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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政治之间_论武则天与中宗_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信仰与政治之间_论武则天与中宗_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信仰与政治之间_论武则天与中宗_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东方论坛2003年第5期

信仰与政治之间

———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王 洪 军

内容提要: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关键词:武则天;中宗;睿宗;宗教政策;佛先道后;僧道并行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5-0071-07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即由唐初三帝的“道先佛后”而一度变为“佛先道后”。这一政策的变化前后有一个过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紧密相连。

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己酉,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诏书宣读后的当天晚上,高宗李治便死于东都的贞观殿。这也足以说明当时高宗为何将宣诏地点由“则天门”改在“贞观殿”前的原因所在。高宗去世之后,唐王朝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撇开朝廷外面的军事与经济困难不谈,仅就当时政局能否稳定、能否平稳地完成新旧过渡,已是摆在朝廷面前的一大危机。太子李显在京师留守时(永淳元年四月至二年八月),其表现就令掌权者大失所望。史书记载:“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太子不仅不听,反而甚为不悦。为此高宗与武皇后召太子赴东都,以便对其进行教育。但太子却迟迟不愿上路,在此情况下,高宗又于永淳二年(683)七月四日,“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1]卷203,高宗皇帝永淳二年八月条直到同年的十月,太子才到达东都。在此有两点颇引人注意:一是太子为何迟迟不愿前往东都面见父皇与母后?令人怀疑太子李显是否曾抗命不愿赴东都;二是太子赴东都,又安排唐昌王李重福为留守,并以老臣刘仁轨为副,太子是否出了什么问题?而此时又恰是高宗病情严重时期,当他们发现太子在京师留守期间行为不端,更感到事态的严重,因今后唐王朝的命脉就掌握在此人之手。把太子召到东都,大有以观究竟的意味。但此时高宗已病入膏肓,再做重新安排已为时晚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年十一月,高宗再次下诏,令太子监国,同时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东宫平章事,以加强对太子的辅佐,算是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

即位后的中宗李显,一上台便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任用其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为此与朝中大臣裴炎发生争执,裴炎固争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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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礻韦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冒力,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1]卷203,则天皇后光宅元年正月条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改元文明。而睿宗李旦在这种情况下登基,并没有事先的准备与训练,所以政事取决于皇太后,使睿宗居于别殿。当时朝中的政治形势把皇太后推到了政治前台,已没有什么退路,由此武太后临朝称制。

临朝称制的武太后,很快调整充实朝中宰相班子,又分别对李上金、李素节等诸王进行徙封,以稳定宗室诸王人心,她以一位女政治家特有的政治嗅觉,果断地处理了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因高宗去世而带来的政治波动。文明元年(684)九月六日,武太后改元光宅,改旗帜颜色、官署名称与官员服色,以向人们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圣衷独断”的武则天时代,史称“则天朝”。为这个新时代,武太后写下了《唐享昊天乐》组诗十二首。第九首唱道:“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庙略静边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资先化,无为遵旧矩。祯符降昊穹,大业光寰宇。”[2]卷5《享昊天乐章》此时的武太后还是以“无为遵旧规”为旗号,这在她的《改元光宅赦文》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对于高祖、太宗、高宗的功绩大加赞扬;且说:“玄元者,皇室之源,韫道德而无为,冠灵仙而不测。业光众妙,仁覃庶品,岂使宝允见御宸居,先母竟无尊位。可上尊号曰先天太后,宜于老君庙所,敬立尊像,以申诚荐。”[3](P995)可见此时武太后的“尊道”虽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对于高祖以来的“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改变。

即便如此,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武太后以一个女子临朝称制,这不能不引起朝野上下的纷纷议论和一些大臣的反对。正在武太后为这个新时代大唱赞歌的时

候,却发生了“扬州叛乱”。由此以来也就把武太后推到政治的前台而毫无退路。

扬州叛乱平息以后,武太后改元垂拱,意取《尚书?武成》篇中的“垂拱而天下治”。但事情并不像武太后所想象的那样,她可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垂拱二年(686)正月,太后下诏退位,“复政于皇帝”。睿宗深知母后之意,奉表固辞。武太后之所以此时提出“退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初她临朝称制是受高宗皇帝的顾托。当初她给刘仁轨曾经有个解释:“皇帝谅 ,眇身且代亲政”,至此高宗已故去三年,睿宗就是服丧也已期满,所以,她要实现自己当初所说的“且代”的诺言。二是她要以此来堵塞议论者之口,不给他们以口实。三是她要以此来试探诸位大臣的态度。真可谓是一石三鸟,手段高明。她的这一做法并没有堵住众人之口,流言蜚语仍然不少。为此,武太后在朝堂外设铜匦,任酷吏,诛杀异己,威慑群臣,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且收到一定的成效。但身处权力顶峰的武太后却始终是“名实”不符,且成为臣僚议论的口实。就连太后亲自提拔的宰臣刘礻韦之也曾提出:太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的想法。而解决名实不符的唯一办法,只有改变目前武太后所处的“名位”问题,即由“临朝称制”改为“女皇登基”。这又谈何容易!对此武太后的侄子武承嗣心领神会,指使手下在一块白色石头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埋入地下等待人们去发现它。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派雍州人康同泰奉表上之,太后得到“瑞石”心中大喜,并借此大做文章。命其石为“宝图”,并在南郊举行盛大的告天仪式,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自称陛下。[1],则天后垂拱四年表明它既是“圣母”,又是“神皇”,在临朝称制的太后与皇帝之间架设起一座神奇的桥梁。武太后的这些作为不能不引起李唐宗室的密切关注。

正当武太后“圣母神皇”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宗室诸王已看透了这位武太后“潜谋革命”、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于是,垂拱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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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诸王相互串通,于八月二十五日,越王李贞起兵叛乱。参加此次叛乱的有韩王李元嘉、琅邪王李冲、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江都王李绪、东莞郡公李融、范阳王李蔼等人。虽然诸王叛乱前后仅仅持续了十七天就被镇压下去,但对武太后则是一个极大震惊。事后穷治越王党羽,“缘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4](P2887)刚上任的豫州刺史狄仁杰为之谏止,“特敕原之,配流丰州。”[4](P2887)

