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苏报_与_苏报案_的研究及其反思_任家宣

2010年第12期（

总第76期）创办于1896年的《苏报》原是一份“声誉不佳”的上海日报，因销路不广，创办人胡璋将其出售给陈范经营。1903年5月，陈范礼聘章士钊为主笔，《苏报》言论倾向极具转变，成为国内反清革命舆论动员的重要阵地。1903年7月，清政府断然将其查封，下令逮捕陈范、章炳麟、邹容等人，震惊一时的“苏报案”爆发。《苏报》及“苏报案”在晚清史、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百余年来，学术界对此已经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章的梳理，《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文章与专著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事件的“苏报案”———近代史学界对《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二是作为新闻事件的“苏报案”

———新闻传播史学界对《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本文首先就这两方面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它们各自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进而从革命舆论动员的视角反思对《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视点。

一、作为政治事件的“苏报案”———近代史学界对《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

纵观近代史学界对《苏报》及“苏报案”的研究，基本上把“苏报案”放在了政治的视角进行研究，经过归纳，已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种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考证，还原历史真相。这些文章涉及的面比较广，有写“苏报案”发展经过，有写《苏报》人物思想变化的，其中对“苏报案”的审理与判决，研究的比较多，学者们多方求证和案件涉及的诸多细节因素，向我们展现了历史上“苏报案”的审理原貌。一种侧重于研究《苏报》及“苏报案”的历史意义，探讨其与清末革命思潮兴起的关系，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注重史实考证，还原历史真相

在这部分的论文中，但凡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苏报》及“苏报案”的，都是建立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史料的梳理力争向后人还原历史真相。其中对“苏报案”发生经过的研究比较多，但多是描述性的文章，少有深入研究的，并且史料上多有重复使用。如《苏报及苏报案》、《苏报与苏案》、《百年风雨苏报案》、《苏报百年祭》等等，还有一些历史著作中写到的“苏报案”。在研究《苏报》内部的人物中，馆主陈范是关注的重点。有关陈范的文章一是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二是介绍他如何在革命派的影响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对陈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苏报》各时期的言论转变的因由。这类文章有徐进的《陈范与苏报案》主要介绍陈范的生平、《苏报》因何宣传革命以及苏报案的发生和审理经过，文章认为陈范是为推翻专制政府奋斗了一生的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蒋法仁的《苏报馆主陈范》主要介绍陈范的生平事迹以及文学方面的成就，积极宣传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被评价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王德峰的《陈范与苏报案》主要论述陈范如何在革命派影响下，与立宪主义决裂，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除了馆主陈范外，主笔章士钊、“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和邹容，也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苏报》及“苏报案”时重

《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及其反思

任家宣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苏报案”被学界称为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事件。百余年来，《苏报》与“苏报案”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首先从作为政治事件的“苏报案”和作为新闻事件的“苏报案”两方面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各自存在的特点与不足。最后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从革命舆论动员的视角，反思对《苏报》及“苏报案”的研究。

关键词：苏报

苏报案

革命思潮

革命舆论动员

学术平台———传播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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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的。与“苏报案”有密切牵连的清政府官员俞明震是近来学界研究的新颖点。对他们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苏报案”

发生的始末有重要的作用，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同时修正了后人对有关人物的看法。章太炎和邹容作为苏报案的当事人，他们为何选择主动投案？欧阳恩良的《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投案述评》一文，从中国知识分子伦理道德观念角度，分析了章太炎“自报身份”，邹容“主动投案”的原因。该文对苏报案中章、邹二人投案自首一节提出看法，认为二人投案自首反应了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某些伦理道德的思想特征。章、邹二人的投案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舍生取义”伦理思想的影响，

也反映了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初登历史舞台而有意塑造的资产阶级道德伦理的迫切要求。同时，还与此时期知识分子稍显狂热的激情以及他们所存在的英雄史观有一定联系。

从与“苏报案”有关人物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与当时“苏报案”有关的小人物。一直以来，不管是当事人章太炎还是当时的一些著作都认为俞明震是反动官僚，把他放在对立面，颜廷亮的《俞明震与“苏报案”》和李日的

《俞明震与“苏报案”新论》两篇文章通过史料的考证，证明了俞明震并不是反动官僚，他一直在暗地里全力救护革命党人，或通风报信，或亲自约见革命党人，劝其避走，但由于吴稚晖昧于大义，未将俞明震的情报通知同志，致使章太炎和邹容下狱。其实，俞明震虽然身为清廷命官，但他却始终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与清廷周旋。其中对俞明震的关注有利于我们对“苏报案”案情有更清晰的了解，也还了俞的清白。

