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_吴玉敏

DOI:10.14154/https://www.wendangku.net/doc/2f15518208.html, ki.qss.2010.04.005

2010年第4期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7月N o.4,2010Q i n g h a i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J u l y,2010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

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

吴玉敏

【摘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涉的不仅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即是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大众化的方式使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去,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这既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重构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时代理念,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进而以文化认同坚实政治认同的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重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0)04—0046—06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解决的是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更要关注、解决现代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信仰问题。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而重要内容,通过大众化的方式使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去,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在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明确的价值取向之同时,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建构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时代理念,推进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一、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建构意义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所指向的是现实中高度互渗、义理上界限分明的两种心理或社会事实。对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众人更多的是从政治的意义抑或是意识形态的视角予以解读、阐释和论证。殊不知政治意义上的认同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且可以在强制力和党政资源方面获得充分而有力的支持,但却因其容易外在于民众的文化心理,或与当下不同人群的文化理念产生疏离甚至某种冲突,很有可能沦为一种政治口号却不能兑现其预期效力。

其一,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关系的思想资源与实际例证。顾炎武著名的“亡国亡天下”可看做是对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关系的一种传统经典解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蛮夷”清朝入主后,对目下处境不但有着情感上的悲愤与排斥,更主要的是对其中的文化正统的何去何从怀着紧迫的焦虑与深思。而其著名的“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的观点,之所以很受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欣赏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在顾炎武的思想中,“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而其“亡国亡天下”说,强调的也是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之于统治力量的更迭有着更为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在《日知录·正始》中,顾炎武对西晋之亡的切肤之痛就在于,西晋之亡不只是亡国,更是亡天下———亡于鲜卑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项目09B K S043)“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跋部(它是蛮夷之族,既没有也无法担当中华文化之道统)。而从魏到晋的更替则只是不同王权的变化,却非文化道统之断裂。

同样作为当时著名思想家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有过一段经典叙述:“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不可亡。”这就是说,天子之政治统治的实现与发挥需要有圣人之道统的合法性论证和支持。两者耦合与否或耦合之成败与帝王治统的顺利和延续形成正相关之序列。即中国历史上不同王朝更替后能否保持相当时间的统治延续,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实现文化道统的坚持和传承,即能否获得文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

对顾炎武、王夫之观点还不能仅停留于学理的角度,还要看到能够对二位思想家观点形成有力佐证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实例,如清朝的建立与稳定。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清王朝之所以能够统治几百年,能够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支持,与顺治帝以后对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传统文化的接纳、重视关系密切。即顺治帝以降的各位清帝在对其民族习俗继续保有和坚持的同时,更是把历代传承之中华“道统”文化作为主流、主导,不仅学习,而且遵从,更奉为至高。因而赢得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知识人士的感激与拥戴,进而获得了王朝延续的思想和精神支持。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够在走马灯似的朝代更替中始终具有稳定性与合法性,原因就是这种政治统治与其中的文化道统形成为正相关的因果促动关系,致使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就必然联想到“大一统”的专制王权。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有些偏颇,却也符合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特点。

其二,借助西方思想史中有关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关系的具体思想,加深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深层次认识。英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尽管没有直接谈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但他的某些观点对问题的阐释仍有启发作用。在洛克看来,任何政府要证明自己正当合法,只能以承认并支持个人和社会固有的道义权力为基础。对此,萨拜因又对之补充说:“道德秩序是永久的,是自身永恒存在的,政府则不过是道德秩序的要素。”这些说法尽管没有直接指向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但从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民族的发展目标有必要通过搭建政治结构来完成。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博兹曼说过:世界历史业已证明,政治制度不过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道德上统一之社会的终极所托,乃是某些基本的思想建构。世世代代人们围绕着它而凝聚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1]

