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吉富：印顺佛学思想的特质及历史意义

蓝吉富：印顺佛学思想的特质及历史意义

2009年11月05日 14:33

《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一）前言

从1950年代到今年（1991）的四十几年间，印顺法师是在佛学思想上对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华人佛教徒影响最深最大的出家人。迄今为止，他的佛学著作仍然是上列地区佛教界的热门读物。他在佛学上的地位，仍然被大部份华人佛教徒仰望为当今的泰山北斗。

印公是一位以著述贡献佛教的大德。就古人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分类法来看，他明显地是因为‘立言’而卓然有所树立的。如果以慧皎《高僧传》的十科分类来看，他应是属于‘义解’科上的高僧。因此，就风格而言，他一生所显现的是相当清晰而单纯的。

迄今为止，印公著述之行世者，共有四十册。此外，还编辑过《太虚大师全书》等四部书。就著述言，可分为二类，即《妙云集》与《妙云集》以外的作品。而就内容言，可以分为三类：

（1）经论讲记：如《中观论颂讲记》等。

（2）通俗性著述：多为通俗性的弘法演讲记录。

（3）专书：如《妙云集》中的《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等书，及《妙云集》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书。

此外，如果就其著述时的年龄来分；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著作，共有十四部。七十五岁迄今的著作有九部。以七十五岁以上的高龄，还著述不懈，佳作迭出，此等风范，委实令人歆羡。今年（1991）夏天，印公又口述完成《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一书（昭慧法师整理）。以八十六高龄及虚弱体质，仍能坚持贡献其所学于社会，此等工作精神，尤足令人景仰。

（二）思想背景

印公出生于1906年，出家于1930年。这个时代，就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来看，是属于强弩之末的衰微期。中国佛教的衰颓现状，与佛法的变质，使印公深有感慨。但是，这个时代也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钜变时期。佛教界有心革新的大德也不在少数。其中，出家众的太虚大师与在家众的欧阳渐，就是个中翘楚。他们对佛教思想、佛教教团与制度，都有与传统不同的看法。对这些迥异于传统教界的革新倾向与态度，印公自是不能毫无所感。加上当时陆

续输入的日本佛学研究成果，印公也不能毫无所见。

因此，印公思想成长的时代，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相互激擎时代，也是现代日本佛教学术成果开始输入我国的时代。太虚、欧阳渐等新潮流思想对旧有佛教传统的批判，日本的新式佛教研究与传统中国佛学的差别，都对印公的研究生涯，有相当程度的冲击。

如果全面地透视印公的思想，上述这些新旧思想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影响他最大的太虚大师，其与印公之间，对佛法的判摄、抉择等方面仍有甚大的差异。因此，印公所受到的时代冲击，是在复杂多面的外在因缘刺激下的思想反省，并由此而作某种义理上的抉择与树立。并不是单纯地对新时代思想的无条件模仿。

（三）个性与佛学成就

四十几年来，印公能够在佛学上留下如许众多的成果，这与其人的个性应该不无关联。依据笔者的观察，下列这些由独特个性所衍生出来的条件，应是使他能够累积如是功力、成就钜大佛学成绩的主要原因：

（1）冷静、理性、喜欢独处，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

（2）治学时，一味求真求实，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他不迎媚时流，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宥。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

（3）毫无宗派成见，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

（4）具有历史意识。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他的治学特色，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

（5）不迎合信徒，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能够甘于枯淡，而将‘研求佛法’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

这些个性上的条件，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仍能著述等身，卓然有所树立。

纵观印公的著作，其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大体有下列几项：

（1）强调、而且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的重要性，并继吕澄之《杂阿含经刊定记》之后，再作精密的探索，而有《杂阿含经论会编》行世。

在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方面的努力，已使台湾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不少专研《阿含》或重视《阿含》的佛教人士。而他在整理《杂阿含经》方面的成绩，也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

日本的原始佛教权威学者水野弘元，即曾撰专文赞扬印公在这方面的成就。

（2）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成‘佛法’（包含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阶段。以为三阶段的不同佛典，是四悉檀的分别开展。‘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是一切法的根源，代表经典是以《相应部》（杂阿含）为主的《四阿含》。‘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应教’，相当于‘对治悉檀’；后期的‘真常不空如来藏教’，相当于‘为人生善悉檀’。而‘秘密大乘佛法’，则犹如‘世间悉檀’。

