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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与五四运动_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_欧阳军喜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_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_欧阳军喜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_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_欧阳军喜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No.6 200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

———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

欧阳军喜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100084)

[摘 要]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中,林长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致力于铁路统一案之提出与实施,继而力主把青岛问题与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之后又运动拒签和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从整个过程来看,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从中也可以看出,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林长民 五四运动 铁路统一案 山东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3)060103010

引 言

关于林长民①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当时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当时政府方面、安福系均认为,五四运动“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1]日本方面也认为,五四运动的出现,“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2]但是,学生方面却否认这一点。称“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3]而民党方面则认为研究系还没有这种能力来运动学生,“大学生之知识学问,岂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所能及,何至反无自动能力,无爱国的观念,必待彼等运动?”[4]

一些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及直接间接与之有关的人在事后的回忆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均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林长民等人煽动起来的。交通系的另一主要人物叶景莘也认为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有直接的责任。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在事后的回忆中都不认同此说。罗章龙说五四运动的发起和指导者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罗家伦则说学生的行动几乎是一种临时的动议,也没有什么金钱背景。[6]许德珩则称五四学生示威行动是由《国民》杂志社决定的[7]。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但都否认受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的指使。

与时人的议论和事后的回忆相比,学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忽视。周策纵在他的著作中几次提到了林长民,但他并不认为林长民有意煽动了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于“摆脱殖民控制的切实要求”[8]。一些大陆的五四研究论著,虽也提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但基本上把他们当作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来描述[9]。有意思的是,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五四运动与梁启超

[收稿日期] 20033

[作者简介] 欧阳军喜(1965— )男,湖南桂阳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字宗孟,1902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专修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后,任福建省谘

议局秘书长兼法政学堂教习。1912年任南京参议院秘书长,同年组织共和宪法会,后改为共和党,次年任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进步党成立后任政治部部长。1917年任段内阁司法总长。1920年偕女周游欧美,1923年归国,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曹锟贿选总统时在沪参与反直。1925年11月入郭松龄幕府,不久兵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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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①,但对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对林长民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和行动作一分析,以期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并进而揭示出五四运动的起源。

一、林长民与“铁路统一案”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围绕着铁路统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一斗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息息相关。

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特在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任命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设立外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网罗朝野外交通才,共同研究当时外交问题,以辅助政府之外交决策。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机构,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的人,也有研究系或接近研究系的人,但实际负责的就是汪、林二人。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即提出了对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共五大纲,(1)破除势力范围;(2)取消领事裁判权;(3)关税自主;(4)撤退外国军队;(5)停付庚子赔款。该提案于1919年1月6日通过后,因其内容与徐世昌最初对和会的期望大体吻合,因而得到徐的赞同。次日又由林长民呈代总理钱能训,然后电致巴黎各专使。外委会的这一提案,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其时势力范围被认为是远东最大的乱源。林长民说,“要把远东问题拔出祸根,非把我中国的地位安置稳固,非把各国在中国的所谓势力范围者根本破除。”[10]林长民的看法与美国的观点一致却与日本的主张相反。美国一向奉行“门户开放”政策,所谓“门户开放”之语,其真意即为反对势力范围。美方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所应争取的要点,就是要求各国对历次发表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宣言赋予具体而明确的内容,彻底废除地区优先权利制”。[11]日本方面虽然声称其议和方针,“当提倡远东之平和主义与门户之开放”。[12]日本所谓的“门户开放”,“其用意所在,欲藉此以解决美国移民问题”[13],即所谓人种案。而其所谓远东之和平,实际上是要保持它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的特权。日本政府在给巴黎和会特使的训令中,第一条,就是要确保日本在战争期间,在山东省以及赤道以北南洋原属德属地所占领的领土利益[14]。一方要破除势力范围,一方要保持势力范围,于是围绕着破除势力范围问题,美国与日本之间,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其焦点就是铁路统一案。

由于列强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造成了中国铁路不统一的现象,因此统一铁路被认为是打破势力范围的关键。外委会所拟的铁路统一案原文如下:“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或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概由交通部指挥之。”[15]按照外委会的解释,所谓“统一”是指“将该各路合为全国之铁路统系,概由一中央机关统辖指挥之,不使此路归此国统理,彼路由彼国承办,各用其本国之制度材料,而俨然成一瓜分豆剖之局也。”[16]该案于1919年1月8日由国务院电令巴黎专使相机提出。之后一个月之内,国中尚无异议。不料2月初,交通总长曹汝霖忽持异议,称交通当局尚待研究,国务院乃再电巴黎各专使,嘱其缓提。之后,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也提出反对意见。曹、陆同系,即所谓新交通系。新交通系提出反对后,外委会的熊希龄、汪大燮与林长民诸人立即作出反应,以图挽回。2月17日,熊希龄分别致电上海赵竹君和广州岑春煊,请他们一致抗议,力争铁路统一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次日,熊希龄又与汪大燮、林长民联名致电在巴黎的梁启超,内称“统一铁路,业得首座同意,前由院电专使,预备提议,近曹润田因某种关系反对,故院电缓提,各方正在力争,请密商

①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版;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德旺:《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赫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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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使,亟图进行,国脉所系,勿为动摇。”[17]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新交通系发表反对意见后,旧交通系梁士诒也起而反对。新交通系之反对主要是为了维持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因为中国铁路若真统一,则曹、陆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各路合同将归无效,从而也直接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旧交通系的反对则侧重于主权与管理。2月21日,梁士诒以铁路协会的名义致电巴黎各专使,认为“铁路统一”的实质是“铁路共管”,并认为这是英美方面的计划,反映了英美的意图。嘱咐议和专使“和议席上,如有提议,务乞痛驳拒绝,以保主权。”[18]

铁路统一案的确与英、美两国有关。1919年1月,先是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S.F.Mayers)发表了统一铁路管理的条陈,英文密勒评论报也发表评议,主张中国交通部设立一中央铁道公司,中、英、美、法、日五国各派一人组织委员会,总持其事,共同管理中国铁路[19]。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Earl Baker)又发表美、日、英、法、中共同管理中国铁路计划书。虽然英、美二国多次声明,梅尔思和贝克的提案系私人意见,但实际上还是得到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当新、旧交通系出面反对该案时,英、美两国驻华公使分别召集赞成与反对双方进行调停,并力促该案之通过与实行。美使芮恩施(P.S.Reinsch)在1919年2月26日与梁士诒、汪大燮、曹汝霖、周子尘、熊希龄、陆宗舆及林长民7人谈话时强调,铁路统一于中国有利,统一之后其管理运输之权仍属中国[20]。英使朱尔典(J.N.Joran)也与赞成反对该案的双方进行了谈话。他强调,铁路不统一,则无法打破各国在华之势力范围,势力范围不解决,则不特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统一巩固,且能引起国际纠纷,而铁路若能统一,“有三种利益,一为收回属于外人之路,二为收回中国在其领土内已失之行政主权,三为中国于不久将来,可完全自办铁路。”[21]

