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之“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第25卷第1期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Vol.25 No.1 2010年1月 JOURNAL OF JIANGSU POLICE OFFICER COLLEGE Jan.2010·刑事法研究·

刑法第175条之一“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傅跃建 胡晓景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具有积极的意义。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理解和认定其中的“重大损失”则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重大损失”范围应以直接损失为限;“重大损失”的判断时限应以公安部门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时限;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50-100万元以上损失,“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300-500万元以上损失。单位实施的,以上述数额的2至4倍掌握。

关键词:骗取票据承兑罪刑法第175条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1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1020(2010)01-0027-04

2006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在《刑法》第175条基础上增加了一条作为第175条之一,即“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明确单位可以构成这一犯罪:“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该条罪名确定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该罪名将防范金融风险的防线前置,弥补了第193条贷款诈骗罪在司法适用中取证困难的不足,对降低金融风险、保护社会信用尤其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与相对人之间的信用关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应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和认定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造成重大损失”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笔者试结合具体案例对“重大损失”的相关问题谈点一管之见。

收稿日期:2009-12-26

作者简介:傅跃建(1958-),男,浙江金华人,汉族,浙江省金华市人民警察学校高级讲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刑法学、犯罪学,浙江金华,321000。胡晓景(1984-),女,浙江义乌人,汉族,浙江省义

乌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主要研究刑法学,浙江义乌,3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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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及问题的提出

甲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乙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甲因经营亏损,想到银行贷款,同朋友丙商量后,丙答应帮忙从浙江某商业银行办理承兑汇票,但必须支付所贷数额二分利计息给其好处费。商定后,丙又委托亲戚乙办理相关承兑汇票事宜。为顺利贴现,甲与乙编造了虚假的购销合同,伪造了相关的担保合同,并由B公司利用上述虚假材料向浙江某商业银行申请汇票贴现。A公司缴纳210万元保证金后(实际为B公司垫付),办理了3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07年5月24日,浙江某商业银行批准B公司贴现。乙、丙在扣除相关手续费和“利息”后,实际交给甲47万元余款。半年到期后,经浙江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讨,尚有90万元欠款一直未还。2008年2月浙江某商业银行向公安机关控告,遂案发。在本案立案后移送起诉前,甲、乙、丙等人及其亲友筹集资金将余款归还银行。

实践中对甲、乙、丙应如何定罪量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甲、乙、丙是否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即甲、乙、丙的主动归还能否对定罪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对归还行为设置明确的时间。第二,如果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该如何确定该三人的量刑档次,即参照什么标准确定该罪名的犯罪数额标准。概括起来,本案的争议即在于如何理解和认定“重大损失”。

二、“重大损失”的含义及其界定

根据修正后《刑法》第175条之一的规定,“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从本罪的文字来看,本罪包含了两种犯罪构成模式,即结果犯和情节犯。结果犯要求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这里法定的犯罪结果,专指犯罪行为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而给犯罪客体造成的物质性的、可以具体测量确定的有形的损害结果。①情节犯除了数额巨大以外,一般还包括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犯罪动机、次数等方面内容。

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立法、司法解释,学界对如何界定“重大损失”的含义及外延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重大损失是指行为人贷款以后因为客观原因导致一定数额的贷款无法归还的情形,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经济损失。②也有的认为,重大损失一般是指贷款数额较大而不能按期收回,或者贷款数额虽然不是较大,但是本息比例较大,或者贷款、开具的金融信用票据、保函担保的交易项事关特定区域经济发展大局,足以造成严重损害等等情形。③

重大损失在通说上一般都与一定的财产灭失和财物损毁相关联。根据损失与行为的联系形式不同,可以将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危害行为直接造成的侵害事实,直接损失数额是指犯罪行为使受害人现有的财物数量当即减少或丧失,在本罪中即行为人无法归还银行贷款的数额。间接损失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独立的另一现象作为联系的中介,间接损失数额是指受害人现有的财物减少或丧失之后所引起或造成的受害人借此财物得到的财物和利益的减少或丧失。④上述第二种观点中所列的“交易项事关特定区域经济发展大局,足以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当属间接损失。

作为本罪构成要件,“重大损失”范围应以直接损失为限。首先,从语意上来看,一般人都会将“重大损失”认定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不可能是危险状态所“足以造成严重损害”等还未实际产生的损害结果;其次,从本条的立法规定来看,已经有一个“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

