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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_基于文化合流视角_蔡明宏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_基于文化合流视角_蔡明宏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_基于文化合流视角_蔡明宏

2014年1月

第12卷第1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Jan.,2014Vol.12No.1

*收稿日期:

2013-10-12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华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研究”

(12YJA740047

)。作者简介:蔡明宏(1978-)

,女,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海外华文教育。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

———基于文化合流视角

蔡明宏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 在“本土化”与“西化”的双重影响下,新加坡华族的华语状况堪忧。新加坡历史上重功利、轻情感的语言政策,也加重了新加坡华族对中华文化的情感疏离,弱化了其对华语的认同度。新加坡华语发展的个案成为舒曼文化合流维度下语言和文化互相依存的典型阐释,

在改善华语生存环境的对策上,需要新加坡政府做出更精准的指引和扶持,多关注语言背后承载的民族个性和文化信息,摈弃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狭促,培育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情感认同,以挽新加坡华语困局,促使新加坡的华语真正走上期冀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 新加坡;

华文教育;语言文化合流;语言现象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672-1306(2014)01-0081-07 一、

引 言新加坡作为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极具代表性的国家,东西方文化荟萃,语言背景繁杂,一直有“种族博览会”和“语言博览会”之称。据2000年新加坡统计局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其中华族人(Chinese)占76.8%,马来族人(Malay)占13.9%,印度族人(Indian)占7.9%,其他种族主要为欧裔占

1.4%。[1]华族在新加坡社会的人口构成中占绝

大多数。新加坡的华族经历了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洗礼,也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在“华侨”向“华人”的历时转变中印证着“华人性”(Chinese-ness)在新加坡本土化中的迁延与嬗变。新加坡的华族群体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身份,还是在外族文化的消融包纳下最终丧失中华文化特性?伴随中国国力强盛和汉语热的兴起,新加坡华族对于华语的倾慕是“功

利性”的依附还是“情感性”的追寻?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维度下,从语言和文化之间唇齿相依、共生共存的紧密关系中是否能对新加坡华语的发展脉络进行更明晰透辟的阐发和烛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究。

二、新加坡华语的历时考察(一)“本土化”与“西化”的双重侵袭

从开埠到上世纪40年代末的100多年里,新加坡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为了生存和发展,华人移民都竭力适应与融入当地的文化中。在历史的烟云里,他们逐步从认同中国转向认同居住国,逐步从中华文化的正统血脉中分离出具有异域特质的东南亚文化。

岁月的经络在“入乡随俗”的理念下,纵向延展了新加坡华族的“本土化”的进程。这种进程与东南亚其他华族的文化相融相一致,如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帕拉纳坎(p

eranakan)、马来西亚出现了

誊眷(baba)、菲律宾出现了美斯蒂索(Chinese11estiso)、缅甸出现了桂家、越南出现了明乡人。这些华人后裔已经完全融入了原住民社会,他们也许不再使用华语,或词汇和发音都“变了味儿”,在表述习惯、服饰爱好、生活习俗乃至心理特征等方面也与当地原住民趋于一致。在新加坡,官方曾发起讲纯粹华语的运动,要求广播电台等媒体在使用华语时不得夹杂其他族群语言。然而,这个规定立即遭到许多华人反对。这些华人居民认为,这种夹杂各种语言词汇的华语是当地华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中华文化在椰风蕉雨的吹拂下不再恪守脉正苗红的源流,而走向了以交融为特质的“本土化”征程。可以说,当“华侨社会”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华人社会”即趋入时代的主流。

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国家意识”的相关政策也在加速着这种进程,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政府提倡淹没式的双语教育,即从学校的学制到教学用语,都被英语“淹没”,这是强制性转变的开端,母语学校即开始走向衰亡;1975年泰米尔语学校便无人报读;1978年马来语学校招不到新生;华语学校新生占各类学校新生总人数的比例也快速下降:1959年为45.9%,1979年为9%,1983年不到2%,1984年为0.7%。[2]自1988年起每年开展“国家意识周”活动,更加淡化了华族身份符号,强化了“新加坡人”国家观念,此时华族“本土化”的历史使命已逐步达成了预期目标。新加坡从1918年开埠始,大约经历了4代华族,这4代华族的身份认同存在着由深入浅的特征。老一辈华人的认同感最是深厚,对于祖籍国有着强烈的依恋和归附;而年轻一代,更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对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也最强。

所以,尽管华族在新加坡占绝大多数,但并未出现我们所预期的“同文同种”的新加坡华人熟练掌握中文、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境况,很多新加坡华人的华语仅停留在会说和能听阶段,读写能力有限。且大部分人的华语仅限于一般生活用语,无法涉及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本土化”进程不知不觉地削弱了新加坡华族对于华文的情感依附,椰风蕉雨的熏染让新加坡华族的“华人性”(Chineseness)无法原汁原味地封存在他们的血脉里,乃至于形成了一个完全从属于本土特质的“新加坡族”。曾任教于新加坡的约翰·卡莱姆就认为,“对于多数的新加坡华人而言,他们的华人性是成问题的。”[3][p.19]

此时,携裹着“欧风美雨”的英语更是来势汹汹地地蚕食着华语的生存领域。新加坡有4大语言,分别是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如果从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这3大民族的母语中选择任何一种语言作为国家共同语,都可能使微妙复杂的族群关系失去平衡,进而诱发民族冲突。基于此项考虑,新加坡政府将目光聚焦到了英语身上,因为和3大母语相比,英语是中立语言。并且新加坡曾被英国的殖民统治近140年,英语被尊为国王的语言(King’s lan-guage),是行政、外交、法律、金融的工作语言,也是对外经商贸易不可或缺的国际语言。英语独到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乃至平衡种族情绪的情感功能都相当有利于国家意识的建立,最终成了新加坡大力提倡的官方用语,同时也成为新加坡市民趋之若鹜的、可通往上层社会阶梯的“高阶语言”。“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和教师培训学院等高等学府仅录取有英文证书的中学毕业生,华校学生无法进入这些高校;多数大型商业公司、会计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均采用英文,从而排除了受华文教育者在这些公司谋职的可能。”[4]于是,新加坡逐步成了按照语言划分阶级的社会,华语在社会上的使用处于“低声誉领域”,贩夫走卒、老弱文盲、巴士菜场是华语的主要群体和阵地,说华语成了中下层社会的标志,成为贫穷和边缘化的身份符号。据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加坡华文报纸的销售量便开始下滑,而同期英文报纸读者不断上升。华文报纸的阅读者年龄偏大,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事实上,许多会华语的新加坡人几乎是华文文盲。”[5]当英语“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向社会交往、家庭用语和个人生活场域渗透”[6],华语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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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政府华语政策导向:重功利、轻情感