相继两场叛乱的平息,武太后再一次向世人显示了她的政治力量。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典,庆贺明堂的建成和自己的胜利。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旗帜是鲜明的。它向世人昭示“女皇”已临万民;“永昌帝业”,是一个政治纲领,也是一个政治策略。即便如此,仍引出人们的纷纷议论与李唐诸王的武装反抗。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哪有女人做过皇帝,就是汉朝吕后临朝听政,就已经被后人骂了几个世纪,更何况女人做皇帝!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的信条是“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一贯视女人为祸水。面对宗室诸王的武装反抗和大臣的不满,是可以举起手中的利剑来解决,而面对人们心灵深处的这种信念,却无处下手。武太后虽然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机会为自己做皇帝大造舆论,但仅仅依靠这些小动作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寻找更有力的合法依据。

这个合法的依据到哪儿去寻找呢?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三大思想体系,即儒、释、道。就儒而言,从其祖师那儿就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道”而言,它又是李唐王室的“祖先”,也不行;只有向释家去讨教了。更何况武太后自少年时代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此外,自垂拱年间就有一个神秘人物经常出入宫中,他就是那位披着袈裟外衣的假和尚白马寺主持薛怀义。对于武太后的苦衷他是心知肚明,于是,他便联络了东魏国寺僧法明等人,依据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大方等大

云经》(又名《大方等无想经》),撰写了所谓的《大云经》四卷。经中“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释氏以人世为“阎浮提”)主,唐氏合微。”[4](P4742)意思是说:武太后当取代李唐而做女皇帝。此经撰写出来之后,于天授元年(690)七月,由僧法明“上表之”。对此武太后如获至宝,立即“制颁于天下”。[1]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并组织一班人马对《大云经》进行注疏。注疏者采取先节录几句佛经原文,然后广征博引一些谶言和铭语,为武太后登基大造舆论。如《大云经疏》残卷所载:“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凋疏,风吹几欲到,赖逢鹦鹉扶。”“陇头一丛李”,指的是李唐王朝;“枝叶欲凋疏”,的确到此时李唐宗室的“枝叶”已被吹落的所剩无几,这颗大树几欲倾倒,多亏遇到了“鹉”太后给予扶持。又引《广武铭》云:“三六年少唱唐唐。”注曰:“三六者十八也,十八子者李也,此显皇家姓氏也。唐者圣朝国号也。‘次第还歌武媚娘’者:此明三圣之后,即神皇临驭天下也。”诸如此类,皆是为武太后登基大造舆论。因而不再一一列举。

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太后在众臣的拥戴下,登上则天门楼,下制:“以唐为周”,改元天授,大赦天下。九月十二日,上尊号“圣神皇帝”,以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

武太后登基之后,连下两道圣旨,以对在“武周革命”与“惟新”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佛教大加褒赏。一是在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制曰:“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5]卷48《议释教下》总度僧千人。二是于天授二年(691)四月,所下的《释教在道法上制》。在此诏令中,武则天明确说明:“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训人; 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皈依,极群生于回向,布告遐迩,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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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3](P871)。武太后对于佛教的钟爱可说是由来已久,其生母杨氏笃信佛教,早在贞观二年(628)其父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市)任都督时,她就跟随母亲经常出入佛寺。据罗福苌《沙州文录补》记载,“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自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去世后,她便以例出家感业寺为尼,至永徽三年(652)六月以后重返后宫,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她面对高墙黑殿、青灯孤影和清冷的钟声,度过了人生中一段艰难岁月。对此武则天感触甚深,在其《方广大庄严经序》、

《赐少林寺僧书》等文中都有充分地显露。[3]P1000—1001垂拱元年(685),在其《方广大庄严经序》中说:“大宏释教,谅属兹辰。朕 自幼龄,归心彼岸,务广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门。”[3](P1001)可见武则天对于佛教的偏爱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

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一改唐初三帝“道先佛后”为“佛先道后”的宗教政策,这不能不引起不同宗教间的论争。这种争论并不是对于佛教、道教有关教义方面的理论辩难,也不是有关拜不拜君亲等方面的一些宗教仪式的论争,而是一些僧人、道士使用秽言浪语相互谩骂、攻击甚至人身诬蔑,有损于宗教人士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为此武则天下《禁僧道毁谤制》加以制止。[3](P983)

除了这种“佛先道后”礼仪上的待遇、寺庙建造和增度僧人之外,武则天还十分关注对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龛造像。在其《方广大庄严经序》中就曾经讲道:“仍集京城大德等凡有十人,共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地婆诃罗,于西太原寺同译经论。”“前后翻译,凡有十部。”[3](P1001)不仅如此,有时她还亲自动笔校改翻译的佛经。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说:“译在晋朝,时逾六代,年将四百,然一部之典,才获三万余言,唯启半珠,未窥全宝。”当她听说其梵本“先在于阗国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睹百千之妙颂,乃披十万之正文。”“于大遍空寺亲受笔削,敬译斯经。”[3](P1002)直到其晚年仍然是批阅佛经不辍。久视元年(700),为三藏法师义净所译佛经写下了《三藏圣教序》;长安四年(704)五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又为《新译大乘入楞伽经》作序。即使在三阳宫中避暑期间她仍然阅读佛经。

对于佛龛造像,武则天也十分关注。著名的龙门石窟及卢舍那大佛造像我们就不用多费笔墨来加以具体地描述了。久视元年(700)八月十五日,将造大像于白司马坂,“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以助之。内史狄仁杰上疏谏阻未果;大足元年(701)正月,成均祭酒李峤再次上疏谏阻,仍未果。长安四年(704)十月九日敕:“大像宜于白司马坂造为定,仍令春官尚书建安王攸宁充检校大像使”。[5](P857-858)后虽在监察御史张廷王圭的谏阻下停作,但足见其对佛教造像的重视。

