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气象”审美论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朱熹对“气象”范畴的理论贡献。“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的，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的，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关键词：朱熹、“气象”、“中和”、“浑成”、宋代美学精神从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流变来看，唐代的“意境”理论转向到了宋代的“气象”理论。这一转变显示“唐宋”两代之间巨大的时代精神差异。如果说“意境”理论更多地注重审美客体（包括审美对象、艺术作品等）的构成因素方面的话，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其典型；那么“气象”理论则更倾向于审美主体精神所具有的气质、风貌和时代精神特色，这更有哲学意味相当于冯友兰先生所应用的“境界”范畴。我越来越觉得“意境”与“境界”之间有其重大精神差异。如果恰当地描述宋代美学精神的话，我以为更应该以“境界”或“气象”来概括和展示。中国美学史上最能体现人生境界美的是宋代美学。“气象”或“境界”更具形上性、空灵性、“无化”性，更以理性或哲理的方式建构人生之终极关怀，是将儒家之“乐”、道家之“无”和禅宗之“空”加以整合与重建的历史辉煌。“气象”范畴的应用是宋代美学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朱熹美学的重大特色和贡献。一、“气象”之流变“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古老而又使用普遍的范畴。就其本义而言，“气”是指自然界中的流行不止的“大气”“空气”，是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现象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气”正如其自身的基本特征一样，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气”在医学、哲学、地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被广泛使用。将“气”较早地赋予哲学意味的是道家。如老子就将“气”视为其“道”的一种具体而感性的形态。这是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交融一体的自然之“气”。将“气”较早地赋予人类之精神品格的来源于儒家的孟子。孟子认为“气”是人生宇宙间的“至大至刚”之崇高精神力量，也是人能与天地参的重要方面，而这种“气”不之是自然界的空气、大气之义，而是一种只有人所具有的道德精神之“浩气”。因此，孟子特别倡导“养浩然之气”，以大其心、大其人。朱熹解释说：“气只是充乎体之气，元与天地相流通。”[1]“仁义礼智充溢于中，悴然见面盎背，心广体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气象。”[2]王充有“元气论”。张载更是以“气”立说，认为“气”是生命之源宇宙之本。朱熹也同样将“气”纳入其哲学体系，构筑起了“理气不离不杂”互不相外的理论体系。“气”成为了“理”的具体呈现者或实现者。在此，“气”就具有了十分浓厚的形上性和抽象性。到了魏晋，曹丕又将“气”用之于文学理论，以气论文之“文气说”。而后，“气”逐渐成为了一个中国美学中具有独特意蕴的核心范畴，并由“气”衍生出大量的美学范畴，如“气韵生动”。用于美学中的“气”是指能够体现审美对象的生命意蕴和活力的本质因素。[!--empirenews.page--]“象”是中国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具体直觉性的思维方式。这一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联系。《周易·系辞上》在阐述由圣人依据万物之自然之象所创造的人类之“易象”时指出，“易者，象也；象也者，像者也。”这里的“象”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则表明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智能和创造的符号来模拟自然物象或具象地展现自然物象，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超越，也突出人的生命意识的萌生。二则说明尽管是人类模拟自然物象所创造的“象”，并不具有“在场”之实体性，而只是某中意义上的“虚拟”和“借代”之性质，然而这又并不影响此“象”所具有的真实性与实体性功能之“像”。也就是说，圣人创造的“易象”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老子也有类似之观念，“象”是“有无”之统一体，是“道”一种表现形式。“象”与“形”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形一般是指具有实体的物的外部形态；而象则泛指视而可见的物象，但未必有实体。形较实而象较虚。《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周易正义》孔颖达疏曰：“‘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
[3]关于“形”与“象”的区别，王夫之从“文质”关系对此作过阐述。他说：“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
有形，在地成形而物有无象。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4]王夫之认为，形和象具有相通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就其本身的构成而言，形中必有象，形不可离开象而存在；但象则不同，有象不一定有形。就主体把握方式而言，有“视”与“察”的区别。“视”指一般意义上的“看”，具有自然性；“察”指“细细地看”，具有主体性。“形”可以“视”，但“象”不可“视”，只能由“察”来完成。此外，《老子》的“大象无形”也对“形”“象”作过区别。“象”与“意”的观念均来源于《周易·系辞上》：“立象以尽意”。虽然“言不尽意”，但“立象”可以“尽意”。“言”是抽象的概念，目标是追求明确化、条理化和狭隘化等。这样去求“意”，只能获得局部的非整体性的“意蕴”，更不可能“尽意”。而“象”则不同，它以具体可感但又不过分局促、限定，而给予审美者以展开丰富想象的“空白”，并可在直观中把握“意”，在“物我交融”中“尽意”。当然，“象”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尽”的问题，以如此之“象”又可真正能“尽意”吗？就目前而言，还没有满意的答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意”与“象”连用构筑为“意象”，并认为“意象”是无限之情思与有限之形象的有机结合体，是艺术之本体，是审美创造之基本目标。如果说“意象”是艺术作品构成的内在基本要素的话，那么“意境”就是对“意象”的一种哲学化或形上化。这就是说，每一部艺术作品必须要创造出“意象”，没有“意象”就失去了艺术之为艺术的可能性。“意境”是“意象”之一中，而且是最形而上、最具哲学意蕴的“意象”。“意境”概念据说是由唐代诗人王昌龄提出的。随后又有刘禹锡的“境生象外”。逐渐将“象”形上化、哲理化、同时也更抽象化，成为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也为“象”与“气”的连用提供了思想基础。[!--empirenews.page--]“气”与“象”的连用，据我考察，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出现，如《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平人气象论》[5]，这里的“平人气象”是指健康人所具有的生命活力和状貌。魏晋时期，徐勉《答客喻》就有“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之论。这里的“气象”是指自然景色、山川风貌等现象。