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理论背景_实证研究与未来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7, 1020–1026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1020

1020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理论背景、实证研究与未来发展*

曾祥龙 刘翔平 于 是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

摘 要 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于上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治疗师Steven C. Hayes 提出。作为基于正念技术的第三代行为治疗理论之一, 该疗法以功能情境主义为哲学基础, 立足于人类认知和语言基本性质的实证研究, 旨在通过平衡接纳与改变来提高心理灵活性。临床研究已证明其在相当广泛的临床问题上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并在与CBT 等传统疗法的对比中展现优势。ACT 的临床效果和技术细节可做进一步研究, 该疗法与CBT 的融合及其在临床领域之外的应用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接纳与承诺疗法; 正念; 认知行为疗法; 第三代行为疗法; 临床研究 分类号

R395

1 接纳与承诺疗法产生的背景与哲学

基础

1.1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提出

华生和斯金纳提出了行为主义理论后, 到20世纪50~60年代, 临床治疗领域便先后出现了两大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的行为治疗方法：一派以斯金纳的操作心理学和激进行为主义为基础, 发明了代币法等以强化方法为特色的行为矫正技术。另一派以刺激-反应(S-R)学习理论为基础, 发明了系统脱敏法等治疗方法。这些传统行为治疗理论后来被归纳为第一代行为疗法。几乎与此同时, 20世纪60~70年代, Beck 等人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 CT), Ellis 发展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REBT), 将治疗视野拓展到认知领域。Beck 与Ellis 的认知方法也被划为第二代行为疗法(袁弘, 王蕾, 2007)。后来的治疗师融合以上内容便形成了今日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行为主义学派极端强调心理学的实证性, 因而发源于行为主义传统的心理治疗流派也非常注重治疗方法的实

收稿日期:2010-10-08

* 北京市教委教师心理健康测评与监控课题资助。 通讯作者:刘翔平, E-mail: lxp599@https://www.wendangku.net/doc/166030568.html,

证性。近二三十年以来, 大量实证研究支持着认知行为疗法的成功(Chambless, Sanderson, Shoham, Johnson, Pope, Critstoph, et al., 1996)。

然而随着研究地深入, CBT 关于改变过程与机制的核心理论却受到了挑战：研究者发现治疗效果会出现在CBT 理论所假定的关键干预内容出现之前(Ilardi & Craighead, 1994), 原先被看重的认知内容的改变并不能解释CBT 的效果(Burns & Spangler, 2001), 几项元分析的结果表明“认知疗法中单纯的认知内容的干预并没有带来更多效果” (Dobson & Khatri, 2000, p.913)。另一方面, 在哲学上受到语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原来的机械论假设被弱化, 实用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假设在治疗领域浮出水面(Biglan & Hayes, 1996; Jacobson, 199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系列“第三代行为疗法”应运而生：其中的代表有辨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 Linehan, 1993), 内观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Segal, Williams, & Teasdale, 2002), 以及本文介绍的, 由Steven C. Hayes 发展的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Hayes (2004a)认为, “第三代行为疗法更强调情景与症状的联结性, 用体验性的改变策略补充直接的认知说教性的策略; 旨在寻求建立更宽广、灵活、有效的应对方式而不仅针对狭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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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的具体认知内容进行反驳; 治疗中强调所检验问题间的联系性。”

1.2哲学基础—— 功能情境主义

ACT采取一种功能情境主义(functional contextualism)的哲学取向, 且这一点决定了它们和先前的行为疗法在问题定义、治疗目标以及治疗策略与具体技术的不同(Hayes, 2004a)。

