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

——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罗艳春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宗族；书院；地方教育；地域社会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万载县地处江西省西部偏北边陲，分别与今宜春市、上高县、铜鼓县以及湖南省浏阳市接壤。县境东西长61公里，南北宽52公里，属于低山、丘陵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倾斜，西北的九岭山余脉以及南部的峰顶山－蒙山山脉，是全县地势较高的山地区，它们与幕阜山脉、罗霄山脉一起，构成了绵亘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这一地理特点，对于山脉周边包括万载在内的修水（义宁州）、萍乡、宜春、遂川（龙泉）以及赣南等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大量闽粤移民的纷纷涌入，并进而影响到了清代以来上述各地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1但在移民研究日渐深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省思：对于地域社会自身的发展历史而言，土著与移民之间的族群性只是地域社会诸势力中的一组。以万载县的书院建设为例，虽然闽粤移民的参与成为嘉道时期书院勃兴的显著特征之一2，但正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万载土著志》凡例中提及收录原则时所言，“今录先公后私，首合县书院讲堂，次乡族义塾，次同志合建者”，参与书院建设的势力纷繁复杂，既有公、私之别，又有乡族3、同志之异，需要分别加以讨论。本文主要利用地方志、族谱资料，对清中叶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名称为“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

社会变迁”, 编号06JJD840008。

1因此这些山脉周边也成为了研究明清时期移民问题的热点区域之一。著者如：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许怀林：《棚民·客籍·客家意识——义宁州客家的历史实际》，《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梁洪生：《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部硕士论文，1997年。谢宏维：《化干戈为玉帛：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万载县土棚学额案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化干戈为玉帛：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三卷第一期，2005年4月。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拙文：《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3这里的乡族包括地缘性的乡族与血缘性的宗族在内。

载地域社会中，宗族参与书院建设以及地方教育的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在揭示书院建设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丰富对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敬请方家指正。

一书院志中的宗族

嘉道时期万载书院建设的勃兴，直观体现在地方志收录书院数量的激增上。万载县最早编修方志是在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此后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崇祯九年（1636年）和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道光二十八年、同治十年（1871年）以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分别进行了续修。1其中对于探讨清代万载书院发展最重要的两部方志，分别是现存版本最早的康熙《万载县志》，以及时隔将近百年后才续修的道光《万载县志》。康熙县志中共收录了29座书院（附录一），包括元代1座，明代26座和清初的两座。道光县志则一共收录了44座书院（附录二），除了元代的张岩书院依然保留之外2，其余的都是新建或重修者，而且大都是在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修建的。尽管在后来的道光《万载土著志》以及同治县志中，又分别增加了21座和9座新建书院，但追根溯源的话，万载书院的勃兴应该始于嘉庆道光时期的19世纪初。

在附录二所列举的道光《万载县志》中的44所书院中，从郭孟牖子孙捐建的郭氏义塾（排名序号15），到由范姓建的蒙泉书院（序号31），一共17座书院，均为由各姓宗族单独修建的族学3性质书院，占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充分显示了嘉道时期万载宗族对于书院建设的热情。但很显然，这并未涵括所有的族学在内。单就县城而论，嘉庆八年（1803）义井龙氏重修宗祠时，曾利用祠堂所余地基，在宗祠西侧建了一座书屋，以教族中俊彦，名之为义井书屋。4而这座族学直到道光二十八年编修《万载县土著志》时方才增补入书院志中。考虑到道光十二年由郭大经主持编修的《万载县志》，承载着接续将近百年修志空白的使命，且被赋予“为一邑公论所由定，即后世公论所由定”5的权威，所以到底怎样的族学书院才能被收录其中，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书院所属姓氏来看，十七座书院分属于十五个姓氏，其中郭氏、辛氏各有两座。而且在居于前列的四座族学书院中，郭氏两座，辛氏、鲍氏各一座，各自均有一篇具有举人或进士功名的作者所作记文。6四篇记文中，记述了书院兴建时间的有三篇，分别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田下郭氏义塾，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南坡辛氏义塾，以及道光三年（1823年）的仰止义塾。初彭龄所撰记文虽没有记述石溪书院的创建时间，但依据记文所载：万载城南郭村郭禧堂，除了建有屏山书屋以教其子郭大经兄弟外，“复构石溪书院，置膏火以教族中子弟”。而郭大经在致仕归里后，“日与族之子弟藏修其中”7。县志中亦载，

1其中道光二十八年为万载土著单独修志，咸丰十年（1860）万载知县陈乔枞曾编纂《万载县志摘要》，可参考何明栋的简介，载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14－47页，（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2作为万载县最早的一座书院，而且又曾得到元代著名理学家虞集撰文以记的待遇，所以张岩书院已经成为了地域文化传统的象征，可参见李宗昉《高魁书院记》，卢殿衡《东洲书院记》，张家瑞《正谊书院记》，俱载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3本文之“族学”，参考了常建华《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一文的定义，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页注释1。

4龙涌桃：《义井书屋记》，民国《万载义井龙氏族谱》。

5郭大经：《壬辰邑志跋》，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6四篇记文及其作者依次为：《田下郭氏义塾记》，作者辛廷芝，乾隆九年（1744）举人。《南坡辛氏义塾记》，作者杨献弼，道光三年（1823）万载署令，系巢县举人。《仰止书院记》，作者郭大经，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记文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石溪书院记》，作者尚书莱阳进士初彭龄。俱载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7初彭龄：《石溪书院记》。

郭大经归里乡居后，“主讲郭氏义塾十余年，多所成就”1。郭大经，嘉庆十三年（1808年）考中进士，道光初受命主持县志编修。据此可以推测，石溪书院初创时间应该在乾隆中后期，而嘉道间郭大经又使得书院名声大噪。截至道光十二年，建族学书院最多，且排名最靠前的辛氏与郭氏，在科举方面也位列全县前两名，其中8名进士（包括1名武进士易金凤），辛郭两姓一共就有5名，辛氏4名，郭氏1名（即主修县志的郭大经）。而鲍氏宗族虽然在科举功名人数上并不突出，但郭大经所撰记文，以及记文中所述书院与鲍氏始迁祖鲍御史千泗之间的密切联系2，也反映了地域社会对其望族威望的肯定。由此可以看出，居于前列的这四座书院，是乾隆后期直至嘉道间新兴族学书院的代表，同时也是当时地域社会中宗族实力的反映。