武则天对于佛教的重视、扶持与关注,不仅仅出于政治上和自身经历上的原因,而且在她的心灵深处对佛教充满着深深地情感,对佛教发展的历史和佛教教义所蕴涵的哲理多有自己的理解与见解,这从她为一些佛教经典所写的序言以及亲自阅读校正翻译佛经的事例均可以得到说明。她认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乃诸佛之密藏,如来之性海,视之者莫识其指归,挹之者罕测其涯际。”[3](P1002)认为《大乘入楞伽经》“斯乃诸佛心量之元枢,群经理窟之妙键。广喻幽旨,洞明深意。不生不灭,非有非无,绝去来之二途,离断常之双执。”[3](P1003)均阐述了她对于不同佛教经典的理解。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情感上,武则天对于佛教都是尊崇、扶持与偏爱的。但这并不是说她不允许道教的存在与发展。由于她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治地位,从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看问题,又表现出她对宗教问题的实用主义倾向。从光宅元年(684)封“先母”为“先天太后”;“赠玉清观道士太中大夫王知远金紫光禄大夫”[6](P82)等等举动,无不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对待宗教问题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更为有趣的是,武则天这位佛教信徒在对待“老子化胡经”这一僧、道之间争议颇大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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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僧道并重敕》中说:“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故知偏辞,难以凭据,当依对定,佥议惟允。倘若史籍无据,俗官何忍虚承?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老释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齐重。自今后,僧人入观不礼拜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各勒还俗,仍科违敕罪。”[3](P984)态度坚定,语气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若不如此,且威以“科违敕罪”。为何在“老君化胡”这一有辱佛祖问题上,武则天采取这一态度?原因何在?这只能从武则天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她的身份方面来加以理解。从政治地位上来说,她是代唐建周的女皇帝;从其身份上来说,她又是李唐王朝家的“媳妇”。无论她将自己的朝廷称作“唐”还是称作“周”,从中国传统观念上来说,她都摆脱不了与李氏家族的干系。一方面她要将佛、道两教从根底上进行打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此外,到了武则天的晚年,她也面临着自己“万岁”之后在政治上的安排,即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武则天在其晚年所作的还政于李唐的一种政治措施。

至中宗与睿宗时期在宗教政策方面又有些变化,即采取两教并存,不分先后的宗教政策。神龙元年(705)正月,李唐旧臣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敬晖等人,杀死了张易之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还政于中宗,号称“中兴”。张柬之等人推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而尊崇道教就成为自然之事;在中宗《即位赦文》中如是说:“朕之远系,出自老君,灵佑所资,贻庆长久,宜依旧上尊号为玄元皇帝。”[3](P207)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4](P136-137)重新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但事隔不久,中宗朝的宗教政策大为转向,即由重道改为优先尊佛。这其中原因有二:第一,与中宗个人经历有关。当年中宗出生时,“神光满院,自庭烛天”,玄奘为其起法号“佛光王”。在玄奘法师的劝说下,高宗令其“受三皈依服袈裟,虽保传养育,所居常近法

师”。[7]卷9唐高宗去世后,他曾一度即位为皇帝,因在任用其岳父韦玄贞问题上,与大臣裴炎发生争执,被其母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幽居于房陵十三年,其间他曾潜心研究佛教经典,以寻求精神慰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促使再次登上皇位的中宗在宗教政策方面倾向于奉行重佛的政策。第二,与其时朝中武周余党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有关。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人发动的宫廷政变成功以后,铲除了一些周武势力,但最为重要的人物武三思等人仍在朝中,当时洛州长史薛季昶曾告诫张柬之、敬晖等人:“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张、敬二人说:“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1]卷208,中宗神龙元年二月条后来的势态发展不幸被薛季昶所言中。武周朝中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上官婉儿,自圣历(698-700)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以后,拜为婕妤,专掌制命,武三思与其通焉;通过上官婉儿又使武三思与韦皇后结交在一起,由此张柬之等人受制于三思,武氏势力复振。同年五月,张柬之等人被封王罢职,后又被贬逐,政令也随之转而反向,佛教又有复兴之势。

神龙元年(705)九月,围绕《老子化胡经》的真伪问题,佛、道二教又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场所设在百福殿,由中宗主持,“三教首座,议论纷纭”,一时难以定夺,此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僧人法明站出来向道士提出质疑:老子化胡成佛究竟是用胡语,还是用汉语;若是用胡语,由谁来翻译?此问标新立异,道教徒面面相觑,无以应答。于是,中宗颁布《禁化胡经敕》:“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记录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蓄者,准敕科罪。”[3](P202)禁令一下,引起道教上层的不满,纷纷上表陈请保留《化胡经》。为此,中宗再次下诏陈说:“三圣重光,玄元统序,岂忘老教,偏意释宗。朕志款还淳,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义符名当者,虽有怨而必录。顷以万几余暇,略寻三教之文,至于《道德》二篇,妙绝希夷之境;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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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二谛,理秘真如之谈,莫不敷畅玄门,阐扬至赜,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君之宗。”[3](P203)言之凿凿,理由充分,中宗拒绝收回成命。

中宗对于佛教倍加关切,他不仅礼遇义学高僧、爱好佛理、支持译经,且建造寺院、广度僧尼。当时的高僧大德如道亮、慧安等人被其请入内宫,为其讲经主法;景龙二年(708),中宗尊泗州僧伽大师为“国师”,将其迎入内道场供养,他与百官称弟子,与之“言谈造膝”。当年受到武则天礼遇的著名高僧实叉难陀,也被他再次征入京城,并不惜“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倾都缁侣,备旌幢导引。仍饰青象,令乘之入城,敕于大荐福寺安置”。[8](P32)他还曾派使者带御札“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二位大师推让未就,且又给他推荐“能禅师”,结果他又“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3](P210)中宗所请的这几位高僧都是当时佛教禅宗顶尖级的人物,从其御札的“驰诏”、

“速赴”言辞不难看出中宗的急切心情。同时,中宗还爱好佛理,支持译经。在他的支持下,义净大师译出《孔雀王经》、

《胜光天子》、

《香王菩萨咒》、

《一切庄严经》等四部佛教经典,并为之作序。在其序言中,对于佛教的传播、作用和法难事件等,娓娓道来,一一析述。且认为“再悬佛日,重补梵天”,“大宏释教,谅属皇朝者焉”。[3](P210)菩提流志在佛光殿译经时,百官侍坐,中宗亲自笔受,可见其对佛教的崇敬和对佛理的爱好。

