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事件中的政府与媒介

有关“雪灾”的社会评论
权力如何才能在阳光下良性运行

——从抗击冰雪灾害经验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准备工作

莫于川

年近人心思归，出行看天问路。在年前的这场春运困局中，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与气象、交通、水电有关的政府信息，做到政府与群众的沟通配合，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不同做法带来不同结果。

比如其中我们看到，广东省等一些地方的应急办利用气象短信发布平台，迅速发布交通指引信息，紧急发送了几千万条交通提示短信；公安、交通等部门及时启动“抗击雨雪灾害信息协调机制”，利用专门信息平台负责跨省区协调工作，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集中发布最新道路交通情况。这些举措不仅直接有助于让受阻旅客及时了解有关信息而实现知情权，而且也让许多地方受阻旅客的情绪日益稳定。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也颇难让人满意。据新华社报道，由于被冰雪损毁严重的贵州东部电网突然断电，导致湘黔铁路动脉中断。新华社记者就此到相关单位采访时，个别负责人却不提供信息，还斥责记者“添乱”。一条铁路动脉中断，是何原因所致？抢修进程如何？何时恢复通车？这无疑是旅客出行亟须掌握的信息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单位理应向媒体通报。如果人们难以从权威渠道及时、准确、全面了解交通信息，盲目涌入车站、拥塞道路，必然加大风险、后果堪忧。比如1月25日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和衡枣高速公路之所以出现严重大堵车，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人为的原因，那就是各方发布的通车信息混乱，致使许多不知情的车辆进入湖南后无法出去(邻近省区的高速公路相继封闭)，使得冰雪灾害下的交通困局雪上加霜。

可见，抗灾工作的透明是稳定人心的基石，信息混乱不畅是危机管理的大敌。五年前举国抗击SARS疫情初期个别地方封锁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沉痛教训决不可忘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有关政府机关应按此要求完善交通信息发布协调机制，综合、协调、沟通有关职能部门的交通信息资源，避免疏漏、贻误和混乱。实践证明，在抗击冰雪灾害的斗争中，如果有关机构协调一致，准确地向公众传递信息，将灾害和抗灾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公众，让公众及时、准确地知晓与冰雪灾害有关的政府信息，就能获得他们对抗灾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增加抗灾工作成效。

即将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它是在国内外政

府信息公开立法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出台的，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公开条例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例如公开原则，平等原则，服务原则，便民原则，安全原则，法治原则。公开条例还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例如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和豁免公开范围制度，政府信息的公开主体制度，政府信息的公开发布制度，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序制度，政府信息可分割提供制度，政府信息的监督和保障制度。

这些原则和制度体现了我国宪法精神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体现了履行我国加入WTO对透明度原则予以承诺的要求，体现了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使得行政公开有了全国性的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行政公开以前单靠行政权力和政策推动，法律基础不强，一些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公开，造成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二是为公民的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过去公民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公开有关信息，公民也无能为力。现在公开条例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三是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增加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有助于克服暗箱操作、滥用裁量权和行政不作为导致的腐败现象。

公开条例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内容，例如：把保障行政相对人依法获得政府信息作为首要的立法目的，更加体现了关注民生、保障权利、提供服务的精神；设计了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以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和服务质量；分级、分类规定了主动公开范围及其重点，这是正面列举式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国家中规定得最明确、详细的；规定了明确、较短的主动公开时限和答复申请时限，这在世界上也算较短的时限制度，比较有利于相对人；建立了定期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等监督与保障机制。

公开条例于去年4月颁布后，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年的实施准备期是学习、提高、清理、实践的过程，有大量准备工作必须认真做好，包括确定机构、明确职能、健全队伍、培训人员、清理规范、健全制度、经费投入、硬件建设、宣传教育、案例积累等等。现在距离公开条例施行已不到三个月，但实施准备工作开展得很不平衡，许多地方、系统的实施准备工作还有待深入展开，甚至亟待实质性地展开，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难

度大、成本高、周期长，政府机关和行政首长不易给予持续性的、足够的关注。因此，当下特别需要下功夫消除认识误区、更新思想观念，认真抓紧做好确定机构、健全队伍、培训人员、清理规范、健全制度等关键工作；否则，公开条例施行后随之而来的政府信息公开争议引起的大量复议、诉讼、信访案件，将使有关政府机关陷于极大的被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要求，为我们深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行政透明度，加快建设阳光政府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实际上，也正是冰冻灾害应急管理的公开透明，才更多地促使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才使得我们更快地渡过危机，迎来一个祥和、幸福的新春佳节。