书院建设与地方科举之间的联系，在明代时也非常明显。明代万载一共出了8位进士，其中至少有三人（易节、刘荩、郭瑾，均为永乐间进士）直接参与或受惠于书院建设。而在明代兴建书院最多的龙氏（4所）、杨氏（4所）、彭氏（3所）、宋氏（2所），也依次位于全县科举功名数量总数排名的第1、第8、第4和第10位。其它建有书院的姓氏，也都能在科举功名表中觅得一席之地。鉴于明代的万载书院几乎都是由地方文人所建，而且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教育子孙，故而不妨可将之与清中叶勃兴的族学书院进行比较。和清中叶相比，明代书院的兴建更为集中，26座书院分别由16姓各自建立。而在书院姓氏分布的排名，由明至清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代位居前列的是龙、杨、彭、宋，清中叶则是辛、郭两氏。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地域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起伏兴替。

以县城康乐坊谭氏为例。在明代中后期，“北关之谭为县甲族”，曾经建有北溟馆和箓篁书屋两座书院，尤其是后者，“前对鹅峰，左环龙水，绿竹交加，芙蓉掩映，颇有景趣。……课训子弟，延明师贤友，社中科第联翩发迹其中。……邑令韦明杰扁其堂曰‘风雅名宗’。”箓篁书屋在清初毁于兵燹后，谭氏后人尚存重新修复的打算，但直到道光初年，县志书院志中也仍然还是没有谭氏书院的任何记载。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但根据与县城龙河桥相关的几篇文章可以推知，谭氏宗族在清代已经日渐衰落，根本无力重修书屋。龙河桥是万载县治东北文昌阁下的一座石桥，最初由正德间知县张邦谷修建，而从嘉靖年间开始，谭氏宗族独自承担起了该桥的重修与维护之责，“其改三洞为一……则万历间谭公经济为之也。经济之高祖名钺，实始独创此桥，而其子登龙又重修之，暨其孙□父子以逮经济，凡五世迭修之”。谭氏的义举，使得“县人享其成者数百年”。但在数百年之后的清嘉庆年间，龙河桥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渐次颓坏，“黄昏童叟相戒勿前，经过者各凛凛乎危惧”，亟待重修，只是“谭之后人思追先志，而力未能”。3最后，龙河桥的重修是由邑诸君子慨然乐捐，耗费七百余金，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的。虽然负责撰写重修碑记的作者辛炳晟一再强调，谭氏对于这座石桥是有创始之功的，但“谭之后人思追先志，而力未能”也是一个无奈的事实。而根据其他材料的记载4，当明代的县甲族谭氏宗族日渐衰弱，无力延续维护龙河石桥的地方传统时，接替其使命的正是辛氏宗族。而也正是在此前后，辛氏族长辛聚等倡议建立了宗族义塾，并经过不断的经营完善，最终发展成为道光县志书院志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座族学。

明代至清中叶宗族书院的发展变化，除了反映出地方宗族势力的起伏兴替外，也见证了不少宗族传统的延续，一些明代修建的族学书院，清代也纷纷得以重修。例如在康熙县志中已经收录的建于明隆庆间的汪氏善垂书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的辛氏绿筠书屋，

1民国《万载县志》，卷十之二《人物·列传二》，页四二。

2郭大经：《仰止书院记》。

3辛炳晟：《重修龙河桥碑记》，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4参见袁州知府李允性所撰《创建龙河桥记》，载民国《万载县志·文征》。《万载辛氏幼房谱》中亦收录了该文，且另有一篇袁临协镇副总兵樊楚雄撰写的《续修石栏干纪事》，记载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辛氏增建龙河桥石栏干一事。载《卷尾·艺文征·记》，页三、四。民国《万载县志·营建志》亦载，“清嘉庆间辛守身募邑众捐资缮修，并栏杆易而新之，至今完固”，卷二之一，页四。

以及明嘉靖间龙氏所建柏窗书屋。此外，从创建者名字上的相似性，我们也可推测，义民宋一本所建秀林书屋，当与宋一和所建官峰、宋一元所建欧江两书屋一样，建造时间也在明代。另据分宜人习家騋《啸竹斋记》称：“观溪卢氏家康乐北偏，前明笃学诸君子别构一斋，在族之西南隅，植竹千竿，迎风啸咏，因以啸竹名焉。”1这些书院的建造，目的基本上都是“俾子孙居慈孝乐地，明修己治人之道，立扬名显亲之本”，“此固子孙所难得于祖父，而祖父之所悬悬于子孙者也”。而在书院创建一两百年后，这些书院除了作为祖宗遗产，对于宗族子孙来说，更是一份可以在地域社会中自我标榜的文化遗产。所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县城福寿坊汪氏置田生息，以为将来重建善垂书屋之用2。雍正九年（1731），辛氏顺房“鸠工庀材，规模仍旧”，不数月即重建了栋宇颓废二百余载的绿筠书屋3。观溪卢氏也在明文学未人公首居啸竹斋讲学后，“阅百年而公之曾孙明经东润先生”复居是斋讲学4。而在道光三年（1823），义民宋一本的后裔也重修了秀林书屋5。虽然由于资料上的缺失，我们对于其他八座族学（序号19、20、25、26、28、29）的修建情况尚不够明晰。不过从书院排列顺序推测，大多数可能都属于建于明代，清代续修的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了道光《万载县志》中所收录的与宗族相关的十几座书院概况。这些收录于县志中的书院，除了作为嘉道时期万载书院勃兴现象的构成要件之外，也是从文化角度对地方社会宗族结构的重新建构。在这些书院的兴废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了宗族内传统的延续，也看到了宗族间在地域社会中的兴替。

二族谱中的书院

鉴于方志本身的体例，除了对县学及县级书院进行详细介绍，不可能对包括族学在内的大量乡族性书院等作进一步的记述，这也就限制了我们动态地把握书院的创建与运作维持。而且上文已经述及，收入方志中的宗族性书院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地位的象征，我们也难以从中了解到底这些书院对于创建宗族来说，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解决这一困惑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族谱中的有关记载来进行探讨。

辛氏无疑是清初以来万载社会中最显赫的宗族。它不仅取代传统望族成为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维持者，而且在科举方面有着尤为显著的成绩，截至道光十二年，辛氏科举功名人数占全县科举总人数的大约五分之一。在道光县志中的十七座族学中，辛氏义塾也位列第二，并有一篇由知县撰写的记文：