此外,中宗还频繁地“发使赎生,倾国造寺”。[4](P3028)神龙二年(706),为其母武则天追福营建圣善寺,“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以造圣善寺功也。”[4](P141)在他的纵容与带动下,王公贵戚亦纷纷营造寺院。据史籍记载,“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9]卷7《食货典七》正如当时宰臣韦嗣立在其奏中所言:“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4](P2870)中宗不仅频繁建造寺院,而且还广度僧尼。神龙元年(705),在其复位之初,就诏令天下试经度人。景龙三年(709),又普度僧尼、道士凡数万。王公贵戚甚至以度僧尼作为一种发财致富的手段,只要能出钱三万给皇亲国戚就能度为僧尼。[1]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于是,一些“高户多丁,黠商大贾”,便纷纷通过这一途径而“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以求“破役隐身,规脱租赋”,其人数竟达数十万。[6](P4370)使得僧尼伪滥,成为中宗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睿宗统治时期虽然短暂,但在宗教政策方面有所改变,即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重新强调“玄元皇帝,朕之始祖;无为所庇,不亦远乎?”[3](P216)再次申明李唐宗室与道教始祖的亲缘关系和“无为”学说的政治作用。且在景云元年(710),支持自己的两个女儿西城公主与昌隆公主入道,并准备为其在长安城西修筑金仙、玉真二观,虽因书奏频繁,“其造两观并停。”[3](P220)但在景云二年(711)三月,睿宗仍“作金仙、玉真观”,[6](P118)由窦怀贞“躬自监役”,[4](P4725)两观“务为崇丽”,[3]卷278工程浩大,料功甚多。四月,甲辰,又修“作玄元皇帝庙”。[6](P118)六月二十三日,在《赐岱岳观敕》中说:“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于名山斫烧香供养。”[3](P224)他又复建桐柏观,“还其旧额,更于当州取道士三五人,选择精进行业者,并听将侍者供养。仍令州县与司马 师相知,于天台山中辟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长生之福庭,禁断采捕者。”[3](P224)从以上的一系列事例使我们不难看出睿宗皇帝在对待佛、道二教问题上的情感倾向,即亲近道教。

虽然如此,睿宗对于佛教也颇为关心。当年尚在藩邸时他就为讨好其母武则天,曾在东都“建荷泽寺,西都建荷恩寺”。[3](P220)即位以后,他仍热心于立寺、度僧与译经等活动。景云元年(710),他舍昔日旧宅建安国寺;先天元年(712),他又于景行坊立华严寺。又曾令菩提流志、法藏等人在北苑甘露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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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积经》,且让张说等人监护;当此经于先

天二年(713)四月八日毕功进内后,已作为太上皇的他依然为其作序,冠于此经之首。[3](P231)而此时的睿宗已为太上皇。

由于受当时朝中政治斗争的影响,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睿宗皇帝颁布了一个《僧道齐行并进敕》,宣称“释及玄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岂有于其中间,妄生彼我?不尊善下之旨,相高无上之法,有殊圣教,颇失道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10]卷113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

[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4]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6]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8]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

[10]唐大诏令集[Z].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曲阜,273165)

责任编辑:侯德彤

B etw een B elief and Politics

———On the Religious Policies in the Periods of Wu Zetian and Emperors Zhong and Rui

WANG H ong2jun

(C ollege of C on fucius Culture,Qufu N ormal University,Qu fu273165)

Abstract:Due to her pers onal experience,thoughts and feeling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difficulties,there was a sudden shift from“T aoism before Buddhism”to“Buddhism before T aoism”when Wu Z etian m ounted the throne.In her late years,she tried to bridge Buddhism and T aoism and lay equal em phasis on them.There were m ore shifts between the tw o religions in the following periods of the Zhong and Rui Em perors,a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 o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court.

K ey w ords:Wu Z etian;Em peror Zhong;Em peror Rui;religious reform;Buddhism before T aoism; T aoism before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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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武则天的认识

我对武则天的认识 班级:国贸1202 姓名:李江学号:201243070207 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她的智慧以及领导才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千百年来不休,但同时,也有人对她的狡诈、狠毒不齿,她就是武则天,历史上一位争议颇多的女性。深深地被她身上的魅力所吸引,我总是对有关她的历史很感兴趣,也有着自己对她的看法。 她本唐太宗的才人,却成为唐高宗的皇后,最终还开创武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是什么促使她完成了这一巨大转变?有人说是因为她攻于心计,心狠手辣,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不服从命运安排,勇于追求的女子。封建社会的女性大都受到过封建教条的摧残,女人似乎注定只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最鲜活的写照。在武则天之前,也曾有女性在政治上有过较大建树,如汉代坚韧刚毅的吕雉,扶持了三代明君的窦太后。但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武则天一人称帝,她的成功是无人能及的。我敬佩她的勇气,群臣反对,她仍冒天下之大不韪,登上皇后之位,勇敢地追求他所想要的;我欣赏她的大度,重用那些曾极力反对她的臣子,并广开言路,不拘一格举用人才,从而开创了“贞观遗风”;我赞扬她的伟绩,尽管她曾经为了达到一些目的,而采取了十分狠毒的手段,但她的成功是历史所无法泯灭的。 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由皇帝退位,共当政近五十年。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以下,我将对武则天掌权期间的几点做法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广开言路,善纳诤言。在部分人眼中,由于武则天登上后位后残害王皇后,陷害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大臣,认为她心胸狭隘,不能包容他人。但是在治理国家时,武则天十分敬重直言敢谏的臣子,尽量采纳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的言语有所冒犯,她也能加以宽恕,比起唐太宗毫不逊色。虽然有些臣子的话语触及她的隐私,甚至劝她退位,但她仍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甚至还受到奖赏。只因他们说这些话是出于对国家安定的考虑,因此武则天站在国家统治者的立场上,撇开个人恩怨,只为国家安定。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的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曾得到赏赐,后来还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另外,当武则天读完《讨武曌檄》后,她的第一反应并非愤怒,而是赞赏此文文词漂亮,并对没有发现骆宾王的才能感到惋惜。在武则天统治期间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此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上情得以下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作用。而当今社会,一些政府部门的上访举报制度形同虚设,部分官员甚至还对上访人员进行打压,很少听取下属和群众的意见。的确,拥有权力的人总是容易迷失方向,但武则天站在权力的最高峰却能做到广开言路,善纳谏言,这实在值得一些官员反思、借鉴。 (二)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武则天一再下令劝课农桑,并采取强硬措施,地方官的升降以当地农业发展好坏为标准。农业发展得好,家家有余粮的州县长官可得到升迁,而“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则会贬职,甚至面临杀头的危险。此外,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自己写了一本农书的皇帝,名为《兆人本业记》,在她死

