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

浅议中国现代刑法中的人权保护

林军

在当代的任何一部刑事法律上，我们都能看到人权保护的条款被写在最显眼、最重要的地方。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当代商业社会的特质就是人的解放，把人从桎梏的锁链中解脱出来是几乎所有现代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法律也不能例外，由封建暴力工具向人权的保护伞过渡。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康复论等阵阵思潮，如海浪扑击沙滩一般，逐渐洗去封建暴力工具的外衣；将刑事法律的人性光辉闪现，让对人的保护融入到刑事法律的中心。现代法治中刑事法律的基本使命是保护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人的发展来进一步推动人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一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当今世界，人权已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务时常常优先予以考虑的问题。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多方面的保障，法治无疑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而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当然更应当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保护。鉴于刑法对人权保障特别重要，所以当代各国立法者一般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尽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刑法对其加以保护。而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

一，则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二、中国刑法改革对人权的保障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979年7月1日才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施行。所以真正的刑法改革，中国始于80年代。

由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尚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而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国际环境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也开始出现新的格局，所以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刚一施行便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使得中国立法机关早在1982年便开始考虑研究修改1979年刑法典，只是当时考虑到大规模修改刑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立法机关便决定根据实际需要，以制定特别刑法的方式来解决刑法典存在的问题。这样，从1980年到1996年间，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已先后颁布了24部单行刑法，并在百余部经济、民事、行政、军事、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中附设了一系列刑事条款。虽然这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发展和完善，但当时的刑法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保护方面，还是对社会秩序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原刑法规范均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立法机关在广泛听取并吸收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意见的基础上，终于对原刑法规范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于1997年3月14日公布、1997年10月1日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

下简称新刑法典），2009年2月28日又对刑法进行修改形成最新修正版刑法。

中国现行的新刑法典在保障人权方面有许多重大改革和完善，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刑事法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精神，具有指导、制约全部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和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对保障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国立法者可根据其国家的具体情况，规定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则。例如，不少西方国家仅规定罪刑法定一项基本原则，如德意志联邦国家刑法典即如此；法国在刑法典中把“罪刑法定”、“严格解释刑法”均作为刑法基本原则；而俄罗斯联邦在刑法典中规定了“法制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罪过原则”、“公正原则”与“人道原则”。中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基本原则，曾经影响了中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质量。为弥补此种不足，中国新刑法典在第3-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责任相适应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

作为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制度如类推定罪、重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定期刑、习惯法、模糊用语等，均绝对排斥。由于中国1979年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且受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

想影响，诸多条文含糊不清，而在有关单行刑法中，还设置了处刑较重的新法即重法具有溯及力的规定，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特别是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作用。中国新刑法典毅然摒弃了类推制度、重法有溯及力等一系列不利于人权保障的规定，其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从而在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中国刑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中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从而对刑法规范的完备和科学，对刑事司法的改善和强化，乃至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均至关重要和大有助益。这就为中国刑法及刑事法治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至上原则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的一般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它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中国现行刑法典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根据这一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就是对犯罪公民适用刑法的平等，其人权保障意义在于：任何犯罪人均应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并平等地享有刑法所规定的刑事权利。所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对犯罪人严格以罪论刑，决不允许因犯罪人社会地位、受教育

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不同而加重或减轻刑罚或不予处罚；二是要求不得因被害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不同而对犯罪人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或不予处罚。所谓平等地享有刑事权利，是指每一个犯罪人依法享有法定的刑事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不论个人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状况如何，就应让其享受某种刑事权利。例如，中国现行刑法典中规定有各种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只要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他便依法享有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刑事权利，司法机关不能以其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以及任何其他理由剥夺其刑事权利。

应当承认，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妨碍公正、平等地执法的现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会有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与平等，并进而强化中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虽然法律条文中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在刑事司法中得到切实贯彻并非易事，尚需要司法官员乃至全社会不懈的努力；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化，毕竟昭示与强调了法律的精神、方向和要求，从而为刑事法治强化人权保障创造了立法的基础。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由罪刑相适应原则演化和进步而来的。罪责刑相适应，亦可称为罪刑相当、罪刑均衡、罪刑相称，其基本意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

