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的区域经济路径
东北振兴的区域经济路径
首先，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引领振兴东北战略。巩固和提升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重要林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和医药工业基地地位和功能，是振兴东北地区的关键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发展，这些基地产业均面临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或跨国公司的日益强烈竞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建立起竞争优势。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决定于其所在地区的区情，而在众多区情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配套条件以及企业战略行为、组织和同业竞争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所构成的“钻石体系”。传递并丰富“钻石体系”力量，培育区域竞争力，是建立起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一直在采取措施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发展，但总体上来讲过去主要是就工业论工业。因此，振兴东北地区必须跳出就工业论工业、就产业论产业的思想，借鉴国际经验，从丰富和传递东北地区“钻石体系”力量高度，去建立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巩固和提升东北地区经济地位和功能，实现东北振兴。这就是说，要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引领振兴东北地区战略。
东北地区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富裕，国有计划经济条件优越，利用这种资源和条件具有相对高的比较利益。由于这种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转向依靠知识、技术和发展非公经济的转换成本很大。因此，振兴东北地区战略关键在于降低转换成本。要鼓励民间自主创业，通过民间创业推进产业和城市转型。建议调整国家资金投入方式和方向，实施国家东北地区创业专项支持计划，通过各种形式的创业特别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东北民间创业或国内外创业者与东北民间的联合创业活动。要进一步从强调项目投资、技术改造和脱困向强调企业改制的思路转变，把最大限度降低转换成本、增加转换收益作为国企转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特别财政政策的配套支持下，采取股份制改造、租赁、并购等多种途径，改制国有企业。
要实施南向战略。为了最大限度地开拓腹地、利用区内外规模和集聚经济，东北地区必须实行南向发展战略。南向可以最充分地发挥本地规模经济和集群经济的作用。
调控区域经济差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科学地调控区域经济差异，必须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均衡与非均衡问题。力求相对均衡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各地区均衡发展，进而使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理想、富足的生活。但是，这种均衡发展的到来首先要以非均衡发展为基础。现阶段，我们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均衡发展的存在，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充满活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2）效率与公平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因此，注重效率是我们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但是，单一追求效率又往往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增大，降低效率亦未必产生公平，而极力推行公平往往需要牺牲效率。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以使经济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
（3）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要加快构筑新的增长机制的步伐，努力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4）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社会、文化差异问题。毋庸讳言，各地区存在着的不同社会、文化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也有助于区域社会、文化差异的缩小。有鉴于此，我们在调控区域经济差异时，应注意将区域社会、文化差异调控与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它们和谐互动，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1．理顺利益关系，明晰各级政府职能。建立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客观需要，是区域投资集聚与扩散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协调的区域发展机制，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理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明晰各级政府职能。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像企业一样形成完全的市场导向机制，其政绩不能在市场框架内合理评价，短期行为成为地方政府的通病，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不断干预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合理经营机制也无法形成。不同级别的政府长期处于政策博弈的状态，难以形成共赢的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就是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财产边界。要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各级政府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形成责权利统一的区域经营主体。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行为（非市场），只能通过制度的改进来解决，因为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下，各级政府天然具有追求辖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和动力。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尽管可以利用权威地位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矫正，但成本会增加很多，效果却未必如其所愿。
2．注重市场作用与政府推动的协调统一。目前有关区域经济合作，比如“9+2”或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基本上都还是强调省与省之间的合作。这都是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理解为是省与省之间的行政或经济联系，或者是中央来调节的经济行为。而事实上，区域之间能否实现经济合作和怎样实现经济合作，从根本来说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经济行为。主要不是取决于政府之间的愿望，而是取决于产业之间的联系，取决于这种合作能否对两个或几个区域之间产生互补互利的共生关系，取决于资源、市场和生产要素能否在这些合作区域之间实现通畅的流动，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区域经济整合的基础是市场要素的整合。同时，区域经济整合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干预，如果中国的区域整合没有政府必要的干预，那么区域经济的自发整合就会出现竞争越来越不公平的现象，就会出现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的现象。同时，没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就难以打破行政分区的壁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政府与企业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两只手，政府是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总设计师、总规划师，而企业是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力军、生力军。两者分工合作的好与坏，是决定一个区域经济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
3．促进名牌战略实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一个地区商标数量的多少，特别是驰名、著名商标数量的多少，标志着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和经济实力，名牌战略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创建名牌为契机，集中发展驰名、著名商标的产品，发展名牌企业群体，形成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特色，进而使名牌企业群体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主体，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打造名牌是企业的主要任务。但名牌战略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政府应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促进环境优化，扶持地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为名牌经济的发展和名牌战略的实施创造环境。