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

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与宗教信仰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更多的表现为不同。本文从背景、概念、本质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进行区别,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是值得我们坚持的高尚的信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宗教信仰;背景;概念;本质 目前,各种各样的宗教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迅速,都更有“市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天主教、佛教等宗教的新教徒近些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一些共产党员甚至党的各级干部都成为“地下教徒”,这都影响和削弱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进行比较,以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背景不同 随着人类思想意识的产生,人类也拥有了信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人类的信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人类出现了对于自然物和图腾的崇拜,形成了初始形态有神论的信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早期的初始形态的信仰逐渐被更加成熟的宗教信仰所取代。虽然宗教信仰的本质上仍然是对于神灵的信仰,对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崇拜,但是宗教信仰与初始形态的

信仰相比,在形式和内在思想内容上都更加的完善。它将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灵和来世看作是最高的价值追求,逐步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可以这样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宗教信仰一度成为社会的主导信仰,并逐渐沦为统治阶级统治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的工具。因此,历史上的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当宗教信仰成为一种思想统治的工具之时,其社会地位就会更加的突出。这一点在欧洲的中世纪表现的尤为明显。在那个时期,基督教的神权高于王权,政权往往需要从神权那里寻找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它为那些主张反抗,不甘堕落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归宿。它通过这种心灵的慰藉,换取人们对现实的宽容和淡漠。但是,宗教信仰毕竟是一种非科学的信仰,它虽然有自己体系作为支撑,但却不能掩盖其自身的虚幻性。随着近代科技的发生和发展,以宗教信仰为代表的有神论的信仰逐渐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失去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信仰等一批无神论信仰观念不断的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伴随着无神论信仰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随着无神论信仰的不断发展,在批判宗教信仰,追寻人类科学信仰的过程中,经过文艺复兴的讨伐,启蒙运动的震荡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已失去了历史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信仰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人们对神的崇拜变成

试论武则天时期唐朝诗歌发展状况及形成原因

试论武则天时期唐朝诗歌发展状况及形成原因 袁梦蓓 摘要:武则天时期是唐诗走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为唐诗发展高潮的到来作了铺垫,使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寒士跻身朝列,对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武则天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不同于男性君主的政治手段为诗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 关键词:武则天诗歌文学 Abstract:Empress Wu Tang period was a transitional phase towards prosperity for the Tang Dynasty was foreshadowing the arriv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ide, so that a number of literary known for Scholars among the North Korea out of th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had a direct role in promoting.Empress Wu of women in he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different from the male monarch of the political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created a unique environment. Key words:Wuzetian poem promoting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统治唐朝达半个多世纪,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诗歌为例,粗略梳理武则天时期诗歌发展的状况,并进而探讨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发展状况 初唐是唐诗繁荣昌盛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近百年期间,由于宫廷内外诗人的相互推动,相互补救,唐诗一方面革除齐梁余习,一方面完善表现艺术,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开国之初,太宗君臣在文学创作上明确提出反对浮华淫糜。为求文质彬彬的主张和理想,他们歌唱建国伟业,宣扬大唐声威。不少作品风度雍容雅正,气象壮丽恢弘,显示了南北合流的文学趋势,传达出诗歌变革的时代信息。高宗朝诗人上官仪适应诗歌演进的要求,在艺术表现、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是宫廷之外的优秀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为了矫正六朝以来的浮靡风气,补救龙朔变体的缺失,他们坚持轻“绮碎”而重“骨气”的美学追求,突破宫廷诗歌应制奉和、歌功颂德的狭小气局,转向对江山塞漠和个人性灵的书写,极大地拓展了诗歌内容的领域。同时他们的创作又促进了五言律诗的成熟和七言歌行的发展。(1)但是他们的诗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尚存在着“词旨华糜”的弱点。

2018届高考政治复习教案:必修2第7课考点二 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含答案

考点二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知识精讲 1.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 (1)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 ①内涵: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②要求:公民不论信教不信教,也不论信什么教,都是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谁也不得强行干涉。 ③内容: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包括两个方面,既保护信仰宗教的自由,又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是一项全面、完整的政策。 ④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⑤地位: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我国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侵犯这一权利,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⑥原因: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多宗教的国家;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较多;宗教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消灭;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⑦目的: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

目标上来。 (2)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①含义: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②目的:为了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3)我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表现 A.任何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我国的宗教事务。 B.我国政府支持宗教界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4)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①原因: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各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的要求。 ②内容 A.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B.要求他们从事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 C.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D.支持他们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浅谈法律信仰

浅谈法律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自晚清沈家本修律,历经民国“六法”体系,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甲子之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代中国法律不仅没有被普遍认同,反而成为了社会公众的嘲弄的对象,甚至走向对立。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的雕塑被拆除,源于公众对雕塑原意的曲解,或者说,在我们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在当代中国法律有多大的作用? 一、什么是法律信仰 冯天策在所著的《信仰导论》一书中,为信仰的内涵做了如下解释:它是人类意识对客观世界及自身生命过程的反映,是人类精神宇宙存在全面沟通与融合的愿望与努力。它既包括由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参数的有关宇宙、社会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和知识,以及由这些观念的偶像所构成的信仰对象,又包括人的信仰情感、信仰态度和信仰行为。具体到法律信仰,似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识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的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