功能情境主义与机械论相对立, 强调理解事物与分析问题必须动态地考虑整个事件及其发生的背景。但另一方面, 为防止不断扩大背景而导致无限后退, 情境主义采取实用主义方法, 根据不同目标分析到可以理解问题或有效采取行动为止, 并认为这才是对事实的恰当描述。由于以预测和影响行为为目标, 行为分析被置于功能情境主义哲学的宽框架中, 其核心命题为, 心理事件被看作是“一系列正在发生于有机体整体与历史和环境决定的情景之间的交互作用” (Hayes, 1993)。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 ACT对那些“负性的”、“非理性的”心理事件也保持开放态度, 因此采用冥想(mindfulness)、去融合(defusion)等技术。这些理论强调一个事件是否要被改变取决于其功能(function)而非其认知内容和语言形式(form), 进而更多关注功能而不再局限于“原始的认知内容的改变”(如直接改变不良情绪或不合理信念本身)。情境主义对描述事实的判断标准, 也使得ACT治疗师会让来访者不要相信大脑的一些自动化的判断(Hayes, 2004b)。

1.3心理学理论基础—— 关系参照理论

关系参照理论(Relational Frame Theory, RFT)是关于人类认知和语言基本性质的心理学理论, 将近20年来已有数十篇实证研究支持该理论, 并于2001年编撰成书(Hayes, Barnes-Holmes, & Roche, 2001)。关系参照理论作为ACT的理论基础, 本身较为复杂且专业术语很多, 本文对其做简要概括, 以利于对ACT的理解。

关系参照理论指出, 人类具有极强的衍生和联合刺激物之间关系的能力。首先, 经典性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刺激泛化等现象是很多动物所具备的, 但是绝大多数动物建立的联系只能是不随意的, 即依靠视觉、听觉、味觉等机体形式(formal properties)的机制来建立联系。而人类可以通过非机体形式的机制建立随意刺激相关, 如在抽象意义上学习“五分硬币少于一角硬币”, 尽管物理大小并非如此。然后, 人类可以衍生出很多新的联系：学习了从A到B的关系, 也就学会了B与A的关系, 称为相互传承(mutual entailment); A 和B建立关系, B和C建立关系, 三者两两关系就会建立, 称为联合传承(combinatorial entailment)。此外, 这种联系还具有功能传递性, 某一事件功能的改变会导致相关事件功能的改变, 因此仅仅听到与恐惧对象有关的语句也能引起恐惧感(Blackledge, 2003)。人类的这些建立联系的过程是非常容易的, 但打破这些联系却非常困难(Wilson & Hayes, 1996)。

通过揭示相关网络的性质, 关系参照理论指出语言如何给人类带来痛苦：由于联结过程的容易性和随意性, 刺激情景可以改变相关网络及其功能, 使得不相关的情景也引发负性思维和情绪(失恋的人看到别人热恋联想到自身的失败, 即触景生情)。而试图改变或压制某种思维和情绪联结的尝试, 实际上会加强非理性的联系的强度。实证研究已经证实, 受压抑的想法会在不主动压抑的时期更频繁地出现(Wegner, Schneider, Carter, & White, 1987), 而试图压抑痛觉也不会取得好效果(Cioffi & Holloway, 1993)。因此, 关系参照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认知领域的针对认知内容的改变为何有时适得其反, 也为ACT的冥想、接纳、去融合等技术找到了理论依据(Hayes, 2004b)。

2接纳与承诺疗法的治疗目标

2.1心理灵活性与精神病理学

“在行为主义疗法中, 治疗目标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为主义疗法的总体目标在于提高来访者的选择能力, 并为来访者的学习创建新的条件。” (Corey, 2009/2010) 更多的反应选择, 一直被当作行为疗法的总体目标, 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ACT提高“心理灵活性”的目标, 也符合行为主义疗法的传统。

如关系参照理论指出的, 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超强的建立关系的能力, 使得人类可以在头脑中对事物进行操作, 设想一些并没有发生的事件, 提前预演各种可能性, 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的反应选择, 提高了人类在进化上的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 这种能力也以某种方式减少了人们的反应选择与心理灵活性, Hayes提到了三种重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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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痛苦普遍性、认知融合、经验性逃避(Hayes, 2004b)。