4．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外经验告诉我们，一国工业扩散化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与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要想让欠发达地区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其根本。因此，必须重视培育人力资源，形成各种人力资源发展措施。同时分析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可看到，科技创新贯穿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始终，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继承性，随着经济成长阶段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有优势的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发展，而必须充分发挥原有优势积累起来的资金、人才、产品和市场等先天之利，培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科技创新的作用便在这一过程中显现出来。要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利用科技手段达致协调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5.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要有序推进。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平衡性。从世界角度看，因自然环境的主导作用，区域经济分布的不平衡具有恒久性。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任何区域在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又走向未来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区域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各个时期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就存在着明显发展阶段，这种客观存在的不同阶段表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演化规律。在特定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但在一般情况下，那种“超常规、跳跃式”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战略是难以实现的。
那种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规律，盲目地追求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可能还会导致宏观效益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时，必须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演化规律，制订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战略，有序推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外资与中国区域经济
一、对区域资本形成的影响
目前,中国直接吸收的外商投资85%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分布的这种不平衡性特点,将会对各地区的资本形成,继而对地区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就业和创新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太明显。
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GDP估计增长率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引起的。外商在华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对区域工业化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大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其中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这种差异性,除了历史因素、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工业化的进程,而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四、对区域对外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的。由于外商在华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因此,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较小。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推动进出口增长的最重要力量,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五、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通过多种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促进所在区域的科技和制度创新。从直接影响来看,外资企业将通过技术进出口、新产品开发以及采用新的营销和管理方法,刺激区域的创新。从间接影响来看,外资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将会通过人员流动、正式和非正式交流、示范效应、模仿和学习等途径传递扩散到周围的其他企业。事实上,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十分相似。2002年,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福建、北京、辽宁、浙江和山东等9个沿海省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的97.3%。这些省市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分布高度集中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我国企业FDl 区位分布的现状
使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 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规模, 带动我国产业调整和结构优化, 促进出口等等。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企业能否获得FDI所带来的好处有重大影响。
从总体上看,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区位分布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但多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仅在港澳地区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总数的1/3, 其余的主要分布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北美等地。从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来看, 除港澳地区外, 日本、泰国、新加坡、阿联酋、美国、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分布较多。
我国企业目前这种投资区位的分布状况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中国企业FDI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这就使我国企业在FDI 地域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地理位置临近, 人文条件相近的国家。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的风险, 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企业发挥其自身的比较优势。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中国企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投资。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渗透以及相应的转移机制, 将在发达国家获得的大量技术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国内, 这有助于国内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和国际市场行情, 从而优化国内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 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二、影响我国企业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
企业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决策时, 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两类。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局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贸易制度和法律的完备程度等。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而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是不同的。对企业来说, 这类因素既具有必须服从的强制性, 又具有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 因此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应重点探讨制度因素的作用。
环境因素又分为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状况和收入水平等。由于经济环境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最直接, 因而在考察国外投资环境时, 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应当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自然环境是指东道国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 如果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目的与东道国资源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 那么对自然环境的调查分析也将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内容。三、现阶段我国企业FDI 区位选择的策略
一般认为,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 应充分分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并按照产业的发展水平, 向与本国产业发展存在梯度的国家进行投资, 投资的结果应是使企业在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
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已趋于成熟, 在我国市场上出现了饱和和过剩现象, 因而这些行业适于向外进行投资。那么现阶段我国企业应如何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决策呢?
