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和“数字鸿沟”——概念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分析比较

摘要] 本文对两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比较，一是风靡一时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是随网络传播的发展而日显突出的“数字鸿沟”。分析比较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关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2）网络传播再次引发思考与讨论；（3）网络时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关键词] “媒介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社会历史背景

“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60年代开始出现、到90年代又被重新间接地提起的概念。它的产生与媒介联合体凭借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源，向全球进行渗透并施加影响有关，也与一个盛行激进主义的年代有关。围绕着这个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学界、政治学界以及相关的文化领域都曾开展过尖锐的大讨论、大辩论，方法上涉及意识形态、制度学、解释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方面。

90年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信息宗主国、信息殖民主义、制信息权、尤其是“数字鸿沟”等新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网络化社会中的技术可能性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因此使得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相伴随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也特别紧迫地提出了考察这一概念从60年代到网络社会崛起过程中的演变、波动和文化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

一般来说，“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从6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在传播学史中，被称为美国最激进的批判学派的代表人，“是媒介帝国主义论题方面最为多产而广为人知的研究者之一，多年以来，他在这些方面的立场都能保持一致。”[1]他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这一著作，明确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并作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探讨了美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与通讯、电视工业两方面力量的结合趋势，以及向外扩张、输出所谓“自由企业”的目的。

无论怎样，80年代中、后期以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逐渐淡化，或“锋芒日见鲁钝”。

[2]按照当代批判学派代表人阿特休尔的说法：“很大程度上，着重传播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占据了70年代的讲坛，到了80年代似乎开始消散。”[3]其中原因，除了在方法论上相继受到经验主义、文本分析和观众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外，还与社会历史方面的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思考。

第一、冷战背景的复杂性

在整体上，与“媒介帝国主义”这个词有着与短暂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冷战的背景之下的。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冷战拥有自己的权力结构，也就是美国和前苏联及其同盟之间的均势力敌；冷战也拥有独特的运行规则——两个超级大国固守一方，各自维护着自己的核心影响领域；冷战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既促进了核武器的实质性进展，也唤醒了人类对于核威慑力量的认识和责任。

同时，在经济领域，欠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国内工业的更新，希望利用通信卫星等先进的媒体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因此将“信息非殖民化”的主张纳入到自己的政治要求之中。总之，冷战的主导观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其间又伴随着缓和，伴随着不结盟国家争取自身发展权、要求改善信息资源和传播途径的不平等状况的斗争。

另一方面，作为冷战的特色技术，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和微型技术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信息工业的诞生，并产生了令人未曾预料的后果。它们最终与其他因素汇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不仅刺激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进口技术、方法和新组织的实践活动，而且孕育着冲破“冷战思维”——亦即“媒介帝国主义”产生的主要意识形态背景——的动能。

在此意义上，“媒介帝国主义”的时间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到限制，以至于人们常常顺延过去的“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等语词的意义，将其适用范围特别锁定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的真空的瞬间反应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4]的那个短暂时期。

第二、组织机构的变化

相当时期内，“媒介帝国主义”的讨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论坛，在它的名下，传媒产业、传播学界和相应的政府机构都卷入到所谓“信息传播新秩序”、“单通道”或“双通道”、以及“全球传播污染的主要来源”的争论之中，并在争论的过程中使之富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乃至成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媒介制度斗争的焦点所在。

推动这次辩论的力量来自不结盟国家，它以“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为旗帜，从不同层面对当时的传播秩序提出批评，包括南北间通讯设施的不平等和与之相对应的新闻资源的不平等。

虽然不结盟组织对“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控诉、声讨态度基本一致，但是这个组织构成复杂，其中既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腐败的集权政府，也有大力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其运动态势又是逐渐地从尖锐的批判转向侧重于改革的建议，也就是说，返回到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场运动的许多做法只是‘乞讨’，要求西方媒体缩减赢利性经营（同时得不到任何回报），要求西方政府只本着博爱精神为第三世界通讯事业的投资捐赠资金。确切而言，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5]或者可以说，当时发展中国家围绕“媒介帝国主义”的讨论以非常激进的批判态度开始，但作为国际论坛辩论的主题之一，后来在行为上则逐渐趋于缓和与妥协。

不仅如此，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论坛本身很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有着种种妥协态度，但是西方媒体不赞成争取“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的运动，并从80年代开始对这场运动及其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责难，理由是它干涉了新闻与信息的自由流通。结果，媒体的态度影响了政府的决策，“1985年美国和英国双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到惩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领导迅速地从世界新闻与通讯新秩序的争论和辩论中撤出，把与媒体有关的事仅仅限于建立基础设施和培训记者的范围之内。”[6]与此同时，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被置于一边，其中就包括“媒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它们在一个公开的国际论坛上得到讨论、并得到处理通讯传播的全球机构的支持的那样一个

时代，也就基本宣告结束。

第三、全球化体系的影响

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已经明确地取代了冷战格局，这个国际体系就是全球化。在总的方面，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趋势，也不仅仅是一种时尚，直接或间接地，它差不多改变了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外交关系。

全球化体系有许多特征，其中之一是它的权力机构不似过去那样集中和单一，而是需要多种平衡，需要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它在本质方面是与冷战体系的支配性特点——分裂——相对立的，是融合和一体化，即便是融合之中的斗争和冲突也不像过去那样，不是从确定的、泾渭分明的阵营中产生出令人担忧的毁灭性威胁。

这样的变化要求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旧的管理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世界的基本格局由美国和前苏联两家安排协调，双方都各有其一系列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同程度地受到两国间敌对关系的影响。因此，“媒介帝国主义”的命题在其最初形态上，往往只是盯住美国的电视出口模式，而没有对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的“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英法机构不断向非洲的前殖民地出口文化产品，或者在另一个环境里，墨西哥作为面向其他拉美国家的电视出口商的实力，或者是巴西的地位及其将中篇电视连续剧反销到南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状况。任何恰当的媒介帝国主义的命题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7]也就是说，“媒介帝国主义”这一产生于特殊时代、具有特定内容的理论，伴随着旧的管理体制的改变，其原有形态显得不那么适应了。

即便是美国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主要针对者，霸权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连始终坚持“媒介帝国主义”论题的席勒也看得十分清楚，从而不得不将论述对象的外延做了改变，即认为由美国大公司主宰的“媒介帝国主义”让位于一种跨国公司的文化统治，这里的跨国公司是大型的，无国籍的。“今天，美国大众文化出口没有减少。变化在于生产商变成巨型、一体化的文化联合企业……（它们）……给全球市场……提供了整个文化氛围……现在的文化集团不是完全由美国拥有。美国的文化风格和技术……已经……跨越了国界。”[8]在这种情况下，再说美国媒介帝国主义就不那么恰当了，至多只能说是美国口味很重的、由美国的大集团所控制的跨国公司媒介帝国主义。

第四、学术界“去中心化运动”的消解作用

在基本方面，60年代兴起的“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范式是“依赖论”，是殖民理论，或“传播优势论”。就是认为走向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自立自主，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剥削，而美国“媒介帝国”则是“军事工业结合”的表征，是文化侵略和文化剥削的具体而又集中的体现。这种观点的论据，“倘若用‘经济依赖论’两相对照，便发现颇为神似。它们总是把国家分成数组权力机构，然后说‘中心’剥削‘边陲’。”[9]