虽然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标榜兼顾英语的工具性功能和种族母语的情感功能,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语言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民众从种族、情感的依附,移步于实用、功利、技巧型的依附。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大陆的无限商机给世界华语学习带来极大的推力,华语热俨然成为一种趋势,为了与中国大陆,乃至香港、台湾进行贸易往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更多的华族、华商加入了华语学习的大军中,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坦言:“同中国商人和官员打交道,会讲普通话意味着有很大的优势。”[7][p.58]因而,新加坡自“讲标准华语运动”起,其标准和规范便向中国普通话看齐,“简体字”、“汉语拼音”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其目的除了提高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平,更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往来。自2004年始,新加坡的华语策略更倾向于普及和应用。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华文课程与教学检讨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华文教学改革白皮书》,“白皮书”对华语教育政策一再放宽,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降低标准,以获取快速的功利性成功。但是这些政策举措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重听说、轻读写导致了“有语无文”、“强语弱文”现象的产生;其次,取消华文为必修科,取消华文与升学挂钩等措施产生了连锁负面反应。第三、极大降低难度的“华文B”课程设置成为众多学生避难就轻、逃避华文学习的捷径。新世纪始,新加坡政府的普及华语政策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了华语的标准和难度,强化华语的工具性、商业性、交际性特征,然以简化学习为妥协、以低水准要求为让步、以功利性目标为诱因更让人对华语的未来充满忧虑,引起社会诸多争议。的确,将语言从文化中剥离出来,粹取功利性语言观中最简要、最便于交际的部分,抽骨剥筋,最后将残余支离破碎的语言习得状况勘定为取胜之道,这样的语言政策彰显出短视和杀鸡取卵式的糙砺。

“工具性”的关注和“功利性”的诱引,只能将华语置身于没有根的土壤中,华语成了纯粹的语言工具,而非文化的载体,对此,很多学者已经洞悉了其弊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主要将华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而非文化载体来学习,其华语的能力和机会正日益减少。”[8]在政府务实功利的语言政策导向下,新加坡华族失去了对于华语的文化自信,失去了对中华文化温润穆雅、灵动精深的深度体验和幽思追慕,也失去了一种语言得以传承延续、历久弥新的重要支撑。

简·爱切生曾说:“人类决不会停止说话,那么一种语言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类社会忘了怎么说话,而是因为政治或社会原因,另一种语言把原有的一种语言驱逐出去而成了主要语言。”[9][p.261]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对于一种语言的兴亡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在新加坡这个上行下效、循规蹈矩的国度里:“不管是语言政策、教育政策还是经济政策,新加坡人会一如既往的积极配合政府的务实主义举措。”[1]当政府的行政力度能够很大程度上左右民众对于语言的取舍,那么,对于华语价值的评价和认定以及华语未来的发展策略更需要新加坡政府做出更加精准的指引和匡扶,需要新加坡政府更加清晰冷静地意识到华语与语言生态环境间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

依据“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理论,语言系统自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任何一种语言的一枝独秀都不利于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全,任何一种语言的衰退和泯灭也都会殃及其他语言的共存和发展,多样性的语言才能使得多元的民族文化得以绵延长续。也正因为语言生态环境与其所创造的文化环境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00年起更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专门成立跨部门语言及语言多样性特别小组,以倡导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坚持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国际化、全球化为发展趋向的国家,更应该紧随世界趋势,警惕英语一枝独秀对其他语言发展带来的戮伤,冷静客观面对“双语”教育实质导致的单一语言的单极化发展现状。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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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期 蔡明宏: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

华语生存环境的对策上,关注的焦点不应过多地停留在语言的工具交流特性上,而应多关注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观念和情感诉求,须知,语言中蕴涵着丰富生动、意蕴深远的民族个性和文化信息,汉语中包纳着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以及道德情操、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价值远大于汉语本身。

三、基于舒曼语言文化合流视角的考察

语言和文化是双生孪胞、唇亡齿寒的关系,语言不兴,文化焉附?早在1978年舒曼(J.Schu-mann)即提出文化合流假说(the AcculturationTheory),该理论扬弃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重“教”轻“学”的传统思维,在心理语言学的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的实证研究,并竭力探索第二语言习得与文化适应之间的交融关系,提出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程度决定该目的语的掌握程度。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因而,新加坡华语发展的个案成为舒曼文化合流维度下,语言和文化互为表里、共生共存特殊关系的一个典型注脚。

(一)新加坡华族华语式微与文化缺位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现,华语自身即具有区别于其他语言特点的个性,即民族性。华语的失势势必带来的是华族文化根祗上的缺失。在“椰风蕉雨”的本土化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文化侵袭下,新加坡华族青年在伦理、信仰、情操等精神领域被日趋市场化与商品化,再加上建国初期,基于建构国家认同以及当时世界形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去中国化政策,致使华文华语乃至华人社团都走向了边缘,对民族文化的釜底抽薪更使华语后继无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在32年的统治期间采取排斥华文及中华文化的政策,就使如今4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华人不能使用华文华语。这种严重的文化倾斜终于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失序和道德危机,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国家在国际化、现代化的征程中面临着成为“不东不西的伪西方社会”的危机。经过反思,新加坡政府又重新将目光聚焦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上。在新加坡历史上有两次影响深远的儒学运动。第一次在19世纪90年代,第二次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浸淫着儒家思想的亚洲文化价值观在道德情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学术思想等层面对新加坡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颇多裨益,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发表政策声明:“母语构成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认同感的重要部分,母语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我们更具有平衡的、与英语世界相辅相成的世界观,所以华文教学,不只是听说读写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灌输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10]

对儒家文化的弘扬和追寻是新加坡政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是新加坡政府历年来语言政策扬英抑华的一次反拨,也是语言文化合流维度下,式微的华语与衰弱的文化之间互为因果、唇亡齿寒的一个深刻阐释。然对中华儒家文化的回归终未彻底改变新加坡华族社会华语荒芜化、边缘化的生存事实,其症结何在?依据舒曼的语言文化合流理论,语言学习者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在语言获得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越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11][p.15]在舒曼看来,对语言文化的深度情感将对语言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新加坡华族华语认同度之情感取向考察