朱熹也说：“荆襄山川平旷，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耆旧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变，则正是兵交之冲，又恐无噍类。”[6] “气象”也有时用于指某一特定时代和人物之整体风貌。如：“盛唐气象”“颜曾气象”等。但在审美活动中使用“气象”一词则始于唐代，如传为王维所撰《山水论》：“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韩愈在《荐士》诗中就有“逶迤晋宋间，气象日凋耗”，僧诗皎然在《诗式·诗有四深》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作为普遍使用的美学范畴则始于宋代。有学者认为“气象”的广泛使用，“与中唐以后的整个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气的转移是相一致的。如果说，中唐以前创作多属喻象型的，它明确而具体；至此则多意象[1][2][3][4]下一页型的。它是一种隐喻性的，不是‘比体云构’，而是‘意伏象外，随所至而与具流，虽令守行墨者不测其绪’，显得深微而幽妙。”[7]“气象”依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解，就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那种“气氛”。[8] 总而言之，“气象”是指审美对象（包括自然、人类、社会等）所呈现的生命活力和精神状貌。“气象”与“意境”相比，更倾向哲学性、形上性和人生本原性，更接近于或更趋向于“境界”范畴。“气象”理论是宋代美学对“意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9]“气象”概念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并获得了各艺术领域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使用。诗文方面。如，谢道韫《登山》：“气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高适《信安王幕府》：“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范仲淹《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乐记·乐象》：“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赋诗分气象”《秋兴》（八）：“彩笔昔游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秦汉已前，其气浑然。迨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杨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叶梦得《石林诗话》：“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
角鼓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元范椁《木天禁语》：“翰苑、辇毂、山林、出世、偈颂、神仙、儒先、江湖、闾阎、末学，以上气象，各随人之资禀高下而发。学者以变化气质，须仗师友所习所读，以开导佐助，然后能脱去俗近，以游高明。谨之慎之。又诗之气象，犹字画然，长短肥瘦，清浊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empirenews.page--]明胡应麟《诗薮》（内编）：“至淮南《招隐》，迭用奇字，气象雄奥，风骨棱曾，拟《骚》之作，古今莫迨。”（卷一《古体上·杂言》“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参《蜀葵花》、《登邺城》，……虽笔力并非二公比，皆初学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语虽平易，而气象雍容。中唐后，语渐精工，而气象促迫，不可不知。”（卷三《古体下·七言》）“五言律体，极盛于唐。……唯工部诸做，气象嵬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浩然壮语也，杜‘吴楚东南圻，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钱、刘诸子排律，虽时见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调孱弱，初唐鸿丽气象，无复存者。”（卷四《近体上·五言》）“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时有太实太繁处。”“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气象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卷五《近体中·七言》）“‘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解释东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崔鲁、李白同咏玉环事，崔则意极精工，李则语由信笔，然不堪并论者，只是气象不同。”（卷六《近体下·绝句》）王夫之《诗绎》：“‘采采芣苡’，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方苞《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介甫（王安石）近之（韩愈）矣。而气象过隘。”画论方面。如:五代荆浩《笔法记》：“曲庭与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项容山人树石顽涩，棱角无缒，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然于放逸，不失元真气象。”宋李成《山水诀》：“气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阴，秋林摇落萧疏，冬树槎桠妥帖。”韩拙《山水纯全集》：“山有四时之色：春山艳冶，夏山苍翠，秋山明净，冬山惨淡，此四时之气象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夫气象萧疏，烟林清狂，毫锋颖锐，墨法精微者，营丘（李成）之制也。”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董卤《广川画跋·书燕龙图写蜀图》：“山水在于位置，其于远近广狭，工者增减，在其天机。务得收敛众景，发之图素，惟不失自然，使气象全得，无笔墨辙迹，然后尽其妙，故前人谓画无真山活水，岂此意也哉？”米芾《画史》：“汉画老子于蜀都石室，有圣人气象。”元汤后《画鉴》记赵孟俯题曹霸《下槽马》：“此卷曹笔无疑，圉人太仆，自有一种气象，非世俗所能知也。”评戴嵩画牛：“笔意清润，开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气象。”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范宽山水浑厚，有河朔气象，瑞雪满山，动有千里之远。”唐志契《绘事发微》论“画以地异”：“写画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独师法也。如李思训、黄苓（应为‘荃’），便多山峡气象者，生于成都也。宋二水（臣）、范中立有秣陵气象者，家于健康也。米海岳（芾）曾作宦京口，便多镇江山色。黄公望隐于虞山，落笔便是常熟山色，信高人笔地往往为山川所囿乎？”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宗派》一则中指出虽绘画“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然而“第气象之娴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故稽之前代可入神品者，大率产之大江以南”；“至于局量气象，关乎天质，天质少亏，须凭学识以挽之”。[!--empirenews.page--]由此可见，“气象”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二、朱熹与“气象”范畴“气象”范畴在宋以降的广泛应用，与朱熹的大力倡导和研究密切相关。“气象”在宋代具有特定的时代色彩。那就是在儒家文化复兴潮流中蕴含着浓郁的“求圣”精神。这就是周敦颐所概括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希圣”“成圣”之志趣。为此，充分体现“圣人气象”的“寻孔颜乐处”成为了宋明理学得核心问题。对于“圣人气象”究竟如何见得，伊川说：“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10]明道也说：“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11]在“逃禅归儒”的思想进程中，朱熹游学李延平，而延平的“洒然冰释”“浑是道理”之“圣人气象”深深地感染和导引着朱熹。朱熹那种对“圣