中国新刑法典顺应世界刑事法治的新进展和新观念，在其第５条

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量刑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从而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一方面要依据其所犯罪行及其危害后果的轻重，另一方面又要依据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时及其犯罪前后所具备的主观罪责的轻重，主客观相统一地裁量和确定刑罚，从而兼顾惩罚已然之罪和预防未然之罪的综合需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事法治的科学、合理、文明和效益，具有广泛而重要的意义。其人权保障的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人权保障的意义就在于：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公正，从而使犯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合理的剥夺、限制与保护，使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合理的刑法保护。因此，任何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司法裁量，都是对公民（犯罪人或被害人）权利的不尊重和践踏。中国新刑法典确立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必然会促进刑法的人权保障。（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进一步改革

未成年人因为其生理、心理尚不成熟、责任能力不完备暨易于教化等特点，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上普遍予以从宽处理的特殊对象，其刑法处遇也成为人权法律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4条第1、2款的规定，未成年人是否负刑事责任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的任何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二是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只对特定的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三是已满16岁的人，对所有的犯罪均应负刑事责任。同时，中国新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

从宽处罚的原则，即对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一律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第3款）；二是原则上不适用死刑或者确切言之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则，即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至多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第44条）。应当肯定，中国1979年刑法典已经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基本权利作出了特别保护性的规定，但也有不尽完善之处。

中国新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了进一步合理性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将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予以明确化、合理化的规定。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杀人、重伤、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款的“杀人、重伤”是限于故意犯罪还是也包括过失犯罪，尤其是对于“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如何理解与把握，往往产生不同的主张，因而影响了司法统一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鉴此，中国新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明确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而使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明确具体和比较合理，解决了原来立法所造成的司法中的歧见，进一步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强化了对未成年犯罪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其二，中国新刑法典删除了1979年刑法典中关于对已满16岁不满

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规定，即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判处死刑，包括不得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就彻底贯彻了对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从而与中国近年来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相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对未成年犯罪人生命权利的依法保护。与宣称高度维护人权却在立法和司法中允许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某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新刑法典在对未成年犯罪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三）正当防卫制度的强化

正当防卫是指采取损害不法侵害人权益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由于正当防卫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国家利益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因而正当防卫制度成为各国刑法所普遍设立并予以重视的制度。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7条关于正当防卫的基本规定，曾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也存在不少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1979年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较大，内容不够明确，尤其是防卫过当成立的条件不好掌握，掌握得太宽动辄就成为防卫过当而不利于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掌握太严则又易造成防卫人权利的滥用。因此，如何合理地强化正当防卫，就成为中国新刑法典修订中一个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1979年的刑法典相比，中国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一系列修改。其中与人权保障有关的重要修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缩小了防卫过当的构成。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别即防卫过当的标准，1979年刑法典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新刑法典修改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新刑法典在原刑法典的“必要限度”前加上“明显”的要求，并将原来的“不应有的危害”这一易于主观化的表述改为“重大损害”这种客观化的条件，从而不仅放宽了正当防卫的构成并缩小防卫过当的构成，而且也使二者的区分标准更客观和便于甄别。其二，增设了对抗制暴力犯罪的特殊防卫权之规定。针对近年来中国暴力侵害严重而警力及时制止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为鼓励公民勇敢地同暴力犯罪作斗争，以有效地维持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及国家、社会的利益，中国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总之，中国1新刑法典关于强化正当防卫的修正，其立法宗旨是为了强化对防卫人（即被害人和其他守法公民）的人权保障并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其付诸实施无疑也会具有这种功效。（四）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在古代社会的刑罚体系中曾占据重要的乃至中心的地位。由于死刑的特殊严厉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古代崇尚死刑的传统刑罚观念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刑罚人道主义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从刑罚体系上看，不但死刑失去了其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