(1)痛苦普遍性指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境下感到痛苦。如果一条狗被踢, 那么下次它见到踢他的人或者长得像那个人的人就会跑开, 但是处在不相似的情境之下, 这条狗不会感到焦虑、害怕。相比之下, 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类却可能在任何情境下, 甚至可能在与原有情境性质相反的情境中产生痛苦的想法。比如过生日可能引发“如果我没有被虐待, 我的生活会更快乐”的感叹。也就是说, 人类不能通过简单的回避环境就解决自身的痛苦(Hayes, 2004b)。

(2)认知融合(cognitive fusion)指由于关系网络的建立, 思想或语言与它所涉及的事物就会混淆在一起(Harris, 2007/2008)。词语虽然只是对不在眼前的事物的指代, 但在大脑中却同样具有真实刺激物的属性, 进而一样具有威胁性。如一个人说“我真愚蠢”时, 好像眼前真的上演出我真愚蠢的事件和场景, 好像真实发生的一样。此外, 人们的一些非语言功能也会受语言规则的支配, 人们过多地对事物进行抽象与评估, 减少了对“此时此地”(here and now)以及对事物的直接体验。这些过程都会导致反应的僵化(Hayes, 1989)。

(3)经验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是指人们会回避自己的内部经验, 包括不愉快的身体感受、情绪、想法、记忆以及行为倾向等等。人类会像评估外界事物好坏一样对内部经验产生好恶, 并希望通过处理外界事物的方式来趋近和回避内部经验。然而, 回避或压抑的努力本身强化了内部经验的联结, 对这一过程的评估又使个体陷入穷思竭虑的抑郁循环。为了回避特定经验, 人们的行为选择大大减少, 比如社交恐惧症不去参加聚会。已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经验回避在很多精神病理学领域都是具有伤害性的(Hayes, Wilson, Gifford, Follette, & Strosahl, 1996)。

2.2治疗目标与六大核心概念

ACT的目标在于提高心理灵活性, 即更多地与此时此刻联结, 在改变与坚持某种行为之间保持灵活, 进而实现有价值的结果(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6)。如上分析, 语言过程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但是人们又不可能取消语言功能, 所以ACT的努力是对这些语言与情景的错误联结过程进行控制, 改变它们的功能(Hayes, 2004b)。

以此为目标, ACT包括了提高心理灵活性的6个关键过程, 这6个关键过程从不同侧面都用于改变原有的语言进程带来的影响(Harris, 2009; Hayes et al., 2006)：(1)接纳(acceptance)：帮助来访者建立一种积极而无防御的态度拥抱各种经验, 与逃避经验相反。(2)认知去融合(cognitive defusion)：调整思维、想象和记忆的功能以及来访者与它们的相互作用, 退后一步去观察这些内容而不陷入其中。(3)情景化自我(self-as-context)：改变来访者关于“自我”的概念, 从一种被评价的概念化的自我, 转变成一种作为各种心理事件的载体的自我。(4)此时此刻(being present)：将注意力放在当前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上, 而不是过去和将来。学会以一种非评价的方式感受当下的过程。(5)澄清价值观(value)：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帮助来访者寻找生活的方向, 建立有意义的生活。价值观是一个不断被实践的方向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6)承诺的行动(committed action)：帮助来访者将价值观落实到具体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并加以实践。

这6个核心过程可分为两组：接纳、认知去融合、联结此时此刻、情境化自我这四者属于接纳与正念(心智觉知, mindfulness)技术; 联结此时此刻、情景化自我、澄清价值观、承诺的行动这四者属于承诺与行为改变技术。综合运用接纳与改变的策略, 这就是“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名称由来(Hayes et al., 2006)。通过正念技术来达到接纳的目的, 是第三代行为疗法的共同特点, 也是其超越传统认知行为疗法, 强调接纳与改变的平衡的最直接体现。

