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国际关系“非主流”学派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非主流”学派
———世经政所“国际政治重点学科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编者按　由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国际政治重点学科理论研讨会———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于2005年4月22~23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批判理论、英国学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特色、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摘登如下。
1、批判理论
与会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有多种不同的分类。依据从批判哲学到批判理论的学术进路，批判理论可以分为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和受新葛兰西主义影响的两个分支，前者主要是在欧洲，后者主要是在北美。从概念上来讲，批判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是指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外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说，包括后现代主义、温和型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生态政治学等；狭义的批判理论则专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学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所研究的批判理论特指后者）。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有特定的思想来源，并且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在思想渊源上，它与社会哲学中的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而其近代的哲学源头则是康德哲学。康德将批判精神渗透到了一切科学之中，宣称“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在哲学领域发动了一场近乎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批判哲学的最高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康德哲学中的批判精神和限制理性的观点，扬弃了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并把目光转向了“人类解放”。在国际关系领域，批判理论的成型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的现代性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重建合法性的关键时刻。在“方法论革命”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盛行；与此同时，一批欧美学者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K.Ashley）和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等人则把批判社会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诸方面深刻地批判了新现实主义，掀起了一场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罕见的“批判风暴”。
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实证主义不能全盘应用到国际关系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关心人类解放；技术统治旨趣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大敌；建设世界共同体有必要限制战略理性，提倡沟通理性。以批判理论的先驱———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为例，其创新之处在于，把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与政治概念创造性地应用于国际关系，在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谋求通过分析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矛盾的方法来探索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的途径，最终形成了当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人称之为葛兰西主义学派），这一理论最显著特色就是历史主义和强调主观革命在先。
与会学者认为，批判理论不仅对整个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各个学科产生的主流思想进行批判。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把理论当作工具不同，批判理论把理论当作话语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求人类的解放。从这个角度看，批判理论非常重要。当批判理论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之后，不仅逐渐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而且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例如，批判理论的发展不仅对国际关系元理论特别是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提出了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新界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并最终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
在看到批判理论积极作用的同时，对于它的理论缺失，与会者也提出了看法。有学者认为，批判理论重视人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但却忽视了世界秩序中的稳定性因素；虽然强调世界体系的历时性因素和不断革命的可能性，但这种理论缺乏相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们“打破”得多，“建设”得少。有学者甚至主张，鉴于批判理论本身存在着理论缺陷，我们更应该对批判理论进行批判。
2、英国学派
与会者认为，英国学派作为别具国别特色的一个研究群体，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既有包容性又具有独特视角的学派，它通常被视为冲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的一个样板。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学派经过了创立、巩固、重建和扩张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9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把“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Society）逐渐发展成为研究的核心概念。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7年，研究重点是从历史视角探讨西方国际社会的特征。第三阶段是从1977年到1992年，这是英国学派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对该流派的地位、研究状况进行反思，巩固了已有成果，英国学派的名称也是在该时期由罗