这里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把“媒介帝国主义”看作是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整体的一部分，而诸如电视节目这样的传播产品与一般商品和货物的交易相并列；另一是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争论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集中体现在争论双方制度上的差异，它也因此渐

渐地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领域。

无论是“依赖论”，还是“意识形态中心论”后来都经历过被消解的过程，从而促使“媒介帝国主义”所依托的理论范式发生了改变，即“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出现和涌动。其中，“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多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定，驳斥方法论的常轨，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10]

针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后现代理论提出了一个“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的解构主义模型”，这也是一个解构霸权、解构帝国的模型。它要求世界性的媒介文化生态朝着多中心、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要求电视的研究从以美国为重心的中心地带转向边缘，转向私营电视、卫星电视及非英语电视的研究。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基本假设不同，后现代理论认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预言的全球美国化，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现实。

那么，如何解释世界各国对于美国电视传播模式——即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和商业化——的依赖和模仿呢？在后现代理论看来，这类影响基本上是停留在浅层，还没有达到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深度。所谓浅层，就是支持表面的、短期的文化，诸如时装、风格和品位等，它们随时间、地点和背景而变化，而且受到接受者自身解读的影响，因此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电视节目输入国的深层领域。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这些人“主张回到过去：追寻在他们自己的、现已丧失的古老传统中所有曾被看作有价值的和神圣的东西，放弃殖民势力获得的一切，找回数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所废弃和毁坏的一切。”[11]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被看作是克服媒介霸权的一种方法，也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化媒介霸权的一种抵制。

总之，“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固然风行了一段时期，但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化，它也不可避免地趋向“淡化”或“鲁钝”。而它之所以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还时常活跃于某些领域之中，一方面与新的理论还在发展之中、还不系统和定型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它所涉及的内容——如“全球传播秩序”、“文化认同”、“电视影响”、“主流和边缘”等等——已经成为当代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它们伴随着几次大论战而被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记忆之中，并且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二、网络传播再次引发思考与讨论

进入90年代，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通讯技术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出现了全球范围内新的贫富差距，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信息宗主国”和“信息殖民国家”，等等。其中，“数字鸿沟”更多地被用来描绘网络社会传播秩序的不平衡现象，大意是指接触新的传播技术方面的不平等（例如能上网的人和不能上网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包括新的历史时期在分配、有效使用信息和通讯资源方面，两种或多种人类群体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对称，这是获得信息内容、享有信息资源、运用信息技术、享用信息便利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

在广义上，“数字鸿沟”不仅再现了曾包涵在“媒介帝国主义”概念之中的全球南北差异，而且使不均等的发展更加突现，是“各处社会里每个有活力的区域和疆域，与其他沦为与系统逻辑全然无关之处的地方两方之间的不均衡。”[12]它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教育程度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处于“鸿沟”劣势一边的国家、地区和人群在信息和通讯资源方面是贫困的和匮乏的，也是被动的和依赖性的。

关于国家、民族地区内部的“信息资源的不平等”问题，在60、70年代还没有如此突出，“媒介帝国主义”概念也曾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考虑而受过指责。起初，在拉美、亚洲和非洲国家，进口媒介的主要消费者是富有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数人；但后来，诸如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还是以绝对的数量渗入欠发达国家。

互联网的普及也同样经历了逐渐地走向民众的过程。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基数和现有条件，突出了网络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扩大，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和群体正被日益边缘化。“依据1998至2000年间各种来源的资料，工业化国家拥有全球15%的人口，却占了互联网使用者的88%。互联网的传散也有相当显著的区域差异。全球只有2.4%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但是芬兰（世纪之交全世界以互联网为导向的最显著的社会）的互联网使用者占其人口总数的28%，美国是26.3%，而美国以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则是6.9%。”[13]

另一方面是就各个国家内部来说，互联网的使用在社会、种族、性别、年龄和空间等方面的不均等现象日益突出，而且，这种不均等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如从互联网使用者的学历上来看——就全球范围而言，30%的人拥有大学学位，但这个比例在俄罗斯为55%，在墨西哥为67%，而在中国则高达90%。[14]

在宏观层面上，“数字鸿沟”的矛头再次特别指向美国在网络世界中的霸权地位。从美国官方和军方的一个研究项目到全球性的传播媒介，互联网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时期、相当程度的集中化——包括研究机构的集中化，研究资金的集中化，研究力量的集中化，以及研究地域的集中化，等等，它在美国得到独特培育的时间和程度超过了其他的电子媒介，超过了电影、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也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同步相联：在美国，最早的互联网研制者、接受者或用户大多来自大学、或者受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后来被扩充进去的商业公司也主要是由以这个国家为发展基地的多国公司所构成。

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雄厚国力，在网络技术上已经捷足先登；以美国为代表、或基地的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对网络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的控制，试图在以后的竞争中继续立于制高点的位置；无论怎样，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网络技术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运用它们的高科技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行网络霸权和信息殖民主义，则并非是人们多余的担忧。

有几个实质性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将网络中的“数字鸿沟”概念与从前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联系起来。

一是关于国家主权问题。

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担忧，即不平衡的网络技术和网络资源将会减少国家的主权。互联网的形成，是一场由美国人发起并主导游戏规则的革命。美国政府把“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视为国

家基础结构的新基石，这样一条公路的发展，将对国家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家将不再以单纯的地域范围为限制，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中既包括区域性、地方性的社会组织，也包括各种超地域性的虚拟社会组织。“美国正是靠这条无形的‘公路’，无声无息地穿越了国界，很快裹起了整个‘地球村’，把自己的‘网络疆域’扩展到许多国家，对别国的‘网络主权’构成了威胁。等到他国醒来时，发现美国人那条‘公路’已经成了美国的新领土。”[15]

这里的“网络主权”牵涉的是凭借信息资源的垄断，达到技术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扩张。“网络主权”不是一种孤立的主权，也不是完全呈“虚拟”状态，而是与国家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密切相关，后者在未来社会中将越来越依赖于前者，依赖于信息遏制、信息威慑和信息封锁等等方面的力量。

二是所谓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原则的问题。

1999年7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发布了工作报告，全面阐述了管制互联网的基本观点和一贯做法。报告认为，互联网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且有今天的规模，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互联网本身技术上的开放性，另一个是联邦政府通信委员会所一贯坚持的自由的政策。“联邦通信委员会早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为数据通信业务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增值服务（信息服务）商作为电信业务的最终用户看待，不承认普遍服务义务，不交纳接入收费。从政策上支持了互联网的起飞。”[16]

