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孤独_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_
“孤独”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
罗晓静
内容提要：本论文对鲁迅改造国民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重新作出思考，认
为孤独的个人与个人的孤独，是鲁迅挥之不去的情结，并成为鲁迅作品
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鲁迅作品中，“孤独者”已经成为一种人物形
象的范式。“孤独者”或“孤独”，正是在个体性与群体性、内在性与
外在性的悖论中，“个人”的自性与我性的完整、独立的存在。因此，
鲁迅作品中的孤独者形象和孤独主题表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观念，
并且意味着个人的自识、自剖、自省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与此同时，当
“个人”的自大、个性具有高于群伦的优越性，鲁迅作品中的孤独者形
象和孤独主题也就成为“个人”最高可能的存在和不可逃脱的归宿。
关键词：鲁迅 孤独 个人 自省
鲁迅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1从肉体到精神，人与人之间总是隔膜的，因而人终究是孤独的，孤独上升为人生的处境或普遍生存状态。“孤独”的个人，也成为五四文学中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
一 显层的“国民性”主题和隐匿的“个人”情结
鲁迅是五四作家中对国民性问题讨论最多和最深的。民众之可怜与可憎，密不可分地呈现在鲁迅的笔端。鲁迅在情感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谈到：“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8044001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51035）。
“孤独”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
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2当“爱”占上风时，人道主义的思想就表现得多一点；当“憎”占上风时，个人主义的思想就会凸现出来。从这个双重目标的确定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内心深处“自我”与“他者”的巨大矛盾。
清末民初时期，鲁迅疾呼“任个人而排众数”，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先觉和敏感。他欣赏独异、超拔的“个人”，而他自己也像这“个人”一样孤独。他的文章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他的身份也不过是一个留日的中国学生。1918年5月开始，鲁迅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以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和一系列的随感。从此，他步入生命的热闹、辉煌阶段，并迅速成为文坛的一代宗师。走出“孤独”的鲁迅，他的作品中似乎不再有对“个人”的大声呼唤，他的身份变成改造“国民性”的代言人。
从呼唤“个人”到改造“国民性”，一般被认为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从显现的层面看，“个人”与“国民”的确是鲁迅在清末与五四时期分别关注的不同重点。而且，他在“国民”的时代说“个人”，在“个人”的时代说“国民”，正与近代以来中国个人观念的主流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也使得鲁迅成为一个不可框就的结构。但当我们远离历史的喧嚣，重新解读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就会发现：“个人”与“众数”的对立始终是他思想中的重大矛盾，“任个人而排众数”始终是他价值上的基本取向，“独异的个人”始终是他情感里的核心意象。
也就是说，五四时期鲁迅作品的显层主题虽然是“改造国民性”，但“国民”始终是“他者”。“他者”是外在的，无法取代内在的“自我”。“自我”虽然被悬置了，但总会利用有限的时空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具体表现就是：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设计了一些解救民众的勇士，他们都是尼采式的“超人”。《狂人日记》中，“狂人”发现历史仁义道德字缝中都写着“吃人”两字，在自己要被“吃掉”的威胁下，不住追问“吃人的事，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药》里，革命者夏瑜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被人看作是发了疯了。《长明灯》里，“疯子”力犯众怒，一意要吹熄代表迷信与“稳定”的长明灯。这些人非疯即狂，但都是抗世独立的英雄人物，都有一点不完整的“超人”色彩。
鲁迅在1918年的《随感录》中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所谓“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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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所谓“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3。这两种“自大”，分别属于“天才”和“庸众”。“天才”是觉醒者，是新思想和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一切改革的发端，能够引导时代的前进；“庸众”是蒙昧者，是旧习俗和守制的中坚，极力维护社会的惰性。鲁迅描写的“狂人”、“疯子”，就是有着“个人的自大”的天才。他们一方面承担着解救民众的重负，一方面居于庸众的对立地位。与数量上占据多数的民众相比，他们才是具有主体性内涵的个体，是“独异”的个人。
源于叔本华、齐克果、尼采一系，即鲁迅所谓的“新神思宗”意志解放的非理性个人主义，一直是鲁迅创作的原动力，也是他创作的目的 4。他写小说，是为了要呐喊几声，希望惊醒几个正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他毕生致力于破坏僵化、庸俗的文化现象，是为了养成新一代的人，“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5！但这些先觉者何其孤独地行走于污浊的世界中啊，“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也正是鲁迅的另一重处境和心态。他的心中充满愤激，要挣脱现实的重围，以个体的微薄力量与庞大的社会、庸众进行精神上的较量。这种对立的状态凝固成难以跨越的荒漠，呐喊之声虽“大而闳”，也终不免得到“空空洞洞”的自我评价。所以，鲁迅在欣赏“超人”哲学的同时，也流露出消极、颓败的黑暗与无奈，“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6。
因此，孤独的个人与个人的孤独，也就成了鲁迅挥之不去的情结，并成为鲁迅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狂人”、“疯子”相对于“庸众”是孤独的，每一个普通人自身也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即便卑微如祥林嫂、闰土。更有那样一群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逐着个人自我的实现，也咀嚼着孤独、苦涩和无奈。这些都说明，当鲁迅把改造“国民性”的事业推到前台时，内心并没有放弃对“个人”的追求。“任个人而排众数”，一直都是鲁迅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清醒选择。这是一种坚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号角，是一种使他不惮于在寂寞里孤独奔驰的精神支柱。