从投资东道国的类型看,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投资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而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由于与我国存在地缘上的邻近性和产业上的互补性, 考虑到在邻近国家投资的风险性比较小, 因而东南亚国家应该是我国企业目前投资的重点。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不仅经济技术相近, 有着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互补关系, 而且在地理、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便于我国企业开发其市场。
发达国家市场基础条件优越, 人均GDP高, 市场容量巨大, 其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 管理和运作规范, 因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由于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落后状况, 使我们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具有相对劣势, 因而我们现阶段不宜在这些难以发挥企业优势的市场上进行大规模投资。
从适合进行投资的行业看, 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行业应将小型制造业、资源开发业和轻工业作为重点。而这些行业的技术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 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 对于我国一些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和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 应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降低产品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一般处于我国产业的下游梯度, 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
从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看, 在进行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时, 应注重寻求产业群集, 以获取区域创新优势。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选择区位时, 应有意识地将业务设在靠相关公司群集的地点, 因为群集集中了资源和能力, 如要求苛刻严格的买方、专门化的供方、高级人力资源、金融机构和发展完善的支持机构等等。处于群集中的企业很容易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 从而获得相关技术；同时, 完善而集中的产业体系更强化了对相关产业领域的研究力度以及对新技术等创新资源获取的便捷性, 使企业的创新更具有优势。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可先着重于邻国或与我国有长期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 而后再向其它地方发展。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对外投资的低级阶段, 因而更需要集中经营资源和实力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外经营基地。现阶段, 保持这种相对集中的地区分布是有现实意义的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区位优势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１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在三大都市圈中，长三角所属的江浙沪发展潜力最大，该区域不仅有上海这一龙头城市，而且周边地区的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由于外资逐步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与江浙沪的完备产业体系相结合，长三角、江浙沪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和动力。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7．25％的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及所管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趋势将进一步加强，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以上海为核心的该区域发展目标指向是成为世界性的市场和服务中心之一，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高地。其发展的主要抓是以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为手段，加快资金、资本和货物流转，在这基础上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层次，特别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大规模吸引外资，在这一区域奠定世界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推进和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产业布点区域。
长三角都市圈：以市场服务业中心及制造业高地为其发展目标，主要功能定位于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尤其是提升工业化基础――装备业水平。其产业发展将经历由“重（重化工业）、套（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转向“轻（高端部门及产业服务）”的较长过程。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产业发展的系列技术创新突破为主。在市场服务业方面，主要建设和发展以金融和航运（资金流和物流）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进一步增强协作联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如何营造具有全国性、全球性的区域突出优势和功能。
长三角应成为吸引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成为中国的产业高地和经济中心。并逐渐把产业的控制部门和高端部门留在中心城市，而把协作配套业务向周边地区及全国扩散，并借此延伸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辐射半径和影响区域，把产业做大增强作为服务业扩张的基础和依托。长三角都市圈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造船产业、能源设备产业等，将在全国做成一流水平。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中心和产业布局重心，已经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上海必须实行“双辐射”战略。
所谓的“双辐射”战略是：我国主要以大市场的优势和充分供给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充裕资本的辐射。这种互补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各方面水准，其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市场，而我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则主要是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以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实行互补；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将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总的态势将是：就国家间的经济协作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对周边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辐射和互补；就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我国沿海地区接受跨国公司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在接受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后，将大规模地展开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在这进程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无疑是处于“双辐射”的枢纽转换地位。
只有在产业和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其辐射能力才能体现和实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应该有意识的加快“双辐射”模式的运作：如以上海深水港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港口资源的整合；以上海资本市场为核心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上海汽车产业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汽车产业的整合及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以上海宝钢为核心对周边地区及全国钢铁产业的整合；以上海石化产业为核心对国内石化产业的整合等。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以上海及长三角的制造业能力、金融实力、相对技术优势的组合，形成综合性的开发能力，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辐射和互补，并积极开拓对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辐射和互补。
以此为目标，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翼的产业现代化和配套能力为支撑，而江苏和浙江的发展应该以做大、做强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为其长远发展的依托和动力。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我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为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考虑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协作联动，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培育和突出区域经济特色和优势。
