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与思维方式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与思维方式 摘要：《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这主要代表作之一。全书中共有一千多则，每次和文字长短不一，所涉及内容也相当广泛。既有作者对作品的品评，又有文学审美观念等等方面的材料。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探讨魏晋时期人们的处事态度及思维方式。 关键词：世说新语；儒道佛；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 洞悉历史，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是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分裂动荡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文化大放光芒的时代，世说新语孕育在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自然而然也 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即一种独特的经世之道。《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了魏晋士大夫逸闻轶事的笔记小说，遍观全书，我们可以感受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和几代世人的群像。更值得探究的是，《世说新语》的思想内涵是一种信仰的交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皆可从中折射出光芒，而儒道佛的思想寓于一系列的人物记事又恰如其分地彰显 了魏晋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老庄的道家思想在魏晋乱世的精神救济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专制独裁统治着朝野。曹操统一三国分裂之后大揽人才，扬言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具
有经世之才即可，后因猜忌心日益加重残杀杨修，又因孔融对时事的批判而以不孝罪名加害于他。司马懿取代曹氏天下之后也因猜忌杀害竹林七贤的嵇康。整个混乱混沌的魏晋时代笼罩在漆黑的政治漩涡之中。对知识分子的肆意残杀使得士人对朝不保夕的恐慌与日俱增，于此，老庄哲学成为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良药。魏晋士大夫厌恶乱世，回避政治，崇尚老庄的逍遥境界以此来寻求处事上的超然。例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以天地为一朝，万年为一瞬，日月为门窗，八荒为庭院，将饮酒作为唯一要务的逍遥生活即是对老庄哲学的外化，是士大夫在乱世中用逍遥派的安逸对我自我的救赎和对世道的抗拒。老庄思想对魏晋时期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世说新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文人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安顿和实践 自己以谋求浊世里自己一方太平，虽然他们缺乏政治力量与政权抗衡，但他们却以其精神的力量显示其不朽的魅力[1]。 二、佛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镇定之效 南朝刘宋时期，佛教文化从边缘地位一跃为主流文化。《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即有一部分为僧人，而《世说新语》中也记述了诸多关于崇佛人士和僧人日常的篇幅，一系列生动的描绘传达出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影响之大。不难揣摩，因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 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 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 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迨及东汉末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尽管期间也出现了西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太平繁荣景象，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爆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所替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仇恨，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所 陕艳娜 荩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混乱的时代，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晋室东 迁…人们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异常的发达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展现的风骨和风貌更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的，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人格之美令人心折，而这种人格美又体现在了形美和神美两个方面。在古代的十大美男中魏晋时期的就占了七个，美男并不会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魏晋时期的美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他们风流倜傥，英俊伟岸的身姿，那种围绕在他们周身的自由狂放，潇洒不羁的气质才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而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原因？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的纠缠和交织又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关键词：魏晋文人、形貌、才思、神韵之美 魏晋时期，这样一个黑暗又动荡的年代，战乱频繁，天无宁日。“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写到了整个村庄的灭绝。”①人们却将仪容和人体美作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内容。很难想象，在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连温饱都需要烦恼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关注仪容仪表，这仅仅从表面上看是矛盾和难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的分析文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之后又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更加注重人们的内在美，即精神美。而魏晋时期时对于人的形体之美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色。在儒家的审美中，着力强调美与善的联系，甚至直接将善转化成美。美与善可以说是孔子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善是美之所以为美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善美也就不能称之为美。徒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善作为内核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孔子在论语中写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②“里仁为美”③这种种言论都可看出孔子对美的阐释。文质彬彬就是“美”与“善”的一种统一，而善甚至是要超过于美的。可以说儒家是更注重内在美的。而道家强调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的自然之美，持一种无为自在的审美态度。认为自然的天然的就是最美的。庄子就主张万物各随其性，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道家在论述人格美的时候，也更推崇人的精神美，认为精神美远重要与外表形态之美，常常以形貌丑陋的人来反衬人物精神的伟