60年代至70年代，围绕“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的最明显的斗争发生在以美国及其主要盟国为一方，而（受到前苏联集团支持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在那个时候，面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指责，美国也正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为主要的辩护理由，来反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努力。因为在它看来，强调不平衡的媒介流通将会减少国家主权的观点，势必要求政府和其他国内力量对新闻媒介进行控制，这样，从一个角度看是违背了美国人一贯信奉的信息自由流通和新闻自由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商业媒体利益。直至2000年，主张对互联网进行最小限度管理的意见仍然在两个方面占有上风，一是反对政府立法干预，二是反对就网络征税。美国国会决定暂时对互联网延期征税，而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被用来作为反对网上内容限制的依据。

网络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衡表现在网络用户的比例上，表现在网络内容的绝对数量上，表现在计算机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在网络的通用语言上，也表现在电子报刊的发行量和不同传播媒介的融合度等方面。当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呼吁、并采取措施以求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时，美国政府还是打出了它所一贯强调的“信息的自由流通的原则”的旗号，主张“各国政府应拆除全球互联网扩展的人为障碍”，在政策上则支持信息尽可能最广泛地穿越国界的自由流通，包括万维网页面、新闻和其他信息服务，诸如网上购物、广播和影视娱乐节目、艺术欣赏等都可以被普遍接触、并通过互联网得到交换，所有商业企业、学校、图书馆、政府和其他非赢利机构发布的信息也适合于这样的规则。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被延伸到了数字时代。

三是“文化侵略”的问题。

这里的文化侵略仍是所谓强势文化的侵略问题。如何界定“强势文化”？如何会将强势文化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联系在一起的？60、70年代的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从数量上予以论证，论证的主题是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传媒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媒体覆盖全球。网络传播兴起之前，人们谈论媒介帝国主义的论题时，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世界上大约10%的人拥有世界上大约90%的媒介”。其具体表述是，据20世纪8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了美国电视节目的中转站，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国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但其放映时间却占全球影片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17]

更带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推论由此产生，即从上述数量统计出发，揭示美国政府的强烈的文化侵略的主观意图和政治策略，而手段为是鲜明的政治宣传和政府干预。基本思想是：这样一个想称霸世界的国家，必定是将文化扩张作为其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对应物、补充物、促进物和交融物。而凭借覆盖全球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竭力推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再进一步的做法是从数量比较过渡到对于无形渗透问题的揭示。即：借助于向别国输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美国媒介有意无意地表现它们关于地位、价值观念、个人品行、性角色、年轻人和种族的独特论题，所以令人担心的不仅仅是每千人中电视机的拥有量、媒介内容的比率、输出与输入差异等方面的数量测度，还在于其背后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和某种强求统一的精神压力。

网络传播的大扩散再次使强势文化的问题突出起来。讨论的方法和角度与上面几个方面有类似之处，甚至与当年“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发展脉络相似，网络时代的讨论也是先经历普遍的主权担忧，制度批判，关于网络传播内容的文本分析和输入国家的特殊研究则滞后一步。并非所有比较早的研究都会同时反映数量比较、文化探讨和政治策略等方面的内容，而是各有所侧重，相对来说，过去几年多为数量比较，文化研究的分析还限于较小范围。

尽管网络传播兴起的时代与60、70年代“媒介帝国主义”讨论的背景大相径庭，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像那样浓烈，但意识形态形式本身的变化，网络传播独特的研制与扩散过程，加上以往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使得总结和探究网络传播直接的、明显的政治意图仍然是一个研究方向；而且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原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更加警惕这方面的威胁。

三、网络时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以网络社会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崛起重新引起人们对“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这一次的争论往往以“数字鸿沟”、“信息殖民主义”等概念为论述中心。它们相对于以往的“媒介帝国主义”的提法，有了字面上的差异，有了思维方式的改变，也体现着以计算机和通信领域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和动荡。

从70年代开始，与信息的内涵、分类、构成和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等方面的逐步变化有关，国家、民族的文化依赖和文化渗透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文化信息（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之外，又分出金融、保险、财会类信息和知识类信息。仅就知识信息而言，

就包括专门技能和展示技巧、组织经验、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1973年，美国这一类信息的“出口所占的份额差不多是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十倍”，[18]其中每一个技术生产系统都附带着更加持久的文化意义。

在全球媒体的竞争中，美国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特殊。无论跨国媒体公司怎样强调其世界性，它们都无法忽略美国在当代全球媒体新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都想方设法与之建立紧密的联系。采取的途径或是将公司的大本营设在美国，或是在经营模式上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的做法为“摹本”，或是以各种方式介入美国的媒体产业，或是直接将美国受众作为最主要的争夺对象；等等。

进而言之，美国媒体在全球中的地位已不纯然以产品的输出数量和大量的微观事实为依据，而越来越表现为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美国向全球展示的商业媒体模式已成为其它国家正在和持续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在向美国模式迈进，这是可以察觉到的。”[19]这种模式固然与出口电影、杂志、图书和音乐等传媒产品有关，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诸如投资和融资，建立销售分公司、子公司和地区代理网，利用先进的媒体从事教育等等方面。正是鉴于这些变化，有人提出，应以“新帝国主义”取代“粗野的殖民方式”。

[20]

语言形式，网络的通道和使用人口是“数字鸿沟”的显见因素，是得到关注较多的因素，人们在重新讨论新的“媒介帝国主义”现象时经常以之为根据。此外，“数字鸿沟”中潜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从文化角度做出探讨，并成为进一步理解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平衡、信息殖民主义现象的基础。

首先，与率先使用权相伴随的内容领先。

美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也是网络传播的率先使用者。从时间上看，率先使用的优势90年代中期以后趋于淡化，也就是不那么绝对了，甚至出现了有的国家的使用人口超过、或接近美国的现象，像北欧的冰岛、瑞典与芬兰，亚洲的新加坡等等。但是，自发展的源头开始，互联网之不同于电视等其他电子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相对同一，以及网络技术研制过程和网络内容提供过程的相对一致。世界各国抵达互联网太空星际的时间有差距，跃上一个平台以后，有了相对平等的起点，网络技术的独特性又使得人们容易对这样的平等持有乐观的态度。问题在于：处于平台上的人们面对的是已经准备好了的网络内容，其范围涵盖了人类沟通的整个领域，从政治、学术、宗教到日常生活，形式上则借助数字传播的优势将声音、图画、文本、视频等等统统囊括其中，从而在扩大传播信息种类的同时，也提高了传播的速度和传播内容的质量——清晰度、无噪音等。在这个意义上，与率先使用权相伴随的内容领先并非无足轻重，它构成了网络社会的“刻板成见”，必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的沟通方式和文化内涵。

其次，网络创业的模式。

70年代，围绕信息技术而组织起来的互联网范式主要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而且逐渐地转向以著名的创新温床——加州的硅谷——为基地。“居于主导地位的互联网设备公司（例如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电脑网络公司（例如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rms]）、软件公司（例如甲骨文公司[Oracle]，以及互联网的入门网站（例如雅虎[Yahoo!]，都是在硅谷创立的。

此外，大部分引进电子商务的新设互联网公司，以及革命性企业（例如电子海湾拍卖网[Ebay]），也都集中在硅谷。”[21]互联网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特殊产品，与全球经济与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互动，最终沉积为一种生产、传播、管理与生活的新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政府和军事机构在40-60年代扮演了早期电子工业的主角，但是，60年代由校园文化发展出来的自由选择、个人创新，以及企业精神，则与70年代早期研发的技术成果汇合在一起。互联网与相关的电脑中介的连接和扩散过程，在20世纪最后20、30年间，永久性地塑造了这一新媒介的模式，包括网络的内部机制、使用者文化以及人—机互动的基本形态。