（3）发现大乘佛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逐渐发展形成的。他以为这一原因，正是理解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的总线索。

（4）对大乘佛法的思想，作新颖的判摄。主张大乘佛教思想可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等三系。这是创说于1941年的著名的‘大乘三系教判’。

（5）对于佛法中的空义──《阿含》的空与龙树思想中的空，有透辟的发挥与解析。他以为‘《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

（6）我国的中观学发展到唐代，由嘉祥吉藏集其大成。但是吉藏之后，则后继无人。千余年之后，才由印公再兴斯学。他的《中观论颂讲记》、《中观今论》、《性空学探源》等书，不只对龙树的中观思想有精辟的抉发，而且对中观的思想渊源也有超迈前人的透识，他以为中观思想是《阿含经》思想的通论，并且以为《阿含》、《中观》思想是一系相承的佛法核心。

（7）对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有大异明清以来传统佛学界的看法。此外，其《中国禅宗史》一书，对印度禅如何演化为中华禅的关键所在，也有新颖而深入的解析。

（8）在佛法的信仰价值方面，他主张（原始）佛法比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更为纯正。在大乘三系中，以‘性空唯名系’最为近真，而‘真常唯心系’则较为偏离。并主张人间佛教比天乘佛教（密教）更可信。

（四）印顺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意义

传统的中国佛教思想以大乘佛法为核心，但是中国佛教徒所汲取的大乘佛法，与印度佛教并不全同。印度大乘，以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为主流。真常（如来藏）思想则是支系。这种主从位势，与中国佛教恰恰相反。中国佛学虽然也曾发展出三论宗与唯识宗，但是，这两个可以拟配印度中观、瑜伽二派的宗派，在中国流行的时间都不长，也不是中国佛学的核心。中国所盛行的是在印度并非显学的真常唯心系思想。

这种发展趋势，自明清以来尤其显著。在佛学思想上，《楞严经》、《圆觉经》、《起信论》等真常思想的佛典是中国佛学界的热门经典，而中观、唯识等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在近代我国佛学界则乏人问津。这种趋势的长久发展，当然使中国佛学距离印度主流佛学愈来愈远。

印公研佛，从三论、唯识入手，长年的研求，使他对印度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有清楚的认识，加上对阿含教法的体认，对菩萨道之宗教精神的把握，乃使他的佛教思想与宋代以来的传统

佛学大异其趣。

印公以为佛教经过长时间的、不同地区的流传，产生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之中，有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有些则是悖离佛法原理的过度适应。在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中，他重视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在大乘佛法的空、有、如来藏三系思想中，他以为龙树的中观系与无著世亲的瑜伽行系较为合乎佛法本义。至于如来藏系的理论核心，则距离佛法较远而接近印度神教的真我、真心思想，是为适应世俗而流行开来的。

在印公的著述里，如来藏系思想被命名为‘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的经论主张众生的生命中有‘真我’；主张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如来藏、我、佛性，与自性清净心。印公以为这是‘佛德本有（本来是佛）论’，是佛法为适应印度教神学所引起的误解。这种误解，终于在印度大乘佛教后期成为一股思想界的逆流，而掩没了佛法的真实面貌。

基于这种认识，印公对中国佛学也有与传统佛学界不同的看法。他以为：

（1）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系思想，是一种偏离佛法本义的思想逆流，而中国天台、华严、禅等宗的思想则皆承继此系思想而来。因此，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自不如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

（2）中国佛学的特色是：理论至圆、方法至简、修证至顿。具有这种特质的佛法，信徒往往急求修行成就，推崇隐逸自修。至于对大乘菩萨道之重视布施利他的大悲行持，以及集体修行的团队精神，往往付诸阙如。

印公以为要对治中国佛教之积弊，必须‘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而在根本立场上，他是‘坚持大乘的’。对大乘佛法的看法，他‘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这里所谓的‘青年佛教’，是指‘在真诚、柔和、生命力充溢的情意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宝贵经验’的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则是指‘脱落神化，回到现实人间’的佛教。

像他这样的思想倾向，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其所显现的特质及历史意义，至少有下列几点：