人气象”之向往或仰慕之激情，可以从其大量的诗作中获得感性之材料。在此我们可以略举几例予以说明。在昔贤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从有术，及物岂无因？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扩充从此念，福泽遍斯民。入井仓皇际，牵牛觳觫辰。想来看出月，今日卑污甚。[12]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清风拂面吹。[13]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4]这些都无不表现着朱熹对于“圣人气象”的敬慕和追求。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仰慕之驱动，朱熹也就同样用这种“气象”原则来要求和评价审美对象，并大力推崇和应用这一“气象”范畴。一般论者认为“气象”作为美学范畴并被广泛应用始于严羽，[15] 这一点并不确切。实际上，朱熹早已开始用“气象”范畴评论和把握审美对象，而且“气象”在朱熹的著述中是极其普遍和突出的基本范畴，俯视可得。例如，“孔子，元气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风范气象”（《朱子语类》第2361页）“孟子气象尤可见。”（《朱子语类》第2354页）（濂溪清和）“气象可想”（《朱子语类》第2356页）（明道）“气象眩露，无含蓄。”（《朱子语类》第2360页）“圣贤气象”（《朱熹集》第3529页）“颜曾气象”（《朱熹集》第1578页）“气象宏阔”（《朱熹集》第3678页）“玩其气象”（《朱熹集》卷30，第1292页）“气脉浑厚，……其文气象不好。”（《朱子语类》上一页[1][2][3][4]下一页卷139，第3314页）“清明和乐之气象”（《答吕子约》《朱熹集》第2264页）“光明正大、简易明白之气象”（《朱熹集》第2298页）“泰和气象”（《朱熹集》第3207页）“光风霁月气象”（《朱熹集》第1982页）“精神气象”（《朱熹集》第2114页）“儒者气象”（《朱子语类》卷136，第3235页）“只是将圣人言语只管浸灌，少间自是生光精，气象自别。”（《朱子语类》卷137，3275页）“只是武侯密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朱子语类》卷136，第3249页）“气象宏大”（《朱子语类》卷136，第3236页）“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16]“气象广大”[17] 上述“气象”既有描述自然人物风貌的，也有展示人的精神气质的，更有令人向往充满“人与天地万物”“其乐融融”之境界的，还有艺术形象、艺术语言等风格气质的，等等。这些方面都已表征，在朱熹这里“气象”已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时代气息的审美范畴。这对包括朱熹同时代的美学家在内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述“气象”范畴在各领域的应用及其诸多学者的青睐可以获得明证。[!--empirenews.page--]由此看来，朱熹对“气象”之关注与应用，就其数量远远大于严羽，就其时间也早于严羽。“气象”范畴在宋代的普及化与朱熹是有极为重要的联系的，严羽可能就是受到朱熹的影响而将“气象”范畴提升为诗歌艺术创作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严羽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8] 所不同的是，朱熹的“气象”更倾向于以儒家“圣人气象”为人生最高追求目标的人格之美，而严羽则重在于以禅宗为底理的诗歌艺术本身之“透彻玲珑”之美。当然，无论哪一种美，都是人生之情感、生命活力等基本呈现方式，总体时代精神上，都是一致的。可以说“气象”范畴在宋代尤其是在朱熹这里才真正开始获得了普遍的美学意义。此外，朱熹还使用与“气象”相关的概念。如：“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跋病翁先生诗》《朱熹集》第4342页），“意气伟然，音节华畅”（《跋刘子勉行状》《朱熹集》第4346页），“意象雄豪”（《朱熹集》第2303页），“有温润之气”（《朱子语类》卷139，第3313页），“风神气韵，妙得其天。”（《朱熹集》第3964页），“虚静之象”（《朱熹集》第2419页），“气格高远”（《朱熹集》第3342页），“气格”（《朱子语类》卷139，第3301页），“雄健豪逸，磊落惊人。”（《跋许侍郎诗卷》《朱熹集》第4315页），“雍容和豫”（《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朱熹集》第4328页），等等。三、“气象浑成”朱熹十分注重对人物“气象”之品藻，“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于少”。[19] 这里所谓“大规模”实则就导出了朱熹对“气象”特征的研究和把握，朱熹称为“气象混成”或“气象浑成”。如前所述，朱熹的“气象”更多地倾向于对人格审美境界之
赞扬和把握，并且朱熹最为理想的“气象”范式是“圣人气象”，而“圣人气象”由主要的体现在主体道德精神领域。因此，朱熹认为，这种“圣人气象”具有一种“浑成”之特征。所谓“浑成”[20]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成状态，一种万物化生的“中和”状态。这种“浑成”恰好就显现了“圣人”所具有的“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地通流”之自然的和具有原初性生命本然状貌。“气象浑成”是指审美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与不确定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例如《论语》中有描述圣人之“气象”说，“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儒家所崇尚的“君子人格”之“文质彬彬”浑然气象。朱熹在阐述这一“气象”特征时说：“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21] 这里的“全体浑然”“阴阳合德”“中和之气”都是对“气象”的描述方式。这种圣人气象究竟怎样，显然是不能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的生命整体形式。“气象浑成”实则也是对道家之“道”的“浑然性”，以及司空图的“雄浑”之继承。例如司空图在阐释“雄浑”时说：“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22]对于朱熹的“气象浑成”之美学意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即“仁”
“乐”之情怀以及“气象浑成”对意境理论的发展。[!--empirenews.page--]之精神、“和”之意蕴、
