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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

——简评《翻译选择适应论》

翻译研究有多种途径,包括语言学途径、文艺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等,最近,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著作: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将翻译理论放入“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选择/适应”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主体、过程、原则、方法和标准等加以解释,从而探索和建构翻译研究的生态学理论新途径。

在《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引论”部分,胡庚申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关于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宏观研究”(胡庚申,2004:4)。杨自检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式与任务》中曾把翻译的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翻译微观工程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口译、笔译和机译的技巧和各种手段,是翻译实践的技术性总结;二是翻译中观描述性研究,主要对翻译全过程按时间顺序、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分层次进行描述;三是翻译宏观理论研究,即用哲学家的眼光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4个维度上探讨译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杨自检,2002:16-17)。同时,他明确指出,“从我们已有的成果来看大多集中在工程技术层次,描写层次的成果也不多,理论研究的就更少”(杨自检,2002:19)。作为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一直以来没有被理论界足够地重视,已有的研究大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面对这样的翻译理论发展状况,胡庚申教授勇于选择发展相对薄弱、颇具挑战性的宏观理论作为研究课题,力图开拓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途径。那么,什么是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内涵是什么?只有澄清这个问题,译学研究才有可能具有普遍性、哲理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作者在分析了译界对上述问题的相关论述之后,认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翻译理论应当同时具备这样一些理论元素:译论立足的哲学基础、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与译评的标准,以及对翻译中各类现象和矛盾的解释等”(胡庚申,2004:57)。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的“适应/选择”

学说为理论基础,对翻译本质、过程、原则、方法和评价标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证分析。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引论”,介绍研究的背景、目的、假设、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议论相关研究评述”,对各个学派和不同视角的相关译论研究以及译界对“适应”、“选择”的认识加以分析;第三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哲学理据”,阐述翻译活动与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通融性、“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的解释,以奠定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基础;第四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译者主导”,确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论述译者的适应机制和制约机制;第五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解释功能”,用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分别对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进行分析、解释;第六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实证调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读者”的视角进行调查,从实证方面对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有效性做出检验和证实;第七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主体描述”,通过验证“引论”中提出的假设,确立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的理论框架。

正如作者在“研究的背景”一节中所言,之所以选择“翻译选择适应论”这一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种“尝试从新视角探索译论的冲动”。的确,作为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理论著作,《翻译选择适应论》以其鲜明的特色,给译界带来了新的思考,就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1.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在“引论”部分,作者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彰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促进译者自律、自重,以便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理论支持,最终确立翻译活动中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4:10)。可见,作者所探索的翻译的适应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以译者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为“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04:97),即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一切适应与选择行为都要由译者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并实施操作。可以说,没有译者中心地位的确立,“适应”和“选择”也就无从谈起。我们知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即翻译活动的承担者,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要作为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读者去理解原作和原作者,并受到一个“巨大的信任的支撑”,

相信原作中的美“绝非邂逅相逢的效果”(Sartre, 1948 : 68),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作为阐释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被阐释空间。于是,译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洪堡特古老的两难处境:“每个译者必然遭遇以下两种危险之一:他要么过于严格地遵循原文,而牺牲他的读者的爱好和语言;要么过于严格地遵循他的读者的独特性,而牺牲要翻译的作品。”(A.Berman, 1999:72)正因为这样,翻译活动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并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之时,仍然被比作仆人的工作,服务于两个主人:原作、原作者、异语(第一主人)和读者、本国语言(第二主人)。而译者的悲剧还不仅仅于此,如果他选择了原作、原作者、异语作为主人,渴望能够将其中奇特的东西带入他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去,那么,对于读者而言,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陌生人、一个叛徒,这种“将读者带向作者”(施莱尔马赫语)的企图很可能会失败,译文也许变成一篇艰涩难懂的文字;然而,如果他试图“将作者引向读者”(施莱尔马赫语),而兢兢业业地改编一部外来作品,那么,毫无疑问他将背叛外来作品,当然也就背叛了翻译的本质。也许,译者必须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入于“化境”,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陈福康,1996:421),才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然而,所谓“化境”,毕竟是一种或许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永远都无法企及的理想境界。撇开译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说,单就“理解”层面而言,译者便不可能隐身于原作之后,抹去自身的痕迹,成为读者与原作之间谦逊的中介。因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解一样具有历史性、主观性和创造性,而原文中也不再只有某个既定的、权威性的意义有待阐明,它所提供的乃是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及解读、阐释的自由空间。正如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在对某一本文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加达默尔,2002:492)。于是,奈达所谓“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也被乔治·穆南驳斥为“一种停止的、试图一次完成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必须打破译者的传统身份,肯定译者的主体性,或者说,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翻译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译者