考证历史真相，还原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出发点，

“苏报案”作为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从案发当日到最终判决，这场持续了半年的诉讼才告结束，这期间的审讯与判决尤其值得关注。通过新史料的挖掘探求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列强之间是如何就“苏报案”达成一致的，是史学界考证的重点。《苏报案的审讯与判决》一文，以新史料的发掘为最大的亮点，通过英文版审讯和判决完整的记录，使我们对当时审讯和判决的全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为“苏报案”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依据英文《字林西报》公布的“苏报案”审讯记录和清政府外务部档案这一最新的史料，从审理“苏报案”的法庭与出庭律师、适用的法律、法庭上的章太炎与邹容、律师的辩护、出庭作证的外侨、判决形成等几个方面，揭开这个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的真相，展示中英两国政府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之间围绕此案的审讯和判决展开的较量，进而分析了20世纪初三方的微妙关系。

（二）探讨《苏报》及“苏报案”与清末革命思潮兴起的关联

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对《苏报》的研究基本上都放

在了

“苏报案”上，能够从晚清大的时空背景下研究《苏报》与革命思潮的关系，探求《苏报》如何建构革命舆论，影响革命思潮，这方面的文章不多，是以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

周佳荣的《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关“苏报案”的专著，全书分九章，重点在学潮和政治风潮的兴起与《苏报》的关系，阐明《苏报》从主张维新、保皇转变为革命排满的因由，分析酿成巨案的始末，并以之为线索，探讨苏报案前后思想界的情形。分析了

《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发展的关联，并进一步对于这份报纸的历史地位，给予全面性的评价。认为“清末革命思想的内蕴，在《苏报》时已经定下了雏形。正由于《苏报》所主张的，是极端的排满及破坏主义，煽动力强，易为急进人士所接受及引起共鸣，在传播排满民族主义思想方面，可以说《苏报》的作用在清末革

命史上是空前的。”[1]

2005年再版改名为《苏报及苏报

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作者在前言中自称“转瞬虽二十年，但至今仍是唯一论述《苏报》和‘苏报案’的专书；学界新近发表的论著，在资料和观点方面，大体上都没有溢出

此书的范围。”[2]还有就是纪念“苏报案”发生一百年的文章

《一百年前的“苏报案”》，作者汤志钧对“苏报案”做了综合性概述，可以看作是近年来关于“苏报案”研究的总结，是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苏报案”的研究论文，重点在论述章炳麟、邹容如何通过《苏报》宣传革命，以及“苏报案”对革命思想传播的影响；阐述了这次案件不仅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展开，而且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清末革命思潮的形成及发展起着推动作用。[3]

二、作为新闻事件的“苏报案”———新闻传播史学界对《苏报》与“苏报案”的研究

历史学界在研究《苏报》与“苏报案”时往往是从政治的视角评价，揭示其在宣传革命思想中的作用，“苏报案”也因此被称为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事件。而新闻传播史学界是在“苏报案”作为政治事件的前提下，从新闻事业的角度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点：在重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对作为新闻事件的“苏报案”的解读，尤为关注“苏报案”这一因言获罪的历史事件与革命派报刊理论、办报活动之间的关系，探究《苏报》在当时境况下的媒介生存环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苏报案”中言论自由的思考。

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鼓吹革命之健者”一章对《苏报》改版始末及“苏报案”爆发的前因后果有所论列。作者将《苏报》置于革命报刊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认为《苏报》是同时期宣传革命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报纸之主张革命者，以光绪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国日报》为始……继之者有《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皆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4]相对于历史学者聚焦于《苏报》刊载的内容，戈公振更为关注“酿成文字之祸”

的“苏报案”，称其为革命报刊中的“最著”者。[5]改革开放后，

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专门辟出章节研究《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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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苏报案”。作者以阶级斗争的视角解读《苏报》内容的变迁轨迹，关注报刊“排满”、“排康”的言论表述，认为《苏报》“对镇压革命的清政府极尽调侃嘲骂之能事，成为革命派的公开的讲坛”；[6]而“苏报案”则是清政府处于“嫉恨”，“务以去之为快”的心态下发动的压制言论事件。[7]总的来说，戈公振与方汉奇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中国报学史》偏向于从新闻事业本身进化发展的脉络中考察，而《中国近代报刊史》对《苏报》及“苏报案”的论述则留下了阶级斗争时代的思想痕迹。

