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生死观 孟骞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触及到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希冀建功立业。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

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着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这种苦闷和感慨，正是英雄人物的苦闷和感慨，是烈士的一种悲心。再如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拥有三千年寿数的神龟、能够乘云驾雾的腾蛇，生命终结之时也会和蝼蚁一般，化做土灰，更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有何作为？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可违背“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但也不能听凭“天命”，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活着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死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并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多了几分不可摧折的乐观。

二、寄情山水，任真自得。代表人物：陶渊明。

生在魏晋，是陶渊明的不幸。当时，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

荡不安，王朝政权更迭频繁。且在政坛上，寒门与士族之间矛盾重重，人们不仅常常官位不保，性命亦在朝夕之间。出身寒门的陶渊明，高洁不群的陶渊明，如何一展生平所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生在魏晋，亦是陶渊明的大幸，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李泽厚）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时代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开始了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这样的幸与不幸，造就了陶渊明，独一无二的的陶渊明。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陶渊明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和常人俗人一样，是恐惧的、悲慨的，“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但他对死亡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达观。陶渊明特别喜欢凭吊坟墓以及废墟。“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每次面对他人的死，感悟的却是生的可贵。既然生命必要终结，也就无须为一个必然的结局过分思考，消耗精力，浪费时间，影响生活质量，还不如顺从自然的变化，让个体生命融入自然运化之中，在怡人的田园，愉快的躬耕，淳朴的风土人情中让自己的生命丰盈。和曹操曹丕等建安诗人执着此生，建功立业的生死观相比，陶渊明的寄情山水、享受田园是不是境界就低了呢？其实不然，陶渊明对归隐的选择其实也是他对热爱生命方式的选择。视官场为“尘网”、“樊笼”的他，所谓的“积极有为”才是对生命的浪费。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陶渊明的《归去兮来辞》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极乐净土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他的人生哲学。陶渊明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世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任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如此看待生死，陶渊明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并成为真正的智者形象永存。

三、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代表人物：王羲之。

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必修二中选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书法作品，此文的确书写出书法史上最惊艳最洒脱的一笔，但就其内容，作为一篇游记，笔者认为记游并非本文的亮色，但其对生死观的探讨的确引人深思。

上文讲过，魏晋人对死的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对生的焦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魏晋士大夫普遍崇尚老庄，认同庄子“生死存亡为一体”（《庄子·大宗师》）的生死观。庄子对死亡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谈特谈死，“死生”一词在《庄子》一书中至少出现过２４次。庄子认为死亡具有必然性，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就好像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都是自然的规律，非人力所能干预。死亡是自

然的巧妙安排，让人们在毕生的劳累之后，得以安息。因此死亡

不值得恐惧，更应从容面对，甚至感到庆幸。庄子在妻子死后，并未抚棺悲号，痛不欲生，反而“方箕踞鼓盆而歌。”的行为，正是其“一死生”的体现。同为乱世，生存在“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魏晋，生存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魏晋，每一个人都有着朝不保夕的恐惧。与其在这人间地狱挣扎求生，不如接受庄子勾勒的美好的死亡蓝图，不如沉溺于酒，放浪形骸，不如笃信佛教，寄望来生。当时的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如刘伶、阮籍嗜酒如命，“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酒德颂》）《世说新语》记载名士张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种宣扬以饮酒为代表的及时行乐的观点，影响了很多人。

但王羲之却不完全苟同“一死生”，他在《兰亭集序》中，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生活在东晋时代，虽说不免受到道、释、玄学的影响，使得他的对死亡也有些消极悲观，“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但他同样在作品中直接表露对生存的向往，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明确地指斥了当时消除生死界限的老庄哲学。固，本来之意，他借此表达了坚定不移的态度：死生为一体是荒诞不经的，这似乎可以消除乱世之人惧死的痛苦，但它却麻痹了人“生”的意志，否定了人“生”的价值。以“一死生”为借口，最终使人生观和价值观走向虚无。而“齐彭殇为妄作”将长寿与短命等同更是一派胡言，“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列子·力命篇》）和