正是这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近年来,有不少翻译理论研究者对译者的主体性加以关注,特别是翻译观受到解释学理论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来,译者主体性的受重视程度大大加强。

然而,胡庚申教授在研究了翻译研究的各个时期和译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译者的态度之后指出,“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译者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认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译者的职业形象和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胡庚申,2004:53)翻译研究虽然不再对译者的作用“视而不见”,但关注的程度仍然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正名”阶段,缺乏对“译者背后的总的原因、机理和特征”的深入探讨。于是,作者特别强调应当“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从机制上、特别是从理论上真正对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给予明确的定位,并据此对翻译过程做出新的、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诠释”(胡庚申,2004:54)。这不仅是本书作者研究的初衷,更是翻译界必须认真审视的问题。那么,“翻译适应选择论”是如何从理论上对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进行定位呢?作者避开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原文取向和译文取向两极,从“三元”关系(原文—译者—译文)、诸“者”关系(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不同视角系统、深入地探讨“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上述各个层面和角度的考察,而是力图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把译者的适应/选择行为从经验的、单一的、本能的层次提升到理性的、多维的、能动的层次。我们知道,立足于翻译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便是: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当代有代表性的主要翻译理论都从各自的理论基础、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翻译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例如语言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双语的语义转换”,文艺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艺术再现”,文化学译论把翻译定义为“再现原著文化的语言表现”,多元系统译论把翻译定义为“文学、社会多元系统的互联互动”,交际学译论则认为“翻译即交际”(胡庚申,2004:33-34)。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翻译的本质”这一问题同样得到关注,并首次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明确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16),也就是说,翻译即适应

和选择,而适应和选择的主体是译者。作者进一步解释,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译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胡庚申,2004:174)。由此可见,在本书中,作者不仅把译者置于动态的翻译过程中加以考察、研究,在理论上确立其中心地位,更进一步从译者能动性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生态学研究途径的定义。

2.以“适应/选择”论为中心、贯彻始终的研究体系。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引言部分”,陈福康曾指出,“翻译理论本身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系统,它与许多学科与艺术的门类息息相通,从语言学到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美学、人种学、社会学、乃至数学、逻辑学和新起的符号学、信息学等等,都有关系”(陈福康,1996:2-3)。确实,近年来,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不断发展的学科越来越显示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在陈福康先生的上述列举中我们还可以加入文化学、传播学、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甚至环境主义学说等等,许多学者也积极尝试从不同学科的理论途径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如杨自检先生在“序”中所言,《翻译适应选择论》正是“属于借用不同学科理论来创建新的译学理论系统的研究模式”(胡庚申,2004:2)。在“引论”中,作者指出“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一种既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具体来说,就是“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理论的视角出发,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通融性,探讨翻译活动中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胡庚申,2004:9-10)。可以看出,作者尝试借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学说和原理,从生态学角度来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探索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然而,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的进化论毕竟属于并列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范畴,虽然一百多年来该学说的理论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本身,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人文领域,但它究竟是否可以被引入翻译研究,或者说,把它引入翻译学是否能对翻译活动中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发现新的问题,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为翻译研究的新领域?抑或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牵强地套用所谓的新理论、新的学科途径,而并不能切实起到促进翻译学发展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

“虽然有许多文章都强调要重视从相关学科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但大都只是提提而已,很少有人从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借来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杨自检,2002:19)。本书作者也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并从两个方面力图避免上述问题。首先,从理论上奠定“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我们知道,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内容非常丰富,而生物进化论从内容上看又包括生物变异、生存适应和物种进化三个最基本内容。但作者并没有不加鉴别地全盘照搬“生物进化论”的全部理论,而只是合理地借用了该理论中“关于生物体对环境‘适应’和环境对生物体‘选择’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如何进行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因此,仅与“选择”、“适应”、“生存”、“淘汰”等观念密切相关,而“与特定的‘物种进化’和‘生物变异’等关系不大”(胡庚申,2004:66)。这一理论基础的奠定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构建进行了充分、合理的理论准备,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选择。其次,为了回答“适应/选择”学说是否真正对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性,作者在“引论”部分提出了三个假设:(1)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能够用来解释翻译活动;(2)作为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核心内容,“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能够体现翻译的实际;(3)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具有解释力,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假设提出之后,作者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论证,首先将生物对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适应与选择转化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即社会与文化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对“适应/生存”论述与翻译活动的通融与类比加以分析,指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具体来说,就是“译者