国家崇兴文教，凡天下学塾有关义举者，例得旌并详入志。癸未冬，余摄万载篆，适辛氏南坡义塾以载志谱请。南坡义塾者，乾隆五十二年其族长聚等倡义所创立也，嘉庆初，廷芝、炳昭等复输册醵金置膏火田若干亩。名曰南坡，以宋时南坡由隆兴来万，为一族鼻祖，示不忘也。塾距南郭里许，枕山面江，形势宏敞，平畴千顷，翠浪交输，仙岭鹅峰天马诸山蜿蜒秀峙，可以远眺望，可以舒啸歌，会讲有堂，藏修有舍，退食有厅，庖有所，后有圃，杂葩名花数十种，乔干高枝，鸟韵悠扬，前有月台方湢

广数十步，有曲池袤延数十弓，绕以曲垣，阃以重扃，俾出入有稽而游洽者无自而入，其所以为造就计者至深远矣。余既据载志乘，其族复以记请余。惟古者家有塾，塾者1《啸竹斋记》，民国《万载县志·文征》。作者习家騋，分宜人，与同怀兄习家驹同中嘉庆十年乙丑科进士，即用知县，历任湖南衡阳祁阳县事，充嘉庆丁卯戊辰恩科同考官。见民国《分宜县志》卷七，第1012页。

2汪朝宗：《善垂书屋原记》，民国三年（1914）《万载汪氏族谱》卷末，页十三。汪崇讷：《善公书屋学田续记》。

3辛继攀：《顺支重建绿筠书屋记》，民国《辛氏六房谱》卷末二《艺文·祠记》，页九。

4卢兆梅：《啸竹斋后记》，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5民国《万载县志》卷六之二《学校·书院》，页十五。

熟也，以素所熟游之地萃素所熟习之人，深其陶成，教自易易也。抑又闻南坡之结庐西山也，以存诚主教为本，以格物致知为功，其主讲隆兴也，生徒至者以百数。今此塾也，萃同姓子弟互相竞劝，其将专力帖括，以为弋获梯乎，抑亦体验身心邦家之达，由此选乎。吾知创塾者好义以为倡，入塾者集义以为本，大家声而为国储材，胥于是乎在，固不辞而为之记。1

记文撰写的时间是在道光甲申年，即道光四年（1824年）的闰七月，道光县志尚在编修中，辛氏希望其宗族义塾亦能载入志乘，因此将所创南坡义塾一事上报知县杨献弼，并请求杨撰文以记之。杨献弼只是在道光三年、四年间短暂署任万载知县，所以他可能并不了解南坡义塾创建的详细过程，只是依据辛氏上报材料进行简单转述，更多的篇幅描述了义塾的建筑格局，以及表达了他对于辛氏宗族的赞许与期望。从杨献弼的记文中，关于南坡义塾的创建，我们可以获得这些基本信息：义塾最初由族长辛聚于乾隆五十二年倡建，嘉庆初，辛氏族人辛廷芝、辛炳昭等“复输册醵金置膏火田若干亩”。义塾之所以取名南坡，是为了纪念迁始祖南坡公。

杨献弼的记文也被辛氏收录于族谱中，而且紧随杨文之后，还有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依次是：辛炳晟《大祠义塾田记》、辛文彬《大祠义学行义田小引》、辛炳晟《公定义田款条述》、辛从益《大祠义学兼行义田册序》、辛师云《筹捐义田劝输引（代）》以及辛辰云《义田记》。这些资料动态地呈现了辛氏义塾的创建与发展过程。

最早提议建辛氏义塾是在乾隆五十二年，首倡者是时任族长的辛聚。因前任族长静山公“以年高辞”，经众人推举，他继任为辛氏族长。继任伊始，辛聚便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集合族众，根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颁布“凡族谱中犯忌讳语，宜删订”的上宪规定，对旧谱进行了相应修订，重修了旷延三十七年的族谱2。第二年，辛聚又主持了重修宗祠的工作3。显然，辛聚倡建义学之议，与他主持的修族谱、建宗祠一样，均被视为收族的重要方式之一。

辛聚的提议，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方才最终落实，创买义塾基址于城南之吼里塅4。而就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辛氏“文榜武榜得隽者踵相接而起”5。这一消息不仅令阖族振奋，也因此促使辛氏义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维时族长畹堂公（辛廷芝）次第得报，其为快良甚，顾以为策盛事者，期于日上，要于可久，爰进而诹于众，图所为变通以善厥后”，而所谓的变通善后之策，即除了创建义学外，合族再乐捐购置义田，6“既以为科岁考卷赀、乡会试朝考各旅费，及获雋者花红、戏筵诸用，兼拟以其赢余居积起息，以备岁歉平粜”。7

义学兼行义田的提议得到了族人的支持，输者云集。待到嘉庆五年（1800年）在外为官的辛文彬归里时，“闻置田已四千有余”。但另一方面，一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辛氏义学也仍然是空有一块基址，要想兴工建造，尚须五千金方能集事。在此情形之下，藉着正月“祠中集生童开课”，族正、各房房长以及辛炳晟、辛从益等族中尊长齐聚一堂的机会，辛文彬表达了一丝担忧：“义学、义田，昔人相辅而行，为利较属公溥，不识可以兼行否？”8在座的辛炳晟其实也注意到了义田存在的问题“经理未善，不无花费”1，且“力矫其弊，

1杨献弼：《南坡辛氏义塾记》。

2见辛廷芝所撰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辛氏族谱谱序，载民国《万载辛氏六房谱》卷尾二《艺文·宗谱序》。

3辛文彬：《重修大祠记》，民国《万载辛氏六房谱》卷尾二。

4辛炳晟：《大祠义塾田记》。辛师云：《筹捐义田劝捐输引（代）》。

5乾隆六十年万载科举获功名者三人，辛氏占其二，分别是辛朝鳌中武举，辛启泰中副贡。

6辛炳晟：《大祠义塾田记》。

7辛师云：《筹捐义田劝输引（代）》。

8辛文彬：《大祠义学行义田小引》。

别义田于旧所有祀田之外，彼以专祭扫，此以待滋息，经理者又择人”2而所谓的花费，指的是经理者将助学的义田收入用于祠堂祭祀等活动，所以辛炳晟特别强调说，“此义田非祀田也”。不过大多数人并未在意这些质疑，认为当务之急仍然还是买田积谷，“至办理此事一切规制，俟日后方可筹也”。辛炳晟也期待着“及今整顿修业而息之，所增益盖未可量”。这种乐观的态度，在次年续修的族谱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嘉庆十年（1805年）续修的族谱，主要由辛文彬、辛炳晟、辛从益等人负责。族谱对上一次修谱以来的宗族活动进行了总结，收录了所有已乐助义学的人员名单，并且附有一段按语3：

