权的权力运转环节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西方“社会革命”所指的贫富悬殊是社保体系及普选权尚未落实的资本主义体制对贫者或无产者“权利”和“自由”的损害,并非在中国历史视野中所见“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那种物化的生活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和富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成为“社会问题”,是在此种贫富不均现状与其标举的普遍权利或历史正义构成冲突的情况下,以内在于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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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出来的问题,亦即要求资本主义之“体”贯穿其“用”,或者说要求所有的历史经验层面回到其先验根据所提出来的问题。“富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包含的意义与中国传统文明体制下的意义相去甚远。“富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公众授权之社会权力承担者的意义是其表面上作为巨量“财富”持有者这一形下意义的形上层面。而“贫民”在这一体制下并非仅仅意指生计受到损害,其赖以维生的生养之资匮乏者。“贫民”与“富民”的对立更原本地指作为“公民”,“贫民”未能得到在贫穷状态下仍然是一个“公民”,仍然持有“公民”权利的保证。贫穷使得他们被迫把自己当作“私人”,当作被社会遗弃和剥夺了“自由”的人,当作与“富民”“公民”不同的“人”来对待。西洋各国“社会革命”的目标在以消灭“贫富悬殊”为号召的时候,其真正所指几乎从未逸出消除“贫富悬殊”的现实状况所带来的“权利”和“自由”所受到的损害这一原本的目标。这与依据中国文明历史的正义论所见“贫富悬殊”和以此框定的“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显然大异其趣。

回顾“五·四”以前80年来的近代思想史,可以看见,从最初的“师夷长技”和筹办洋务到逐步接受西方科学、西洋政法体制和民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学说的整个演变进程,正是中国文化的公、私观作为中国文明体制之“体”、之最终形上根据,一步步经由历史现象或经验的先验性还原浮出水面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一度试图坚守的作为历史表象的“中体”一步步被证伪,并由此一步步被放弃的过程。

在“师夷长技”时期“师夷长技”与“夷夏之大防”的争论,“诸公所忌”似乎已被历史进程证明为杞人之忧,中国人并没有在“洋务”运动中经由“师事夷人”“变而从夷”——尽管“夷夏之防”已经在原来那个地方不复存在。而“诸公”所提出来的有关中、西文化“体”处的真、伪问题,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洋务派所共守之后,争论依然不绝的症结,在于保守诸公以为“中体”在“体”处之高明不庸置疑,即使是在以“体”、“用”来分别区分高下也有害于“中体”的纯洁性,尽管保守派在此时仍然是在以“体”、“用”别为“本”、“末”并强调“末”事卑不足道的方式来进行论证。洋务派没有作出有效的回应而断然以“中体西用”的旗帜行事,显然是因为他们也一直在坚持“体”、“用”“撅为两截”的传统形上学所固有的逻辑,在这一根本点上,从未与保守“诸公”有过什么分歧。而在坚持“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思想家与新派思想家展开论战的“民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开议院”、行“选举”等等题域,新派显然以为自己走出了“中体西用”论式。在洋务派思想界认为“不可与民变易”的纲常体制和“中国不易之圣教”遭到新派猛烈攻击,以身体“道”的“人君”被痛诋为“民贼”和“劫持天下”的大盗之后,中国新派思想家及由此觉醒的思想界已经作好了揖别“帝制”这一数千年来在根本处“病民”的“中体”的准备。至于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告别“帝制”的步骤、策略和可以资借的社会力量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已是无关“中体”形上真伪之大局的争论。在中国历史将要做什么似乎已昭然若揭,怎么做尚有待澄清的时节,我们仍然看到,所谓“西学”、“西体”、“中学”、“中体”在中国思想界各派的视野下所遭遇的评论,并未逸出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或中国文明体制所本的正义论所可以“看见”的结论。历史的先验形式(历史正义的历史性形式)或传统形上学所谓“本”、“体”,仍然在顽强地寻找和构建由其自身出发具有合法性(逻辑自洽性)或先验之真的历史经验。“中体”、“中学”之被放弃和“西学”、“西体”之被引入,一直就是在放弃此“体”所见为“伪”之“中学”、“中体”,采取此“体”所见为“真”之“西学”、“西体”。而以此去取的立论方式,并未越出传统形上学原本的“体”、“用”“撅为两截”的逻辑表述形式,因而并未越出在更原本处的“中体西用”论。