3 ACT的具体技术操作

3.1 ACT治疗的基本特点

前文提到ACT干预的6个关键过程, 每一个过程的操作都有其颇具特色的技术, 以及相应的练习、家庭作业等等。由于ACT的治疗对象既有成人又有儿童, 其治疗范围也非常广泛, 所以Hayes鼓励治疗师在理解了每个过程的基本原理之后, 在不同的案例中灵活尝试不同的练习和家庭作业。同一个过程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只要它们能够达到目的, 都是被允许的。为了防止治疗的僵化和集中, ACT团体已经不再认证ACT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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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治疗师(Hayes, 2005)。

在治疗流程上, ACT并没有像CBT那样的结构化(Hofmann & Asmundson, 2008)。六个关键的过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 它们的操作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Hayes, 2005)。

由于ACT提供的思路不同于人们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前文所言, ACT会注重通过练习或实验来进行直接体验, 较少采用直接说教的方法。此外, ACT会使用各种隐喻来帮助来访者理解各种技术的具体技巧及其原理。

3.2具体技术举例

ACT的技术灵活而富于特色, 此处引用Hayes (2004b)对技术的举例与解释, 帮助了解ACT具体技术的特色与要点, 并澄清六大关键过程的具体含义。

(1)挑战旧思路：由于ACT要挑战来访者日常使用的应对策略, 所以治疗师通常在治疗开始就会让来访者反思之前尝试过多少种失败的方法, 并询问来访者是相信自己的思维还是相信实际经验, 目的在于用来访者的亲身经历去挑战之前的直接消灭问题的思路。

(2)明确“控制是问题”：试图压制思维与情感反而会使被压制的对象得到重复而增加, 为了使来访者明白这个原理, 治疗师会指导来访者进行“不要想咖啡”的实验：先简单描述咖啡的各种性质, 然后要求来访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想任何前面提到的咖啡的性质。通过类似实验使来访者明白他们试图控制自动化思维、情感与记忆的过程是在进行一场绝不会获胜的游戏。

(3)去融合练习：“牛奶牛奶”是认知去融合技术的典型练习：治疗师和来访者在短时间内大声地重复“牛奶”一词, 一段时间后来访者会发现“牛奶”一词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而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词汇。这个练习使得来访者体验认知去融合的含义, 理解词语仅仅是词语。

(4)学习正念技术：为使来访者更好地掌握正念的技术, 治疗师将正念技术形象化：要求来访者想象一队小人列队从左耳走出绕过眼前走进右耳, 每个小人举着印有图片和词语的牌子, 要求来访者保持旁观, 让队列自由行进而不使自己陷入其中。这一过程经常作为家庭作业, 可以使来访者体验观察自己的思维与依思维观察世界的区别。生动的想象使来访者易于把握正念的有目的的、此时此刻的、不带批判性的特点(Kabat-Zinn, 1994)。

(5)情境化自我：为使来访者从概念化自我的视角转换到情境化自我的视角, 治疗师会用棋盘比喻：让来访者想象一个无限延伸的棋盘上摆着对阵的白子和黑子, 白子是积极体验, 黑子是消极体验。来访者努力支持白子赢过黑子, 因为黑子占优就意味着来访者的自我概念受到威胁, 于是来访者的一部分体验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治疗师会提醒来访者, 与其认为自己是白子, 不如认识到自己只是棋盘, 来访者可以有痛苦的记忆和不好的想法, 白子和黑子的战斗也还会继续, 但来访者可以让战斗继续, 而不必生活在战区。通过这一比喻, 来访者对自我的理解, 从被各种标签概念化的自我(conceptualized self), 转换成了作为背景的自我(self as context)。通过这一转化, 来访者不再视负性体验为威胁, 进而也增强了与此时此地的联结。