况的上乘境界。 二、为什么培养法律信仰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

选修课:简述武则天的成就

简述武则天的成就 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人物。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的政治成就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较清明 这主要表现在武则天提倡科学,能够破格用人。在她统治时期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制,创立了殿试和武举。并下令九品以上民吏及百年自举。武则天通过科举、自举和别人推荐,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后来成为开元时期的贤相。唐中期的宰相陆赞扬武则天善于用人,赏罚分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因而那种认为武则天重用酷吏、外戚、男宠,政治上一片黑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 二、经济有发展 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足人足,则国自安”。命人撰成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天下。她继续推行均田制。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营田,成效显著。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在独掌政权的二十一年里,地方水利工程有19项。还以境内农田好坏作为奖惩地主官吏的标准。武则天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一,国家仓库里储满了粮食;其二,地方储粮亦很丰富;其三,户口显著增加。 武则天时代的手工业也在发展。主要表现在采矿业、铸造业和纺织业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市”的增加或城市贸易的发达。武周时期的交业事业,亦相应发达。 三、国力很强盛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此,衡量和评价任何一个帝王的好坏、是非功过,都要看其如何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能否维护国家的版图和主权。武则天执政的时代,继承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对吐蕃、契丹、突劂等族贵族的侵扰和叛乱,采取了坚决抵抗、讨伐的态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主要表现在,长寿元年(692),武则天批准西州都督唐休璟收复“安西四镇”的请求,并慧眼识英雄,在众多的将领中擢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率军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勤、碎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派兵镇守,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长安二年(702)十二月,武则天又在庭州设置北庭大都护府(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与安西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与中亚人民的友谊。 四、文化已发达 武则天在位时裁文史,光耀文史。重视古建筑的修建,较著名的有长安大雁塔、松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和乾陵。兼容三教,使其发展。武则天本人遵儒、宠道、信佛,她派人把三教之精华江为一本《三教诸英》。发展科举,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开放殿试,增加制举次数和常举难度。

党员干部宗教信仰现状与应对策略

党员干部宗教信仰现状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 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 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 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 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 原则。 我镇通过认真组织开展调研,采取座谈、入户走访、查看资料、问卷调查、典型分析等方式,面对面听取社区居民、困难群 众和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基本掌握了党员干部信教的主要表现 形式:一是隐蔽型。有些党员信教,因为明知是违反纪律,所以 不参加公开的宗教活动,只参加小型宗教活动,这类党员的信教问题不容易被发现。二是普通型。这些党员大都属于迫于信教群众的压力,既想信教又顾及党员身份,立场左右摇摆,是组织教 育的主要群体。三是离退休的干部。凡信教党员,离退休的占大 多数,主要是中老年以上。四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居多。信教的党员,大多文化素质偏低,辨别是非能力差,接受教育学习较慢,有一部分还是文肓。 根据大量的走访调研,认真梳理归纳,分析出党员干部信教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周围大气候的影响。由于在多民族聚居区,

宗教对人们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大部分是在宗教的氛围中长 大的,某一个人信教在周围人眼中不足为怪,但哪一个人不信教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指责,这就导致部分意志薄弱、党性不强、 政治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就很容易信仰宗教。二是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部分基层组织软弱,不关心群众疾苦,不 关心党的工作,尤其是不重视对党员日常教育,对宗教问题不敢管、不会管,甚至不愿管,使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狂热趁虚而入,以宗教的合法性为掩护,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导致这些地方宗教氛围浓厚,使不信教的党员成为孤立者。三是文化建设滞后、文 化素质低。农村文化生活相对落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不甘心生活像车轮一样,明天的太阳还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他们 也需要有一个在劳作之余去的地方,这就使得一部分党员把宗教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另外,部分党员尤其是老党员文化素 质低,甚至是文盲党员,直接影响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和对科学 理论的接受,更有少部分党员分不清什么是民族问题,什么是宗教问题,不知道风俗习惯和宗教活动的本质区别,认为只有信仰宗教才是最现实和最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针对党员干部信教的主要原因,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 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 的界限。通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参加宗教活动和有宗教意识的党员要立足于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上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一味迁就。对利用职

历史趣谈扬州叛乱简介:女皇武则天派兵平定李敬业叛乱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扬州叛乱简介:女皇武则天派兵平定李敬业叛乱 导语:唐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十月至十一月,皇太后武则天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军在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地区,平定李敬业等起兵反 唐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十月至十一月,皇太后武则天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军在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地区,平定李敬业等起兵反对武后擅政的战争。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病逝,中宗李显继位。次年二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更立豫王李旦为睿宗,但政事皆由自己裁决。武后集团推行剪除异已之策,使唐宗室与亲唐臣僚人人自危。时因受贬的原故司空李勣(本姓徐,赐姓李)之孙眉州刺史、英国公李敬业和其弟盩匡令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及被罢黜御史职的魏思温,会集于扬州,各怀怨恨,遂密谋决定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讨伐武后,于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据扬州起兵。谋主魏思温使其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内史裴炎外甥)要求奉使江都(今江苏扬州),令其党羽韦超向仲璋密告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下狱。数日后,敬业乘传车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上任,诡称奉密诏,募兵讨伐谋反的高州(今治良德,今广东高州东北)酋长冯子猷。于是打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至铸钱作坊,驱使囚徒、工匠,得数百人,授以铠甲,斩敬之于狱中,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中宗年号)元年。设置匡复、英公、扬州大都督三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十日间得兵10余万。向州县发布檄文,列举武后罪恶。又找相貌类似故太子李贤的人,伪称是遵照其号令举兵。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今江苏淮安、盐城、宝应)三县响应。唯盱眙(今属江苏)刘行举据县不从,敬业派其将尉迟昭攻之。 生活常识分享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内容摘要: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法律信仰儒家思想中国法治西方法治 内容: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

