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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郡巨鹿风云之三

古郡巨鹿风云之三
古郡巨鹿风云之三

古郡巨鹿风云之三

凌石屯惨案

1939年3月14日黎明,因有人告密凌石屯有共产党活动,巨鹿的早期共产党员杨寿山(后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已病故)等经常在此隐藏,日军包围了凌石屯,把全村群众都集合到大街上,分男女各跪一边,捉住了共产党员、农会长赫福喜(杨寿山表兄),施行拷打、灌凉水、压杠子等各种酷刑,逼他交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赫福喜咬紧牙关只字不说,日军便把他带到了北无尘岗楼,用尽各种酷刑,审讯三天,他始终坚贞不屈。日军便将赫福喜挖坑活埋,他拼命往外爬,日军随即朝他肚子上猛刺一刀,将其埋住。没隔多久,日伪军下乡“扫荡”途经凌石屯,一个原为八路军,后叛变当伪军的姓王的人,迎面碰上了凌石屯张所琴,他们原来在一起当八路军,后来张所琴离队回乡。姓王的伪军说:“喂!你给办个事吧?”张所琴也说:“我正想找你办个事呢!”王说:“走。”张就被带到了北无尘的岗楼上,经村中多方用粮款往外赎均无效,日军将其挖坑活埋了。为此,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八路军青年纵队在凌石屯多次伏击日军,双方常有摩擦。1939年5月9日,驻巨鹿城日军乘三辆汽车去解田庄运给养,路经凌石屯,遭到八路军的伏击,被击毁一辆汽车,打死一名日军。日军为报复,采取更加残忍的手段。1939年7月8日,40多个日伪军乘三辆汽车,到凌石屯“扫荡”。

跑惯敌情的群众,闻风跑向村外躲藏起来。日军进村后没抓到人,便放火烧房屋。当时西凌石屯共35户,其中27户的房屋共216间被烧毁。郭根全的母亲60多岁,因病不能外逃,被活活烧死在屋里。

赵庄惨案

赵庄位于巨鹿、广宗、南宫三县交界处,南枕邢(台)德(州)公路,东滨古沙河道。这里沙丘绵延,草木丰茂,是共产党活动的基地。1943年秋,东宋庄岗楼特务队长孟全勋(小留庄人)诡称被解职,以炸果子为名长住赵庄,探听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情况。同时,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宋坤山(苏营村人)叛变,出卖了与他接头的地下交通员商成辉。农历9月12日凌晨,日伪军在叛徒带领下将赵庄包围。这次出动的是后辛庄岗楼常文海率领的警备中队和日军一个小队(10人),会同城里伪军中队长薄六孬率领的一部分,共约200人。进村后强令“地方”孙书文敲锣,把全村群众集合到村东南大场里,同时又逼问村自卫团团长孙振中(中共党员)和支应村长葛老含交出共产党员和八路军,二人都说“我不知道。”日军就野蛮地动用酷刑,压杠子、灌凉水、狼狗咬,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孙振中受刑最重,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结果幸存下来,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在11日夜里刚刚隐藏起来的2万斤小麦、200身军装、200套便装和一麻袋子弹。日伪军为了找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让孙振中对群众逐个点名,当点到中共赵庄村支部书记宋景坤时,孙喊其乳名“黑牛”,才蒙混过去幸免于难。叛徒宋坤山带领日伪军逐户搜查。当搜到宋恒起家时,藏在夹皮墙里的中共邢台地委宣传部长吴明和地委财政科长宋德润,为了调虎离山解救群众,突然冲出,不料被房上伪军发觉,骑马追来。宋德润负伤,被伪军中队长薄六孬用刀砍死,吴明被俘,带回巨鹿城里严刑拷打,因不吐真情而被杀害。日军官令4个伪军将房东宋恒起老人捉住,像打夯一样,一连十数次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活活摔死。商成辉被叛徒宋坤山带伪军堵在家中,日军官令众伪军用刺刀乱刺将其杀害。这一惨案共杀害4人,其中中共