二 “孤独”的个人的抗争
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三篇文言论文，即《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集中表达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价值取向。这既是鲁迅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清醒选择，也是他天生的精神气质和一生的情感归宿之所在。鲁迅对易卜生《社会之敌》（现通译《国民公敌》）中的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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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医生产生强烈共鸣，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该剧，并第一次引用了斯托克曼的台词——“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易卜生切身体会到庸众的麻木和先觉者的孤独，因此提倡一种“个人”对于“众数”的藐视态度。易卜生关于“庸众”与“先觉者”对立的思路，显然成为鲁迅的思想资源之一。孤独，在鲁迅眼中成为超俗、抗俗和强者的标志。
在《这样的战士》中，鲁迅写道：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7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早年所说的“任个人”的“摩罗诗人”。他孤独到“只有自己”，他勇敢地举起唯一的原始武器“投枪”与所谓的现代文明作战。因为在鲁迅看来，所谓的现代文明都是对“人”乃至“个人”的吞噬，“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8。“这样的战士”，正是要争取“人”乃至“个人”的生存权利。他可以是强者，也可以是弱者，他的力量来源于对庸众的漠视和对个人的固执。
鲁迅终其一生对无聊的庸众抱有极大的愤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正是这些庸众，使中国的社会万难改变，“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9；正是这些庸众，“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10。对于这样的“群众”，鲁迅采取了非常彻底的对策，就是“使他们无戏可看”。
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就导演了一场无戏可看的戏。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族人认为他们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魏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预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一定要改变新花样。他们大概商定了“全都照旧”的三大条件，即穿白、跪拜、请和尚道士做法事。他们约定在魏连殳到家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做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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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
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11
为此，鲁迅还作了一篇特别的作品《复仇》。在广漠的旷野上，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这立刻引来了无数的看客：“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但那两个人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永久地立着，一任圆活的身体干枯下去。路人们终于觉得失了生趣，慢慢走散开去。他们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复仇者用生命的力量报复了无聊的看客，用“不杀戮”杀戮了旁观者的无聊。鲁迅曾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谈到他写《复仇》的用意：“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激愤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12
“独异的个人”与“庸众”的对立在此达到顶点。“个人”对“庸众”不再有悲悯、哀痛，“庸众”对“个人”也失去了掌控的渠道。“个人”就这样彻底地个人化，在“庸众”的围剿中出走，用沉默、孤独的方式赢得生命的充实、强力。——“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3此一时期，就连鲁迅笔下的弱者也都有一种“愚而挚、羸而韧、悲而傲、鄙而可喜、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的特质”14，“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15。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便塑造了这样的人物。一位母亲年轻时为了养活女儿，在极度的苦痛和羞辱中出卖自己瘦弱而渺小的身体。但当孩子长大后，她不仅得不到理解，反而招致怨恨、鄙夷和小外孙的喊“杀”声。她无言，遗弃一切的冷笑和毒骂，坚定地走出去：
“孤独”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16
石像似的站立和无词的言语，却释放出与宇宙共鸣的巨大能量，“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一个孤独的生命，用赤裸的身体昭示个人的存在，用无声的呐喊抗争庸众的囚牢。
于是，鲁迅作品中那些“孤独”的个人，始终采取孤独的方式，来建立一种真实的存在。“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17
三 “个人”的自省
鲁迅式的孤独，始终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和自持，“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18。鲁迅式的“孤独”的个人，都是积极的自为的孤独。他们也许不堪承受孤独的重压，但只要他们一从众、一认同就意味着失败以至于灭亡。他们崇尚孤独的价值，因而具有很强的自省精神。这种自省精神，不是“零余者”孤独清高之下渴慕归依，而是在自我剖析中走向“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19的自省。
《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生，是孤独者的人生困境甚至是悖论——想活的时候无法活下去；不想活、不配活着的时候，却似乎活得很“好”。魏连殳失业之后，穷困、孤寂，更饱尝了世人态度变化的悲哀。他连自己贵重的善本书也变卖了，家里“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房东家的孩子们见到他也都躲得远远的。在生存的困境中，他甚至肯迁就做点抄写的工作仍不可得，几乎要沦落到求乞的地步。于是，魏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有现洋八十元，那原本荒凉的客厅里迎来“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魏连殳善待自己和世人的时候不被善待；而作践世人的时候反被迎奉和恭维：