伊·琼斯（RoyJones）提出来的。第四阶段是从1992年到现在，涌现出一批与英国委员会没有直接关系的新一代学者，实现了对自身的再造。
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坚持“异质多元主义”，其研究的基点就是怀特所界定的“三R”传统，即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这三个传统分别对应于欧洲思想家霍布斯、格劳秀斯和康德所阐述的有关“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思想。具体来讲，与霍布斯思想相对应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自然状态，对人性和国际政治的理解持悲观态度，强调了国际关系领域中冲突的一面；与格劳秀斯相对应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国际政治的特征是主权国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与康德思想相对应的革命主义传统对国际政治现实和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以往，这三个传统一直以“对立”的方式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未能很好地描绘国际政治的画像，为了克服这个缺陷，英国学派把这三个传统结合起来，最终把“国际社会”思想确立为核心考察对象。
在国际社会思想中主要有两种思潮：多元主义(pluralism)和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多元主义主张国际关系建立在互动和共存基础之上，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是先于国际社会的本体，是国际社会出现的必要条件；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是“限于国家间的法律，是排他性的”，包含不干涉国内事务的协议，注重维护无政府状态体系的国际秩序。对于人道干涉，多元主义采取一种限制主义（re鄄strictionist）立场，认为此类干涉是非法的。与多元主义不同，社会连带主义的主导倾向是普遍主义（universal鄄ism），认为国际法来源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强调国际法的主体不单是国家，而且包括个人，国家必须尊重人权，认为人道干预是合法的。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念更为宽泛，它接受跨国因素，接近世界社会。就这两种思潮而言，尽管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假定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分属于一个范畴的两端。把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表述在一个中轴上就是：体系———社会和国际性———世界性。体系以无政府状态、冲突和均势为特征，社会的特点是利益与合作共同体，国际性的特征是承认主权国家，而世界性是以弱化主权国家地位为特点的。
与会者指出，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英国学派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它的多元主义。就方法论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种：经典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前者是指从哲学、史学和法学中派生出来

的理论方法，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明确依赖判断；而后者则主张理论必须“建立在逻辑或数学证实和能够核实的严格的、经验的程序基础上”。英国学派作家强调他们坚持使用经典的方法，但并不反对科学的方法和其他方法，以往的著述也表明他们依靠了解释学、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假设。由此来看，英国学派坚持的是多元主义的立场。
有学者指出，英国学派在方法论上一直存在着历史主义的传统，在研究英国学派时，也要分析历史主义本身。事实上，在历史学内部一直存在着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争论，而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使用历史学方法时，应用的是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学内部对历史学的解释功能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强调历史学可以达到科学和客观，有的则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所以历史学方法论中的局限在英国学派的研究中也会有诸多表现。另外，还有学者特别提到，研究国际关系一定要区分历史主义和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加强对经典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包括传统文化）的挖掘。
就认识论而言，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它区分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三个概念。具体来讲，国际体系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国家经过足够的接触和发生充分的互动关系后形成的体系。这种体系承认国家主权，但强调国家间的冲突关系，不承认共同利益以及规范和国际法的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则指行为体意识到共同利益和价值而形成的一个国家间社会，它接受主权和共同利益，强调规范和制度是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础。世界社会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类型，它建立在人类社会利益和谐的基础之上，接受规范和国际法，并认为国家主权将是一个被逐渐克服的暂时因素。国际社会以国际体系为前提条件，而且是更高一层的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建立在个人层次不同，国际社会是建立在国家层次之上。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非主流理论，英国学派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有学者指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英国学派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坚持，以及对民族话语和知识传承的注重。因此，有学者建议，中国也应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立足于自己的传统和外交实践，秉承多元主义的立场，保持开放的姿态和树立批判的意识，在研究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谈到对英国学派的评价问题时，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对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的通约架起桥梁；强调国际社会的研究方法促使他们在分析国家间互动和国际体系时，更多地对体系中的社会化程度、规则的特征以及国家共同利益之类的东西而非权力关系感兴趣。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不仅为综合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框架，而且为它们之间的对话架设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有学者指出，英国学派既有可借鉴的意义，但也存在着值得批判的问题。就可借鉴的方面来说，英国学派对人文历史的复杂性，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学派在方法论上也存在不足，对此要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解决的方法是真正实现人文和科学的完美结合。另一方面，英国学派过分推崇西方文明，甚至达到了一种自恋的程度，这一点也应批判。因为英国学派的这种做法影响着自身理论的建构及其结论，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理论应有的价值。还有学者指出了英国学派其他的理论缺失，如国际社会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统一。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之所以存在着这些理论缺失，其实与英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3、后现代主义
与会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泛指一批思想和一类情感，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它有3个基本概念，即解构、互为文本和系谱学，它们既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具体来讲，“解构”的目的并非要颠倒符号的价值，而是想通过颠覆二元结构中的等级对立关系，使处于边缘或被排斥地位的能指及其主体上的社会生活形态有机会获得公开的表达和展示，重建二元结构中的新含义。它挑战的是维系语言、社会及政治等级体系的制度和公共权威。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指出整个世界乃是一种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具有多种含义，任何文本明显或不明显地是在与其它文本（已经存在或期待中的文本）“进行对话”，一个文本的含义依赖于该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任何文本是一系列文本中的一个连接，是对其它文本的回应、吸收和改造，并由此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为文本”。而所谓系谱学研究取向，主要指通过对话语的历史研究，揭示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某个特定知识领域的话语及知识的演变，理解权力是如何运行和贯穿于实践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人们通常认为后现代主义有3个特点：（1）作为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它否定现代主义的知识体系，谋求打破由现代主义所确立