哈贝马斯在对政治认同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时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查尔斯·泰勒则认为,由于语言系统对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实在太重要,所以文化认同应比政治认同更关键。这里,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是政治秩序背后的“合法性价值”,它才是其存在、维系的内在基础。这种价值的来源和作用就是现实社会已然存在的文化总和。正是由于文化的存在与作用,才有了政治合法性价值的供给和动力,才有了政治认同的顺利而有效的实现。因此,即使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也必须承认,“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它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3]。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认同问题。上述中外思想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关系论点足以说明,需要站在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即文化原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或政治运作调整的圭臬,对于民族或社会的凝聚延续来说,它是某种更深刻更深层的东西。逻辑与现实都在不断地验证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民族认同具体表现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其中文化认同具有心理稳定、价值指引和思想支持等功能,处于基础地位。而且尽管文化在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稳定性,却也不是亘古不变的,本身也在其社会功能的实现中存在着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问题。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时期的思想者之所以将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奉为“道统”,使之与历代王朝的“治统”统摄起来作为其合法性之本体根基,其中暗含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前

提,即是这个文化与这种统治是处于同质同构的框架中(二者这种关系何以形成及历史脉络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以工业化为新型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的强势推进和全球蔓延,在为旧的小农经济敲响丧钟的同时,也对适应其要求而存在的相应文化内涵与样态提出了更新与变换的紧迫呼唤。这也就解释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审视、选择时的困惑、焦虑和冲突;也就能够理解中国最终选择既具西方文化特色、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缘由。即如许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开花、结果,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4],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5]对此,清朝晚期的颓势和最终灭亡是最好的例证。当初,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击时,不仅对自身政治统治的致命缺陷缺少足够的审视和判断,在主流上始终乏于政治上的改变与创新,更关键的是它始终缺乏和排斥对其中的深层文化理念与思维的反省,始终幽闭于器物层面的装备与更新。一次次的失败与屈辱都不曾使掌权者有认识上的丝毫跟进和改进,而是在顽固的执迷不悟中走向灭亡,也把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国拖入苦难深渊。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本质上不仅要解决和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而且要在根基和内在性上加深和扩展相应的文化认同,使两者达到自觉而贴切的契合。

二、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与活力重建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价值

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而绝非个体现象。文化认同提供的是最深刻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是实现其他认同的内在基础。中国社会几千年“大一统”传承的最大和最稳固的动力,就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延续几千年各民族凝聚和国家疆域稳固的基础。以当下和今后的视野省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合理建构,都不能缺少相应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丰富、创新和转换,都迫切需要为民族崛起和复兴提供深厚而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支撑和价值引导;需要有符合时代特点、适应发展趋势的民族文化。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的西方文化谱系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具有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价值。从文化的地域、民族、历史传承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与中国的特有文化传统相比,确实是一种异体、异质的文化,二者之间似有太多、太大的差异。但是,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外来的理论体系自“五四”之后仅经过20多年就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并产生了几个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这不能仅止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单向度认识,需要特别注意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精神、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层面上的一些相合、相通表现,而恰恰是后一点所产生的作用、价值具有更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在一本本专著中,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具体而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进程[6]。美国学者窦宗仪通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马克思哲学与儒家哲学原来“大同小异”的结论,并把这种观点和结论形成了一部专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这本书中,窦宗仪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比较学研究,提出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致力于阐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进化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等一系列观点。我们不能视这些观点、论点是“纯粹的胡说”,而应承认其中的合理阐释。包括人们熟知的李约瑟、费正清在内的众多西方学者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学说的内在关联的解读,给我们的关键而重要的启发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除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意义外,还有着更为内在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中华现代文化建构中的重要元素和关键部分,进而内化到整个国家以及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中。马克思主义可以成就当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其二,中华民族有着引以为豪的悠久、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文化不再需要更一步的转换、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创新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承担着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而且还担当和肩负着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