原载：法制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应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危机[1]

陈岳芬

在08年初这场罕见的雪灾中，主流媒体的反应还是比较快速的，其中以电台与电视台独占鳌头。广播成本低，覆盖面广，因其为城市有车一族的新宠从而占据了富裕阶层这部分高端受众，电台原本就有道路交通情况播报，这次可谓顺利成章成为报道先锋。电视早已成为最大多数受众接收信息的工具，特别是画面的直击是纸质媒体和广播所无法比拟的。五十年不遇的雪灾画面只有电视能够及时、完整地提供，这也是灾难报道中电视的优势。相比之下，报纸主要着眼于抗灾救灾，还是难以摆脱中国几十年来灾难报道的窠臼。

总体地说，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发言还是媒体的分析，很遗憾都未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灾情固然严重，但如果不是与春运碰撞，相信情况不至于如此被动。而春运看似交通问题，实质却是社会转型期大批农民工进城与中国人浓得抹不开的家的情节两者相互扭结而成。如果能注重后者的分析，不但原因更清晰，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政府面临的压力。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学者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风险。进入风险社会之后，几乎自然的风险也打上了社会政治的烙印，或者说因社会政治原因而加重了自然风险，本次雪灾也然。

作者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突破雨雪困局 信息公开尤为迫切

《新京报》社论

临近春节，一场大范围的雨雪不期而至，春运形势变得

严峻。长沙、贵阳等十多个机场陆续关闭，未关闭的机场航班大量取消；南方大多高速公路或中断或关闭，在江苏，全省公路运输几近瘫痪；而被认为是恶劣天气交通运输“救命稻草”的铁路，也出现了严重梗阻，京广线南段数十趟列车停运，数十万人有家难回。

困局之中，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紧急行动：中国气象局1月25日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三级，铁道部紧急调度，部分列车改线，几十辆内燃机车被调集将驰援各地；湘、鄂、贵、皖、陕、赣、苏、浙等省份，均启动了相应的应急机制，救援滞留司乘人员，增开加班线路，保障春运运力充足。

如何安然渡过当下难关，将雨雪灾害的影响降至最低？除了强化目前的抢险除冰，恢复交通、疏导客流等，以及为旅客提供更多人性化的服务举措，有一点尤不可轻忽：即救灾同时，要通畅信息的传递，保障信息的透明。

信息不畅是救灾抢险的大敌，这次雨雪灾害也不例外。1月27日新华社报道，1月25日，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和衡枣高速公路，之所以出现严重大堵车，除天气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湖南邻近省区的高速公路相继封闭，很多车辆进入湖南后无法出去。通车信息发布混乱，“你开我关、你关我开”，这使得灾害下的交通困局雪上加霜。借此，必须汲取教训，消除信息不畅，如此方能确保全国抗灾一盘棋，避免不该有的疏漏、贻误和混乱。

在灾害中，信息透明更是稳定人心的基石。政府纾解雨雪灾害导致的春运困局，不应该是一个部门的工作。各部门应该协调一致，形成权威、统一的出口，及时精准地向公众传递相关信息，如此才能让公众有效配合政府，使应急工作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然而，此次春运困局中，有的部门做法与上述原则相悖。1月27日新华社报道，近日，被冰雪损毁严重的贵州东部电网突然断电，导致湘黔铁路动脉中断，记者就此到相关单位采访时，个别负责人不但不向记者提供信息，还斥责记者“添乱”。一条铁路动脉中断，原因为何，抢修进程如何，这无疑是旅客出行亟须掌握的信息，理应主动向媒体通报，一些相关单位守口如瓶的做法必须纠正。

告诉公众灾害的真相，甚至基于谨慎的态度，充分估计到灾害的负面影响，是应急的必然之选。它可以让公众提高对灾害的警惕，做出理性的选择。春节临近人心思归，出行看天问路，这是个基本常识。如果人们难以从权威渠道准确、全面了解全国公路、铁路交通的实用出行信息，盲目地涌入车站，造成人流与日俱增，就会一步步加大风险。

中央气象台昨日

已发布最高级暴雪红色警报，未来南方的雨雪灾害将更危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全国春运信息联合发布机制，将各地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信息，尤其是跨省的长途客运情况全面汇总，同时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媒体、网络公之于众，对民众出行进行明晰而有效的指导。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对地方出现的隐瞒信息的现象，在第一时间严肃查处。可以预料，灾害应急中的信息透明，这必将促使政府、媒体、公众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最终安然度过危机，迎接祥和的新春。