这样的模式对世界各国互联网的建立、对于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程度可从中国的网站、尤其是中国的门户网站的构成略见一斑。海外留学背景，风险投资支持，潇洒且“酷”的作风，等等，大致是中国网络创业者的形象；而如何从公益性网络向商业性网络过渡，如何将充满激情的行为和社会的其他原则相融合，如何使媒体广告平台、商城、短信、企业互联网等真正成为网络赢利的模式等，一直都是网络界人士思考和争论的问题。

再次，关于互联网的诠释风格。

关于互联网的诠释涉及以下诸多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作用，技术力量，内在机制，以及诸多文化层面上的问题。卡斯特在讨论对信息社会的理解时，提出“美国式的诠释”概念。认为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许多探究信息化社会的诞生及转化的努力，都主要是在美国、或者西欧经验的启发指导下做出的。即便是日本，对于信息社会及其意义的研究，也经常只是重复美国的诠释。“而中国人许多关于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想，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22]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适合于有关互联网的诠释。

80年代初，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来学家通过特定的诠释风格，使计算机信息革命首次对公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的身份除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顾问（也即“商业作家”）以外，还是美国众院议长、美国陆军部队指挥机构的重要咨询者。

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互联网走向商业和民众运动的蓬勃展开，美国政府的官员和官方文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来自麻省理工、斯坦福和伯克利的一批计算机和通信产业方面的专家等等，实际上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主导着全世界对于网络的认识系统与评价系统。

最后，通道与内容的结合意味着新的传媒帝国的形成。

网络传播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不仅使能够接触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加了，而且提出了网络通道与网络内容相结合的紧迫要求。90年代末期，世界电信公司巨头争先组建全球联盟，包括英国电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斯普林特通讯公司，德意志电信公司和法兰西电信公司，等等。就传统媒体与通讯业的融合来说，先后有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与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的合并（1995）；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于第二大有线电视公司TCI的兼并（1998）——这次兼并虽然最终未果，但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前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美国

在线和著名的时代-华纳媒体公司的并购（2000），等等。其中，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并购被称为“世纪并购”、“世纪联姻”，其意义不仅在于其巨大无比的规模，更在于使新兴的国际互联网与传统的有形媒体首度结合在一起。

合并后的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本身一路坎坷，引起世人贬褒不一，并再次走向分离。但事件本身作为一个象征，一个起点，其深刻文化内涵已经超过了并购本身的成败与否。这个拥有多种媒体的巨型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传统的有线电视节目，而且还有各种电信服务和在线服务。它代表的是通道与内容的结合，标志着新的网络传媒帝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用户提供各类内容丰富的资讯，从而形成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它不管成功与否，都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或者把一个趋势向世人昭示出来：全球媒体巨头有可能与领先的国际互联网联手打造一个新天地，以超级通道和超级内容的结合，以购并市值几千亿美元的规模，将影响力波及到全球经济甚至政治地缘。这种类型的超大媒体的诞生，使有线电视、传统印刷、影视、音乐和国际互联网浑然成为一体，也极有可能将由数字技术带来的公平性降到最低的程度。

总而言之，对于媒介在文化冲突中的作用之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通过“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讨论得到实现的。以往的媒介研究传统受到了置疑，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要取消问题本身，而是在改变语词表述的强硬度和直接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对于社会、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受众来说，媒介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和多变的，传播秩序的平衡与平等问题始终存在。当前，全球媒体秩序发生了大重组和大动荡，媒介业内部一体化是一个趋势，另一个更加根本的变革是娱乐信息业与电信业的结合。它们将促使人们对“媒介帝国主义”和“数字鸿沟”的比较之类的问题继续进行思考。

Abstract: the thesis compared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era significance of two important concept. One is popular media imperialism, the other is digital gap appeared more and more obvious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point of comparing is three aspects: firstly, history expatiation on the weakening of media imperialism concept; secondl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produced discuss and thinking; thirdly, the new feature created in the internet era.

Key Words: Media Imperialism, Digital Gap, Social History Background

[责任编辑叶琼丰]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3期。

[1] （英）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2] 陆杨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3] （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

[4] （法）A?马拉特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5]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页。

[6]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页。

[7]（英）戴维?莫利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页。

[8]参见（英）戴维?莫利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9]李金铨著：《传播帝国主义》，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4-35页。

[10]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1]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12]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14]参见（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

[15]王建华等[编著]：《神秘莫测网络战》，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16]欧阳武著：《美国的电信管制及其发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354页。

[17] M·Tahrania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 279.

[18] （法）A?马拉特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19]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20] （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1]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22] （法）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作者序。

新闻传播的功能与效果

第一节新闻传播的功能 一、传播的基本功能： 传播信息 一、传播的基本功能：传播信息 二功能说：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传播可分两种类型：实用性功能与娱乐性功能，即工具性与消遣性。 工具性传播：为了应付环境，顺利有效地开展与自身生存和发展直接有关的一 切行为； 消遣性传播：充实情绪，消除身心疲劳，见解应付环境变动，学习社会规范和 各种知识，从消遣层次为调剂身心 传播功能的三个层次 个人层次——从工具性传播的角度来看，传播主要是为了解环境变动，学习社会规范和各种知识；从消遣层次为调剂身心； 组织层次——从工具性传播的角度来看为决策提供依据，协调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动；从消遣层次开看是调剂组织成员的情绪； 社会层次——从工具性传播来看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各个部分，传递社会遗产；从消遣性传播来看是提供娱乐； 四功能说社会传播与大众传播 监视环境 协调社会各部分 传递社会遗产 提供娱乐 二、新闻传播的具体功能 正功能： 一、沟通情况、提供信息 二、进行宣传、整合社会 三、实施舆论监督 四、传播知识、提供娱乐 五、作为企业、赢得利润 负功能 一、新闻媒介把整个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新闻失实、信息污染干扰误导受众 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是直接环境，而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到的环境叫“间接环境”，现实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当媒介（有意或无意）歪曲环境时，人们无法验证，不仅如此还视为现实环境而展开显示的行动，难免制造出悲剧。 二、新闻媒介连接了世界，却淡漠了人际关系 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电视和卫星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得地球越来越小，人类已经跨越时空限制，使信息在瞬间即可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因而地球已变成一个小村庄，村民即人类之间的互相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极其方便，人们虽然距离遥远却联系日益紧