武则天的_改制_及其评价

武则天的“改制”及其评价 O李志贤~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以 最保守的估计,她开始参政的时间,应该是始于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当时, 唐高宗李治因风眩不能视事,故国家一切奏 章之批驳与国事之策划,都由已经被立为皇 后的武则天代为执行。事实上,武则天在唐 高宗死后,便积极地布置她临朝称制,改朝换代的格局。为此,她一方面大力打击反对其 政权的朝中王公大臣,消灭他们的势力,另一方面,她主张“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①,认为时代既已改变,便不能遵循陈旧的方法,应按照新创的标准进行变革,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她在官制、年号、服饰、文字及其他方面标新立异,别立系统,表现出其政权的特色与新气象,当然也蕴含着渐改政制,使人们逐渐摆脱李唐王朝影 响力的政治作用。据(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 天被迫退位,中宗重柞,二月甲寅便采取了一系列复辟的措施:“复国号,依旧为唐。社傻、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根据这个记录来看,很明显的,在武则天专政期间,可说是无所不改。 一、改换新政权的标志 武则天的第一项改制是在新政权的标志 方面。篡唐天下,另立新朝,她当然要先改国号。除了改国号为“周”,迁国都于洛阳之外,她也更易旗帜。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 月,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时,“旗帜 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②。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即她称帝后的第二年,再将 “旗帜尚赤”③。光宅元年,她在易旗帜的同时,也下令“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④。在服饰方面,除了改换颜色外,武则天也几度修改朝廷官员佩带鱼符的条规。垂拱二年 (686年)二月,她“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⑤。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又“改内外官所佩鱼并作龟”⑥。 武则天也依周历更改正朔。她在载初元 年(689年)正月,“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 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

浅析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

浅析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 【摘要】信仰宗教是人的精神寄托也属于爱好的一种。我将从宗教的产生以及其在人类发展的几个阶段宗教的表现说明之前的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其后我将会通过宗教对美国的影响,进而引出中国失去宗教后的不好影响,从而建议中国应该需要宗教,需要宗教的信仰。 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一)宗教的产生 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有了相应的发展,达到足以形成宗教观念的时候产生的。据有关考古史料证明,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出现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当时,原始人已经形成某种与死后生活相联系的灵魂观念,并产生了氏族成员埋葬死者尸体的仪式。 (二)原始社会时期宗教的发展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不懂得作梦的科学道理,认为梦境里的景象不是人身体的活动,而是独特于人身体外的灵魂活动。后来,人们把这种灵魂观念扩大到他们所接触的自然界的万物,又产生了万物都有灵魂观念。人们面对纷繁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各种自然现象,觉得在自己周围的各种事物中都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或影响着自己的生活,进而把这种力量神秘化、人格化,作为神灵加以崇拜,并企图通过祈祷、祭礼、舞蹈、音乐等形式对其施加影响,使之给人类带来"恩赐"。由于氏族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人们幻想中反映的仅仅是对于自然力量的歪曲、恐惧和崇拜。由此可见,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原始宗教观念和崇拜仪式的基础。 (三)阶级社会时期宗教的发展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剥削制度所造成的

浅析“武”字

浅析“武”字 “武”字是个合体字,就古代造字法来说是“会意字”,“武”从止、从戈,由止、戈二字合起来成为“武”字。“戈”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止”在甲骨文中实则为人的脚趾的象形,在金文中,“止”依然构成人的脚趾之形;在篆文中“止”依然如此。甲骨文中“武”字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足戈并立”,左边画一个“足型”,而右边画一个“戈型”,二者组合成其雏形,并以象形取意,即立足持戈,是一种静态;在此基础上字体由左右结构,变成了上下结构,近而形成了“止戈竖立”的组合,此时最大的变化在于“足型”被“止”字所代替,而“戈”的一撇移到“弋”字的左上角,其意是持戈而行,处于一种动态。进入青铜器时代,金文中的“武”字,已由象形向会意方向发展,并形成“动静”结合的字体,笔划粗细一致,结构相对协调,以适用于人的习惯认识和记忆。从甲骨文中“武”字的变化看,其原始本意并非止戈为武,而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欲与兽斗,与人斗是争夺地盘和剩余价值,与兽斗是维持生存和生命。 据甲骨文,人持戈行进,表示要动武。本义:勇猛;猛烈。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武大为于大君”——《易经·履》“孔武有力”——《诗经·郑风·羔裘》“诚既勇兮又以武”——《楚辞·九歌·国殇》。 研究“武”字,更多的是从它作为姓氏方面来分析的。下面就对

“武”字的姓氏源流做一下简单介绍。 一、姓氏源流: “武”姓源出有七: 1、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姬武之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所载,公元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周幽王被杀,周的京都也遭破坏。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受申、许、鲁等部分诸侯拥戴,在申即位,后迁到雒邑,历史上称东周。宜臼就是周平王。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为周朝大夫,后来他的子孙,因而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是为河南武氏。 2、出自以国名为氏。据《世本》、《万姓统谱》等资料所载,夏 臣武罗被封武罗国,后国亡,其后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武姓。 3、出自子姓,以祖字或以谥号为氏:①出自商王武丁之后,以 祖名为氏。据《武班碑》所载,为商王武丁之后,以其祖名字为氏。如汉代武班即是。②出自春秋时宋武公之后,以谥号为氏。 据《风俗通义》所载,春秋时宋戴公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以其祖之谥号为氏,亦称武氏。是为河南武姓。 4、出自以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所载,汉朝有武强王梁, 封地在今河北省武强县,其后代因封地“武强”简为武氏。 5、出自以武字开头的复姓——武安氏和武疆氏:①出自复姓简 化而来,为秦大将白起之后。战国时,秦将白起因功封为武安君,其后子孙以封爵“武安”为氏,称武安氏,后简姓武。②出自