为世界的潮流与趋势。例如，据有关统计，现今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废除了死刑，有11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有24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长期（10年以上）未执行过死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与人道与否的标志，因为死刑的存废要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犯罪现实状况等因素来决定；但在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度，严格控制和合理减少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中国现阶段在死刑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进步需要的。中国1979年刑法典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死刑政策：严格规定了死刑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及核准程序；设置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行刑制度；分则设置死刑的罪种也很有限，而且基本限制在性质和危害非常严重的犯罪范围之内，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慎用死刑的立法思想。但在1982年之后，面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严峻形势，为配合严惩严重犯罪的司法需要，中国立法机关在单行刑法中较多地增设了死刑，急剧膨胀的死刑立法又导致了死刑在司法中被广泛地适用。在新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如何合理地设置死刑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法学界的普遍主张是应当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中国立法机关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还相当严峻、自上而下的看重死刑的观念尚有很大影响因而还无法大幅度地减少死刑的情况下，还是进行了严格限制和削减死刑

的积极努力。这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条件。一是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使其标准更加严格和规范；二是，如前所述，删除了对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2）放宽了死缓减轻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确有悔改”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3）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死刑罪名。中国新刑法典关于限制和削减死刑的改革措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刑罚的人道主义色彩。

虽然新刑法中有许多人权保护的内容，然而其与旧刑法相比，也是做出了很大调整来适应时代变化。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转型，整个社会矛盾丛生，法治作为调整社会的基本手段，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认可。依法治国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千年中国社会转型也基本确立了其大致框架。传统由改革推动的社会进步，更多由一件件个案来步步推进的方式来实现。广大民众、学者、官员群集参与，朝野互动，对人生命权的超乎寻常的重视，彰显法治的逐渐深入人心，一种新的法治之路，自此打开。

刑法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法治与理念进步最为明显地方之一；而迄今为止的四个典型案件反映了刑法理念变更最有力的标志。

（1）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从广义来说，“孙志刚”事件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件，它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剧烈震动，“恶法非法”、生命权至高、迁徙自由等理念，使收容遣送制度被彻底废除，对人的人

文关怀第一次被人们广泛关注。在刑法理念上，人们对生命权保护认识的深化，促进了社会人权保障理念的进步；执法等各个领域都在反思、总结是什么造成一个无辜生命的陨落。民众的广泛参与、学者的积极引导，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法治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彻底打破了法治被大多数认为的空中楼阁的印象；从社会底层中生出了一种对法治的需求，用法治捍卫和保障人权，保障自己的权益。2004年人权保护被写进了宪法，“孙志刚事件”可认为是中国法治的分水岭，内生的法治第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它的身影。

（2）2003年“刘涌”提审案：一个凶恶的黑社会首领，为恶社会，经过两审，最后通过提审，最终其被判处了死刑，提审也开创了中国司法的先河。对其的态度，专家与民意呈现截然相反的看法，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并不是精英眼中的所谓“程序法治”，至少在现阶段，他们更追求实体的公正，使对法治与民众、社会有了更为明白的认识。法治应该与人们的认识心理相一致，超越社会发展的所谓真正的法治理念，不过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法学发展的画饼，法治要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一致。

（3）2005年“佘祥林”杀妻案：一件彻底的冤假错案，几十年的青春沦失，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彻底让整个司法震动；作为社会安全保险的最后一道司法公正的墙，如何公正是人们紧紧追问的一个问题，而长期难以取得一致的疑罪从无也在这一案件的推动下得到实现。

（4）2008年“许霆”ATM机案：这个案件存在广泛的争议，终审

许霆获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许霆”ATM 机案成为中国法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对法律制定时的细化，与社会发展相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个人权利的保护与所谓“集体、国家利益”保护标准也是刑法理念认识的深化的结果。用刑法保护一切的大刑法理念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疑虑。

人权保护在千年来的中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道德理念，但如今它正在透过具体的法的操作而得到体现，法治进步、保护人权成为刑法理念的新的中心，而推动着司法、执法等的改革，进而推进社会变革。

引文：

（1）李步云《人权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2）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3）人民法院报《进一步规范司法监督和指导》

