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制度优势与模式化悖论_以苏南模式为实例

《四次数学危机与世界十大经典数学悖论》

《“四次”数学危机与世界十大经典数学悖论》 “四次”数学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公元前580～568年之间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集宗教、科学和哲学于一体，该学派人数固定，知识保密，所有发明创造都归于学派领袖。当时人们对有理数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于无理数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原来是指整数，他们不把分数看成一种数，而仅看作两个整数之比，他们错误地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该学派的成员希伯索斯根据勾股定理（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通过逻辑推理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所能表示。希伯索斯的发现被认为是“荒谬”和违反常识的事。它不仅严重地违背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也冲击了当时希腊人的传统见解。使当时希腊数学家们深感不安，相传希伯索斯因这一发现被投入海中淹死，这就是第一次数学危机。 最后，这场危机通过在几何学中引进不可通约量概念而得到解决。两个几何线段，如果存在一个第三线段能同时量尽它们，就称这两个线段是可通约的，否则称为不可通约的。正方形的一边与对角线，就不存在能同时量尽它们的第三线段，因此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很显然，只要承认不可通约量的存在使几何量不再受整数的限制，所谓的数学危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认为第一次危机的产生最大的意义导致了无理数地产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都无法用来表示，那么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数来刻画这个问题，这样无理数便产生了，正是有这种思想，当我们将负数开方时，人们引入了虚数i（虚数的产生导致复变函数等学科的产生，并在现代工程技术上得到广泛应用），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智慧。但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危机的真正解决在1872年德国数学家对无理数的严格定义，因为数学是很强调其严格的逻辑与推证性的。 第二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微积分诞生后，由于推敲微积分的理论基础问题，数学界出现混乱局面，即第二次数学危机。其实我翻了一下有关数学史的资料，微积分的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阿基米德的逼近法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无限小分析的基本要素，直到2100年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开辟了新的天地——微积分。微积分的主要创始人牛顿在一些典型的推导过程中，第一步用了无穷小量作分母进行除法，当然无穷小量不能为零；第二步牛顿又把无穷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项，从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学和几何学的应用证明了这些公式是正确的，但它的数学推导过程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焦点是：无穷小量是零还是非零？如果是零，怎么能用它做除数？如果不是零，又怎么能把包含着无穷小量的那些项去掉呢？ 直到19世纪，柯西详细而有系统地发展了极限理论。柯西认为把无穷小量作为确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说不过去，它会与极限的定义发生矛盾。无穷小量应该是要怎样小就怎样小的量，因此本质上它是变量，而且是以零为极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无穷小的概念，另外Weistrass创立了极限理论，加上实数理论，集合论的建立，从而把无穷小量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基本解决。 而我自己的理解是一个无穷小量，是不是零要看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是静止的，我们当然认为它可以看为零；如果是运动的，比如说1/n，我们说，但n个1/n相乘就为1，这就不是无穷小量了，当我们遇到等情况时，我们可以用洛比达法则反复求导来考查极限，也可以用Taylor展式展开后，一阶一阶的比，我们总会在有限阶比出大小。 第三次数学危机发生在1902年，罗素悖论的产生震撼了整个数学界，号称天衣无缝，绝对正确的数学出现了自相矛盾。 我从很早以前就读过“理发师悖论”，就是一位理发师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 一、比较发展模式的几个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以苏南、温州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活跃的地区，其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被概括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但是国内经济界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争论往往超出了这两种模式本身的范围。过去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时，以苏南模式压温州模式，现在强调私有化时又以温州模式批苏南模式。我们认为，比较这两种模式不要夹入政治标准，不要简单地以公有还是私有作为评判标准，应该以生产力为唯一标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比较发展模式先提出如下假说。 所谓“发展模式”，其基本涵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费(孝通，1997)，也就是对特定时空经济发展特点的概括。根据此定义，我们的假说是要澄清以下问题： (1) 模式是不变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发展模式都是特定约束条件下发展路径和机制的抽象概括，条件的可变性决定模式内涵的可变性。 (2) 一种模式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吗?我们的回答是，根据存在 就是合理的哲学思想，只要充分考虑相关约束条件，比较不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地要看其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是否最有利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离开这种客观性，先验地评判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发展的模式的优劣