舒曼的文化合流假说非常强调对第二文化的认同,特别是情感对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然而,新加坡华族对于华语的情感依附是很薄弱的,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奉行的双语教育体制(Bilingual education),并没有出现双语社会中令人期待的语言互补现象,恰恰相反,整个社会都对英语推崇备至,华语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和声誉领域的低迷更淡化了新加坡人对华语的情感依赖。据陈玉清和黄明对新加坡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12]在语言的情感态度上,“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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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说”和“最容易学”的选项中,新加坡各民族都认为英语最容易学,华族学生对于华语的喜欢度仅为38.9%,比英语还要低10%。而在实用态度方面,认为英语最有用的华族学生占67.67%,认为华语最有用的华族学生仅有13.7%。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华语最有用的其他族学生人数比例居然还高出华族学生10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已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对华语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一是受政府的引导,二是英语有利于个人前途的发展,三是缺乏感情。”[13]新加坡华族的华语情感缺失从实例上印证了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准确性:当华语情感的疏离和忠诚度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新加坡华人对于华语价值的评价和认定,将使华语在新加坡社会的维持显得胶着和促狭。据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5岁至14岁的华族孩童在家里常使用英语的比率由1999年的23.3%提高到2000年的35.8%,一年内激增12.5个百分点,其速度是惊人的。而5岁至14岁的华人在家里讲华语或方言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6.5%跌至2000年的63.9%,跌了12.6%,其衰退程度同样是惊人的。尽管功利主义的驱动与情感忠诚度的推动都是语言发展的两个内在力量,但语言使用者内化、深化的情感诉求,即语言使用的忠诚度,将左右着该语言的最终走向。对于一种语言的情感疏离,必然也会带来语言习得的障碍和困扰。

在新加坡华族社会一直存在着华语与母语不相一致的困境。早期的新加坡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沿海一带的贫穷渔民、农民、手工业者等底层劳动人民,他们的生活用语是闽、粤、琼、客等各种方言。从新加坡开埠到建国的100多年里,仅华人社会的方言就有12种之多。在独立前,新加坡各华人族群以方言为界,有着强烈的我群意识,引发过摩擦和冲突。如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几大方言帮派间发生的数次大规模的流血械斗。这也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华语非新加坡华人“母语”的一个佐证。在语音语义等方面天差地别的方言分崩离析了华族对于华语一统的心理期待,“各自

为政”的方言区域疏离了华族对于华语的整体意识,因而,可以说,华语并非新加坡华族的优势语言,也产生不了深刻的情感依赖,“华语是新加坡历史上后来的语言”[2]。方言,才是新加坡大部分华族与生俱来的“母语”。据新加坡198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新加坡以华语为母语的人数仅占5.2%。[14]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族对于华语的情感依附有着先天的不足。相较于香港、台湾,新加坡早在1973年就按照中国大陆的标准,全盘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加坡华族对于官方、经院所倡导的华语,其接受姿态完全是崭新的,没有传统的眷恋,也即缺乏对汉语的历史深情。

(三)新加坡华族华语认同度之语言转用考察

同时,依据舒曼文化合流理论,当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太大,学习者就会停留在初级阶段,形成洋泾浜化,即使在自然环境中也不一定能习得目的语,即“洋泾浜假说”(PidginizationHypothesis)。在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行政、媒体用语,以及教学媒介语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式华语”(Singlish)确实在新加坡大行其道。仅以词汇为例,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形容词、量词等往往呈单一性,例如,一个“美”字不仅可以形容人,乃至可以形容鱼、桌子;而所有牲畜,无论猪、马、牛皆可称为“只”,甚至人也可称为“好大只”。语码混用和语码转换更是蔚然成风,在年轻华族一代的日常语言中常会听到这样的句子:“等一下我要搭bus到Interchange,你要不要我帮你去KFC买fried chicken?”这种“洋泾浜”现象已从个人谈话领域逐渐扩大至书面语,乃至大众传播媒体,不论是通俗报刊如《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星期五周报》,或正统的大报如《联合早报》,乃至一些本地的文艺作品,语码夹杂的表达方式也随处可见。郭熙在《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中发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很多传统的家庭称谓已经被笼统、英化的“安娣”(aunt)、“安哥”(uncle)所取代,华语中细致生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往往被简化、回避,时间词语和日常用词甚至直接取自英语。周清海在《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中也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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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期 蔡明宏: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

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对新加坡华语的变异进行了考量,仅以被字句为例,“水果被吃了”、“马路被修了”等句子的高频率使用都可看出新加坡华语受外来语的影响。其实每种语言的语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使语言包含了超越性的文化信息,如汉语中的颜色词、数目词、成双的构词和音节特征乃至从文字到语法上“含而不露”、“过犹不及”的重主观想象的文化心态,都表露出汉语的浓郁的文化属性,当这种文化属性被“洋泾浜”过滤和隔离之后,语言的人文属性已失去了文化学上的意义。

伴随着双语制或多语制出现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现象已成为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十分关注的问题。戴庆厦先生认为语言转用可分为整体转用型和局部转用型。整体型转用会造成语言的消亡,而局部性转用也存在着向整体型转用发展的可能,值得引起警惕。因而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如果不自觉的语码夹杂、语言兼用现象,逐步发展到自觉自主的语言转用方向,那么即意味着该语言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语言使用者对于语码的选择往往出于该语言的社会威望、交际频繁度、政策的导向性等因素,一旦这些外在因素不断地壮大、渗透,使得强势语言夹裹着强势文化对其他语言产生冲击,以平衡和谐为指要的语言生态环境必然逐步恶化,这种恶化以语码的变异、夹杂、借用、替用、转换为外在显像,以潜移默化地改变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依附和诉求为内化标识。当一位新加坡华裔青年习惯于在餐厅中说出“安替,请给我一粒apple”时,探究其“会不会”汉语已不是重点,“愿不愿意”用汉语倒成了值得深究的课题。须知,人的语言态度也直接影响着一种语言的兴衰,“语言生态环境的好坏,人是决定的因素。”[15]“如果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全部坚持语言忠诚,那么这种语言一定时期内是不会濒危的。如果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放弃语言忠诚,而大多数发生语言转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呈现濒危状态。”[16]

四、结 语

在舒曼的文化合流维度下,我们看见了语言和文化深湛而充沛的依存关系,也看到了新加坡华族对华语认同度的日趋孱弱。海外华人经历着历史岁月的磨砺和涵化,新加坡华族在“椰风蕉雨”和“欧风美雨”双重熏染下,在新加坡政府以功利性和工具性为导向的语言政策导向下,其族群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归附力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并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心理情感上的疏离特征,而这种疏离也影响了华族华语意识的觉醒。在世界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没有共性确实无法与其他国家开展对话与共处,但丧失文化特性和语言标识更昭示着失去自尊和自我,这也是新加坡政府所不愿见到的。因而,语言规划的襟怀更应摈弃实用和工具的狭促,以宏大的人文关怀对新加坡华族的语言情感投入更多的观照和省思,将培育华语的情感忠诚和文化倾慕,作为一挽新加坡华语困顿颓境的一剂药引,以崭新的思考维度让新加坡华语的未来发展悬成一轮圆满的希冀!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天舒.新加坡的多语政策与双语教育[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1).

[2] 黄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讲标准华语运动”

[J].世界民族,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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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聿峨.战后国际局势对新加坡华文教育演变的影响[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 陆建义.一份厚重的华文报纸—新加坡《联合早报》印象[J].今传媒,2008,(11).