（1）求真与批判的风格：印公大部份著述的核心目标，是在厘清二千多年来中印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若干质变现象，并指出佛法的核心义趣所在。其对传统中国佛学的全面批判，并不是宗派之间不同立场的义理争辩，而是对佛法在中国传播中所造成的失真现象所作的全面反省。就表面看，印公有贬抑中国佛学，而重视印度佛学（阿含及初期大乘）的倾向，但是就实际内涵而言，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是在指出何者是佛法的纯正本义，何者是历史流变后的偏颇看法。这种思想上的反省，彰显的不只是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而且也凸显了不受传统所拘宥的批判精神。这种风格，与讲究圆融、不敢批判的传统佛教界是相当不同的。

（2）主智论倾向：如前所述，佛法的真是真非，是印公一生所致力厘清、凸显的目标，对于传统佛教信仰界的含糊儱侗，他是不以为然的。追求清晰、合理而不含混的佛教信仰，讲求依法不依人的主智论（intellectualism）态度，反对不求甚解、依人不依法的反智论（anti －intellectualism）信仰风气，是印公著述所焕发出来的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早期佛法的‘如实观’、‘般若智’等观念，都在启示后人‘求真精神’的可贵。印公的主智论风格，正是求真精神的一种象征。

（3）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指引者：印公在上述求真、批判、主智论风格下，所展现的思想成就，就是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一条可资遵循的大方向。就我国传统佛教的偏颇发展而言，他所指出的大方向与前此传统佛教所依循的显然不同。因此，要走上这一新方向，可能是佛教发展趋势的一种根本扭转。印公的思想，就像佛教历史发展路线上的路标。透过这一路标的指引，后人如果继承得宜，那么佛教史的发展，是很可能转向的；中国佛教史，是很可能有崭新的一章的。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代意义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摘要：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虽曾经历三武一宗的法难，但直至今日，佛教依然相当兴盛。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关键词：佛教中国影响现实意义 正文：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在印度次大陆，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辅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对中国是深远而广泛的，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本文就文化艺术以及道德这两方面的影响作较为详细的解析，并结合自身观点谈谈佛教对中国的现代意义。 一、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一大影响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带来大量的外来词汇，如般若，意识，禅那，摩诃，三摩地，丰富了我国汉字词汇。唐代诗人中如王维深受大乘维摩诘经的影响，田园诗富有禅意。宋朝的三苏他们的词赋洋溢着禅的味道。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二、佛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 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 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除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之深，实在无法估量。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可待。所以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三、佛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 根据佛教界的说法，佛教是关切人生、以人为本、帮助他人获得心灵拯救的宗教。尤其中国佛教更是具有积极入世，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教育和引导人自修、自悟、自证、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自我解放，因此，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是啊，走遍天下，哪儿找得到长角的兔子呢？这正是中国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