是没有意义的。 (3) 模式可以照搬吗?我们的回答是：对已有模式的宏观选择即整体移植是行不通的，除非可以规模经济地改善约束条件本身。具体地说，不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还是其他模式，都是对发展条件差异的正常反应。一种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采用相同的模式未必都有效。 (4) 模式差别永恒吗?我们的回答是，某种模式所依赖的条件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从而发展途径也是发展变化的，发展的趋势是差异的日益缩小，即模式的淡化和趋同化。 二、苏南模式的起始阶段特征 所谓“苏南模式”，通行的理解是指苏锡常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的方式和路径。对苏南模式的特征应该分起始阶段和现在阶段进行概括。其初始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社区政府(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模式雏形于计划经济时代，在整个80 年代最为典型，但9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苏南模式”能产生，决非偶然，而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苏南农民与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存在密切的血缘和非血缘联系，接受经济、技术

苏南模式变迁中的小城镇发展及其思考_罗小龙

苏南模式变迁中的小城镇 发展及其思考 罗小龙　张京祥　江晓峰 提要　苏南模式曾经为苏南地区的繁荣乃至全国农村的发展积累了典型经验,作出了贡献。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在社会、经济背景转换和自身缺陷的作用下面临种种困境,开始了跨世纪的嬗变。本文对苏南模式变迁中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探索。 关键词:苏南模式 变迁 小城镇 思考 苏南模式是苏南地区农民为谋求幸福生活的伟大创举,是苏南农民集体智慧结晶,并曾一度成为最具特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样板。它在对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巨大推动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小城镇的不断涌现。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之中,苏南模式开始陷入困境,甚至穷途末路。与之相伴而生的小城镇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许多新问题。本文通过对苏南模式变迁的剖析透视了苏南小城镇发展,希望在这次历史性的变迁中为小城镇探寻新的出路,使小城镇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铸苏南辉煌。 1　苏南模式变迁中小城镇面临的问题 1.1　苏南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苏南模式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的优势有所减弱,经济效益滑坡,亏损企业也有增无减。困境的原因有以下主要方面: 1.1.1　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对苏南模式的巨大冲击 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容乐观。首先,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而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时代的优势因此而丧失殆尽,产品的市场空间逐步萎缩。其次,乡镇企业中技术平平,产品水平一般的乡镇企业不能面对消费者消费方式,观念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第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国家对乡镇企业在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废止,对苏南模式更是雪上加霜。 1.1.2　经济多元化使苏南模式步履艰难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的逐步搞活,个体私营企业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地域劳动分工的作用下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使他们与乡镇企业一起在苏南地区开始群雄逐鹿,瓜分市场份额。乡镇企业竞争的压力日益增大,但乡镇企业“论实力不如国有企业,论效率不如外资企业,论活力不如个体私营企业”,因此,乡镇企业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私营三者的夹缝中步履艰难。 1.1.3　苏南模式自身制度上的缺陷是其陷入困境的内因 苏南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下形成的过渡型经济模式,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1993年,中国开始在市场经济的阳光大道上昂首阔步,苏南模式的弊端弱点就逐步暴露出来。乡镇企业虽然以市场为导向,但其对政府的依赖性极大,成为乡镇政府创办的“小国企”。同时,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模糊,组织形式和经营形式不够多样化,机制运行举步艰难,不能够真正作到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从而逐步陷入困境。 苏南模式正是在以上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而前景黯淡。1995年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产权制度改革,到1999年苏州市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完成了企业改制,使产权人格化、经营者获得了大部分企业的所有权、乡镇政府退出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切实增强了企业活力,使苏南模式得到改善和发展。 1.2　小城镇发展面临的问题 苏南地区的小城镇经过80年代、90年代初的普遍繁荣之后,在国际、国内的宏观背景下,苏南模式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小城镇在苏南模式的变迁中存在着多种问题。 1.2.1　城镇规模小、建设标准低达不到规模效应 苏南模式带来了城镇的普遍发展,但存在着城镇规模小、建设标准低等普遍问题。苏州市建制镇密度大,全市平均每37.4km2就有一个建制镇,但城镇建设标准低、规模小,全市154个建制镇中还有28个建制镇的镇域人口不足两万,镇区人口不足2000人,建成区面积过小,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匮乏。从经济学角度看,过小的城镇规模起不到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充分作用,而且也为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困难。据1996年苏州市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办在农村集镇的乡镇企业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数的41.3%,集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就业人数的12.7%,小城镇的产业支撑不足,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形成,大多数乡镇人气不足、街道冷落。随着苏南模式的终结和社会经济变动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线希望。 1.2.2　苏南模式变迁中城镇人口回流和地区人口负增长使小城镇前景不容乐观 近年来,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消失,农民的户籍观念也在淡化,许多小城镇出现了人口回流农村的现象。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小城镇就业空间狭