党员干部3人,无辜群众1人,重伤1人,轻伤1人。

一二·六”惨案

1943年11月2日(农历10日初5)巨鹿城里集上,县抗日政府派人将县伪保安联队长王文珍击毙。驻巨鹿日军长官内海等恼羞成怒,为了报复,12月6日(农历11月初10)下令将所有在押犯杨秀峰、张凤海等18人全部押赴城西北堤子口五祖山土岗上(现西酒厂西南角)杀害,用18颗人头祭奠王文珍。其中杨秀峰,女,任县留垒村人,当时任巨鹿县抗日政府妇联主任,于当年10月7日(农历9月初9)在夏旧城被捕,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被割掉双乳,揪掉头发,死时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张凤海系北马庄村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东进纵队新四旅营长,因病回乡,任村党支部指导员,为人告密而被捕。据说,行刑那天,张伯魁为了在日军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一口气砍下了18个人头,丧心病狂之极,由此可见一斑。

白寨惨案

1944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七)晚,小吕寨岗楼伪军中队长张梦雨率便衣下乡,冒充共产党武工队。至白寨十字街停住脚,经侦探发现白寨村公所院内(村长王保印闲院)有共产党员聚众开会,但因天黑看不清到底是八路军还是老百姓。张梦雨下令火力侦察,放一阵机枪后将队伍撤到村东南沙岗上。县抗日政府县长段芝英正在给穷苦农民开会,放哨的王五发现了伪军敌情后,立即报告,段芝英因人少迅速撤走,群众也各自回家。村中死一样地寂静。

夜深了,贩烧饼的杨二岭尚未回家,其母惦念,便到街上呼唤。农民闻声以为伪军已走,太平无事了,便纷纷出户互相探询。谁知张梦雨率部隐伏村外一直未走,得悉村内并无共产党武装力量,便突然进村搜捕共产党人,逢人便抓,共抓40余人。因避灾荒,寄居在岳父家的傅怀计也被当做地下共产党人抓起来,其内弟楚辛计为之辩冤,连遭两次毒打。

伪军问不出谁是共产党,便心生一计,闹事的多是穷人,下令“把棉袍脱下,就可回家”,以是否肯脱甄别穷富。

此计果然奏效,富裕点的为保命要紧,纷纷脱下袍子走了。而穷人做件棉袍不容易,在家当被,外出当衣,相当于半个家业,怎么能舍得白白丢下。程计全脱下后又后悔了,撵着穿他棉袍的伪军要,结果被伪军带走。被带走的还有郜宝路(老中共党员)、楚辛计(中共党员)、楚长计(中共党员)、傅长秋、杨二岭和傅怀计。他们被连夜带至东韩庄,押在打更房里。

第二天早晨解往巨鹿城里时,张梦雨问:“谁是白寨的?”“我是。”楚辛计和傅长秋抢先答道,于是就放了他们。其他人也都说是白寨的,“等到城里再说!”张一挥手说。于是将此5人带至城里。

为什么一说是白寨的就放了呢?因为张梦雨知道,张伯魁虽是东张庄人,但他父母早亡,随姑母在白寨长大,最敬畏姑母。俗语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张伯魁虽敢到处杀人放火,却绝不敢到白寨放肆。有一次张伯魁“扫荡”路过白寨,其姑母闻信出门就破口大骂,张伯魁闻声就仓皇逃走了。张梦雨亦知“爱屋及乌”的道理,自然要顾及大队长的情面,所以一说是白寨的就立即释放。可为什么后说是白寨的就不放了呢?因为他起了疑心,怕共产党人蒙混过去。

到了县城,张伯魁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那真是人间地狱啊!幸存者郜宝路出来后说起这事时,仍心有余悸,只是听他说一说,也感到毛骨悚然。郜宝路说,当时从各村

共捉数十人,用绳捆成一串,一字儿排开,蹲着候审。叫出去后,摁倒在院中一块青石板上,先用大铁棍敲碎踝骨,尔后是各关节,有的当场死去,推在旁边一个大坑里;有的死而复苏,就叫郜宝路背回屋中,头朝里躺着,再抱着脚像拧麻花一样折磨一遍;如还不死,便将烧红的大铁棍放在肚子上,或用铁条窝成的圆圈烧红套在脖子上。程计全、杨二岭先后被折磨致死;傅怀计经托人求情放回,虽经抢救脱险,但腿部致残,楚长计和郜宝路在即将受刑时,有人报信给楚长计当伪军班长的外甥,其外甥遂怯生生颤抖抖地去向张伯魁求情,说:“大队长!他们确实是白寨的我的亲戚。”张遂弃棍放二人生还。