佛学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 佛教是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所创立。 佛教开始仅在中印度恒河一带流传。到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在阿育王的扶植、倡导下才开始在古印度各国广为流传。此后，传教士到达西域（指今中亚西亚各国和我国新疆的不少地方）传教，西域不少国家、民族开始信奉佛教。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时期。各个时期都曾有过辉煌，出现过不少著名宗师。到公元13世纪，由于内部、外部的多种原因，使佛教在自己的故乡印度，仅一个世纪就几乎全部消亡了。数以千计的佛寺被荡平，数以万计的经典被销毁，数以十万计的僧侣改宗。 直到19世纪，佛教才从斯里兰卡又传回到印度，才有所恢复，但发展甚微。 大乘教兴起于公元1世纪。 佛教最早从西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时，西域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汉朝通好，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中国统治阶层始知佛经。1998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一致确认：“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标志”。 历史上佛教界、史学界不少人士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派郎中蔡音等18人赴西域迎请佛法，在大月氏邀请到天竺（古印度）“沙门”（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最高统治层开始信奉佛，因此以公元67年作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 永平十一年，东汉朝廷在洛阳城西2里处专门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供两位高僧居住、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和传播佛教。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佛教在统治层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并开始传到民间，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出家当和尚的人朱士行，他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开西行求法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3年），由于统治高层地需要和提倡，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印度佛教主要派别已进入中国。佛教经典也大量翻译过来。史载，早在魏晋时期即译经702部、1493卷。此时，各地广修佛寺，削发出家的僧侣人数迅速增加。南朝梁武帝还亲自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四次舍身同泰寺，将佛教定为国教。当时（约公元500年前后），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庙500多座，僧尼10万余众。 北魏末年（约公元533年前后），全境有“僧尼近200万，寺院3万所。”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北魏武帝时，佛教在中国受到第一次大打击，即佛教史称的“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一武法难”。一百多年后，又发生了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毁塔寺、焚经像、僧还俗，使佛教受到第二次重创，即“二武法难“。但二次灭佛事件后不久，佛教又很快恢复了元气。 佛教界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教早期弘传时期。 从隋初（公元581年）到唐武宗毁佛（公元841年），前后约260年，佛教进入到鼎盛时期。隋唐时期，统治者中不少人提倡佛教。采用了利用、限制、整顿的策略，制定了度牒制度（出家人证书），加强了对和尚、尼姑的严格管理。对僧侣采取不纳税、不当差，还敕给大量田地、山林作为寺产，使寺院经济得到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5. 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二、中国化佛教的特点 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这派以慧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2.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 3.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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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道德及其现实意义浅析 摘要:佛教本身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以追求生死解脱为核心,却有着浓厚的入世精神和人文关怀。但是今天佛教面临着现代社会的诸多挑战,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的命运决定于对社会的关怀,佛教的价值决定于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发挥佛教的作用,也决定着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走向。 关键词:佛教道德规范社会功用 佛教从创建初到传入我国至今已经历了2500多年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佛教本身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以追求生死解脱为核心,但却有着浓厚的入世精神和人文关怀。其解脱论亦是围绕着人的生、老、病、死等现世问题展开的,具有普世的价值与永恒的魅力。中国佛教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宣扬“人间佛教”的理念,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在佛教精神的观照下合理化解。“佛教的命运决定于对社会的关怀,佛教的价值决定于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发挥佛教的作用,决定了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同时,佛教自身也蕴含能够为现实服务的丰富宝藏。笔者仅以佛教伦理道德为例,对佛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应然与必然进行阐释。 一、佛教基本道德规范 (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教著名的“七佛通戒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此偈在教内教外均广为流传,可视为佛教道德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准则。《增一阿含经·序品》对此进一步阐释,“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众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惑想。”笔者认为,该偈从内容上来讲可理解为世俗和超世俗两个层次。首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属世俗伦理道德层次,与社会道德具有同一性,佛教藉此使人防非止恶,所以通世出、世间法,并摄一切止持和作持性戒律。佛教又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有漏善”。漏是烦恼意,因其虽讲为善去恶,但并未究竟,所以是有漏。此与儒家伦理道德“五常”“八德”等类似。其次,“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属超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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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佛教(Buddhism)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全名为佛陀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1]。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其信徒众多，更表现在其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佛教的特点与思想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1.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 佛教，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两汉之际。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汉代佛教。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此期佛教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无新的宗派产生，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在理论方面也无创新，主要是证明佛教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三教融为一体，表面上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古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古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古国，二者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古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印度文化是一种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并且印度人以善于内省和沉思而著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多种宗教长期存在，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发祥于这片土地。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7世纪，它的兴起是列国时代印度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在宗教和思想领域的反映。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开始急剧想外传播，在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于中国各地。至隋唐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持，佛教在中国继续传播，并与儒、道相鼎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可以说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一、印度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使得中国佛教哲学成为一只单独的思想流派。这影响到中国人是世界观、时空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佛教与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由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发展壮大成完备成熟的宗教。道教的教义是以道家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就是“无”的世界观思想为基础，此外又由于不满东汉王朝的政治，转而以宗教表现其志向。道教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除各种行事外，又在各地建立义舍，以便利信徒，于是逐渐成为庞大的反儒家、反佛教的宗教。但不可否认的是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佛教教义。 佛教与道教，一个是外来宗教，一个是本土宗教，但是二者在我国的兴起处于同一个时期，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但是结果却是双方共同得益，共同发展。佛道二者能够共生共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二者具有共同点，例如在教义上，佛教和道教都主张离欲脱俗，去追随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从哲学上看，佛教与《道德经》也有契合点。 2、佛教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政治制度，深入统治阶级和民众心中，其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佛教只能够避其锋芒，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传播。但是即使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还是引起了三武一宗事件”（“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又称“灭佛事件”。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次不得不提有关于佛与儒之间的辩论：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辩论。在南齐事情范缜的《神灭论》对佛儒两家都是一个大的冲击。这篇文章是以儒家的无神论的思想来批驳佛教的根本思想。但是最后却在梁武帝时期进行了一次对无神论的大规模的绞杀。 从以上二个事例可以看出来，佛教在中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3、玄学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自然与真言意与形神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从玄言到理趣。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印度佛教对诗歌的影响