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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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然而，魏连殳在同流合污的现实选择背后，体味着精神上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对自我灵魂的叩问：
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我”却只见到死了的魏连殳：“他在不妥贴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怕的死尸。”20魏连殳是“一匹受伤的狼”：他闯入了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嚎叫、绝望，直至死亡。我们看到了“孤独者”在世俗绞杀中的“自我毁灭”，以及毁灭中的精神抗争和痛苦。当身体与灵魂不得不分裂之时，“孤独者”须以杀死自己的方式生存，或作最绝望的报复与抗争。
《在酒楼上》则写了两个无奈者。第一个无奈者是“我”：“我”回到曾经当过一年教员的S城，发现旧日的学校、酒楼、同事、熟人已是物非人散，“颇悔此来为多事了”。“我”来到原本熟识的小酒楼一石居，俨然完全成了生客，因为“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21。无奈，是一种疏离、空虚、懒散和寂寥；无奈，也是一种人生的无根状态和漂泊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或别无依傍。而这些，导致的都是“孤独”。
第二个无奈者是吕纬甫。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他所做的两件无聊的事情：第一件“无聊的事”，是为了敷衍母亲，于深冬之际，千里南下，为3岁时死去的幼弟迁葬。掘开已经平下去的坟，棺木只剩一堆木丝和小木片，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连最难烂的头发也毫无踪影。虽然这坟本已不必再迁，他却“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父亲的坟旁埋掉了，足以骗骗母亲使她安心。第二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安慰自己，南下时沿路搜求购买两朵“剪绒花”，打算送给先前邻居的一个女儿顺姑。顺姑早已因误以为自己要嫁的男人很不堪而羞愧致死，他只得不情愿地将剪绒花送给了“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的阿
“孤独”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昭。其实更加无聊的是，吕纬甫目前的工作是教“子曰诗云”：
“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22
通过吕纬甫讲述的这些“无聊的事”，我们看到了无奈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认真的敷衍，清醒的麻木。而正因为有这种“认真”与“敷衍”，“清醒”与“麻木”的对立和矛盾，竟能在一个人身上相安、共存、而且无事，使人们更震惊于一个“无奈者”，究竟可以怎样的“无奈”。
“无奈者”以清醒而认真的方式顺从了现在，但他们还记得过去、无法忘记过去。“无奈者”已经沦为“同类”，是“庸众”或“失落者”，他们往往心灰意懒、苟且地活着；但他们曾经是“异类”，是“战士”或“反叛者”，意气风发、特立独行、不顾一切。更为重要的是，“无奈者”对此有着冷隽而清醒的自省与自知：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23
吕纬甫把自己的人生道路比作蜂子或蝇子绕了一小圈又飞回来， 他曾有意气风发的过去，曾经想飞得更远；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再无力抗争，“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但飞了一圈和停在一个地方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是增添了更为深沉的痛苦：清醒地注视着自己在模模糊糊、敷敷衍衍、随随便便中消亡。“无奈者”处于“心死”的状态，“受到内在的死亡天使的震动，我就不再是芸芸众生中那种不属于我的人了。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24。
无论是魏连殳式的孤独者，还是吕纬甫式的无奈者，都是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寂寞的“个人”。他们注定不被理解，须承担孤独；他们往往并不寻求理解，独来独往，甚至寻求孤独。
鲁迅作品中，“孤独者”已经成为一种人物形象的范式。“孤独者”或“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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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正是在个体性与群体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悖论中，“个人”的自性与我性的完整、独立的存在。因此，鲁迅作品中的孤独者形象和孤独主题表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观念，并且意味着个人的自识、自剖、自省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与此同时，当“个人”的自大、个性具有高于群伦的优越性，鲁迅作品中的孤独者形象和孤独主题也就成为“个人”最高可能的存在和不可逃脱的归宿。
注 释：
1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3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4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0页。
5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1120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89～90、110页。
7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810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224页。
9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12鲁迅：《复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13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4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0页。
15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9页。
16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页。
17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1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19鲁迅：《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212223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5、29～33、27页。
24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罗晓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邮编 43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