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

王戎笙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题号】K1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

理学，兼治数学。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①为什么一个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文史根底深厚的青年要跑到国外去改学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呢？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②

1923年从英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1926年冬，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由德归国。

二、治史主张

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周刊，招研究生。他在周刊的发刊词里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③这篇发刊词，据董作宾的推断，是傅斯年写的。这篇发刊词的主导思想，正是此后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所方针，也是史料学派的基本主张。

傅斯年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用筹备处名义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长达七千余字。极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说“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傅斯年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多名言，但仍不外乎所谓“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贯主张。为了突出学派宗旨，有时故意把话说得惊人的激昂。例如：“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许多话说得十分武断。例如：“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只是”、“便是”、“本是”，这些武断的措辞，以及那些激昂的口号，是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学派宗旨的。比较平实、准确、简洁地说明史料学派宗旨的，是《〈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的一段：“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④这样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史语所成立之初，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傅斯年没有参加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人参加论战。他们正在洽购并整理原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和民俗，搜集《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史料学派的一员主将劳干谈到《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时说：孟真先生这篇论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们做历史的人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存在。历史学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处置学，他是经验科学的一支，和生物学、地质学属于经验科学完全一样。我们在中国做历史研究的人们有时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其中却并不是有好恶的偏见，而是为

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国做生物学研究或地质学研究的人们，要偏重在中国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学材料或地质学材料一样。对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发展的三个标准，劳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问题，不应以前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第二、必须扩大使用材料的范围。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就地域来说，应扩大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即是在中国文献中比较忽略的，例如属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的文献和其他资料。第三、必须扩大研究手段。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语言学、文字语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需的。

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最景仰的是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在当代的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对他也有影响。不少学者指出，傅斯年崇拜兰克，他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名称都明显地标明了兰克的影响，但他并不懂得兰克，甚至误解或曲解了兰克⑤。

三、办所方针

1928年1月，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陈述语言学及历史学的重要，建议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建议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怎样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呢？他说：“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⑥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办所方针。

1928年9月，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布了他的办所方针。其中许多说法引起史学界的争论，成为赞成者和反对者都经常引用的史坛名言。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就是傅斯年的办所方针。

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⑦。

初胡适誉为“天才纵横”的傅斯年，在新潮社时期就是一个敢闯敢冲的扛大旗的学生领袖。少年时代，由祖父课读十三经。进入大学以后，攻读中国文学。先后留学英国和德国，

学哲学、学实验心理学、学生理学、学数学、学相对论、学比较语言学。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学历，在那个对西方科学钦佩、仰慕、倾倒的时代背景下，当他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变成科学的时候，自然是很容易获得响应的。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在他提出响亮的口号的同时，拿出了他的示范性作品—一《明成祖生母记疑》、《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等。此外，他还有几着定乾坤的好棋：一是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并得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提倡“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形成一个实现他的主张的坚固堡垒；二是收购险些被外国人买走、险些化为纸浆的内阁大库档案，打响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第一炮；三是开展规模空前的殷墟考古发掘，为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特别是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日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四是聘请一批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如李济、陈寅恪、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并通过这些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人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大学问家。五是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专刊，向学术界展示自己学派的独特风格和丰硕成果。傅斯年这几着棋，当然这里说的是他的主要的几着棋，使他和以他为首的史料学派名声大振，奠定了这个学派在中国史坛上常盛不衰的基础。

四、殷墟发掘与档案整理

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被称之为本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史料学派在这四个方面，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实现了他们提出的“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奋斗目标。这四项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真正显示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