英、美方面鼓吹该案似乎处处是为中国着想,实则是因为一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膨胀日益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为了限制日本的对华活动,美国政府提议组建新银行团①,统一对华借款,特别是统一对华铁路借款,“其命意所在,欲使中国不为日本一国所为独吞,而恢复均势之局面也。”[22]此举得到英、法的赞成却遭到日本及国内亲日派的反对。在英、美的调停下,林长民等人做了一些让步,表示政治性质之路与商业性质之路可以分别办理,即政治性质之路由中国借募总债赎回,商业性质之路一律自行办理,其余国有已成各路完全照旧自办,已订合同已开工未开工各路由交通部另拟标准合同,一面组织银行团为偿还旧债废止旧合同之准备。但政府方面在给专使的训令中仍表示“政治性质各路与租借地极有关系,必须审慎办理。能否提出大会,提出程度如何,以及提出有无弊害均应预筹之,希酌察情形,随时电院核办,至组织银行团系我自定计划,自可勿庸提出。再现在中国少数英美人民颇提倡共同管理铁道之议,如果在欧发布,务宜设法销弭。”[23]当2月份陆徵祥收到梁士诒电后,曾复电梁士诒,告知铁路统一案尚未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称“尊电所云外国愿收中国各铁路为共同管理等因,此间毫无所闻”,“此后如有所闻,遵当痛驳”[24]。不料, 1919年5月,中英公司又在巴黎和会上就该案提出秘密说帖一件,其内容大致谓将中国现在所欠各路借款,改为一宗公共统一之借款,且使各路管理方法亦归一律,以冀消灭势力范围[25]。政府方面在接到陆使的报告后复电嘱其坚持反对,并称“国中三五无责任之反对政府者不察内容,且为利用,意欲以交通实权听由各国平均支配,以冀打破外国势力范围。”[26]至是,主张铁路统一案之熊希龄、汪大燮及林长民诸人,不仅与交通系立于对立之地位,且与政府也立于对立之地位。

林长民是赞成且主张铁路统一的重要人物,他否认铁路统一案是联英、美之案,更非藉英、美以排日之案,而纯粹是从国家利益来考虑。他自述赞成且主张该案之理由有三:“(一)鉴于境内铁路

①新银行团是相对于旧银行团而言。旧银行团始于宣统二年,由美、英、法、德四国组成。民国成立后,日、俄两国加入,四

国银行团变为六国银行团。民国二年三月,美国宣告脱退,六国又变为五国。欧战爆发,德国被排除于银行团之外,五国银行团又变为四国银行团,俄国革命后事实上又变为三国银行团。欧战期间,英、法自顾不暇,所有借款全由日本垫付,三国银行团实际变为日本一员,日本在华势力至是乃极度膨胀,有见于此,美国乃于1918年6月提出组建新银行团方案,负责所有对华借款。参见《银行团之沿革之势力》(1—3),《晨报》,第178—180号,1919年6月11—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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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势,应以统一办法收回他有各路,破除势力范围,消弭远东战祸;(二)鉴于铁路负债之重营业之亏,应以统一路债办法,举新债偿旧债从根本上整理以免积耗驯至破产;(三)鉴于吾国资力之不足铁路之不发达产业之阻滞,应从统一路债入手,输外资发展路线增益富源,即铁路营业亦受其利。”[27]实际上,外委会及林长民的本意,却是要借此以解决山东问题。林长民说,目下巴黎会议,极难解决之山东铁路问题,更可于统一铁路案内无形解决了,济顺、高徐两路垫款,于总债内可以收回,一转即为实际造路之用,岂不完全中日两国的交谊么?这是铁路统一论的真义。[28]然而,希冀通过铁路统一案而解决山东问题,特别是济顺、高徐二路问题,因亲日派的阻挠及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但却把山东问题推向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林长民等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山东问题的途径。山东问题遂成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林长民与“山东问题”

北京政府开始时并不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山东问题。据曹汝霖说,陆徵祥等人启程赴欧前,徐世昌总统曾召集会议,商议和会应付方针。参战督办段祺端认为,中国宣布参战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其在中国之利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众无异议,就此决定[29]。北京政府不愿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加上与日本间有1918年9月24日换文①存在,此约已解决山东迫在眉睫的日军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不愿撤军及擅设民政署等问题。北京政府认为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不见得对中国有利。顾维钧则力劝政府,中国应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不过北京政府于1919年1月8日给代表团的训令中,仍不包括山东问题。可见从一开始政府与专使之间在“山东问题”上即存在分歧。

“山东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1)“山东问题”除青岛归还问题外是否包括山东境内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二路?(2)山东之归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关于第一点,政府方面认为,济顺、高徐两路与青岛问题无关。政府方面解释说,“济顺高徐借款与青岛本不相涉,当日订约之意,因日本占据胶济铁路后,日军布满沿线并在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虽经我政府迭次抗议,迄未承认,不得已始以铁路借款为撤退日军废止民政署之条件,其时军政两费无可罗掘,又值欧战未终,欧美各国无从商借,始于七年九月商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并订交换文件,如撤退胶济沿线日本军队,由中国自由组织巡警队保护铁路,又撤废民政署等项,可知路线系临时假定,其第二条并规定此项路线由政府与银行协议变更,并非许其继续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绝无关系。其时曹汝霖任财政总长,章宗祥任驻日公使,与当事诸人悉力磋商始克有此结果。从前指路垫款如钦渝同成等成例甚多,而此项借款十足交付并无回扣,尤能破除惯例,中外咸知此济顺、高徐借款问题与青岛无涉之实在情形也。”[30]主持其事的曹汝霖、章宗祥也极力辩解。章宗样说,有关济顺、高徐两路的换文,是“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而采取的措施,“实为有利国家之事”,“换文各款,与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更与二十一条毫无关系,换文之非允许日本继承德人权利,彰然可见。”[31]但是在野的研究系要人林长民、梁启超等人坚持山东问题必须包括济顺、高徐两路问题。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已也,青岛而外,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等(即济顺高徐两路)皆关山东全

①换文内容如下:(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

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人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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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之命脉,不可有一容人鼾睡者也,仅提青岛纵使可得,倘胶济问题不有决解,则远东之乱源未弭即鲁省之实质无存。”[32]1919年2月23日,抵法后梁启超也致电林长民等,强调“胶济诸路关切肤

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33]林长民、梁启超与政府方面及曹汝霖、章宗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

歧,其实质是,谁应对山东问题负责?