起来的种种界线；（2）在否定和拒绝现代主义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广泛问题，谋求解放被压抑的声音；（3）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世界的变革，传统上被认为不重要的问题现在成为核心问题，这促使人们不断寻找新理论、新视角、新概念、新语言、新方法，去理解和诠释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看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来源于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和社会理论，比较难以解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思维方式不如现实主义清晰、有说服力；后现代作家所使用的词语相当晦涩，很难让人弄懂它要表达的意思。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们要建设现代化，而后现代主义则批评现代化，它试图把人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后现代社会。
与其他非主流理论一样，后现代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后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形成了两个理论分支。受德里达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并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以及权力政治的“现实”如何由文本通过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受福柯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话语“建构”世界政治以及知识话语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构成性关系。总体来看，就积极影响而言，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国际关系理论中知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动摇了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根基，为观念创新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推动了研究的深层发展。而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则在于，它在颠覆和破坏现有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同时，没有就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给出答案。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是否需要后现代主义，与会学者普遍给出了肯定的态度。有学者特别提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1）要坚守精神上的“流亡”状态。“流亡”不仅指的是独立性———不服从意识形态霸权，不依附权贵，不执着于某种思想和本质，同时也指不认可截然的二元对立，在思想的广阔空间里允许“移民”、“越界”和“流亡”。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向权力说真话。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应当有这样一批人存在，对主流的国家本位的论述有所制衡，并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2）知识和文化是重要变量。知识和文化是权力的工具，同时它们本身也是权力。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关注国际关系政策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尤其要注意到文化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变得更为复杂。（3）重视跨国社会运动、超国家机构等非国家变量。（4）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立场

就是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无差别，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5）坚持对西方国际关系话语进行双重阅读，反对照搬西方理论。中国人在参与全球新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的建构时，可以在批判性吸收包括现代性、后现代在内的西方精神资源的同时，努力挖掘中国的和世界上其他沉默的、边缘的国家的独到的精神资源，进而向世界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言说。（6）探索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可以进行批判、研究、追问、行动四部曲。
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后者深受前者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就是把后现代主义带入国际关系领域。实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中间发生了价值争论。这就引发出了对理论进行评估的问题。理论之间不能简单地进行评估，而只能去化验。波普尔也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是在告诉真理，而是在证伪。由于理论不可能穷尽真理，因此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之一就是理论方法论上的拓展。由此可得出，理论的好坏不在于其结论上的好，而在于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的好。理论的方法不在于谁更接近真理，而在于评价谁能把不真实的东西推到一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在于构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在于讲述一种方法以及经过这种方法处理后的世界。针对以上观点，有学者提出批评性意见，认为应当避免简单地将理论区分为好与坏。
4、女性主义
与会者认为，“女性主义（Feminism）”，原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与运动，其核心是要求妇女享有身为人类的完整权利。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特色之处在于具有社会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基本假设是：（1）“个人的即是国际的”，社会性别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妇女与男子都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妇女却一直被“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2）国际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建构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对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的建构具有深刻影响。（3）国际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性别是为国际关系带来变革的认识论范畴。
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其三大主要流派。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妇女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流派的