（1）《20世纪中国十大法学家》社会科学院出版

（2）《网络焦点案件审判实录》人民法院出版社

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人权的概念 邵津：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或应该享有得基本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饶戈平：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人权的国际保护 邵津：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饶戈平：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而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也涉及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非PPT:人权的国际保护历程：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人权的保护起初只有国内法保护，但历史上也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着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包括：保护宗教上的少数者、人种少数者、语言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和奴役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保护战争受难者。 人权国际保护受到正式和普遍重视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独裁和野蛮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保护机制以保证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着《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承认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宣言、条约相继通过，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也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方式 （一）国家通过参加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保障人权和改进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国家未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根据该国所确认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活动保护人权。 四、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限制或改变国内管辖权或不干涉内政原则。假设人权与主权对立，也不能以取消联合国与其宗旨为核心部分相关的职能为代价。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不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制约，也受国内道德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人权保护目前主要是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国内法来调整。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试论人权的性质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试论人权的性质来源：作者：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所利用，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内国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的。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一）人权概念的产生。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ieu，1689-1775)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人权规范的出现。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2、国际法上人权规范的出现。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国际法中关于人权的问题

国际法中关于人权的问题 田缜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是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名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时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成为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去昂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国内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提出的，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后来荷兰的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性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人权一般可以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两部分。集体人权应包括名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个人权利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名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觉权之原则，各名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每一个国家都有权依照宪章的规定，通过行动来促进各名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实现。它是现实和享有其他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试论劳动法与劳动者的人权保障

试论劳动法与劳动者的人权保障人权，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联合国宪章》），按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权利。正是对人权的追求引导着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专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权意识，人权理论，人权制度和人权实现的不断发展完善。今天，承认人权，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已成为国际法和世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根本准则，成为现代法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其中对劳动者在劳动关系方面的人权保障则是通过劳动法律的立法及实施来实现的，我国于1994年7月5日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充分地体现了保障劳动者人权这一宗旨，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体系作出了贡献。一、劳动法是劳动者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权和人权保障涉及道德、政治、法律以及人的主观精神活动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法律与人权和人权保障的相互关系的层面上来谈及这一问题。为了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运用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从法律和人权的关系，即法律对人权的确认、维护和保障方面来作一理论上的分析，从而说明劳动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一）人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必须由法律来调整和保护人权是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人人都要求生存，要求自由，要求物质丰富和精神愉快，要求成为幸福的人，这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是人权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及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必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需要用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这种形式去加以调整，故而社会关系的存在成为人权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决定着人权的性质与状况。人权的实现、保障和发展，只能在法律的调整下，使社会关系不断改善并趋于理性与和谐中才能实现。（二）人权的本质即人们应当享有的各种利益只能由法律来维护与保障“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人们所追求的人权，就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与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的基础是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其内涵是极其广泛的。既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也包括人身权益。因此，无论是国内人权还是国际人权，总是意味着个人、群体、社会与国家相互之间在各种利益上的追求、享有和分配。在这里，人权体现为各种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指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对人权的追求，实质上是对权利份额所对应的特定利益的追求。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动力系统中，最原始最深刻的动因即利益，而人权的本质恰好就是利益。人权和利益是同一事物表现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权即利益只有通过法定的权利、义务规范才能加以保障和实现。什么样的个人或群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人权，如何确认和保护某项人权，均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借助国家意志才能实现。[!--empirenews.page--] （三）法律是记载和保障人权的工具法律通过权利、义务这种法律规范去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人们对各种利益的追求方式对人权加以确认、维护和保障。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所追求的人权实即法定权利。法律是各种主体对于人权追求的记载的保障工具，列宁所说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同马克思所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是一个道理。法律适应人类的权利要求而产生，以记载保障人权的实现为使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权与法律在内容、客体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同一性，两者有着不解的渊源。总之，制约权利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保障人权是我国法律的重要内容和最终归宿，人权关系、人权本质、人权原则和人权内容的调整、维护与保障从根本上来说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来体现，并以法律作为保护途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人权保障体系。而劳动法是以保障劳动者人权为目的的人权保障体系的子系统。二、劳动法对劳动者人权保障实现的过程与条件劳动者人权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领域内所享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 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 一、刑法的价值取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笔记和课后习题考研真题详解(人 权)【圣才出品】

