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
林琴南
林琴南，即林纾（1852—1924年），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
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自幼十分刻苦，勤奋好学，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还翻译了170多部外国文学著作，其中包括小仲马的《茶花女》。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这奇怪的“棺”铭，就是林琴南用心激励自己发愤苦学的座右铭。 中国传统的所谓 “古文”，特指渊源于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兴盛于唐宋八大家，流传于明清，反对一味追求华丽奢靡形式的骈体文，而主张“文以载道”，并区别于古代诗、词、曲、赋和小说的古代散文。林琴南不仅是一位不懂外语但译著风靡天下的“旷世译才”，而且还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后一位古文大师。 林琴南幼年曾受外祖母郑太孺人的启蒙教育，熟读《孝经》，“畏天而循分”是其一生的座右铭。林琴南11岁时，跟随薛则柯老先生读书。薛氏“长髯玉立，能颠倒诵七经”，“鲠直好忤人”， 鄙弃八股文，独喜欢欧阳修的古文和杜甫的诗，因无科举无名而孤寂贫穷，平生唯以课蒙自娱。林琴南在《薛则柯先生传》中称，“先生，隐君子也”。师生情笃无间，这对林琴南一生的文化选择取向影响深远。后来，林琴南转而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这使其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学养根底。林琴南在18岁与刘琼结婚后，受饱读诗书而崇尚宋明理学的岳父刘有棻的影响很深，在青年时代就坚定了“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复母仇，则必知矢忠以报国耻”的思想意识。思想追决定行为，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念一旦成为林琴南坚定不移的安身立命之道，就注定其最终成为“犬马恋主”效忠清室的遗老，其文化观念由维新而渐趋保守，与其以“忠君”来彰显“爱国”的政治思想大有关系。 林琴南乃光绪八年(1882)举人出身，后屡考进士不第。光绪而二十三年（1897）任“苍霞精舍”中学堂汉文总教习，主授《毛诗》和《史记》，后曾任杭州东城讲舍讲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翌年在北京任金台书院讲席，兼任五城学堂国文总教席，结识“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作古文颇为吴汝纶所推重，由是声名益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经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阀集团著名政客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执教，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1924年
病逝于北京。 林琴南在晚清士林中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其政治思想既有维新变法的激进一面，又有反对废除封建帝制的保守一面；其在文化思想上，既是西洋文学的启蒙大师，又是传统古文的卫道士。他是一难得性情中人，也是一主张爱国救的仁人志士。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洋水师在法国坚船利炮的侵略攻击下，损失军舰十多艘，死伤官兵700多人，他闻讯痛断肝肠，呜呜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马向钦差大臣左宗棠请愿，请求查办严惩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当其时疾呼救国之时，“目光如炬”。当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之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其与高凤歧等人也曾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与康梁同属主张变法维新一党。1897年，他还专门印行了自己的白话新诗集——《闽中新乐府》。 林琴南认为：“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他虽然出过一本白话诗集，但其文化主旨却在于传承古文。他一生浸淫古文研习，研究欧阳修25年，韩愈40载，具有浓郁的古文情结，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1918年林琴南在上海中华译书局《文学尝试》第一期上所载《论文》中说：“为文有两要：一曰获理，一曰适道。盖文有古今，而理与道无古今。自秦汉以至唐宋，虽间有统系派别之可言，必根于理而当于道，则一也。”他钻研经史子集，尊崇孔孟程朱，心仪韩柳欧苏，把儒学和古文奉为天下文人至要。他对酷爱古文，几至痴绝，曾宣誓“拚此残年以卫道！” 林琴南作为中国古文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古文大师，其平生对古文满怀崇高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热心从事古文的写作、选评、教授和理论撰述，抱着 “力延古文之一线” 信念，与古文相伴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曲终而奏雅，在中国文化逐渐走出传统古文那种古色古香的迎来白话文盛世之前，林琴南为往圣继绝学，把中国传统的古文推到了一个历史所允许达到的最高峰。 林琴南一生，在翻译、古文、诗词，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古文成就。他对康有为赠诗称赞“并世译才属严林”并不买账，认为康有为只称颂其译著，而不夸赞其古文，是“舍本逐末”。他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不仅推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评点《史记》是“发神枢鬼藏之秘”，而且在《赠马通伯先生序》对自己的古文能得到吴汝纶“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颇为得意。其实，他虽然标榜桐城派，但是其古文
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 林琴南对古文的具体学术贡献如下： 一、古文创作：林琴南在1882年中举至1909年间，他呼唤维新，醉心翻译，古文写得较少，但1910年到1924年病逝的12年间，却创作了大量的古文，一连出了三本古文集子---《畏庐文集》、《畏庐续集》与《畏庐三集》。 二、古文选评：为林琴南弘扬古文，呕心沥血，编选了一系列古文评注。1907年到1910年末，林琴南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选编了《中学国文读本》，分十卷出版，选文内容由清朝上溯至先秦，逐篇详加评语，头头是道；191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左孟庄骚精华录》；1918—1921年间出版了十卷本的《古文辞类纂选本》；1921年出版了《左传撷华》；1923年出版了《庄子浅说》；1924年出版了共计15册16种的《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另外，他在1916年还别出心裁地出版过一套共计六册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选170篇古文为范文，自己各按原题原意重写两篇，其一文字较浅，其二文字较深，目的在于帮助小学生掌握古文的写法，可见其良苦用心。 