(6)澄清价值观：以价值观为行动导向是ACT 的特色。治疗师会问来访者希望自己的生命彰显了什么, 甚至让来访者想象自己的葬礼, 希望墓碑或悼词上写些什么, 以此澄清来访者在若干主要生活领域的价值观。治疗师会强调价值观是一个不断追求的方向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 强调价值观的澄清是个人选择而非受限于评估或判断。

(7)行动承诺：最后来访者要承诺做出与价值观相联结的行动, 这一部分广泛地采用传统行为疗法的各种技术。此阶段会设定短期与长期的具体目标, 使来访者一步一步地实践更加灵活的行为模式, 在接纳与改变之间实现平衡, 进而创造有价值的生活。

4 ACT的治疗效果与评价

4.1对ACT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按照行为治疗重视对疗法进行实证检验的传统, ACT的研究者已经从多方面对ACT的效果进行了检验。

4.1.1心理健康模型的整体验证

为了验证ACT以心理灵活性为核心的心理健康模型, Hayes等研究者编制了接纳与行动问卷(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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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s, Bissett, Roget, Padilla, Kohlenberg, Fisher, et al., 2004), 该问卷测量了一些与心理灵活性和ACT六大关键过程相关的内容。AAQ包括16题目和9题目的两个版本, 均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预测效度和聚合效度, 其中16题目版本包含“接纳与心智觉知”以及“价值观行动”两个因子, 以及一个“心理灵活性”的二阶因子(Bond & Bunce, 2003; Hayes et al., 2004)。研究者将AAQ 与其他问卷放在一起做相关研究, 发现了AAQ问卷与各种精神问题(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压力、拔毛症等)、压力、疼痛、工作满意度均有相关。心理灵活性总是与积极结果正相关, 从而证明了ACT模型的设想, 即高心理灵活性与更好的生活质量及其他积极的结果变量之间具有紧密关系。(Hayes et al., 2006)

4.1.2核心改变过程的效果验证

目前此类研究更多集中于接纳以及认知去融合, 关于价值观与承诺的行动等方面的研究尚罕见。

为了验证认知去融合的影响, 研究者对前文举例的“牛奶牛奶”练习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负性自我评价为对象, 将重复词语的方法与其他方法(阅读分散注意力、腹式呼吸、集中注意想积极事物)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前者对于减少痛苦和信念确信度都好于后者(Masuda, Hayes, Sackett, & Twohig, 2004)。

研究者曾用双手浸入冷水的实验验证ACT 的接纳与认知去融合的技术。将接受ACT教育(包括情绪控制悖论、将思维、情绪与自我分离等)的实验组与学习CBT疼痛管理技术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对比, 发现ACT组的被试没有减弱对痛苦的感知, 但却明显延长了保持双手浸入冷水的时间(Hayes, Bissett, Korn, Zettle, Rosenfarb, Cooper, et al., 1999)。后续研究发现是ACT的具体技术, 而不仅仅是对其原理的理性说教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Takahashi, Muto, Tada, & Sugiyama, 2002)。

4.1.3整体治疗效果的研究

Hayes总结了关于ACT治疗效果的一系列研究报告(Hayes et al., 2006), 这些报告将ACT与其他处理方法进行对比, 考察干预后的即时和延迟效果：一组数据将ACT与等待对照组、安慰剂组或者一般治疗方法(TAU)进行对比, 这些研究表明ACT在精神分裂、社交恐惧、工作压力、慢性疼痛、边缘型人格障碍、广场恐惧症、癫痫、拔毛症等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另一组数据则对比了ACT与其他针对性治疗方法的效果, 发现在处理社交恐惧(对比团体CBT)、工作压力(对比压力管理)、晚期癌症的悲痛(对比CBT)、吸烟(对比尼古丁替代)、二型糖尿病自我管理(对比生理教育)、污名与倦怠(对比生理教育与多文化训练)、物质滥用(对比美沙酮)、广场恐惧症(对比抑制)、抑郁(对比CT)时, ACT均取得更好效果。只有在对数学焦虑症的治疗中, ACT的效果不及系统脱敏法。