[6] 赵守辉,王一敏.语言规划视域下新加坡华语教育的五大关系[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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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 ita Elaine Silver.The Discourse of LinguisticCapital:Language and Economic Policy Planningin Singapore[J].in Language Policy,2005,(4).[8]郭秋梅.秉持与融合:东南亚华人“华人性”的嬗变[J].东南亚纵横,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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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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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祯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10] 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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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广艺.论语言接触对语言生态的影响[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Chinese-languag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Ethnic Group 

in Singapo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culturationCAI Ming-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Abstract: Under the dual impacts of local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the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by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in Singapore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In the past,Singapore carried out alanguage policy that emphasized utilitarianism rather than emotional appeal led to their further alien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a weak identity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This case is a typical one ofthe coexistenc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chumann's theory of acculturation.Thesolution to such dilemma relies on the favorable policies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more emphasison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without narrow-minded utilitarianism and more at-tachment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hope of promoting a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

ore.Key 

Words: Singapore;Chinese education;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linguistic phenomenon[责任编辑:李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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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第1期 蔡明宏: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 LEKIBM standardization office【IBM5AB- LEKIBMK08- LEKIBM2C】

Case Study 1 Age and Status 两位同事的矛盾使一家数据处理公司的总经理遇到了麻烦。一方是一位踌躇满志的法裔加拿大小伙子,另一方是一位有特许签证的年长的中国女性,而此前两人确实很好的合作伙伴….. Case description: A manager in a data-processing company was having difficulty dealing with a conflict between a young, ambitious French Canadian male and his co-worker, an older Chinese woman who was on a special visa from China. She had recently become uncooperative and had made it clear to the manager that she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travel to the capital with her co-worker to hold discussion with legislators about a new product with great enthusiasm. When the manager asked her what the problem was, he received no clear explanation. When he asked her co-worker, the young man had no insights to offer. The young French Canadian was clearly annoyed, however, that the Chinese woman was refusing to share her data with him. That meant he couldn’t make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legislators because she had all the key data on her computer disks. The manager repeated questions to her but her “problem” got nowhere. So he changed his approach. He began explaining his concerns, as manger and as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about the upcoming meeting with legislators. His explanation about his position was unemotional. In that climate she then felt she could explain her position. She revealed she felt that that as an older, and to her mind, more senior person, she should not be sent to the capitol with a younger employee who would do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she had worked hard to develop. That would diminish her status, she felt. The general manger knew the root of his headache. Questions: 1.What do you think caused the conflict? 2. What would you do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if you were the general manager? 矛盾冲突 这位年长的中国女士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开发产品.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拒绝与年轻的同事一同去向议员做推介:当经理和同事问其原因.她并未做任何明确的回答:而当经理改变策略,不再直接询问原因,而是迂回地讲起自己的困境时,她才道出自己的顾虑。在这位资深年长的中国女士看来,同一位比她年轻的同事一同去国会,并且由对方来做推介会影响到她的地位和威信,因此她无法同意: 原因分析 造成这一矛盾的文化因素有两方面.对地位、年龄的不同态度以及这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人对权力的认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根据霍夫斯特的调查研

新加坡养老发展考察报告

新加坡养老发展考察报告 新加坡养老发展考察报告 不论你在马路上行走,还是乘坐公交车,或在医院就医、超市购物、公园健身,你会发现我们周围的耄耋老人越来越多。据了解,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己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苏州市60岁以上的老人也已达到106万,占总人口的18%;这些数字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美德,孝敬老人、赡养老人,切实做好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是各级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城区工作和社区建设的实践者,这也是我时常关注社会、留心思考的一个课题。 今年五月,我有机会参加市委组织部组织的赴新加坡学习社区建设专题培训班,九天时间虽然短暂,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比较多,通过上课听讲、专人介绍和实地考察,在参观了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和建屋发展局、警察总署、惹兰勿沙市镇理事会、大巴窑镇中心、芽笼综合诊疗所、宏茂桥社区邻里警署、小印度社区、飞跃服务中心、怡安产业公司、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等地之后,我对新加坡的基本国情、人文概况、政治经济发展历程、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多看、多听、多问,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与新加坡在社区管理方面进行了对比,感到新加坡在养老服务和管理上有许多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新加坡养老发展的概况 新加坡共有42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他们把老年人称为乐龄人士(与我国相比,这个称呼我们感到比较人性化)。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全民的家庭观念,在舆论导向上不遗余力地在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宣传孝道,号召全社会关爱、孝敬老年人。

文化差异案例分析

成功案例一: 1925美国总理福特访问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受命向美国转播福特在日的一切活动。 在福特访日前两周,CBS谈判人员飞抵东京租用器材、人员、保密系统及电传问题。 美方代表是一位年轻人,雄心勃勃,提出了许多过高的要求,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而日方代表则沉默寡言,第一轮谈判结束时,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 两天后,CBS一位要员飞抵东京,他首先以个人名义就本公司年轻职员的冒犯行为向日方表示道歉,接着就福特访日一事询问能提供哪些帮助。 日方转变了态度并表示支持,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 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坦率外露的思维方式和日本人内部思维方式相冲突。 美国人反对过分拘泥于礼仪,办事干净利落,注重实际,语言表达直率,而且耐心不足;日本人讨厌过分施加压力,比较注重资历、地位。 CBS的要员充分掌握了日本人的性格及谈判风格,才促成了谈判的成功案例二: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最初来上海谈判时,正值美国政府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并提出美国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不能提出国产化要求的时候。 但福特汽车公司代表一开始就提出合作期间可考虑50%的国产化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接着在上海谈判时,又主动提出国产化率可从60%开始。 由于他们并未理会其政府的限制,我方代表也充满信心的与其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分析: 美国人热情奔放,性急但信心十足、很容易接近,认为自己是谈判高手,希望对方也是谈判高手,含糊隐晦、高深莫测的对手只会让美国人纳闷,只有同样充满信心才能获得对方的好感。 案例三: 美国某公司与河北省某市谈判黑白玻壳项目,由于竞争条件不如日商,谈判失败。 后来中方积极调动美方力量,使其对陕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几个玻壳项目一起承包,最后达成交易,并向中方条件靠拢。 分析: 美国商人喜欢搞全盘平衡的“一揽子”交易,我方积极运用对方力量去促成更大范围内的联合协作,从而减少谈判中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了解美国人的特性。 失败案例一: 1992年,我国13名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一个代表团,去美国采购约三千万美元的化工设备和技术。 美方自然想方设法令我们满意,其中一项是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纪念品。 纪念品的包装很讲究,是一个漂亮的红色盒子,红色代表发达。 可当我们高兴地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当面打开盒子时,每个人的脸色却显得很不自然———里面是一顶高尔夫帽,但颜色却是绿色的。 最后,合同我们没和他们签。 分析: 美国商人的原意是:

外地培训心得体会 苏州培训心得体会 精品

外地培训心得体会苏州培训心得体会 一苏州值得学习的方面1.抢抓机遇,超前谋划. 据农村干部学院副院长费春元和苏州大学副教授沈健的介绍,不是经济特区、不是沿海开放城市的苏州早在80年代,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又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积极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并在苏州建成了新加坡工业园区,苏州利用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优势,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苏州模式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之 一,苏州成功实施了科教兴市、经济国际化、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四大战略,成功发挥了乡村企业和外向型经济优势,在制造业、技术创新、旅游业、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成绩斐然.这个古城、水城、园林城市、经济大市与苏州各级领导和苏州人民的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的. 2.居安思危,创新发展.苏州在创新型与服务型政府3.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苏州的发展证明,经济要发展,必须要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苏州人始终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敢于打破常规,敢为天下先. 他们处处解放思想,认真研究国家政策,用好用足,大胆尝试,敢闯敢干.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使他们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始终把握主动权,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跨越发展,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苏南模式,诞生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济三大法宝. 二、学习后的几点体会1.应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更大力度的完善和执行好既定发展战略.实事求是是一切实践成功的基础,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按照科学发展、富民兴梁的总体目标,结合本县实际提出了137发展方略,认真开展五个主题年建设活动,实践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引导我县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今年,一高一铁,页岩气、海螺水泥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是我县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基础和重大机遇,我们要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不择不扣落实好既定发展战略,开创快速发展新局面.2.应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更灵活的理解和执行好上级发展规划和政策. 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胆识,也是一种竞争力.近年来,我县各方面发展纵向

新加坡的文化对国际营销的影响

浅谈新加坡的文化对国际营销的影响 新加坡共和国是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其北面隔着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巴淡岛相望。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新加坡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工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快速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国,以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绩斐然,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新加坡的特色文化 (1)宗教 佛教与道教:新加坡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约占人口的33%。多年以来,各个佛教团体通过主办各种宗教、文化、社会福利计划等活动,将佛法与公众的距离拉近。新加坡境内寺庙林立,属于北传佛教的寺院超过一百五十所,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约有二十余所。其中,新加坡双林寺既是我国第一座寺院,也是最大的丛林之一。新加坡道教占人口的11%。南来的华人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习俗,早期潮侨和闽帮所创建的粤海清庙和天福宫,也获赐清帝御题,可见在百年以前,这两间古庙已名扬海外。另外,四马路观音堂也是新加坡最著名、香火最鼎盛的庙宇之一,每天来庙堂烧香进贡的香客络绎不绝。天主教与基督教:教徒占人口的18%。新加坡共有260多座教堂,最早的教堂是阿美利安教堂和圣安德烈教堂。在新加坡草创初期,不同的团体,比如海峡华人族群、海外传教士和西方商人,对两个教会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新加坡天主教教会也先后开办学校、医院、老人院和儿童收容所等慈善组织来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伊斯兰教:占人口的15%,教徒约有65万人。马来或巴基斯坦血统的信徒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另外也有部分印度血统和华人信奉回教。新加坡建有回教堂共80座,当中较为著名的有花蒂玛和苏丹回教堂。兴都教:信徒约10万人,占人口的5%。新加坡共有24间主要的兴都庙,大部分是以南印度的风格为主,其中马里安曼兴都庙和尼瓦沙柏鲁马兴都庙都被完整保留了下来。锡克教与其他宗教:

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与启示

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与启示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1965年独立,50年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排名居前的发达国家,与其务实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它培养了大批推动国家高速发展的精英人才。以成功的成为亚洲教育的中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中心,兼具东西方文化与智慧。 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设置 新加坡属英联邦国家,其高等教育模式与英国相近,并在不断调整、创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英制教育体制。其高等教育既有世界水准的公立大学,也有大专水平的政府理工学院以及教师培训性质的教育学院,还有与国外名校联办的私立大学。 新加坡有3所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公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南洋理工大学(NTU)及新加坡管理大学(SMU)、NTU和NUS是两所综合性大学,NUS生命科学、公共管理等学科比较突出;NTU工程、计算机和教育学科较强;SMU优势科目为商业管理。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又相继开办了另外三间公立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SIT)、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UTD)和新加坡社科大学(SUSS)。公立大学提供大学教育,学位设置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种。理工学院颁发专业教育文凭(相当于大专)。学生中学毕业后可选择到理工学院就读文凭课程,而后步入工作岗位。少部分成绩优秀者可进入大学深造,取得大学学位。新加坡有5所公立理工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与共和理工学院。私立学校一般是和英联邦国家知名学校联办,或是这些大学的分校,提供从商科及信息技术到酒店培训及美术等一系列课程,范围极广。学生达到一定要求后可转入联办学校读书,获得国际承认的专科、本科或研究生文凭。正规私立学院是通过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CPE)审批的教育信托认证(EDU Trust),以保证其教育质量。此外还有获得CPE审查豁免权并由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外国源流大学(Foreign University with Local campus)暨外国著名大学的新加坡分校来提供更加符合新加坡发展或社会所需的高等教育课程。 新加坡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 新加坡高等教育最显著的三个特点是高度的国际化、职业化和信息化。 1.高度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精髓所在,主要体现在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以及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国际化。 第一,教学语言的国际化。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有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多民族的存在使得多种语言共存,这是双语教学能够实施的先天优势。为公平对待各民族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均设为官方语言。其中,第一语言是英语,为全民共同语言,是行政工商、学校使用的主要语言。第二语言是

(完整版)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从价值观念、传统习俗到思维方式,都有区别。 一、失败的交际 某留学生初到美国,不久被朋友请去参加一个party,他准时到达,但却发现许多人都姗姗来迟,穿得也很随便。在聚会上,有几种饮料和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菜。聚会上熟人很少,好不容易见到了朋友马克,于是与他攀谈起来,谈了大约十来分钟,马克说他要和另一个朋友去恋恋,就走开了,这位留学生非常失望。聚会的主人把他介绍给一两个人,然后就再也不管他了。两个钟头以后,他借故离开,回到家,他还是很饿,不得不煮些方便面嘱。他决心以后再也不去参加这类聚会了。(可附外教在中国之二三事) 二、习俗的差异 有一年,荷兰有位贵宾到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直,在门口迎接她,她看到这些感觉很不舒服。接着参观幼儿园的教室,进去后。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背着手,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她很快结束了参观。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说这是这次访问感到最不舒服的事,下着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端正地坐着,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那才像幼儿园。我想幼儿园的老师,为了做到秩序井然,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认为这才是有礼貌的文明表现。而就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美国教师和学生在教室里站立和坐着的姿势显然与我国师生不同。我们参观他们的小学,常常觉得学生在课堂上太随便、缺乏纪律,东倒西歪,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老师管教不严。英美人参观我们的学校,又会认为中国教师对学生管得太死,学生没有什么自由。这里既牵涉到教育思想,又与文化背景有关。我们强调集体、纪律、合作,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发展自我。在大学的课堂上,美国教师有时候坐在讲桌边上与学生一起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合体统,但美国教师的想法是在课堂上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的气氛。 英美人一般尽量避免身体的接触,他们忌讳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或地铁上与陌生人的身体有长时间的接触,从人堆中挤过去则更是大忌,而且被认为是极不礼