世界几百年的工业化实践和殖民地变换的历程,越来越清楚地昭示着这样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即以西方为动力所引发的现代化过程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决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现代性实践并非一个简单地对西方认同的过程,其中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和模式的选择,必须要对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沿袭与文化的时代建构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自觉。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文化洗礼。每个民族都要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张力之中,应既自觉调动起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又充分接纳和汲取更为先进的外来文化,构建和重建适合时代要求和本民族特点的现代文化。季羡林先生在谈论佛教文化时说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古人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充实自己。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来讲,目前最为紧迫的课题,一个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创新,再一个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使其切实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内化为广大国人的精神和思想自觉。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理论看,其各个方面都可融汇到中国现代文化中去,都可在中国人的思维训练、价值追求和境界提升等方面发挥基础作用。作为当下中国意识形态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着鲜明特色和全新内涵的新型文化形态,其严密的理性思维、合理而科学的历史与逻辑论证、深刻而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与价值目标,对提升、扩展、丰富中国现代文化有着其他思想不能取代的地位与价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包含和体现的矛盾辩证的思维方式、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等等思想,都与人类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着根本的一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160多年更弥足珍贵、身处各种风云变幻而不丢失其理论特色和文化价值的根本所在。缘于此,以建构中国现代新型文化的视界认识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于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特殊而关键的内在意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然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并不对立,同样可以转化和内化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增补新的、现实的活力。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又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实现和展示中国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贴切表述。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悠久历史传统的代代传承。其中,文化认同是其最深刻而内在的根基。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众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各少数民族在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传承中积淀的丰厚文化传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要伴随中华民族的代代相随而持续传承。然而,正如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改造和转换一样,少数民族的各自文化同样也遭遇着现代化的挑战,也处于创新与发展的历史关口。不断增添新的内涵、生长新的价值、焕发新的活力,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新和改造的现实迫切要求。为此,内涵源自何处、价值导于何方、活力来自哪里,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对自觉追求各方面尤其包括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的许多民族来说,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先进成果的重要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可以成为民族文化中实现思想观念更新和价值升华的重要资源。

在此,应该承认一个现实,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体现着鲜明而浓厚的宗教内容。尤其对许多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特征与宗教信仰的有神论特色似乎有着天然的紧张关系。但具体问题还应具体分析。首先,马克思是在宗教长期占据欧洲社会与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的背景下,表达着“无神论”之于人类社会的可能性:“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8]同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宗教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苦难世界的批判。他对宗教的实质有着这样的深刻叙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

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9]。即便是对于宗教消亡的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也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宗教、道德等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0]。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提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综而观之,马克思对有关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解析,不是简单、情感式地否定宗教的价值,而是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与规律的高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功能做了深刻的定位,却并不妨碍马克思对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然存在、影响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认可。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帮助人们深化对宗教文化的社会影响及作用的认识,引导其健康发展,具有独特的效应。

三、以文化认同的重建深厚并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底蕴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性作用之一就是建构和强化文化认同,且以文化认同推进和增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认同。所以,在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推进和提升,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高度上实现民族文化及文化认同的全新构建和全力推进。为此,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意蕴,以文化认同的思维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其意义和实现过程会更加有效和顺利。

其一,以文化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应有政治地位与内在价值。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与途径时,人们便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和方向聚焦于政治认同的层面,仅重视大众化的政治意义。这样做本没什么错,但由此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基础和内在蕴意,甚至认为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层次,似有降低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之嫌,就明显有失偏颇。

首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得到了空前的夯实,经济实力已开始走向世界前列。但与物质的发展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却问题多多,尤其能够展示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内容及价值引导明显缺失和乏力。众所周知,文化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对当今中国而言,没有文化的创新,没有思想、理论和精神上的创新,其它实践领域内的创新也很难实现。而且文化原则比较于政治认同乃处于指导地位,文化责任的承担应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文化认同自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重视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同意义,正是为了真正从精神层面上坐实国家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根基。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同重建,内在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大众心理和思想中的地位。就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而言,尤其是在广大普通民众精神中的位置来说,历史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传播形式的单调单一,造成民众只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功能,并不认同其文化价值,甚至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义。即在许多人的意识深处,是用分离甚至对立的思维看待马克思主义所涵盖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所同时具有的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则表现为非此即彼的关系,政治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之中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认识与思维的存在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应该尽快加以扭转。同时,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社会由一个政治占主导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一个经济占主流、人们选择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尤其是人们在心理上对曾经的政治过度化渲染及手段存在着明显的抵触甚至反感。应特别看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除了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变与改革,文化及文化认同同样需要调整和重建。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就应然地包含着多重内容和多个目标。政治的认同对国家的稳定发展、人心凝聚固然重要而关键,文化认同同样也不能缺少。再从策略上讲,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同意义,也是适应时代与环