吾宗至前明已有辛半县之谣，科名仕宦虽迭出而未盛。入国朝，文武列庠序者，宾宾益多，明经乡荐，垒垒相望，盖视昔有加焉。前明自秋涛、延仁、栢坡诸公纂辑家牒，拳拳然敬宗收族。栢坡作序以与是谱者，“恤族当如窦禹钧助葬振贫，韩魏公衣食均颁，范文正义田活族，程以禄均分”，引喻周挚，所期于后贤者，意远且厚。吾

珦

族仰承先意，鼓舞人才，绸缪丁口，以及买田制器，醵金解橐，代不乏贤。己亥之荒，城乡怀仁慕义之士，乐输至数千金，藉以平粜。建祠修谱后数年，复竞输数千金为义学费，所买田数千余把，干年之谋，有加无已，可云盛矣。计自岁庚戌至今，侍御公起家词林，十六载中，一门得三进士，其他文武乡荐，郡邑拔萃，举贤良方正，备官辇谷，策名州府，蝉联鹊起，已征鼓舞之效。将来义学、试馆渐次举行，仕宦科名蒸蒸日上，亦可必也。继自今择贤者为董理，以时生息，买田积谷，遇荒年减价济族，倘有不敷，又必有怀仁慕义之士，出而应之，于以仿古人敬宗收族遗意，绵祖宗德泽于勿替，又所望于后起者。

“一门三进士”，“竞输数千金为义学费”，“买田数千余把”的盛况，完全有理由令族谱的编修者们对未来满怀憧憬。

但是在续修族谱之后不久，义田的管理还是出现了问题。由于续修族谱、修栈房以及郡城建考棚等公项开支过大，“祠中所有公产不敷于用，辄于会中取给，陆续用费至千有余金，致数年来会内所增置田产仅一千有零。”4为了确保义学、义田之良法美意不至于成为“未有之成局”和“未了之愿”，嘉庆十五年（1810年），辛文彬、辛炳晟、辛从益等人酌定章程，详立条规。新立的条规，仍然坚持义学义田兼行，扶人材与拯荒歉并举之主旨，一方面原定的花红盘费标准照旧，另一方面强调要节缩有余，务省浮费，多买田积谷以备赈荒，使更多的族人能享受到义学与义田兼行的实惠。

随着辛氏宗族科名日盛，恭遇国家大庆数举，族之登贤书、贡成均者前后相望，但是义学经费有常，“一切花红旅费既不赀加，创构会城试馆，乐助邑中志乘、宾兴诸公事，司事者入不敷出，百计挪凑，实形支绌”，“租息所入供义学不足，遑问义田”。于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辛氏再次对义学与义田的管理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参考乾隆六十年的旧例在宗族中广开捐输，另一方面，“于义学田内拨出二千把为义田基，而以现输者补义学亏欠，有余则尽划归义田项下，择族之才而贤者分董其事，以专责成”5。义学、义田仍然兼而行，但已经是分而理了。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勒出南坡辛氏义塾的创建与维持的发展轨迹：义塾倡建于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六十年购买了建塾的基址，同年并开捐广置义田；嘉庆十五年前后，辛氏宗族制定了义学兼行义田的详细条款；道光十七年，义学义田兼行而分理。相较之下，从县志收录的杨献弼记文中，我们记住的是更多是南坡辛氏义塾作为书院的基本要件：它创建于1辛炳晟：《大祠义塾田记》。

2辛炳晟：《公定义田款条述》。

3民国《万载辛氏六房谱》，卷尾二《乐助名录·义学乐助人名》。

4辛文彬：《大祠义学行义田小引》。

5辛师云：《筹捐义田劝输引（代）》。

乾隆五十二年，嘉庆初增置了膏火田，有着完备的建筑格局，优越的地理位置等等。

杨献弼的记文将辛氏义塾的创立时间追溯到了乾隆五十二年，但事实上，至少在这一年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辛氏义塾都还不是一个实体，只是空有基址而已，反倒是义田和花红盘费等的奖励制度是确实存在的。当我们将这些书院志中的族学放回到族谱中去重新审视后，就会发现类似名不副实的事例并不在少数。以汪氏善垂书屋为例。书屋创建于明隆庆间，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汪朝祖撰文记述其概况时，早已是“栾林日就刬灭，遗址渐至崩裂”，令人不禁“茂草兴悲，行道心恻”1。逮至乾隆三十一年，汪氏族人卖了一处庄屋山场栾林，“得价钱三十二千文，生息积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购置了早迟田二百把，另作祀产，“以为将来复建书屋，崇祀善公俎豆馨香，少报先人之德于万一”。2但是道光十二年的县志中所收录的善垂书屋，实际上是祭祀明代创建书屋的允善公祠堂，是道光十年（1830），汪氏族众购买了离遗址不远处的一处房屋而建的。之所以不建书屋而建祠堂，“因屋价费数千金，非输享则兑价不足，非建祠则进享无由”。3要一直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汪氏族人重修了允善公祠堂，并在祠右建立书屋时，县志中的善垂书屋才最终得以名副其实。4

县志与族谱中得出的不同印象，实际上是清中叶万载族学书院的两个侧面。县志中强调的是族学作为书院的“教”之功能，而族谱中则更关注“养”。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族学书院在地域社会中的意义所在。

三宗族与地方教育

由宗族单独创建书院，以课训子孙，这是清中叶万载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的主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宗族都有单独修建书院的实力，所以捐金助田，参与合县书院讲堂，或地缘性、族群性的乡族义塾，就成为大多数宗族参与地方书院建设的普遍形式。通过以祠堂或祖先的名义，捐金助田，从而也获得包括祖先被奉祀，子孙求学获奖助在内的诸种优待。有时候这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派捐义务。例如在道光初年，万载阖邑土著拟创建宾兴堂，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地方士绅的倡首，以及向民间甲户的派捐，其公议条规中规定：