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该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及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同时，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快调整，以上海金融、航运中心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向生产者服务业方向提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长三角区域、为全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产业的系统支撑。
长三角区域历史上的经济联系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联系和经济纽带。珠三角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联系，从全国层面来看，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全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中起到整合性、龙头性的作用。目前三个都市圈，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功能上的组合，从而形成更为合理有效、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民经济整体框架。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如果长三角都市圈的功能定位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协作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将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起到整合和带动作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可能形成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心、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北圈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态势。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新进展
首先，推进一体化的理念、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主要体现在：长三角的最高层次协调会开展专题研究，有共识地进入规划阶段，规划制定后就马上落实具体项目的实施；首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入会规程（建议稿）》出台；在交通、人才开发、信息等领域的一体化协商机制初步确立；国家发改委决定制定长三角区域规划。
其次，具体领域的一体化有实质性举措:交通方面、市场和工商监管方面、人力资源方面、信息方面、金融方面、企业互动方面；同时，在科技、统计、对外宣传、文化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趋势长三角未来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长三角的竞争优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长三角内部的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各城市的产业联系较密切，垂直分工、水平分工紧密，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次，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其他城市与上海接轨、联动发展的意识也较强。这都有利于长三角的整合和协调发展。
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长三角产业基础、产业结构、科技竞争力都优于珠三角，随着区域发展更加趋于协调，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仍将持续，综合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领军地位必将进一步巩固。
经济增长动力继续由内资带动向内外资并举转变。
FDI的区位选择：中国FDI的时空异置与西部劣势
1、从区域分布看，FDI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从地区分布看，在全国累计FDI中地位最重要的省、市，几乎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2、从省际差异来看，FDI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发达省份，广东、江苏、福建、上海三省一市集中了全国总投资的50%以上，
3、从变动速度看，各地区FDI的增长率差异较为明显，且波动幅度差别较大。
1990年以后，中部地区FDI增长率高于东部，而西部FDI增长率却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1997年以后，东部和中部FDI均出现下滑，而西部地区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00年各地区的FDI增长速度均有所恢复。从总体看，由于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较差，FDI对优惠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变动表现得十分敏感，其升降幅度显著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
4、从相对规模看，各地区差异更为明显。2000年，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超过平均水平的只有9个，广东最高。中西部地区18个省份低于平均数
我国FDI区域差异显著，不仅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距上，更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规模等诸多方面。
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梯度差异性，呈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FDI对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具有波动性，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2、FDI的效率对中国区城经济的影响：投资效率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显著，它也是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以后，国内投资数量和FDI数量的贡献度均出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投资效率差距的贡献度却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FDI和国内投资的效率差距所起的作用持续增加。投资效率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
3、FDI与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分析：区域制度变迁与FDI有较强的相关性；地区企业非国有化程度、政府行政效率、经济外向化程度与地区FDI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地区资本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
可见，FDI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是导致中国区域制度变迁失衡的重要因素，而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性又进一步加深了FDI在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态势。中国区域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非国有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区域经济的外向化程度和政府有效干预度均是由东到西梯度递减，表明中西部地区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体制变迁严重滞后。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1、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
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技术基础较好，吸引了进入中国的绝大部分FDI；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为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西进，今后除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
2、投资效率代替投资数量成为形成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
国内投资还是FDI，数量差距在形成区域经济差距中的贡献度正在逐步缩小，而效率差距的贡献度却呈不断上升趋势。因此，发展区域经济必须转向提高引入资本的质量，增加国内外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在西部开发中应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使资金在寻求效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到合理配置。第一，加快西部地区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的市场化程度，这是增强投资效率、提高投资质量的根本出路；第二，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西部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提高单位资本投入的总体回报率；第三，提高引入资本的技术含量，促使外部投资充分发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第四，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资本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
3、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影响FDI区位选择偏好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源于并服务于FDI的流入：东部地区制度环境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行政效率的改善，形成了FDI与制度变迁相互推进、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区位条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当前，西部地区应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FDI，并以FDI的流入带动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力求形成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FDI→加速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促进区域制度变迁的协调发展。
4、调整投资的空间分布，处理好国内投资和FDI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