严复后来发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立之民极”,“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及汉学、宋学皆传此“公例”的“法物”之类怪论,章太炎所谓“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梁启超亟言“旧道德”不可“破坏”,乃至于其“中、西文明”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界上各有长、短论及其后来在“科玄”战中的立场,孙中山等革命派认为“民生主义”将“擅场”于“二十世纪”,要以“平均地权”之“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号召革命,无政府主义各派对资本主义文明体制的激烈批评,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及其对新派思想家“民权”、“自由”、“民主”、“科学”(严复)等“西学”观的继承,“科玄之争”中论辩双方总是把对方的问题从身边放过,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循此展开的种种社会运动——无不与“体”、“用”“撅为两截”的传统形上学所固有的逻辑表述形式发扬于近代中、西遭遇历史中的“中体西用”论式紧密相关,无不与中国文化的“公”、“私”观这一中国历史或中国文明体制的终极形上根据之真伪在传统形上学所固有的逻辑表述形式中得以以“伪”为“真”及此“伪真”之真、伪从未以“先验还原”的方式得到根本清理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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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期 蒋荣昌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下)

西方文明体制或西学诸学说所本的先验形式(或“西学”之“体”)自希腊、罗马以来,一直在以其文明体制和形而上学传统经验化来开辟不间断地回到其先验形式所意指的“正义”现象或“正义”的历史经验的道路。这与中国文明体制及“中学”自先秦以来,一步步回到其先验形式和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一步步退守到“中体”更深处经历的,是同一个“历史学还原”的过程。[41]西方历史之生活世界自身所面临的苦难和困难,总是在以回到其“先验形式”的方式得到克服,而此一苦难的历史经验之被扬弃或克服,总是在此一“先验形式”所构建的新的与此“先验形式”具有根本自洽性的经验取代前此以“伪”为“真”的相应“经验”处得到完成。近代自然科学作为西方文明体制之“自然观”崛起为西方文明面对新的世界经验的意识形态(主观形式),其合法性之可疑,在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以来的西方形上学问题传统中,一再成为触目的问题。胡塞尔试图以先验现象学或纯粹现象学为“科学”奠基的努力鲜明地提出了“撂置传统”的口号,而这也是从先验形上学立场出发,回到一切历史经验由以发生的先验形式的先验性之真伪处,以反思之“思”通达“正义”或“真理”,为“文明体制”奠基所必须记取的口号。

未能撂置传统的经验形上学(亦即作为既成历史表述形式的形上学)及其所意指的先验形式,进而未能以先验形上学立场反思现存文明体制及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并由此为经验形上学所意指的先验形式及据此创设的历史经验找到牢不可破的先验根据(合法性根据),是中国思想界百年来迷失于“中体西用”论式,并由此误导“生活世界”,在形而上学根源处的根本误失,也是汉语思想界无力返本开新,总是在以“妄语”来标示其“失语”症的病根所在[42](由于篇幅所限,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思想界思想演变之历程容另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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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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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修辞学标准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共 20 道试题，共 40 分。） 得分：34 1. “刚才仿佛有人探了一下头似的”属于 。 A. 明喻 B. 暗喻 C. 表比较 D. 表不确定 满分：2 分 2. “他的眼光iE 像一把刀，刺得老王缩小了一半。”使用的修辞方式是( ) A. 夸张 B. 比拟 C. 借代 D. 反语 满分：2 分 3. “姑娘忍不住咬了一下嘴唇，把一个苦笑吞了下去。”使用了拟物手法。 A. 比喻 B. 拟物 C. 夸张 D. 对偶 满分：2 分

4.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是什么句式？ A. 长句 B. 短句 C. 整句 D. 散句 满分：2 分 5. 我国最早把“修”和“辞”连用（“修辞立其诚”）的著作是。 A. 《论语》 B. 《孟子》 C. 《易经》 D. 《老子》 满分：2 分 6.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是形容词活用，表达了诗人登高远望，游目骋怀的气度。( ) A. 形容词活用 B. 动词活用 C. 名词虚指 D. 数词泛用 满分：2 分 7. 属于事务语体的是( ) A. 广告 B. 新闻