芝诺悖论的极限分析

芝诺悖论的极限分析 学生姓名：王慧文指导教师：岳进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了著名的“二分法”，其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可是对他的论证我们 似乎很难找出毛病，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其结论之所以不可以接受，源于在他的论证中隐藏着一些 谬论。在极限方面过程中把带有统一度量单位的“无穷”混为一谈。在哲学方面违反了辩证法的客观 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对立统一性原则；但芝诺悖论的提出，对辩证法的方法，以及运动过程中诸 要素的多种矛盾，通过逻辑运算对芝诺悖论的荒谬性进行反驳，对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本文利用数学求极限的方法,通过逻辑运算,揭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结论的错误。 关键词：悖论；无穷与有穷；运动与静止；连续与间断 引言： 数学悖论是数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形态,它是数学体系中出现的一种尖锐的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的处理与研究,丰富了数学的内容,促进了数学的发展。 芝诺是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二分法”悖论是说，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穿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的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入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接一个地接触无穷个点。运动只是假象，不动不变才是真实。假如承认有运动，就得承认速度最快的赶不上速度最慢的”，即快的“只能无限地接近但永远不能赶上”慢的。因为，快的要追上慢的，总要到达慢的所处，的所经过的每个出发点，而当它到达第一个出发点时，慢的已经往前走了“一段，即阿基里斯追赶乌龟的赛跑。 芝诺的哲学观点虽然不对，但是，他如此尖锐地提出了空间和时间是连续还是离散的问题，引起人们长期的讨论和发展，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贡献。本论文就是通过极限与哲学的分析，对芝诺悖论进行剖析。 1、悖论对数学产生的作用 1.1从悖论说起 什么是悖论？它既属于逻辑矛盾、语义矛盾,也属于思想方法上的矛盾。简单地说，悖论一般表现为这样的命题：如果你认为它真，则可以推出它为假；如果你认为它假，则可以推出它为真[1]。悖论往往以逻辑推理为手段，深入到原理论的基础之中深刻地揭露出该理论体系中的无法回避的矛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精)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

浅析谎言悖论

浅析说谎者悖论 摘要：如今，解决悖论成了逻辑学界的一大热门课题。本文将追本溯源，对悖论及说谎者悖论作简要分析及说明，说谎者悖论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悖论，又是最典型的语义悖论。历史上学者们提出很多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的都是不成功的，本文将针对说谎者悖论的实质作简要探讨。 关键字：谎言悖论，悖论，说谎者悖论 一谎言悖论的现象 1引言 大多数人一天要遭遇将近两百个谎言。谎言的无处不在或已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人们说谎的动机至少有九种。概括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动机，如为自身谋求优势，保护隐私等。谎言的无处不在引起我的好奇，进而激起我想一探究竟的欲望。然而谎言本身是更倾向于实实在在的知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谎言悖论这种奇奇怪怪的知识。 2对悖论的说明 悖论是英文paradox或antinomy的中译。它来自希腊文的“para”和“doxa”，意思是“难以置信”。从字面上理解，悖论指的是荒谬的理论或者自相矛盾的语句或命题。《中国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悖论”的定义是：“指由肯定它真，就推出它假，由肯定它假，就推出它真的一类命题”。这类命题也可以表述为：“一个命题A，A蕴涵非A，同时非A蕴涵A，A与自身的否定非等值。”《辞海》对“悖论”的定义是：“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又推得非B；反之。如果承认非B，又可推得B，则称命题B为——悖论。” 3对谎言悖论的界定 “谎言悖论”的表述形式，是要求断定语句“这句话是谎言”的“真”、“假”。而你只要试图完成这一任务，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矛盾怪圈：假如你断定该句为“真”，那便会推出该句是“假”；而倘若你断定该句为“假”，那便会据此推出该剧是“真”。