三、古文研究：林琴南19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韩柳文研究法》，1916年北京部门印书局出版了其主要古文理论著作《春觉斋论文》。1924年林琴南逝世后，其门弟子朱羲胄又依据去生前讲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文微》。另外，其还有一些论述古文见解的理论文章散见于处。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对《文微》颇为赞誉，“谓彦和以后，非无谈文之专书，而统纪不明，伦类不析，求如是书之笼圈条贯者，盖已稀也。”林琴南作为传统古文理论的终结，总结和丰富了传统古文艺术理论，强调“义理”与“义法”并重，是中国传统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 四、古文教学。林琴南除了曾经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教授生徒之外，还通过不同途径，招生授徒，扩大门庭，曾在上海中华编译社国文函授部讲述古文门径和编发古文函授教材，1917年末还亲自在北京组织古文讲习会，听者近百人。其注重古文的教学传授，为弘扬中国的古文传统做出了独特贡献。 国学大师梁启超对有清代学术文化人物之评价相当客观公正，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
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梁启超自我认知定位很准确，对晚清时代严复和林琴南的翻译也有相应的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正因为林琴南“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所以当梁启超的“新文体” 冲击桐城派古文特别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矫枉过正而抨击古文为“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之时，标榜“生平未曾言派”，以“取径端而立言正”，但事实上最服膺桐城派古文祖师姚鼐的林琴南，便义无反顾地地坚定站在了捍卫桐城派古文的文化阵营。陈希彭在为林译小说《十字军英雄记》所做的序中曾如此评说：林琴南认为“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取径于左之传，马之史，班之书，昌黎之文。以为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林琴南为了维护古文的儒学道统思想，甚至在《与姚永朴书》中对平生致力于弘扬国粹的章太炎颇有微词，竟然指责章氏是“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认为章氏古文 “以闲扯为能，以蔸酊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这明显是为桐城派张目。 林琴南在《留别听讲诸子》中宣称：“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这一句话最能体现其思想与文学要旨，不啻为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他不懂西文，但用古文义法翻译大量西方小说，开近代中国西洋文学风气之先；他研究古文，教授古文，编纂古文课本，推广古文，终生坚持用古文体裁译写小说和撰写文章。在民国前期文坛士林的文白之争中，他为捍卫古文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干新文化运动领袖使气辩白。 辛亥革命后，清朝帝制崩溃，中华民国新生，沧桑颠倒，天变道销。由于儒家文化有着两千多年高居庙堂的官学传统，所以很不甘心推出社会主流文化舞台，于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就组织“孔教会”以求维系。林琴南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
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朴相继离开北京大学。既然林琴南在文化思想上保守，主张“文以载道”，孔教会自然将其引为同志。1912年，但林琴南在孔教会讲演《论古文虽为艺然纯正》，说：“古文一道，不能以一人之见，定为法律”。“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林琴南倡导古文与孔教会维系孔孟程朱之道在文化方向上是一致的。 1913年春秋之交，京师大学堂文科学生毕业，林琴南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共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复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得不暗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其为“国学扶轮社”编纂的《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民者，仆承令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看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 1917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林琴南对他们提倡白话文而反对文言文极为不满，拍案而起，特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针锋相对，分庭抗礼；随后，他又在上海《新申报》、北京《公言报》上多次撰文，对新文学领袖人物和白话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极尽诋毁之能事。 在“五四”高潮期间，林琴南分别致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上海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种种责难和非议。1919年3 月18日，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刊出给蔡元培的一封公开信，指责北大庇护反对孔教、怀疑孔教、欣赏白话文学的教授，并在《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19年2、3月，林琴南在北大的门生张厚载将乃师所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将北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林琴南为了对抗新文学，竟然不惜颟顸可笑地使用了人身攻击战术。如此一来，作为国故旧学阵营中坚固卫道士的林琴南，从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在政