佛教的积极意义

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高姗姗佛教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佛教教义所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展，人类精神领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佛教此时正好充分发挥其心理辅导和治疗方面的功能，帮助人们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一、运用佛教理论化解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又会留给他们那些活着的亲人数倍的痛苦。而这些自杀的人都是或多或少地存有心理问题和认知上面的障碍。心理疾病一方面会给病人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痛，严重的还可导致自杀轻生的后果，另一方面也会给亲友和家人带来很多负面因素，造成伤害和打击。 佛教认为人类的问题、烦恼，根本源头在于“心”，因此主张开发人们心中无量的宝藏，将恶心改为善心，教导众生如何用心、安心、找心。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无论是讲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四摄等种种法门，都离开不了心。因为心主宰人的一切行为，一个内心清净的人，所行所言所思必定是清净的；若心杂染，所见所闻必然是污秽的。所以经上说：“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可以说世间上种种的痛苦烦恼，皆由心造，我们的心在五趣六道里流浪，多生多劫以来不听从指挥，贪求五花八门的外境，对名利、金钱、权势、爱情，汲汲营营追求、计较、分别。其实我们的心原本也与佛陀一般，能够包容一切；如太阳、月亮，可以照破黑暗；如田地，可

以滋长善根，种植福德；如明镜，可以洞察万物，映现一切；如大海，蕴藏无限能源宝藏。 心理上有了毛病，要用什么心药来医治呢?佛陀说了八万四千种法门，就是为了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种顽强的心病，譬如贪病若不持戒律以去除，心必定随着贪欲四处纷飞奔逐；瞋病若不修禅定以根治，心则生活在焚烈的火焰之中，很难做到“如如不动”的境界；痴病也唯有智慧才能治疗，因为智慧能够照破痴暗的无明，让我们的心恢复光风霁月的本来面目。 佛陀以简便的法门告诉大众：佛法就是心法。在佛教的教理教义中，还有很多方面涉及到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佛教常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在佛教唯识学中，涉及到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更多。佛教认为，我们所有的种种烦恼痛苦，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作引起的，所以，根除众生的苦恼，唯有从心入手。 通过学习佛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的快乐和痛苦是怎样地被我们制造出来的，当我们能够了解和体会我们的心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被我们的心“欺骗”了，我们就可能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做个自在快乐的人了。 二、运用佛教知识改善人际关系 佛陀指示人际的关系，亲到母子夫妻、亲戚朋友，乃至怨家对头，都是由宿生之缘缔结而来的!没有缘就不会在一起：过去没有缘的人，即使相逢了，彼此间也不起反应的。人际关系就是四种缘会：在感情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动。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

佛教发展史简介

佛教发展史简介： 佛教（英Buddhism 梵 Buddha-s/āsana 或 Buddhānus/āsana，巴利名Buddha-sāsana。注：/代表s上面一小撇。）：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最早的世界性宗教，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纪，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参考佛诞）；因为他属于释迦 (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并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在西汉末年时经丝绸之路正式传入我国。 佛教有3大传承： 1.北传佛教，又称汉传佛教。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古国而沿丝绸之路往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地的佛教。[1]是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 2.南传佛教，是由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并且不断发展形成的佛教派系。在教义上，南传佛教传承部派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因此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可称为"声闻乘佛教"，也即俗称的"小乘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一带地区。南传佛教使用的经典语言属于巴利语体系，所以也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3.藏传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

佛教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

佛教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 ——方立天 编者按：1961年，方立天教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先秦到当代，古今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史籍汗牛充栋，难以全部究其原委。在一次教研室讨论研究重点分工的会议上，他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段长达700年历史的哲学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丰富内容，研究难度很大。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的孜孜以求，他由此成就为中国的佛学大家，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以这样一幅对联评价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他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对于佛教文化对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佛教的作用，方教授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看法，记者就此采访了方教授。 “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我坚持真理。” “佛教的哲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后起的概念，但佛教的思维无疑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进入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结果。” “我们应该纠正过去那种把佛教简单地看成迷信的做法。” ——方立天 应该如何看待佛教 记者：您是学哲学的，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近半个世纪，但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深入。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呢？ 方立天：1956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在北京大学，我曾经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界泰斗，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