(胡庚申,2004: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

76)。其次,分析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具体实施对译文的选择、最终产生译文”(胡庚申,2004:100),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并强调译者的适应机制和制约机制,对“译者为中心”理念中的译者行为加以限定和制约,从而进一步加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可行性。再次,运用翻译选择适应论对翻译过程、原则、方法和译评标准进行解释,凸显“适应/选择”理论对整个翻译活动的解释功能以及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最后,在“假设—求证”过程之后,作者在第七章中再次对假设的验证结果进行综述,表明译

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适用于翻译活动,能够体现翻译实质并解释翻译本体。可以说,作者紧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与翻译活动相通融的“适应/选择”学说,通过“假设—求证—结论”的层层深入过程对翻译的本质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理论性、系统性的分析、论证,表明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是一个创新的、富有建设性的译论架构,是对译学研究新途径的有益探索。

3.归纳、实证的研究方法。除了内容上值得我们思考的特点之外,《翻译选择适应论》在研究方法上让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原因,“我国传统的翻译研究中比较习惯使用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文论方法的色彩,主要特点是重体验,重悟性,重辩证的融汇整合……而西方学术传统中思辨式研究的重逻辑和实证式研究的重证据,都很讲究论证的过程,这却正是我们的弱项”(杨晓荣,2003:36)。翻译本身是一门具有开放性的学科,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要充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以加快中国翻译研究体系的建立。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应该包括理论成果和治学方法两部分,因为“缺乏严格的论证习惯、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训练对我国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障碍”(杨晓荣,2003:36)。本书作者显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对课题进行了例证分析、调查实证、数据、图表等多种“重逻辑”、“重证据”的实证研究。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对当代主要译论比较、翻译适应选择论与其它理论的不同视角比较、从翻译研究看对译者主导行为的重视程度、从对译者身份态度看译者研究的发展阶段、“适应/生存”论述与翻译活动的通融和类比、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选择适应论的翻译过程、“自然选择”的译文产生过程等内容的分析均有图表加以说明,使研究思路清晰明了,整个论证过程缜密而富有逻辑性。此外,作者还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翻译研究专家学者和翻译专业的师生开展了问卷调查,以收集他们对翻译选择适应论相关研究的意见和看法。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三地著名高校翻译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专业译员和译论学者,总人数将近两百人。调查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翻译理论学者和翻译学师生对“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的认同程度;二是对照“预期”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观察能够表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解释性和可操作性的基本情况。三是受试者对“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的认同程度在人员、地域等方面的特征及其相关性。同时,各项调查

在译例选择的原则和标准上体现出以下特点:以笔译为主,兼顾口译;以文学题材为主,兼顾经贸、科技、政治、新闻等;以当代译本为主,兼顾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此外,作者还对调查可能存在的局限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在书后附有整合适应选择度”译文认同程度调查表。这些努力都促使调查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可靠的参考价值,从一个侧面对“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显示出作者严谨、实证的治学态度和学者风范。

综上所述,《翻译选择适应论》没有囿于长期困扰译界的诸如“直译/意译”、“形式内容”、“忠诚/叛逆”、“归化/异化”等种种二元对立中,而是试图使翻译理论“在历经了丰富、细繁的研究”之后,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即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对翻译本质、主体、过程及诸多内容进行思考。虽然翻译研究者们对书中提出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认同,对作者的观点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作者的理论探索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如杨自检先生在“序”中所言,本书开创了“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拓展译学研究的思路、丰富译学研究的途径具有相当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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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翻译学_问题与展望_龙绍赟

