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盛行“逆淘汰”
中国官场盛行“逆淘汰”
作者：蒙娜丽莎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宋代的苏辙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
人性的一个亘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因此，在“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过去的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
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也源于此。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皇帝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即使是贵为皇帝，小皇帝也是老皇帝的奴才。
在中国，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佣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
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
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中国社会，政府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荡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６０届政府，５０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
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
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酒文化与官场学问_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
酒文化与官场学问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转载）酒文化与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性应酬还是私人性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有民谣道：“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纵论起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方方方的封城日记原文
方方方的封城日记原文 不知道我的微博还能不能发出来。前一阵，因为反对年轻人街头集体爆粗口，导致微博被封（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表达爱国，也不能以街头集体爆粗为荣，这是文明问题！）。投诉无门，起诉无门。所以对新浪网极度失望，准备就此永远不再开微博了。但是，没料到现今武汉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导致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导致封城，导致武汉人到处被嫌弃，也导致我被封在城里。今天政府再度有令：中心区域今夜零点，开始严禁机动车行驶。而我又恰住在中心区内。很多人来询问，也有人私信，大家都在关心和问候，让我们这些被封在家中的人倍觉温暖。刚才《收获》程永新给我信息，说不妨写写“封城记”。闻此始觉，如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一条能不能发出来。如有朋友能看到，就请留个言，让我知道可以发了。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关心。武汉人仍处在关键时候，尽管人们已从最初的恐慌、无助、焦虑、紧张走了出来，现在业已平静和安定了很多，但仍然需要大家的安慰和鼓励。到今天为止，至少大多的武汉人已经不再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了。我原想从12月31日开始，复盘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从警惕到松懈的全过程，但是这一写，就太长了。所以，我还是先实时写一点新近的感受，再慢慢来写“封城记录”。昨天初二，依然冷风冷雨。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当然是国家支援的力度越来越大，更多的医护人员赶来武汉，等等等等，让武汉人心安了许多。这些，大家都已知道。而我们自己的好消息则是：目前我的亲人无一感染。
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资料讲解
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城市化 城市化，也叫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第208款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得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二、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郊区城市化或称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这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 所谓的郊区指中心城市行政边界以外的邻接地域，主要是城市化地区核心以外的城市边缘。郊区城市化是城市郊区乡村型社会地域组织向城市型社会地域组织演变的过程。 郊区化包括三种外迁：一是人口外迁，主要是因城市中心的巨大人口压力，以及这一压力对生活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引发的。二是工业外迁，主要原因在于市中心以外有大面积的价格低廉的土地，以及能更好地与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相互配置。三是零售业外迁，这是由于人口和工业外迁后，市中心商业面对来自郊区商业激烈竞争而被迫采取的措施。 郊区化并不意味着大城市的衰落，只是城市由高密度集中向低密度扩张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建成区在扩张，城市人口在增长。 三、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趋势也开始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向往着去郊区生活、居住。 四、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区别：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过程。一般将城市化阶段分为：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一般来说，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形成的产物，由于人的急剧扩张，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郊区也纷纷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一般称郊区城市。
中国社会的逆淘汰
《中国社会的逆淘汰》 一、道德逆淘汰 道德败给了不道德； 血液里要流淌着“道德”，但现实里却有“好人不敢做”的现象，人们甚至不知道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谁是在利用人们善良的人。通过无底线、无公正竞争聚敛不义之财竟会被认为“有本事”，已至出现地方 性造假，道德败给了不道德。 二、官场逆淘汰 如何当官？ 溜须拍马、行贿谄媚者步步高升，甚至与受贿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不走此途者却成异类，不仅无法“进步”，甚至会受排挤打击，直至被免职撤职。若此官场风气盛行，那领导干部坚持原则成本过大，更 严重的是扭曲了是与非。 三、改革逆淘汰 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 部门自我负责的改革，很难做到自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利益进一步部门化。这也是机构越改越多、手续越改越繁、权力越改越大、浪费越改越严重、问题越改越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改革会导致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 四、经营逆淘汰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加上实际税负过重等原因，那些辛苦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和人，生存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入体制内当公务员队伍而不敢创业。一些国企凭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正常经营