各姓以始祖名捐输者，止可包括一族贫士。以支祖名捐输者，亦即统支祖以下贫士。

若殷实之户，本不得以支祖、始祖已输藉口，然本堂志切好义，故亦按名给发，仍注明“殷实未书”字样。已书未交者，注明“已书未交”字样，以示区别。至各甲户有一姓全未捐输者，册内不列其姓名，概不给发。5

该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那些未能积极捐输者的处理办法，包括注明“殷实未书”、“已书未交”以及不列姓名三种。从这条规定中我们也获得了当时各姓捐输的主要形式：以始祖或支祖之名捐输，这样该族或该房支的贫士子孙均可受益。而这也是闽粤移民参与捐建东洲、高魁等移民书院的主要形式。

另一方面，也存在由单个宗族独自创建，但却不被视为族学的书院，典型如道光七年（1827）修建的彦威书院。书院座落于县城以西八十里的书堂，相传“晋习凿齿彦威避苻坚乱，结庐读书于此，故名曰书堂”，道光五年（1825年），因“料宾兴赀”，郭大经路经此地，欲探寻古书堂遗址，发现已是“书堂祠踞其半，余皆侵没为田，所存仅墨池，荆榛蔓之”的

1汪朝宗：《善垂书屋原记》，民国三年（1914）《万载汪氏族谱》卷末。下同。

2汪崇讷：《善公书屋学田续记》。

3汪履祥：《允善公祠原记》。

4汪玉海：《重修允善公祠并书屋记》。

5郭赓平等纂：《万载宾兴堂册》，江西省博物馆藏光绪七年（1881年）木活字本。

景象。两年后，聚居此地的张氏宗族“挈金数百以倡，远近响应，遂购田拓复旧基，佣工作，庀名材，构前后厅事二，左右缭以厢，列书舍十数，庖湢具备，门牖洞达，遥与卓笔相拱向，额曰‘彦威书院’”。郭大经在获悉此事后，大赞张氏宗族“不忘古”“善师古”。1书院本为张氏宗族所建，同时又以相传曾读书于此的晋人习彦威为之命名。虽然在郭大经主修的道光县志中，它仍被视为地缘性的书院，排在龙冈、东洲、高魁三书院之后，乐育、文会两义塾之前，但张氏宗族此举，已经成功得藉由地方文化传统，提升了宗族在地域社会的威望。

除了参与创建书院，为族人的科举考试提供各种助学措施，尤其是制定修改花红程仪规则，在府城或省城建造宗族试馆等，在清中叶万载各宗族中也甚为普遍。

花红程仪新规则的制定，与科举功名人数的急剧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唐氏宗族南圃公支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当众公同续议花红盘费，对于考取不同级别科名者给与数量不等的花红，参加乡试、会试以及出仕任职者，分别给与数量不等的盘费，文武在学者则为其划定专门的学田。在述及重新制定的缘由时，唐氏的解释是：

吾南圃公支下之有花红盘费由来旧矣，近因生齿日繁，文风日盛，出仕之途亦日广，族之人虑经费之不敷，筹先泽之共逮，用是斟酌旧章，询谋佥同，损其所有余而补其所未备，总期量入为出，可以经久。而凡显达各途，皆不致有向隅之叹，此续议定册所由立也。2

而文风日盛也是导致同时期南坡辛氏义学与义田间兼行、分理纠纷的原因之一。

花红盘费为族人投考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而建于县城、府城与省城的各级宗族性试馆，则为其投考提供了托足之所。由于远离府城，各县前往投考者，往往面临着“跋涉维艰，日夕至止而茫无归宿，几何不昏暮叩人门户”的状况，因此迫切需要建造专供学子寓考的试馆。这种为方便族人投考而建造的寓所，最早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但主要是那些在府城已经置有祖产的宗族。例如田下周氏在“袁郡七眼井，旧有绳武公支多才公遗业，屋宇余基园土，详载谱系。绳武公子孙式微，其亲支续武公子孙发与异姓守住，每年收租为挂扫费用，即于其屋修理寓考，如前辈光大公及近代金洪公、金堂公、杨凤公俱寓此游泮。自明及今，租发居住，历管有凭。”3但是试馆的大量出现，还是在嘉道时期。嘉庆十四年（1809年），田下周氏续武公裔孙仪祖等，“慨然念万邑各姓生童考试，合族俱公建有试馆，吾祠独无”，于是开捐乐助，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袁郡七眼井祖屋旧址上，新建了一座试馆。4周氏试馆的建立，既是对于祖产被守屋人败坏的一种对策，也是受到当时纷建试馆的风潮所影响。截至道光中叶，已经出现“郡城廛舍相接，试馆多半，而四邑所建又我万为多”的景象5。

1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2《续议花红盘费引》，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万载唐氏族谱》卷七。