从《世说新语》窥探魏晋审美观
摘要：本文将从魏晋士人的品行风貌、生存之道、对自然的态度这三个方面具体窥探魏晋的审美观念，在了解当时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深入体会专属于魏晋风流士人及那个动荡的年代的美。 关键词：魏晋风度;人物品评;生存之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1 一、晋人之美 现在细细品读《世说新语》，在了解魏晋的时代背景的同时，关于当时士人的审美观念也有了初步的探究。冯友兰先生论“魏晋风流”提出了四点：“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评恰是那时美学新风产生的基础和摇篮。《世说新语》一书中所展现的晋人之美，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人物自然容貌之美不在受道德的标准所限制和约束，而是注重个人价值和独立意识。魏晋士人的品行容止，他们的洒脱不羁，他们的感性与纵情，对于我们如何评价人物的标准也提供了“多元”的考量。 “著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是《世说新语》记载与叙述人物容貌性格的特色，而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刘义庆在勾画这些名士时，运用了许多当代特有的眼光及概念，尤其喜用自然景物来带出一人气质的非凡，让我们能清楚地看见魏晋时代在品评风尚和美学上的展演。《容止》篇中所描写的人物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美感，无论是外在展现的形象之美，抑或是由内在散发出的精神美，可以概括成以下四项审美观来加以分析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标准。 第一，病态美。魏晋人士认为柔弱到不禁风吹也是一种美，而《容止》篇中最可代表病态美的，非卫?d莫属。 第二，异相美。《容止》篇中多记载皮肤细白，体态优美的美男子，但其中却记录了两位不落此俗套的名流于《容止》篇中，他们没有美丽的容貌，反显出一种异相之美。 第三，气度美。气度之美是指一人的美感，是由内而外所产生的，即使是小小的动作，举手投足之间却仍散发出非凡的气度，而让人感觉优雅异常。 第四，脱俗美。脱俗美代表的是一种气质已超凡似神仙姿态的美，脱离俗世所认知的美，而另辟一种美的指标。 《容止》篇当中描绘的名士，表面上看似只写出了他们的外貌，但其中却是充满了神韵，风姿，精神，这种“神”的表现即是内在的情性。总括来说，魏晋人士对外形的重视，再加上内在神韵风度的渗透，在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发下，这个时代对美的感受也就有了空前的发展，在形与神的交融下，人物的个性也更加强烈地呈现出来。 二、生存之美 魏晋名士将生活作为审美的对象，从生活中不断探索人生哲学和意义，这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美学价值观体现。竹林文人之“越名教而任自然”推崇的是抵制儒家礼制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遮蔽，重视日常生活和自然的生存观念，崇尚自在、随心的生活常态。“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魏晋士人亦重情，情感体验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世说新语》的主要呈现的内容可以看出，魏晋士人极其重视感情，亲情、友情、夫妻之情、男女爱情，无不让他们情难自禁、珍之重之，甚至情到浓时难以自拔。其次，晋人对生命的悲情体验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状态。魏晋人士的悲情来源是因为朝局的动荡和黑暗，太多的死亡刺激着他们对命途的伤逝之情。“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其时，玄风大畅，道体自然。人们通过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乃至书法抒发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悟与领会。他们从来没有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
魏晋风度——名著选读试题及参考答案
1、谈谈你所理解的魏晋风度。 答：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2、以《世说新语-任诞/容止》里的作品为例，说说什么叫“魏晋风度”？并说说那时期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具体的表现形式。 答：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3、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向来以对传统的叛逆而著称，请你用《世说新语》里的事例作一分析。 答：阮公（阮籍）邻居家的女人长得很美，在酒铺里卖酒。阮籍和王安丰（王戎）经常到女人这里喝酒，阮籍喝醉后，就在女人的身边睡着了。女人的丈夫开始还怀疑阮籍有不轨举动，就伺机观察，结果发现阮籍没有什么企图。 这体现出男女关系的进步。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 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 文王说：" 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 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表现出阮籍不拘传统的礼节，率真任诞，纵情放任旷达，享受自己的人生，还有对人生死的淡然的看待，超然物外。 4、《世说新语-容止》主要展现魏晋名士的哪些追求？这些追求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什么影响？在当代社会是否还能找到它的影子？ 答：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魏晋名士追求一种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还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著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切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对社会的警觉，以及指向国家军事和政治领导的怀疑，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像那些“长发蓬蓬地游荡在街头的青年”、刻意做一些荒诞的理论来引起别人注意知识分子，的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一)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一) 【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小说体，其内容主要涉及汉末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逸闻趣事和玄虚清谈，故亦可称之为是一部反映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而透过潇洒风流的名人士子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魏晋士人们的狂狷、任诞等诸种荒唐之举，我们发现这其中更浸渍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他们是在悬崖边上痛苦挣扎着的灵魂，他们以其独特的言行风貌向世人委曲地道出了心声。