原载：《新京报》（2008年1月29日）

隐藏在雪灾背后的户籍制度

傅蔚冈

近日中国南方普降大雪，全国各大火车站、机场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旅客滞留现象，广州火车站一度出现80万人的滞留。为何会有这么大面积的滞留？一般认为是因为南方的雨雪天气，且南方各省市普遍缺乏抗击大雪的经验，因此出现此种现象是在所难免。但是，这样的分析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深处。

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在一个月前就出现这样的大雪，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旅客滞留现象。那时候春运尚未开始，在外奔波的外来务工人员尚未踏上回家的征途。也许，天寒地冻会造成交通不便，但是由于人流较小，绝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灾难性后果。南方十几个省市的暴风雪只是近十年以来春运危机的一次集中爆发。

面对春运困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办法不可谓不多：从提高运力到使用价格杠杆，但是各种手段用尽却发现春运所要运输的旅客却越来越多，每年增长的运力还是无法满足增加更快的人流的需求。每年春运时刻，外来务工人员为了一张火车票彻夜排队、列车工作人员由于加班加点而连续工作不曾休息，到头来却换得旅客不满意、列车员不舒心和铁道部亏损，唯一开心的可能是那些可以凭借春运而大发横财的铁道部内部蛀虫和在售票大厅外游走的黄牛。

从供给上来分析，在长时间段来看，由国家财政独力承建的铁路运输会严重限制铁路的供给，因为无论在什么国家，都需要控制公共支出，这从总量上限制了铁路的建设。据铁道部的数据显示，我国铁路网密度相对较低，每万人仅拥有铁路0.57公里，人均不足一只烟的长度，在世界上排100名以后；每万平方公里国土拥有铁路78公里，在世界上排60名以后。此外，客货混跑、技术标准低，客货矛盾日益尖锐等因素都加剧了运力高峰时期的紧张程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将铁路建设的投资化，以解决这方面的资本紧张。

从需求上分析，除了国家对铁路价格进行最

高限价，强化了供小于求的局面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已经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和学者指出，中国的春运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张曙光语）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数十亿人口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春运表面上是和一年一度要回家过年的习俗有关，但根源恐怕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不能够取得所在地的户籍，不能够将家人接到他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而不得不在工作地和户籍地来回奔波所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考虑提高供给，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近几年的春运道路客流量快接近20亿人次，这已经是世界之冠，无论是哪个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都将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我们只想到要将在外务工的人员送回家过年，但是却没有想过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安家落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数量只会是越来越多，范围也会越来越广。在短期之内单纯地寄希望于提供运力来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涌动潮可能是不切实际，唯一可行的是通过降低人口集中流动的方式，可能会起到减缓春运压力的效果。

如果是要减缓春运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势必要对当下的户籍制度作根本的改进。户籍制度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而今市场经济是要求人财物在市场的基础上自由流动，但是户籍这一制度却阻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导致了每年一度的蔚为壮观的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潮。如果当下中国取消了户籍等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落户的制度，春运还会成为难题么？我们还会畏惧雨雪天气在春运时期的威胁么？因此，有没有勇气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安家落户、融入当地的生活，就成为解决春运问题的核心。

2008年南国这场大雪引发的灾难，政府面对暴雪应急体系失灵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拷问的是隐藏在春运背后的户籍制度。引发春运的户籍制度一日不消失，那么这样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因此，政府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如很多评论者所说的向北欧、日本等国家的面对暴风雪的应急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向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他们如何实现城乡一元。这恐怕是当下这场大雪所要留给我们最大的难题。

原载：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网站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系研究员



自然灾害报道：媒体的实践与反思
——以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报道为例
作者

： 董天策 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本文以2008年中国南方特大雪灾报道为例，从自然灾害的产生过程出发，认为自然灾害报道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及时做好预警报道；其次，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再次，适时做好反思报道。这是灾害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或基本原则。



作者：董天策、何裕华

2008年1月中旬，我国中东部地区下起了中到大雪，豫、鄂、苏、皖等地受到影响。1月下旬，雨雪天气继续恶化并向南方扩散，湖北、湖南多数供电线路中断，京广铁路大动脉受阻，京珠高速公路北段被冰雪封闭……1月底，这场恶劣的雨雪天气被定性为“南方五十年不遇的雪灾”。时值春运，这场雪灾所造成的影响极其广泛，损失相当严重。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党政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此高度重视，纷纷展开紧张有序的救援工作，努力将冰雪灾害造成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对于这场冰雪灾害与抗灾救灾工作，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篇章。现在冰雪灾害已经过去，新闻媒体应当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防患于未然，努力提升灾害报道的水平，更好地服务社会。为此，本文结合媒体对这场冰雪灾害以及抗灾救灾的报道，谈谈媒体如何应当面对自然灾害的问题。