新闻媒介的性质

新闻媒介的性质 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第七章新闻媒介的性质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把握新闻事业的共性、个性和特性，尤其要重点掌握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以加深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和特点的认识。 内容提要： 本章涉及新闻事业的共性、个性、特性，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基本属性，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重点、难点： 重点是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基本属性、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难点是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 有关提示： 共性、个性与特性。双重属性所产生的要求。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 主要设计： 由一般事物的共性、个性导入对新闻事业的共性、个性和特性的讲述。 提问：中国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带来了什么变化。 为何要强调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中社会效应第一，经济效应第二，最好是两者统一。 讲稿内容： 注意关于共性、特性、个性的说法。从一般到个别。 共性指整个新闻事业的所共有的基本特点；特性指一类新闻媒介较之另一类新闻媒介的基本特点；个性指一家新闻媒介较之其他家新闻媒介的基本特点。 <旅游新报>案例 《旅游新报》是在重庆市政府主导下，重庆出版集团、重庆旅游文化传媒集团共同出资打造的重庆市唯一专业旅游报媒，被誉为重庆旅游“十个一”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和重庆旅游“5+1”宣传推广平台之一，《旅游新报》每一期都会送达市级领导，以及各区县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手中，是全市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了解重庆旅游发展最直接最重要的媒体。2008年5月，因用汶川地震做噱头刊登违背社会公德的内容而停刊。 严重违背社会公德《旅游新报》被停刊整顿 重庆日报5月20日报道 5月19日出版的第60期《旅游新报》在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刊发了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报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昨日，市新闻出版局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旅游新报》停刊整顿的行政处罚。 与此同时，《旅游新报》的主管单位重庆出版集团公司对《旅游新报》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决定免去该报社社长职务，撤销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职务，并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予以除名。 据悉，旅游新报社已通过网络发表致歉信表示，尽管该期周刊系提前编印，但报道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亵渎了神圣的民族尊严，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全社会造

文化帝国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爆炸性信息得以最快速度传播的今天，文化全球一体化也在悄悄地滋生蔓延。当全世界人都在麦当劳肯德基店进进出出时，当全世界人都在边喝可口可乐边谈论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时，当全世界人都在沉浸在过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中时，文化帝国主义的黑影便一点一点地变得巨大起来，眈视着第三世界及弱文化国家并向之靠近。 这个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文化帝国主义扎根的土壤。强大的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弱小国家的民众传播宣扬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弱国民众的本土意识，从而达到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完全控制第三世界弱文化国家的目的。这股不可抵御的力量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以致于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诅咒”，不但在经济上要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上也要纳入源自西方的叙事模式。因此有的学者说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强者的姿态俯视着东方国家。 在帝国主义霸权隐秘的运作方式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在多方面向东方发起攻击。首先来看我们的言语。现在世界最广泛应用的语言是英语，很多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第一语言。而在英语日渐成为世界的普通话时，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种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可以说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已成为世界交流的主导语言。西方媒体在披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华丽外衣下不断地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等进行抨击，目的是想歪曲对东方国家的理解。在大众文化方面的冲击和入侵尤以好莱坞电影最为明显。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东方”与“黄祸论”不可避免的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90年代“黄祸论”在欧洲正式形成，并逐渐成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论调。“黄祸论”认为黄种人从生理到心理上都是孱弱的、野蛮的，而且粗鄙、暴力、未开化、道德感缺失、异教和幼稚。在这种意识延续下，好莱坞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东方主义”的政治功能丝毫没有减弱。自从穆斯林世界被贴上美国头号敌人的标签之后，“阿拉伯”就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它不是以军事强制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而是一种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的新的帝国主义。在这种文化威胁之下，要求霸权主义消除隐秘运作方式、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呼声也不断地从东方发起。只有文化、经济、政治上实现了对话，东西方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警惕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实行封闭的保护政策，完全和西方隔绝。“不开放无以成文化”，我们在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文化封闭主义和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近乎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我们的民族有着灿烂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只在自己筑起的城墙之内骄傲地自我欣赏的话，就会慢慢地风干萎缩。所以我们民族要不仅要修炼好“内功”，还要大胆地“走出去”。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以及民众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在众彩纷呈的异文化中进行适当的取舍，在满足大众对优秀异文化的需求和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之间做到平衡。事实上，日本、韩国、香港的典型例子告诉我们：在文化上进行适当的开放并不会使本国文化消亡。 因此，我们在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时，还要进行适当的开放，让本国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在平等交流中接触，在各大文明激流的碰撞下迸发无限的生机。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兰州城市学院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期末考试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 为例 学院名称：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新闻学 学生姓名：刘晶 任课教师：杨棪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查 《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论文评阅表 学生姓名刘晶专业新闻学班级103 论文题目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总分评阅教师 评价指标及权重评语得分选题（10分） 论文结构（40分） 论文创新性（20分） 论证（20分） 语言（10分）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 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2013年12月25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新闻报道，从报道类型、报道篇幅、报道内容、报道视角这四个方面，对两家媒体报道的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新闻受众观、消息来源的处理、新闻传媒的编排特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的结论。通过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比较，认识不同媒介生态下新闻传播的特点，发现我国媒体的不足与弱点，从而有针对地改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运作。 关键词：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新华网《洛杉矶时报》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信息的交互也愈加频繁，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阔，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国家的媒体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但是中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体制、文化差异等不同，中西方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存在差异。 各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节日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传统节日对其国家、民族、甚至平民百姓来说都是历史的馈赠,这些节日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最直接、最形象的反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对彼此国家的传统节日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属于西方传统节日，如今在中国已经备受重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备受欢迎。然而中国人怎样过西方的传统节日，这一话题也无疑会让西方人感兴趣。因此中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颇具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 内容提要：对西方媒介(本文皆略为“媒介”)地位和作用的探讨需要从将其看作单纯的“媒介”中走出来，将其置放到文化发展的生物圈中去考察。如此我们看到，媒介除了给予我们信息和娱乐外，还在媒介着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当前的文化新殖民主义时期，媒介以其强大的话语权曾经并继续构造着殖民地主体。有过被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需要从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非殖民化运动中走出来，在“新国家主义”的胸襟下，进行一番媒介的反话语“文化更新”的修辞运动，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发展从媒介角度找到新的思路。 一、实质：媒介帝国主义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现在的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介入生活的程度日渐深入。媒介进入生活，已经是常识；当自信于自我思想独立性的人群意识到，自己一出口的东西都是媒介的产品或副产品的时候，媒介已经进入思想。除却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各种质素外，它甚至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眼睛——代替你去观察，成为人们的大脑——代替你去思考。尤其是当跨国媒体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一个问题愈加清晰地推到人们面前：究竟媒介在提供给我们信息和知识以及娱乐的同时，它们还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一句话，如何定性这些西方媒介? 关于此问题，早期传播效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报纸上充斥的并非简单的战时简报性信息，而是双方敌对阵营如何为自我寻找合理和合法性以及如何弱化对方阵营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战。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稿总是带有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色调，它以信息的形式隐藏着某种思想，并同时隐藏着某种政治。”而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早在1965年，非洲独立后的加纳第一任总统、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要代表，批评家恩克鲁玛(Nkrumah)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因此，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指出，“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事实上，这些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像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而学者戴维·巴特勒则更是非常形象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媒介的实质，他说，“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1] 当传播学者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媒介所媒介的就是意识形态，那么，另外一系列问题马上就提出来，是谁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媒介是中性的还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争论。 认为现代媒介带来了民主如本雅明。本雅明意识到了媒介的平等主义的推动力。在他看来，“电影把艺术作品带给人民。——在电影中，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媒介原则是这样的，即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而是处于可逆的位置，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艺术维护权威政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电影还提升了一些分析习惯——对本雅明而言，媒介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平等和解放。”[2] 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博士。他在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中承认媒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认为媒介问题只不过是文化发展深层结构过程的外设(类似电脑的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等，服务于电脑，但为电脑的主机所操纵)，用汤林森的话来说，“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种种中介的交互作 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所以，我们不妨将媒介视作现代文化的…再现?面，而且媒介占据了支配的地位。”[3]也正是这种支配的地位，使得“媒介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因此也就是最为公众所熟知。但也正是危险之处，由于媒介是那么触目可及，我们也就可能认为媒介的种种问题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殊不知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4]而且，“文化的…亲身体验?也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过程，也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存活经验：吃·、喝、工作、身强体健、性欲、时间流逝的感觉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评估…帝国主义者?的媒介对于另一个文化所产生的诸般效果，最好不要只狭隘地从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观点看待，——更为适当的做法，很可能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是一个远较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5]总结汤林森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媒介作为社会思想的“外设”只能是推动这个思想变动的诸多因素之一，媒介自身绝非在实践着是什么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如果不小心帮助、促成了什么帝国主义的话，媒介也是“无辜”的，因此，媒介是中性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我们需要透过现象、超越现象看到制造现象的机制。既然汤林森博士把文化帝国主义放到了所谓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从文化变迁人手来分析媒介中性论中存在的悖论。 美国文化理论家伍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当环境的改变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就出现了。”[6]而清华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总的来说，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政治社会化和监督政府等五个方面。 1．传播信息 报道新闻和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它以源源不断的报道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动，延伸了人类的耳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应付环境的能力。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把信息传播给全社会，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共识，而且有助于公民获取关于当前政治事态的信息，成为“有所知的公民”，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基础。 我们知道，媒体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比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具优势。然而，政治沟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过程。根据拉扎菲尔德(Lazarsfeld)和卡茨(Katz)的研究，信息传播分为两个过程：每个群体的意见领袖(如教师、牧师和专业人士)谨慎地从新闻媒体获取政治暗示，然后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暗示和观点传给那些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朋友们，由此，政治信息就传播给了每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能否深入地影响公众往往依赖于这些意见领袖，他们是政府所必须触及、影响和说服的对象。当然，电视和网络在一宗程序上侵蚀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把政治消息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2．影响舆论 舆论是社会上相当数量的公众对他们共同关心的某个问题所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的汇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可以为执政者及其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现代政府，必须及时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否则很可能削弱或丧失合法性。 新闻媒体不仅是舆论的表现渠道，而且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人的报道以及有倾向性的评论，引起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动员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就当前话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形成了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当美国公众看到科索沃阿族难民的图片、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罗德尼·金拳脚相加的镜头、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泣的画面时，他们无需任何文字翻译和理性解释，便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诉求。 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1992年，在加州地方法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后，当地发生严重种族骚乱，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司法部严惩四名白人警察；事实上，当时有多少美国公众(包括总统本人)知道新闻媒体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扭曲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对机组人员家属的同情，使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其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而且威胁要向中国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的侦察活动。 新闻媒体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往往被各国政府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力图引导舆论，使其决策获得公众的支持，或者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正是因为此，“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它们更是政府里面的主要演员。它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 3．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够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可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并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会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