另一方面,就是归还山东的手续问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呢,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日本方面坚持要由它来交还青岛。陆徵祥赴欧前经过日本,会晤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牧野全权。内田称,日本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并力言中日两国务宜步调一致,但陆专使对此“答甚含糊”。对日本方面表示愿将赔款退还中国,“陆闻之亦不置词”章宗祥对此十分不满,并因此愤而提出辞呈。他认为陆使的态度,表明他“受人唆动”[34]。徐世昌、段祺端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张①,只有在野的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还。议和专使是否受了研究系的“鼓动”,我们不得而知,但专使在和会上所持的态度,则绝对反映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主张。1919年1月27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德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让与之,交还中国一事绝不提及。次日,顾专使在会上发言表示,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与别种海屿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梁启超对顾使的表态极为满意,他在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中说,“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超在京时曾将此议向该国外交界要人剀切忠告,不审彼朝野有无觉悟,吾辈着眼不在归还之名义,而在主权之实际”[35]。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没有按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设想和专使的希望进行。当1月28日五国会议山东问题时,顾专使在会上提出,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等语,美国总统威尔逊遂询问日本全权,所有中、日间签订的密约,可否提交大会。牧野全权答称,须请示政府。英、美、法各全权又问中国是否愿意交出,顾使即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之意。日本对中方的态度极为不满,驻京日使小幡奉其政府训令,到外交部抗议,政府遂电令议和专使,在将密约提交大会之前,先与日方代表接洽,于是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的秘密换文及1918年关于胶济铁路之换文全部提交给大会。

然而,密约的宣布却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因为1918年9月中日换文,无异于中国承认了二十一条。议和专使不得不向各国说明,二十一条系由日本胁迫而成,而1918年9月之约则系临时性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欧洲也开展活动。他一面依据赴欧前与林长民等人商定的意见撰文鼓吹②,一面遍访各国政要。但是,由于英、法两国与日本有密约在先③,难以援助中国。4月16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美国代表提出折衷办法,即由德国声明抛弃权利,交五国公同暂收,日本专使仍未同意。4月22日,五国会议继续讨论,陆徵祥与顾维钧应邀出席。会上美国总统表示,山东问题十分复杂,中国、日本既有1915年5月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订条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奈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难以援助中国。英总理提议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按中日协定条107

①②

③1917年2月,日本外相本野发别与驻日英、法大使达成协议,英法两国表示将来在和会上愿意支持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要求。见《丑态毕露之协约国秘密外交》,《晨报》,第185号,1919年6月18日

梁启超在1919年3月6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中说,“超已在此间大报馆发表意见数次,且别撰小册名曰中国问题与世界和平,所鼓吹略如在京原议,惟于山东问题更加发挥”。见《晨报》第91号,1919年3月13日。梁士诒拟订的议和方案第二条即是“青岛交还问题”,但他所指的“交还”是本国向日本收回青岛,“其理由是:(1)日本应践交还之言。(2)此次大战及各协商国扶弱制强,并无私利自存之心。(3)美总统媾和条件第五款可为依据。见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3—6页,自刊,1946。

件;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自己选择。顾使当即表示,二者均非所愿。二天后,中方正式提出说帖,分送美、英、法三国首脑,表示英国总理所提两层办法,于中国均有危险,同时提出办法四条:(一)胶州由德国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实行上条之交还;(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宣布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订约国人民居住、通商。4月30日,三国会议最终决定调停办法如下:“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36]随后该决定由美国代表团随员贝克口头通知了中国代表团[37]。梁启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内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38]林长民在接到梁启超电后,特于5月2日在《晨报》、《国民公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

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

得任公电,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

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

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

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

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

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39]

有人称林氏此文为五四运动之导火索[40]。日本方面也认定林氏此文应对五四运动之爆发负责,为此5月21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特用正式公文照会我外交部,内称,“外交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皆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41]政府得日使照会后曾由总统派人转告林长民,请其对外言论稍加谨慎。警备司令段芝贵亦托人转达林氏,谓彼与林氏个人并无意见,惟彼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万一外间风潮涉及林氏,彼实无法办理,故劝林君凡事不可出头。又《晨报》也因此事受到检查和监视,自1919年5月24日后所有新闻稿件均须经京师警备厅审核后方准登载。林长民因此愤而辞职,他在辞呈中写道:“长民愤于外交之失败,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布论文,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且有国者不讳亡,长民措语未为过甚,胶州租借于德国者廿年,当时实为暴力所屈,今日乃高唱人道之世,尚有袭德国之政略,继承其所得者,我犹甘之,是我承认其举动为正义为人道也。非亡而何?藉日交还,然择肥而噬,得步进步,满州前事,二十一款前事,能无寒心。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42]之后,林长民又有《告日本人书》发表,奉劝日本不要继续其侵华的错误政策。①

①他在《告日本人书》中写道:“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外,不论阶级高

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不同,饮恨几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若在强权之世,君等固有一日之忧。虽然,今何时矣!无论潮流变迁,未容君等悉奏长技,即令人人袖手恣君所为,吾辈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之民族,文化智能又有牢不可拔之根基,一战而霸,遂足为君等贺耶?吾民遂永戴君等而易其宾主之位耶?此种根本见解,吾固深信君等必有彻底觉悟者。”《林长民告日人书》,《申报》191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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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五月四日学生示威事件的发生,是直接受了林长民5月2日之文的刺激,但是,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进而国内舆论把外交失败都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人,则是受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动。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宣传的口吻是早

已商定好了。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林长民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

三、林长民与“拒签德约”

自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警报传出之后,签字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

5月3日,国民外交协会②召开全体职员大会,筹议应付时局办法。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后发表的致各省通电称,“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消息极紧。查日本所藉口之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一款之约系以武力胁迫,又民国七年九月关系胶济铁路之换文,顺济高徐铁路之草约并非正式订定,我国民决不以为有效,本会定于本月七日即二十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43]