西王杨惨案

1944年正月有一天夜里,城里伪军在张小六率领下,便衣下乡,悄悄进入西王杨,找到村长吉根长,诡称是八路军,想组织群众去破路,煞煞日伪军的气焰。吉根长信以为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约来前任村长王林堂等4人一起到王福恋家,商量破路办法。王福恋丈夫病逝寡居,拥护抗日,在她家里还隐藏着一名外来地下共产党员老王。这7人一听打日本劲头很足,特别是吉根长、王林堂指名道姓大骂日伪军。但杨三等3人比较机警,对这些不速之客心存怀疑。他们默不作声,察颜观色,感觉他们不像八路军,未等出发,杨三即巧妙溜掉。出发时,张小六对没有骂日伪军的王大锁父亲等2人下令:“向后转!”将吉根长、王林堂、王福恋和老王4人掳至城里,严刑拷打,先用麻绳蘸水抽打,浑身打套脓,气

息奄奄。2月20日(农历正月27),将他们全部杀害。

城关锄恶

1943年农历9月,冀南二专署公安局刘庆丰同志亲自到巨鹿督导工作,与县委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落实冀南区党委关于“反奸锄特、首恶必办”指示,带来了冀南抗日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同志关于处决王文珍、张伯魁等人手令。任务一下达,武工队的同志们兴奋异常,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经过缜密侦察,掌握了他们几个人的行动规律。大汉奸王文珍拥兵自重,常以土皇帝自居,自以为在巨鹿县地位牢靠,特别是打败任县土匪刘磨头后,更是居功自傲,认为巨鹿县人民都对他感恩戴德。在心理上有些放松,疏于防范。平时爱逛市场,而且很少带护兵。而杀人魔鬼张伯魁与其相反,吃住都在警备队内部,自知杀人多,积怨深,出入都有大批随从保镖,前呼后拥,防备森严。根据各人不同的行动规律,刘庆丰和夏炎光、段芝英等领导商量决定,先干掉王文珍,以后有机会再干掉张伯魁。于是一个大胆缜密的行

动方案酝酿成熟。

1943年的秋天,枯黄遍地,满目凄凉。因为白天一场大雨,把天空中的尘土洗涤得干干净净。农历十月初四的晚上,天气特别明朗,一弯新月高挂晴空,万颗银星镶嵌蓝天,大地风清气爽,万籁俱寂。这时,行动小组进入马房村。刘庆丰和段芝英亲临前线指挥,把具体执行任务的夏春牛和王长发叫到跟前,反复叮咛:“这次执行任务非同一般,目标是巨鹿县最大的汉奸头子,而且又是老虎嘴里拔牙,困难重重,风险很大。希望二位不要辜负党组织重托,坚决完成任务。处理情况大胆果断,沉着冷静。打死王文珍立刻撤出来,出南门,到湾子村有人接应,在湾子村也不要停留,迅速赶往塔寺口,我们和县大队的同志在那里等候。”

二人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不打死王文珍,我们决不活着回来。”刘庆丰同志说:“不要这样说,你们二人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活着回来,争取胜利,凯旋而归。”段芝英深情地望着二位壮士,攥着他们俩的手,说“武工队的战友们,全县的父老乡亲们都在盼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临行前,二位首长又一次检查他们佩带的枪支,二人都说:“放

心吧,手枪和子弹,我们都擦过上百次了。”

巨鹿城关,逢五排十是集。这天是农历初五,适逢集市开张,一大清早,肩挑背扛的农民纷纷涌向城里。夏春牛和王长发两位武工队员,一个扮作挑担卖菜的,一个肩搭口袋扮成粜粮的,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向集市走去,这日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二人进了城关,机警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着这里的一切。武工队战士夏春牛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城里情况了如指掌。日本人占领县城后,这里的情况变化很大,日本人将兵营设在东关,东门紧闭,常年不开。东关除了日本人进进出出,行人罕至。南门虽然流通量很大,但敌人为了有效控制,平时也是不开,只是逢年过节,开放一天,值此时,须加岗加哨,严格盘查行人。相对于北门和西门,南门防范就松懈多了。北门和西门是人们出入城池的必经之地,敌人常年有重兵把守。1940年后,敌人重新加固了城墙,翻新了城门楼,城头上加设了