机电一体化学习心得体会

机电一体化学习心得体会 为切实提高我省烟草加工企业设备维修的整体技术水平,加 强维修人员的互动交流,共同提高,河南中烟工业公司组织了高 技能人才机电一体化轮训班。在20XX年X月的第九期高技能人才 机电一体化轮训班为期一周的培训交流中,经过来自行业的多位 专家的精心讲解,我们在理论技术水平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在很多维修保养方面受到很大 启发。在这次学习培训中,通过形式多样的交流学习,取得良好 的效果,使我深有感触。 在这次学习中,中烟公司和进修学院花费很大的精力,李源 源老师结合实例讲解了触摸屏编程软件wInccflexible项目、画面、报警及传动、趋势图、用户管理及配方以及wInccflexible 报表和归档组态。吴祖福老师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为我们讲解 了wIncc使用初步和项目管理器及变量管理器的使用、监视软件 同PLc数据交换实现方法和对象属性的动态化、wIncc图形编辑器的使用之对象的事件和用户管理、组态过程值归档及输出过程值 归档、组态报警及报表和脚本系统、触摸屏编辑软件wInccFLeXIBLe项目、画面、报警及传送、wInccFLeXIBLe趋势、 用户管理及配方、wInccFLeXIBLe报表、VBS及归档组态等知识, 使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韩源老师给我们初步讲解了ifix 的配置及画面组态,报警及报表的相关内容。

在这次学习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我进行了重新 认识。现在烟草加工设备绝大部分都已发展为机、电一体化,在 实际工作中机和电联系非常紧密,掌握制丝工艺流程和机械原理 对电气维修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通 过本次培训学习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转变,作为一名维修技师,必须具有全面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这样才能在工作中驾重驭轻,轻车熟路,达到理论和实践的 有机结合。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一定会把所学知识和交流心得应 用到实际工作中,刻苦钻研技术,知耻而后勇,相信自己会在今 后的工作中会取得好的成绩。 以上是我参加这次学习培训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本次学习 培训丰富多彩,培训内容充实,效果较好,带着这份收获,我一 定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干的更好更出色,希望在之后几期的培训中 能学到更多知识。 经学校安排,我和同事于20XX年X月X日至X月X日去天津 工程师范学院参加了为期十八天的PLc与变频调速技术培训,通 过十八天的上课培训,时间虽短,我还是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将培训内容及我的心得体会总结如下: 此次培训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PLc,前十天由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的李波教授主讲,内容包括:西门子S7-300/400和组态wincc的相关知识。首先李老师讲了PLc的结构、硬件、编程指令、组织块、数据块,以及PLc的最高级应用组态组网。着重为我们

文化差异案例分析

成功 案例一: 1925美国总理福特访问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受命向美国转播福特在日的一切活动。在福特访日前两周,CBS谈判人员飞抵东京租用器材、人员、保密系统及电传问题。美方代表是一位年轻人,雄心勃勃,提出了许多过高的要求,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而日方代表则沉默寡言,第一轮谈判结束时,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两天后,CBS一位要员飞抵东京,他首先以个人名义就本公司年轻职员的冒犯行为向日方表示道歉,接着就福特访日一事询问能提供哪些帮助。日方转变了态度并表示支持,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 分析: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坦率外露的思维方式和日本人内部思维方式相冲突。美国人反对过分拘泥于礼仪,办事干净利落,注重实际,语言表达直率,而且耐心不足;日本人讨厌过分施加压力,比较注重资历、地位。CBS的要员充分掌握了日本人的性格及谈判风格,才促成了谈判的成功 案例二: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最初来上海谈判时,正值美国政府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并提出美国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不能提出国产化要求的时候。但福特汽车公司代表一开始就提出合作期间可考虑50%的国产化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接着在上海谈判时,又主动提出国产化率可从60%开始。由于他们并未理会其政府的限制,我方代表也充满信心的与其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分析:美国人热情奔放,性急但信心十足、很容易接近,认为自己是谈判高手,希望对方也是谈判高手,含糊隐晦、高深莫测的对手只会让美国人纳闷,只有同样充满信心才能获得对方的好感。 案例三: 美国某公司与河北省某市谈判黑白玻壳项目,由于竞争条件不如日商,谈判失败。后来中方积极调动美方力量,使其对陕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几个玻壳项目一起承包,最后达成交易,并向中方条件靠拢。 分析:美国商人喜欢搞全盘平衡的“一揽子”交易,我方积极运用对方力量去促成更大范围内的联合协作,从而减少谈判中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了解美国人的特性。 失败 案例一:1992年,我国13名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一个代表团,去美国采购约三千万美元的化工设备和技术。美方自然想方设法令我们满意,其中一项是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纪念品。纪念品的包装很讲究,是一个漂亮的红色盒子,红色代表发达。可当我们高兴地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当面打开盒子时,每个人的脸色却显得很不自然———里面是一顶高尔夫帽,但颜色却是绿色的。最后,合同我们没和他们签。 分析:美国商人的原意是:签完合同后,大伙去打高尔夫。“戴绿帽子”是中国男人最大的忌讳,合同我们没和他们签,不是因为他们“骂”我们,而是因为他们对工作太粗心。连中国男人忌讳“戴绿帽子”都搞不清,怎么能把几千万美元的项目交给他们? 案例二:张先生是位市场营销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职于某大公司销售部,工作积极努

新加坡牛车水考察报告

新加坡Chinatown历史街区,又名牛车水,位于新加坡河南岸,占地面积约23公顷。是自1821年逐渐形成的早期华人聚居地之一,以独具特色的街道和建筑形式构成鲜明的街区氛围。在旧城更新过程中,其制度设计和旧城保护都对我有所启示。 在旧城更新任务下,新加坡依靠限制屋主收取高房租和驱逐租户的租金管制令制度背景,和强行征地的土地征用法,以及1967 年起推出的土地出售计划,实现了以现代建筑取代牛车水衰败的店屋的开发目标,同时开发过程中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确保改造的节奏掌握在政府手中。 牛车水mapbox 牛车水地区被政府部门征用的土地

牛车水地区通过土地出售计划开发的项目 牛车水鸟瞰 于1967 年第一次出售时开发的珍珠坊,于1969年第三次出售时开发的珍珠大厦、奥奇大厦,以及于1974年成立重建局后陆续开发的富丽华酒店、唐城坊、财富广场、中国广场等,现代高层楼宇取代了过去低矮的店屋,改变了整个牛车水的面貌。