C. 论文 D. 诗歌 满分：2 分 8. 我和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这是什么句式？ A. 顺装句 B. 倒装句 C. 长句 D. 短句 满分：2 分 9. 下列句子中代词的运用，恰当的是( ) A. 弟弟发来短信说，我在学校很好，不用惦记我。 B. 弟弟发来短信说：“我在学校很好，不用惦记我。” C. 弟弟发来短信说：“他在学校很好，不用惦记他。” D. 弟弟发来短信说，我在学校很好，不用惦记他。 满分：2 分 10.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属于比拟中的( )。 A. 无生命事物拟人化 B. 有生命事物拟人化 C. .把人拟作物 D. 把一物拟作另一物 满分：2 分 11. 《修辞学发凡》一书把修辞格分为____. A. 二十种 B. 三十种

高 三历史补充资料 ---36真题研究：全国卷命题语言分析——“中体西用(word版)

36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 ——“中体西用” 一、“中体西用”的概念分析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 当今学术界通常认为“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指的是以儒家文化 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中体西用”论的持调者既看到了清王朝变的一面，同时也坚持清王朝的不变一面。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及文教举措才能更好的维护清土朝的封建统治。 “中体西用”论最初提出是在 1861 年，冯桂芬在《校那庐抗议》一书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首创出“中体西用”式学习西方文化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1896 年4 月，沈寿康真正的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准确的表述出来，他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鼎和梁启超也都使用这一说法来表述中西文化融合观。 1898 年春，张之洞立足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立场，撰成《劝学篇》，既批守旧派不知变通漠视西学，又批维新派不知国本动摇儒教，“绝康梁并以谢天下”，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原则；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吸收早期改良派及其他洋务派的思想，集中阐释了已经流行晚清社会30 余年的“中体西用”论，成为“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 （二）晚清社会变革中的“中体西用” 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样，“中体西用”已作为晚清实行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政策而颁示天下了。 清末改革运动中也浮现出“中体西用”的影子，清末立宪改革是在社会危机刺激下产生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是清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地位、思想、目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超出“中体西用”的界限，这时期的“西用”已经深化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中体西用”中的“西用”更加深入。 （三）民国时期的“中体西用” 民国建立后，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建构，人们依然沿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比如， 第1页/共6页

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从沿海深入内地，大量 商品涌入中国城乡，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 遭到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 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 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郑观应 在《盛世危言》就指出，外国商品大肆在中 国倾销，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 结构，使原本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混乱； 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 限的空间。自然经济的解体促成了近代商品 市场的形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 一定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 古未有之变局”面对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 机，于是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 的大臣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极力主张兴 办洋务，于是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 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 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 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

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洋务 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 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 “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 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一、军事方面 随着西方外国侵略势力逐渐进入我国 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在国内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处于胜负未分的关键阶 段。清朝统 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 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 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 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 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因此 说，中国近代化观点的形成是从对洋枪洋炮 的认识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近代化开 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 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 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 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 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 厂。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 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 防。1866年，清在闽浙地区总督左宗堂的建 议下，创设马尾船政局，力图建立起中国近 代史上新式海军。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 （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 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 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李鸿章还先 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 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 这些军事工业由政府投资朝廷 委

近代史论文——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

【精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近代史纲要作业，自己写的哦） 内容提要：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当时的清朝末年的地主统治阶级当中的较为“开明”的洋务派所主导的一场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外减轻日益危亡的民族危机，增强自身力量，防范外国侵略者的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虽然发起这场运动的统治阶级的动机是为了利用西方先进的“利器”，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并在不改变日益腐朽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来维护处在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统治。诚如晚清著名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在他的《校颁庐抗议》一书中所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1）。其中 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本文主要是通过辩证的逻辑思维从洋务运动所处的两个不同的时期，即前期的“自强”时期和后期的“求富”时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兴办的一些实业产业作为本文的主要行文结构来论述它们对中国近代化的一些正反两方面的一些影响，在本文的结尾浅述洋务运动为什么不能够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原因。

关键词：自强军事近代化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发展军事工业等重工业为其优先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性。洋务运动发生之前，在外国的“炮舰外交”的“狂轰乱炸”之下，中国被迫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衰落大门，外国列强在资本主义发展对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的“饥渴式”欲求的内在驱动下，通过武力威逼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破坏，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国家，并逐步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世界市场体系当中。而由于封建制度本质上的腐败，落后和剥削性，外加上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使得原本已经处于水火不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固有的一对根本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天灾的催化下进一步加剧，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旧式农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峰就这样爆发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壮大使得清朝政府的统治根基进一步发生了严重的动摇，面对着“内忧外患”这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在取得慈禧太后这一大靠山的支持根据“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思想，对内达到“剿发捻3）”，对外而达到“勤远略4）”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做法只有通过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学习 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正 的，“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只