西方新闻传播史讲义

西方新闻传播史讲义贺新颖 目录 第一章新闻传播的诞生与发展…………………………………… P02 第二章新闻事业的“创世纪”…………………………………… P07 第二章 18世纪：革命烽火与新闻传播…………………………… P13 第四章 19世纪（上）：大众化报刊的勃兴…………………… P23 第五章19世纪（中）：通讯社的兴起与发展………………… P32 第六章19世纪（下）：黄色新闻的泛滥……………………………… P39 第七章 20世纪（上）：电子媒介之广播篇………………………… P44第八章 20世纪（中）: 电子媒介之电视篇……………………… P51

第一章新闻传播的诞生与发展 Chapter On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第一节人类社会与新闻传播 第二节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 第三节文字传播时代 第四节印刷传播 第一节人类社会与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是怎么产生的？ ★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 新闻传播是怎么产生的？ 一、新闻定义 西方 “It is not news when a dog bites a man, but absolutely news when you find a man bites a dog.” “ Oh！My god！” 中国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二、传播定义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commonness or oneness of thought between a sender and a receiver ——Wilbur Schramm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n Communication 信息的交流与分享。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 人类的思想、观念、情况等社会信息的交流。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三、新闻传播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一）生存的需要——报道消息、提供意见 第一个发现熊的人，侥幸未被熊吃掉，不论是为了警告趋避，或是为了纠合除凶，一定要去报告其他的人类。没有语言之前，便用手势报告——我们的文化，也就由此产生。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 （二）生产的需要——相互交流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第十四章 西方新闻媒介的功能

第十四章西方新闻媒介的功能 功能的三个不同含义： 1、功能是指新闻媒介本身的、在它和社会互动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2、功能是指新闻媒介的主持人以及社会上方方面面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希望 新闻媒介发挥的作用，或者说希望新闻媒介成为他们的某种工具。 3、功能是指新闻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在社会上实际产生的作用。 第一节西方学者的新闻媒介功能观 一、新闻媒介的正面功能: 1948年，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威尔在《社会传播与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媒介的三大功能： 1、监视环境。 这是指新闻媒介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再现周围世界的原貌及重要发展的功能。 监视环境要求准确、客观、及时。 2、联系社会 是指新闻媒介将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应付环境的挑战的功能。 这一功能体现为对环境信息的选择与解释。 3、传递文化 是指新闻媒介将社会成员共同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经验、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等从社会的老成员传给新来者，使社会的文化传统永久延续的功能。 4、娱乐功能（1975，赖特《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 是指新闻媒介为受众提供消遣和乐趣的功能。 前苏联学者E·普罗霍罗夫的三组职能说： 1、思想职能 2、直接的组织职能 3、文化娱乐性职能 二、新闻媒介的负面功能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莫顿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中认为的负面功能： 1、新闻媒介持续不懈的宣传会使人们完全失去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 实。 2、新闻媒介是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3、新闻媒介常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甚至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时间。 4、新闻媒介的负面功能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受众精神的麻醉作用。一方面，新闻 媒介让人沉醉于虚幻的满足之中；另一方面，新闻媒介由此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 受众接触新闻媒介的行为方式：信息寻找模式、游戏模式、参与模式。 第二节媒介主持人的新闻媒介功能观 一、政治性媒介主持人的功能观——宣传功能 近代新闻媒介在创始之初，本以传递信息为其主要功能。后来，随着政论报刊、政党报刊的出现，新闻媒介的消息传递功能逐渐被政治宣传功能所取代。因为这类新闻媒介的主持人大多具有坚定的政治主张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他们的媒介活动首先是政治活动，作为媒介主持人，他们首先是整治活动家。因此，他们势必利用新闻媒体来宣传其政策、方针、观念。拿破仑将《总汇通讯》变成政府的机关报之举，便是一例。 二、商业性媒介主持人的功能观——盈利功能 当今的西方新闻媒介大多是私营企业，在英、美、法、德等国家90%以上的报纸是私人创办的。在美国，私营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总数的93%，私营电视台占全国电视台总数的76%。这样的新闻媒介完全是商业性的，它们的主持人是名副其实的商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媒介的首要功能是盈利挣钱。 三、其他社会团体的新闻媒介功能观 不同的社会成员和团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同样希望利用新闻媒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与媒介主持人直接控制媒介不同，社会其他成员或团体只能间接地影响媒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间接的影响只能凭借媒介的广告功能和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内容提要】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形态与立场都比较复杂，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了一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观。 一、文化帝国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是从对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入手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的关系，认为文化工业与科学技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制造了消费主义观念，从而不仅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甚至科学技术本身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还只是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有关对国际上西方大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统治的批判，也形成了对" 文化帝国主义" 的批判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始于法兰克福学派激进批判开始时的20世纪60年代，在70—80年代得到发展，其中以萨伊德的《东方学》最为突出。90 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1991 年美国学者汤林森写出专着《文化帝国主义》，1993 年萨伊德发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着作不断问世，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与认识日益深入。如果说从60 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前，帝国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的话，那么现在，全球化则取代了这个概念。这样，"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最近的话语描述又是和" 后殖民文化批判"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紧密相联的。 " 文化帝国主义" ，最常见的用法大概就是指在帝国主义原来政治、经济、军事的殖民统治意味以外，再加上文化的殖民、侵略与霸权。 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许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被首度被使用和诠释的。二次大战之后几十年间，大约有将近100 个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的地区成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仍然在经济上与文化上严重依赖着少数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传播与文化领域来说，西方几个大型通讯社主