第一、“气象浑成”首先具有着“仁”的那种鲜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本源，“仁”充分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诗性气质。对于“仁”，朱熹有很多的阐释和规定。如：“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23]“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自是”，[24]“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说仁为春”，[25]“元气之会，浑然天成”，[26] “道体之浑然”，“本体之浑然”，[27] “仁体难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转支离。圣言妙缊无穷意，涵泳从容只自知”[28]等。上引所示，就其整体状貌而言，朱熹认为“仁”是整个“天地人”之“元气”，“理”与“气”在此“浑然天成”。就其基本性质和特征而言，“仁”“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是一种具有老子的能化生万物之“道”性质的“温和柔软底物事”，这种“仁”与“元”、“春”同义，所以他强调“寻春”之生命意识。正因为其整体状貌和性质的原因，所以从把握的方式而言，就应该对“仁”采取整体的、生命体验之方式去“涵泳从容只自知”“圣言妙缊无穷意”之“仁体”。所以朱熹在评论孔子之“气象”特征时指出，“天知者，是道理与天相似也”，并“以此见孔子浑是天理”。[29]第二、“气象浑成”常常以圆融合一的审美情状出现，充分地表现着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一体的和谐之美。这种“气象”具有“和”之韵。朱熹在解释“礼之用，和为贵”时，“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30]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朱熹解释说“此见圣人气象从容，诚意恳至，而其谦逊审密，不掩人善又如此。盖一事之微，而众善之集，有不可胜既者焉，读者宜详味之。”[31] 朱熹认为“圣人气象”之基本意蕴在于：“盖动容貌而能远暴慢也，正颜色而能近信也，出辞气而能远鄙倍也。三者道之得于身者也，所谓本也。”[32]第三、“气象浑成”更是以无处不“乐”之“大乐”“真乐”“孔颜之乐”的样态呈现，在这里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上下同流”其乐融融。实际上，“气象浑成”也是朱熹援道、释为儒学所用的一个重要体现。“气”“象”以及“气象”范畴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儒、释、道的融合，而“浑成”与释家之“化生”
、更与道家的“道”之混沌未分之原始自然状态的性质相关。在老子、庄子看来，这种“混沌”之“道”是充满宇宙的、无限的、全美的、不可用外在的感官知觉进行把握的，只能以神会、以心去体验。老子常常用“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比喻，以表明美之本然状态应该是原始混沌之“无”。老子提
倡“无为”也就是为了获得原始混沌之本然状态之“美”“至乐”“真人”。这与《中庸》“中和”之精神实际上有着极大的内在一致性。如前所述，“中和”以及“致中和”也就是一种“求本”[!--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意识。两者所达到之目的都是为了使人获得“本真”“至乐”，以真正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第四、“气象浑成”正因为是重生意、圆融和乐之大美，一种充满崇高精神、神圣性质的阳刚之美，就充分发展和深化了意境理论。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象外之象”领域的拓展，另一个是对如何把握这种审美意象的方式之探讨。就第一方面而言，虽然没有汉唐的雄伟壮观之“物”的“大美”，但更有着在日常百姓生活的细小器物鸟虫等等之中去感悟“大美”之宇宙情怀，也有着深入开发心灵内在精神境界的“大美”意象。在此，我们可以从宋代审美实践中找到大量的事例，朱熹的审美实践也是如此。譬如朱熹在创作中常常以日常生活屑微末节之小事来阐发其理趣，以寄托作者之情怀。在其《云谷》诸诗篇中就是如此。对于后一方面，可以说是宋代审美理论的突出成就，尤其是朱熹以“涵泳”为核心的把握这种“象外之象”之方法论。此外严羽的“妙悟”和“活参”也是这一性质的审美接受理论。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总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意义与接受等相互运动不断生成的过程。任何一种审美意象的完成都不是一次性的，也不可能是定型的纯客观的，特别是“大音”“大象”“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等这样的审美意象，更是要调动审美主体的心理、生理乃至整个生命去消融、去体验，真正达到一种“有无之境”的精神状态。这一“涵泳”方法对于清代的桐城派的审美接受理论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两方面恰好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气象浑成”也是宋代审美精神的重要理论结晶，已是宋代审美意趣、审美评价、审美标准之基本精神。如叶梦得“气象雄浑”、严羽“气象混沌”“气象浑厚”、姜白石“气象浑厚”等。“气象浑成”和“平淡”精神一样代表着宋代审美理论对中国传统“中和”美学的整体推进。注释： [1] 《朱子语类》卷5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1页。[2] 《朱子语类》卷52，第1246页。[3]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58页。[4] 《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第411页。[5]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895页。[6] 《朱子语类》卷二，第30页。[7]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479页。[8]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9] 关于“气象”与“意境”将由另文探讨。[10]《二程集》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7页。[!--empirenews.page--][11] 同上，第136页。[12] 《仁术》《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13] 《曾点》《朱熹集》第5739页。[14] 《春日》《朱熹集》第88页。[15] 宋代强幼安、周紫芝、叶梦得、许颐、周必大、朱熹、陈善、陈模、吴沆等人皆有关于“气象”之论，而严羽论述最多。（见黄霖等著《原人论》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16] 《跋十七帖》《朱熹集》第4322页。[17] 《对床夜语》卷二，《历代诗话续编》第420页。[18] 《沧浪诗话·诗辩》见何文焕《历代诗话》第687页。[19] 《朱子语类》卷13，第243页。[20] 根据《大辞典》“浑成”条的解说，“浑然一体，不见雕琢的痕迹。《盛熙明·图画考·笔法》‘笔迹不浑成，谓之疏，疏则无真意。’《况周颐·宋词三百首序》‘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大辞典》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8月初版，第2700页。）[21] 《四书章句集注》第102页。[22] 《二十四诗品》《历代诗话》第38页。[23] 《朱子语类》卷6，第111页。[24] 《朱子语类》卷6，第115页。[25] 《朱子语类》卷6，第114页。[26] 《六先生画像赞·明道先生》《朱熹集》第4385页。[27] 《朱熹集》第1410页。[28] 《送林熙之诗五首》之二，《朱熹集》卷六，第251页。[29] 《朱子语类》卷44，第1138页。[30] 《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31] 《四书章句集注》第101页。[32] 《朱熹集》第3534页。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朱熹崇尚个体需要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法规是相悖的。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顾炎武以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而清末的“乱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今日而言，考察个性自由与社会本体、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仍然是很微妙的事，我们