第十五章人权 15.1 复习笔记 一、人权的含义 1．人权概念的演化 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中理性主义兴起，旨在清除封建特权与僧侣神学的自然权利学说逐渐形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具有近代政治和法律意义的“人权”。 在人权从国内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人权学说出现了三个斗争的焦点： （1）权利的主体问题。 （2）权利的内容问题。 （3）人权与主权。 2．人权的概念与性质 （1）概念 人权是指在既定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基于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以提供义务为准备而提出对自己所需要的权利的主张。 （2）特性 ①最低限度的道德性 第一，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即人权的存在依据是某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不道德的要求如杀人不能作为人权的内容。

第二，人权所依据的道德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挥霍性或浪费性的需要并不作为人权存在。 ②普遍性 人权的普遍性是指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所面向的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 ③历史性 指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无社会”、“无文化”的存在物所享有的权利，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 ④资格性 人权的资格性所蕴涵的前提是：即使国家、社会、团体不侵吞个人权利，个人也有可能成为自身权利的侵吞者。 3．两种人权观 （1）个人人权观 18世纪末l9世纪初，西方政治思想仍笼罩在以个人权利反抗国家暴政的激情之中，许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仍将个人权利视为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 （2）集体人权观 强调保障公共自由或国家自由，主张国家权力或社会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优越性与统率性。 （3）关于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论争，我们认为：人权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不能就事论事，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施加人权压力，是其干涉主权、推行霸权的手段。 ①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本质上是能够相互融合的，但这一统一需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来保证。 ②应当承认，政治民主、人的权利具有自身独立性，其自我完善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 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 （一）立法保障。 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二）制度保障。 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太原市警官职业学院（培训民警） 2014年12月15日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权；刑事诉讼；保障；分析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1，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法人被告人、法人被害人以及证人。 2．从人权保障的客体来说，应指参加刑事诉讼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

法律全球化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开题报告

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法律全球化下的人权国际保护 学生姓名：杜碧月学号：090904113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郑淑霞 2012年月12月 25日

3. 毕业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的方法 为了从总体上能够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到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获得对国际人权保护全面了解，认识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得出对其正确的评价。 （2）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人权国际保护研究的比较，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下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在不同层面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寻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一步结合我国的保护现状研究我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该做出何种建议和完善。 （3）实证分析的方法 本文试就法律全球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内容和特性作一定的分析,从其发展历史、发展背景、原因等各个方面研究，阐述了当下世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 贺鉴《霸权、人权与主权：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有机结合，重视个案分析。本书通过考察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的历史演变以及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系统研究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剖析后冷战时代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规范国际人权保护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的对策。 [2] 黄文艺《全球化的法律分析》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人权的存在形态

浅述人权的存在形态 关于人权存在形态这个问题，中国学者间存在有不同看法，有学者主张人权有应有权利、法规权利、习惯权利和现实权利四种形态，也有学者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仅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中”。但自李步云教授发表了三分法以来，学术界便以此学说为主流，奠定了人权存在形态理论的基石。 一、人权的概念 为了对人权的存在形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首先要弄清楚人权的概念。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从人权概念的主体分析，其中的“人”是指一切人，即除了公民外，还包括非公民在内，而且其不仅指个人，也包含了作为人的群体。从人权概念的客体分析，其中的“权利”是指人的一切权利，不仅包括主要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还包括由普通法律来予以规定的非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李步云将人权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存在形态。 二、应有权利 人的应有权利所包含的权利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最基本的权利，如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是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后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人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权利等则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李步云三分法中提到的应有权利同西方天赋人权论中提到的自然权利，虽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在以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差别： 一是关于权利的本源。天赋人权论认为自然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它的本源是自然，是人的理性，是人性。该学说中的自然权利只关注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三分法理论则认为应有权利的本源有两个方面，即内因与外因。内因是指人的本性或本质，包含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其中自然属性是指人的本能和天性要求生存、要求自由、要求过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它是人权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而社会属性指人并非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需要有权利与义务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防止一些人侵犯另一些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外因则是指“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以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包括道德）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该时期人权的性质、状况与发展水平”。 二是关于权利的状态。在天赋人权论看来，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而人定法和法定权利才真正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三分法则认为人的应有权利在没有被法律确认和保护之前，虽没有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但它仍受到一些社会力量的承认与保护，它是客观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之中的，其存在与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是关于权利的性质。在天赋人权论看来，自然权利对一切人都有效，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有阶级性。而三分法认为人的应有权利具有阶级性。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应有权利在被法律确认变为法定权利之后，便被打上了阶级意志的烙印，具有了阶级性。而即使是在应有权利没有被法律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它也仍然具有阶级性，对于一个人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处于不同阶级的人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四是关于权利的演变。在天赋人权论看来，自然权利是永恒不变的，其并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而三分法认为应由权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它的性质与状况，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所决定；另一方面，它的实现程度又受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文化教育设施、科学文化艺术成果以及人们的道德水准等）的发展水平所影响和制约。”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汪〕