治思想上的偏执保守而因为要极力倡导古文，反对白话文，直接变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典型对立面，这也就难怪其被新文学界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流了。 林琴南这两篇含沙射影得攻击白话文的小说，自然遭到了以《新青年》和《新潮》等报刊为阵地的新文化阵营的迎头痛击，也导致张厚载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年近古稀的林琴南真乃性情中人，敢作敢当，其愧于连累学生，同时也悔感辱骂和恐吓诚非君子之道，于是马上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借小说骂人的错误。陈独秀对其道歉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 或许思想敏锐的林琴南很快也随之感到了只身捍卫古文以与整个新文化阵营对垒的难堪，刚在报上就《荆生》、《妖梦》道歉之后不久，紧跟着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腐解》一文，以“卫道士”自况而又自嘲：“………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老夫子文化心灵的孤独与无奈。 林琴南虽然对白话文不屑一顾，对倡导新文学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攻击不遗余力，但是白话文阵营对其用古文义法翻译西洋小说的文学成就并不讳言。胡适后来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林译小说在体制、内容、风味上对传统古文的突破。 钱钟书先生也曾专作《林纾的翻译》一文，认为古文风格的“林译小说”比其所译的西洋文学原著还好，诙谑者留之，罗嗦者去之，既传达原著风格韵味，又以古文义法来解构西洋小说，对原著中之弱笔处加工、改造和润色，把语感和文体分开
，融会贯通，使古文“不古、不纯、不雅”，因势因境因时而变，扩展了桐城派古文之空间。钱钟书是学贯中西而又博通古今的学术大师，其对“林译小说”的这种高度评价，绝非溢美之辞。 事实上，“林译小说”虽然内容是西洋文学，但却有着中国传统古文的流风遗韵；尽管“林译小说”是古文体裁，但其在语言上已经摸索出新文学话语的表述路径。其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的某些优点和风格，同时又冲破了古文森严的文戒，在语法、句法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把白话口语、外来语乃至欧化句法引入译文，对于近代文学语言由旧向新的过渡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琴南一生醉心痴迷于古文，直至逝世前一月写的遗训十条中，他还特意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写了一条：“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截至其弥留恍惚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林琴南作为中国最后一代古文大家，其对古文率真的热爱和执着的捍卫，已经化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古色古香的风景。林琴南的肉体生命离开我们已经八十多年了，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口诛笔伐也早已经化为历史的云烟，其拼命维护的中国传统古文与奋力抨击的白话文都遵循人类文明自身的逻辑规律在并行不悖地延展着。我们今日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心平气和地反观和省思民国前期那一场古文与白话文之争，就可以明白，白话文阵营胡适等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虽然是为了矫枉过正而故意为之，是一种为立新而破旧的文化发展策略，目的是使白话迅速获得“言文合一”的合法地位，但也不能不说是有点意气用事，也带有民族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而林琴南古文阵营的代表与白话文诸公相互攻讦，正如杨联芬《林纾与新文化》一文所说的那样，“颇像一位器量狭窄的老者与一群明知故犯的顽童的对骂——在论战中双方都因对方的存在而常常“被迫”有些非理性。”其实，林琴南老先生并非绝对反对白话文，他自己也曾写过一些白话诗，甚至印行过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其之所以与新文化派大开战阵，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倡导白话文者公开发出的要绝对彻底废除古文的宣战书，一生视古文如命脉的林琴南看到新文化阵营气势汹汹地要将古文斩尽杀绝，想不通，气不平，于是只有拍案而起，以殉道者的姿态赤膊上阵来应战了。新文化阵营怒斥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近乎谩骂，林琴南也就以牙还牙地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此后中国文化八十多
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林琴南奢望靠一己之力弘扬古文而阻止白话文在士林之流行，固然难免螳螂挡车，自不量力与自取其辱之尴尬境遇，但是胡适等白话文倡导者在五四时期就断言古文必定迅速绝灭，自然也有点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这种文化历史发展规律大道的狂妄浅薄，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了。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林琴南以自己独特翻译方式奉献给社会文化界的大量西洋小说，滋养了一代文学新人，用高古典雅的中国古文话语表述形态，开创了中国的西洋文学新风，是名扬天下的西洋文学启蒙大师，他对西洋文艺复兴的历史很熟悉，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好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古文”拉丁文彻底废除，中国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所以他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中就明确宣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如此看来，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中西新旧之学的冲突与融合历史上，林琴南老夫子也并非缺乏应有的文化理性。 解铃还须系铃人。可以告慰林琴南老先生在天之灵的是，就在其逝世两年头上的1926年，曾几何时在文白之争中作为其主要对手的胡适先生就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一文中对其有了相当理性的文化评价：“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编辑本段附：林纾赍米
阂县林琴南孝廉纾①六七岁时，从师读。师贫甚，炊不得米。林知之，亟②归，以袜实米，满之，负以致师。师怒，谓其窃，却弗受。林归以告母，母笑曰：“若心固善，然此岂束修③之礼？”即呼备④，赍⑤米一石致之塾，师乃受。 [注]①林琴南孝廉纾(shū)：林纾，字琴南，福建阂县（今福州人）。近代文学家，尤以翻译外国小说名世。孝廉，明清时对举人的称呼。②亟：急忙。③束修：本指十条干肉，后来通常指学生拜师或亲友之间赠送的礼物。④呼备：叫人准备。⑤赍（jī）:携带。 译文：阂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林纾（字琴南，当时是孝廉，即举人）六七岁的时候，跟随老师读书。老师非常贫困，做饭没有米。林纾知道后，急忙回家，用袜子装米，装满了，背着送给老师。老师大怒，说这是他偷来的，推辞不接受。林纾回来后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说：“你的心意虽然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方式（袜子装米）难道是学生赠送老师礼物的礼节吗？”随即让人准备，林纾携
带着一石米送到私塾，老师于是接受了。因为他怕老师挨饿受苦，所以他想帮助老师，不让老师挨饿受苦。这件事说明了他是一个十分懂事关心人，心地善良，关心孝敬师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