不渝，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极其之大，还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极其之少。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近现代学术界有过争论，我的看法同汤一介先生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佛教包含很多哲学内容，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哲学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我的目的是通过系统整理、研究佛教哲学，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涵。在上个世纪，胡适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但因为对佛学了解不深，没有办法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哲学大师冯友兰讲解中国哲学史就把佛学中的重要概念“空”理解错了！ 记者：您是老一辈的哲学家，在诸种思潮蜂起的今天，您仍然诚笃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实实在在地运用这一思想，长期以来认真地整理中国佛教的思想发展脉络。您信佛教吗？您怎么看佛教呢？ 方立天：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我坚持真理。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我对宗教研究了40余载，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佛教的哲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后起的概念，但佛教的思维无疑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进入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结果。其初衷当然是为了挣脱和解决人类千百年为之不满、为之困惑的那种不自由的现实状况。从这个背景上看待佛教和它的思想观念，形而上的玄想也就成为了人类因为追求自由解放而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积极行动。这也正是宗教的以至于宗教情绪的文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根据所在。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记者：我们知道佛教源自外来文化，但千余年同中国的本土固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融合。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印度佛家文化

期中论文 课程名称：人文科学教授讲坛院系专业： 学号： 姓名：

印度佛家文化 学号：姓名： 摘要：佛教的经典中有很多智慧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印度佛教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保持乐观向上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关键字：佛学，处世之道，自身修养 印度佛教是大约在公元前6-5世纪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创始人是释迦摩尼，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佛教兴起的时候正是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当时印度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地区进入奴隶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批以城镇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开始建立起来。从公元3世纪下半叶开始，佛教就开始不断向古印度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度佛教的时空观，时间观以及有趣的轮回理论。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的，一小世界以一千为集，而形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集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集成大千世界，此大千世界因由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所集成，故称三千大千世界。佛典之宇宙观中，三千世界乃一佛所教化之领域，故又称一佛国。印度人最崇拜的图腾是法轮，所以佛教以法轮为标志，六道（又名六趣、六凡或六道轮回）是众生轮回之道途。六道可分为三善道和三恶道。三善道为天道、人间道、修罗道；三恶道为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但修罗道虽为善道，因德不及天，所以不能说成善道；以其

苦道，尚甚于人，故有时被列入三恶道中，合称为四恶道。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十善，即可升到天界。这就是古印度佛教文化基本理论之一的轮回理论。 佛学思想中蕴含很多的智慧，可以引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处世与为人。佛教把人的行为称为“业”或者“业力”。业力是人的精神在六道里轮回的推动力。从佛教业报轮回的理论来看，人的生命层次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佛教的因果观。也就是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教强调，事物中因果规律普遍存在。在时间上，遍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空间上，作用于整个宇宙，就连菩萨和佛也受这个因果规律的支配而不例外。佛教认为。人的行为不管好坏都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力量，即业力。这种业力时时都蕴藏在自己的意识之中，打个比方来说就像银行的存折。好的行为，存进的就是善业，坏的行为，存入的就是恶业。所以这事要靠自己的修为的，是内因。佛教认为，人所做的不善业有十种，即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和邪见。如果谁从心里肯定了上述内容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死了以后要轮回到地狱、饿鬼和畜生的三恶道里去。如果持否定态度。死后可以转生为人，如果再潜心修行。一心向善，那么就可以摆脱轮回而悟道成佛。这就是告诉人们，人的生命层次的高低、生存环境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除了内因外，各种形式的外缘也是存在的。一旦某种与内因业力相应的外缘出现，那么结果就会显现出来。佛教认为。业力不形成某

中国佛教简史

中国佛教简史 起源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场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来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技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在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法、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辩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尊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传播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

佛教思想对当代人的影响

佛教思想对当代人的影响 摘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自汉代传入我国，经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最终融为一体，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即使是非佛教徒，佛教思想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们。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当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组成的一个多元文化结构。儒家注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佛教提倡出世，它们以多元的角度共同筑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外来文化的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以恒久的生命力、活力，植根中国这片沃土，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我们传递它们的佛教思想。 因此，当我们讨论佛家想对我们的影响时，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思想对我