江西社会科学2012.12 244 语料库翻译学:问题与展望 ■龙绍眖语料库翻译学在汲取语料库语言学、描写性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营养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研 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颠覆了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拓展和深化了翻译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然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也存在内容上的缺陷。因此,未来的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应紧密结合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构建并完善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发挥其方法优势,突破自身的缺陷,实现其发展预期。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跨学科属性;代表性;应用文体;深度与广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12-0244-05 龙绍眖(1969—),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江西南昌330022) 20世纪以来,描写性译学悄然兴起,语料库语言学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Mona Bak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相继将语料库应用于翻译学研究,开启了全新的译学研究范式—— —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注重实证研究,强调数据统计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主张从大量翻译事实或现象出发,在对获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来阐明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及翻译活动的制衡因素,有效地弥补了定性研究的缺陷与不足。短短十几年的发展,语料库翻译学已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并发展为翻译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学科。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在技术层面、研究方法、研究广度和深度等层面还有很多不足,本文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与策略。 一、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概况 语料库翻译学,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系统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等内容的研究。[1]语料库翻译学最早由Mona Baker于1996年正式提出[2],Tymoczko将该领域的研究命名为“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语料库翻译学研究)。[3]语料库翻译学是语料库语言学和描写性译学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产物。Sara Laviosa认为: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连贯的、全面而丰富的研究范式。该范式涉及翻译理论、描写和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业已成为当代描写性译学研究的新范式”。[4]相应的,语料库翻译学具有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特征,即语料库方法的运用与注重描写与实证。[1] 语料库翻译学已成为语料库翻译学区别于传统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译学研究语料库的建设应属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不同于以学者直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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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CA语料库和CCL语料库的翻译教学探索 南京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朱晓敏 提 要:从上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本质的新模式,语料库语言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语料库已经渗透到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翻译研究领域里使用的语料库多为双语平行语料库和翻译语料库。单语语料库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尤其是与翻译教学相结合,是一个鲜有人探索的未知领域。在课堂上使用可以免费获取的美国杨百翰大学的英语单语语料库(CO CA语料库)和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汉语单语语料库(CCL语料库)能改变传统翻译教学模式,为翻译教学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语料库,COCA,CCL,翻译教学 一、引言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种全新的探究语言现象和语言本质的方法,语料库语言学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韩礼德(1993:24)曾指出: 语料库语言学将数据收集与理论论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质的变化(转引自王克非,2004:4)。 根据收集语料的语言种类,语料库可分为单语语料库(monolingual corpus)和双语/多语语料库(bilingual/multilingual corpora)。前者仅采用一种语言的语料,通过大量收集本族语者的语言实例而建成;而后者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本构成的语料库,它可以有对应/平行的、类比的和翻译的三种形式。 单语语料库的研发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由夸克等人在伦敦大学率先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料库,即 英语用法调查(Survey of English Usage)。到目前为止,比较大型的英语单语语料库有BNC英国国家语料库,CBECobuild 英语库,Brow n布朗语料库,美国杨百翰大学M ark Davis教授主持的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简称COCA语料库),汉语的有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汉语语料库等。国际上双语/多语语料库在近十几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比较早的双语语料库有20世纪90年代早期建立的英语-挪威语双语平行语料库和英语-意大利语双语平行语料库,以及后来建立的英语和德语,英语和法语等双语语料库。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英双语语料库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近年建成的达3000万字词的通用汉英语料库。国际上多语语料库有T he ECI M ultilingual Corpus多语种语料库(The ECI M ultilingual Corpus,简称IECI/M CI),近1亿字,包含了欧洲主要的语言及土耳其语、日语,俄语、汉语和马来语。而国内目前多语语料库的研究开发还是空白。 二、传统翻译教学面临的挑战与改革的出路 我国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即 理论讲解!举例验证!结论巩固,曾经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是现在翻译行业的主力军。他们拥有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和孜孜不倦的翻译探索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传统的翻译教学难以适应新的挑战。从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和专业八级考试中翻译部分的得分来看,传统翻译教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翻译教学观念比较陈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述为主,学生听记为辅。学生只记得了抽象的翻译技巧,其实际的翻译能力并没有得到发展。其次,讲授的内容受教材限制,例句少且多为人造语境,学生感觉枯燥,难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最后,课堂信息输入量小。 粉笔+黑板+教材+课后翻译练习的单一的教学方法导致课堂容量小,节奏缓慢。要改变以上现状,就要 实现翻译课程结构的科学化,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输入量,让学生在教师提 本文是南京大学2009年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课题 基于网络的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对自动获取(项目编号2010CW02)的前期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员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人教版高中英语课文原文和翻译必修