汉语修辞学复习题 - 副本 (2)

一、填空题 1、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两汉，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修辞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西晋陆机的《文赋》是一部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中对修辞的方法、技巧也有较多的论述。 3、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 4、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修辞和语言的三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5、语言环境对语言表达具有制约作用。 6、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朴实、简洁有力、新鲜活泼、生动形象。 7、句子的格式简称句式。 8、散句是指结构不一致，形式参差的句子。 9、严格的对偶上下两联要具备以下条件：意义相关，结构相同，字数相等，词类相当，没有重字，平仄，协调。 10、叠用和一般句子比较有以下修辞特点：整齐一致、集中突出、清晰醒目。 11、反问句的修辞作用，主要表现在比一般句式具有更强烈的语气和感情色彩。 12、先秦两汉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可以称作萌芽时期。 13、比喻就是人们平时说的“打比方”。 14、反问句又叫反诘句，它是用问句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 15、四个音节的语音段落也称“四字格”，它两字一顿，整齐匀称，是人们喜闻乐道的一种语言格式。 16、同样的意思既可以用肯定句也可以用否定句。一般说来，肯定句的语气比较直率明确，否定句的语气比较委婉灵活。 17、顶真就是上文的词语、句子用来作为下文的起头，前后首尾相连，上递下接。南朝文学家沈约称之谓连珠。 18、1951年《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名著《语法修辞讲话》。 19、现代汉语中，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去声为仄声。 20. 宋代陈骙的《文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修辞的著作。 22.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而完备的修辞学体系。 23. 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 24. 语言环境包括社会时代、题旨情景、对象、场合、时间和话语的具体环境。 25. 长句化短的方法主要有：抽出修饰语、运用叠用句、合叙改分述。 26. 修辞主体的修养主要包括思想品德、生活积累和知识素养。 27. “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议对》。 28. 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 惟陈言之务去”，即强调词语的新鲜活泼，这是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之一。 29. 词语锤炼与运用的基本方法有：精心挑选、修饰点染、巧妙配合。 30. 成语具有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的特点。 31. 借用成语原形，但感情色彩不一样，这种成语活用的方式叫易色。 32. 成语活用的修辞作用有：意蕴深厚、文字精炼、生动具体、风趣诙谐、新鲜别致、。 33. 对偶从意义看，有正对、反对、和串对三种。 34. 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是双音节化。 35. 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语音段落是“七音节”式。 36. 四句一组的诗，第一句、第四句一韵，第二句、第三句一韵，中间两句被其他两句所环抱，这种押韵方式叫抱韵。 37.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这句运用了双重否定句句式。 38. 大体上说来，平声长而扬，仄声短而抑。 39. 韵文中的韵类似音乐中的再现，同一类的乐音在句中重复，可使语流具有一种回环美；平仄安排得当，声调平衡交替，声音显得错落有致，节奏分明，具有抑扬美。 40. 运用比喻的要求是贴切、新颖、巧妙。 41. 把物当作人来描述的修辞格叫拟人；把人当作物或者把某种物当作其他物来描述的修辞格叫拟物。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然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封建专制统治，其失败的命运无法避免，但是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在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以新式武器装备武装陆海军，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最为著名。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它仿造的毛瑟枪及自主研制的无烟火药均达世界先进水平。 其次，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因此洋务派大量购置西洋枪炮及军舰，训练洋枪队，以此来武装清政府军队，同时，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这一举动在一定层次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由冷兵器过渡为热兵器时代并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官办，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因此洋务运动的口号由“自强”转变为“求富”，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洋务派着手于创办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 虽然洋务运动创办民用企业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在创办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外国企业的冲击等原因没有成功，但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在“求富”的过程中，虽然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中，以“三纲五常”和“尊孔读经”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紧紧束缚住，科举制度成了扼杀人才的桎梏。而洋务运动中，光绪帝下诏废止八股、停止科举，使中国教育经历了一场巨变，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传统的教育制度。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更好的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及先进技术，洋务派还设立了一批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技术的学堂，如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等。此外，清政府还多次选拔、派出学生赴西方留学。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曾留学美国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等。同文馆的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同文馆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刷了《万国公法》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这是《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 对李鸿章的评价。的确，作为晚晴第一重臣的他在才识和谋略上远远超出了晚 清政府的其他官员，在国内外事务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延缓着晚晴政府的衰败。但正由于李鸿章代表着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扶植着如今 看来腐朽无能的晚晴政府，他在教科书中的评价总是负面远远多于正面。可如 今我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了解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 发展，开始慢慢对李鸿章之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和看法。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首先不同于其他大臣之处的便是他 对时局的洞悉和顺应历史的发展意识。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 的奏折中就提到资本主义列强实力的崛起对清政府统治的巨大威胁，“数千年 未有之变局”一句更是体现了他对列强的警惕意识和构想着自身的发展意识。 于是乎，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军事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便首先开始通过采用西 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江南 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除此之外,李鸿章还主导开办了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一 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创办的北洋海军 曾经是中国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尽管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但不可 否认的是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军事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中的巨大贡献。 经济上,从洋务运动中期李鸿章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为起点,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相继发展。这些民用企业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空白,并推动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在李鸿章积极创办这些民用企业的进程中,鼓励了一批爱国实业家创办民族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 教育上，洋务运动中为最大家所熟知的选派留美幼童,便是在容闳的提议下,最后经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奏报清廷获准,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洋务运动中大力创办地一系列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李鸿章的变革存在着不彻底性,最终甲午海战的失败也宣告了李鸿章在 救亡晚晴道路上的失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变革的种种举措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命脉上都有着极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全方位发展。就像邓小平之余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我想若将李鸿章看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总工程师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二十世纪汉语辞格研究