1928年8月，史语所筹建之际，经过非常审慎的考虑，傅斯年选定河南安阳为系统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派专任编辑员董作宾前往安阳调查。调查后报告说：“其地虽经三十年来之未加保护，损失不可胜计，然尚有工作之可能。”11月，傅斯年派董作宾赴安阳小屯作第一次试掘。1929年，又派李济和董作宾等赴安阳小屯，于3月7日重行开工，继续发掘。至10月21日，突然遭到河南省政府及地方士绅的阻挠，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傅斯年多方奔走，几次赴河南协商、调解，官司一直打到南京。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呈请国民政府主席批准，并电河南省政府继续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险些使安阳殷墟发掘半途而废的风波，至此才告平息。殷墟发掘工作继续进行，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语所共发掘15次，得古器物十万件以上，刻辞甲骨约二万五千片。科学的考古发掘，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0年的安阳殷墟发掘，轰动国际学术界。先后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由于小屯遗址遗物的出土，特别是甲骨文字的大量出现，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澄清了一些人所说的甲骨文是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的说法。同时也取得了辨别真假甲骨的标准，可以据此剔除传世的赝品。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使人们对三千年前的殷代文化，由隐晦而日趣显明，肯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这是中国考古学界对祖国文化的重大贡献⑧。

八千麻袋的内阁大库档案，避免了化成纸浆的厄运之后，经傅斯年多方努力，筹集巨资，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买了下来。史语所的办所方针，正是要“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于是立即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整理。1929年5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8月将这批档案运至午门西翼楼上。这批档案经多次转手搬迁，更加零乱不堪。此项档案，积尘甚厚，整理之先，必须去掉灰尘，然后每件逐一铺平。下一步是根据档案的外形，作一简单分类，如红本、揭帖、移会、誊黄、贺表、薄册、杂稿等等。分类之后，加以捆扎，分别收藏。还有三分之一的碎烂，另行保存。把重要而又破碎的档案，随时拼接装裱。同时选择重要的档案抄录副本，以便编纂付印。这样简单的分类，仍不便于编号上架，供学者参考利用。由于人力财力不足，

整理工作很难大规模开展⑨。尽管如此，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将一些重要的、比较完整的，先行刊布，以供学者使用。至1937年为止，计出版《明清史料》甲编、乙编、丙编，每编十本，共30本。

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过程中，发展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稿散页千余张。于是，史语所开始从各大图书馆搜集《明实录》的各种钞本。1933年7月，开始校勘《明实录》。这是一项浩大工程，主持者数易其人，先后参加工作的数十人，历时39年才得以完成。校印本《明实录》，集各大图书馆所藏钞本之大成，是现存《明实录》中最完全的一个本子(10)。

五、谴责日本侵略，鼓吹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傅斯年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鼓吹抗日救亡。1932年，他打破“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写成《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自行出版。旨在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理论，驳斥日本侵略者所说“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本来就是我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片土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该书卷首的“引语”中，满怀激情地说：“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当日本侵略者策动冀察自治的时候，他在北平，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北大师生中很有影响。1932年8月1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3号上，傅斯年发表题为《日寇与热河平津》的文章，以书生报国的激情写道：“今日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他还指出：“对倭人不是抵抗一下就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六、弹劾孔祥熙，抨击宋子文

傅斯年的一生，是在非官非学、亦官亦学之间度过的。他和国民党高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担任过重要官职，甚至还写信劝胡适不要做官。他忠心拥护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某些做法又有不满。他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对这两个先后担任行政院长的权贵，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弹劾过孔祥熙，说他“自才能论之，孔院长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就中国官场中应付技巧言，孔院长实为上选，敷衍群类，历练世故，固有超群之才，然而建设近代国家之良规，敷施大政之正义，非彼所具有也。”“自信望言之，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夫国民之指责孔院长，大体言之，不外纵容其夫人儿子如何如何领（？）钱耳。”并借国人之口指责说：“如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11)胡适在美国打电报劝傅斯年停止抨击孔祥熙，傅斯年不听，解释说：“当时接先生劝阻之电，尊意全为介公着想，我亦有同感，深佩深佩。然而事不能已者如下：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12)

孔祥熙下台之后，接任行政院长的是宋子文。傅期年对宋子文更不满意。他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中，发表一篇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文中说：“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文章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孔祥熙、宋子文，而且还含蓄地批评了“用