新闻学概论复习题

三、名词解释题 1．舆论 答：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舆论作为公众意见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舆论具有公开性、公共性、紧迫性、广泛性和评价性等特性。 2．新闻价值 答：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种种特殊素质的总和。这些特殊素质的共同特征就是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共同兴趣，能为广大受众所关注。3．报纸的二次售卖 答：报纸的二次售卖是指报纸既向读者出售新闻媒介内容，又向广告主出售广告版面。第一次销售中，将报纸卖给读者，读者购买的是信息，这一次销售的是信息的实效性，落脚点是发行量。第二次销售把读者卖给广告客户，广告客户购买的是读者的注意力，这一次销售的落脚点是广告量。 4．接近权 答：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新的权利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影响。其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 5．议程设置理论 答：所谓“议程设置”是有关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大众关注焦点的理论。“议程设置”也称“议题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有意无意地通过对所报道重心的选择，从而构建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轻重缓急；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所注重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媒介所设置的轻重秩序来理解事件。 6．新闻学 答：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讨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 7．硬新闻 答：硬新闻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新闻。这类新闻为人们的政

西方主要新闻传播理论

西方部分经典理论 1.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称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风险既非毁坏也非对安全的信任，而是“虚拟的现实”；（2）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风险直接地和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生活是否可容忍的标准相联系，它涉及“我们想怎样生活？”这一价值判断；（4）“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国家——政府控制风险能力的匮乏；（5）当代的风险概念关涉知识(knowledge)和不意识/无知识(unawareness/non-knowledge）的某种特殊的综合；（6）新的风险类型可能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7）日常的认识遮蔽了危险的传播和活动，因此知识和风险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差距；（8）风险社会的概念消除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2. 媒介功能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概括的传播“三功能说”——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社会学家C?R?赖特提出的“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 3.媒介社会麻醉理论 “社会麻醉”是典型的传播功能的失调。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每天在读，在看，在听，在思考，但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活动当作现实行动的替代物。他们有兴趣，有知识，接受了众多的信息，也有关于未来的种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听完广播，看完电视，读完报纸以后，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二战”后，西方媒介内容煽情化、浅薄化、低俗化倾向加剧，“社会麻醉”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这种现象愈加严重。针对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情形，清水几太郎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水裹挟着广大受众，使他们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成了一种“心理暴力”。 在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的，而到了今天，电子媒介和网络大行其道，高效率的传播能力、海量信息和广泛的普及，使这种“社会麻醉作用”有增无减。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下，艰于呼吸却又乐此不疲，他们或是感觉不到媒体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们的视线被媒介所牵引，心智空间被媒介完全占据，成为媒体操纵下的“提线木偶”；他们从媒介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满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变化都以媒体内容为“脚本”；他们的现实欲求被不断地刺激和放大，社会行动能力却在不断降低。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一书里，美国精

浅析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浅析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45秒钟的电视广告： 女摇头，众人不解，不知少女意欲何求，这时一推销员推车前来，边走边叫，“可口可乐”，少女立即喜笑颜开，也跟着“可口可乐”起来，大家一起会心点头，相视而笑。 广告更能准确无误的传递出“可口可乐”这一“世界语言”的张狂个性。除了“可口可乐”正在侵蚀我国的饮食文化外，放眼望去，你会震惊的发现，我们的生活、情感甚至我们的观念，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通俗和流行文化通行无阻的跑马场。这是什么？这是霸权！而且是一种比美国隐形轰炸机更具杀伤力的看不见的霸权。为什么我们会喝着可口可乐叫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我们会起一个英文名在网上呼吁抵御外来文化的扩张，为什么我们会刚贴完拒绝麦当劳的标语转身就要吃肯德基……这些举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文化已渗透到世界各地。 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国就能在任何时候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导弹+经济+文化=美国式的全球化，这是美国图谋称霸世界的公式。导弹这种外在加暴力并不十分可怕，比导弹更加可怕的是经济和文化，经济渗透和文化扩张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把美国的文化扩张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属于军事帝国主义，那么“新帝国主义”则属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家凯文·罗宾斯指出，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仅仅牵涉到经济，实质上是美国化，也就是把世界改造成以美国为“村长兼警察法官”的“地球村”。学者H.I.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经济、语言、技术等软力量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文化渗透，力求建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其政治经济霸权的“全球文化”。这种“全球文化”，实际上是英语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文化。 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