境转变后,需要确立对社会思想与价值的建设与整合的新思维,需要探寻在弱化政治性语言和强制之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文化信仰进行引导的新思路。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同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具有的重塑信仰、再聚人心、强化认同等方面的文化凝聚力作用。时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有着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社会分裂等等感叹。这些说法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现象或多或少、或普遍或有限地存在与盛行,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在认同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还要特别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信仰崩塌、诚信缺失、道德危机、价值混乱等各种精神乱象,其实都是文化本身乃至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是现实中国文化在各方面存在内容空洞、影响乏力、作用软化的直接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对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共识达成和人心凝聚。尽管当今中国社会的众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或文化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更不能就直接定为文化或精神的因素。但是,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及其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与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的思维角度进行剖析,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也应在以精神为特色的文化现象中找寻根源和解决办法。由此,对社会的心理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等问题的破解在根本上就聚焦为一个文化问题。需要以文化重建带动整个社会的心理、精神的重新建构,用文化认同带领社会各方面认同的跟进和提升。再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不断改造、创新的过程,是特定时代环境和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不断冲撞与整合的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民主法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基本思想与价值内容,都应与现今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建构的目标与追求统摄起来,贯穿、渗透、融化到民族文化重建的灵魂深处,且跳出或彻底从空洞、乏味、说教式的政治宣传中脱胎换骨,建构起既具普适性、又具民族性、更具时代性的新型中国文化形态。

当今中国正处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以及全球化环境下中华民族的价值品格、道德境界等建设目标的推进与实现,都蕴含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认同建设重任。如何使当今国人的认同问题在精神的基础上得到创新与牢固,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奠定深厚的时代文化根基,当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文化职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秉承了创新民族文化、重建文化认同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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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玉敏,女,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起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的基本原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对我国文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把无处无时不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方法,称为思想路线。由于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因而我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时,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或思想路线的指导。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只有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起源、实质,文化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文化对其他社会现象的作用,文化的传承,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各种哲学的文化观各不相同,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文化观。作为文化整体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文化观,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在形成中。但无论如何,认识一种文化现象、处理一个文化问题,任何人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观指导。 第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概括。这种指导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避免“左”或右的偏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文化问题 正确的指导包含对指导思想的分析,对客观对象的分析和概括,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结论的真理性才是可靠的,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是今天还没有充分解决的理论问题。文化不是一类感性事物,无法根据其感性特征而把文化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我们对文化的界说大体上有一共识,即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诚然,作为精神产品,必有物质载体,但物质载体不等于文化,物质载体虽然是感性的,载于其上的文化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究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有必要认真研究。文化是三大社会领域之一,要弄清楚它的内容问题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当然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着作为社会存在之精神反映及其成果把文化因素区别出来。例如,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区别出技术、自然科学、经济理论,从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关系区别出语言、文字等。对政治领域的精神活动和文化领域本身的精神活动,也是如此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总之,指导不仅是在指导思想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过程,也是在指导思想下深入实际,对实际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下面,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陈己见。 第一,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问题。至今,还没有大家都认同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哲学,因此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文化哲学之所以难于形成,是由于人们对其对象的理解各式各样。应该采取多数人在理论研究中的理解。在理论研究中,各家各派、东西方往往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人类社会三大类活动和现象,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也就是一种可以与经济、政治比较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东西。有了比较明确的对象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作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应该包括,对它的环境的研究和对它本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编号：D002 开课单位：社科部 开课时间：第一学期总学时数：36 学分：2 主讲教师：熊絮茸 【教学目的】 培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能力。注重政治性和学术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开启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的比较视野，努力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战略思维能力。注重创新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及要求】 导论 导论分析了20 世纪人类社会的成就和问题、进入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指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理论内涵以及如何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和世界，并系统阐述了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本讲教学基本要求：（1）了解当代人类社会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2）总体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主要观点。（3）学习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讲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第一讲分析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主要变化，为认识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明确中国的定位提供了基本背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基本特征，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面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世界上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如何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形势严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虽然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又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又确实存在众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一、传统均平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契合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有一种平均（又叫均平）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古代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均平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在于

