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毛中特期末考试简答题总结讲解

一.中国模式

1.定义

发展的角度来定义“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2)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来定义“中国模式”---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三位一体的综合；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综合发展模式。(3)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特征来定义“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即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

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容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资本塑造和谐社会。在社会领域体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完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外交领域，体现了中国“和谐世界”的价值观，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谐相处。在生态领域，“中国模式”倡导的是降低发展成本，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在现实中表现在了许多具体方面：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有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制、利率和汇率双轨制、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等。从区域特色的角度看，有深圳模式、浦东模式、顺德模式、苏南模式、昆山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华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鄂尔多斯模式等。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等。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的模式以及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模式等。

总之，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2.基本特征

中国模式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转型而形成的，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经济方面：所有制结构，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不再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分配原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政治方面：国体，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直接标志政权具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职能;政体，是实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战略，坚持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权，发展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文化方面：意识形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多元兼容并存；思想教育，要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使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权力干预学术，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文化战略，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为主体，纵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横向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文

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3.定位

一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即为适应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从传统社会主义转轨而来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典型性。二是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成功模式。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24.95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和扩大，中国已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模式。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模式。当今世界有200个国家左右，如果分类，按社会性质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按发展程度可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模式来说，比较成功的是少数，如二战后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美国模式等。在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中，有的单一不够全面，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较短，有的经不起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超越和突破，创造了世界奇迹。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何汉理所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一个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尽善尽美，中国模式还未定型，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完善。

4.当代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具有很高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本国增强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独立探索精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经济快速发展。靠这两条，中国安然渡过了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危机。此后2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罗奇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运转良好，证明其发展模式是有效的。”

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15

个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5个。中国当时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中，顶住压力和逆流，力挽狂澜。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语言向世人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在这场社会主义危机中起了顶梁柱的作用，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同时也就稳住了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脚。此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反而大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希望所在。俄罗斯学者阿·雅可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三.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挑战。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告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但事实并非如此，苏东剧变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和终结。曾几何时，正在西方一些人士紧锣密鼓宣扬“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的时候，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经济年增长率仍在8%以上，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模式已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

四.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在二战后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成为独立国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摆在面前

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近一个时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南北差距更加扩大，致使这些国家急需寻找一种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示，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到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俄罗斯科学院著名学者亚历山大·萨利茨基说:“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继续博采众长。该模式在于他国的合作中逐步完善，它顺应时代所需、效率极高。”美国哲学家齐姆斯基2010年8月13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充分肯定中国模式，他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成绩显著，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成功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社会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模式实现了纵向突破和横向超越。邓小平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不仅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一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路，一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5.成功的原因

(1)向他国学习，而不照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是最好学的国家。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 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从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可找到苏联的“骨架”，中国的社会主义吸收了经济现代化领域的诸多宝贵经验，例如日本的经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当然，还有苏联的成就。

(2)尊重历史，开拓创新。印度学者认为，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1949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之后的发展至此同时关重要。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民敬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有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整个 60 年来的发展是一个相当一体的工程。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 中最重要的内容。

(3)高瞻远瞩，精心计划。有学者认为，高瞻远瞩是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长远; 在政策的实施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发展的科学、合理性上。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

(4)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中国的政体相对于所谓的民主政体，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印度学者认为，民主政体下很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竞选连任，而中国政治领导人投入精力关注发展。需要提醒的是，以上这些合理成分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 还有很大距离。它们主要停留在对局部现象的零碎描述，而没有上升到理论

的高度。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以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来认识我国的成就和进步

6.挑战

中国不谋求对外输出模式”，但作为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在战胜贫困、实现发展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面对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向东看”政策与“学习中国模式”的国际背景，更应该关注“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1)“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中国模式”处在发展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需要随世情、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充实提高，切不可教条化，更不应落入所谓“共识”的桎梏裹足不前“中国模式”的未来，首先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点解决消除经济增长中不可持续因素、确立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不良指数、克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效应、承担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等问题。还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国际安全问题等。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曾指出，“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2)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了解、认可与接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主要是拓宽了现代化途径，丰富了发展道路认识，促进了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府对于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民主化运动以及私有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已经认识到其失败的现实，但多予以无奈接纳。坚持一党执政的中国模式要扩大其影响，就需要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有进一步了解认识和深度理解。“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前提。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脱贫致富经验“中国模式”需要得到发展中国家的了解、认可

(3)发达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指责与遏制。“中国模式”的强力崛起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又刺痛了西方国家的神经。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轮”、“中国责任论”等论调甚嚣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指责与遏制，还会通过舆论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当政者的决策和广大民众的心态。长此以往，势必有损中国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毕竟与1500年以来已经称霸过世界的9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这也是西方发国家责难甚至“围堵”中国的深层次原因，无疑需要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