从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看刑事诉讼中保障诉讼人权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汪敏* 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将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公正和公开审判，辩护权和法律援助等刑事诉讼权利规定为国际法上的基本人权。①它是迄今为止最集中全面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人权准则的联合国文书。②《公约》明文规定，缔约国的义务不仅是“尊重”上述各项人权，而且是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因此，缔约国一旦承认《公约》，必须有国内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上的保障，而且要有行动来切实贯彻《公约》的规定。并且，《公约》创设了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缔约国关于执行《公约》情况的报告并监督有关补救措施的适用。③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律师会见在押人员难、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对在押人员超期羁押屡见不鲜，它们都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利于充分保护他们的人权。我们应当以司法改革为契机，以《公约》的要求为准则，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完善刑事司法制度，确保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一、关于律师会见被告人的问题 （一）联合国文书及我国法律关于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的规定 审判前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基本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被羁押人那里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了解被羁押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诉讼中发挥其辩护职能的基础。为了确保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这项权利的落实，联合国出台了不少文件对律师会见被羁押人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④《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9条规定，羁押中的被告人有权与其律师秘密交谈。《保护羁押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8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会见可在执 *汪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院长。 ①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②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③参见《公约》第4部分。 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7年7月31日，第663号决议通过。

国际人权养护的四项措施.doc

国际人权保护的四项措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人权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法律价值，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更重要的是，人权实现需要一个切实可靠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在国际上，人权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制度和机制加以保障： 一是通过立法来建立各项人权保障制度是各国实现人权的最重要的国内法措施。人权实现首先是依靠各国立法手段实现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是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手段，把需要加以保障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人权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将人权要求上升到人权规范，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权的实现。 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国内法措施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也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要求缔约国履行的公约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尽最大能力承担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是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也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因此，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人权的实现是人权保障机制中最重要的步骤。

二是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实现人权的有效法律救济是大多数国家在人权保障中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在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中，基于诉权产生的司法审判程序是保障人权实现的最有效的机制。许多国家都将司法审判程序作为本国国内法上保障人权的最终和最有效的环节，特别是一些国家还建立了专门以审判人权案件为任务的宪法法院和宪法审判程序。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3号一般性意见第5项具体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除了立法之外，可被认为是适当的措施还包括，为根据国家法律制度属于司法范围的权利提供司法补救办法。例如，委员会注意到，不受歧视地享有公认的人权往往可以通过司法或其他有效补救办法得到适当的促进。 三是依靠各种从事人权保障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来提高政府在实现人权保障中的能力。早在美国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就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作为对非政府组织在保障和促进人权中的作用的肯定，《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确保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68年5月23日以1296号决议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非政府组织具有三种咨询地位的决议。目前，非政府组织广泛地活跃在区域性和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中，帮助有关的国际人权机构来审查缔约国提交的履行公约的报告。有些非政府组织还代表受害人向国际人权机构提交人权受到侵犯的指控。如美洲人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2)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澳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日益繁华的当今社会，经济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刑事诉讼文明、刑事诉讼民主更是不可或缺的话题，社会对人权利益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实现诉讼民主文明的基点,也是刑事诉讼本应具有的品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对人权保障缺少必要的注重,这种忽视必将带来缺乏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我们要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现代权利文化,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本文将简单的讨论中国内陆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和刑法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以及不足点，以供相互弥补与促进。 【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和追溯 人权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及其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充分享受及保障自己权益的权利。实质上即是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法律、道德等正确的形式满足其所应有和实有的社会地位、需要和利益。人权保障经历了如下三大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人权”一词，其在《论世界帝国》中指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经过几代人的

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为核心的人权理论1。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2。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3。 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4。 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 （一）关于自认制度 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在这1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 2王家福.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赵世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1991.(5).