门内外都是双岗双哨,对出入人员和车辆盘查的十分严格。城内警察随时都要检查户口,警备队日夜巡逻,可谓防备森严。二人相互使了眼色,心里说:“首长把撤退路线定到南门真是恰到好处。”

这年头,虽然全县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但城关的集市照开不误,依然红红火火。西关是最热闹的地方,沿街商号林立,店铺鳞次栉比,逢集,长长一条大街,摆满了各种摊点,有卖吃的、用的、穿的,一应俱全,其中当属卖吃的和破烂市最热闹。许多断米断炊的农民,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古脑搬到集上,小到针头线脑、破衣褴褂、锄头镰刀,大到耕作用的牲畜、犁耙,织布机,门窗檩梁,换回生活必需品。灾荒之年,粮米最贵,一副织布机仅能换回二斗小米,一根旧檩条只能换两个玉米面窝头充饥,明知饮鸩止渴,但填肚子要紧。

二人跟着摩肩接踵的人流来到菜市,夏春牛找个空闲处,撂下挑子,嘴里不住地吆喝着,装成卖菜的样子,王长发则继续在人群中溜达,寻找目标,二人的眼光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每一个行人,约至晌午目标终于出现,二人欣喜若狂,互相使了眼色,将枪掖好,紧跟其后。

这天,王文珍穿了一件灰褐色绅士装,抹了油的分头明光锃亮。他象往常一样,迈着四方步缓缓走在大街上,身后一马弁挎着盒子枪,漫不经心的环顾左右。王文珍不停地同熟人打招呼,显出极有风度的样子。他的自我感觉好极了,这些年来,靠着自己神机妙算与日本人周旋,既讨好了主子,又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俨然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宰,在巨鹿方圆百十里的地方,谁敢小瞧他?就连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也要敬他几分!只要跺跺脚,城门四处都掉土!城内是自己的天下,里里外外有几千名军警守备,量那土八路胆子再大,也不敢把手伸到城里!他这样想着,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神情。他又极爱作秀,喜欢别人看他斯斯文文的样子,因此,他出门总是轻车简从,很少带护兵或不带护兵。

然而,今天他失算了,在他身后,两名八路军武工队员紧紧盯着他,法网已经将他罩住……

王文珍兴致勃勃地来到布衣摊前,与一位摊主打过招呼,猫下腰,认真地挑选布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只见夏春牛和王长发不约而同的挤出人群,冲到跟前,王长发说:“买了吧!”夏春牛说:“买”,暗语对好,说时迟,那时快,两人同时从腰里抽出短枪,对准王的后心,勾动板机,“叭、叭”两颗复仇的子弹同时穿透他的心脏,顿时,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一头栽倒地下,污血滩了一地。身后那个马弁,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他先是一怔,又立刻清醒过来,撒鸭子就往回跑,边跑边喊着:“不好了,八路军打死人啦!”“王司令被八路军打死啦!”王长发和夏春牛迅速调转枪口,准备将其击毙,但已经晚了,马弁已经钻到密集的人群里了,怕误伤群众,收了枪,骂道:“便宜这小子了,也好,留他一条狗命,去给日本鬼子报丧吧。”王长发顺势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布告,贴在王文珍脑门上,拉住夏春牛,迅速挤进涌动的人群里。

枪声一响,集上大乱,人们顾不上自家买卖,四散逃走。王、夏二人按照事前布置好的

撤退路线,挤在混乱的人群中,直奔南门,这里也是一片骚动,人嘶马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有几个伪军试图关闭城门,但被潮水般的人流撞得趔趔趄趄,东倒西歪,凑不到跟前,突然一个伪军把夏春牛挡住,夏春牛一惊,欲要掏枪,那伪军却开口问道:“里边出啥事了?”春牛灵机一动,说:“城里来了八路军,听说还打死人了。”那伪军显得有些惊慌,又问:“八路军来了多少?”“大约七八十人吧!”夏春牛故意吓唬他。“唉哟,我的妈呀!”那伪军急忙举起大枪向天上打了起来,夏春牛趁势绕过伪军向城外跑去。