一般地说，凡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各类事件，都称为灾害。大体上，灾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即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风暴、冰雪；一种是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即人为灾害，如人为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房屋倒塌、矿难。诚然，我们应当努力减少人为灾害，积极预防自然灾害。不过，就自然灾害而言，我们只能加强预防与救治，并不能加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从媒体的基本使命出发，这个问题也可表述为：媒体应当如何报道自然灾害？

有研究表明，面对自然灾害，媒体大致有三种基本的报道模式：一是“灾”情型，以自然灾害本身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二是“人”情型，以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的所作所为与精神面貌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三是“综合”型，以客观的“灾”情报道和充分的“人”情报道相结合的报道方式。[1] 一般认为，西方新闻界基本上采用“灾”情型的报道模式。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灾害报道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人”情型的报道模式，王中教授在50年代提出“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2] ，可以说是对这种报道模式的典型概括

。从80年代开始，媒体开始既报道灾害本身，又报道抗灾救灾，“综合”型的灾害报道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次雪灾报道，既客观地报道了冰雪灾害的种种情况，也充分报道了灾害救助的方方面面，自然是“综合”型的灾害报道。

应当说，灾害报道的模式化归纳很有理论意义，对于研究灾害报道方式的转变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假如进一步追问：在普遍采用“综合”型的灾害报道之后，媒体又应当如何报道自然灾害呢？对这个问题，灾害报道的模式化分析难以提供有效的答案，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自然灾害往往突如其来，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这次冰雪灾害就出人意料，人们都没有思想准备。不过，冰雪灾害并不像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那样突然降临，其形成有一个持续的过程。从自然灾害的产生过程出发，我们认为自然灾害报道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及时做好预警报道。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现警报。”这就意味着，记者要善于观察社会，观察现实，善于发现问题，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而且毫不保留地如实报道。面对自然灾害，新闻媒体必须充分发挥社会“观风使”与人类生活“消息树”的作用，及时而全面地作出预警报道。所谓“及时”，就是一旦发现灾害即将降临或正在降临，就要立即跟踪报道，一刻也不能拖延；所谓“全面”，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预见到灾害可能在某种范围内会造成的种种困难或危害。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对灾害的降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从而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把抗灾救灾。

其次，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自然灾害的降临，最终是由人类承受其灾难性后果。因此，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救灾抗灾就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媒体做好救灾抗灾报道，是灾害报道的重中之重。具体分析，救灾抗灾报道具有两个方面、多个层面的工作。如实报道灾情与充分报道救灾，构成了救灾抗灾报道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无论是灾情，还是救灾抗灾工作，本身又可分为多个层面。譬如，灾情可分为直接灾情与间接灾情，像这次雪灾让电线断裂、公路受阻，就是直接灾情，而由此造成的铁路不畅、春运困难，可谓间接灾情；至于救灾抗灾，更包括多方面的工作，譬如：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灾抗灾举措，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级党政领导的组织指挥，实施各种救灾抗灾举措后的效果，社会各界对受

灾群众的关爱与义举，救灾抗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等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做好这方方面面的报道，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次，适时做好反思报道。一般地说，“反思”就是指回过头来对过去的事件进行思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进步的。所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反思是认识真理的比较高级的方式。为了更好地防治自然灾害，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媒体适时开展反思性报道，也是灾害报道的应有之义。当然，什么才叫“适时”，却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按传统观念，人们往往是在灾害过后才痛定思痛。面对这次雪灾，有论者1月30日撰文说，“共同抵御雪灾优先于一切反思”[3] ，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毫无疑问，只要灾害尚未结束，救灾抗灾就是主旋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救灾抗灾的过程中就不能进行反思。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迅速的反思、即刻的批评、马上的总结，本身就是抗灾的内涵之一；检讨、反省、问责，是对抗灾松弛、救灾不力的重要督促手段。”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该反思时就反思”[4] ，才是“适时”的要义。

及时做好预警报道、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适时做好反思报道，构成了灾害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或基本原则。以此相衡，不难发现媒体在这次雪灾报道上的成功、进步与不足。