【关键词】《世说新语》知识分子困境失落抗争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动荡不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整个社会时常笼罩在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作为社会文化界精英和思想界领袖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世族文人，先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接着是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利之争，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爆发了“八王之乱”，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在接连遭受了几次惨烈的打击之后，知识分子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情的险恶，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困境中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照和个体生命的极度张扬，并由此形成
了为无数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但也正如古往今来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魏晋风度不过是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抑郁和悲哀。下文将撷取《世说新语》中世族名士的几个生活片段来解读魏晋士人的悲剧人生，进而了解那个人的自觉的时代。 一、从赏誉篇透视魏晋士人的内省式的精神世界 治国平天下本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天职，但时局的动乱、世情的险恶已容不得他们随意插手政治，甚至他们为求得保身不得不对此退避三舍。于是，这些在现实政治中战战兢兢、无法立足的文人士子们，暂时放弃了他们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对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从赏誉篇中所记来看，率真质朴、闲适清高、简约旷达、宁静淡泊等品性成为了时人品评关注的焦点，如：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这里，王戎以未经雕饰的“璞玉浑金”来比喻山涛品地的率真、质朴，此间真意，尽在其中。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这句话的意思是：“剥去他的皮，体内也全是真诚的。”真可谓至真至诚！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这里，“省率”“胸中无宿物”即是对庾统品性直率和心无芥蒂的认同。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豫”即欢乐闲适的意思。 庾公目中朗：“神气融散，差如得上。”“神气融散”即“神情气质和达闲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刘龙洲2 (1.湖南大学人文系,湖南长沙410082;2.湘潭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 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魏晋风度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景下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张羽1302010208 【摘要】：魏晋的特殊背景下，士人们把眼光从对现实功名的汲汲渴求转到了自然山川之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魏晋风度的魅力也在于它执着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张扬。落实到现实中，则表现为名士对生命的真挚热爱。 【关键词】魏晋风度;陶渊明;自然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越名教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此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他们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成就了潇洒的人生境界。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他们的作品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陶渊明是魏晋人士的典型代表，他身上流露出的有儒学正统的积极进取，有道家学说的乐天知命，也有魏晋风骨的特立独行。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做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他既熟悉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老、庄、孔子的思想；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我们从陶渊明的自然思想来分析魏晋风度背景下的士人哲学。 陶渊明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异化。什么叫“自然”呢？自然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陶渊明诗文中，用“自然”一词共四次：”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株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的“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从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及其心态