第23卷第1期 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OURNAL OF BIJIE TEACHERS CO LLEGE 2005年3月 作者简介:王希杰(1940 ),男,汉,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修辞学。 二十世纪汉语辞格研究 王希杰 (江苏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 南京 220003) 摘 要:修辞格是修辞学的核心。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在修辞格研究方面是很有成绩的,但是也 留下了不少问题。新世纪的辞格研究应当在清理二十世纪辞格遗产的基础上前进。辞格学可以有三种:修辞辞格学、文化辞格学和哲学辞格学。 关键词:辞格;辞格学;修辞辞格学;文化辞格学;哲学辞格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96(2005)01-0001-07 The Research of Twentieth C entury C hinese Figure of Speech W ANG Xi-jie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20003China) Abstract :The figure of speech is the core of rhetoric.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rhetoric has made the great achieve ment of the research to figure of speech,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The new century figure research should go for ward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figure herita ge of twentieth century.Rhetonic has three types:Figure rhetoric,Cultural rhetoric and Philosophical rhetoric. Key words :Figure of Speech;Study of Figure;Figure Rhetoric;Cultural Rhetoric;Philosophical Rhetoric 引言 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二十世纪汉语辞格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是值得思索一番的。或者说,它已经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它是辞格学说进一步发展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环节。 在西方修辞学史中,公元1世纪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就已经提出了14种修辞格。此后,修辞格一直是修辞学中的重要的、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修辞格研究被等同于全部修辞学研究。但是修辞格当然并不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虽然的确是修辞学的最中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修辞格就没有、就不能叫做修辞学,尽管只讲修辞格也可以叫做修辞学。修辞格不等于修辞学,这是唐钺在 修辞格 中就开宗明义说过了的。 把修辞格当作修辞学的中心的组成部分,这不但是修辞学的传统,也是深入人心的一种观念。 甚至把修辞格同修辞学等同起来,直到现在也还是被广泛承认的。今天台湾修辞著作大都只讨论修辞格,例如沈谦的 修辞学 和黄丽贞的 修辞学 等,就是一个证明。 七十年代末,修辞学中出现过 冲破辞格中心论 的思潮,但是修辞格研究依然是八九十年代修辞学中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也是新世纪里首先应当认真反思的对象。 一、 修辞格 的名称 辞格现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对辞格的考察,比起辞格的出现当然要晚得多。但是中国修辞学中,很早就开始了修辞格的研究,对比喻等辞格的研究早在先秦就开始了。但是 修辞格 (辞格)这一名称的出现,却是很晚的事情。 辞格 (修辞格)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术语。顾名思义它是修辞活动中的一种格式,一种有效地 1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历史1001 孔垂中100201112 内容摘要：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东亚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对比两国的现代化历程，人们总是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日本的“和魂洋才”精神进行比较。但是，“和魂洋才”最终取得了成功，为后来的日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反而中国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改良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并从此陷入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的局面，在被殖民的漩涡中无限挣扎……“中体西用”思想与“和魂洋才”精神，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关键词：中体西用和魂洋才不同比较 19 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启了向东方的殖民之路，以扩大其海外殖民地，增加财富原始积累。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无可避免地在列强的侵略范围之中，在相同的民族危机面前，中日两国各自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求民族的独立富强，摆脱外来侵扰。中国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日本则以“和魂洋才”作为总原则，开启各自的改革之路。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看似相同的办学指导思想, 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呢？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没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打下人才基础, 反而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厄运愈加深重；日本则到明治维新的后期, 教育现代化基本定型，教育改革的成功为日本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跻身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日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背景下和大致相同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改革, 为什么迥然相异呢？ “中体西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