对新苏南模式下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的思考

对新苏南模式下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的思考-经济 对新苏南模式下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的思考 文/黄玺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融合，苏南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模式和少数行业的产能过剩，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显突出。面对新的问题，新苏南经济发展模式应运而生。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20 多年苏南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的是又好又快，那么新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更加注重的是提质增效。本文就新苏南经济模式下如何加快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新苏南经济模式；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黄玺，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心，硕士，研究方向：中小企业发展。 以开放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志, 新苏南模式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苏南模式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模式，其演变发展过程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苏南模式形成的动因 在上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就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而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凭借乡镇政府来主导乡镇企业发展，利用集体资本兴办企业，让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先工业化后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和以城乡一体化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方式，构成了苏南模式特定的内涵，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适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进入21世纪，苏南5市（含江苏省南京、镇江两市）抢抓历史发展机遇，顺应市场经济改革发展需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因市制宜，从人的观念上、从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上，坚持走中国特色“四化”互动并进的道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统筹苏南各市合理空间布局，将苏南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去发展，形成新苏南模式特有的多元结构，如以国资、民资、外资经济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以产业集聚、园区经济为载体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以市场管经济、政府管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结构等，充分展现了新苏南模式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创新。 二、新苏南模式发展的现状 传统的苏南经济从纺织、电子、化工等行业起步，新苏南经济则是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而新苏南模式是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来实现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新苏南模式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益的“三位一体”，仅以2012 年为例，苏南5 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381.66 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61.8%。二是规模企业不断发展。江苏在“十二五”时期年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即将发展到5万家，形成大、中、小企业合作共赢竞相发展的新格局，这些规模企业铸就了江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以骨干龙头企业为引领，打造配套齐全、关联性强、产业集中度高的优势产业集群。仅以2012年为例，江苏规模以上企业达到43383万家，总量居全国第一位，仅苏南5市就有24600家，占江苏省规模以上企业总量的56.7%。三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给苏南5 市在产业集聚、结构调整、龙头企业培育、人才集聚、

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 1三元悖论概述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 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 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 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 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根据 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 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 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 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 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 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 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 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2 三者之间的选择关系 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

集合论的创立与发展

三次数学危机与集合论的创立 一、 前言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数学，常被认为是一门完善的自然学科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同一切事物一样，数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次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概念还是体系，内容还是方法，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伴随着各种问题的斗争和解决而进步和发展的。比如无理数，连续，无穷等概念的出现，没一个新问题的提出都刺激着数学的发展。 1、数学危机 虽然总是不断的有新问题的出现，但是就数学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来说，曾遇到过三次数学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由无理数的发现引发的；第二次危机是由于无穷小量引发的；第三次危机则是由罗素悖论产生的。每一次危机的出现都猛烈冲击着原有的理论体系，都是对原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的揭示，通过对其中逻辑矛盾的发现，启发人们对原有理论的缺陷或局限性进行思考。 危机的出现刺激着人们更加深入的研究，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是对科学的进一步的改正、完善、补充和促进，对数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也必将推动数学的快速发展。正如人们常说，“危机是一种激化了的非解决不可的矛盾冲突，每一次危机都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2、集合论简介 集合论作为整个现代数学的基础，是数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集合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Cantor 1845 - 1918创立的。集合论到现在已经被应用到了各个科学领域，并成为了数学的基础，产生了很多数学分科。 3、集合论与数学危机的联系 集合论的出现，使得第一第二次数学危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成为了其理论基础。而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出现对作为根基的集合论提出了矛盾，从而形成了更大的危机。 二、 三次数学危机 1、 第一次数学危机 第一次数学危机是由希泊索斯（Hippasis ）对无理数的发现而引发的。 在公元前580～568年之间的古希腊，当时“万物皆数”是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信条。他们认为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整数或整数比，也就是说世上只有有理数。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有一大贡献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然而希泊索斯发现了不可公度性的两条线段——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腰长与斜边，致使毕达哥拉斯学派内部的理论体系中产生了矛盾。 假设等腰直角三角形腰长a b =，而其斜长c 为有理数。 反证法：可知，2222 2c a b a =+=。不妨设a 和c 互素，则可以知道 c 为偶数，必有a 为奇数。取2c p =，得到222a p =，a 为偶数。得到矛盾。 对于第一次危机的研究，人们把几何建立在古典逻辑的基础上，不再把几何与数密切联系起来（数形分离），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对于这个危机要么勾股定理不对，要么就承认有理数的不完备，进而预示着无理数的存在。 2、 第二次数学危机 （1）危机产生