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

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 【原文出处】法商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504 【原刊页号】64～69 【分类号】D411 【分类名】宪法学、行政法学 【复印期号】200602 【作者】林来梵/季彦敏 【作者简介】林来梵，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季彦敏，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28）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增设，可誉为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点睛之笔。它标志着现行宪法首次用一个概括性条款确认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不仅在法解释学上具有丰富的意涵，而且在规范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条款的增设也进一步加剧了现行宪法中抽象性的人权规范与个别性的人权保障之间已经存在着的巨大张力，而为了缓解这一张力，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成为紧迫的课题。 【摘要题】专题研讨1：人权 【关键词】人权保障原则/对限制的限制/非确断性宪法评价/违宪审查制度 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宪政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德沃金说这就是政治道德的一种要求，甚至认为权利就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注：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xi. 中译本将“政治王牌”译为“政治护身符”。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6页。）一种凌驾于一般福利(General Welfare)之上的王牌，而保护个人权利则是政府最基本目的中的精粹。（注：参见信春鹰：《罗纳德·德沃金与美国当代法理学》，《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从宪法规范来看，各个国家的宪法或宪政实践也都确认人权保障原则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在最大公约数意义上，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乃是立宪主义(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原则本身也是宪法诸原则中最核心的原则。对此，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已有定论。但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部门则长期片面强调人权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而忽视了人权的普遍性，视人权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甚至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强调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直到80年代末，人权研究的禁区才被突破，（注：参见郭道晖：《人权禁区是怎样突破的》，载郭道晖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对人权理论的研究才得以次第深入。迄上世纪末，法学界部分学者率先确认了人权保障原则的核心地位。（注：参见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林来梵：《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认可人权保障原则在宪法诸原则中的核心地位，（注：参见莫江平主编：《中国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李步云、邓成明：《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编：《宪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页；肖蔚云等：《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使这一观点基本上形成了通说。而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4条增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增设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3条第3款(以下简称“九字条款”)，这是在规范意义上明确宣告了作为一项概括性条款的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本文试图基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首先尝试在解释学上全面阐释“九字条款”的意涵，进而探究作为一种规范而出现所具有的事实意义，最后分析其在宪法上所产生的后果，并讨论处理这个后果的有效方案。 一、作为宪法规范的人权保障原则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人权是指作为人而存在应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等权利，是权利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而随着近代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如何妥善解决人权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则成为社会聚焦的重点。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制度的缺失和执法人员观念的偏差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相应活动中难以得到合里对待。本文试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内容及其理论基础为出发点，阐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和不足，并分析其原因，力求可以探索出一条既可以惩罚犯罪又可以维护人权的道路。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对策 人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思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身自由和其他的民主权利。近代以来，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人心，人权不仅成为各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并且也由纯粹体现观念意思转变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实体权利。人权是人须臾不可离开之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参照点，其对于人的价值也为全世界所认同。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而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则是刑事诉讼中主要公权力，这些权利行使的得当与否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与否。因此，在保

障和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及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上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1）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的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非法的刑事追究；（2）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3）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① 刑事诉讼是一种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确应当追求发现真实的目标，然而这目标是不可能自动显现的，而是隐藏在一系列的复杂事务背后。这就意味着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有很长的路要走，离开了刑事诉讼过程，便无发现真实目标可言。所以，“刑事诉讼是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不是证明已被接受真理的一种方法。要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推理功能，就要牢记我们不是从答案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只有在我们寻找未占有的答案，而且可能是最佳答案的前提下，全套诉讼机制才是可以理解的、站的住脚的。即使实体法不合理，诉讼程序仍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说，诉讼程序起到的是逻辑推理的作用，其结果并非如愿。不论最终判决如何，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为发现必要的答案提供了最佳的工具。” 什么是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必然要求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审判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均衡。在中世纪的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过分强大，辩护职能则相当微弱甚至不存在，只能导致诉讼手段的残暴和诉讼结果的不公。所以，现代刑事诉讼正是在保护人权的旗帜下，将增强辩护职能作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检察机关和①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