未成年即夭折之人的寿数有着云泥之别，怎能扭曲客观事实，取消时间长短的界限，使客观存在的时间成为虚无？

可以说，生命意识应是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但时人过多关注“死”而忽略怎样“活”，任凭人生苍白虚度，王羲之不禁悲从中来，他的“悲”是他对血肉之躯的生命的珍惜，是对个体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士大夫本当“兼济天下”，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应故作放旷，专注玄谈，不屑事功，（“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正因为王羲之对生命是如此的珍惜，因此，“每览昔人兴感之由”，于是在文章中自然阐发了自己对生死问题的深刻认识，目的在于“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古文观止》的编者吴调侯指出：“（《兰亭集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以上三种生死观，代表了魏晋文人对待生死问题的三种境界，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用建功立业抵消对死亡的恐惧，陶渊明想在大自然中找到生命的归宿，两者虽表现不同但都体现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王羲之的生死观，则体现了对二者的超越，认识到生的局限，所以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拒绝行尸走肉、碌碌无为地“生”，但也不排斥将自己放任与天地山水之间，享受“生”的美好。我认为，高中语文教材将三位在生死观上有独到思考的重量级魏晋文人同时编录入必修二，应该不是无心之举。对每一个高中生而言，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至关重要，通过对教材中这三种生死观的研

读，相信同学们会有一点启发和收获。

东西方思维模式比较之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内容丰富，本文将对其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即中西生死观进行比较分析。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生命，生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权利还是义务，是快乐还是痛苦等，其次是如何对待死亡，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必然，还是对人的惩罚。研究中西生死观的比较对于我们拓宽在生死问题上的视野有极大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也有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 一、中西生死观的共同点：重生敬死 中西方虽然有着很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但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生的价值，人们都期望能够好好活着，延年益寿。二者也都很敬畏死亡，把人生彼岸看作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对死寄予最后的希望。 1．重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爱惜人的生命。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人而不是鬼神。重的是生，而不是死。道家学派把重生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早期道家学者厌恶世人为名为利为权势而进行的复仇，提倡一种重生至上主义。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渴望长生不死的迷信做法，如修炼、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寻求长生的做法，都体现了人们对生的重视，对生的渴望。 西方思想家也重生，他们注重人生的幸福，注重合理的，高效率的，充分的享受人生。 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死后说：“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问是幸福的，有战争，有荣誉，有美色，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去追求，在阴间，什么都没有。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自由主义幸福论者特别强调肉体的无痛苦

魏晋人的生死观

魏晋人的生死观 面对死亡的奥秘，人们忧惧的同时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迷茫无助会产生各种神秘观念和表现方式，显现出不同文化或某一时代的精神世界。生死观的演变，是社会演变的体现，在思想史上十分重要。 一、魏晋人如何面对死亡 魏晋历史充斥着死亡的因素，但魏晋人对生的珍视、对死的超脱、对信仰的坚守、对痴情的崇尚，足以让魏晋永远散发着最独特的味道。上承忠烈沉江的屈原、悲愤自杀的伍子胥、自刎乌江的项羽；下启文天祥、陆秀夫、岳飞乃至王国维。如何面对死亡是魏晋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魏晋人虽然也有潘岳、向秀等人，向政治屈服，现实妥协。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对道义的坚守，九死而不悔。 二、魏晋死亡观的思想分析 为什么众多的魏晋风流人物和故事集中出现在魏晋时代呢？为什么魏晋人面对死亡如此的超脱旷达至情至性？我觉得之所以能酝酿出魏晋人旷达至情的生死观，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的反思。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随着三国鼎立，天下大乱，繁琐的经学已经无大效于天下平定，反而崇尚智谋之士，曹操甚至直重人才，小节勿论。就像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所言“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纷纷出现。”第二，党人的流风余韵。东汉末年，在党锢之祸之中，李膺、张俭等名士被杀害，数百人被牵连至死。这红色的血液孕育了一系列品德高尚、心系天下安危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高尚之士。这种不以生死为重、唯以节义为高的精神启发着魏晋人对生死与宇宙深情的反思与探索。第三，缘情尚悲的时代文学风尚。东汉末年的时候，抒情诗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等文学的发展，文学自身的特征抒情化、非功利、审美化逐渐显露出来。魏晋时代，无论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还是结藻清英的西晋文学，都比较重视人内心世界的揭露与描写，文人僵化的内心世界逐渐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大量哀伤文字的出现表现对生命伤逝的悼念。 三、佛教对魏晋生死观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更对当时的生死观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生死观念最重要的是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但是灵魂不死，而且还可以再生人世，具体体现就是因果报应和轮回观念。佛教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获得解脱前都要依十二因缘和三世构成“三世二重因果”规律，在“三世”和“六道”中生死轮回，永无终期。“三世”即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六道又名六趣，指众生依据生前善恶行为，即“业”。也就是一切身心活动而有六种轮回转生趋向，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佛教认为的最高境