朱熹解释经典的方法论反思
朱熹解释经典的方法论反思 2014年3月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16卷第2期 Mar(2014VoI(16 No(2OFHUANGHES&TUNIVERSn'YJOURNAL 朱熹解释经典的方法论反思木 王治伟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朱熹解释经典的过程有着自己的解释逻辑，从“探寻文本本义”到“体验圣人之心”，最终实现“通经以明理”的目的，这是朱熹的解经逻辑。通过意义的局限性与开放性、理解偏见的合理性等解释学视角来审视这一逻辑，对理解朱熹的解经过程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关键词:朱熹;经典;逻辑;解释学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424(2014)02-0067-04 朱熹解释经典的过程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可是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 如果用解释学的方法来看待这个解释过程和解释逻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辑，将会得到更多的方法论启迪。 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 一、解释经典的逻辑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旧p刊1。朱熹解释经典的逻辑是:探寻文本本意，体验圣后世对经典的注解很多，可是，如果注释自成体 人之心，通经以明理。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系，自成文章，那么人们在读注的时候，就有可能追随注文的思想，忽视了经文的本意。所以，注解最好识过程，也是思想逐渐提升达到解释目的的必然逻 辑。是零散的，不具有连贯性的。这样才能使经文的表 1(探寻文本本义达不受影响。 在写给吕子约的书信中，朱子说: 在对待古代经典方面，朱熹主张探求文本的原意。他批评有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宋以来人们对经典的解释往往掺入自己的意思，背离了古人的原意。他说: 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诗》、《易》之类，则为先儒所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
气象行政执法流程
1.2 行政处罚 1.2.1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图 注：1、办理依据：《行政处罚法》、《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3、适用范围：对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轻微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定。 4、责任单位：气象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法制岗位）。 2、职责要求：熟悉法律、秉公执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公平公正。 5、当事人的权利：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权。 6、监督部门：接受社会和上级纪检监查部门的监督。 7、投诉举报电话：
1.2.2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图 注：1、办理依据：《行政处罚法》、《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3、适用范围：除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和应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外的其他行政处罚。 4、责任单位：气象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法制岗位）。 2、职责要求：熟悉法律、秉公执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公平公正。 5、当事人的权利：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权。
6、监督部门：接受社会和上级纪检监查部门的监督。 7、投诉举报电话： 1.2.3行政处罚听证流程图 注：1、办理依据：《行政处罚法》、《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适用范围：听证程序适用于拟做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处罚案件：(1) 作出吊销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2)对公民处以5000元（不含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万元（不含3万元）以上罚款。 3、责任单位：行政执法中队、办公室（法制岗位）。 4、职责要求：熟悉法律、秉公执法、程序合法、公平公正。 5、当事人的权利：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权。 6、办理时限：(1)自接到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申请之日起3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2)案件调查人员自确定听证主持人之日起3日内将案卷移送至听证主持人；(3)听证主持人自接到案卷之日起7日内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并于举行听证7日前通知当事人。
朱熹_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_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 .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陈声柏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 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 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 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 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①王阳明也说: “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 此之外,无别功矣。”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一 对于朱王“格物致知”思想的分析,我以为,与其习惯于从“格”、“致”两动词入手,还不如从“物”、“知”两名词开始。在我看来,对认识对象的理解状况将决定我们如何去认识,Ξ收稿日期:1997205212.