必修4 Unit 1 A STUDENT OF AFRICAN WILDLIFE It is 5:45 am and the sun is just rising over Gombe National Park in East Africa. Following Jane's way of studying chimps, our group are all going to visit them in the forest. Jane has studied these families of chimps for many years and helped people understand how much they behave like humans. Watching a family of chimps wake up is our first activity of the day. This means going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we left the family sleeping in a tree the night before. Everybody sits and waits in the shade of the trees while the family begins to wake up and move off. Then we follow as they wander into the forest. Most of the time, chimps either feed or clean each other as a way of showing love in their family. Jane warns us that our group is going to be very tired and dirty by the afternoon and she is right. However, the evening makes it all worthwhile. We watch the mother chimp and her babies play in the tree. Then we see them go to sleep together in their nest for the night. We realize that the bond between members of a chimp family is as strong as in a human family. Nobody before Jane fully understood chimp behaviour. She spent years observing and recording their daily activities. Since her childhood she had wanted to work with animals in their own environment. However, this was not easy. When she first arrived in Gombe in 1960, it was unusual for a woman to live in the forest. Only after her mother came to help her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was she allowed to begin her project. Her work changed the way people think about chimps. For example, one important thing she discovered was that chimps hunt and eat meat. Until then everyone had thought chimps ate only fruit and nuts. She actually observed chimps as a group hunting a monkey and then eating it. She also discovered how chimp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her study of their body language helped her work out their social system. For forty years Jane Goodall has been outspoken about mak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life of these animals. She has argued that wild animals should be left in the wild and not used for entertainment or advertisements. She has helped to set up special places where they can live safely. She is leading a busy life but she says: "Once I stop, it all comes crowding in and I remember the chimps in laboratories. It's terrible. It affects me when I watch the wild chimps. I say to myself, 'Aren't they lucky?" And then I think about small chimps in cages though they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Once you have seen that you can never forget ..." She has achieved everything she wanted to do: working with animals in their own environment, gaining a doctor's degree and showing that women can live in the forest as men can. She inspires those who want to cheer the achievements of women. WHY NOT CARRY ON HER GOOD WORK? I enjoyed English, biology, and chemistry at school, but 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to study at university? I did not know the answer until one evening when I sat down at the computer to do some research on great women of China. By chance I came across an article about a doctor called Lin Qiaozhi, a specialist in women's diseases. She lived from 1901 to 1983. It seemed that she had been very busy in her chosen career, travelling abroad to study as well as writing books and articles. One of them

国内语料库翻译学20年述评_1993_2012_宋庆伟(DOC)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3 No. 2 国内语料库翻译学20年述评( 1993—2012) 宋庆伟匡华吴建平(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061) (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1993-2012年外语核心期刊中关于语料库翻译学的学术论文为样本,从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和应用研究等六个方面对国内近20年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历史进行钩沉,梳理其主要研究脉络和现状,总结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趋势,以期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全景式的概况。作者认为,当前研究还存在诸如研究内容与视角比较狭窄,跨学科性研究不足,定量研究层次不高和语料库( 特别是口译语料库) 建设和研究相对滞后等问 题,亟待有针对性的改进与完善。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 翻译共性; 译者风格; 口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9358( 2013) 02-0025-06 1 引言到翻译研究当中,使语料库翻译研究迅速发展,逐步 近几年,语料库翻译学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描成为描述翻译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 Laviosa,1998: 写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融合迅速成长起来。从发展历474; 2002: 22)。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为翻译学提供程来看,她还非常年轻,从1993年Mona Baker发表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现在学界形成的共识是利用语语料库翻译学的开山之作《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料库进行翻译研究是一种不可或缺且可靠的手段。究: 启示和应用》至2012年,刚刚走过了短短的20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语料库翻译学即语料库语言学年。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几乎与国外同步,肇始于和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相加,二者的结合可以说是相1993 年,代表作为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与机器翻得益彰,在当今翻译研究注重描写和实证的趋势下,译》一文。如今,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已初具规模,语料库翻译学应运而生。语料库翻译学以翻译本体在翻译共性、译者风格和语料库建设等诸方面都取为研究对象,从大规模翻译文本或翻译语言整体入得了可喜的进步,Tymoczko( 1998: 652) 曾大胆预言手,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模式,对翻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将是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的本质。( 王克非、近20年,特别是近几年涌现出一大批语料库翻译学黄立波,2008: 9-14) 的专著和论文,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对该领域的研究也进行了倾斜。鉴于此,笔者认 3 数据采集 为极有必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近几年,国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发展迅速,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以中国知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拓展,发表文章数量逐年( CNKI) 近20年来外语核心期刊中收录的有关语料增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趋势,笔者统计了近20 库翻译学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借以梳理其研究现状、年( 1993-2012) 中国知网收录的外语核心期刊中关分析成就和问题并展望发展趋势。于语料库翻译学的文章,该统计涉及2012-2013年 版CSSCI外语类来源期刊( 包括扩展版) 共15种,2 语料库翻译学基本原理收集有关文章共97篇,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Mona Baker( 1993)开创性地把语料库方法应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科委课题“英汉双语平行句对应语料库建设”( 编号: 08dz1501100) 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秦洪武 教授的悉心指点,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3-02-20 [作者简介]宋庆伟,厦门大学博士生,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语料库翻译学、双语词典编纂与翻译; 匡华,山东大学外 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吴建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与双语词典学。