这样的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其真心是为了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但这样敢批逆鳞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对国民党披肝沥胆的傅斯年，眼见国民党一天比一天腐败、惩治腐败又只是掩人耳目。他对国民党也逐渐丧失信心，对蒋介石也背后骂起来了。1947年3月28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 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此公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国之压力也。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CONSOLIDATED，ARTICULATED（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13)

七、反对共产党，不满国民党

在傅斯年的一生中，和共产党人有过一些交往。在新文化运动中，很崇敬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受李大钊的影响，曾撰文歌颂过俄国十月革命。1930年，被蒋介石严令通缉的共产党人郭沫若，在亡命日本时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傅斯年看到书稿后十分赞赏，有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分期发表，然后再由中央研究院出版单行本。碍于郭沫若当时的身分，傅斯年提议发表时用化名而不用本名，被郭沫若谢绝了。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褚辅成、冷遹、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由于毛泽东与傅斯年早年在北大相识，所以毛泽东特地安排一个晚上和傅斯年单独交谈。交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希望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以作纪念，毛泽东书写了两句古诗在机场握别时面赠傅斯年。但是，作为在野的无党派人士，傅斯年的基本立场是反共的，对执政的国民党又有很多的不满。

最能说明傅斯年的政治立场的是1947年2月4日他给胡适的一封信。其中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14)胡适和他是完全一致的。差不多是在同时，胡适给傅斯年写了一封观点几乎相同的信：“我在野，—一我们在野，—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15)

傅斯年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这种说法给人以鼓吹脱离政治的印象，但傅斯年并不是一个超脱现实政治的人，从他给胡适的那封信来看，扶持什么主义，推倒什么运动，他是毫不含糊的。

傅斯年早就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败，不可救药。当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因对国民党绝望而自杀时，傅斯年受到强烈的刺激。他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16)陈槃回忆说：“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17)他不仅想到过自杀，也想到过解散他苦心经营的史语所，但由于对共产党存有很强的敌意，最终还是决定迁往台湾。1950年12月20日，以脑溢血病逝于台北。

注释：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页。

②罗家伦语，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③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④《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台湾大学1952年版第276页。

⑤参看王尔敏：《史学方法》第218-222页。

⑥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⑦关于史语所正式成立日期，有各种不同说法。此处采纳王懋勤《历史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一文中所作的考证，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68年10月）

⑧参看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载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89-795页。

⑨参看徐中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载《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⑩参看黄彰健：《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的工作》，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1)新发现的傅斯年致蒋介石的两封信稿，转引自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页。

(13)《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0-191页。

(1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15)1947年2月6日胡适致傅斯年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页。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17)陈槃：《师门识录》，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 王戎笙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题号】K1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

浅谈初中历史课堂中的史料教学

浅谈中学历史课堂中的史料教学 [内容摘要]史料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在历史教学中引进史料可以使历史课堂更具有生命与活力。本文就史料的释义、分类以及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作一简单的探讨，以期能够为历史教学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史料教学应用注意事项 近些年，全国各省市纷纷把历史纳入中考考试科目，并且逐步使中考历史试卷在命题方式、考查方向等方面与高考接轨，加大史料分析、史料评价的占有量比例，这样史料教学成为当前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史料的释义、分类、应用、注意事项等方面作一简单探讨。 一、史料的释义与分类 史料是指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按照获取的途径和保存状态可以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口述（传）史料。实物史料指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文献史料主要表现为史书资料、档案材料、思想或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报刊杂志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口述史料是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或整理成文字的资料，多用于现代史的研究，借由对尚在人世的当时人访问口述而获得对历史更直接深入的了解。按照史料价值的不同，史料又可分为原始史料和转手史料。所谓原始史料是指目击者的陈述、文献以及遗迹遗物；所谓转手史料就是就是史学家凭借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始史料，论述他们没有亲见的事件。在我们历史教学中，常见的史料主要有文字资料、实物图片、人物图片、图表、示意图、战争形势图等，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按不同分类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区别分类，掌握简单的史料甑别、辨伪方法以及通过不同史料对比从不同角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法。