苏南模式演进历程回顾

苏南模式演进历程回顾 冯鹰 “苏南模式”这一名称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当时的苏南地区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及昆山、江阴等九个县级市。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发展持续时间长，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特征，因而有了“苏南模式”的提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苏南模式”经历了由诞生、异军突起，到自我改制、创新发展的艰难历程，始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完善，成为引领江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面旗帜。 一、苏南模式的诞生 苏南模式诞生于苏南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兴起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条件。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南，交通方便，运输畅通；商品生产起步早，历史上是商贾云集之地；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有寻找新的就业门路而致富的客观要求；矿产资源少，除农副产品加工外，工业性加工必然依靠横向经济联系，“供销两头在外”；集镇星罗密布并紧靠上海，易于城乡沟通和发展工业；多年来的高积累、低分配，使乡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办工业。上述苏南农村的区域性特征，集中地表现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的开拓性，所以早在60年代苏南就有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萌芽。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思想指导下，农村搞家庭副业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苏南社队企业的发展十分缓慢，苏南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人文条件所蕴藏的发展优势和潜力，迟迟得不到充分的开发。 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和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针对“左”的思想严重禁锢着人们头脑的现实，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现代化 ①《“苏南模式”的变革研究》，黄福宁，《江苏统计》，2005年第1期。

悖论

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para+dokein”，意思是“多想一想”。这个词的意义比较丰富，它包括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数学结论，那些结论会使我们惊异无比。悖论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即如果承认这个命题成立，就可推出它的否定命题成立；反之，如果承认这个命题的否定命题成立，又可推出这个命题成立如果承认它是真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假的；如果承认它是假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真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悖论，它们震撼了逻辑和数学的基础，激发了人们求知和精密的思考，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和爱好者的注意力。解决悖论难题需要创造性的思考，悖论的解决又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全新的观念。 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克利特人艾皮米尼地斯（Epimenides）：“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他们中间的一个诗人这么说。”这就是这个著名悖论的来源。 《圣经》里曾经提到：“有克利特人中的一个本地中先知说：‘克利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提多书》第一章）。可见这个悖论很出名，但是保罗对于它的逻辑解答并没有兴趣。 接下来他指出，在一切逻辑的悖论里都有一种“反身的自指”，就是说，“它包含讲那个总体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总体中的一份子。”这一观点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这个悖论是克利特以外的什么人说的，悖论就会自动消除。但是在集合论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1－4 理发师悖论 在萨维尔村，理发师挂出一块招牌：“我只给村里所有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有人问他：“你给不给自己理发？”理发师顿时无言以对。 这是一个矛盾推理：如果理发师不给自己理发，他就属于招牌上的那一类人。有言在先，他应该给自己理发。反之，如果这个理发师给他自己理发，根据招牌所言，他只给村中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他不能给自己理发。 因此，无论这个理发师怎么回答，都不能排除内在的矛盾。这个悖论是罗素在一九○二年提出来的，所以又叫“罗素悖论”。这是集合论悖论的通俗的、有故事情节的表述。显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不可排除的“自指”问题。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无法从这句话中推论出苏格拉底是否对这件事本身也不知道。古代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墨子·经说下》中有一句话：“南方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如果在有限中引进无限，就可能引起悖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绝对的真理”。 二分法悖论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分析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苏南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 第一次的优劣互换 的往往超出人们想像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像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潮了。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 升“苏锡无潮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