(完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一、填空 1、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是曹操，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短歌行》。 2、中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 3、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是曹植，[南朝梁]钟嵘《诗品》称之为“建安之英”。 4、曹植的生活与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的代表诗作是《白马篇》，后期的代表诗作是《赠白马王彪》。 5、被[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为“七子之冠冕”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代表诗作是《七哀诗》。 6、建安时期，著名的女诗人是蔡琰，其代表作是五言体的《悲愤诗》。 7、继建安之后的正始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8、阮籍，字嗣宗。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部兵。他的代表作是《咏怀诗》。 9、西晋太康、元康时期，诗坛出现了一些诗人，“二陆”即陆机和陆云，“两潘”即潘岳和潘尼，“一左”即左思。 10、陆机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写成的。 11、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以“悼亡”为题，是受了潘岳的《悼言诗》影响。 12、西晋诗坛以写游仙诗而闻名的诗人是郭璞。他的游仙诗是借游仙以抒怀。 13、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14、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 15、最为杰出的北朝民歌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 16、北朝民歌中有一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描绘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的诗篇是《敕勒歌》。 17、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是谢灵运。他的代表作是《登池上楼》。 18、在南朝诗坛上，并称“颜谢”的诗人是颜延年和谢灵运，并称“大小谢”的诗人是和谢灵运、谢眺。 19、谢灵运诗歌创作的结构多半用“记游写景说理”这种章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能的恐惧。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 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 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 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 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 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 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 天上是神的世界，神无生无死, 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 有生必有死, 地下是鬼的世界, 阴森的令人恐怖。中国原始宗教中的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 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开始出现。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死亡观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于生死这个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请教过他的老师，孔子脱口而出“未知生, 焉知死”。意谓人如果连“此生”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来世”。孔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感性生命的愉悦，对生活负责，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 这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 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 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 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 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 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 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 提供理想和规范。儒家学说认为，面对死亡威胁，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而置社会价值于不顾，将不齿于世人。反之，那种“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置于生命的本然状态之上，从而使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光彩的仁人志士应受到世代推崇，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儒家文化把人的自然生命作为实现社会价值的载体，只有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人的自然生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人们恐惧死亡也是担心“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功业难以实现，为实现社会价值，即使付出生命也无所畏惧。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使得死亡成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过程，而同时儒家文化的这种把死亡问题排斥在生命视野之外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也是中国人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根源之一。 与儒家相比, 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 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 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 把万物归结于“道”, 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 要顺其自然, 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

古代文人雅称(印)