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还会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发，探讨它们对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的影响。 一、佛家的哲学思想 (1)佛家理想人格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神学唯心主义。由此决定，可以说，它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神格”。不过，佛家鼓吹苦海无边、万法皆空也好，宣扬明心净性、涅槃寂静也好，说到底，都是以人为理论思考中心，以治人为目的的。因而，佛家自有其理想人格的追求。 佛家的理论极为繁琐，但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期理想人格是超尘脱俗、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1] （2）心如古井 佛教把世界上一切都看作是“空”的，即所谓“万法皆空”。在中国佛教宗派中，仍然如此。 正是由于佛教把世界看成空的、虚假不实的，所以，佛教才能达到并要求

别人也达到这种境界：吹到山岳的狂风是静止的，一泻千里的江河是不流的，迅速飘荡的游气是不动的，周旋惊天的日月是不行的。进而，在人生态度上，佛教徒们主张“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泥垣（涅槃）。”[2] (3)随遇而安 宋代著名大慧禅师总结了三条生活经验：第一，“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心中。”即对任何事物都抱旷达、放任、自然的态度，自我排遣心中的郁闷或欢喜。第二，“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即对由本心而生的积习，不用着意改变，而顺应自然，它终会复归于本心的清静淡泊。第三，以清静恬淡的心情，因应外界事物。可见，大慧禅师的生活经验就是要求人们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去改变现状。[3] （4）与世无争

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

第四，中国佛教比较崇尚简易性。佛教传人中国后，其理论和实践虽然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却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第五，中国佛教具有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调和性。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民众信仰有很大的不同，佛教传人中土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统治阶级和传统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了它显明的调和性的特点。中国佛教的调和性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本身发展的阶段性。第六，中国佛教内部的融合性。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人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易形成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第七、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禅”本来是古印度十分流行的一种宗教修行方法，在两汉时随着佛教的东渐而传人中国，并在中土社会中形成了众多的禅学流派或禅系禅脉。第八，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出世的佛教不仅强调“出世不离人世”，而且还表现出对政治的依附，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大多扶植并利用佛教。把佛教的发展限制在自己有效的控制之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佛教中出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思想，便导致了一些僧人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利用佛教来为政治服务，同时也依赖统治者的支持来求得佛教的发展。第九，中国佛教具有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幸福，虽然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其次，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与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与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佛教在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华夏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独特的建筑形制。 佛教建筑气势恢宏雄壮，融汇了佛教与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特色，寺院建筑之美展示出宗教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韵味，佛教建筑映射出的美学精神蕴藏在精密的土木结构与宗教艺术风韵之中，谱就出建筑深邃的精神境界。 建筑是土木构建的无字史书，中国寺院的建筑之美在于殿堂亭廊与青山流水和蓝天白云间的相互呼应，含蓄蕴广，大气庄严，认知寺院，就是学习佛教历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感受殿堂，就是聆听历代高僧大德心声的歌咏；建筑是永恒的诗篇，读懂塔阁，也就理解了宗教精神中的人文情怀。 自殷周至唐代的一千多年中，建筑制式从宫殿、王府、署衙、宅第等，逐步形成以宫殿为主、由层层院落组合而成的传统模式。殿的位置是崇高的、神圣的、显赫的，是帝王定夺国家大事的场所，也是祭祀天地，社稷、神灵和祖宗牌位的地方。所以佛教寺院中，供奉佛像、礼佛、诵经的地方也应该是殿，这是中国人早已习惯并经常采用的形式。

唐代著名僧人道宣（596～667年），在制定的僧团制度中，确定了僧人行为准则、仪式、以及僧人出家去除俗姓等，并规定寺院的建筑标准，明确提出殿是寺的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及王公贵族们，出于对佛教的崇敬，往往“舍宅为寺”。促进了佛寺形制的彻底转变。以“前厅为大殿，后堂为讲堂”，由此出现了以佛殿为主的佛寺类型。 这些宅第都以大殿为主体建筑，改成寺院后，对佛教建筑的布局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塔式的佛堂不利于节约建筑材料和建造工时。这种佛殿制式完全采用了我国传统建筑的中轴线对称布置的多进式院落布局，主要建筑物山门、主殿等都布置在中轴线上。到了宋代，以殿为中心的佛教建筑，又被禅宗发展成“伽蓝七堂”的建筑形式。七堂，即指佛堂、法堂、僧房、库房、山门、西净、浴室等。自此，佛教建筑已全部中国化了。 佛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重要的门类，以始建洛阳白马寺的东汉明帝时算起，汉传佛教建筑的发展约有2000年的历史。佛教建筑历史的遗存跨越年代久，覆盖类型广，在造型形式上变化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