历史学论文题目历史学专业关键题目大全历史学开题报告参考文献

历史学论文题目历史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历史学开题报告参考 文献 一、选题技巧 论文选题标准众多，但核心的有这么几点：（1）可借鉴性，以便于换汤不换药，博采众长，搞好自己的论文。知网上有现成的论文可借鉴，单数量不可以太多，否则会被怀疑抄袭；也不能太少，不然浪费时间去选题和整理宏观思路还被老师否定，如你的题目太大不易写深入而pass掉。（2）紧跟热词，最近几年的社会热点问题会让论文显得很有新意，但最好也是有依葫芦画瓢的参考对象。（3）贴合案例，理论型文章对数学模型和软件仿真能力要求极高，故必须贴合案例，以便于换汤不换药，快速写好论文。（4）结构完整，选题最好能结合学科理论知识和模型，注重问题导向和数学语言的应用，不然论文口水话连篇；但切记炫技，整高大上的题目，应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不顾是否能收集到个案实证资料和工作量的多寡。（5）字数相仿，不要本科、硕士论文选博士论文做参考，因为博士细节过多论证更充分，没宏观驾驭能力的人控制不好章节字数，会多写一两万字。 二、热词分布 历史学论文的关键词众多，可供检索的有如历史学、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辽宋金元时代、史学研究、思想体系、社会科学、两宋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文化机构、历史哲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马克思、海登·怀特、高中历史教学、权利主体、历史教学、分科教学、年鉴学派、历史叙事、高中历史等。

二、历史学题目大全 互动式教学在高中历史学困生转化中的应用研究 心理史学在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考古思想研究 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社会史研究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乡镇高中历史“学案导学”模式应用研究 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研究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美国历史课程能力目标比较研究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 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学批评 埃里克·方纳史学研究 海因里希·格莱茨史学思想研究 霍华德·津恩的史学思想研究 约恩·吕森历史叙事理论研究 从民族话语建构到阶级话语建构 唐宋动物灵异观念研究 20世纪20年代北大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新探 流变的风景：民国福州籍历史学家形象研究 一种探索的历史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研究 历史学师范生实习备课研究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蔡元培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 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 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 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 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 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 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 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

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 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 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 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 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 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 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 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 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 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 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 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作者：傅斯年 编者按： 傅斯年曾将蔡元培比作孔子，自比子路，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厚。这里他深情缅怀了蔡师之高风亮节，列举了十几点。我们节选一部分，可以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小传来读。 一仁厚积德的家庭 蔡先生字鹤卿，别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年）三月五日逝世，死时七十四岁。 他的先祖以种植山林出售薪木为业，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为经商。祖父名嘉谟，字佳木，做过当铺经理，以公正著名。父亲名光普，字耀山，做过钱庄经理，对待朋友极为宽厚，不仅有贷必应，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债，因此死后几无积蓄。 蔡先生十一岁丧父，兄弟三人全靠母亲周氏抚养。母亲非常贤能，当蔡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世交朋友以蔡先生兄弟孤苦无依，拟替他们募捐以瞻养他们，并供蔡先生读书，但被周氏婉拒。她时常典押衣饰，克勤克俭，抚养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励他们，常对他们说：「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进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愤事。」蔡先生日后能够宽宏大量，不苟取，不妄言，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二贯通中西的学问 蔡先生在童年跟他的叔父铭恩读书。铭恩是清末廪生；工制艺；并治诗及古文辞，藏书不少；所以蔡先生从小就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各书。十三岁时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王师尤服膺明儒刘宗周，故蔡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造诣甚深，对小学、经学、骈体文都有研究。二十岁又跟绍兴徐树兰学习，并兼校对刻书的工作；徐师藏书极多，因此蔡先生能遍观他所藏的书，学问大有进步。 蔡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曾下过苦功，所以他能连试皆捷，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补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宰相翁同龢誉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由此可见蔡先生旧学根基是如何的深厚。 蔡先生不仅对中国旧学有相当的基楚，而对西方的学术也很有研究。他在四十岁未出国以前，曾阅读西书的翻译本；又阅读日文书；四十岁以后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他对西方学术的兴趣甚为广泛，学问相当广博，举凡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都喜欢研究；尤其对于实验心理学、比较文明史、美学等颇具心得，而在美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他曾发表有关美育方面的文章多篇，如「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我的欧战观」、「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等；他更将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此外，他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认识。不过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 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 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 12 国语言， 对印度语文文学 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 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 士。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季羡林 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 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 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 嗣诚。入私塾读书。 7 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 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 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 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 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 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 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 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 、朱自清 的陶渊明 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 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 如法国魏尔兰、 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 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 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 年 9 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 研究生，为期 3 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 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
1/7