古代文人雅称 中国诗史上有给诗人起“浑名称谓”的习惯，往往以一个“浑名”，或“别称”，或“雅号”，去概括人们对这位诗人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在此列举如下： 古代文人雅称： 衡山居士：明代文征明青莲居士：唐代李白东坡居士：北宋苏轼 香山居士：唐代白居易六一居士：北宋欧阳修幽栖居士：北宋朱淑真 石湖居士：南宋范成大后山居士：宋代陈师道千湖居士：南宋张孝祥 芦山居士：宋代张元平易安居士：宋代李清照六如居士：明代唐伯虎 店村居士：南宋刘克庄柳泉居士：清代蒲松龄清真居士：宋代周邦彦 淮海居士：北宋秦观姑溪居士：北宋李之仪更生居士：清代洪亮吉 芹溪居士：清代曹雪芹随园老人：清代袁牧白石道人：南宋姜夔 遗山山人：金代元好问齐东野人：元代张养浩倚松老人：南宋陆游 东皋子：唐代王绩幽忧子：唐代卢照邻已斋臾：元代关汉卿江东生：唐代罗隐 中国古代历史圣人 至圣：孔子（春秋）亚圣：孟子（战国）诗圣：杜甫（唐朝） 词圣：苏轼（北宋）文圣：欧阳修（北宋）书圣：王羲之（东晋） 画圣：吴道子（唐朝）医圣：张仲景（东汉）药圣：李时珍（明朝） 茶圣：陆羽（唐朝）草圣：张芝（汉）史圣：司马迁（西汉） 十七位作家原名 鲁迅：周树人茅盾：沈德鸿周扬：周起应冰心：谢婉莹 萧军：周田军田汉：田寿昌沙丁：杨朝熙艾青：蒋海澄 殷夫：徐柏庭巴金：李芾甘叶圣陶：叶绍钧老舍：舒庆春 丁冷：蒋冰之夏衍：沈端先曹禺：石家宝韬奋：邹思润 阿英：钱杏树 诗癖——萧纲 萧纲（503～551），字世缵，梁简文帝，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初封晋安王，昭明太子卒，立为皇太子，后嗣位。谥曰简文帝，庙号太宗。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早慧文学少年。三国魏曹植封东阿王，梁武帝惊叹六岁的萧纲的文才，以曹植比之。 诗杰――王勃 王勃（649～676），字子字，绛州龙门（今山西运城市万荣县)人，唐代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称为“王杨卢骆”，号称“初唐四杰”。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日本人的生死观(王雪茹)

毕业论文 题目： 中文：日本人的生死观 日文：日本人の死生観 专业：日语指导教师：朱玉萍 学生姓名：王雪茹班级-学号： 1007040315 2011年 6月

摘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但是，日本人的自杀率世界最高，这也是确凿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渐渐提升。尽管如此，日本的自杀率却越来越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呢？日本人有着什么样的生死观的呢？本篇论文从日本自杀率来看日本人的生死观，展开论述。 关键词：高自杀率，日本人的生死观，耻文化 要旨 周知のとおり、日本は世界一の長寿国である。しかし、日本人の自殺率が世界では一番高いのは確実な事実である。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るにつれて、日本人の生活レベルもだんだん向上していく。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の自殺率が上がる一方だ。こ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ろうか？ここには何か深い原因があるのだろうか。日本人にはどういう生死観を持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小論は日本人の高自殺率の理由について、論述を展開したのである。経済、思想、社会の三方面の詳しい内容をまとめ、それを通じて、現代日本人の高自殺率の理由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自殺生死観無常観恥の文化

目次 はじめに (1) 1 現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自殺率高い状況 (2) 1.1 昔はよく自殺 (2) 1.2 現代の自殺状況 (2) 1.2.1 普通の人のこと (2) 1.2.2有名人のこと (3) 2 高自殺の理由について (4) 2.1 経済上の理由 (4) 2.2思想上の原因 (4) 2.2.1自殺への寛容的な態度 (4) 2.2.2生と死の連続性 (5) 2.2.3自殺による心情の表れ (6) 2.2.4 自殺による責任の果し (7) 2.3社会上の原因 (8) 2.3.1集団主義 (8) 2.3.2苛めの問題 (9) 3日本人の死生観 (9) 3.1死生について (9) 3.2生と死の関係 (10) 4影響要素 (10) 4.1島国意識の影響 (10) 4.2武士道と日本人の死生観 (11) 4.3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影響 (11) おわりに (12) 参考文献 (13)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儒释道的生死观

儒释道的生死观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它们对大千世界的的认识的不同。无论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还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进；以及释家的根尘幻化，业不可逃，都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为博大精深，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一、儒家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