①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②李翔:《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兼评〈刑法〉第175条之一》,《学术论坛》2008年第1期。

③吴华清:《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信用罪》,《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9期。

④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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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的区分,如果再将“足以造成严重损害”等情节犯的因素掺杂在“重大损失”的结果犯中,则难免给人混乱不堪的感觉。

因此,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较为科学,即以行为人无法归还银行贷款的数额为标准判断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而“其他严重情节”,具体而言包括骗取这一手段行为的严重性和骗取的对象性质的严重性。手段行为的严重性,是指伪造国家重要证件、巧立国家重要项目,或者损失不是很大,但参与人员众多,社会影响巨大,或者其他严重干扰金融机构正常信用管理体系的行为;骗取的对象性质的严重性,是指骗取的贷款、金融信用票证、保函有特定的意义或者特定用途,或者严重破坏特定交易环境,导致金融机构或者交易相对人发生严重信用危机等等情形。

三、“重大损失”的认定时限

在什么时间阶段上计算损失数额和如何对待已经退还或者追还的财物是认定和计算“重大损失”的关键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主张以行为人与银行协议的还款日期为限计算造成的损失数额;其二,主张以公安机关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额;其三,主张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额;其四,主张以法院一审宣判前行为人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额。以上四种观点,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立法目的来看,本罪的设立是为了打击那些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信用,最终无法偿还金融机构资产,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这些利用金融信用票证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信用保证行为,一方面给金融机构的正常管理带来严重干扰与破坏,极大地危害了金融机构的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直接造成金融机构的财产与信用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打击面过宽,立法机关采用了结果犯和情节犯并用的模式,而没有采纳银监会关于以行为犯模式定罪的意见。因此,采取第二种观点。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前如数将款项归还弥补了银行损失的,可以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而鼓励行为人积极归还金融机构资产。

其次,从刑事诉讼进程来看,以司法机关立案时为标准判断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过程的稳定状况。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根据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法院一审宣判为截止时间,将使“重大损失”的衡量在司法操作层面上出现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到诉讼进程的基本平稳度,因此第三、四种观点难以被司法部门真正采纳。

最后,从便于司法处罚的角度上看,对于行为人弥补银行损失是否处罚的时间界限,也应以司法机关立案时为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7月26日公布实施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立案时确已造成的经济损失。移送审查起诉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

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欺诈手段取得了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但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已经还款完毕,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没有造成损失,则不构成本罪。当然,如果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仍可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在协议规定期限之后司法机关立案之前归还款项的,可视为没有造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不构成本罪。对于立案后归还的,则不论是主动归还还是被动归还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量刑时的一个衡量因素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以公安机关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时限标准既满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减少金融损失;又符合刑法的规范价值,有利于司法实践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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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损失”的数额标准

由于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造成重大损失的数额标准只能参照其他相关经济犯罪的解释数额来认定。对此,存在以下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贷款诈骗罪为本罪的参照;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同是175条的高利转贷罪为参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为参照。

笔者认为,本罪虽然在行为表现形式上与贷款诈骗等犯罪相似,但是,贷款诈骗等犯罪需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主观恶性不同,不宜以贷款诈骗罪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参照。而高利转贷罪着眼于对贷款用途作出特别限制,并且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定罪标准,因此也不宜作为本罪的参照。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这两个罪是银行工作人员在处理贷款、信用证、票据、保函时涉嫌的犯罪,可以视为本罪的对行犯。①因此,对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可以分具体的行为具体对待。骗取贷款罪可以以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规定为依据,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本罪的“重大损失”标准。

根据200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单位实施的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2至4倍掌握。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36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个人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由于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没有规定加重处罚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根据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标准,可以确定50万元是骗取信用证、票据承兑、保函罪“重大损失”的标准。

因此,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50-100万元以上损失,“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300-500万元以上损失。单位实施的,以上述数额的2至4倍掌握。骗取信用证、票据承兑、保函罪的“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10万元,“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50万元,单位实施的,以上述数额的2至4倍掌握。当然,以上的数额标准只是学术讨论,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适用标准,以避免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和各地司法的不统一。

根据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本案中的甲、乙、丙为了套取银行贷款,明知A公司不符合银行票据承兑取得条件,却合谋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到期后不能归还数额达90万,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应当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该三人及其亲友在侦查阶段自行筹集资金将余款归还银行,可以对该三人从轻处罚。

[责任编辑:孙勇才]

①王恩海、顾文虎:《对〈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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