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
2007年7月
第24卷第4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Nati onalities University Vol 124,No 14Jul .2007
【收稿日期】2007-03-30
【作者简介】解鲁云(1956-),女,山东乐陵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族研究】
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
解鲁云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31)
有关傈僳族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
中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十余年来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表明,傈僳族研究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本文拟将1994年以来傈僳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供参考。
一、族源研究
关于傈僳族族源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古代羌族后裔说,二是土著说,三是北方古代氐羌说。主要论文论著有:谢蕰秋主编
《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1999年)认为,傈僳族属古代羌族后裔。其先民是秦汉时期的“叟”、“巂”、“三僕”,唐朝时期“乌蛮”部落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散居在今四川省西昌、冕宁、盐池一带,以及今雅砻江、金沙江和澜沧江两岸。付阿伯、胡德清《怒江傈僳族荞氏溯源》(《怒江文史资料》,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认为,傈僳族荞氏,是最早进入怒江的氏族,是括时氏族的始祖。原散居在金沙江、澜沧江两岸。李剑泉编著《云南少数民族风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认为,傈僳族原始社会时期属氐羌,唐、宋、元朝时期称“栗蛮”、“栗粟两姓蛮”,也称“施蛮”、“顺蛮”,明朝时期称“力些”、“栗粟”。8世纪傈僳先民居住在雅砻江、金沙江流域,新中国建立后定为傈僳族。肖迎《元明清时期怒江地区的民族》(《思想战线》1994年第1期)认为,傈僳族乃唐朝时期的“施蛮”、“顺蛮”发展演变而来。南诏、元朝时期以后,“施蛮”、“顺蛮”已经被称为“卢蛮”。明朝时期记录名称为“栗些”,“力些”。清朝时期澜沧江以东被称为“熟傈僳”,澜沧江以西称为“江外和生傈僳”。中共贡山独龙族自治县委员会、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编《三江明珠风情贡山》(民族出版
社,2004年)一书中认为,傈僳族是北方古氐羌族群的一支,属于“乌蛮”部落集团中的“笮夷”、“顺蛮”、“施蛮”等。持上述观点的还有尤中著《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怒江文史资料》(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龙陵县委党史地方志编撰办公室编《龙陵县志》(中华书局,2000年)、郭 等主编《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二、语言文字研究
关于傈僳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语言差别不大,一种认为因地域不同差别很大。主要论文论著有: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认为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主要以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兼通邻近民族的语言。傈僳语的语音差别不大,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各地借词来源不同,读音有所差异,不过大多数都有语音对应规律。该书以泸水县古登乡、洛本卓乡、怒江东岸一带的傈僳族语为代表,对傈僳语言文字分别进行了详细地叙述。余德芬《十八岔傈僳话音位系统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傈僳族的分布比较广,所以语言地域差别很大。本文从辅音、元音、声调、音节结构等方面对十八岔傈僳话音位系统作详尽的记述和分析,呈示了过去文献中未曾报道过的新的语言材料,论述了十八岔傈僳话的方音特征,辩驳了传统的傈僳语方音差别小或无方音差别的论点。云南盈江县十八岔的傈僳族语言十分有特点,对它的分析和研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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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认识分析傈僳语言的特征和方言差别。李强
《傈僳语与英语的形容词用法比较及语言和思维的互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通过英语和傈僳语的形容词用不同用法比较来论述语言与思维的互动关系,探索中西方民族文化特征的差异。内容有:傈僳语与英语的语言特征、傈僳语与英语的形容词用法比较、语言与思维的互动关系。胡玉英《浅谈傈僳语词的构成》(《云南民族语言文学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一文认为傈僳语里词是由音节组成。胡玉英《傈僳语载瓦语动词“态”的语法范畴比较》(《云南民族语言文学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认为傈僳语与载瓦语有着比较相近的族源关系。盖兴之著《民族语言文化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认为傈僳语有三个方言词汇差别大,不能互相通话。
关于傈僳文研究。荣凤妹《傈僳文(概述)》,(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指导工作委员会编《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一文指出,傈傈族使用的文字有四种形式:1.大写拉丁字母傈僳文,即老傈僳文,是1912～1914年间,缅甸克伦族讲道者塞耶巴多同傈僳族基督徒合作创制的,属拼音文字中拉丁字母变体文字。主要在怒江州等地区使用。2.“格框式”傈僳文是1913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省武定县、禄劝县傈僳语创制的。这种文字只在该地区宗教界内部使用。这种文字也属于拼音文字中拉丁字母变体文字。3.音节傈僳文字是本世纪20年代初,维西县叶枝乡岩瓦洛村傈傈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只在县内的一些农村流传使用,属表音的音节文字。4.新傈僳文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帮助新创的傈僳文字,属拼音文字中拉丁字母不变体文字。主要使用于怒江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和大理州的云龙县。高慧宜《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异体字初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认为傈僳族竹书文字是云南省傈僳族一位(名叫哇忍波多巴)巫师创造了一种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划在竹片上的,所以被称为“竹书”。木玉璋《傈僳族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简介》(《民族语文》1994年4期)认为,傈僳族古无文字,近代出现“獐皮文字”,又称“竹编文字”。现在语言学界称为“傈僳族音节文字”,或简称“傈僳字”。这种文字目前在云南省维西县部分傈僳村寨仍作为识字记事的工具。三、文学与艺术研究