旅游文化的整合_创新及其启示_以无锡市为例

旅游文化的整合、创新及其启示———以无锡市为例 郭　胜 内容提要　旅游文化的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内在依据，整合是为了创新，重新创造新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创新又可以促进文化整合，两者是交融的过程。无锡旅游文化资源形成的历史时间久远，不仅是见证城市演变历史的“年轮”，而且是蕴含了城市个性与特色的丰富“基因”。 关键词　旅游文化　整合创新　启示 郭　胜，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２１４１５３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要与周边区域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既保留了原来优秀的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文化的整合和创新。无锡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散布在城乡各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无锡城市起源、发展与变迁的全过程。无锡旅游文化资源形成的历史时间久远，经过不断的整合和创新，代表了不同阶段的文化发展成果，不仅是见证城市演变历史的“年轮”，而且是蕴含了城市个性与特色的丰富“基因”。 一、旅游文化的整合 整合是文化的重要机制，旅游文化在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外部优秀的文化成果，淘汰不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子，完成文化的整合，促进文化的创新。［１］ 旅游文化的整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继承本地优良的文化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精神，展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一次难忘的旅游，必定是一次文化之旅、精神之旅。［２］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所得到的不仅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而且能感受到整个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脉络，造成一种心灵的激荡，留下深刻的印象。旅游文化的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内在依据，整合是为了创新，重新创造新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创新又可以促进文化整

基于“三元悖论”的中国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19095045.html, 基于“三元悖论”的中国抉择 作者：夏晗 来源：《时代金融》2016年第27期 【摘要】本文通过简要阐述克鲁格曼的“开放经济三难选择”原理，总结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稳定性三大金融目标的政策选择空间，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基于“三元悖论”理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问题。 【关键词】三元悖论米德冲突中国经济 全球化浪潮使当今各国都处于开放经济形态中，而各国经济也都面临着来自内外严峻的均衡考验。一方面，内部要实现经济增长稳、通货膨胀低、就业率大这三大目标；另一方面，外部又要寻求国际收支平衡。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就固定汇率制提出了异议。在《浮动汇率论》一书中，他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国际收支平衡才能更好调节。后来在1951年，詹姆斯·米德又在著作《国际政策理论》的《国际收支》章节中提到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矛盾性。詹姆斯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意图同时达到内、外均衡两种目标，实行支出转化政策和支出调整政策是相互冲突的，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米德冲突”。基于此观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及汇率稳定性这三大金融目标的，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两个目标，这便是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在这三大金融目标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国通过实行稳定宏观政策达到货币反周期的调节机制，本文中这主要是在货币政策影响产出和就业的效力；汇率的稳定性实现一国汇率免受货币危机、投机性等冲击，能够保持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则是指短期资本不受限制自由流动。 从“三元悖论”理论可得出，要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以牺牲汇率稳定性为代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因为在资本完全流动前提下，资金在国内外的流动将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若一国货币当局不进行货币干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本币汇率频繁波动。虽然汇率调节机制本身具有缺陷，但通过汇率调节，我们将看出一国真实的经济水平，改善进出口状况，从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能较好解决“三元悖论”下的“三难选择”。对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信心危机的作用下企汇率调节作用将大大减弱，甚至带来恶化危机的结果。而当汇率调节也不能奏效时，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往往对资本实行管制。 同样基于“三元悖论”，一国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的稳定性，就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此条件下，一国国内利率水平将不受本国货币供需影响，由资本自由流动引起的利率变化将随时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行为，使得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水平保持一致。这时，若一国国内发生经济通货膨胀，投资过剩，一国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利率来缓解通