3《袁郡七眼井老试馆记》，载1993年修《万载田下周氏族谱》，第14页。

4《新试馆乐捐记》，出处同上。

5丁世钧：《袁郡试馆记》，道光二十二年《沙桥丁氏族谱》。

定公试馆排江欧阳氏嘉庆二十一

年（1816）府城嘉庆八年购基。欧阳韶苑：《袁城试馆记》，出处同定邦公所。

省垣试馆辛氏六房嘉庆二十四

年（1819）省城道光七年（1827）重修。《大祠省垣试馆记》，载民国《辛氏六房谱》卷

尾二。

七眼井新试馆田下周氏嘉庆二十五

年（1820）

府城《新试馆乐助记》，1993年修《万载

田下周氏族谱》

袁郡试馆源头刘氏琼公

支祠道光八年

（1828）

府城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咸丰九年（1859）

重修。刘淦：《袁郡试馆记》，民国三

十七年《源头刘氏九修族谱》，卷三

八。

鼎新试馆集贤龙氏孟

二、孟六、仲

五三房道光十一年

（1831）

府城光绪初年重修，更名“三房祠”。《孟

二孟六仲五三房袁郡试馆记》；龙霖：

《袁郡三房祠记》，出处同仁山试馆。

袁郡试馆沙桥丁氏道光十八年

（1838）府城丁世钧：《袁郡试馆记》，道光二十二年《沙桥丁氏族谱》。

昌祠试馆辛氏昌房道光至同治

元年（1862）

间府城辛有守：《袁州昌祠试馆记》，出处同辛氏省垣试馆。

梅公试馆田心孙氏黼房光绪五年

（1879）府城孙宸恩：《黼房梅公袁郡试馆记》，民国二十七年《万载田心孙氏族谱》卷

一。

德清公试馆汪氏光绪八年

（1882）省城汪玉海：《德诒公赀续记》附录。出处同前德清公袁郡试馆。

由于只有那些经常有族人参加郡试、会试的宗族，才会有建设试馆的需要，所以纷纷在府城建立试馆的主要都是地方上的一些大族，或者是同一宗族中科举兴盛的房支。同样，也只有一门三进士的辛氏宗族，才会在其他宗族热衷于建立府城试馆时，就已经“出赢余银一千五百两于省垣桂芳厂购屋二进”，开始建造省城试馆。而建有试馆，逐渐也成为了地域社会中宗族自我标榜的一种方式。源头刘氏称：“巨家大族莫不建公舍于郡城，以为应试寓所，亦作育人才之意也。”田心孙氏也是因族人初应府试，“见四邑大族人家俱建有试馆，我孙氏尚缺，归而启禀先大人，暨谋诸族中耆硕，佥曰是宜兴此举”。

根据上表的粗略统计，万载各宗族创建试馆主要集中在嘉庆道光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江西全省各县纷纷建立考棚、试馆等公共助学机构的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万载捐金900两，与宜春、分宜在京城创建三县会馆，作为三县士子在京城参加考试的寓所。1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欧阳韶苑在为袁郡试馆撰写记文时，开篇即言：“士子应试，学问为先，资斧次之，舍馆又次之，每见负奇抱异之材，或艰于试费，而负颖难脱，或苦于寓宅，而栖息无地，此文人之深痛，实族内所不可膜视者也。”书院、试馆，以及花红程仪盘费等，既表明了宗族对于族人培养与宗族地位保持的努力，也反映了在嘉道时期，宗族已经成为地方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宗族以建族学等方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并不是清代才有的现象，也不是只有万载才独有。作为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建华针对过往对族学的忽视，撰文系统讨论

1有关清代江西各县所建考棚、试馆等情况，参见毛晓阳前引硕士论文，第30-45页。

了宋以后的宗族之学发展情况，认为它对于宗族的普及教育与人才培养、宗族经济的流向、宗族的管理体制、宗族地位的保持及社会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梁庚尧、陈雯怡、梁其姿、韩凝春、李琳琦、衷海燕、吕妙芬以及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清水盛光、井上彻等学者的研究，也为我们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族学发展的结构与功能。2

仅就江西而言，宗族与地方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贯穿了其书院发展的始终。江西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唐代时由幸南容建于高安（时属洪州，后划归筠州，现属宜春地区）的桂岩书院，就与幸氏家族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联系。3到了北宋时期，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豫章胡氏华林书院、南康洪氏雷塘书院更被时人视为鼎峙江东的“义门三书院”。4而万载最早的书院张岩书院，实际上也是一座由张氏及其外甥荣氏先后修建的宗族性书院。明代由地方士绅创建的书院，其目的也以教育子侄族人为主。那么，和此前的书院相比，清嘉道前后万载县修建的这些宗族书院，除了对于传统的继承之外，是否还有一些新的特点呢？以下试从分析清中叶万载族学书院兴盛的原因入手，进行归纳总结。

首先，从时间分布来看，万载族学书院的兴盛基本反映了清代族学的发展轨迹。常建华的研究发现，清雍正时期正式将设族学与立祠堂、置义田、修族谱并列为笃宗族的手段，赋予了清代族学区别于以往的特征之一。而在清代族学的设置年代上，主要是在乾隆以降。韩凝春对江浙244例族学进行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其书院的兴盛是从嘉庆道光间开始的。清代的孝治宗族政策以及崇尚文治的官方意向，对于族学的发展意义重大。5来自上层的官方支持无疑对于地方族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不可忽视来自基层宗族的实践。对于清初就已下达的鼓励兴学措施，为何直到清中叶才出现广建族学现象这一问题，除了与宗族自身的发展有关之外（详后），万载于道光初年的修志活动是导因之一。南坡辛氏义塾倡建以来将近三十年，尽管积金与置田均不少，但一直就是没有一篇记文，直到道光初年开始编修县志后，方才请知县为之撰写，进而得以顺利载诸志乘。由闽粤移民肇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文会义塾，也是在维持了近五十年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请记于知县卫鹓鸣的6，同样也顺利被收录于书院志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难根据书院志中收录族学的情况，推导出地域社会宗族传统的延续与宗族间势力的兴替。

其次，万载族学的兴盛，以及宗族参与地方教育的热情高涨，是与万载宗族的发展相伴而生的。万载的宗族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但直到明中后期，宗族组织才开始逐渐普及。这一时期，在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下，宗族组织完成了初步整合，宗族祠堂也初步建立。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后，清初一百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地域社会秩序的重整，宗族祠堂也完成了重建工作。在此基础上，万载宗族祠堂在嘉道时期迎来了兴建的高潮，不仅宗祠扩修，而且房祠林立，清初迁入的闽粤移民也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宗族祠堂，宗族祠堂发展日益多元化。7从族谱中所了解到的义学兼行义田（辛氏义塾），以祠堂为义学（善垂书屋），

1常建华：《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

2梁庚尧：《宋代的义学》，《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24期，1999年。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 “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衷海燕：《儒家传承与社会实践--明清吉安府士绅研究》，厦门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关于宋以后族学以及宗族与地方教育的相关研究甚多，此不赘述。相关学术史回顾，可参考常建华、韩凝春二文。

3彭石居：《桂岩书院考》，转引自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15-17页。

4杨亿：《雷塘书院记》，转引自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81页。

5参见常建华、韩凝春前引文。

6卫鹓鸣：《文会义塾记》，民国《万载县志·文征》。

7参见拙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以十六世纪以来的江西万载为中心》，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二章。