二、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这样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演化的回归。这比儒家的魂魄说更辽远，更空灵，生死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辩证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生之来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为人生问题的极限，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痛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究其深处我们还是感到其乐观的背后刮着对人生悲观、无奈的风。 三、佛家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称：＂我将在此世间的黑暗之中，打击永生之鼓＂。从那以后，人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阴影，因果学说将是说明今生及以后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则，＂轮回＂一词美丽得令人晕眩，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肉体不断再生，而＂业＂就是决定再生的出现和性质的法则，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可以转生的灵魂，除业以外，一无所有。生命告终之时，其行为的总和____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并且决定另外一群＂蕴＂____一个再生者的性质。即每一个生命的性质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预先所作行为的结果，由此，在一切有机与无机世界中，没有单纯的、自我存在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都是合成的、相对的、暂时的，人的存在亦如是，虽有幼年、中年、老年这一相对稳定的流程，但死亡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存在的终点，如果不能证得涅槃，诸蕴仍能集合，死亡不过像割除野草，而草根依然存在，仍会重新生长。就这样，儒释道三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关于生与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看中国生死观

浅论生死观 ————我的《最后一堂生死课》读书笔记 11级七年儿科班胡嘉健 1103019 【内容摘要】：生者，命之存也，死者，生之覆也。世间万物，有生必有死。生死二字的讨论自古以来就占据了人们思考的大量篇幅。那么人，究竟是先有生，还是先有死？还是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活着的，但其实是已经死去的？还是我们那些所谓逝去的亲人朋友们只是更换去了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时空开启自己的新生？本文即从作者所阅读的一本读物《最后一堂生死课》出发，浅谈在这本书中所描写到的生死观。 【关键词】生死观儒释道 一，从何谓生死开始讲起 翻开这本《最后一堂生死课》的第一章，看到的自然就是在讲何谓生死学，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究界限，才可以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①是啊，我们若是只关注自己生前和眼前的一切，而忽视了自己在生的另一面“死”有着怎样的意义的话，这样的世界观未免是不完全的，也是不能完全反映我们生命现世的。我们人类是由千奇百怪的有机物所组合成的，那么这些千奇百怪的有机物在成为我们的身体一部分之前在哪里呢？不正是在除了人之外的大自然中么？他们的存在自然不需要人类去定义它们的生死，被归化为人体之前他们是存在，归化为人体之后它们依旧存在，当我们人类死去后，这些物质并不会消失，而是被分解者分解，成为其他奇形怪状的物质，所以这些物质啊，是绝不会凭空消失的，而是天底下全世界的物质都处于一个又一个小循环中，而这些个小小的循环会最终构成宇宙的大循环，即为物质守恒定律，而人在这其中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呢？人的生死又在其中有着如何的节点作用呢？ 若从历史与宇宙的大角度来看，生，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罢了，它与死并无太大的差别，谁能说一个石头就是死的呢？可能只是它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罢了。“子非石，安知石之生死？”而同时我们又必须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当我们抛开历史，抛开宇宙万物，单单把一个生命摆在你面前，就在这一瞬间的事，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生，又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可以思考，有智力，有行为，有求生的本能。即使是最简单的一只草履虫，也知道要向着有养分的地方蠕动，这不正是生的证明吗？所以，对于生，我们的看法是有着两面性的，而对于死的辨析自然也就和生是一样的。那么在辨析过了生死，我们又该如何做呢？很简单的四个字：“好好活着”。 