二．中等收入陷阱

1.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2.原因

①.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 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②.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 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核心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未能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如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曾经突飞猛进，成为跨国公司的家电等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未能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本土化，缺乏本国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逐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优

势和发展后劲，目前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临近的越南等新兴国家，加上政治动荡等原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③.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 有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的财政预算失控，依靠赤字维系运转，致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失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政府缺乏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与扶持政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蓝图引导，政府公共投入与布局缺乏目标，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和资金、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④.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 一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和家庭无序流入城市，但又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影响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形成和产业提升，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急遽上升到1990年的70.3%，超过欧洲的城市化率（69.8%），2010年更是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过度的人口城市化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势力猖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

⑤.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 一些国家对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两

极分化趋势未能及时加以遏制，并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幅度扩大到不合理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由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效的社会消费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遏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公还从微观经济层面增加了劳动者的不合理流动与离职现象，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职工队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负面效应都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犹如“方形轮子”的马车，走走停停，颠簸行进。

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所谓精英集团和政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由于政治结构不尊重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影响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采取对国际资本一律排斥的态度，重新掀起对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化浪潮，从而引起经济系统的紊乱和社会动荡，最终使本国经济停滞和不正常波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还由于城乡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军方发动政变，政权频繁更迭。

⑦.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而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低抚养比和以较高积累率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是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现过人口低抚养比等有利于积累的条件，但是却未能够抓住人口红利的“窗口”机会，即未能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状况，人力资源素质培养也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使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常规状况。一旦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又将面临新的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会呈现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进入速度下行期。在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可再生资源快速消耗，特别是粗放型增长逐步低效化、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等，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行。但增速下行不等于可以放任“失速”。下行而不失速、不失控，才能实现成功转型。二是经济增长进入动力转换期。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消退，新动力尚未形成。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所在。为此，必须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要注重旧动力的提质增效。三是经济结构进入磨合期。工业化“起飞”、城镇化快速

发展后，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会逐渐滞后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新旧产业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供给侧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加快调整变革。此外，中等收入阶段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特征，包括：经济发展成本进入上升期、企业结构进入重组期、金融资本形态进入创新期、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修复期、城乡区域空间结构进入重构期、社会收入差距进入分化期、社会阶层结构进入重组期、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国际市场竞争进入磨合期等。

4.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社会转型期通常是各种社会资源分流、各种社会力量分散、各种社会思潮分歧、各种社会组织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无私无畏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崇高品格、强大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勇于改革创新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的执政经验。所有这些，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组织保证。

②独特的社会制度优势。社会制度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其核心要义是平衡协调效率与公平、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成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改革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新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通过广泛深刻的改革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优势，能够较好地协调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经济社会高效运行和有序发展。这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

③厚实的发展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文化影响力也有了新的历史性提升。这些发展成就为继续推进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差距大、互补性强，区域发展空间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发展韧性和回旋余地大。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④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深邃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凝聚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齐心协力追求美好梦想的强劲动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更趋广泛深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广阔、海纳百川，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持走自己的路，又勇于改革开放，善于学习借鉴别国发展经验。这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5.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①.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②.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③.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

④.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6.我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①.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破解了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难题。但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健全，各项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先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没有很好地带领大部分人走向共同富裕，造成了社会各阶层贫富逐步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我国的劳资矛盾突出，挫伤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

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消费、投资、出口被喻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轮子协调运转才能推动经济平稳增长。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表明经济增长明显地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造成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居民是消费的主体，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必然带来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二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而前者消费率明显高于后者，储蓄率明显低于后者，导致消费率越来越低于投资率；三是“土地财政”导致房地产市场政策不健全，秩序混乱，投机严重，炒地、炒楼、炒房成了大部分投资者的首选，一方面是房地产投资过热，乱象丛生，另一方面是房价居高不下、大部分年轻人沦为“房奴”而不得不减少消费支出；加上教育成本攀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效不大，社会保障事业滞后，城乡居民必须为未来储蓄，不敢增加即期消费，严重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③.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但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源和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而不是主要来自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等因素的贡献。同时，我国当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

倍左右，是美国的6倍、德国的26.4倍、日本的68.7倍，一些工业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超标，一些地方河流、湖泊、地下水严重污染，一些矿区采空塌陷严重。高强度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是欧美各国财政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恶化趋势，财政赤字上升，政府债务暴涨，政府财政紧缩压力加大；二是国际金融风险加大，特别是欧元状况脆弱，使得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雪上加霜；三是世界经济景气度下降，全球贸易量锐减，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好转，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需拉动，即出口拉动。但是，随着中国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经济规模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欧美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压力明显增大，贸易摩擦事件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