集合论中罗素悖论问题

集合论中罗素悖论问题 1902年，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以M表示是其自身成员的集合的集合，N表示不是其自身成员的集合的集合。然后问N是否为它自身的成员？如果N是它自身的成员，则N属于M而不属于N，也就是说N不是它自身的成员；另一方面，如果N不是它自身的成员，则N属于N而不属于M，也就是说N是它自身的成员。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导出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 平时我们熟悉的大多数集合都不是自身的成员：例如自然数集合,有理数集合,实数集合,集合{1,2,3,4,5,6},N就表示所有这类集合作为元素的新集合. 而是自身成员的集合相对少见：例如所有集合的集合. 将所有集合分为两类,第一类中的集合以其自身为元素,第二类中的集合不以自身为元素,假令第一类集合所组成的集合为P,第二类所组成的集合为Q,于是有：P={A∣A∈A} Q={A∣A?A} 问,Q∈P 还是Q∈Q?若Q∈P,那么根据第一类集合的定义,必有Q∈Q,但是Q中任何集合都有A?A的性质,因为Q∈Q,所以Q￠Q,引出矛盾.若Q∈Q,根据第一类集合的定义,必有Q∈P,而显然P∩Q=?,所以Q?Q,还是矛盾.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 1 有些集合以自己为元素，如“所有集合的集合”，自己是集合，所以也是自己的元素。【1】 2 可以把集合分为两类，凡不以自身为元素的集合称为第一类集合；凡以自身作为元素的集合称为第二类集合。显然每个集合或为第一类集合或为第二类集合。设A为第一类集合的全体组成的集合。如果A是第一类集合，由集合A的定义知: A应该是A的元素，这表明A是第二类集合。如果A是第二类集合，那么A不会是它自身的元素，这表明A是第一类集合。【2】 3 萨维尔村里有个理发匠。他给自己立了一条店规：他只给村子里自己不刮脸的人刮脸。请问：这位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刮脸？【3】 以上例子被认为是以自己为元素的集合，由此产生罗素悖论。我们分析一下。

“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 启示 “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2007-12-15 23:30:18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2)学习借鉴“长三角”经验推进“十大体系”建设 ――“长三角”地区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月==日—==日，由市政府办公厅率团，组织县（市、区）十大体系办主任，赴长三角地区进行了学习考察，重点参观考察了宁波、苏州、昆山三市。考察团全体成员,边听边思考，边看边讨论，通过看现场、听介绍，大家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之谜有所破解，对赣州实

施“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战略和市委、更多请登录市政府作出建立完善“十大体系”战略决策有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十大体系”建设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一、宁波、苏州、昆山三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宁波是全国==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之一，====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年经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市。宁波在国家经济图地位举足轻重，以全国=.=％的土地面积和=.=％的人口，贡献了=.==％的生产总值和=％的进出口，比全国提前近==年实现小康。====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分别居全国第=位、第=位。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宁波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一路超先，====年、====年、====年、====年、====年的=次评比排名分别为第==名、==名、==名、==名、=名。苏州====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苏州是经济发

悖论

“悖论”（paradox） “悖论”（paradox）一词常见诸报端，其字面意思为“荒谬的理论或自相矛盾的话”。从逻辑上看，悖论性的语句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果假定这个语句为真，那么会推出这个语句为假；反之，如果假定这个语句为假，又会推出这个语句为真。说它对也不是，不对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 语义学悖论举例 悖论古已有之。一般认为，最早的悖论是古希腊的“说谎者悖论”。《新约全书·提多书》是这样记述的： 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总是撒谎，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 这个克里特岛的“先知”是伊壁孟尼德（Epimenides）。后来欧布里德（Eubulides）将他的话改进为： 我正在说谎。 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句真话，由这句话的内容可知：说话者正在撒谎，既然是撒谎，那么说的是假话；反之，如果这句话是假的，说假话就是说谎，这句话的内容正是“我正在说谎”，因此这句话又是真的。 后来又发现了好几种“说谎者悖论”的变种，例如所谓“说谎者循环”： A说：“下面是句谎话。” B说：“上面是句真话。” “说谎者悖论”和“说谎者循环”是与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的悖论，涉及真假、定义、名称、意义等语义方面的概念，这类悖论被称为“语义学悖论”。语义学悖论的实例很多，“格列林 （K.Grelling）-纳尔逊（L.Nelson）悖论”就饶有趣味，它与形容词的应用有关： 将形容词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自谓的”，即可对于它们自身成立、对自己为真的。例如，形容词“Polysyllabic（多音节的）”本身是多音节的，“English（英文的）”本身是英文的，它们都是自谓的。另一类称为“它谓的”，即对于它们自身不成立、对自己不真的。例如，形容词“Monosyllabic（单音节的）”是它谓的，因为这个词不是一个单音节词；“英文的”也是它谓的，因为这个词是中文的而不是英文的。问题来了：形容词“它谓的”是不是它谓的？ 得到的结果是：如果“它谓的”是它谓的，那么会推出“它谓 的”不是它谓的，反之亦然。导致了自相矛盾。 集合论悖论与公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