二，从中国传统生死观来看 《最后一堂生死课》，这是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中国人写的书，自然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死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乐生文化,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现在,而对未知的世界持回避态度,并表现出与基督教寻求来世的关怀不同的特点。”②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人的千百年来的生死观中，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儒释道的生死观了。其中儒家的思想十分明确，“孔子强调的是活在人世间的价值与意义，他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便是立足于在世间建立生命与道德的价值。”可见，孔子他老人家所关注的只是人在今生今世如何才能活的更好更出色，而有关死后的事与他无关，他不去考虑。而与孔子的恭恭敬敬的今世论相较，道家的生死观则显得较为宏观和潇洒，“一切皆自然”就是道家的生死观，“依道家的观点，天地就是天地，没有所谓制约、宰治的天，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死亡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的区别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 摘要：中西方文化中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及生死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社会所影响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文试从死亡观解读中西方的文化现象，分别从精神生活，向死而生的态度以及自杀现象来浅述。 关键字：死亡观精神文化自杀向死而生 死亡是个无法逃避的话题，也不乏大量的学者从各个领域展开对其的研究，死亡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知道的人也再也不能回来。作为现象研究，死亡涉及的范围广泛。中西方对死亡的态度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西方重视“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对死其实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恐惧的，因为对死亡的意义从未深究，不知道死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面对亲人或朋友的死，他们的悲痛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相比之下，我们很少看见西方人在葬礼上毫无节制的痛哭，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重感情，而是他们早已了解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对亲人或朋友的离世表现得更加理性，他们的悲痛更多是来自于一种对分别的惋惜和伤感。 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重视精神生活，反而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亲人去世，常会以焚纸的方式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不过烧的不是书信，而是纸钱、纸衣、纸车马等，不外乎是一些生前所需的吃喝穿用，仿佛人死之后已经无形无象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也照样过着人间的世俗生活，照样需要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过去有钱人家死了人，还要把真东西拿去陪葬的，这一点，看看中国历代皇帝的豪华陵寝和无数随葬的珍宝就知道了。 可是，很少听说欧洲哪个国家的帝王陵墓修得如此富丽宏伟，或者是墓地里挖出了多少珍奇宝物。西方国家的墓园内草木茐茏，偶有一束鲜花散放在某个墓前，温馨而淡雅。每一座墓前都是一尊体现死者独特个性的雕塑，个个构思精湛，形神兼备，别具匠心，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徜徉其中，使人在艺术的感染下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启迪。 二、西方“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 “向死而生”是死亡本体论的建构，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就是说一直以“有死”或“能死”的方式活着。这种贯穿一切“活着”的死亡存在，先于任何形式的亡故。死亡所意指的结束，不是此在的在终极的存在,而是这个存在者的向终结的存在。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着的人与等候在生命尽头的死亡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人们不是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经在场；或