二人冲出城门,直奔湾子村方向,在村外高梁地边,听到有人喊他俩的名字,知道是武工队的同志来接应,迅速钻了进去。武工队的同志见他二人毫发未损,撤出战斗,都十分高兴。马臣队长急切地问:“事情成功没有?”两人同时回答:“老家伙早已见阎王啦。”丁双伸出大拇指,用十分羡慕的口气说:“两位大哥,干得漂亮,回去我给二位接风洗尘。”马臣

严肃地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撤!”大家快步流星,取道塔寺口村而来。

千刀万剐张伯魁

提起张伯魁,在巨鹿无不恨得咬牙切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卖身投靠日本侵略军,充当汉奸,杀人成性,血债累累,是当时冀南一带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三大杀人魔王之一(巨

鹿的张伯魁,南宫的张小炎,威县的和孟九)。

张伯魁,幼名小歪,1917年出生在巨鹿县东张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是长子,自幼爱打架骂人,是个横行乡里的小魔王。

张伯魁成年后,于1935年在本县国民党政府当了一名巡警,1936年在国民党五十三军当兵。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纷纷南逃。11月张伯魁又跑回本县保安队当兵。1938年,八路军将县保安队改编为冀南区游击队,经过做工作,张伯魁戴上抗日面具,并窃居排长职务。但是张伯魁的反革命本质未变,他不但不感激共产党对他的重用,反而联络其残兵余部,离间抗日游击队,声称“生活艰苦,纪律又严格,太不自由了”,不久便率其旧部开了小差。

1938年11月29日(旧历10月26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巨鹿县城,张伯魁率其旧部,投靠侵华日军,认敌作父,当了汉奸。由于他积极为日军侵华效劳,很快就被提升为警备队分队长,保安队第二大队长等职。1943年10月巨鹿县伪保安大队长王文珍被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处死后,张伯魁又被提升为大队长、副联队长;1945年6月张伯魁随日军放弃

县城,逃到邢台,编为顺德公署保安第四联队任队长。

日本投降后,张伯魁由邢台逃到1946年7月经乡友张庆炎(天津团管区司令,内邱县人)介绍到天津县自卫总队任总队副职,1948年改为保安团任营长,11月被编入傅作义陆军部队二O九师八O七团三营任营长。后到北京至张家口间去作战,12月份部队调回北京,行至南口附近时,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张伯魁被俘,经解放军教育后,放回北京到一O四军原部队报到任营长。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他深知在巨鹿时犯下滔天罪行,返回故里人民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又潜逃,在绥远和上海等地,以经商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正如他自己的口供,承认犯三条罪状:“一是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剿共政策,杀害革命人员;二是协助国民党履行勘乱政策;三是曾参加特务组织,从事破坏活动。”

1938年至1945年张伯魁充当汉奸期间,特别是他任巨鹿县伪保安联队长时期,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据张伯魁案卷记载:“在巨鹿县,据不完全统计,张伯魁亲自及亲自下令共杀害共产党员干部28人,党员7人,抗日战士27人,群众74人。”杀人手段更是极其残忍,有刀砍、刺刀挑、刀铡、活埋、点天灯、剥人皮等;其刑罚除常用的捆、绑、吊、打外,还有压杠子、老虎凳、插竹签、灌辣椒水、立鏊子、烙铁烙、“披麻戴孝”、裤子里装蝎子等二

十多种酷刑。

1942年,地委书记李忠在巨鹿盐池被张伯魁亲手杀害。

1943年8月,通讯员张国存被捕,拷打之后敌人得不到游击队情况,张伯魁就砍了张国存同志的头,并开膛破肚挖了心。张伯魁在上疃把党支部书记段福合的头放在门槛上活活挤死。

1943年8月10日(古历)四区区长胡平锷(化名陈东科)被铡了三截。

1943年10月25日(古历)城关西街共产党员马振举被捕,在狱中,受尽日伪军惨无人道的刑讯,马振举同志坚贞不屈,于1943年11月10日(古历)被张伯魁杀害。

1945年春,二区妇女主任李庆芬被捕后,张伯魁让军犬咬破她的肚肠,然后将几瓶蝎子倒入裤子里将她蜇死。二区区长李志民和李孟祥被送进监牢活活饿死。文书曹士举被张伯魁砍下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王文珍被处决后,张伯魁把北马庄共产党员张凤海等18人杀死