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进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是封建专制王朝。在幕府统治下，幕府将军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没有实权，仅具有传统的精神权威。除将军的直属领地外，幕府又把全国将近3／4的土地分给二百几十个“大名”。“大名”割据一方，其领地称为“藩国”。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大小封建领主，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年贡，千方百计把农民束缚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上落后闭塞，政治上封建割据，这是德川幕府体制的主要特征。对外交流方面，德川幕府从1603年起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岛国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

《汉语修辞学》第二章学习辅导.

《汉语修辞学》第二章学习辅导 一、词语锤炼的重要性 词语修辞是修辞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修辞学从筛选、锤炼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运用,必然会涉及到从声音、意义、色彩、用法等方面对词语加以安排、润色,必然会涉及到如何选择不同类型的词语(如同义词、同音词、反义词、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古语词、外来词等,利用词汇的规律准确地表达思想,提高语言的表达力,以求收到最佳的修辞效果。 每个词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定的用法。如果词语使用不当,就会影响语言交际。例如某中学的化学试题是要求判断正误:“倍比定律是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发明的。”命题教师拟定的答案是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不少学生坚持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观点。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这些学生的观点有道理:“发明”与“发现”不同,因为“发明”是指研究创造出指某种新产品或新方法,它反映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例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发现”则是指通过探索找到前人未知、但它本身却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或规律,这它反映的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可见,词语的选择在语言的使用中非常重要。 关于词语的锤炼,教材重点讲授了“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第一节、“词语锤炼与运用的几种方法”(第二节、“成语和成语的活用”(第三节三个问题。 二、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 关于词语的锤炼,教材提出了四个要求:一、准确朴实;二、简洁有力;三、新鲜活泼;四、生动形象。我们可以把这四点要求分为两个层级,后两个方面是对词语锤炼的更积极的层级要求。 (一准确朴实

所谓“准确朴实”,就是用得合适,具体表现为:其一、准确地反映人和事物的特点。其二、突出主题或重点。其三、适合交际语境,用得得体。其四、突出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有褒义、贬义、中性之分。褒义表示人们对人或事物的肯定、赞扬、喜爱等感情,贬义则表示人们对人或事物的否定、贬斥、憎恶等感情。中性词虽无褒贬色彩,但它与可以通过与褒贬色彩相对而获得修辞自效果。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词语的锤炼主要是对同义词语的选择。同义词语用得好,能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二简洁有力 简洁有力就是用少量的词语表达丰富的内容,达到以少驭多、言简意赅的目的。“简洁有力”,并不是机械地排斥对词句的修饰,而是要注意避免干巴巴的堆砌。只要与题旨情境相适应,适当地选用一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词语,更有助于增强文章的丰富性。 总之,“简洁”是就语言手段和意义的联系而言的,使用语言时并不一定需要堆砌许多词藻,简洁的语言运用得好,同样能够表达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要根据题旨情境来选用富有表现力的词语。 (三新鲜活泼 所谓“新鲜活泼”就是要注意选用能反映事物的突出特征、能一下就抓住读者和听者的词语。要使语言新鲜活泼,就要在词语的锤炼上下功夫。 (四生动形象 生动形象是使用语言时取得交际效果的重要条件之一。即语言要具体形象,描写事物则使之活灵活现,色彩分明;模拟声音则真切可感,悦耳动听,以期收到绘声绘色的效果。如果是抒发感情,则要力求将爱憎、悲喜、激昂、柔婉、庄重、诙谐等感情溢于言表,打动读者和听众。