(八)朱子之心性论
朱子之心性论 性属理，心属气，必先明白了朱子之理气论，始能探究朱子之心性论。 朱子极称伊川性即理也一语。谓：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 又曰： 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 其实孔孟书中并不见有性即理也之语，只因宋代理学家敢于说从古未有人说的话。但就论其实，伊川说此话，也与朱子之说有不同。伊川云：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 可见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亦可谓朱子乃就其自所创立有关宇宙界之理气论而来阐申伊川此语之义。要之伊川言性理，偏重在人生界，朱子言性理，则直从宇宙界来，此乃两人之所异。 伊川又曰： 道孰为大，性为大。人之性则亦大矣，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人之性一也，世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动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 此仍在阐发孟子性善义，仍偏囿在人生界。虽亦兼及物性，但只从人生界推出，非从宇宙界落下。朱子则曰： 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 此是说天理禀赋在人物者为性，如此则宇宙界人生界一贯直下，形上形下，交融无间。今说天即是理，则在人物身上各自占有了一分天。此把庄老道家精义已尽量接受，而确然转成其为儒家义。此见朱子思想组织力之伟大，消化力之细腻，而在朱子，则只似依据伊川一语加以引申，不见有自己用力处。此乃朱子思想之邃密不可及处，亦是朱子思想之骤难把捉处。 伊川又言：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 此处把性与气分言。朱子说之曰： 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 此处朱子阐说伊川性即理也一语，更入深微。理是天地公共底，性则是人物各别底。理属先天，性属后天。由理降落为性，已是移了一层次。朱子说理气合一，故说性气不离。朱子又主理气分言，故说性气不杂。但万物之性，各为其形气所拘，回不到天地公共底理上去。人性则可不为形气所拘，由己性直通于天理。此处要有一番工夫，此一番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此乃全从人生界立说，若言宇宙界，则无工夫可用。惟在人生界用工夫，仍必以上通宇宙界为归极。若只囿在人生界，而至于违背了宇宙界，则一切工夫皆属错用。宇宙界之与人生界，自朱子理想言，仍当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贯通处则正在性。性是体，其发而为工夫则在心，心属用。 朱子言性即理，又说性气不相离，亦不相杂，此处又把张程所言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别全都融化了。此等分别，至是乃似无必要。思想递转而益进，愈演而愈密，但在朱子文章与说话中，又像并不显著，此贵读者之细心体玩。 又朱子说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不会造作，有人疑此等说法从佛家来，但释氏禅宗主张性空理空，朱子则说理必附气性必附心。若说理不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又如何能附在气上，遍及气中。理如此，性亦然。正因其必附在气上，遍及气中，故理实非虚。一虚一实，为朱子分别儒释疆界一大鸿沟，此层俟下再述。 以上略说朱子论性，以下当再略述朱子之论心。 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但却不能说朱子重要说心，便接近了所谓唯心论。因心只属于气，朱子既不主唯气，自亦不主唯心。 后人又多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区别，实亦不甚恰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此下再略举其说。或人问朱子： 先生说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又说性者天理之全体，此何以别？曰分说时，且恁地。若将心与性合作一处说，须有别。 说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可以分说，可以合说。心性亦非两体对立，仍属一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做的方法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 做的方法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大家分享的“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朱熹谈读书怎么做的方法”资料，内容精辟独到，非常感谢网友的分享，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 朱熹以读书为乐，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 朱熹谈如何读书时强调什么名言介绍
胸中书传有余香辛弃疾《虞美人送赵达夫》 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柳氏二甥求笔迹》 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精思。朱熹《性理精义》 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读书之要》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龚自珍《己亥杂诗》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郭沫若全集开拓新诗歌的路》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郭沫若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华罗庚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我扑在书籍上，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朱熹读书方法论的精义 第一，循序渐进。朱熹认为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他要求读书量力而行，打好基础，逐渐深入。 第二，熟读精思。朱熹认为读书要从反复诵读入手，做到学与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与领悟，牢固记忆与掌握。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若读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 第三，虚心涵泳。朱熹认为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仔细认真，沉浸其中，周密思考，反复琢磨，多方验证，才能明辨是非，解决疑难。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以为有功耳。
浅析朱熹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
气象科技服务管理的暂行办法
气象科技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气象科技服务的规范管理，推动气象科技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气象科技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结合气象科技服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各级气象部门从事气象科技服务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气象科技服务，是指利用气象业务服务产品、科研成果和资产等国有资源，在确保公益性气象服务的前提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依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开展的以气象信息服务为主的各类气象服务。 第三条气象科技服务是气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公共气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服务更大效益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气象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四条气象科技服务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公共气象服务的发展方向，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托基本气象业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改革、转变发展观念，突出创新、提高科技内涵，明确目标、完善发展机制，集约协作、优化资源配置，规范管理、提高服务效益，充分发挥气象科技服务在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保障作用。 第五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业企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以及国家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气象科技服务运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界面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监督有效、效益显著”的气象科技服务管理体系。
第六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气象科技服务纳入本级气象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实现对气象基本业务、气象科研和气象科技服务的统筹安排和协调发展。开展气象科技服务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气象局的有关气象业务规定和规范。 第七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的政策法规、人事、计财、国有资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分级管理、有效监督”的原则和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对气象科技服务实施组织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运行管理 第八条各级气象部门应当根据气象科技服务的特点，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事业单位、企业等不同的组织形式，建立健全相应的气象科技服务运行管理模式。 禁止以个人承包、职工内部参股分红等形式开展气象科技服务。 第九条各级气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支持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对气象科技服务的发展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加强气象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气象科技服务系统建设，提升气象科技服务的技术能力和装备水平。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能够产生明显社会经济效益的气象科技服务的支持。积极探索与社会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合作，争取对气象科技服务技术和产品研发的经费支持和投入。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对于气象科技服务的收益，应当按照一定的比例提留给从事气象科技服务的单位作为发展资金，主要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不断丰富和提高气象科技服务的科技内涵和服务水平。 第十条各级气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气象科技服务的科技创新机制。倡导和鼓励从事气象科技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气象科技服务发展。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气象科技服务技术和产品研发纳入气象科研计划，形成气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 古代科技乃至后来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且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讨论自然界各具体事物的理。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搞是也。在这里，朱壹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朱熹还论及自然界中个别事物之理，池说：的这片板，只是