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这种文化，还被赋予了天地自然之德的自然属性，是人对自然德性的效法，因此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而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谋而合。 二、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它是一个人的全面解放、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未来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一国无产阶级革命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要求人们正确处理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其以民为本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有相通之处。 三、经世重教、敢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崇尚实际而贬黜玄想，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又赋予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了共同的理论渊源、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及目标和价值追求，在内容 和本质上一脉相承，而又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 形成了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要想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入手。 一、从历史进程初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迎接新世纪的时期，“三个代表”重大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f15518208.html,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作者：李理哈刚 来源：《科技资讯》2015年第21期 摘要：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决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也是构建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符合客观规律性，同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最后提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7（c）-0208-02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作为中华民族血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唯一经历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务实性、崇尚统一、伦理道德至上的特征，牢固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作出了科学阐述的。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同时又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运用和传承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机械移植，也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消融，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广袤的土壤中滋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被中国人民所接纳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 2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2.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过碰撞、对立及融合，所以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存在相异之处。但马克思主义既然可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萌芽、结果也正说明了二者在本质上除了相异性也存在相通性。如

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整个过程

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 ——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为例 摘要：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结合历程。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接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通过他的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在思维方式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冯契用中国哲学的提问和传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李大钊毛泽东冯契 论文大纲： 第一部分：导言 第二部分：正文 一、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如何接引马克思主义 （需要解决的问题：1、李大钊的哲学思想；2、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3、如何接引）二、毛泽东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 （需要解决的问题：1、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2、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基本情况；3、怎么在著作中融会贯通） 三、冯契怎么由中国哲学的提问和传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需要解决的问题：1、冯契的哲学思想；2、冯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情况；3、如何在著作中体现发展） 第三部分：小结 一、综合的概括一下结合的过程 二、简单论述一下三个人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提出现实思考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 ——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为例 摘要：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结合、发展历程。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通过他的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在思维方式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冯契用中国哲学的提问和传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李大钊毛泽东冯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它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以及被应用来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等实际问题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又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普及、运用，以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做出了重大共享，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在这些先进分子中，李大钊、毛泽东、冯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主要是以这三个人为例，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 一、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应用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信奉、宣传进化论。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一级大的教育、鼓舞、启发，使他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人类的新希望。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等问题，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和经济系教授期间，他更有机会、条件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他终于在1919年夏秋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宣传唯物史观，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1、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考察了李大钊关于唯物史观概念运用上的差异后，对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李大钊 关于唯物史观理论内涵的规范，很有帮助。通过梳理，李大钊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有以 下涵义: 其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李大钊认为社会是一个结构形态的东西，它由表层构造与基础构造组成，而生产力同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构造。他说，“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0他认为基础构造的变化发展决定表层构造的形态:“马氏认为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马氏虽认上层的变动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址概全