4.2 ACT疗法的评价与展望

关于ACT为何能在如此广的领域都取得良好效果, Harris (2009)指出, 促进疗效的因素包括：更多地与当下联结, 更多地与价值观保持一致, 为生活中的痛苦创造更加灵活的选择空间, 与负性的想法、信念、记忆去融合, 有效地应对不良情绪, 更好地投入所做的事情, 更好地享受生活的每一刻而无论其感受如何。这种提升心理灵活性所带来的好处是与每个人相关的。

Hofmann等人在对比CBT和ACT时指出, 相对于CBT, ACT并不处理认知的内容而是干预认知的功能, 并不关注情绪发生的原因而是关注情绪出现后的反应(Hofmann & Asmundson, 2008)。很显然, 针对特定问题去分析其原因并加以干预的疗法, 必定在适用范围上受到限制。而ACT关注面临不同问题的患者的一般心理过程, 即便问题并不是由于认知融合、逃避经验等原因引起, ACT也能在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接纳与承诺疗法作为近20年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 尽管其基本原理和临床效果已经初步得到验证, 但未来依然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有以下方向：

(1)对ACT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目前关于ACT临床效果的实证研究数量依然有限, 研究中被试样本与测量工具方面也存在瑕疵(Hayes et al., 2006)。未来应在更广泛的临床领域对ACT有效性进行更严谨地研究。

(2)对ACT的具体步骤进行研究：认知去融合、正念等技术的效果已经得到证实, 但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行动等干预内容的必要性, 目前还没有在临床上很好地证实。值得一提的是, 正念是ACT和其他第三代行为疗法的重要技术, 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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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疗法中却差异较大。目前, 正念及其相关的禅定、冥想等内容, 已经成为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熊韦锐, 于璐, 2010; 任俊, 黄璐, 张振新, 2010)。不同形式的练习在生理心理效果上有何差异, 正念技术在解决不同问题时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 乃至于何种练习形式最为经济有效(基于正式冥想练习的正念训练往往花费较长时间), 都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 以心理灵活性为框架, 是否还存在其他提高心理灵活性的重要元素, 亦可进一步挖掘。

(3)与其他心理治疗方法的融合：考虑ACT 更多地将治疗重点放在思维的功能改变以及情感的事后应对上, 有研究者已经开始试着将ACT与CBT等其他疗法放入更大的框架下加以融合(Hofmann & Asmundson, 2008), 如何从理论到实践将ACT与CBT这两种高度有效的疗法相融合也引发了治疗师的兴趣(Ciarrochi & Bailey, 2008)。以往的研究更注重不同疗法间的对比, 未来的研究应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疗法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的贡献, 进而探讨不同疗法间相互补充的可能性。治疗方法的相互融合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果, 更可以使我们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机制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4)向非临床应用领域拓展：ACT不仅治疗典型的精神疾病, 其在工作场所压力应对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有帮助。不妨尝试将RFT的基本思想和ACT的一系列处理思维、情绪的技术向更广泛的人群推广, 探索其是否可以帮助应对日常烦心事的压力, 预防重大生活事件的冲击(路晓宁, 黄希庭, 2010), 提高正常人群的幸福感等等, 亦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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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Empirical Stud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ZENG Xiang-Long; LIU Xiang-Ping; YU Shi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was brought forward by Steven C. Hayes in the 1990s. As one of the “third wave” of behavior therapies based on mindfulness skill, ACT takes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 as its underlying philosophy, and engages 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gnition and language to enhance the mental flexibility of clients through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change-oriented strategy and acceptance-oriented strategy. Clin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CT’s effectiveness in a wide range of clinical problems, and its superiority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therapies including CBT. Further studies of ACT could be done on its clinical efficacy and technical detail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with CBT and the non-clinical uses.

Key words: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mindfulness;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third wave of behavioral therapy; clinica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