以义学为祠堂（辛氏绿筠书屋1）等现象，表明在实际生活当中，族学除了作为教育场所，更重要的是成为宗族控产的一种形式，而这又与万载宗族族产的发展过程相吻合。以万载田下郭氏和田下周氏为例，前者的祖产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购置，周氏的置产清单则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而郭氏与周氏大量置办田产，也都是在嘉庆道光年间。2随着清代地域社会宗族组织化的进一步完善，宗族也越来越重视族学兼具的教、养并举和收族的功能。万载明代的书院虽然也表现为一定的宗族性，但更多的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多为个人的行为，清代的宗族书院则更强调合族、合房捐输共立。

最后，万载族学兴盛所体现出的意义，应该放在地域社会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去认识。尽管族学在清中叶万载兴建的各类书院中是数量最多的，但也只是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而已，除了族学书院，还有族群性书院，合县共建的书院，以及“同志合建”之士绅书院，而且在影响力方面来说，各有偏重，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参与助学方面也不例外，宗族有花红盘费和试馆，阖邑土著与移民也都分别创建了宾兴机构和试馆等等。可以看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道时期，宗族、族群、士绅等地域社会中的诸种势力集团的活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这又与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性，也有助于理解大历史背景的发展。

1该书屋为辛氏退庵公于明嘉靖间建，清雍正间，退庵公的后人重建了书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改建为祭祀退庵公的支祠。见辛继攀：《顺支重建绿筠书屋记》，辛子敬：《顺支新建退庵公祠记》，民国《万载辛氏六房谱》卷尾。

2田下郭氏的置产情况，参见道光四年（1824年）《万载田下郭氏族谱》中的《训祖业产总记》。田下周氏的置产清单，参考许华安：《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中的附表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47-49页。另常建华、李文治等人也指出，清代族学的设置，与义庄、义田的设置是同步的。常建华前引文，李文治：《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附录一康熙《万载县志》中所收录书院