华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期末考试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期末考试题 （答卷需抄题，请在姓名后面加上个人编号） 1、请根据本门课程的授课内容，结合国内外的发展形势，分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 义。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谈谈如何推动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25 分） 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义：①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生 活的重大举措。为实现新阶段的发展目标，不能再继续依靠牺牲资源、环境、劳动这三个要素，因为它违背科学发展观，是经济起飞初始阶段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粗放的增长方式，依靠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②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解决我国当前 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目前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同世界上的创新型国 家相比差距较大。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弱，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比例和自给率低。③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国家的任务，既反映了党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的 准确把握，也反映了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需求的科学分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提 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是要让国内生产总值翻几番的需要，从根本上来讲是我们这个国家 民族生存、发展、统一的需要。 作为一名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推动创新型国建建设的途径有：第一，国家和企业 应制定汽车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规划，如发动机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第二，制定和 ______ 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如国家给予汽车企业自主创新的优惠激励政策，提高研发人员的自主创新意识；第三，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尤其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女口新能源汽车等；第四，推进国际合作。自主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因此，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2、在你的专业领域，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社会责任感？为什么？（25 分） 答：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有： ①践行科研诚信，净化科研氛围 诚实向来是一种美德，它更是科技工作者探索、治学的态度，是一个国家社会的保障。科技工作者要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遵守最基本的行业规范，从客观事实出发，严谨、真实的记录、发表自己的研究过程，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劳动果实，不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如果科技工作者做不到这些，不仅会影响科技的进步，也会影响社会公众对科技事业的信任度。 ②开展科学探索，创新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 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 , 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其成功的原因 , 固然是社会发 展的历史逻辑使然 , 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重要因素。广义地说 , 理论的实际应用本身就是解释 , 它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所做的解释 , 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是意义的生成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 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 (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深邃而重大的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如何兼容的 问题。考察这个问题 , 就需要以东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为历史背景 , 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纠葛为文化坐标 , 从解释学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本土文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期待视野、历史机缘、接受模式 , 多维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儒学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 , 进而彰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两 者会通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从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 并将其诉诸文化的时代性 - 民族性坐标 , 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 揭示二者之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 , 以超越以往研究中的“体用论”窠臼的限囿。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对话关系 , 凸显这种对话所形成的相互建构的积极意义 , 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构建提供学理启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否可能”的问题 , 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 ,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挥巨大的实践力量 , 决不是偶然的 , 而是历史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 取决 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 必然带有中国的期待视野 , 因此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 也就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过滤和重构的过程 , 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剔除的解释学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 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维度。首先是互补关系 , 即两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其次是会 通关系 , 即两者之间的相互发明、相互诠释。再次是整合关系 , 即在互补和会通的基础上, 把两者融合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以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存在着彼此的可通约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原型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之间的同构关系 ,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中国文化同欧洲大陆文化的亲和性 ,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可能性。 ( 二)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 , 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择其要者 , 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体认 : 1.拯救意识。 马克思有其自觉的担当意识和拯救情结 , 他说过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 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 , 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西学东承 ——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得到发展，都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坚持自身基本思想和根本性质的前提下，采取该民族或地区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当代阐释 一、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发展的根本性纲领。现今，文化的发展是一国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 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这样一个文化现状：中国文化市场发展还不成熟，文化发展还处于探索时期，面对外来文化的侵入，很容易遭受其影响。一方面对自身缺乏科学、清晰的认识，一方面不断遭受其他文化发展吞噬，中国文化发展步履维艰。这就需要中国文化发展急需正义的天平，秤出外来文化对中国发展有益的，有助于其健康发展的，同时排除那些对中国文化发展有损害的，不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外来文化。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被推上风口浪尖，它是生命力长青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在中国引进其他文化的同时，能够有效的鉴别出哪些是对中国发展有益的文化，哪些无益反而有损的，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当然，引进外来不能仅仅是拿来主义，或者将其拿堆积在一起，犹如守财奴一样，将其全部收入仓库就一切搞定。这样简单的叠加也不可取的。既然有了各种财富，我们就需要将其进行科学的分类。将姿态万千的财富进行合理的分类，这样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其应有的力量。这就需要科学合理的分类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历史观是永远不会过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越发展旺盛。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的指导作用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的实践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脱离人民群众，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群众化的，民主化的，应该在实践中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同时在实践中应该占据主要的指导作用。 二、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国文化的发展都与本国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历史更替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是孕育文化的土壤。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其而自由发展，同时也不会仅仅只受到其中一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文化的发展必定不是单一，而是极具复杂性。中国是历史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大观洋洋洒洒，中国传统文化必定是多样性的，及其复杂的。