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概论
一、周公制礼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制礼作乐，是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莫大贡献。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于夏商二代，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礼乐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则于西汉武帝时代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如果我们把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史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两千多年），则可以说，周公是前一个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后一个两千多年间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周公制礼作乐，一般认为是在其摄政第六年，到了第七年即还政于成王，退出了执掌最高权力的舞台。实际上，制礼作乐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很可能是周公从其摄政第六年开始着手，并在这一年初定规模、框架，后来逐步充实、损益、完善，以至粲然大备，臻于极盛。“周道四达，礼乐交通”，是西周盛世的写照。
周公制礼作乐，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
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内因和外因。
当时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内因：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外因：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三、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的真实目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大至尊的。此人自称“朕”，发出的指示曰“制”、曰“诏”。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呼“万岁”。像这样的自大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认错的，即使认了错也是轻描淡写，甚至拿别人做替罪羊。至于说主动纠正错误，那连门儿都没有。
毫无疑问，如果汉武帝能继承他爷爷、老爸的政治遗产，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文景之治” 的时代肯定会持续下去。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完全可以说，汉武帝的大动作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
汉武帝张扬挥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袭边的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义举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争斗不断，特别是他亲自逼死了太子刘据以后，令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来。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当有大臣建议在轮台(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
在诏书里，他对平生功业没有用“两分法”，也没有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深陈既往之悔”，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赤裸裸地做自我批评，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决心改正错误，他说：“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对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拗地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却残忍地逼令其母亲钩弋夫人自杀，为的是避免重蹈汉初吕后干政的覆辙。接着又任命霍光、金日-、桑弘羊、上官桀等为辅政大臣。不久，一代雄主就在五柞宫去世。新主在五位辅政大臣的辅佐之下，较好地遵循汉武帝的“轮台诏”精神，轻徭薄赋，发展农耕，改进刑狱，整饬吏治，使国家走上了正规，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政权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汉武帝到了暮年，尚能放下万乘之尊，认真检讨，坚决悔过，十分难得。宋朝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指出，汉武帝犯的错误和暴虐的秦始皇差不多了，但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中国古代，早就有执政者“罪己”的传统，据《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既记载了君主“罪己” 的史实，也把“罪己”和“罪人”的后果说得极为明白。但作为天下的主宰者，君主们是很难做到“罪己”的。所以三代以降，这种事再也没有见诸史传。这样，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大概只有汉武帝了。
汉武帝这种面对现实、大胆否定自我的政治决断，不但未影响“秦皇汉武”一代雄主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缺失，也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无论是他的继承人，还是其它王朝的统治者，都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勇气，所以，等待他们的结局也只能是“其亡也忽焉”了。
四、儒家思想与当今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切实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中追求道德内圣、注重道德修养等理论对当代大学生健全道德人格的建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体阐述如下：
一、弘扬儒家“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
培养大学生知行统一的道德认知
儒家推己及人道德思维方法的实质，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从而按照人的本性处理人际关系，以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这一思维模式的积极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为中华民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宽人严己的优良品格。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还
不发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还有扩大的趋势，社会体制转型所引发的新的利益、观念、心理等冲突，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作用，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日渐增多，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能积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新的形势，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认识水平，做到知行统一。在社会生活中大力倡导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积极思想，为社会奉献爱心，热心公益，扶危济困，惟其如此，才能抵制和消除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弘扬儒家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观，
培养大学生正确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所引起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内心体验，是道德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它不仅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表现人对当前现实的一种态度。中国古代文化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气氛，而以儒家表现得最为充分，这对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具有重要的启示。“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的思想基调。孔子忧人格的颓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忧道义的沉沦，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忧患之情体现在(孟子)一书中，书中“忧”字出现了27次。孔子孟子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君子有终身之忧”成为一切有为之士的共同人格特征，强烈的忧患意识为爱国情感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成为中华文明不断进取的强大原动力。
儒家既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就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则向往“居天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境界。孔孟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影响了众多爱国之士，培养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深厚关注之情，从明东林党人所倡言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清初顾炎武所宣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不显示了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和救世报国的爱国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都有其成长的地方。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田，塑造瀚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肩负着强国富民之重任，为此，大学生必须发扬儒家爱国传统和使命意识，培养自己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贵任感：在祖国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在国际强权政治和巨大压力面前，不奴颜婢膝，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支持国家的统一大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同时，还要把爱国之情、报
国之志化作实际行动，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勤奋工作，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三、弘扬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操守，
培养大学生坚强的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人在道德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意志努力，它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要求，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调节行为和克服困难的道德能力，是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儒家认为，道德意志是道德人格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可以确定人生的目标，并且能克服困难去实现目标,而且还能对人的行为活动起到一种支配和调节作用。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儒家特别重视立志。
“志”即志向、目标、理想，它是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志”的不同，使人们在道德行为、人生道路、生活态度和方式等方面有不同的选择。正是由于“志”的作用，使人们在其生命活动以及在对道德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中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坚持性、自制力和意志力。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少人，由于放松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失去对糖衣炮弹的警惕，经受不住各种诱惑，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大学生加强道德意志的修养显得更加必要，努力弘扬儒家的浩然正气，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保持自己的操守，不为外物所左右，维护君子的人格尊严，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为物质欲望而降志辱身，不为金钱美色而丧失人格，不向社会丑恶现象低眉折腰，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艰苦创业，做一个有高尚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情况下，坚决反对外来干预，坚决顶住各种压力，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尊严。
四、弘扬儒家刚毅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观，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
孔子孟子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后世仁人志士百折不挠、前仆后继、战胜困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无数英雄豪杰。鲁迅先生把这些人尊之为民族的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儒家在道德实践中，能够摆脱小我的局限，自强不息，刚健进取，造就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在当今这个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的时代里，人们经历了经济
的繁荣带来的物质满足和快乐，但也见证了不公平和不平等导致的种种悲哀。对不少人来说，社会责任感似乎成了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负担。积极倡导儒家君子敢于承担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变成一贯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和谐持久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不可无志，人生不能没有理想。青年总是与未来相联系，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青年人必须树立远大理想，邓小平说“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当前，我们的社会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青年大学生必须以此为导向，来确立自己的个人理想，使个人理想服从社会理想，个人愿望服从社会需要，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贵。创业维艰，奋斗以成，确立了远大理想后，还要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实现理想而奋力拚搏。
综上所述，儒家的人格理想反应了积极的入世精神。无论君子、豪杰、圣人，都具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品格，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把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把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的福祉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道德人格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的现代性理想人格，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国史概论
院系：财经学院旅游公共管理系班级： 09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姓名：王芙祥
学号： 09372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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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财经学院旅游公共管理系班级： 09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姓名：赵珍贵
学号： 093720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