(完整版)外研社版必修3课文原文及中文翻译

必修3 Book3 Module 1 Europe Great European Cities Paris Paris is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of France, situated on the River Seine.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ities in the world and is visited by more than eight million tourists every year. The most popular place for tourists is the Eiffel Tower, the famous symbol of Par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rt galleries, the Louvre, is also located in Paris. The city is also famous for its restaurants, cafes and theatres. About two-thirds of France’s arti sts and writers live in Paris. Barcelona Barcelo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of Spain and is situated on the northeast coast, about five hundred kilometers east of the Spanish capital, Madrid. One of Barcelna’s most famous landmarks is the Church of the S agrada Familia, which was designed by an architect called Antonio Gaudi. Gaudi worked on the project from 1882 until his death in 1926. The church hasn’t been finished yet! Florence Florence is an Italian city which became famous because of the Renaissance, a great artistic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the 1300s and lasted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some of the greatest painters of all time lived and worked in Florence. Many of Florence’s most beautiful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were produce d by great artists such as Leonardo da Vinci and Michelangelo. Florence is visited each year by about a million tourists who come to see the art galleries, churches and museums. The Uffiziz Palace is the most famous art gallery in the city. Athens Athens, the capital of Greece, is known as the birthpla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wo thous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it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ity. Buildings such as the Parthenon on the Acropolis Hill were built during this period. Greece’s best writer s lived in ancient Athens. Their work has influenced other writers ever since. CULTURAL CORNER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I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opean Union is an organization of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are independent and are governed in different ways.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example, the head of state is a king or queen. In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ad of state is a president. But each of them sends representative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hich has some control over what happens in each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How Did It start? The idea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gan in the 1950s. The first members were France, Germany, Belgium, Luxembourg,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 Little by little, the number increas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the year 2000, there were 15 member countries. The new countries were Austria, Denmark, Finland, Greece, Ireland, Portugal, Spa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ow Many Countries Belong to It Now? In 2004, the European Union increased to 25 members.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Hungar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the Slovak Republic and Slovenia, plus the Mediterranean islands of Cyprus and Malta all became members. The expanded European Union has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half a billion people, twice as big a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社会符号学