媒体的救灾抗灾报道做得好，是这次雪灾报道最成功的地方。大量的专题报道，共同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篇章。譬如温家宝总理多次南下救灾的感人场面，《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都在导读版以总理视察广州火车站的大图片配特大标题进行报道，并着重突出了总理给滞留人员温情拜年以及让大家回家过年的承诺。又如交通部门奋战冰雪保春运的努力，新浪网等媒体以图文方式报道了广东交通部门连日来24小时在京珠公路上除冰，湖南交警徒步16公里解救天然气储运车，武警战士用血肉之躯在广州火车站筑起人墙维持秩序等多方面的新闻。还有电力部门冒着冰雪抢修电网的事迹，餐饮企业、食品企业、通讯企业、卫生部门等等社会各界对受灾群众的关爱，都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地的媒体上得到了及时充分而且感人至深的呈现。

在这次雪灾的预警报道和反思报道方面，媒体既有很大的进步，又存在着某些不足。先说进步。一方面，部分媒体的预警报道相当及时。1月18日普降大雪之后，19日初见雪灾端倪。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直播间》《全国新闻联播》等重点栏目启动了对

雪灾的高强度聚集式报道，全面关注陕西、河南、湖北、贵州等地因雨雪灾害滞留在路上的群众。有人认为，“中央台广播节目此次应对紧急突发事件，反映速度之快，播出时间之长，在中国广播史上都是第一次。”[5] 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不再拘泥于灾后反思的传统思维，在灾害发生与救灾过程中就发表了反思性的评论。1月29日，在春运前夕的紧急关头，抗灾救灾工作如火如荼。这一天，《新京报》发表社论《突破雨雪困局 信息公开尤为重要》，指出1月25日京珠公路严重堵车的重要原因是“通车信息发布混乱”；对于贵州断电，也明确提出“铁路动脉中断……理应主动向媒体通报，一些相关单位守口如瓶的做法必须纠正。”此后，陆续有主流媒体对雪灾进行及时的反思：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提出《学学国外怎样应对雪灾》；1月31日，《南方周末》认为《雪灾暴露公共治理软肋》；2月1日，《法制日报》呼吁《让信息公开成为抗灾救灾的引擎》，等等。随即，新华网、新浪网、新安网等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应当说，这些反思性的报道对于推进接下来的救灾工作，是有一定警醒作用的。

再看不足。灾害报道的首要关卡——预警报道在总体上还不够及时，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不足。古训有云，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警预报系统是应对灾害的先行手段，新闻媒体应该在灾害初现端倪之际就警觉起来，及时报道异常气象现象。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司长矫梅燕称，1月10日第一次雨雪天气出现以前，他们就向国务院上报了有关情况；雨雪天气出现后，国务院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发布了紧急通知。第二次雨雪天气出现时，气象局又与交通部联合发布了紧急通知。然而，全国绝大多数的媒体都没有把这两次紧急通知作为预警讯号报道出来，让民众产生应有的防灾警觉。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外，直至1月25日以后，地方媒体才陆续报道气象异常情况及其影响，如《南方都市报》26日报道《千人滞留白云机场因全国大范围雨雪 广州出发的南航航班共有15班延误》；安徽中安在线26日报道《安徽大雪成灾 部分民工步行数十公里回家》。

另外，尽管有些媒体意识到同步反思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一些言论，但大多数媒体都在消极等待，似乎要等雪灾过后才来反思，鲜有及时的反思报道。倒是网络论坛、个人博客等新媒体，在冰雪灾害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反思性评论。譬如：王冉的新浪博客在1月30日写出言论《雪灾不仅仅是灾区的事》，中华网论坛2月4日上载帖子《透过特大雪灾看中国国家战略的必要调整！》，凯迪网

络2月4日上载原创评论《反思雪灾：灾前防范比灾后抗击重要》，都提出了富有思考价值与启迪意义的意见。如果传统媒体更加思想解放一些，选择性地报道网络媒体这一公共平台表达出来的民众意见，必能提高灾害反思报道的公共参与性和整体影响力。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董天策，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裕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1] 古开法、徐斐：《自然灾害的电视报道》，《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2] 王益民主编：《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51页。

[3] 刘洪波：《共同抵御雪灾优先于一切反思》，《羊城晚报》2008年1月30日。

[4] 徐迅雷：《该反思时就反思》，《中国石油报》网络版2月1日，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c12945110.html,/syb/html/2008-02/01/content_28194.htm

[5] 姚志峰：《迎战暴风雪 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中华新闻报》2008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