论史料教学的价值

《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9期 论史料教学的价值 ──兼论中学历史教学发展趋势 李稚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校的历史教育遭遇“危机”，为此进行了改革，其表现之一是十分重视史料教学，即把史料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及探究历史的证据，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历史思维能力。此项改革坚持数十年，不仅赢得了学生的欢迎与社会的赞同，而且使英国的历史科教育彻底摆脱了危机。跨世纪之际，中、美、英三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它们都十分重视史料的运用。史料教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有助于历史方法的习得、历史思维能力的提高；3.有效地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修养的提升。可以说，史料教学已成为21世纪中学历史教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史料教学；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C 作者简介：李稚勇（1950—），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基础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组核心成员，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社会科教育研究。 一、从英国历史教育改革考察史料教学的价值 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校的历史科教育出现了危机。面对困境，英国的历史教育界人士积极改革，举措之一是注重发挥史料教学的价值。他们认为，史料教学关涉历史教育之本质问题。如今这场改革已坚持数十年，不仅赢得了学生的欢迎和社会的赞同，而且，英国的历史科教育也彻底摆脱了危机，历史课成为英国的国家课程，并制定了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 （一）历史科教育的危机 20世纪50、60年代，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激增的局面以及美、苏争霸的态势，美国学校进行了教育改革。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学校教育也被期待着在培养、发展学生的智力、能力方面，发挥更大的效能。而在一片改革的呼声中，历史科作为英国的一门独立科目的地位正在发生动摇，据一项教育调查显示，英国历史科教育表现堪忧。被调查的近万名学生多半感到历史科没有什么重要性，而且是非常无趣的一科。在他们认为“有用而有趣”的科目排行榜中“历史”敬陪末座，而在“无用且无聊”的科目排行榜中“历史”则高居榜首。学生普遍认为历史科十分无聊，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和日后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助益，因此修读历史课的兴趣日益低落，这就造成了历史科的教育危机。 （二）英国历史教育改革的简况说明

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1947年被杀害的。黄炎培 在“延安整风”中，三万多中共干部中居然抓了一万多名“特务”出来。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文，为中共争取民意，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赴延安访问的六位国民参政员中，只有傅斯年头脑清醒。傅斯年对其他参政员对毛泽东的恭维深感不屑，他表示：章伯钧早年曾参加共产党，章在延安的表现可看做是“由第三党归宗”。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作者：傅国涌 来源：新世纪网 来源日期：2004-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4 阅读量：126次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

北京大学简介

学校简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 北京大学校门 [2] 北大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机构，也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并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3] 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按照国家重点学科，北大的理科、文科、医科实力均为全国第一。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北大诞生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地质、计算机、微电子、核物理、心理、农学、医学、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政治、经济、商学、新闻等学科。[4] 排名与招生方面：北大是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大学排行榜中获得第一最多的大陆高校。北大历年录取的各省市“高考状元”人数以及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赛”金银牌得主人数均高居榜首，超过国内其他院校录取人数的总和[5]。 院系专业方面：学校共有5个学部、41个院系、360个研究所（中心）、1个国家实验室、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院、所、中心）、2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附属医院。有101个本科专业、1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244个硕士专业、201个博士专业、81个全国重点学科、3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3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63个。 教师学生方面：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1597名正高级教职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22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7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3名、长江学者9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8人。北大的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目，均居全国高等院校之首[6]。 学校基础设施：学校主校园占地面积3.39平方公里，合5085亩。北大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藏书量和电子期刊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史料进行教学