浅谈英译汉过程中的“意义再现” 翻译的标准之一是“意义相符,功能相似”,其中功能反映的是文本的整体效果,该效果又必须通过意义的表达来实现。因此有人说,翻译即翻译意义,这句话虽欠全面,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意义再现”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下面我将结合所学知识,来谈谈这一点。 所谓意义相符,指的是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相符。 对指称意义的翻译 指称意义是词语、句子和篇章反映的客观世界。 人类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活动有着某些共同的体验,但有时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深浅程度不一,角度也不相同。因此对指称意义的翻译根据情况可以概括为三种: (一)汉语和英语的完全对应。 例如:月亮——moon,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I sang a popular song,这一种对应相对直观,所指明确,翻译的时候比较容易处理。 (二)汉语和英语的不完全对应。 如“浓咖啡”译成“black coffee”而不是“thick/powerful coffee”,“新闻照片”是“press photo”而不是“news photo”,这些词语往往是一些专有名词或专门术语,翻译的时候要谨防找到“假朋友”。还有一些在汉语中概念笼统的词语,如“干部”、“税”等,在英语中则根据具体情况有不同的说法。 这类短语的翻译要依靠平时学习和实践积累,才不至于“出洋相”。 (三)部分汉语词语在英语中形成“意义空缺”。这种情况下,翻译又可以细分为四种“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和音译意译结合法。翻译时视情况而定,比如地方文化色彩浓郁的词语宜用音译(秧歌——yangko),因文化差异的局限而采用意义功能相符的意译,等等。 举个例子,“远处有悲壮的笳声”(茅盾“黄昏”),译文为“F rom near,then far,comes the solemn,tragic sound of a flute。”原文中,“笳”即“胡笳”,是我国北方民族的一种乐器,类似笛子。为明了起见,没有音译成“Jia”或“Hu Jia”,不然的话,还得加注解说明,造成没有必要的累赘,译成“flute”不失愿意,一看即明。 对言内意义的翻译 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成分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表现在叠词、重复、双关、一语双叙、音韵等修辞上。言内意义形象生动,是原文语言的精髓,翻译的时候必须仔细推敲,尽量译出原文的妙处,给译文读者带来美的感受。 下面结合朱自清“匆匆”一文中的一段话进行简单阐述。 原文: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译文:Those that have gone have gone for good, those to come keep coming; yet in between, how swift the shift, in such a rush? ...Thus--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when I wash my hands, wears off in the bowl when I eat my meal, and passes away before my day-dreaming gaze as I reflect in silence. (朱纯深译) 析:这段译文中,我最喜欢的是对“又是怎样地匆匆呢?”的翻译。该句以排比加设问来带出对时光匆匆流逝的具体描绘,译文选用swift,shift,such,rush这些词,通过短元音和摩擦音的集中重复,影射了“匆匆”之中的纷扰,可谓天衣无缝。如果用一般的“How time flies”则根本体现不了这一效果。另外,原文第二句重复三次“日子从……过去”,增强了叙述的力度,但在翻译成英语时如果都运用“pass away”则显得单调。选用同义词组flow away, wears off和pass away,从美感功能和信息功能而言,译文与原文之间取得了相似的效果。 我觉得各类修辞中最难译的是双关,就像英语中“Two ghosts walked into a bar and asked the bar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ona Baker 1993 语料库翻译学文献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ona Baker Cobuild, Birmingham Abstract The rise of corpus linguistics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any discipline in which language plays a major ro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corpora is likely to have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s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It argues that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ology 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corpus linguistics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merg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its theoretical and descriptive branches. The nature of this impact is discussed in some detail and brief reference is made to som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corpus techniques in the applied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0.Introduction A great deal of our experience of and knowledge about other cultures is mediated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translation, including written translations, sub-titling, dubbing, and various types of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The most obvious case in point is perhaps literature. Most of us know writers such as Ibsen, Dostoyevsky and Borges only through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ir works. But our reliance on translation does not stop here. Ou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issues, of art, and of various other areas which are central to our lives is no less dependent on translation than our understanding of world literature. Given that translated texts play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our experience of life and our view of the world,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ranslati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viewed as a second-rate activity, not worthy of serious academic enquiry, and why translated texts have been regarded as no more than second-hand and distorted versions of …real? text s. If they are to be studied at all, these second-hand texts are traditionally analysed with the (233) sole purpose of proving that they inevitably fall short of reproducing all the glory of the original. A striking proof of the low status accorded to translated texts comes from the young but by now well-established field of corpus linguistics. A recent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he Network of European Reference Corpora, an EEC-funded project, shows that many corpus builders in Europe specifically exclude translated text from their corpora.1 This