汉语修辞学平时作业

汉语修辞学平时作业Revised on November 25, 2020

汉语修辞学平时作业（1） 一、填空 1．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修辞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是儒家学派的始创者，他主张，强调语言要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 3．“修‘和”辞“的连用，最早见于：”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 4．先秦两汉在我国修辞史上可以称作时期，它对后代修辞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开创、引导的作用。 5．西晋陆机的是一部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文学理论专着。其中对修辞的方法、技巧也有较多的论述。 6．唐代刘知几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着作，史学书中谈论修辞的地方很多。 7．宋代陈騤的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修辞的着作，它的出现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8．1932年陈望道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 9．1951年《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该书紧密联系语言运用的实际，因而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字工作者的欢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 10．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表现手段、方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 11．研究这种提高表达效果规律的科学就是。 12．语言包括三个要素。修辞和语言的三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13．语言表达应该遵循思维的基本规律，但有时出于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人们也突破的制约，构成超越常规的用法，因而取得特殊的表达效果。 14．语言环境对语言表达具有作用。 15．语言环境包括、、、、和话语的具体环境。 16．修辞并不只是在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手段中择优选取其中的一种，而是一种的活动。 17．任何修辞活动，任何修辞手段的运用，都是和作为修辞主体——作者的分不开的。 18．作者的修养包括：、、。 二、选择题

中体西用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学号：1600015811 序号：82 姓名：马宁妍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摘要 “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思潮的核心思想，贯穿洋务运动方方面面，对洋务事业的推广兴办具有重要意义。它处于虽然保留了相当的封建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保守的特点，且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基，最终随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运动的覆灭而失败，但是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尤其是思想近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中体西用”思想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尤其突出表现在其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上。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教育近代化；洋务派 1

一、洋务运动概述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中央以恭亲王奕、地方以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为巩固清政府统治，增强自身集团的军事实力，洋务派首先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系列官办军用工业。其中规模较大 的有五个：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 局（附设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在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向洋务军用工业提供原料、交通运输和资金，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 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采取官督商 办的方式，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其中最重要的 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 器织布局。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 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清政府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1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就任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几乎处于左右中国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70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说李鸿章。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劣迹加以批评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也该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治者都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怎么能因为他镇压过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对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朝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正逢慈禧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报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即主张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在清朝全面战败的情况下，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日谈判期间，他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晕倒。但是他仍然据理力争，可惜城下之盟，他也无回天之力，最终签订了《马关条约》，据说他在签字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得对美国使团顾问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西安，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制到无限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

强烈的反响，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怨四起，但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太后倾进国库一心筹办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马关条约签定后，将所有致败之由、误国之责都归咎于李鸿章个人，反映了清统治层中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甲午战后，李被解除了位居25之久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他也视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身再不履日，两年后出使欧美各国回国途径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不肯上岸，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啊，在忽忽悠悠的木板上毅然决绝的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的挪过去。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仅仅局限在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在他从政的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化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我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少新东西，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全面否定的。 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现代化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2018年电大汉语修辞学期末考试资料附全部答案