三．公平与效率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开展了热烈讨论。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党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1.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

①.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

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例如，按劳分配，以投入的劳动为尺度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形成个人收入差距；按投入要素分配，以投入的劳动、资本、土地、经营力为尺度，更会形成个人收入差距。如果抹杀这种差距，追求结果的均等，必然导致平均主义，这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②.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

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2.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

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

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

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

②.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

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成为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

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

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3.观念的变化

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表述发生新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对此进一步强调，并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从提法的变迁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实践证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并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姿态高耸于世界之林，人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有了明显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劳动报酬低也造就了大量廉价劳动者，他们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在就业、劳动条件、医疗、社保等多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近年来在城市、农村、各行业之中，“涨工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央也致力于研究探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由此可见，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普通居民收入，就必须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提升居民收入“短板”才能提升国民整体收入水平。

4.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1993年，邓小平即告诫我们：“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我们应审慎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继续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和突出社会公平，大力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物质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促进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富共享、和谐小康，必须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基

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保持社会的活力，才能为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途径。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社会的支撑构架。

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有效地发挥政府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再分配调节的作用。要坚持群体受益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的增长模式。必须把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还不能完全实现商品等价交换的初次分配公平。即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后，市场调节商品的等价交换也只是相对的，由此形成的公平分配还是相对的。由于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条件、机遇、才能等差异，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由市场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不可能绝对公平。因此，在微观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针对市场调节初次分配的缺陷，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进行再分配调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从社会宏观层面维护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重要手段和环节。

a.公共财政制度，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建立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不同区域民众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使全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b.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①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这是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差距拉大。所以要重视解决提高广大农民收入的问题。同时，在城市也有部分群众的收入比较低。要努力扩大就业，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②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但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中等收入者数量较少，在全社会比重小。应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创业、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和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多种措施，使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③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要通过税收等方式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使其一部分财富通过税收等形式交给国家，集中用于再分配。当前，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打击偷税、逃税、漏税等行为。同时，深化电信、电力、石油、民航、金融、铁路等行业改革，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防止其凭借垄断地位为其从业人员谋取高工资、高福利。④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广大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获得的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③.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的看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小结

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关乎发展、关乎民生。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七大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既有利于提高经

济效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思考公平与效率问题，探讨切实可行的措施，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环境与经济的两难与双赢

1.现状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错综复杂”这四个字概括，只有这两者之间达到了协调与平衡，中国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和强大。

中国经济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当前中国也是全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直到2012年，工业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目前仍处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将继续而且长期存在。

经济高速增长、能源资源大量消费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在资源耗竭、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的背景下，经济成就不再那么令人欣喜。两者相比，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远远低于我们发展经济的能力。这种高度的不对称性为今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重警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中部和西部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伴而生的是环境、资源、能源区位的不平衡。西部经济落后，但是中国资源、能源最重要的蕴藏地，今天西部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达到全国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污染物排放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东部。同时，西部的环境污染会随着大气、水流影响到中部、东部乃至全国。

由此可见，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更是一个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达20%，但投入公共服务分配不完善，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非常有限，用于污染物控制和生态保护的资金很少，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更少，因此，亟须优化资金的分配结构。只有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破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两难，从而达到双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包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

2.如何处理好环境和经济的关系

一、充分认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近几年来，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不断鸣响警钟，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重大因素之一。必须把别人的教训当作自己的教训，及时转变观念，以科学发展的理念，推动地区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能再沿用过去粗放式的、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方式，必须紧紧围绕推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思想。（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现实要求。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我们理应推进低成本、低代价，高效益的绿色增长方式，创造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转变思想观念，摒弃急功近利，唯GDP论英雄的陈旧观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环保优先，生态立区，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把握规律，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要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过去粗放式的、依靠能源资源消耗增加经济总量的增长方式，为高效节约，结构合理，自主创新，绿色环保的发展方式，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依靠资源开发，加快新型工业发展，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壮；提高新型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弱变优；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提高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开发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回采率，运用科技手段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开发综合效益，避免资源浪费。

三、统筹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保证

（一）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益，实现科学跨越发展。在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脆弱的生态条件下，必须把环保放在优先位置，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全方位开发多种优势资源，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根据自身实际，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合理调整布局。要按照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统筹考虑，划分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确定各类型区域发展方向定位，规范开发秩序，引导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发展特色产业、旅游产业以及外向型产业的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旅游业，使这些生态产业成为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产业。

（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明确企业责任，强化政府管理。要发挥市场的杠杆作用，使资源性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强化资源有偿使用有污染者付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推动企业成为节能环保的实施主体和投入主体，建立并认真落实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节能减排的责任制和问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