珍珠大厦旧貌和现状 位于牛车水地区Bukit Pasoh, KretaAyer, Telok Ayer 和TanjongPagar 4个分区(约1200栋待保护建筑)于1989年被规划为历史保护街区,并于1997年增加China Square地区为保护区。保护规划对街区内历史肌理给予整体保护,使其与周边的高层现代建筑格局形成强烈的对比。 牛车水街道肌理

牛车水地区的规划保护区 1960-2002年牛车水地区旧城更新项目 对旧有建筑的保护分两种: 一方面,政府继续依据土地征用法征用零散店屋,由政府出资进行翻新后,出租给个体商户。有时,商铺出租时会包含一定的附带条件。如,史密斯路翻新后被规划为食品街,原有商铺大部分都被要求改为餐厅。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屋主自己翻新房屋。但单个屋主仍需通过申请方式解除对自己房屋的租金管制,这要求他在管制解除后的 6 个月内提交是否翻修的决定,并在1年内提交改造规划,3年内开始对房屋的修缮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个翻新工作。如果不能完成的,政府将对房屋实行强制性的征收。 至1994年牛车水地区店屋的用途由过去的以居住为主变成了近乎纯粹的商业——多数为一楼为零售业或饮食等服务业,而二楼为办公业。由于屋主们都希望利用此机会赶走租户,对旧城的更新保护进度相当快。整个牛车水地区很快面貌一新。 至2002,牛车水32个改造项目相继完成,牛车水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建筑形式并存、贴近城市CBD的重要商业和生活中心,并成为新加坡最具特色的

新加坡文化中的长期导向

新加坡文化中的长期导向 (一)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 1980年,霍夫斯泰德在《文化的效应》中提出了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其后不久,霍夫斯泰德遇到了加拿大人彭迈克,霍夫斯泰德借鉴彭迈克在23个国家进行的华人价值观调查,在原有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的基础上,补充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 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与之相对的另一端,短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关于过去和当前的品德—尤其是尊重传统、维护面子,以及履行社会义务。 在长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长远目标,愿意为目标而不断奉献;在家庭中,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受到尊重,家庭成员各有明确的角色和位置,所有人都应谦虚谨慎,维护群体的和谐;学习成绩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在短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当前的生活和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家庭生活比较宽容,没有过多的长幼次序;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应该谦虚;学习成绩更多地跟运气有关。 在政治以及宗教方面,长期导向的国家由于没有公民社会的传统,政府往往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社会自治的空间比较狭小;以中国为代表的长期导向国家,一直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即使儒、释、道被划归宗教行列,并不能掩盖它们同西方基督教的本质区别。短期导向国家中,政府仅仅是同企业、第三部门并列的社会部门之一,政府本身往往又划分为互不隶属、互相制衡的多个部门,社会自治的空间比较广;短期导向的西方国家普遍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派别),教徒的虔诚与狂热,往往是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 在彭迈克主持的华人价值观调查中,长期导向指数被称作“儒家文化动力”,显然,不同国家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导向指数较高,反之则较低。 (二)新加坡对儒家文化发展的重视 新加坡受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甚深。独立后,新加坡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趋势。为了消解影响社会稳定的影响,统一国民思想,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提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此淡化移民及其后裔对移出国的归属感,强化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 早在七十年代初,李光耀就要求在学校中开设“儒家伦理道德”这一必修课,以培养新加坡人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他强调如果能够按照儒家这些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就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他把五伦中的君臣关系改释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李光耀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学思想的核心,提倡把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将其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之纲”。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唐太宗夫曾感叹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严复曾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富强来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个国家不学习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理念,难以进步。但一个民族不秉承其传统,失去其文化历史,便也丧失了其立足之本。 (三)从《小孩不笨》探讨新加坡文化的长期导向 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主要讲述了文福、国彬、Terry三个小孩的学习和生活遭遇。该片探讨了家庭关系、教育制度以及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问题,深入浅出,嬉笑怒骂。在新加坡,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把学生划分为:EM1,EM2,EM3三个等级。EM3,相当于中国的后进

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16607060.html, 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作者:李平安喆 来源:《管理观察》2015年第29期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探索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上,政府如何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顺利过渡成了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发展的今天,城市社区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将在政府职能转变、公民权利意识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分析,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若改进建议。 关键词:新加坡社区管理启示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城市个体的发展直接关联着城市圈和城市带的整体实力和未来发展进程。所以,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要顺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并且实现社会由常态向新常态的顺利过渡的目的,探索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新加坡与我国同属新型工业化发展国家,但在社会治理道路探索方面,新加坡明显要比我国走得更早更远。本文主要以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为例进行探讨。 一、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模式 新加坡的社区管理采取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广泛探索建立一种适应其未来城市发展道路的社区管理模式。相其相比,我国自90年代才开始城市社区自治管理模式的试点运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新加坡在城市社区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社区建设以城市规划为经,以制度建设为纬 在社区建设方面,城市规划作用尤为突出。新加坡尤为重视规划的技术考量,并且每五年对城市规划和社区管理进行全面探讨。目前,新加坡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社区,由相应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这五个社区又进一步分为87个选区。在以选区为基础设计的社区治理组织机构中,从纵向管理层次上看,人民协会是全国社区组织的总机构,除管理全国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外,更统筹着各社区发展理事会下设的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等职能部门以及选区体育俱乐部、少年网络俱乐部等相关活动部门。①人民协会在政府强有力控制下,统筹兼顾下设各个组织机构,共同发挥监督政府行政运行、建言献策、执行政策法令、发展社区福利、健全民主法治等作用。新加坡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其所开创的“公屋”体制,包括自1960年开始实施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于1964年进一步采取的居者有其屋政策。政府设立专门的建屋发展局,发挥政府的强制力度保证财政资金的保障与供

