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讲稿2016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阐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及其重大意义，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方针，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形式及历史经验；使学生懂得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教学内容：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三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理论根据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问题；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4.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及其历史经验；
5.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
教学课时：4课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没有明确论述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先例，这就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特点，提出了过
渡时期总路线，并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改造，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正确认识社会性质和特点，是确定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领导人民胜利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条件和前提。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设想，从而为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及特点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胜利后，既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立即确定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要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过渡阶段，毛泽东称这个过渡时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分析过，他指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坚决反对割裂二者的紧密衔接，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右倾错误，也要坚决反对混淆二者界限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错误。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什么社会呢？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属于社会主义体系。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毛泽东也多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毛选》2卷，650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但社会主义因素处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斗争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非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消亡，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定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经济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又有非社会主
义的经济因素，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断增长，居领导地位，而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则不断消亡。关于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有过明确论述。他在1947年12月在中共十二月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将新中国的经济归结为三类：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集体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必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经济成分是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
政治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当时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人，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人等）是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
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选》2卷，708-709页）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因素，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存在，则是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因素。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历史阶段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继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又带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
1949年10月-1952年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
民大众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继续。这一时期，党和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1953-1956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业以被推翻，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虽然必须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阶段，但作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不具备过渡条件的情况下，不能立即过渡。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轻谈转变”。中共七大坚持了这一思想，毛泽东指出，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与发展，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完全是空想。刘少奇也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只有社会经济有了充分发展，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之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也明确提出了“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所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当有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时，遭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反对。刘少奇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
上卷，435页）周恩来也解释说：“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选集》上卷，368页）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要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也有过具体论述。在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949年9月，他在政协会议期间在回答中外人士的询问时，表示“大概二三十年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又提出，要有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也就是说要用10至15年的时间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必须要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科学分析判断后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有利于各国革命的发展。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民在俄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发展了国民经济，国力更加强大，东欧和亚洲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为我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冷战”局面开始出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包围、封锁政策，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国内，国内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和错综复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民主
革命的遗留任务还相当繁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新中国成立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南、西南的一些地区和台湾等沿海岛屿，他们妄图等待时机，以卷土重来；国民党溃逃时有计划地潜留了200余万政治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和各种反革命势力还在各地疯狂地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在农村还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封建地主阶级还未完全打倒，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农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建国初期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也极为困难，不仅连年战争使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需要大量的军费，全国900多万军政公教人员的生活费用还需要由政府供给，城市400万失业人员和农村4000多万灾民需要救济，恢复那些受严重破坏的急需的工业交通企业，也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加上投机资本扰乱市场，严重影响了经济形势的稳定等。因此，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350万公职人员，共计900万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1937年到1949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
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200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17.1%，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1950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82%靠各种收入，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2、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而斗争
面对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领导人民夺取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斗争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以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夺取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还分析了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在重要讲话中，确定了党的主要斗争策略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牢牢把握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同时做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要任务和制定的主要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要任务和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1）完成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力量。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至此，全国大陆实现解放与统一。
（2）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政权的力量，通过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形式，把官僚买办资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还针对一些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经济秩序的不法行为，党和政府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坚决打击，从而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政经济，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准备了条件。
（官僚资本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
它是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据统计，1946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产（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的80％以上（如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则占67.3％）。1947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提供的工业产品占国民党统治地区全部工业产品的比重为：电78％，煤80％，石油和有色金属100％，钢铁98％，机械72％，水泥67％，烧碱65％，硫酸80％，盐酸45％，化学肥料67％，纺绽60％，机制纸50％，机制糖90％，漂白粉41％，出口植物油70％。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官僚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1950年初，国家先后接管了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并通过对这些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从而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3）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其得到恢复和发展，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对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针对市场萧条，大批工商业停工歇业的状况，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主要是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通过调整，使现有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整公私关系，就是调整国营工商业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国家主要是通过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统购包销等方式，把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逐步消灭私营工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商业上，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本之间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
调整劳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在当时条件下的工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适当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又要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获得合理的利润，以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出现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
调整产销关系，就是逐步实行计划生产，克服无政府状态，使产销渐趋平衡。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向，在流通领域通过召开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逐步走上按计划生产、销售的轨道。
上海刚解放的头几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侵略，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掠夺，运走大量黄金白银和各种财富。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派飞机轰炸，企图窒息上海经济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到1950年底，上海私营厂数比年初净增500余个。加工订货扩大和市场活跃又促使上海私营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51年终于出现了“淡节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同1950年相比，盈余总额增长200%以上，1951年上海私营工业钢材、水泥的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1950年工作总结》，1951年与1950年相比，上海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2.9%，盈余总额增长加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盈余总额增长85.4%，1951年的利润率，按资产净值计算，私营工业为30.7%，私营商业为40.5%。一些弃厂弃店出走的资本家也纷纷回厂回店重新准备开业。
（4）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正当我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仆从国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不顾中国人民的严厉警告，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逼近中国的边境，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为保卫祖国的安全，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中朝军民三年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27日，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祖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5）土地改革运动。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1950年冬至1953年春，我们党在新解放区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6）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针对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颠覆破坏活动，1950年12月开始，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对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到1952年底，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极其猖獗，溃散武装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新解放地区就有四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前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