关于傈僳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近十余年来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左玉堂著《傈僳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认为傈僳族的文学,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独有的优点和特色。该书根据傈僳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较系统地梳理出从远古至本世纪90年代傈僳族文学发展脉络,揭示出发展的规律、特点和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概括和总结。杨春茂著《傈僳族民间文学概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认为,傈僳族早期无文字,本民族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都以口头传承方式代代相传、袭宗承源。傈僳族民间文学便成了这个民族多功能的记录工具,成了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代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胡应舒(傈僳族)密英文(傈僳族)著《相约彩云南诗歌散文丛书?哈萨木———一个神奇的地方》(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和余新(傈僳族)著《相约彩云南诗歌散文丛书?醉了的火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两书都详细描述傈僳族即怒江神奇、美丽的地方与纪实以及异域采风等。旭林《论傈僳族叙事长诗的文化源流和原始生态特征》(《怒江》2000年第4期)认为,傈僳族叙事长诗文化是傈僳族先民集体创作,是起源于原始劳动创作活动。具有诗、歌、舞三位一体特征。斯陆益《当前关于傈僳文图书出版社的几个问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称,云南民族出版社用傈僳文出版了大量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有《傈僳族民间故事集》、《傈僳族动物故事集》、《刮木毕的故事》、《刮加桑的故事》、《傈僳童话故事集》,叙事长诗《逃婚调》、《生产调》、《重逢调》、《创世纪》、《婚礼歌》、《挽歌》等共20多部。孙振玉著《傈僳族白族的贡献》载《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南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一书认为傈僳族的民间文学成就很突出,一些故事情节更有其独特之处。
关于傈僳族艺术研究。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重点介绍了怒江州俗称“黑傈僳”与保山市“花傈僳”传统音乐共43首。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一书认为傈僳族民歌的种类很多,其中以多声部方式演唱,主要歌种有“摆时”、“由叶”和“木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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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华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合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收录傈僳族民歌的情歌对唱一首,这是一首傈僳族多声部合唱,采用了一领众合形式,在傈僳族传统音乐中别具特色。
四、家庭婚姻、节日习俗研究
关于傈僳族婚姻家庭研究。主要论文论著有:徐冶著《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怒江峡谷人家?傈僳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傈僳婚姻形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但在新中国建立前还保留有群婚制和转房制等婚姻形式。婚礼既按傈僳族传统规矩办,又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牧师主持婚礼。杨光明《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峡谷封不住的女性》(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该书侧重反映了傈僳族女性的婚姻习俗,描述了她们的恋爱及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传统联姻规则,婚嫁程序和隆重庄严古朴的婚姻场景。同时反映了傈僳族女性传统的劳动、采集、纺织活动,在书中还提及了傈僳族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
节日习俗方面研究。张祖武搜集整理《福贡傈僳族的风俗习惯》(载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4年)一文详细描述了福贡傈僳族生活、习惯、年节、宗教、婚俗、丧葬仪式展示了当地傈僳族民风民俗的特点。王嘉相《傈僳族的春浴与歌会》(载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一文认为,傈僳族人民进行一年一度的春浴与歌会,不仅消除疾病进行休整,增进健康,而且还是傈僳族男女青年进行社交,达到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互表爱慕之情的好场所好机会,有不少青年就在春浴期间订下了姻缘。杨光宗等《腾冲傈僳族“刀杆节”的挖掘与发展》(载《腾冲文化》2002年6期)一文认为,过去的上刀杆起源于江苏,当时是竖一独杆,杆上扎36把弯镰刀,现在上刀杆是竖两棵杆,是从过去一独杆慢慢演变来的,刀杆有扎36把刀的,也有扎72把刀的,中间有三道口或七道口,主要代表边境所设的36卡和72卡,剪子口是指当时七个碉堡,三个城域,拉住刀杆的四根藤蔑和上到刀杆顶上投下四方的四面旗子代表东南西北。丹增编著《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中国画报出版社,2004年)和刘树枫主编《西部民族风情千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两书也详细介绍了傈僳族传统民族节日。
五、社会形态与经济研究
关于傈僳族社会形态与经济研究。史继忠著《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认为,傈僳族的社会形态可分为三类型:(1)内地傈僳族已经封建化;(2)大小凉山傈僳族深受奴隶制和封建制影响;(3)怒江地区傈僳族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史继忠还认为,怒江地区傈僳族的经济是一种过渡类型的混合经济。即农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社会分工不明显,但已出现商品交换。刀耕火种原始农业依然很盛。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怒江州州志编撰委员会编《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一书认为,傈僳族解放前社会经济形态大体分为两个不同类型地区:一是阶级分化不明显地区,二是封建经济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形态主要有封建领主经济和氏族经济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各有差异,其生产力生产水平低下。揣振宇《傈僳———纯真朴厚的民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认为,傈僳族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有原始狩猎和采集。采集是傈僳族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李道生《经济跨世纪发展中的傈僳族妇女》载《新中国妇女运动丛书?少数民族妇女的历史巨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认为上帕镇的傈僳族妇女已经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现代社会,并跻身于市场的行列。