书院名 概 况 创建年代

1 张岩书院 在邑西八十里获富市，元临江儒学教授张千崖立。

有礼殿以祀先圣，有祠以奉周程张邵司马六先生。

张殁，其甥萍乡荣氏加葺，率族人子弟就学焉。

虞集记。 初建于元初（1276-1294）,荣氏续建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

2 昼永书堂 在治东建城坊，邑人按察使龙镡未仕时立。 明洪武间

3 坞溪书院 在治东后街，易节未仕时创此卒业，后登甲科，

官至布政司。

明永乐间

4 绿阴书屋 在治西南绿阴池左，邑人郭彦正建，课其孙瑾。

后瑾登甲科，不忘其祖，求名公作记，多题咏。

明永乐间

5 桐冈书屋 在治东北二里，邑处士刘文忠创，以训子荩，果

登进士，官至给事中。先辈多题咏。

明永乐间

6 朱溪书屋 在邑西七十里朱溪桥，处士李克恭创，延师以训

子弟及里中俊秀者。子琼卒中乡试，历官至汀州

郡守，后人至今不替其业。

明永乐间

7 绿筠清室 邑人王永诚植竹数千竿，隐于其中，多题咏。 明永乐间

8 北溟馆 邑北康乐坊庠生谭嘉栋建，课子训孙，书声丕振明万历至崇祯间

9 图南精舍 邑孝廉杨资读书处，孝廉萧韶为之记。 明永乐间

10 三峰书院 邑东郊外五十步，教谕龙国臣未仕时创立，以训

课生徒子侄。其子允中登乡试。

明嘉靖间

11 凤鸣书屋 治北城外石头山龙江上，亚魁彭澄于嘉靖甲午创

建，居业致学，训饬子侄。其亭沼辉映，园树菁

葱，而堂记靓丽，甲于他馆。 明嘉靖甲午（十三年，1534）

12 万松书屋 治东一里许，邑人晏朝瑞雪陂居士之别墅也。每

即其中延师训子，因扁今名。周遭万松茂密，杂

植花卉，前后亭池绣列，颇供游翫，大夫题咏。

明

13 善垂书屋 邑东汪永善创，子孙读书其中，入庠食饩，贡荐

者世代相继。又置邑北礼源学田，与子孙读书灯

油之资。

明隆庆间 14 竹泉书屋 邑处士欧阳恕建，课其子信，果中乡试。 明永乐间

15 绿筠书屋 小北关外，邑人辛滔建，训课子侄及里中子弟，

迄今其嗣卓有成立者，四围植竹千竿，前凿池沼

拱对，宛若图画成趣。复结庵其中，志恬退云。

署教谕举人蓝渫记。 明嘉靖八年（1529）

16 桃林书屋 邑北十五里，贡士龙琼爱其地，读书其处，因创

建焉。前后屏障错落，径路逶迤，隐然异境，一

邑称胜概者鲜甲于此。

明嘉靖间

17 东樵书屋 治东郊百步许，监生彭浑建造，以居业课子。周

围皆田畴，耕读及时趋作，兼牧竖樵苏，杂踏歌

绕，暇余清玩，可为恬情。

明嘉靖间

18 官峰书屋 治西官山左，照磨宋一和创建，以为子侄辈肄业。

地隐西城隩区，雄伟亢爽，面横鹅鼻峰若屏，青

翠入抱可爱。

明

19 欧江书屋 邑西五十里，贡生宋一元读书处，峰屏叠嶂，溪

带玄绕。

明

20 柏窗书屋 治东建城坊，邑人训导龙人俊、知县龙士通建，

以居业及教育子弟生徒。四围植柏数十株，郁茂

苍翠，而鹤山特对，游处者甚适。

明嘉靖间

21 炼石别业 邑郡丞彭天补建。 明嘉靖间

22 雅人之居 在龙山之足，孝廉喻懋敬建，邑令韦明杰立扁。明崇祯间

23 箓篁书屋 前对鹅峰，左环龙水，绿竹交加，芙蓉掩映，颇

有景趣。邑东康乐坊监生谭嘉猷建，课训子弟，

延明师贤友，社中科第联翩发迹其中。其子贡士

经济著有《箓篁诗文稿》，邑令韦明杰扁其堂曰

“风雅名宗”。顺治初兵毁，弟经国留守其基，

意欲复创。

明崇祯间

24 先春别业 邑处士杨正英建，课子道亨，有学行。孙汝相能

绍家声，著有《先春剩艺》。

明

25 步云书院 邑郡幕杨嘉和建。 明

26 水天别业 邑诸生杨正时建。 明

27 从桂书屋 在北关外，庠生胥大顺建，课其子孕蕃、孕芳其

中，多植桂树。邑令韦明杰雅有期许，扁其室曰

“指日飘香”。学博龚静、吴焕题曰“文昌吉署”，

各赠以诗联。龚联云：瑞光日映阶前桂，喜信风

传陇上梅。吴联云：山带晓烟云路近，水涵秋月

桂花香。

明崇祯间

28 吴公讲堂 在邑北康乐坊，康熙十七年绅衿里民创建，为邑

令吴公自肃立。有碑记。 清康熙十七年（1678）

29 常公讲堂 在学门内，康熙二十二年绅衿里民创建，为邑令

常维桢立。有碑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

资料出处：康熙二十二年《万载县志》，卷五。民国二十九年《万载县志》，卷十。民国四年《万载辛氏六房谱》，卷末二。民国三年《万载汪氏族谱》，卷末。

附录二嘉道咸同时期万载书院概况

书院 创建人

各版本县志中排名

道光志 土著志 同治志

1 龙山书院 知县严在昌 1 1 1

2 龙河书院 知县朱崧督邑绅汪朝祖、郭治清、汪发楫等倡捐改建 2 2 2

3 吴公讲堂 邑绅民 3 3 3

4 常公讲堂 邑绅民 4 4 4

5 何公讲堂 邑绅民 5 5 5

6 社学 俱废 6 6 6

7 义学 知县常维桢 7 7 7

8 张岩书院 临江教授张千崖 8 8 8

9 龙冈书院 三区土籍绅士汤荐馨、周治睿、龙文、陈常等 9 9 9

10 东洲书院 客籍绅士张瀚、叶懋本、钟斯敬、曾维新等 10 / 10

11 高魁书院 客籍廪生潘维新，监生刘凤喈等集同志捐建 11 / 11

12 彦威书院 职员张明芳等合族捐建 12 10 12

13 乐育义塾 武孝廉鲍震冈等合九图建 13 11 13

14 文会义塾 九图客籍捐建 14 / 64

15 郭氏义塾 郭孟牖子孙捐建 15 12 14

16 南坡义塾 辛氏族众 16 13 15

17 仰止义塾 锦衣坊鲍祠众建 17 14 16

18 石溪书院 邑绅郭世华倡合族众建 18 15 17

19 钤溪书院 朱友政祠建 19 16 18

20 柏荫书屋 湖溪李姓众建 20 17 19

21 绿筠书屋 辛滔 21 18 20

22 柏窗书屋 训导龙人俊，知县龙士通 22 19 21

23 善垂书屋 汪永善 23 20 22

24 秀林书屋 义民宋一本 24 21 23

25 斐斋义塾 王荩子孙建 25 22 24

26 松轩书屋 张栾子孙众建 26 23 25

27 啸竹轩 增生卢复阳 27 24 26

28 浴花轩 彭明植子孙众建 28 25 27

29 正谊书屋 袁则鉴众建 29 26 28

30 南圃义塾 唐开仕众建 30 27 29

31 蒙泉书院 范姓建 31 / /

32 马脑山房 举人张明德等十三人 32 28 30

33 尚志书院 增生郭治清偕举人辛廷芝等十二人建 33 29 31

34 明德书院 闻际誉偕友人四十五人建 34 30 32

35 以吾书院 贡生吴道芳等十人建 35 31 /

36 四友书院 辛锦玑、龙建辰等四人建 36 32 62

37 友仁书院 刘鸿与举人辛文彬等十二人建 37 33 33

38 乐泮书院 进士郭大经偕同泮友龙景贤等十三人建 38 34 34

39 启元书屋 吏部侍郎辛从益偕友人建 39 35 35

40 九老书屋 贡生周南等九人建 40 36 36

41 敬业书屋 庠生辛超常等十一人建 41 37 37

42 聚贤书院 举人辛系传偕友十八人建 42 38 38

43 文联书院 监生曹锡纶等十二人建 43 39 39

44 联元书院 副贡卢及晖等十五人建 44 40 40

45 龙云书院 四区及上五区绅士陈绵韵、陈勋等 / 41 41

46 龙桥书院 五区绅士张居敬、高起河、钱惟日、潘厥修、张太椿等 / 42 42

47 龙洲书院 六区绅士卢昆銮、喻炳、彭士模等 / 43 43

二都四图张王刘三姓合 / 44 44 48 蕃衍堂义

学兼义仓

49 义井书屋 龙姓众建 / 45 45

50 崇文书院 钦赐举人郭光笏，贡生辛炳照、辛学诚、辛廷元偕友十六人/ 46 46

/ 47 47 51 两以书院 召试生辛昆堃，江浦知县辛启泰，恩举郭光笏，兴国大使郭

如泰等十二人

52 集贤书院 职员闻际誉、袁廷凤，监生刘景旸、辛衢等数十家后裔 / 48 48

53 兴贤书院 邑庠喻藩，监生刘廷柽等同年七人建 / 49 49

54 永常书屋 增生高搢笏，监生高廷俊等 / 50 50

55 白竹山房 生员张承皋、张宗哲，监生张作睿等十八人建 / 51 51

56 观澜轩 李姓合建 / 52 52

57 城脑山房 高姓合支建 / 53 53

58 花萼斋 职员胥淮子孙建 / 54 54

59 望西山房 赠职员胥泗子孙建 / 55 55

60 文昌书院 喻廷珪后裔建 / 56 56

61 恕训书院 高用盅子孙建 / 57 57

62 会芳书院 李九六众建 / 58 58

63 绿柳讲堂 贡生卢后中，监生卢怀珍兄弟合建 / 59 59

64 育英书院 李宗汉妻杨氏建 / 60 60

65 多文书院 岐源杨族斯文会建 / 61 61

66 上达斋 卢尔洛建 / / 63

67 启秀书屋 范元达倡建 / / 65

68 时修书院 赖用宾、夏际虞、严详科、吴家奎等捐建 / / 66

69 正源书院 陈盛森等倡立 / / 67

70 久大书院 钟惟德 / / 68

71 时伦家塾 监生龙超汉倡举合族捐建 / / 69

/ / 70 72 集益书院 岁贡巢方珊，邑廪辛徽，监生王碧嵩等十三人结社论文，后

裔承志建舍肄业其中

73 登峰书院 高映言建 / / 71

74 五桂轩 卢文宝兄弟五房同建 / / 72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罗艳春（1977－），男，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