“苏报案”作为一个因言获罪的案件，引发了学者对言论自由的思考，革命者为什么没有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言论自由在当时是怎样一种存在状态，通过对“苏报案”的反思，研究者揭示了当时革命派对言论自由权利意识的淡漠以及中西方对对言论出版自由观念认识的不同。《“苏报案”的辩证与思考》一文论者从另一个视角论述了轰轰烈烈的“苏报案”的历史缺失面，认为过去对“苏报案”的评价多是从政治意义上，看到的是在革命派思想宣传中的积极作用，而“从新闻事业自身演变的视域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民主革命背景下出现的因言获罪的报案，却没有给新闻史留下争取言论自由的要求。”[8]作者从新闻事业的角度反思“苏报案”，遗憾的看到革命派报人从“苏报案”开始的那种对于言论自由权力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于建立保护言论自由秩序的忽视。也有论者从“苏报案”发生的背景、过程、审判沿用法律等角度出发描述了“苏报案”中显示出的中西方对言论出版自由观念的不同，并揭示了上海租界具有更多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因及其有限性，指出租界的特殊环境对中国革命报刊来讲，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但完全依赖则是靠不住的。

《苏报》作为一份当时影响巨大的报刊，它的媒介生存环境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与其它报刊的联系如何、知识分子群的聚合在报纸的革命宣传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等问题，在一些论著中时有提到，但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苏报》有待加强这方面的突破，革命舆论的形成绝不是一张报纸可以动员的，报刊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三、革命舆论动员的视角——

—深化对《苏报》与“苏报案”研究的思考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苏报》及“苏报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苏报案”上，而且材料多重复使用，很少有关注《苏报》是如何进行革命舆论建构的。“苏报案”作为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事件，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有启蒙作用，《苏报》作为一份激进的革命派报纸，它究竟如何进行革命舆论动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今后对《苏报》及“苏报案”的研究，应注意从革命舆论动员的角度，探析《苏报》的革命话语表述、《苏报》与当时国内外其他报刊的舆论互动和对峙、以及反清革命的学理建构与《苏报》为代

表的舆论建构之间的关联。

（一）注重对《苏报》的革命话语表述的分析

《苏报》言论倾向在1903年发生转向，周围汇聚了章士钊、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对之后的报刊舆论转向具有重要作用，在20世纪初年革命舆论的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开创性意义。分析《苏报》的言论倾向，不能仅仅看到报刊中表达了什么观点和情绪，更重要的是对报刊表达的观点及情绪进行话语分析，即报刊是如何表达这些观点和情绪的。简单的说，对于像《苏报》这样的反清革命的政论报刊而言，分析其内容特色与话语表述的结构特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对于《苏报》的研究，其内容方面的分析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其内容的话语分析尚未展开。

（二）《苏报》与同时期国内外报刊的舆论互动与对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苏报》及“苏报案”之所以至今仍被研究者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报的“排满”言论特色在清末舆论空间的普遍转向上具有划时代的特点。革命派虽在1900年即创刊了自己的报纸《中国日报》，但出版地在香港，对国内，尤其是上海这一近代报业中心影响有限。以《苏报》及“苏报案”为契机，革命宣传家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随后《国民日报》、《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等革命派报刊相继出版。1905年初，一向言论保守的《申报》也受革命言论风潮的影响，逐渐由痛恨革命转向同情革命。具体而言，对《苏报》与同时期国内外报刊的舆论互动与对峙的分析，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入手。就时间性而言，须关注“苏报”这个反清革命舆论的来源为何，在《苏报》之前的社会舆论风潮是否具有逐渐从改良到反清的变化端倪。就空间性而言，这个报刊与当时其他报刊在舆论上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这构成了舆论的互动与对峙。

一个社会的变革不仅仅需要在舆论层面进行动员，还需要舆论建构背后的学理上阐发，也就是在理论上指明社会变革的方向。探索以《苏报》为代表的革命舆论建构与社会变革学理之间的离合关系，是《苏报》研究又一条可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2]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98，1.

[3]汤志钧.一百年前的“苏报案”[J].史林,2003(2):90～97.

[4][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79.

[6][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233，240.

[8]蒋含平.苏报案”的辩证与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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