设备管理培训心得体会

设备管理培训心得体会 今天企业组织tnpm管理体系知识开班培训,由广州学府设备管理工程顾问李葆文教授给我们授课,主要给我们讲述了tnpm管理理念、方法及相关工具运用。 从前,我负责设备技术的时候,对tpm也有一些认识,也常常拿它来联系设备维修业务或应用到设备管理工作。在80年代后期的五年里,我主要从事化肥生产行业,那时,我认真查阅学习并探讨过国外一些管理模式,比如《美国企业管理》,里面讲到美、日两国在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他们之间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相互学习,相互见长,以及如何引导未来。在《机械修理学》和《化工机械设计和保养》这些日本化学技术编著里,见识了日本的维护保养业务,至今仍然有指导意义。 tpm,6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pm(预防保全),经过日本人的扩展及创新,于81年形成了全公司的tpm(全面生产管理),在日本,tpm已在汽车、半导体、家电、木工、机械等硬件产业以及钢铁、化工、食品、医药品、造纸、印刷、石油、燃气等流程型材料产业中实施,并取得巨大成功,随之在世界各地实施开来,9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回tpm世界大会,有23个国家700余人参加,瑞典volvo(沃尔沃)及新加坡的nachi industries pte.ltd.公司成为日本以外获得tpm认证的首2家企业。 tnpm(即“全面规范化生产维护”)管理体系,是在继承tpm管理先进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丰富了对检维修系统设计与管理方面内容,为企业提供了一整套科学系统的设备管理水平评价体系。此次开班培训,李葆文教授为我们阐明tnpm管理体系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对企业tnpm管理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明确了目标后,今后的工作从逐步开展标准化作业、修订与完善标准、建立健全机制、加强设备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隐患闭环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企业tnpm管理得到顺利推进。 我从事设备管理工作多年,从化工、卷烟设备到今天的网络设备的管理,基本见证了中国的tpm之路,只是惊喜的看到中国走向了更高阶段tnpm时代。 通过一天的学习,我又一次开阔了设备管理大视野,进一步增强了对tnpm管理体系的理解。重温了设备一生管理、预知维修、状态维修、故障是冰山的顶峰、tpm精髓、tpm与人机系统精细化管理、如何通过班组建设营造活跃的现场持续改善文化、全员参与的生产维护体系等观念思路,以及从过去事后维修(第一代)、预防维修阶段(第二代)、生产维修阶段(第三代)到目前各种方式并行阶段(第四代)的设备管理历史发展进程。 tnpm全面规范化生产维护是中国特色的tpm,是规范化的tpm,是全员参与的,步步深入的,通过制定规范,执行规范,评估效果,不断改善来推进的tpm。是以最高的设备综合效率和完全有效生产率为目标,以全系统的预防维修为载体,以员工的行为规范为过程,全体人员参与为基础的以设备为主线的管理体系。 tnpm的六大支柱:(一)小组自主维护与自主管理;(二)opl/ops支持下的现场持续改善;(三)建立全系统的规范体系;(四)soon为核心支柱的检维修系统解决方案;(五)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frog);(六)五阶六维评价与激励机制。 今天的tnpm知识培训班开班,由分管生产(设备)的罗飚副厂长主持并出席培训,企业各部门设备管理负责人及设备管理人员70余人参加了培训。XX年10月14日下午将召开动员会,今后的课程将主要围绕tnpm设备管理的精髓部分,扎实学习和推广国内设备管理先进单位经验,进一步提升企业设备管理水平。 推进tnpm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但愿将企业塑造成为一个“绿色”和无忧工厂!

企业文化冲突的案例

企业文化冲突的案例 【篇一:企业文化冲突案例及分析】 四川吉峰农机与长城公司的企业并购文化冲突 一、案例背景介绍 四川吉峰农机始创于1994年,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公司主要 从事国内外名优农机产品的引进推广、品牌代理、特许经营、农村 机电专业市场开发,已形成传统农业装备、载货汽车、农用中小型 工程机械、通用机电产品等四大骨干业务体系。其销售网络覆盖了 四川、重庆、江苏、辽宁、浙江、吉林、湖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区。 被并购的长城公司成立于1993年,公司主要的经营业务从零部件 的销售,到现在整机销售、维修服务、配件供应、二手机交易、租 赁及再制造等领域。随着我国农村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小型机械代替手工劳动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发展大农 机的概念吉峰农机进行了这种跨行业的资本运作,在2010年并购了 长城公司。 二、企业并购重组的文化冲突 ; 企业文化是存在于头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 和变迁的缓慢性。企业要改变原有的文化观念很难,需要一个长期 的过程。在这一个改变过程中,企业原有文化会继续在原有群体中 发挥作用,与重组企业的文化发生摩擦和冲突。 因此,并购企业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一种文化整合模式,是决 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由于两家公司原来老板的领导风格和企业 规模差异较大,在吉峰农机并购长城企业后,被并购企业存在感知

的文化差异较为明显,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冲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点: (1)人员结构不合理。 由于新公司业务的高速发展,需要引进大批新员工,但学历都偏低、年龄太年轻,这不利于新公司的企业文化的相互融合。 (2)公司人员流失率过高。 公司2010年的离职率达到了26%,说明公司整体人员的稳定性较弱,公司吸引人才的政策和力度还不够,员工对新公司的企业文化 认可度较低。 (3)制度流程不清晰。 公司很多的规章仅限于口头约束或大众惯例,未能形成有影响力的 文化氛围,不能够有效地去规范员工的纪律、言行以及指导员工的 工作。 · (4)员工的技能培训不够。 公司和厂家对员工的培训不够系统,销售精英的经验分享还不到位,导致员工成长缓慢。 (5)企业文化建设较弱。 新公司发展至今,在文化的建设上比较薄弱,也许在员工的潜移默 化中已经表现出文化的一些方面,但没有得到沉淀和梳理。 三、结论 为了避免企业文化冲突,文化的融合工作应该做到企业并购的前面。要在事先对并购企业的文化进行充分的调查,对其文化的内容要仔 细确认。在企业并购事前要拿出文化融合方案,对其文化差异从各 个方面进行分析。

新加坡地理经济文化英语介绍-Singapore

新加坡地理经济文化英语介绍 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 Singapore, officially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is an island country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t lies 137 kilometres (85 mi) north of the equator, south of the Malaysian state of Johor and north of Indonesia's Riau Islands. At 707.1 km2 (273.0 sq mi), Singapore is one of four remaining true city-states in the world. It is the smallest n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ior to European settlement, the island now known as Singapore was the site of a Malay fishing village at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Several hundred indigenous Orang Laut people also lived along the nearby coast, rivers and on smaller islands. In 1819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stablished a trading post on the island, which was used thereafter as a strategic trading post along the spice route.[4] Singapore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centr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hub of British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city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Winston Churchill called "Britain's greatest defeat".[5] Singapore reverted to British rule immediately postwar, in 1945. Eighteen years later the city, having achieved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merged with Malaya, Sabah and Sarawak to form Malaysia. However, less than two years later it seceded from the federation and became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on 9 August 1965. Singapore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on 21 September that same year. It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Since independence, Singapore's standard of liv ing has been on the ri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 state-led drive to industrialisation based on plans drawn up by the Dutch economist Albert Winsemius have created a modern economy focused on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etrochemicals, tourism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longside traditional entrep?t trade.[citation needed] Singapore is the 5th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GDP (PPP) per capita.[6] This small nation h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of more than US$177 billion.[7]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is approximately 4.84 million.[2] Though Singapore is highly cosmopolitan and diverse, ethnic Chinese form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English is the administrative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established the nation's political system as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hile the country is recognised as a parliamentary republic.[8]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dominates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has won control of Parliament in every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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