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真正做到从农村入手，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

三、注重农民与知识分子相结合，重视科技教育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仅有乡村人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办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他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村普及发展科技教育。虽然梁漱溟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主体位置颠倒了，走了弯路，但这种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发展科教的思想是正确的。在今天，国家大力推行大学生支援西部计划、“三下乡”活动、大学生村官行动，就是把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重视科技教育；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振兴乡村。

四、注重推进农村的民主化和组织化进程

中国从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过渡到现代社会，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民主意识、民主观念都未能随即确立，民主体制、民主机制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这就需要现代化建设中大力加强民主化进程。乡村建设运动主张自治，强调农民要自教、自救、自

卫，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自主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民主、平等观念，但因当时制度、体制等原因使民主受到限制，未能真正实施民主化。当然，失败的原因除来自于外部，内在原因也不容忽视。梁漱溟主张在农村开展合作运动，合作化要公私兼顾，要教育引导农民，尊重农民意愿，逐步发展，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一定要掌握先进技术。合作教育的当务之急：一是农民合作精神、“合作组织能力之训练”，二是“生产技术之发达”。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方面要加快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经济上要建立农村新型合作组织。

五、“促兴农业，引发工业”

梁漱溟的农业化道路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反而能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工业化，认为农业只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他提倡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只有首先改造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才能够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才能够进行工业化建设；只有农业的发达才能“引发”效果更佳的工

业化，才能既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传承固有的“理性”文明，同时又满足人的物质要求。当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与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工业与农业二元对立的局面，这些都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阻碍了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可见，“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模式，仍然能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解决“三农”问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他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而苦苦探索的思想结晶。在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之际，如果我们能放宽历史的视野，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它、研究它，就可以充分肯定其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文化遗产。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 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 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姓名：申宣成 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 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 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摘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纪宝成 （摘自纪宝成校长4月2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 文化的特点是说高深就非常高深。说具体，传统节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新文化运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等，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应有的鄙视。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目的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破坏 当青年学生托福成绩达到令人惊异程度之时，却连中国的语言也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古文，很多学生连简单的古文也看不懂，一些博士论文在语言运用上十分不熟练，标点符号不会点，错别字连篇。不少人谈到外国的事情时了解很多，但在谈到屈原、司马迁时知道的就很少，再了解司马迁和屈原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时知道的人就更少。 文化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却始终都没有矫正到位。这种现象需要各方人士深刻反省。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败后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学习，即“西学东渐”，开始了学习欧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从蒙昧中走了出来，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然而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全盘否定态度，而且以后一代一代人把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以至于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丝毫没有自豪感。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惊讶，外国人更为惊讶。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 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不幸而言中，它的确埋下了深层的隐患。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

中国传统文化作业

张倩20126298 环境工程一班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1）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便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中国古人通过将中原地区华的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类型观；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以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进一步突出本土文化重伦常礼教的类型特征。近代以来，人们更是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界定文化类型。如严复，李大钊等人就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农业—宗法型”；梁漱溟则将中国、印度、西方分别为文化三类型。随着文化学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文化分类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演变、丰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在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土壤里完成的，中国因地域广阔、复杂，自古就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河谷型文化的特点是内聚力和容纳性强；草原型的文化特点是流动性和外向性明显；山岳型文化的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突出；海洋型文化特点是开放性和冒险性较强。 第二种意见是按照观念文化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孕育诞生在农业宗法社会的母体之中。大约在氏族社会后期，中国就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其后，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干。长期的农耕生活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人们安土重迁，追求生活的稳定与安宁，缺乏冒险精神。中国封建统治者视农业为立国之本，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困辱游业”，甚至认为“务末”则丧国。 第三种意见则是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格局，而发展期则是儒、法、道、佛并行，其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居中制衡作用。由于这样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形成传统社会共同的思维定式，使中国文化定位论理政治类型，中国古代论理道德、政治、法律，特别是论理道德纲常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把论理纲常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加以论证的特点。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制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观念文化与经济制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不同时期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垄断精神生产的阶级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因此，按社会形态、阶级属性分类是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为使这种分类不仅表现出文化的时代性，同时表现出文化的民族性，还可以在分类的标准上加些内容。如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家国一体的宗法特征，可成为宗法奴隶制文化。 上述分类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各种特点及这些特点的内在联系划分的。由于这些特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但他们分别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都有一定的理由。 （2）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用化、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入世功能。它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作用至今，实在得益于伦理――政治这一文化类型的粘合作用。

梁漱溟终身教育思想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终身教育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观点，大多数都是对个人的要求或者对少数人的规范，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提出过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能为全体民众都接受的终生教育思想。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与后人很多的启示。梁漱溟先生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前人思想的启示而提出自己的终生教育思想的，并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修正。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并且他是为全民设想，这一点更符合现代终身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 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须深究内部病因。中国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根子在农村，农村的破坏又最严重，中国的出路唯有乡村建设，而建设必寓于教育，归于教育。 实验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农学校，乡村教育的开展必须通过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相统 一。1927年在广东开办“乡治研究所”，1929年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兼邹平实验县县长。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形成互相连结和融合的关系。民众教育应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应包括所有的成年人，而这种教育又应是贯穿一生的。兹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梁漱溟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 1、“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梁漱溟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脉，也秉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提出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5](P395)的对民众实行终身教育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由： 一是“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遂以倍增，率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益重迫”。二是“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有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图费经历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往事回眸 2006-08-18 10:39:33 □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 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而早在1931年， 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邹美棉“花”开上海滩 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 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 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姓名：申宣成 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 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 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

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2)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 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9)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 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