第二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学生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了章宗祥,结果有32人被捕。

③林长民立即开始了营救学生的行动,他与汪大燮等人各以个人私意进言于总统,请将学生释放。5月5日,林长民又与汪大燮、王宠惠联名呈请警察厅,请予将学生保释。6日早,林长民复入总统府谒总统并要求三事:(1)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决心,以维持民望;(2)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以免再激生风潮;(3)7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对于第一点总统答允照办,并称二日以前曾有一训电致各专使,饬其坚持致底,主张暂由五强共同管理,其处置应得中国同意,但能让步至此,否则不能再让步。总统并称电稿在外交部,林君尽可亲往外交部取阅,并可宣示国民。关于第二点,总统称学生已交京师地方检察厅办理,能否交保请与检厅接洽④。对于第三点总统则主张仍不许开会,态度极为坚决。林长民回到外交协会,将上述情形报告会众,讨论结果,即由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林长民诸人再往谒钱能训总理,告以事实上7号不能不开会。6日晚熊、范、王、林四人具一缄致钱总理,略谓政府禁止开会一切理由曾经报告会众,奈何开会地点日期早已决定布告,万难取消。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之自由权利,政府不能剥夺,况国民大会之目的在一致对外,民气方盛,正可用为外交后援,不能遇事压抑,激成反动。若政府必欲禁止或干涉,亦听政府所为而已。

5月7日下午一时,各界群众争赴中央公园开会,但该园早已闭门且四周有警察严守,不得入内。是日到会之人,由中央公园而石虎胡同,由石虎胡同而商务总会,由商务总会而先农坛,又由先农坛复回石虎胡同,会议乃得以召开。最终全体议决四项:(1)宣布取消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2)胶州青岛应由德国直接交还我国;(3)胶济及顺济高徐铁路换文认为无效;(4)巴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我专使不得签约。并决定下星期日仍开大会,一致对外。万一政府再行禁阻即改在山东、南京等地,联合各省开国民大会,务达对外目的。会后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各专使及各省团体,呼吁一致对外。

在签字问题上,除了国民外交协会坚决主张拒签之外,在政府方面和议和专使内部都存在有不同意见。政府方面,由钱总理一派所组织的己未俱乐部力主签约。5月24日,政府发出通电,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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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被捕学生于7月全部释放,此前汪、王、林联名保释,当局不许。之后,北京十三校校长及山东省国会议员联名呈保,亦不许。继而熊希龄、王家襄、范源廉、张一、高而谦等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保,学生乃得释放。

在被捕的32人中,其中有一人为市民,其余均为学生。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其宗旨是:对外发表公正民意,为外交上之援助。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严修、范源濂、庄蕴宽七人为理事,梁启超为驻欧代表。1919年4月梁启超在给林长民的一份电文中说:“著论演说,历访要人,所言悉如尊旨。”《晨报》第129号,1919年4月23日。

表示“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并说,“此时国家为重,地方秩序自应切实维护,京师地面现已严饬主管认真办理,倘各省区有不肖之徒藉端煽惑,务希悉力制止,用遏乱萌。”[44]政府的这种态度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安福派乘机发动倒阁,钱能训既处于群疑之中,安福部又从而掣其肘,只好提出辞呈,由龚心湛代理,政界引起轩然大波,总统徐世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签约的问题上只好采取一种暖昧的态度。据顾维钧称,“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45]代表团方面,开始时大家一致认为德约中除保留山东三款①外,应该签字,但万一保留一层办不到是否签字,则有不同意见。顾维钧、王玉廷、伍朝枢主张不签,胡维德主张签约,陆徵祥则犹疑不定。直到6月28日签字之日,代表团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分函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46]但和会最高会议拒绝接受并将原函退回,中国代表团遂决定不签字,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全权电告政府交涉经过及不签字之缘由,电文称:“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47]

中国拒签德约后,日本一面暗中运动英、法出面调停,使我补签德约,一面声明愿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将胶澳租借地主权归还中国。1919年8月,日本外务省参事官芳泽谦吉为直接交涉来华活动,先后拜会了章宗祥、曹汝霖,也拜访了林长民[48]。林长民的态度可从国民外交协会发布的通电中看出,其致各省通电云:“我国在欧洲和会业已拒签德约,对外则有专使之宣言,对内则有政府之布告,口血未干,信誓旦旦。直接交涉为是耶,则不应拒签于前。拒签德约为是耶,则不应直接交涉于后,盖直接交涉即系承认德约,承认德约即系承认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49]其致顾维钧专使电云:“鲁案不能与日直接交涉,应提出国际联盟解决,全国民意同此主张,从前中德条约规定德不得以山东权利另贷与其他强国,巴黎和会德遂许日本继承山东权利,显背条约。请公先以德之违约提出国际联盟,请求消取对德问题,既解决后请解决对日事,至本会前建议七款,……亦请相机陆续提出以求解决。”[50]此后,林长民主要致力于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山东问题。1921年2月,林长民以中华促进国际联盟总会驻欧支部董事会会长的身份联合旅欧学生上书国际联盟各专使,阐明了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理由,并说:

“吾人今日之山东政策,乃吾人对于吾祖宗吾子孙尽保疆土之无上义务。吾人一息尚存,即当竭力尽气以恢复之,死而后已,成效固不足计。各国之对我如何,不足顾也。友邦之有无及其援助之多寡,不足论也。吾人苟有一毫依赖心,自暴自弃心,怯懦心,气馁心,即将无以对吾艰难创业之

①和约内关于山东之条款有三,原文如下:第一百五十六条,德国允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

月二十四日)中、德条约所规定胶澳租界暨铁路、矿山及水底电线等项,与其他中、德迭次所订关于山东之各案先后所规定德国享受之种种权利及所有权或特权,完全与让日本,尤以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条约所规定者为最重。至德国对于胶济铁路及其支路所有一切权利,连同附属各该路之种种财产,如车站、机厂、工场及车辆并矿山、矿场与兴办各矿之一切材料及附属于各该财产之权利及特权,现已为日本所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至德国之国有胶沪、胶烟等水底电线及所有附属于各该电线之权利及特权暨财产,亦一律归日本所得,无庸付费,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七款,所有胶澳租界内德国之国有动产暨不动产以及关于该租界德国或因自行兴办各业与因直接或间接曾支出经费所应得之权利,现已为日本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无庸付费亦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八款,自本约将来施行之日起,限三个月期内,德国须将关于胶澳之民事、军事、财政、司法及其他行政之档案、簿册、契据暨各种详图及公文,均移交日本。《秘笈录存》,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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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及吾人继来之孙子,而亦必永无成功之希望矣。”[51]