在王文珍坟前,用18个人的头祭奠王文珍。

更加残忍的是1943年10月12日,共产党抗日政府妇联主任杨秀峰同志在夏旧城村夏春录家被捕,张伯魁将夏春录的父亲(该村村长)当场杀害;杨秀峰同志在狱中受尽种种刑罚,宁死不屈,最后被割去双乳,揪掉头发,牺牲时已很难辨认。还有后塔口通讯员被捕后,用布和棉花缠在身上浇上油,被活活烧死。他们还无耻地称之谓“点天灯”;二区财政助理

被钉在城门上活活剥了皮,张伯魁用人皮做成皮带,他一直用着人皮带。

1943年12月,张伯魁带伪警备队包围了吉家屯,把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头说:“王队长家里丢了粮食和五匹骡子,追到吉家屯不见了,谁说出粮食和骡子藏在什么地方,赏二百块大洋”。因无人说话,恼羞成怒,把村长樊老殿,村干部樊延彬、樊贵栋、吉黑林、陈存成和区助理樊延夺等12人活活铡死。

1944年古历正月17日晚,张伯魁让其部下扮成二区中队战士,到小马庄将抗日村长史

成德逮捕,当晚,张伯魁亲自下令将史成德乱棍打死。

张伯魁不仅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而且还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张伯魁为讨好日本侵略军,求功求荣,经常出发“扫荡”,掠夺民财并无故杀害人民群众。

1942年张伯魁带领人马到城西孟庄,无故将一名叫老拐的老太太用苇箔卷起来点着,

并将10多个群众锁进屋里点着,活活烧死。

1943年7月29日,张伯魁在城西杨家寨牵了张合义的牛,张合义趁敌人不注意,又把牛牵回去。张伯魁发现后就把他活活打死,并将其弟张合起的腿用石头砸断,造成终身残废,将其另一个兄弟张合进带到城里,叫军犬咬得遍体是伤,多次昏死过去。1943年秋,张伯

魁在任县天口,一次就杀害无辜群众9人。

1943年冬,张让其部下扮成八路军武工队,深夜到苏营村骚扰百姓。孟老通之子,误认为真是八路军,为他们烧水沏茶,抱柴烤火,并说拥护八路军,长大后也要参加八路军。天明张伯魁带领大队人马进村后,便将孟老通年仅17岁的独生子(孟有5女1男)推进火里,用梯子压在身上活活烧死。

1944年,张伯魁到大孟庄“扫荡”,该村华贵等被迫为他们跑前跑后,张说:“才换了把新刀,不知道快不快,想试试”,说着一刀将华贵杀死。

张伯魁在隆尧刘庄,将青壮年集中到村外,说用机枪点点名,一次就杀死多名无辜百姓。一次张伯魁“扫荡”到大韩寨村,看见一排卤水缸,张说:“什么样的咸菜都吃过,唯独没

吃过人肉咸菜。”于是将30多名群众倒栽头扔进卤水缸里淹死。

张伯魁常常以杀人取乐。在城里街上人们遇到他,既不能快走,也不能慢走,走快了怀疑是八路军得杀,走慢了对他不恭也得杀。另外,城里四街的人只要一见他高高兴兴出发,就知道他非杀人不可。一次在城东遇上一位老人,他问多大岁数了,老人说八十了,张伯魁奸笑着说:“多亏遇上我,不然你就成人精了”,便一刀将老人砍死。又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

妇女背着一个小孩,张伯魁举枪把母子二人打死,还哈哈大笑说,真是弹无虚发,一枪打死两个。还有一次,张伯魁出发到官亭“扫荡”遇到一位孕妇,张伯魁就与汉奸张小六打赌说,这个妇女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为了看看谁说的对,一刀把妇女的肚子挑开。

更为荒唐的是,张伯魁杀人刀断了叫人赔刀。1942年冬张伯魁去城西“扫荡”,当走到草迷杨村时,碰见大屯头一个17岁的青年,小名叫石头(孙礼信),他是到老马庄姑姑家去。张见后,问他是不是八路军,你村有没有八路军。石头回答说:“俺不是八路军,村里也没有”。张伯魁就一连把石头摔了三个跟头,随后迎头砍了一刀,正巧人没砍死,刀却断为两截。这还不了,又把石头带到城里,扣压7天,当知道他叫石头时,却一反常态,骂道:“他妈的,怪不得把刀硌断!”硬叫石头赔100块大洋,经人说情,最后赔了60块大洋,才算了结。