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惩地去，那一路子惩地页 1 第 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②可见，朱嘉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具体自然规律的内容。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⑥；就其过程而言，必须去“理会那万理”，就是去研究具体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体内容。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阎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阕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⑦可见，格物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读书、应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属格物之列。关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士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强调“以类而推”。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此。在归纳、类推的基础上，朱亮把创造性思维过程描述成“豁然贯通”，“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对待前人的知识，
朱熹论读书
浅析朱熹论读书 胡泉雨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江西南昌330031）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七十年的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从事着讲学活 动。兴书院、亲讲学，以此宣扬儒家学说和他的理学思想。并在长期的讲学及著书立说过程中形成和创立了具有儒家精神价值的读书学习方法。 一、为何读书与读何书朱熹强调读书是“为己之学”;认为“切己体察”、“虚心涵养”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并反复讲“读书乃学者第二 事”“读书已是第二义。”[1]161 按朱熹的意思就是要求不要只 为读书而去读书,只从自身上的切要处理解体会， 这是完全不够的；重点是还是要进行体察实践或是亲身经历，这才是第一位的读书要义。他还就此对当时的读书做过评论。他说：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玄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如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1]181 朱熹认为，读书若只在文字上用工夫，是属于“俗学”一类；读书只有在切己体察上下工夫，并亲自去实行，去践履，才是“道学”，才是真正的读书。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朱子之读书法，既是一种“涵养”，同时又是一种“践履”。[2]162 在读何书的问题上，朱熹强调要读“圣贤之书”。他认 为“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1]2785 那 么，哪些是圣贤之书呢？首当推的是《四书》、《六经》。所谓《四书》即是众晓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 曾亲毕生之经历为此四书作注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指 出:读《大学》是“定其规模”、读《论语》是“立其根本”、读《孟子》是“观其发越”、读《中庸》是“求古人之微妙处”。[1]249 所谓《六经》即指《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 《春秋》 ，对于这六本书，除《乐经》与《春秋》外，其它诸书朱熹都撰有专门注解，在记录朱熹语录的专书《朱子语类》中平时论述《六经》有二十八卷之多，这足见朱熹的重视程度，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朱熹将《六经》定为“圣贤之书”的意义所在。 二、读书之顺序在读书顺序上，朱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读不同书说的；一种是对读同一本书说的。对于读不同种书，朱熹通过将读《四书》、《六经》与读史作比较来加以说明。朱子曰：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感。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1]195 但就此种说法上，朱熹本人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他曾经给出过一个比较详细明确的读书顺次。他说：……盖《易》本卜巫之书，故先王设官，掌于太卜，而不列于学校。学校所教，《诗》、《书》、《礼》、《乐》而已。……然《大学》、《论》、《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须都理会得透彻，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为晚。……［３］３２４０ 从这篇书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读书的顺序， 即《大学》 —《论》—《孟》—《中庸》—《诗》—《书》—《礼》—《乐》—《易》。至于读同一本书，朱熹则强调循序渐进,先易 后难，由近及远,是从外到里。 【作者简介】胡泉雨（1979-），男，安徽绩溪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0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 【摘要】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勤于讲学，特别注重读 书，主张读书不仅仅只是获取知识，更是“穷理之要”、“实践之志”、“存养之功”，对读何书及读书的顺次、态度、方法等 “读书法”有详尽精辟的阐述，并最终落在一个“敬”字上。他的论点至今仍有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影响。【关键词】朱熹；为学思想；读书法【中图分类号】 I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3）01-0043-02 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 2013年1月总第186期第1期Jan.2013Serial No．186No．1 43··
气象执法现况、成因及策略
气象执法现况、成因及策略 《气象法》颁布实施十一年多来，长清区气象法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气象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市县两级气象法制机构基本健全，法制队伍基本完善，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调研发现，因受体制、历史、法律法规等诸多因素影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现作如下评析。 一、气象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是对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理解不透彻。长清区部分气象干部职工，甚至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对气象法律法规学习的不够，理解的不透，认识的不清，把握的不准，因而在执法过程中，难以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和执法为民。二是执法队伍不健全，人员素质不高。多年来济南市长清区局没有专职的行政执法人员，就更谈不上专业了，而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即使“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县区局表现尤其突出。三是管理机制不健全，执法效果达不到要求。大
多数执法是从维护部门利益出发，为收费而执法，因而达不到维护法律的长效性。上述问题的存在，将严重影响气象部门的良好形象。 二、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体制的问题 一是现行财政体制存在弊端，对气象部门采取给足政策不给足经费，往往造成利益驱动，把正常的政府服务职能变成了创收的手段和工具，背离了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的真正目的。二是气象部门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导致了管理体制上出现缺陷。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理论已经提出多年，但事实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一个在管理上不能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管理部门，难以在管理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公平、公正。 历史的原因 长期以来，气象部门作为公益事业单位，没有社会管理权限。《气象法》颁布实施后，气象部门才正式以一个政府管理部门出现 在社会舞台上。随着气象服务的不断发展，要想转型为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一个过程。
心性论
心性論 欲探討佛道儒心性論，就必須首先明確心性論的具體內容，否則，就只能是無的放矢。因此，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對心性論進行界定，從而為今後的相關研究鋪平道路。本文的探討分三步進行:首先，本文從中國學術界目前對心性論的研究現狀入手，提出了問題的所在;接著，作者回顧了歷史上關於心性的種種異說，為下文的界定創造條件;最後，作者對古代漢語中的“性” 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並由此展開對心性論的規定性的界定。通過本文的探討，作者認為:心性論實際上應當是以心性的轉化為中心而展開的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的方法論體系，而不是簡單的探討心與性的存在狀態的理論體系。 心性論是《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如果不首先確定其具體的內涵，就無法真正弄清與之相關的所有問題。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人們一直是忽視的。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認真的界定。 一心性論的研究現狀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佛道儒研究成了中國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焦點，也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研究論文，在學術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潮流。其中，僅僅1978-1997 年間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轉載和編目的相關論文或文章數就有:佛學、佛教1885 篇，道家、道教997 篇，儒家、儒學2511 篇。當然，這還不包括相關的專著、沒有收錄的以及那些此後發表的論文與文章。 在上述5393 篇同佛道儒有關的論文或文章中，直接涉及心性或心性論的就 有91 篇。為了便於對心性論進行論述，茲將有關論文的名稱羅列如下: 《簡析孫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左宗棠的心性觀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孫中山關於“心性文明”建設的思想》、《廿載風塵兩鬢絲，英雄心性由來熱: 論丘逢甲內渡後的生活、思想和詩作》、《孫中山先生論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太平天國運動與儒家的“心性之學”》、《朱元璋的歷史性成就與心性之學》、《二程的心性修養論》、《墨、荀心性論的特質及其比較》、《臨濟宗心性論述評》、《中國古代哲學的“心性”論》、《儒家心性論的基