林长民等人之此次上书,距五四运动的爆发已近2年,此时,学生运动已趋平静,社会也恢复了常态,政局也稳定了下来,但林长民却仍关注着山东问题的解决与未来,仍在为山东问题奔走呼号,且态度始终一致。

结 论

我们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林长民为山东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中看到了一种激烈的态度,这似乎与林长民研究系的身份不符。研究系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国中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但在五四运动期间,林长民的态度始终是激烈的,甚至是与政府对立的。对此,林长民解释说,“鄙人前此对于政治问题,当新旧势力嬗擅之际不宜操之过急,故所主张宁偏于缓进方面,其间常有不可告人之隐痛,然皆隐忍持重,无非委曲以求全,顾其结果与期望相反。今者既无全可求,则为私人计无委曲之必要,为团体计更无委曲之必要,惟有披沥所信,勇往迈进而已。鄙人蓄此信念已有两年余,适去年本会[指国民外交协会———引者]成立,乃得实行所信,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绵力,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52]

透过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五四运动因外交问题引起,但其中却夹杂了许多内政的因素,研究系、安福系、交通系,己未俱乐部,国民党及国民党中的小孙派均卷入其中,学生运动最终成为政争的工具。汪大燮在事后感慨地说,陆宗舆之被谤,“统言之,政治作用而已。”[53]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之斗争的结果。换言之,撇开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互动,而单纯从社会经济背景或文化思想变化的角度,就无法真正了解五四运动的起源。

[参 考 文 献]

[1] 亿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J].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2] 转引自林明德.日本与五四[C].汪容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2页.

[3] 言豪.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

出版社1999版,第116页。

[4] 霜.北京特约通讯[N]《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5] 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45—47页。

[6]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5—65页。

[7] 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27页。

[8] 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9] 参见汪士汉著.五四运动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07页;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修订版)[M].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4、563页。

[10] 林长民在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N].《晨报》,第80号,1919年3月2日。

[11] 芮恩施致国务卿函(1918.11.23)[Z].《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第63页。

[12] 日议和特使与东亚问题[N].《晨报》第32号,1919年1月6日。

[13] 东京特派员渊泉.日本之讲和态度[N].《晨报》,第37号,1919年11月11日。

[14] 转引自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189页。

[15] 外交委员会议决统一铁路原委[N].《晨报》第77号,1919年2月27日。

[16] 铁路统一案原文之解释[N].《晨报》第85号,1919年3月7日。

[17] 《致广州岑云阶电》(1919.2.17),《致上海赵竹君电》(1919.2.17),《致巴黎梁任公电》(1919.2.18),《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

四,第3511—3513页。

[18]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Z](下),自刊,1946年,第14页。

[19] 译上海密勒评论.全国铁路统一问题[N].《晨报》第68号,1919年2月18日。

[20] 美使关于铁路问题谈话[N].《晨报》,第87号,1919年3月9日。

[21] 转引自张嘉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页。

[22] 刘彦.论新银行团与中国之利害[J].《太平洋》,第2卷第4号,19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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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林长民.统一铁路问题[N].《晨报》,第119号,1919年4月13日。

[24] 《晨报》第85号,1919年3月7日。

[25] 陆徵祥报告路事原委电[N].《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

[26] 政府拒绝铁路共管之要电[N].《申报》1919年5月27日。

[27] 林长民.铁路统一问题[N].《晨报》,第126、128号,1919年4月20日至22日。

[28] 林长民.统一铁路问题[N].《晨报》,第78号,1919年2月28日。

[29]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Z].第146页,台交,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30] 政策之外交问题说明书[N].《晨报》第154号,1919年5月17日。

[31]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Z].《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53—54页。

[32] 和.山东问题[N].《晨报》第131号,1919年4月25日。

[33] 梁任公先生来电原文[N].《晨报》第78号,1919年2月28日。

[34]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Z].《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54页,62页。

[35] 梁任公先生来电原文[N].《晨报》第78号,1919年2月28日。

[36] 近代史资料专刊.秘笈录存[Z].第135页。

[37] 美上院讨论山东问题详情(十续)[N].《晨报》,第318号,1919年11月5日。

[3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Z].第880页

[39]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N].《晨报》第139号,1919年5月2日。

[40] 梁敬.林长民先生传[Z].《传记文学》第7卷第2期。

[41] 请看日使质问之照会[N].《民国日报》,1919年5月27日。

[42] 林长民辞职之呈[N].《晨报》,第164号,1919年5月27日。

[43] 国民外交之决心[N].《晨报》第141号,1919年5月4日。

[44] 政府主张签字之措辞[N].《晨报》第175号,1919年6月8日。

[45] 顾维钧回忆录[Z].第一分期,第209页。

[46]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第七卷,第352页。

[47] 《秘笈录存》[Z].第223页。

[48] 王光宇关于日外务省参事官芳泽谦吉为鲁案直接交涉来华活动报告[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3辑,第4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9] 国民外交协会反对直接交涉[N].《晨报》第405号,1920年2月4日。

[50] 国民外交协会之要电[N].《晨报》第437号,1920年3月14日。

[51] 林长民、梁龙及旅欧学生上国际联盟各专使书[N].《晨报》第749—750号,1921年2月21日至22日。

[52] 国民外交协会饯别会林理事长民之演说[N].《晨报》第436号,1920年3月13日。

[53] 汪大燮.陆宗舆〈五十自述〉序[Z].见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承印本。

Lin C hang-min and the May4th Movement

Ouyang Jun-xi

(Department of H is tory,Q 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A bstract: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y4th Movement,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China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Railway Unification Plan”and the“Shandong Issue”.At first,the Chinese govermment delegation did not intend to bring up the“Shandong Issue”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but only expected the solution of this issue by means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It was only after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failed to pass that the Shandong Issue became the focus.During this course,Lin Chang-min played a key role.First,he exerted himself to the pro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Then he firmly main-tained that the Qingdao Issue should be linked with Jiaoji Rail w ay and two extension lines of Jishun and Gaoxu railways,befor e he launched the ca mpaign against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 and direct negotiation with Japan.All this shows that Lin Chang-mi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utbr ea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4th Movement.Li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4t h Movement shows that the Ma y4th Movement,though resulting fr om diplomatic issues,involved many domestic factors.The May4th Movement is not only the outcom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 hanges,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divis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in China.