张伯魁在城内还设了三个杀人场,人们称之为鬼王台,在那里他不仅杀害无数抗日军民,而且还和日本人搞杀人竞赛。并常常让他的部下练枪法、刀法和杀人胆量。巨鹿县乡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巨鹿县真倒霉,出了个汉奸张伯魁,光人杀了一千六,杀人不管你是谁”。

此外,连大人吓唬小孩,只要一说张伯魁来了,小孩就躲到大人怀里,不敢再哭,由此可见杀人魔王之凶残已达极点。

张伯魁的罪恶罄竹难书,但终不能逃脱人民的法网。解放后,经过公安人员的严密侦察,终于在1951年10月从上海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魔王逮捕归案。这个消息一传开,全县人民奔走相告,无不喜形于色。揭发信、控告信雪片般地飞向专政机关。全县人民对杀人魔王张伯魁进行了血和泪的控诉。经审讯,并报请上级批准,判处张伯魁死刑。

巨鹿籍作家李东川在纪实小说《血祭》中这样描写处决张伯魁时的情景:

“1951年11月9日,这是巨鹿县人民自抗战开始以来最为扬眉吐气的日子。大汉奸,杀人魔鬼张伯魁在逃亡六个年头之后,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愤怒的人民纷纷向他伸出复仇之剑,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汉奸头子终于落个粉身碎骨、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初冬的巨鹿,天高雾重。当一盘明月还在西边天际静静地挂着,清冷的月光下,成千上万的人们已经倾巢而出,死难烈士的亲属更是争先恐后地向这里赶来,唯恐耽误了这个报仇雪恨的时机……

“公判大会原定在上午九时开始,不到七时,被临时指定为会场的城关县中已经人满为患,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在县中东南角的城墙半坡上,临时用竹杆和白布撑起的成百上千个灵棚,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灵棚内摆放着当年被大汉奸张伯魁杀害的革命烈士和无辜群众的牌位,蜡烛放射出火红的亮光与白色挽联相映照,香炉中香烟缭绕,盆钵里燃烧的纸钱和烟雾飞腾。整个灵棚区气势浩大,庄重肃穆,表达了巨鹿县二十多万人民对死难烈士的崇敬和哀悼之情,对杀人魔鬼张伯魁刻骨铭心的仇恨。会场内外早已被拥挤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

县中偌大的操场,此时显得十分逼仄。单杠、双杠、爬梯上,连路旁那些落了叶的柳树、杨树、古槐树上都爬满了人。学校十几排参差不齐的平房顶上,除了持枪站岗的士兵外,花墙上都坐满了人。头两排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公安干警和民兵,第三排是老校长带领的全体县中的师生,再往后是自发参加公判大会的数万名群众,他们也井然有序地坐在自己带着的蒲墩草垫、板凳上,他们或是怀里揣着,或是在挎篮里掖着菜刀、斧头和剪子,眼里喷射着复仇的怒火,随时准备冲上去,向血债累累的大汉奸讨还抗战八年的血债。

“昔日威风八面,骄狂不可一世的张伯魁,此时,无奈的垂下了头,背后高悬的亡命旗,醒人夺目。随着法官命令一出,会场立刻骚动起来,千万双愤怒的眼睛同时投向行刑的枪手,枪手端枪的手突然颤抖起来,他感觉到人们把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他这搂着扳机的手指上,他有些为难,一枪毙命太便宜了这个有千百条人命的杀人魔鬼,如果一枪不中,岂不有失法律的尊严?然而法律不是儿戏,命令不许耽误,枪响了!……人却没倒,子弹从杀人魔鬼裤裆里穿过,如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刑场。第一个挨到跟前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岁月

在她脸上刻下道道皱纹,仇恨使她黝黑的面孔有些扭曲,复仇的眼睛透出火红的烈焰,在众人搀扶下,步履艰难地走到张伯魁跟前,她用手戳着他的鼻子,声泪俱下地哭诉说:‘张伯魁你也有今天啊,你杀了我一家八口,今天我吃你肉喝你血也难解心头之恨。’只见她颤巍巍地举起菜刀……紧接着又一个人上来,又一刀,又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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