主要研究方法是“将妇女带入国际关系”和“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妇女”，展示“妇女确实已经在国际关系中了”。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Feminism）主张父权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认为国际关系的传统主题、国际关系强调主题的方法以及出自这些分析的解决方法，全部来自男子的世界观。这种男性世界观钟情于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一面。女性主义必须从女性的经验、观点与立场出发重新规划国际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Feminism）反对宏大叙述（grandnarrative）与传统的两分法，不同意将世界各国妇女看成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强调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与妇女之间的差异，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商、对话，看重倾听与移情合作（empatheticcoopera鄄tion）。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分享一个共同的核心分析范畴，即社会性别。与性别（sex）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鄄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针对以上观点，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不应该是社会性别（强调男女性别不同），而应该是性别关系（强调一种社会关系），因为在现实中，社会的不同层面都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呼吁建立一种平等关系，而这种平等关系才应该是女性主义所要考虑的核心概念。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仅在于其内部出现了多路进军的态势（除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外，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而且还在于女性主义通过与其他学派的争论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其中最重要的有4次争论：第一次是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争论，焦点是女性主义各流派孰优孰劣以及各流派的关系问题；第二次是与亚当·琼斯（AdamJones）的争论；第三次是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争论，焦点为妇女是否天生爱好和平；第四次是由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S.Goldstein）2001年出版的《战争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战争体系是如何相互塑造的》一书引起的。在这一围绕社会性别与战争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相关学者继续了一直存在的对“什么是知识”问题的辩论。在挑战、争论与碰撞中，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各学派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中与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关系尤为密切。
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前景问题，存在着3种对国际关系中社会性别分析的定位：女性主义

国际关系（FeministIR）和国际关系女性主义（IRFemi鄄nism）都强调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目标，主张对国际关系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就这两个分支而言，前者旨在进入国际关系主流，变革国际关系，但目前不被主流接纳，仍然无家可归；后者旨在留在边缘，保持与主流相对分离的状态，目前它是自成一家，更好地为边缘者发出声音。与前两者相比，非女性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别分析不认同女性主义的一些主张，但接受社会性别分析（如研究男子），它旨在拓宽研究领域，吸引主流学者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激发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之间的对话，但可能模糊女性主义议程。就目前来看，随着社会性别研究作用的显现，一些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进行社会性别分析。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与会者认为，按通常的理解，社会性别研究与国际关系学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从深层次研究可以发现，二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即它们均以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同时在人们对两性差异的理解和对国家间关系的认知中的体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等级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具有浓厚厌女主义色彩的社会性别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全球扩张和资源掠夺建立国际体系的实践的总结，后者是社会分化和统治制度的确立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其特征是以具有明显的尊卑之别的两极模式对男性和女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进行框定。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性别歧视以包含着“主导———从属”、“统治———服从”等权力关系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为其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使得西方国家对本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谋求与其心目中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弘扬密切相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以软弱、顺从的女性形象描绘，处于被侵略、被支配的地位。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发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象的改变同方向发展，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思维转变。从根本上来讲，女性主义在致力于以各种方式提高女性在国际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使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的同时，自觉地破除二元对立的模式，还国际社会以真实面目。与会学者对这种尝试的积极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也有学者对这种尝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表示质

疑。有学者指出，如果性别特质只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那么这种用性别特质来分析国际关系实践的尝试就不是可行的，而且单纯地把国家行为性别化有一种强加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女性主义就应该从概念分析入手，否则理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就会变得相当模糊。就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两种表述的涵义而言，“女性主义”一词相对中性一些，而“女权主义”一词中的“权”指的应是“权益”而不是“权力”（power），否则会造成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对立，并导致概念所追求的目标的偏离。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之处在于，它把“私域”纳入到“公域”，把性别关系纳入到国际社会，实际上这不可能是个人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其间必须有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国家，因此应该加强研究国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郗艳菊整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年0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