Key Words:Lin Chang-min,May4t h Movement,Railway Unification Plan,Shandong Issue

[责任编辑 周 珉] 112

疫情期间关于五四爱国演讲稿精选最新【5篇】

疫情期间关于五四爱国演讲稿精选最新【5篇】 五四爱国演讲稿800字1 大家好!5月是一个花开的月份,5月是充满激情的月份,我们刚刚送走了劳动节,今天,又迎来了青年节。五四青年节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青年的节日。 今年是第_个五四青年节,在_年前,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准备和帝国主义列强们签订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割让中国山东给日本等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5月4日消息传到国内,青年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同中国工人阶级一起,与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为了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党中央把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在我的脑海当中,每当青年节,我就想起了青春,是的,我想大家都这么认为,青年是与青春挂钩的,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就是《纪念五四,青春飞扬》! “青春”,这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字眼,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字眼!青春是什么?有人把青春比作初升的太阳,因为它充满生机;有人把青春比喻为带露的鲜花,因为它预示着美好;在我的眼里,青春就预示着生命,青春是奋斗与朝气的象征,我将在有限的青春里,创造无限的价值,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青春短暂,归于奋斗。贝多芬在他16岁的时候就在乐坛上

颇有名气,当他的耳朵失聪时,他没有被这个灾难带走奋斗的意志,反而更加刻苦的钻研,就是青春的力量支撑着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他用青春的魅力创造了一首首动人的曲子,让世人广为传颂。还有无数的历史名人,他们用青春飞扬,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有如宋朝的辛弃疾,当他年仅21岁的时候,就领兵抗金;茅以升在24岁就成为了博士;周恩来19岁就写下气壮山河的诗句:“大江歌罢掉头东”。青春很短暂,但是他们却一辈子都飞扬着青春的魅力,一辈子奋斗不息。 五四爱国演讲稿800字2 大家好! 我们期待“五四的火炬”再次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注入青 春的能量,激励新时代的广大青年,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上、向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谱写新的青春乐章。 少年强则国家强。回顾历史,青年是时代进步最活跃的因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美好意愿,促成了“爱国、进步、_、科学”的“五四精神”,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薪火相传,在时代变迁中始终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并成为当前青年群体建设富强_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精彩和梦想,镌刻下独特色彩的成长经历和奋斗历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

关于五四运动的演讲稿

关于五四运动的演讲稿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五月青春点燃梦想》。 又到了春光明媚的五月,又到了百花争艳的季节。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又到了XX年5月4日,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日历,在这张日历上,人们看到的是青年人特有的朝气,是飘逸的青春的光彩,是迸发的炽烈的激情,是90年前烧起的一团火,它光亮、它耀眼、它激励着人们在风风雨雨中勇往直前。在这新世纪的阳光和五月的鲜花播洒进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和建团90周年。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追求事业的人,每一个珍视生命、向往着美好前程的人,在这个时刻,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无限的活力与勃勃的生机。 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每年都会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以宣传“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活动。那么,我们可曾真正了解“五四”是什么吗?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

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家政务院为纪念该运动,于 1949年正式宣布每年的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民族救之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会忘记那举起民族救之旗帜,开创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新纪元的先驱者,不会忘记革命战争的峰火硝烟,更不会忘记,为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地传到我们手中。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幸站立在世纪和千年交汇点上,我们是幸运者。但是,面对新世纪,让我们回顾五四精神,认真地思索着,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呢?也许,我们也曾感叹:我生不逢时,没赶上英雄时代,要不我也会扬名天下;也许,我们也曾抱怨:我时运不佳,没摊上一个好岗位,否则咱也能露露脸。是呀,和平年代,一般工作,我们很平凡,但我要说,伟大正寓于平凡之中,平凡的我们一样能高昂起脸,因为平凡中,我们一样能够奉献。 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得强壮,挫折会使我们变得坚强。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面对山峰,去欣赏它的风光,面对未来去争创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doc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 ——近代史小班讨论课 一、背景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二、意义 五四运动:1、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2、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3、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中国新文化运动:1、它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2、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是,新文化运动中也有对东西方文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一点一直影响到后来 三、二者联系 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联系:1、两个运动经历的时间有重合部分:1919年5月4日后; 2、两个运动有相同的社会背景: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称帝,随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衰败,列强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出路; 3、两个运动的部分核心人物或者参与人相同: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领导者和推动者; 4、两个运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思想转变;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广大青年民主意识空前提高,为他们后来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5、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9年的高潮体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紧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面对五四洪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承担起领导责任,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为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主流杂志刊登的大量相关文章,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鞭笞帝国主义。由此可见,这一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是前期设计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和效果体现。 6、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分流点: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观点趋于相同,矛头一致;五四运动期间,虽然主将们的观点发生分期,但仍然精诚合作;五四运动之后,他们由合作走向分裂。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青春之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前途。以下是带来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一】 1.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李大钊 2.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担负。——列宁 3.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进它的消逝。谁能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现代)郭沫若 4.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贝弗里奇

5.人生最大的感叹是:年轻的激情是从未实现;年老的追忆是从没发生。勇气是青年人漂亮的装饰。假若人生下来就是中年,然后再渐渐年轻起来,那样,他就会珍惜一切时光,决不会再无谓的事情上消耗自己。风华正茂夜晚给老年人带来平静,给青年人带来希望。——萧伯纳 6.正如我赞许一个老人的青年,我也喜欢一个老人有一颗年轻的心,能够这样的人,虽然身体会衰老,但内心却永远不会老。——西塞罗 7.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茅盾 8.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9.青年是一个美好而又一去不可再得的时期,是将来一切光明和幸福的开端。——加里宁

10.人世间,比青春再可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们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使它的消逝。谁能保持永远的青春,便是伟大的人。——郭沫若 11.二十岁时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三十岁时是机智,四十岁时是判断。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2.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13.青年人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老年人的眼睛里放射出光芒。——韦尔 14.青年时代是培养习惯,希望和信念的一段时光。——拉斯金 15.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6.青春不仅仅是月亮、林荫、交谊舞,也不仅仅是为了使地球多一个高等动物。假如你能让青春放逐出自己的思维,让它驰骋在大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代史】邵芳分享《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论文标题】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论文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学术名家218——229共11页 【论文作者】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分享者】湖北邵芳 【论文提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再认识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 1文学革命运动造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 2新教育渐臻成熟 3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 4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负面影响 【摘要概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至关重要。长期以来, 不时出现相关的争论。近年来有人提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启蒙运动, 也不是文艺复兴。文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启蒙运动的性质, 也带有文艺复兴的意味, 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同时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负面作用作了切中实际的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 文化转型 【精彩摘抄】 1.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当时躬与其事的人们, 有过“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