因此，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全部照盘吸收。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对待中国文化。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文化的产生必定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传统文化，将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吸收过来，古为今用，不能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排斥在现在文化发展之外。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当然，这个发展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向世界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很重要一部分还包括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发展的土壤，成为的中国发展的理论指导思想，其重要前提是正确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国人道德方面有不可撼动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从某个方面来说它还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标准。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正确地为传统文化，正确的解读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畅行无阻。 三、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中国自明朝中期以来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到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尝到了闭关锁国的苦果山河破碎，国土沦陷，广大人民遭到帝国主义毫无人性的蹂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事实，闭关锁国是不行，不利于国家的发展。现今，中国义无反顾的走向世界，面对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文化的发展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外来文化，中国应该正确看待外来文化，将其化为已有，为中国文化的发展锦上添花。 外来文化相对来说更多的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做出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2011-08-22 09:02宣讲家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字号：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提要：报告从阐释文化的定义展开，并对世俗形态和理论形态的文化进行了分别论述。报告指 出，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文化的先进性主要表现 为制度的进步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先进性的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把这些先进性因素 变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导向 性的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时代的，具有不同 社会功能的文化，两者的结合一定会有矛盾。 一、小文化与大文化 文化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在日常生活和理论方 面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日常生活里，报纸也好，舆论也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文化。喝酒有酒 文化，喝茶有茶文化，吃饭有饮食文化，穿衣服有服饰文化，搞旅游有旅游文化，我最近还发现了高 尔夫文化，前些年丰都城还出了鬼文化。生活里面到处是文化，文化变成一个高品牌的标语了，哪里 有文化哪里的品位就高。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每一个学科都讲所谓文化，道德讲人的文化，搞政治讲政治文化，打仗有军事文化，宗教有宗教文化。日常生活里这样，理论领域也是这样的。至 于民族，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比如满民族有满文化，蒙古族有蒙 文化，汉族有汉文化，这是按民族划分。按地区，自古都是这样的，河南有中原文化，江苏有吴文化，湖南有湘文化或者是楚文化，江西有赣文化。基本上，文化无所不在。西方人说，文化是空气，无所 不在，可抓呢又抓不住，谁也说不清楚什么叫文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两个学者出了一本关 于讨论文化概念的书，说文化概念有160多种。现在，估计文化概念不止200种。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而更深层次上则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是否应该被接受、如何接受、如何来指导身负反帝反封建的中国人完成历史革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相斥互补并存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相适应，同样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国家的不同性格。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国家性格：包容、传统、谨慎…… 她的包容使之乐于接受各种文化思潮，但她的传统又使之谨慎对待一切接近她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它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全面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而在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着中国人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拿来救中国，应该怎样使用马克思主义来救中国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中国接受一切被证实了先进的文化。于是一些试图救国存亡的拥有先进思想的爱国志士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例如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取法现代”、“尚友古人”的民主革命思想等，他们都在探讨救国的道路上表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作，开始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西文化之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阐释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1940年前后，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全面详细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首先提出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被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取得的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总目标总方向。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制约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条件，是关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总目标总方向的应有之义、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本意。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两者的实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是它们的灵魂和精髓。当然，其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原因，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和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伟大事业和实际运动，是需要不断推动、推进和实现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成果，是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泛指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观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党的七大才首次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使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要突出它的中国属性，强调从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读书报告

读《共产党宣言》及感想 姓名：王磊学号：2016310492 组别：第3组组长名字：段小宇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对于当代世界的发展、当代无产阶级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与巨大推动作用。《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它指出了为共产党的目标而奋斗与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之间的联系。自从1848年2月发表以来的160多年里，它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命运而抗争，为了人民的命运而奋斗。 1.《共产党宣言》的思维框架 在《共产党宣言》的正文框架上，引言部分主要讲的《宣言》的发表背景与目的；正文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互相矛盾、互相斗争，以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与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与历史使命；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目的与理论原理；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阐述共产党的主义和指导思想，批判错误思潮；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讲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现实中的斗争策略 《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了科学，它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是我们共产党整个理论的源头。自从发表以来，它就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帷幕，象征着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的开始，指出党在阶级斗争中要将坚定的原则性和适度的灵活性相结合，要建立广泛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同时指出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以及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就是主要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论证，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而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剥削、压迫最为残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同时与小农、小手工业相比，它与坚定的社会大生产相联系，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同时它能够组织起来，也具有组织性，同时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具有广泛性。因此无产阶级肩负着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世界历史使命。 恩格斯曾强调过《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说的实际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