六、宗教研究
关于傈僳族的巫术、图腾与原始宗教研究。主要论文有:李月英《云南怒江傈傈族的宗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认为傈僳族有两种宗教信仰,一种是傈傈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另一种是外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文章详细叙述了原始宗教和外来宗教对傈僳族生活的影响。杨杰、贺丽芬《傈僳族的图腾与姓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傈僳族其图腾维系着族内各氏族的生存与发展,其图腾物常常就是姓氏本身或代称即姓氏名称,也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物。图腾崇拜分为四种类型:动物(蜂、虎)图腾崇拜、植物(荞、谷)图腾、工具(犁)图腾崇拜、职业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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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解鲁云: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
胡玉英《傈傈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云南民
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本文分析了傈傈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阐释了傈傈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初民的万物有灵崇拜。简要地介绍了“尼”教的组织构成,并以实例解释了法术和医术,它既有迷信的外衣,也有科学的内涵。文中指出:把“尼”译为鬼或神都是错误的,“尼”非鬼,也并非所谓的“封建迷信”。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尼”、“巫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精神。
关于傈僳族基督教研究。韩军学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认为傈僳族是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分布在滇北武定、禄劝等地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信仰。第二,在怒江以东的维西、丽江、永胜以及怒江以南的腾冲、盈江、龙陵等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第三,教会势力深入傈僳族聚居中心向怒江地区大规模扩张。至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建起了大小教堂300余座,发展教徒约5万人。其中分布在云南境内的教堂约250余座,教徒2～3万人。基督教在傈僳族中传播和发展,至今有大约100年了。
七、文化教育研究
关于傈僳族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辞典、文化志和文化史。主要论著有:范祖錡《傈僳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主要从傈僳族的历史、文化源流、生产工具、技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习俗道德、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第三典———傈僳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详细阐述了傈僳族的语言文字、民族艺术、教育和群众文化、生活习俗、婚姻、丧葬历法、节日、道德和宗教等。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8年)一书收录傈僳族词目如阿尼阔什、阿普玛等15条。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出版社编《傈僳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傈僳的渊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体育、哲学思想、商业贸易、经济生产、建筑名胜和对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示了傈僳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政协陇川县文史委、陇川县史志办编《陇川傣族德昂族傈僳族文化风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一书对陇川傈僳族的文化资源、文化发展、继承、创新等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傈僳族浓郁的文化风情,浓墨重彩,致力表述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纯朴坚毅的民族性格。罗汉田著《中国少数民族住居文化———庇荫》(北京出版社,2000年)和苑利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与象征》(北京出版社,2000年)两书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傈傈族民居建筑与傈傈族服饰的特点、制作技艺及装饰功能,更突出地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和服饰物背后的傈傈族传统、信仰追求、心态等文化内涵。
关于民族教育史研究。何大昌、丁惠兰著《傈僳族教育史》载《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认为,中国傈僳族教育的历史特点是很突出的。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傈僳族人民用古理古规和前人立下的习俗,以口头传授进行各种教育,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民间教育。傈僳族地区创立学校虽然比较晚些,但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教育制度。
关于民族体育和民族教育研究。李茂林《傈傈族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民族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傈傈族教育水平低,加快傈傈族教育发展的对策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适应的法规;二是科普培训;三是改革教育内容。李月英《面对现代化发展的傈傈族传统文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傈傈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提出两点调适解决这些矛盾的对策和措施。一是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主要抓基础教育;二是转变观念等。胡贵、杨春茂(执笔)等《傈汉双语教学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认为在傈傈族聚居地区于学龄前进行一年傈僳文教学,然后在进入学龄后加学汉语,在初小三年级后完全用汉语教学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赵静冬等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认为傈僳族传统体育活动很有特色,具体的传统体育项目有:射弩(粑粑打)、射击、射刀刃、爬绳、上刀杆、下火海、跳牛等27项。
(责任编辑 杨镇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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