十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余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四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但在镇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现象：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三反”“五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现有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由于土地改革的全面展开而带来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各种物资的大量增加，到1951年，国内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也逐步暴露出来，他们为获取暴利，大搞“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造成了严重危害。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坏习气，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为人民的罪人。针对这种情况，从1951年12月开始，首先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运动，从1952年初开始，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到1952年10月运动基本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营经
济的领导地位，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利生行私营业主把旧的流速仪、经纬仪等冒充新货，卖给治淮委员会，不仅使国家损失3.8万元，并且使150个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记录失准。
天津市解放3年来私营业主偷工减料总值达2612万元，以机器、五金、棉纺、医药、橡胶等行业最为严重。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不法私营业主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偷工减料。天津40多家铁工厂竟使用不合格的废铁、烂铁制造军用铁锹和铁镐。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
上海商人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军用罐头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进一半以上水牛肉和马肉，还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死牛肉。先后代购牛肉89万斤，盗骗国家款项20—30万元。
武汉私营福华药绵厂业主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千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等就交了货。
上海私营大康药房业主王康年，曾向25个机关的65个干部行贿。他在药房设立一个“外勤部”，1951年仅账本上记录的“交际费”就有1.9万元。王康年指示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要“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王康年说：“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凭这些手段，王康年骗取各机关订货款即有11万元，而这家药房原来资本不过2000元。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三反”运动中，党中央抓住典型的重大案件，迅速果断地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在这些案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一案。
1951年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原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
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超过了非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如上所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但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突出地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主要有：在政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经济上，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缓慢，难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中国只能而且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国际上东西方冷战正炽，帝国主义极端仇视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遏制和威胁政策，因此当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任何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交往都不可能进行，当时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能援助中国，因此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别无选择；同时在两大制度的对比中，五十年代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则生机勃勃，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功，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上述
情况表明，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不仅具备，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也已成熟。在此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毛泽东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开始酝酿和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重点谈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大意是，从现在开始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要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次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
12月，毛泽东在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总路线正式写入了总纲。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实现“一化三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逐步实现三大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体现的基本思想
这条总路线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基本思想，主要是：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第二、改造与建设并举的思想。总路线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保持生产力的同步发展。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手段。因此这条总路线既不同于“先建设、后改造”也不同于“先改造、后建设”，而是改造与建设并举。实践证明，这是完全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三、反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总路线确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任务就是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把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以在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总路线反映了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基本设想，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毛泽东认为，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据此，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1953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次谈话中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11月，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2月，他更明确地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第四、反映了稳妥、慎重、逐步改造的思想。总路线在强调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时，连续使用了两个“逐步”，这体现了在时间与速度上的考虑，基本精神就是要稳妥、慎重，在建设、改造与稳定的三者关系上，基本思路就是以改造促建设发展，以建设发展巩固和创造新的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造和建设发展。所以在改造与建设的时间和速度上，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就是稳定前进、逐步过渡，“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
702页）
（3）过渡时期总路线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反映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
第一、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因为实现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列宁曾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选》3卷，1080页）但当时中国的工业仍然十分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左右，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工业布局也极端不合理，许多工业部门仍然是空白，如我们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和精密机床设备等，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教育科学文化也非常落后等。一部中国近代史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只有实现工业化，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才能根本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显示出来。因此，总路线确定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符合人民愿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工业不发达，经济落后，所以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保护的政策，允许其存在、鼓励其发展。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影响日益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①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难改，特别是一些不法资本家为获取暴利，大搞“五毒”行为等违法活动，导致阶级矛盾尖锐，严重危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②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尤其是它同国营经济争夺市场、原料、劳动力，更加剧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③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规模小、
技术设备落后、资金短缺、劳动生产率低，单靠其自身的力量难以有大的发展，已经严重不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总路线确定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完成，虽然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业获得了土地，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却严重不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主要表现为：①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分到土地的农民，特别是那些贫下中农，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以及劳动力，为了生产和生活不得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地，导致农村中出现新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②个体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下，使得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难以推广使用，也不利于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无力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③正是由于个体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规模小，力量单薄，发展缓慢，因此它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市场、劳动力等，已严重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④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还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就要切断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而这就必须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⑤个体分散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下，农业、手工业发展极其缓慢，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也无法得到大的改善，因此，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因此总路线确定的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完全正确的。
（4）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1953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条总路线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二是过渡时期的中国国情。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依据。“过渡时期”或“革命转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
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1919年，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过渡时期的必要性、特点和性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还具体分析了当时俄国的历史特点，指出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基本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这些基本经济形式和基本阶级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中国化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行动指南。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开始，我国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全面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中，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理论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那么如何把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呢？实际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早就明确指明了改造的途径和道路，就是通过合作化
的道路进行改造。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就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财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31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也明确指出，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唯一出路。这些论述为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先集体化，后机械化”，“趁热打铁”，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我们的农业生产仍然十分落后，不仅我们实行的是个体分散的生产，而且生产工具、生产技术非常落后，基本上仍然是手工劳动。因此如何处理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党内有许多同志主张“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也曾支持过这个主张。但土改完成后，我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使毛泽东改变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提出了“先集体化、后机械化”，“趁热打铁”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所谓“趁热打铁”就是指趁土地改革之热，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为农民是个体分散的生产者，本身存在着落后性、散漫性、狭隘性，习惯于个体生产，分散经营）所谓“先集体化，后机械化”是指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通过集体的力量，智慧克服人力、财力、物力不足的问题，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实现机械化创造条件。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一方面，分散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个体农业生产已严重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更严重威胁着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必须要“趁热打铁”，及早进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装备来支持农业，因此“先机械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互助合作，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人力、财力、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