研究性学习——中国古代文人生死观

研究性学习——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 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学到许许多多以生与死为话题的文言文，如《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等等。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语文学习中，只注重对文言实虚词和文言表达手法的积累，而忽视作者想借此来抒发的思想感情和自身的理想抱负，那么就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真谛。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许多传统古文都表达了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见解，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就典型人物司马迁与《报任安书》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这是典型的儒家生死观，强调道义大于生死。更强调精神上的永生大于肉体上的不灭。 舍生取义，生存还是毁灭，是司马迁在遭受极刑之后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的，通常选择死，这也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在《报任安书》中，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怀着满腔的悲愤，倾吐了他的痛苦与不满，叙述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所追求的，就是死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芳百世，彪炳千古，“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不止一次代表白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培根说：“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身处逆境，尽管躯体是卑微的，却仍要去为人生创造价值，通过奋斗转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 鲁迅也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挫折面前，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轻生，有人选择了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这都是对生命的轻率，是对生命的怯懦。“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一对生命的高度诠释，彰显了司马迁对生命价值的崇高追求，他把自己的灵魂寄托于这部旷世传奇中，使其能够流芳千古，彪炳史册，这些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么？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一览表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 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 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 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 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 "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 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 "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

从《过零丁洋》看中国诗人的生死观

从《过零丁洋》说中国诗人的生死观 在《红楼梦》中，自称“槛外人”的妙玉最喜爱的一句诗词是范成大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铁门槛”在此指代富贵人家，而”土馒头”“即代表了坟墓，因其二者形似，故称之为“土馒头”。可见，不管一人生前多么富有，但总是逃不过死亡。而在中国诗人们的眼中，又有着怎样的生死观？让我们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开始说起。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一首《过零丁洋》将自己舍生取义、不畏死亡的民族气节表现得淋漓至尽。零丁洋是今天广东中山南的珠江口。文天祥于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被元军所俘，囚于零丁洋的战船中，次年正月，元军都元帅张弘范攻打崖山，逼迫文天祥招降坚守崖山的宋军统帅张世杰。于是，文天祥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诗。 首句为“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作者被敌人困于战船之中，望着这破碎的山河，心中悲痛万分。想起自己早年辛苦读书，也是要实现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抱负，却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却拿起“干戈”并随军征战了四年的时间。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却不知文人风骨最是可敬！在国家危急存亡关键时刻，文天祥奋勇而起，不惜倾其家产，招募三万勇士，组成义军，义无

反顾地加入了抗元的大军之中。但因起兵勤王的人寥寥无几，文天祥等人虽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南宋战败的事实。这里更显出文天祥的忠心，对局势的痛心，以及对投降派的谴责与愤怒。 颔联“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作者再次从从国家与个人两方面入手来抒发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明白，国家与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现今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敌人的侵略下支离破碎，就像狂风吹卷着柳絮零落飘散；自己的身世遭遇也因此而动荡不安，就像暴雨打击下的浮萍颠簸浮沉。“风飘絮”和“雨打萍”，在此形象贴切描绘了国家行将败亡时的情景以及对自己一生经历遭遇的形象饱含情感的概括。同样，诗人杜甫也因为“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感到：“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其实，诗人与国家，这两个名词早就融为一体了，诗人总是为国家而存在，当国家遭受灾难时，他们因为身在民间，所以对苦难的感受比统治者们更加深切。再加上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渴望国家安定繁荣的期望也就愈加强烈！所以他们的诗词“字字读来皆是血”！ 颈联“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前句为追忆，后句描述眼前之情景。惶恐滩，原名叫黄公滩，在今江西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惶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文天祥当年起兵时曾路过这里，后被元兵打败，撤到福建。无法挽大厦于将倾，这是一个仁人志士的最大的“惶恐”了。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经过零丁洋，这一句是写实。这两句今昔对比，跨越时空，高度概括，既叙事，又抒情，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若没有亲身经历、深沉的情感积淀，是写不出如此精绝的对句来的。作者借一生中感受最深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两件事来表现他的战斗经历和忠愤之心。从写作角度上来说，把地

魏晋文人生死观 孟骞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触及到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希冀建功立业。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

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着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这种苦闷和感慨，正是英雄人物的苦闷和感慨，是烈士的一种悲心。再如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拥有三千年寿数的神龟、能够乘云驾雾的腾蛇，生命终结之时也会和蝼蚁一般，化做土灰，更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有何作为？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可违背“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但也不能听凭“天命”，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活着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死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并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多了几分不可摧折的乐观。 二、寄情山水，任真自得。代表人物：陶渊明。 生在魏晋，是陶渊明的不幸。当时，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

论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文人心理的影响

论文 论文题目论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文人心理的影响 班级高一六班 课程语文选修 指导教师赵利世老师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2009年12月20日

从泰始元年十二月普武帝司马炎代魏起，到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共有三百二十三年（公元２６６年２月到５８９年２月）。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统一后的二十年外，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忘怀过?定于一?的教导（孟子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们艰苦奋斗，一批人失败了，另一批人继之而起，终于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我国魏晋南北朝社会现状对于魏晋文人心理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魏晋时期历史概论及各阶级的生活状况 （一）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状况 这是一个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历史时期。 第一，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颠沛流离的惨状竟屡屡出现。长安、洛阳、邺、建康、江陵等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有的还发生过多次。 第二，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相当发达的地区竟变得与洪荒的原野不相上下。； 第三，人口也大面积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 第四，各族之间，尽管有相互虐杀的悲惨事实，然而交流、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三百多年后，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后，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五，两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化成就大量涌现的时期。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艺都有美不胜收的成就。在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古

人成就之丰富多彩，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能力。而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又使中土文化更增华采，格外耀目。 （二）社会阶级等级状况（士与庶之别）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1.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