等不同的提法。后来, 人们渐渐地都习惯于使用“新文化运动”的提法。 2.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早先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性质或文艺复兴的特点的人, 还是近年来在争论中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的性质或文艺复兴的特点的人, 都是拿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作比较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3.“当十五六世纪时, 欧洲诸民族间发生一种运动, 起源于意大利, 传播于英、法, 而终极于日尔曼。是为中古时代与近世时代之蝉蜕, 历史家名之曰Renaissance, 意者再生也, 东人则译为文艺复兴。”——蒋百里 4.我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最主要的性质和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是它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是针对旧有的宗教教条及教会统治而起的。把人从神光笼罩中拉回到俗世来, 承认人的需求、人的欲望的合理性, 承认追求幸福、追求自我完善、追求荣誉, 是每个个人的权力。于是个人主义得以确立。总之, 是人取代神成为关注的中心。其次, 重新发现古代的文化典籍的价值,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典籍中, 人们重新发现古代人的鲜活的个性和不受神灵与宗教的束缚的伟大创造精神。那时代的人们把自己的创造性的思想与活动都看做是追模古代先贤的典范。其三, 随着人文精神的发扬, 削弱了对神与宗教的依赖, 人们对外在世界认知的兴趣与能力得到提升, 自然科学随之逐渐发展起来。 5.“说到文艺复兴这个词,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西方历史上那场预示着现代欧洲诞生的伟大运动。这同样的名词与过去十年来席卷全中国的一场思想与行动的意义深远的变革非常吻合。为了方便起见, 我就用这个名词, 并且会尽力给你们讲述一些它所包含的那场运动的意义。”②这里有两个要点: 第一, 中国的

对五四精神的理解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归结起来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产物。如果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由文化冲突而获得主体高度自觉,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重担的现代知识分子,亦被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1]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的现代意识的构成和心路历程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特征,可以说,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关于五四运动演讲稿最新精选5篇

关于五四运动演讲稿最新精选5篇 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五四运动演讲稿800字最新精选.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演讲稿【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家进行探讨交流的机会。 青年与祖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不用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不要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只从1919年5月4 日至今,青年与祖国的关系,就已经讲了整整100年,对于每个青年,爱国、报国、建国的道理恐怕耳熟能详,什么是爱国?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居。雷锋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老山前线的战士说:要是为钱,给我一万元让我在猫耳洞里待一分钟我都不干,但只要祖国需要,我愿在这待上一辈子。这就是爱国,这就是中华儿女的爱国心语,这就是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这就是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爱国,民族之魂。 掀开中国的历史,跳跃在眼帘的是光辉灿烂四个大字,奔腾的长江,宽阔的黄河,造就了一个伟大而倔强的民族,五千年的悠悠文化积淀出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它就是爱国精神,也正

是这种爱国精神,让一代代中华儿女魂牵梦萦,让一代代华夏赤子舍生忘死。 有一批优秀的军人,在边疆,在海岛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在帕米尔高原上有一个哨所,叫做红旗拉甫,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生命禁区。熟悉地理的人都知道,这里平均日照不足五个小时,长年积雪,就是在这样一个连阳光都罕至的地方,却有一群军人顽强的生存着,这其中有一名中校军官,在这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生命最后八天才被抬下哨所与家人团聚,可这八天,他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连一粒米也吃不下,当儿子说:“爸爸,我已经101岁了,还没给您过过一次生日,今天让我们给你过一个生日吧!”,这名刚强的军官,这名忍受肝癌十年折磨的军官落泪了,他用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道:不要怪爸爸,军人不能战死沙场,也应效力边关!这就是一个军人对祖国奉献 的极致,这就是军人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的表现,这不正是我们找的爱国含义的答案吗?今天,座的每一位都是爱国的,我也敢肯定每个人都做过爱国之事,爱国是广义的,董存瑞舍生炸雕堡,许海峰夺取奥运第一枚金牌是爱国;踏实工作是爱国,即便是一个顽童捡到一枚硬币交给警察叔叔也同样是爱国,而我们今天努力求学,将来建设祖国,不更是爱国吗。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对自己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我的演讲即将结束,与各位共同探讨的什么是爱国和怎样爱国两个话题也接近尾声,爱国的含义大家都已知晓,但怎样去爱

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通过从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本书,我了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推进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必要条件。从当时那些中国先进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团结的力量中体会深刻。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亲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领导开始。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给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一次沉重的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促进了知识青年的觉醒,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大解放,促使人们更迫切的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各种各样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的传播敞开了大门。 1919年5月5日,以北大学生为代表,因为不满“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发起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但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开了探求“新文化”的序幕,而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和发展,突出表现在爱国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的解释越来越走样,把“科学”、“民主”、“爱国”当成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在

那时,新文化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并且产生着影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提出了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要求。其中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并且确定了每年的五月四号是中国青年节。可见,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意义的重大。

弘扬“五四精神”演讲稿: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

弘扬“五四精神”演讲稿:弘扬“五四 青年”的爱国精神 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爱国是永远不变的旋律,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与战乱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的国就不可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不可能有幸福快乐可言。爱国情怀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因此以爱国为基点的“五四精神”既是时代之需、社会之需,也是个人的修为之需,好好传承并发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责任。 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需要我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五四精神”是时代精神,教诲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新一代,我们青年人要敢于责任,担任起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主动性,不怕多做事,不怕做小事,不怕事情的繁琐,不怕时间的紧迫。坚守在生产的第一线,坚守在保障安全的环节点,坚守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面对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做到事无大小,力求尽善尽美。我们广大青年就像是一块块青砖,只有众人的担当才垒成那万里长城;又如一台运转的机器,少不了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配合。我们只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能凝聚忠诚于热