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史料进行教学 康平教师进修学校：初中历史教研员：宋学杰 在新课程中，史料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更为突出。史料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重建过去的媒介。任何历史结论都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离开了史料，历史知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理论教学也只能是空谈。因此，要让学生真正的学习、感悟历史，就必须积极正确的运用史料，使史料教学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提供相关的图片、老照片、史料和音像资料，再现历史场景，引导学生将所学内容与对周围事物的观察、思考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掌握，加深学生对历史的感悟。一史料的主要类型 所谓“史料”，是指研究和谈论历史时所根据的材料，它包括各种典籍、图表、笔记、碑文、民谣等，实际上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其一为原始史料与二手史料之二分法（以下简称二分法），其二为实物、文献、口传之三分法。教学中的史料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图画型史料、数据型史料三大类。 二．史料运用的目的 新课程倡导史料教学，最基本的目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加强培养学生学习历史能力 历史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探究历史的方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来进行历史的研究活动。显然，运用史料是使学生学习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直接去运用各种一手和二手的史料。当然，这并不涉及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学家的层次，只是使学生借着某些运用史料的特定练习，学到历史学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 从历史研究的程序来说，史料在史学中的地位体现为先有史料而后有论点。史家每叙一事，每提出一个论点，都必须于史有据，信而有证。《课标》的“课程目标”“搜集和整理简单直观的史料，提取信息，用以了解和解释史实”和“内容与要求”提出的培养“搜集史料”、“提取信息”、“解决问题”等学科能力要求皆指向学生“史由证来，证史一致”的意识与思维的培养。因此，初中历史教学中，根据教学的需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在读懂读通史料的基础上对

傅斯年史语所旨趣

史语所旨趣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晌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19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造，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坏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它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1 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况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虽然有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马光作《通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可惜长篇不存在，我们不得详细看他们的方法，然尚有《通鉴考异》说明史料的异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地熄灭，无论官书和私