看清西方新闻观的本质

很简单，腾讯网敢**花腾吗？去翻翻美国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看看当时美国媒体的那副嘴脸，**到极点，当然，可以随便骂总统，可是有谁可以得罪自己的老板？ 是的西方新闻都是为了自己支持的人服务的，打击对手 被政治控制的媒体能代表人民？打死我都不信日本二战时期媒体控制可谓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报喜不报忧，这还算正面宣传？清朝后期那些民营报纸才叫自由，苏报案这种事都判4年劳役，还很快释放，到现在怕是秘密处决了 你看美帝那一大堆媒体异口同声的疯狂怼川普，却对他为美国人民提供了多少工作岗位，解决了多少失业人口绝口不提，就知道“自由媒体”是个什么东西了 福克斯新闻、等一系列媒体挺他的你看不见？总统都能被人喷难道不自由？噗……哥，你赢了……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举了一个例子然后直接加个“等”来表示很多的……你连第二家都找不出来吗？ 西方新闻观是完全建立在利益基础上，怎么哗众取宠怎么来，不考虑真实性。 BBC之类的国际性媒体还要点面子，不敢做的太过，一些地区性媒体简直就是满口胡言，不仅仅是歪曲，而是干脆的胡编乱造。 我主要看西班牙语新闻，只要是涉及中国的消息基本都是胡编乱造，不是像BBC之类偏颇性的报道，或者像CNN之类在数据上做手脚，而是从头到尾就是自己杜撰。什么XJP禁止中国人使用刀叉的等西餐餐具，因为是资本主义象征。什么在中国女人被禁止拥有社会权力，包括在银行开户都只能以男性亲属的名义。什么中国人的餐桌礼仪是喝完酒后把杯子扣在头上。怎么离奇怎么写，反正使用西班牙语的南欧国家和拉美国家都很穷，大部分人一辈子也没钱去中国旅游，他们怎么写都有人信。西班牙为啥要这么黑我国！？又没有日本那样的深仇大恨。种族主义本性外加商业目的的哗众取宠。 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有世袭罔替的想法？权势滔天不想传给自己儿子传谁？只是操作不成功和成功的区别，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形态一模一样。印度本来就是民主国家，种姓制度是国民守旧思想的残留，是印度政府当前正在大力消灭的一种思想。实行“大政府”的国

(广告传媒)新闻媒介的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 (一)定义： 媒介动作流程图新闻传播媒介指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的中介,是新闻信息的物质载体,是用来表达某种含义的静态的或动态的任何物体和物体排列。 (二)新闻媒介的类型 i. 报纸 ii. 广播 iii. 电视 iv. 互联网 v. 通讯社 vi. 手机 (三)分类说明下： I、报纸 ①报纸是视觉媒介 ②报纸的保存性强 ③报纸的选择性强 ④报纸适合传达深度信息 ⑤报纸的工作程序多而复杂，因而时效性较差 ⑥报纸借文字传播，要求读者有文化，限制了读者范围 ⑦报纸的感染力较弱，文字远不及声音、图像那样逼真。II、广播

广播通过声音的音量、音调、音色等，可以充分展示广播新闻的个性色彩，而广播自身非语言符号音响、音乐和其他声音的实时应用，更能显现新闻的真实性，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可受性，它甚至可以通过听众的想象和推理塑造出在场的感觉。广播声音符号的优势和劣势始终相伴；声音语言的口头化是得其不容易像文字那样做深度报道。 总结起来，就是：广播视听觉媒介，语言和音响亲切、逼真、生动，具有感染力；广播传播迅速、时效性强，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同步报道；广播渗透性好，影响面广，可以不受空间和条件的限制；广播的保存性弱、选择性弱。 III、电视 电视与其他新闻媒介相比，拥有的收受者最多，可以说是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媒介。电视将图像、声音、文字等形式齐集荧屏，以全能语言的方式让人们同时可以接受声像和文字传播；而它另一突出特点是对收受者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这就极大地扩展了收受人群的范围，把新闻传播带入了一个普遍收受的时代。与报纸的文字信息相比，电视的图像语言更具有更为直接的信息刺激作用和力量。它以生动直观的形象，绕过人们大脑的理性思考，直接指向人们内心，引发心灵的震撼，产生及时效应。它不仅使得观众的现场干增强，同时大大强化了新闻的可信性。电视在新闻传播方面也存在不足，一些重大新闻或重大新闻的部分细节并不总是可以看得见的，这就意味着电视无法用自己特有的画面方式进行记录，事实上电视不能展现自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着奇装异服，哈韩哈日，言必称欧美的少年。于是，很多人开始高呼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其实，这些现象无非是说明了我们社会中某些空白之处被外来的文化填补了。如果说，这些行为真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需要进行引导的话，我认为反对者们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长篇累牍的口诛笔伐，而是尽快地找出能改变这些少年行为的“文化替代物”，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学界和业界是有一些脱节的，很多人在呼吁抵制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的时候，却不知道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中国的电视产业的现状也许最能清晰地体现这种文化 供需上的失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电视产业每年有约600万小时的节目缺口。以儿童节目为例，中国18岁以下人口达3.67亿，但儿童节目连利基市场都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过多依赖进口卡通，而且经常定位不当。在很多时候，我们媒体的内容话语缺失了。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将文化帝国主义划分为四个层次: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于这个理论，我们更多是在众多学者高呼“狼来了”的时候接触

到的，当今也需要我们也对文化帝国主义作出批判，但我们或许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传统文化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抵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入侵。这里，我想更多追问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到哪里去了，是否大规模抵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就可以使中华文明得到伟大的复兴？ 捍卫本国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的同样今天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话题。有人作出过统计，到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竞有85%来自美国。而中国的情况是，在2000-2004年间，我国进口影片4332部，其中从美国的进口占40%-50%，中国电视台播出的进口影片4000多部，美国片也约占一半。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无论那个地区，哪个国家，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会被吞并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杞人忧天，以下几点是我想要说明的。

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和“数字鸿沟”——概念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分析比较 摘要] 本文对两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比较，一是风靡一时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是随网络传播的发展而日显突出的“数字鸿沟”。分析比较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关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2）网络传播再次引发思考与讨论；（3）网络时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关键词] “媒介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社会历史背景 “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60年代开始出现、到90年代又被重新间接地提起的概念。它的产生与媒介联合体凭借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源，向全球进行渗透并施加影响有关，也与一个盛行激进主义的年代有关。围绕着这个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学界、政治学界以及相关的文化领域都曾开展过尖锐的大讨论、大辩论，方法上涉及意识形态、制度学、解释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方面。 90年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信息宗主国、信息殖民主义、制信息权、尤其是“数字鸿沟”等新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网络化社会中的技术可能性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因此使得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相伴随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也特别紧迫地提出了考察这一概念从60年代到网络社会崛起过程中的演变、波动和文化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 一般来说，“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从6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在传播学史中，被称为美国最激进的批判学派的代表人，“是媒介帝国主义论题方面最为多产而广为人知的研究者之一，多年以来，他在这些方面的立场都能保持一致。”[1]他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这一著作，明确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并作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探讨了美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与通讯、电视工业两方面力量的结合趋势，以及向外扩张、输出所谓“自由企业”的目的。 无论怎样，80年代中、后期以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逐渐淡化，或“锋芒日见鲁钝”。 [2]按照当代批判学派代表人阿特休尔的说法：“很大程度上，着重传播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占据了70年代的讲坛，到了80年代似乎开始消散。”[3]其中原因，除了在方法论上相继受到经验主义、文本分析和观众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外，还与社会历史方面的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思考。 第一、冷战背景的复杂性 在整体上，与“媒介帝国主义”这个词有着与短暂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冷战的背景之下的。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冷战拥有自己的权力结构，也就是美国和前苏联及其同盟之间的均势力敌；冷战也拥有独特的运行规则——两个超级大国固守一方，各自维护着自己的核心影响领域；冷战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既促进了核武器的实质性进展，也唤醒了人类对于核威慑力量的认识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