2018年电大汉语修辞学期末考试资料附全部答案 一、填空（每空1分，共15分） 1.修辞是依据题旨情景，运用各种表现手段方法 ,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 2.排比是对偶的扩大和发展． 3.成语的修辞作用是意蕴深厚、文字精练、生动具体、风趣诙谐、新颖别致。 4．我曾看过一幅对联：“肚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口开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一句使用了引用、对偶和顶真的修辞格。 5．叠用的修辞特点是整齐一致、集中突出和清晰醒目。 1．标志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的著作是陈道望著的《修辞学发凡》。 3．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在音韵学中称为双声，两个字的韵母或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在音韵学中称为叠韵。 4．长句是指句子的形体长, 词语的数量多, 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 5．从内容着眼,夸张可以分为扩大夸张和缩小夸张。 6．“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句运用了对偶（正对）和比喻辞格。 7．“不占不贪，理得心安”中的“理得心安”的用法属于成语活用方式中的易序。 1．先秦两汉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可以称作萌芽时期。 4．“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5．词语锤炼与运用的基本方法有：精心挑选、修饰点染、巧妙配合。 6．现代汉语中，声调分为四类，其中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去声为仄声。 7．“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语音段落是“ 2+2+2+1 ”式。 8．运用比喻的要求是贴切、新颖、巧妙。 1．“辞达”与“言文”的结合是孔子修辞学说的重要内容。他的论述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 3． 1951年《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名著《语法修辞讲话》。4．“推敲”这一典故出自唐代诗人贾岛的诗中。 5．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朴实、简洁有力、新鲜活泼、生动形象。7．“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心欲碎，八亿神州泪纷飞。”这段解说词的押韵方式是排韵。 8．比拟可以分为拟人和拟物两种类型。 1.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是陈骙著的《文则》。 2.在撰文时对词语锤炼的基本要求是 准确朴实、简洁有力、新鲜活泼和生 动形象。 3. 押韵是韵文区别于散文的本质特 征。 4.“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一句运用了设问和拟人辞格。 5.“他写的字看上去龙飞凤舞的”中的 “龙飞凤舞”的用法属于成语活用方式 中的易色。 1．“辞达”与“言文”的结合是孔子修 辞学说的重要内容。他的论述在中国修 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 2．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是《文 则》。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3分，共15分） 1. 书面语句：指主要以文字形式出现的 句子，广泛用于各种语体。 2．押韵：指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最 后一字运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以便 使得音调和谐优美。 3．对偶：对偶又称对仗，俗称对子，是 指形式上对称均衡，意义上互相关联的 两个句子或词组。 4．回文：回文是利用词语相同或基本相 同而顺序不同的语句，来表现两种事物 之间的关系。 5．修辞格：修辞格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 交际过程中，在本民族语言特点的基础 上，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形成的格式 化的方法、手段。 1. 修辞：修辞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 种表现手段、方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 的一种活动。 1．修辞学：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 效果规律的科学。 2．散句：散句是结构不一致，形式参差 不齐的句子。 3．双重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就是否定句 中先后运用两个否定词的句子为双重否 定句。 4．夸张：夸张是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 对描述的客观事物故意言过其实，加以 夸大或缩小。 5．顶真：顶真就是上文的词语、句子用 来作为下文的起头，前后首尾相连，上 递下接。 2．别指：成语原形指的是某一事物，变 体借用来改指某一事物，这种成语活用 的方式叫别指。 3．排比：排比是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 关，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词组，可 以说它是对偶的扩大和发展。 4．交韵：四句一组的诗，第一、第三句 一韵，第二、第四句一韵，这种押韵方 式叫交韵。 5．仿词：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成分， 使之成为一个临时性的新词语，这种修 辞方法叫仿词。 1．语境：即语言环境。宏观的语境指特 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微观的语境指语 言本身的具体环境，即说话写文章时特 定的对象，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以 及一定的题旨。 2．易色：借用成语原形，但感情色彩不 一样，这种成语活用的方式叫易色。 3．叠用：叠用是一些基本结构相同，并 有意识的叠用某个或某些词语的句子， 词组。 4．四字格：四个音节的语音段落也称四 字格，它两字一顿，整齐匀称，是人们 喜闻乐道的一种语言格式。 2.整句：整句是结构相同或相近，形式 整齐的句子。 3.倒装句：倒装句是指单句中的某个(些) 句子成分或复句中的某个(些)分句颠倒 了通常的顺序，这样的句子称作倒装句。 4.双关：双关就是借助于语境的特定条 件，故意让语句表面上说的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即所谓言 在此而意在彼。后一个意思往往是主要 的。 5.拈连：拈连就是两个事物连着说时， 把适用于前一事物的词语顺势拈过来， 连用于本来不适用于该词语的后一事 物。 三、判断题（下列各个说法，正确的画 “√”号，错误的画“×”号，每小题1 分，共5分） 1．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的出版 标志着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 2．“春雪舞津城”中的“舞”用的不好， 应改为“落”。（ⅹ） 3．副词是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但表示 情态的副词一般修饰的是单音节动词或 形容词。（ⅹ） 4．“解放军把土匪打得夹着尾巴逃跑 了．”一句使用了比喻辞格。 （ⅹ） 5．“阴谋鬼计”“计日程功”“情不自尽” “坐无虚席”四个成语都有错别字。 （ⅹ） 1．“老气横秋”“老牛破车”“老弱残兵” 都是成 语．（√） 2．“津城如画，游人如潮”是对偶句中 的正 对．（√） 3．“春天的脚步近了”“这里的春天最美 丽”“让我们拥抱春天吧”这里用的都 是拟人辞格．（ⅹ） 4．押韵指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最后 一字运用的韵母相同的字，以便使得音 调和谐优美．（ⅹ） 5．“我们写文章切忌不要胡编乱造”，这 句话说的对．（ⅹ） 三、单项选择（每小题2分，共40分） 1．西晋陆机的《文赋》把文章分为（ D、 十种）文体。 2．解放后，我国第一部论述修辞的专著 是（B、《语法修辞讲话》）。 3．《易?乾卦?文言》中提出了“修辞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