史料教学应充分关注证据价值及论证逻辑_於以传

史料教学应充分关注证据价值及论证逻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於以传 近十余年来，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对培养历史证据意识的不断倡导，史料教学已逐渐成为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式的常态。无疑，基于史学思想方法的基本观点，即“历史来自于证据，证据来自于史料”，教学中引入史料以展现历史结论的获得过程，强化“史由证来，证史一致”的历史思维习惯，对打破视教科书为“圣经”、以“背多分”为主要特征、片面强调记忆功能的历史教学陋习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史料教学在实际运用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归纳起来，大概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泛化”。不是基于教学立意与目标，不考虑教学的效率与效益，“抓到篮里都是菜”，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呈现各类史料讲解细枝末节的历史知识，一堂课用了十七八种（条）史料尚嫌不够，以为史料越多教学就越有效，而根本不顾及各类史料证据价值的不同，这种做法实则是将史料教学的功能教条化，自然是不可取的。 二、“伪化”。将教科书就某一历史事件（或现象）的叙述视作终极结论，极有针对性地寻找对应的史料，教学时出示这些史料要求学生提取信息或分析归纳，而答案就在教科书上。学生被训练若干次后，终于“大彻大悟”：只要背出教科书内容，管他什么史料与问题，套上背出的话语就行。这种做法相当糟糕，既助长了“背多分”的恶习，也完全曲解了史料教学的本质，所谓培养学生对史料的分析、归纳、比较、综合能力等均被伪化，堪称恶劣。 三、“简化”。这里的简化是简单化之意，即所谓史料与其结论之间逻辑关系的简单化，它常常造成对历史的误读或误释。这种现象绝非鲜见，教师常常是拿一个或一类的史料过度推论以获得某项结论，这种结论常因不合逻辑而经不起推敲。比如教学“宋代的商业繁荣与都市生活”，仅是依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不用关于宋朝的任何文献史料，就试图推导出“开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城镇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带来繁荣、多彩的城市生活”等结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再如教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仅是凭借蒋介石的日记，而不用业已解密的国共双方、共产国际及日方的相关档案，不用重要当事人的回忆记述等其他史料，就奢谈以心态史视角诠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背景、过程及其影响，未免过于荒谬。至于拿《契丹还猎图》说事，说“契丹人骑着马，证明其是游牧民族；契丹 人随身携弓，证明他们善于骑射”；由此得出“契丹人是善于征战的马背 民族”的结论，其推演逻辑荒唐透顶，不值一哂。 史料教学的“泛化”“伪化”与“简化”，究其本质是对史料证据价值 及论证逻辑的认识模糊不清，而这种“模糊不清”实际已背离了历史证 据意识培养的本意。本文拟就这个话题，结合两个教学实例谈一些粗 浅的认识。 对史料证据价值及论证逻辑的关注，直接表现于在证史过程中，是 否已充分考虑到史料作为论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是否遵守了“孤证不 立”的史学思想方法；是否规避了“过度推论”的误区；是否就史料的多样性和论证的多视角展开充分思考。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学实例。教师在教授近代中国遭遇“瓜分狂潮”时率先出示了谢瓒泰创作于１８９８年 契丹还猎图●教学天地 １２７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摘要：?历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的主要学术主张，最初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详细表述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宗旨，包括扩充研究材料与工具、反对国故、反对疏通等学术思想。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上取得重大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虽然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尚有缺陷，学术界对其赞赏和批评皆多纷论，但其对于现代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无疑是重大且深远的。 关键词：傅斯年史料学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语所所长，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就职宣言，也是其治所大纲，在此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史语所是纯粹的学术机关，在?整理国故?运动后成为史学界主流，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成就辉煌，受到国际公认，开创了?集团研究?之先河，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语所研究成就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于傅斯年?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料派观点，各方学者众说纷纭，赞成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总而言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就对现代史学影响重大且持续至今，而对时下学术风气也不乏借鉴意义。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其原文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提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不可仅从?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句话来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因全面把握傅斯年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完整阐述主要是《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臵；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 ①傅斯年 .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史料的分类(价值)

史料的分类（价值） 那个时代比较接近的人记录下来的资料，都属于比较直接的证据，我们称它为第一手资料； 2、第二手史料：而后人的有关说法则是比较间接的证据，我们称为第二手资料 影响史学观点和史料运用的几个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场不同； 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 4．时代的局限性等。 不同史料的信度比较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 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而论，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看看 实物/口述 实物本身是最好的历史证据，足以弥补文献的空白 作为实物史料的遗迹遗物未必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和原貌； 作为实物史料的遗迹遗物是凝固的过去，而不是活着的过去——只有物，没有人；作为实物史料的遗址遗物，遗址是固定的，但遗物是可以移动的；口

述史的重要性与危险性并存； 口述者的记忆、知识程度、个人情感等都会影响到史料的真实性 一、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客观性、真实存在过的）。 二、历史学：指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记录和解释（主观性，不可能完全接近真实的历史）。 三、历史学的基本要素 1.史料（研究和认识历史所根据的材料） （1）按内容分类 ①文献史料：（以文字形式出现） 例如：史书、档案、地方志、家谱、日记、笔记、近代以来的报刊、杂志等。 ②实物史料：（以实物、物件的形式出现） 例如：考古发现的遗址、墓葬、出土的文物、钱币、饰品、家具、近代的旧照片等。 ③口述史料：（人们以口相传的史事） 例如：神话、传说、史诗、民谣，近代以来的调查采访、回忆录、对话录等（2 ）按学术价值分类 ①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 含义：当时那个年代留下的，特别是当时的人提供的 学术价值：较客观、真实，学术价值较高（注意：实物史料、回忆录、当时史学家的直接记载，一般都是第一手史料，其中，实物由于不受阶级和个人主观的局限，是最可靠、可信度最高的） ②第二手史料

中国狗和中国人 ,傅斯年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 /傅斯年来源 /《新青年》第六卷 “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们几十年前的写作就像是为今天而写。傅斯年的话很难听，很有可能引起你反感。请系好安全带。”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

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 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