情。 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需要我们热爱工作,积极进取。“五四精神”不是口号,是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发扬。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岗位、更要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让我们牢记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含义。让“五四精神”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需要我们敢于挑战,勇于创新。年轻的一代是祖国的栋梁,我们要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困难时不要退缩,而是重磅出击敢于挑战,勇于创新。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立足自己的岗位,不畏艰辛,挑战一切困难。我们的生活才丰富多彩,工作才有干劲,国家才能日益昌盛。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1. 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2. 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宋庆龄 3.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雷锋 4. 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俞良弼 5. 青年是一个美好而又一去不可再得的时期,是将来一切光明和幸福的开端。——加里宁 6. 每个青年人都象是个在晚上出生的婴儿——只看到太阳升起而从来不会想到昨天的存在。——佚名 7. 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大仲马 8. 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名种理想和幻想。这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一种宝贵品质。——加里宁

9. 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茅盾 10.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歌德 11.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贝弗里奇 12.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屈原 13.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李大钊 14.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15.二十岁时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三十岁时是机智,四十岁时是判断。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6.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补何及! ——权德舆 17.青年时代是培养习惯,希望和信念的一段时光。——拉斯金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异同与联系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异同与联系 目录 前言 (1) 一、新文化运动 (1) (一) 历史背景 (1)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 (三)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2) 二、五四运动 (2) 三、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异同 (3) 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联系 (3) 参考文献 (4)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常把新文化运动同五四运动并为一谈, 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形成一个错觉: 似乎先有五四运动而后才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认为这两个运动是同一个革命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个历史背景、性质、内容、历史意义都不同的运动。因此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易误导大众,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区别,也有很强的内在联系。 一、新文化运动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一)历史背景 1. 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 2.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3. 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青年杂志》首篇文章陈独秀就向青年提出六条希望和要求,鼓励青年追求科学和民主,举起了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两面旗帜。1917年,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民主和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常被大众称为“德先生”、“赛先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1)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2)提倡民主,反对专制;(3)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4)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有关五四运动的手抄报资料

有关五四运动的手抄报资料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新思想与社团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明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

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国耻情绪 191 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认识 1914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历史意义: 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倡导民族、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局限性: 如绝对化的批判中国文化,片面地推崇西方文化。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的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许多领导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待问题过于片面,少数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式主义偏向。 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第一、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2、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3、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2、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 3、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4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5、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6、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弘扬五四爱国精神

弘扬五四爱国精神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那场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其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所爆发的学生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举大的意义。今天,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94周年之际,这场运动已经离我们这一代人很久远了。 也许有人会说五四运动离我们已经太久远了,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已经过时了,对于我们也没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了。这种认识是很不正确的,笔者认为五四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正是我们新的时代的所需,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必要在新的形式下重新认识爱国主义精神。是的,如何认识爱国主义怎样用我们自己的切实行动来实践爱国主义,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它是一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它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直接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展,五四伟大的爱国精神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重提五四爱国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还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那场以大学生为主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他们怎样来用青春的热血和生命来实践着自

己对国家的爱。那么时值今天,当代的大学生远离了国家和民族苦难的日子,远离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背景下。爱国好像对于今天的我们已经留于一种形式,一个口号了,“爱国热血青年”在今天已经被看作一个贬义词了。那么我们今天来重新怀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用自己的切实行动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爱国主义不是非要我们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爱国行动,而是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学校里,你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就像现在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们所唱响的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就是一种很好的爱国行动。我们走向社会,遵守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的公民,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在我们的身边,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努力地去帮助别人,积极地去实践各种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 其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无须做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而将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切切实实地做好,就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形式。在今天我们怀念五四运动,重提五四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还是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的,让我们重新去认识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去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思考

关于五四运动的思考 作者:李琳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为主体而爆发的一场爱国运动。但是在历史分期和定义上,存在着误判---即是将中国的历史分期搞错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是西周---秦始皇,秦始皇之后的社会是---中央集权制社会。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帝反封”的热情是好的。而反封建,则将历史定义混淆了。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汉字、文言文、书法、绘画、京剧等等等偏激的理论,则贻害无穷。 秦始皇之后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比较封建社会有所进步。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在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传统王朝时代,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大批的赶考举子进入考场,感慨地说道:“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隐士可能不介入社会生活竞争,此高风亮节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中国的唐朝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是的欧洲文明很微弱,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员、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的政治、经济、文化流动,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代人类社会---封建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子、进士、士绅等地位;科举考试,形成官僚阶层;官僚到老要退休,退休后保留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他的财产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有十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宋朝大部分的官员是贫寒家庭出生。整个明朝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这个对流造成结果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而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相当旺盛。中央集权制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积极作用。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可见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科举制度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中国明朝是一个重要的朝代,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先河,我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不正确,应该更名为富裕。可惜中国的资本主义未能成长壮大起来,中华民族与先进繁荣的历史教育擦肩而过。中国清朝闭关自守,康熙皇帝实行铁幕政策,到乾隆皇帝时期拒绝与来访的英国特使马尔噶尼签署通商贸易的所有文件,欧洲已经发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中国仍然

2015高考历史核心考点-第7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2015高考历史核心考点: 第7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知识梳理 一、辛亥革命 1.历史背景 (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认识到应该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2)清政府打着“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幌子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 (3)革命知识分子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 (4)革命组织的建立:1894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 ①兴中会成立,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905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②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并决定创办机关报《民报》。推动全国革命进入高潮: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由黄兴领导,后失败;保路风潮——四川同盟会会员组织保路同志军起义。 2.主要进程 (1)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地区发动起义成功,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2)中华民国的建立:③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④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帝制的终结:1912年2月,⑤宣统帝下诏退位。 (4)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 3.历史意义:是一次伟大的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⑦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⑧资产阶级共和国;使⑨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社会生活移风易俗。【易错扫描】 (1)辛亥革命结束的是中国的封建帝制,而非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2)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中,“鞑虏”指满清贵族而非帝国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趣闻

纪念五四:文白之争中的趣闻 (2009-05-06 02:29:05) 转载▼ 标签: 五四 文白之争 博闻天下 刘继兴 玉昆 文化 分类:品文化,读历史 刘继兴:五四“文白之争”的高手过招 胡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却并未激起

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 话。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曾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 部的公开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 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刘半农 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鲁迅则对刘半农的进步高兴,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

对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对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班级:10061224 姓名:骆恺闻学号:1004121127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下面我来谈谈对这次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及看法。 一、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二、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1)脱离现实经济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没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脱离经济而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思想文化,是错误的。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2)脱离广大劳动群众。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3)思想方法形式主义。少数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式主义偏向。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这样,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了俩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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