论武则天成功称帝的原因

论武则天成功称帝的原因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不少女人在史书上书写了重重的一笔,从汉朝的吕后到清初的孝庄太后,无数女性曾像男儿一般左右着天下大权,然而一个女人能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可以坐上皇帝,让天下所有男人俯首称臣的,却只有武则天一人。这是一件绝非常人能及之事!是武则天做到了,而且在中华帝国史上,四百多位皇帝中、十三位杰出皇帝中,有她一个,原因何在呢? 一、环境因素 时事造英雄。从群众阶层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唐朝经过贞观之治,经济较发达,文化较繁荣,民风较开放,女性地位较高,唐朝无论从衣着还是思想可以说是众多朝代中最为开放的,这就为武则天称帝打下了群众思想开放的基础。而对于统治者,当时唐朝的现状是,高宗平庸,无治国才能,中宗昏庸,睿宗愚弱,武则天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可以想象如若高宗像雍正皇帝或者康熙皇帝那样雄才大略,果断刚强的话,武则天断没有机会掌握国家大权。 二、自身因素 性格决定命运。武则天生性残忍,即对权力有强烈的欲望,又有果敢的报复心理和斗争性格,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她刚入宫时便敢果断杀死皇帝的爱马狮子聪,到后来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我们可以看出,她具有一般女性不具备的心狠毒辣,对待政敌就是一个字:“杀”。武则天极具心计,在太宗病危期间她与高宗产生了暧昧关系,甚至偷情。当她落入感业寺时,自导了感业寺事件,这为她再次入宫创造了条件。所以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能在后宫中生存下去,并且为自己创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 智谋助长成功。武则天自幼聪明,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识。在以后的许多事件,武则天更是显示出来其雄才大略,在位时极大地发展了科举制,选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她还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减轻徭役,经济得到一定发展,而且为开元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果说她的阴狠毒辣和极具心机助她夺得帝位,那么在位期间是她的才智助她不断的成功。 先天优势提供成功的基础。武则天是个美人,以当时的审美标准来看,她就是那种比较健美,充满青春热情的女孩。武则天的母亲是隋朝观王杨雄的侄女,而且杨雄在当时很有声望。无论从外貌和家境都为武则天进宫打下了基础。 总的来说,武则天能够成功称帝,是多种条件共同创造的。历史上其他女性比她美的没有她的计谋,比她有计谋的没有她残忍,比她残忍的没有非常有利的环境因素。而就算有的历史女性有武则天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有她的美貌残忍智谋和独一无二的环境条件,却惟独少了她那一颗敢突破传统称帝的野心。也许正是这些原因造就了一代女皇,造就了一段奇迹!

4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它始终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宗教与政治历来密不可分,各个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利用传统宗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主要有宗教国家化为国教、政教合一、非国教三种形式,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亦有三种情况,一是打着宗教旗帜的人民起义,二是进行宗教改革和教会改革,三是异端神学和异教运动。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1994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 国家在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依法打击和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世界各国普遍把本国公民的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来对待,即对公民个人内心信念的自由以及表达其自由所产生的社会行为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来加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个人权利体系,主要由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自由、宗教仪式自由等构成。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成为国教,教规就是国法,公民必须信奉和遵守,公民没有信仰宗教与否的自由。

武则天作文素材

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代曾出现另一个民间起义的女皇帝陈硕真),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氏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于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历史评价 整体评价 惟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一个的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第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虽然,早在贞观年间就提出过“劝农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的施行。因此,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唐代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 武则天执政后,边疆并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对唐展开进攻。北边一度臣服的东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一方面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娄师德,武则天特更致书嘉勉。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镇兵的粮食“数年咸得支给”。 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 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史称武则天当政时期为“贞观遗风”。 史书评价 《旧唐书》评价:史臣曰:治乱,时也,存亡,势也。使桀、纣在上,虽十尧不能治;使尧、舜在上,虽十桀不能乱;使懦夫女子乘时得势,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义之威。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 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赞曰:龙漦易貌,丙殿昌储。胡为穹昊,生此夔魖?夺攘神器,秽亵皇居。穷妖白首,降鉴何如。 《新唐书》评价: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

浅析在现代社会更不需要宗教信仰—辩论稿

在当今社会更不需要宗教信仰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对方辩友及场下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方一再表示,我方并不反对宗教的存在,因为我们无法也无权限制他人的宗教信仰,人是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我们承认宗教条例中存在一些不错的启示,但他不是宗教的专属,它独立于宗教,归于人性。今天我方要陈述的是,宗教只是一个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载体渐渐出现弊端漏洞,溯其本源,人类就开始不再需要他,而在今天这个科技,知识,文化,法律都已逐渐成熟的现在而言,人们更不需要宗教信仰。 通过我方一辩的陈述,我们了解到人们选择信仰宗教的多方面原因。然而宗教看似解决着现在人类困惑的科学问题,那么,实质上呢?人类不知道生命始终,宗教便给出天国一说,谬谈生命轮回;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宗教便制造末世之论,引发人心惶惶;人类放荡不羁,宗教便规定教规教义,禁锢人类以心理的枷锁。恳请对方辩友用心思考,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这只是表面上粉饰太平。今天,我方站在理性科学客观的角度,且对宗教信仰这一绝对主观的思想论说一二。作为智慧型的人类,应探本溯源,直面人生,解决现实问题。归根结底,恐惧是宗教的基础――对神秘、失败、死亡的恐惧。那么,从宗教的起源上来讲,便是消极恶劣的。这样的宗教信仰,还是人之所需吗?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麻痹人的心灵,禁锢人性的发展。不置可否,宗教信仰一直作为大多数人的精神支柱力。现代医学飞速发展,而对于拥有宗教信仰比如佛教人士,为了自己患绝症的亲人求神拜佛,请人作法喝符水一事我始终不理解,短暂的心灵麻痹于事无补,医学结果并不会因为喝了一道符水就有所改变。而作为理性与感性并存的人类应该做的是科学求医,与病人一起珍惜最后的时光,在亲人朋友的陪伴下走完最后一段路。史铁生曾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日子。”生老病死,世间常态。宗教其根本要旨都是靠神对人的拯救,是“他救”,而真正人的精神依靠的是自己,是“自救”。我们应当学会坚强。 宗教信仰在某些程度上已与科学发展相悖。达尔文进化论、细胞学说、生命基因等的相继问世…冲击了宗教的核心教义,主流的宗教思想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对日心学的封杀,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围攻等,人类因为宗教信仰抗拒科学真理。这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进步。科学引导我们求真,我们不必再四处去寻求幻想中的支持,不必再捏造并无其人的盟友,我们脚踏实地,凭自己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一个比教会构筑的今生与来世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宗教信仰已愈发脱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时,我们应该站起来,公平地正视这个世界――善的事实、恶的事实、美的、丑的,看清世界的真面目,不必畏惧。我们应坦率地正视世界,尽我们的能力去善用这个世界。假如这个世界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它毕竟还是可以渐渐好转。在现代社会,我们相信,凭我们的才智,我们所创造的未来,必定远胜于过去。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的认为,在现代社会更不需要宗教信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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