从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及其心态 ——《世说新语》赏析 （作者：谢建国指导老师：廖晓桦）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然而思想上却极自由，士风有巨大转变，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不断冲突中得到调和。玄风大畅，出现了魏晋风度。谢安以其独特的性格魅力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名士风范的代表。谢安的隐居与出仕反映了魏晋士人心态。魏晋风度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影响深远。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名士、谢安、心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其间，士风有极大转变，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老庄道家思想融入士人的人生当中，玄风大畅。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冲突当中得到融合。思想的变化给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给士人的生活和心态带来很大变化。而《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正是了解魏晋士人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风俗、习尚的百科全书。 《世说》的作者是南朝宋宗室刘义庆，也可能是刘义庆及其门客集体编撰。南朝宋距魏晋不远，所载士族阶层的言行轶事应较近于史实，其中不少资料还被正史采用。全书“以类相从”，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尤其是详实地记载了魏晋名士的清谈。谢安极具名士风度，是全书重点记述、着笔墨最多的人物。宗白华说：“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2] 据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统计，《世说》里有关谢安的记载达114则之多，居全书之冠。[3]鲁迅说“《世说》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4]如此可见，谢安是魏晋名士的典范。不但与谢安同时的王蒙、王羲之、支道林“共推之”，就是在南朝宋时《世说》的作者也认为谢安很符合当时的名士标准。另据学者所证，在盛唐时谢安的隐逸与事功也为时人所仰慕。[5]谢安生于东晋，对汉末、西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应有很大继承，加上先辈族人谢鲲就是玄学名士，终使谢安成为承前启后的名士典范。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世说》里谢安的形象来了解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并对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作个初探。 一、谢安以其脱俗的言行、超逸的气质而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雅量指胸怀宽阔，气度宏大。魏晋士人崇尚玄远高迈，十分看重雅量，以此作为品题人物是否够名士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的为政从容不迫，胸有成竹；有的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有的处世淡泊，志趣高远。实际上，雅量是老庄道家思想的虚无和自由人生境界的具体体现。《世说》写雅量最传神的当属谢安。 谢安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已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邃，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
从_世说新语_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收稿日期: 2008-10-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贺州学院科研项目“《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ky08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人,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蒲日材 (贺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贺州 542800) 摘 要: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世说新语;才;价值观;魏晋风度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1-0123-04一、《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 的重“才”倾向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品评魏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它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据笔者的统计,全书出现“才”字、以“才”字来品评人物的共有85条之多。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魏晋不同的历史时期,“才”的内涵各有所不同。在汉末魏晋之际,天下三分,时局动荡,出于现实的需要,此时人们所重之才多为治国用兵之术, 《识鉴》2云: 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以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裴潜对刘备的看法,无论是居中原的乱人还是守 边险的霸主,都是着眼于其政治才能,与乔玄对曹操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的评价是一样的意思。这 种政务能力,笔者把它称为“治才”,这是在汉末魏初 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才价值观。因为在这之前的人物 品评,人们注重的往往是人物的“德行”,是“依据儒家 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的”。[1](P290) 《政事》门叙述的大 多是一个人的政务才能。“治才”注重的是对社会、对 政治的实际参预能力,是带有功利性的。 曹丕即位后,以九品中正制替代了汉末的“月旦评”,于是人物品评原来带有的严肃的政治性色彩大 大减弱了。后来司马氏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争权斗争中大肆戮杀异己,使得士人普遍失去了政治热情, 平日皆言及玄远,语不及政,于是善清谈就逐渐成为了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格魅力,不在乎他的“德行”如何,“治才”如何,而是他是否能清谈。《文学》17云: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 “为人薄行”的郭象,却是人们倾慕的对象,因为他有“俊才”。参照其他条目可知“俊才”之内涵。《赏誉》 26云:“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当时清谈的领袖王 衍说“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文学》32)。《文学》19记载他与裴遐清谈时“才甚丰瞻,(遐)始数交未快。”可见郭象之“俊才”指的是他谈玄时所体现出来 的口才学识。这学识口才笔者称为“辩才”。在举世崇 尚清谈的魏晋时代,“辩才”是评价一个人的关键所在, 是一个人是否享有崇高声誉的主要因素。《世说新语》 津津乐道地记载了一些名士们的辩论轶事: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 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 3 21第22卷第1期 Vol.22-No.1 百色学院学报 J OU RNAL OF BAISE UN IV ERSIT Y 2009年2月Feb.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