朱熹格物致知论
朱熹格物致知论 任守愈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样讲在《大学》这部集中围绕着这些问题论述了儒家以修身齐家为根本的政治伦理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何其的重要。朱熹对格物致知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讨论之。 对于这个问题，朱熹专门写了一篇《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提出了一个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纲要。其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按照朱熹的这个解释，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即物穷理以致吾心固有之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为人本来有知，天下之舞都有一个理，这样说来人“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穷尽理。那么“格物”和“致知”是什么哪？我们来分析一下。 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可见“格物”在朱熹《大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释经一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补传五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大学或问》卷一） “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行乎其极。”（《大学或问》卷二）
气象行政执法
气象行政执法 安化县气象局 行政执法主体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安化县气象局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五条 安化县气象局行政执法依据 一、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 2、《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输设施的；” 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 2、《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的； （三）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的；” 3、《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的； （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的； （三）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的。” 三、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造成危害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造成危害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安装不符合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 处罚种类：警告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简述朱熹的教育思想
重庆师范大学 简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学前教育的积极意义
简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学前教育的积极意义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家朱熹关于儿童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涉及儿童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及方法等。他们所倡导的早谕教重熏陶、坚持慈爱相济、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等早教原则与方法，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我们今天学前教育者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关键词朱熹；教育；儿童；意义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汗牛充栋，贾谊、颜之推、朱熹等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前教育思想和主张，如强调“早教”，注重“熏化陶染”，反对溺爱孩子，坚持正面教育，注重培养兴趣。 朱熹作为南宋时期最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他给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在他71年的生涯中，从事教学、著述活动的时间约占了50年，其教育思想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直至民国达700多年，在中国儒家历史上是仅此于孔子的一代宗师。他秉承孔孟伦常思想之大成，集北宋以来周敦颐、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的精髓，创立了自己一套完整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他理学思想的中心就是他的道德教育。作为一代圣贤，其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确实是人类社会都应共同遵守的原则，很值得后人深思。然而，朱熹的道德修养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朱熹的生活态度、官德修养、师德风范等方面作些浮浅的论述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对当今的社会教育起到一个积极的借鉴作用，并能对我们新时期的思想建设有所启示。 一、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小学与大学的教育思想 朱熹把人的一生划分为1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和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他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他认为：“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说明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教以事”，即培养训练其封建道德行为习惯，而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明其理”，即在已经获得初步的道德观念和养成初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而讲明“义理”。主张儿童在15岁以后，进入大学，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即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亦即格物致知的学问。在大学教材方面，他根据理学思想，对《论》、《孟》、《大》、《中》作了新注释，编成《四书集注》。 2.关于读书法的教育思想 朱子认为为学先要穷理，要穷理必先读书。因为“天理”的精蕴全在圣贤的书中，故读圣贤之书，是达到穷理的必经之途。他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有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这样，读书就成为穷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穷理是读书的目的。 朱子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奠定了古代读书法的基础。后人依据此订立读书程序，如元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陆世仪的“论读书”等，在封建教育实践中，影响很大。六条“读书法”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综合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读书、进业的程序和步骤。以“居敬持志”为中心。有合理因素。体现了量力性、巩固性、主动性等原则。他的读书法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⑴循序渐进 ⑵熟读析思 ⑶虚心涵泳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 书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包含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内涵远比“实事求是”丰富。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朱熹论学习原则和方法
朱熹论学习原则和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万物之理的精华都体现在儒家经典中，所以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读圣贤之书的关键则是要体认天理。朱熹将这一目标概括为读书穷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欲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见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六条的内容如下： 1.循序渐进 朱熹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体现在读书上，就是读通了一本书后再去读另一本书；体现在读一本书上，就是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来读。总而言之，“未明于前，勿求于后”。朱熹循序渐进的读书原则，主要是强调学习要有踏实的作风，追求扎扎实实的效果，但也有过于呆板的地方。 2. 熟读精思 熟读精思的目的，是深刻理解圣贤文章中有关性理的真谛。为此，朱熹指出，书必须熟读精思。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自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在读书的遍数上要严格要求自己，一点不能偷工减料。书要读到不仅要能背熟，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而且在说出书中的内容时，就像自己发自内心所说的话那样。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在读书时深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体验作者的旨趣。产生疑问是“精思”的前提。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开始读书时只是理解而已，然后渐渐产生疑问，通过思考，疑问渐解，最后达到全然无疑，这个过程就是读书成功的体现。 3. 虚心涵泳 朱熹针对一般人读书往往存在的先入为主的毛病，强调读书必须有虚心的态度，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他说：“观书但当虚心平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