(完整word版)必修2-人教版高中英语课文原文和翻译-

Book2 Unit1 Cultural relics IN SEARCH OF THE AMBER ROOM 寻找琥珀屋 Frederick William I, the King of Prussia,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at his greatest gift to the Russian people would have such an amazing history. This gift was the Amber Room, which was given this name because several tons of amber were used to make it. The amber which was selected had a beautiful yellow-brown colour like honey. The design of the room was in the fancy style popular in those days. It was also a treasure decorated with gold and jewels, which took the country's best artists about ten years to make.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绝不可能想到他送给俄罗斯人民的厚礼会有一段令人惊讶的历史。 这件礼物就是琥珀屋,它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造这间房子用了近几吨琥珀, 被选择的琥珀色彩艳丽,呈黄褐色,像蜜一样。屋子的设计当时流行的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建筑风格。琥珀屋这件珍品还镶嵌著黄金和珠宝,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用了是年的时间才完成它。 In fact, the room was not made to be a gift. It was designed for the palace of Frederick I. However, the next King of Prussia, Frederick William I, to whom the amber room belonged, decided not to keep it. In 1716 he gave it to Peter the Great. In return, the Czar sent him a troop of his best soldiers. So the Amber Room became part of the Czar's winter palace in St Petersburg. About four metres long, the room served as a small reception hall for important visitors. 事实上,琥珀屋并不是作为礼物而建造的。它是作为腓烈特一世的宫殿而建造的。然而,下一位普鲁士国王,腓烈特·威廉一世,这个琥珀屋的主人却决定不再要它了。1716年,他把它送给了彼得大帝。作为回馈,沙皇则送给他一队自己最好的士兵。所以,琥珀屋就成了沙皇在圣彼得堡东宫的一部分。琥珀屋长约4米,被用作接待重要来宾的小型会客室。 Later, Catherine II had the Amber Room moved to a palace outside St Petersburg where she spent her summers. She told her artists to add more details to it. In 1770 the room was completed the way she wanted. Almost six hundred candles lit the room, and its mirrors and pictures shone like gold. Sadly, although the Amber Room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it is now missing. 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派人把琥珀屋搬到了圣彼得堡郊外避暑的宫殿中。她让艺术家们给它增添了更多的装饰。1770年,这间琥珀屋按她要求的方式完工了。将近600支蜡烛照亮了这个房间,里面的镜子和图画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不幸的是,虽然琥珀屋被认为是世界奇迹之一,可是现在它却下落不明。 In September 1941, the Nazi army was near St Petersburg. This was a time whe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at war. Before the Nazis could get to the summer palace, the Russians were able to remove some furniture and small art objects from the Amber Room. However, some of the Nazis secretly stole the room itself. In less than two days 100,000 pieces were put inside twenty-seven wooden box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boxes were then put on a train for Konigsberg, which was at that time a German city on the Baltic Sea. After that, what happened to the Amber Room remains a mystery.

符号学翻译

1.3汉译英的方法---符号学翻译法 翻译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和艺术,需要灵活得体的技巧。对翻译学习的目的和重点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会雷同。而且,由于翻译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虽然经过国内外学者的悉心研究,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一套人人都接受的翻译原则和一种人人都满意的方法。正是由于翻译的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这门学科才如此有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致力于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研究的人们立足于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虽然翻译涉及众多学科理论,至今没有哪一种理论能被翻译家一致确认为翻译研究的支柱理论。但无论如何,研究学习翻译总该有一个切入口。本书将以尤金·奈达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sociosemiotic approach)为切入口,以符号学(semiotics)的意义观为核心,以韩礼德(Halliday)所述的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为根据,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交际学、文化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1.3.1.符号世界与符号学 世界是由符号组成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看作是各类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花、草、树、桌、椅、气味、颜色、机器、飞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或是符号的集合。如小汽车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它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方便、快捷,它由许多零部件构成,这些零部件又是一个一个的符号,所以小汽车也是多种符号的集合。小汽车在社会中存在,在社会这个由复杂的符号系统交织的网络中,小汽车这一符号具备社会意义。私人小汽车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在西方国家小汽车的车主不一定是富人;而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谁拥有小汽车,谁就一定富有。因此,小汽车在中国便与“富有”联系在一起。小汽车可漆成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在汽车颜色符号系统中,黑色是最高贵的颜色,象征着财富和权力,黑色汽车因此受到买主的青睐,当然它也最容易成为盗贼匪徒袭击的目标。 身势语(body language)也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的身势表达不同的意义。如点头表示赞同,摇头表示不同意,低头表示羞愧、不好意思或在具体语境中因具体人的习惯含有其它意义。握手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极其普通的行为,也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它可以表示重逢的喜悦(老朋友相见时)、友情的建立(陌生人经人介绍初次相识时)、协议合同签订的结束,还可以表示谢意和告别,甚至表示与握手这一表示友谊的形式相反的意图,如主人与客人交谈后不久便与客人握手便可能是催客人早点离开,公务人员为了摆脱纠缠不清的商人或找他麻烦的业务员时特别爱用这一符号。 人类对符号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前347)和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前322)都写过有关符号学的论文。到了20世纪,人们对符号的研究更深入。瑞土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中指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因此,它可比作文字系统,……还可比作聋哑人的字母、象征性的礼仪、礼貌惯用语、军事符号等等。但它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符号学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已经预先确定了。语言学只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科学的一部分、;……” 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语言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但索绪尔此后并未对符号学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使在他的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关于“符号学”的论述也只有三页左右。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土(Charles Peirce,1839-l914)对符号科学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因此,每一个符号化过程都体现了符号本身、符号代表的客体和解释者之间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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