企业和非正常经营甚至违法经营形成了反差。 五、体制逆淘汰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从培养健康的经济主体做起。而现在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铁公基”扎堆上马，建大楼面子为先，计划色彩浓重，结果是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发育。政府做经济的主体，挤压和伤害了真正 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 六、行政逆淘汰 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更加法治化和高效率，且必须有民主程序制约。但这些年来还广泛存在着拍脑袋的现场决策，一支神笔号令下的独断专行。从巨额投资项目的蜂拥上马到针对问题的各种运动式治理，很多决策者给人的都不是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形象。 七、致富逆淘汰 劳动难致富，投机反而易致富。社会上处处弥漫着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崇尚一夜暴富的幻想。通过非法手段以期暴富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了“风尚”。勤劳致富难度越来越大，劳动者权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这是人们迷恋一夜暴富的原因之一。 八、人才逆淘汰 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人才通过博弈会走到合适的位置，人才呈总体增长之势。但普遍的“拼爹”上位则反映出人才逆淘汰机制的存在。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行政化日益严重，不惟学，只惟官趋向强 化之势。
现代官场潜规则之二：跟对人
站好队，选对人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说，人不可能群而不党，与谁为党，必须有所选择。孤立者不去在意领导想什么，也不关心周围人争什么，也许也能落得个旱涝保收，但也就止于此，领导根本不会注意他的存在。对于想要步步高升，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人而言，跟哪个领导才能升官有道，靠的是智慧选择。“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人一入官场就已经站好了队，因为本来就是凭着那层关系进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人，只要有领导愿意赏识，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恨不得把领导当成再生父母;而还有一类官场跟随者，表面上对每个领导都恭敬有加，谁也不得罪，但内心里他们会权衡和选择，因为平等总要被打破才能有所斩获。为官者要“跟对人”，可不是一句瞎话。 领导的坚决拥护者 当他选择了站哪一队，也许他还不能直接向领导汇报工作，但从那时起，他已经是领导决定的坚决拥护者。他不仅能干、敬业，而且对于领导所重视的事情尤其重视，对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对于领导所发出的倡议，积极响应;对于领导交代的问题，积极思考，献计献策;即使出现和领导意见相左的时候，也不明着对抗，而会考虑给足领导面子;遇上对领导的批评或者不满，还积极为领导辩护;特别是，遇到被表彰，总不忘感谢领导的栽培和关照。 领导的特别关注者 不仅如此，他还是领导行踪的密切关注者。可能工作中他和领导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领导的行动，领导的关系网络，领导的生活习惯、业余爱好，甚至领导家人干什么，喜欢什么，他都关注，对这些情况的掌握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能大致了解。于是，你或许可以看到，有些人的穿衣戴帽风格在受领导的影响，这个人的私下活动地点在和领导靠拢，而领导想要照顾的人，往往能得到他有意或无意的照顾。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多数都做在暗处，可是将来与领导的感情升华，就是在这样的细致关注中积累起来的。 抓住机会好好表现 走仕途也像走独木桥，能过去的总是少数。有前途的领导，跟随者总是众多的，但是得到提拔的人往往凤毛麟角，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想要脱颖而出，就要会表现自己。有人在工作上主动挑大担子，有人给领导亲属送人情，还有人对领导个人生活关怀备至。有些人，只要有可能，他会时时、处处、事事都冲在第一线，让领导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或者总咋咋呼呼，用特别的方式大出风头，张扬自己的个性;还有人巧用杠杆，比如网络、传媒等，再通过媒体和舆论的力量来让领导重视自己。聪明的跟随者，总能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出现在领导面前，他们沉稳、睿智，善于把握时机，而又不被人嫌弃，在领导眼中，他们值得信任，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好伙伴。 会干事，胜过会说话
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忏悔录里看腐败
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 5000余万元，已于2014年11月开庭审理。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功绩无法为“失足”买单，权力欲使人在陶醉中沉沦 冯伟林、邹和平、陈明宪3人的权力之大、资金支配之巨，不容小觑。从自信到自负，从自满到骄狂，内心的贪欲在失控权力的牵引下，越来越张狂，最后翻车落马。3名厅官都出身贫寒，也曾努力工作，甚至成为专家型干部。能够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付出了大量心血。然而，工作业绩也无法抵消他们犯下的罪过。 陈明宪：带走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 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为湖南交通“十五”计划任务圆满完成，为“十一五”发展作好铺垫、打好基础。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我自1995年5月开始任路桥总经理，6年间，党政职务一肩挑，一呼百应威信高，这种权力欲使人陶醉，令人飘飘然。尽管这时候我还比较谨慎，还能以事业为重，但这种对权力的倚重和争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与日俱增。 冯伟林：我在高墙里、在忏悔中度日如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出身比较苦。党把我培养成一个副厅级干部，我情系高速，倾注汗水。但是我最终走向了反面，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
论逆城市化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论逆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上海为例 摘要：本文利用上海逆城市化的案例分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自然条件这种规划方式的影响及其生成过程，并通过介绍上海的逆城市化进程来阐述逆城市化对上海城市发展和影响；结合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分析如何规划才能使逆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最大化。关键词：逆城市化；郊区化；人口流动；卫星城 由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不断加快，又由于规划措施以及相关管理控制不到位，我国的城市发展出现诸多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以上海为例，城市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城市人口大量涌入郊区乃至农村，市区出现“空心化”，以至于使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中心区出现了种种病症。这种现象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同样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自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设想（“田园城市”），其思想的精髓给与我们解决城市问题以重要的思想启迪，这也是逆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思想所在。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1）萌芽阶段；（2）形成阶段；（3）发展阶段，即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4）成熟阶段，即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并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 就前三阶段而言，上海通过建立相应的措施使部分居民向郊区发展。其原因为上海郊区的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利用水平较高以及有待开发的资源十分丰富。上海郊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东临东海，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交通便利；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约16℃，全年无霜期约230天，年平均降雨量约1200毫米），气候宜人；日照充分（年平均日照时数约2000小时），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生长和畜禽繁衍（2004年末，郊区耕地面积24.57万公顷）。由于发达的第一产业能以更少的土地资源以及人力物力，发展产业经济所需的土地资源便可大规模的节省下来，用于郊区城镇建设。 现以1995-2000年为例，根据上海市人口委员会信息中心调查，人口变化情况呈现以下特点：（1）中心区的核心区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中心区外围区人口仍属增长态势。上海中心区的户籍总人口由1995年的636.6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628.24万人；（2）近郊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迅速提高。近郊区的户籍总人口由1995年的320.1
现代官场潜规则之二：跟对人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人地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说，人不可能群而不党，与谁为党，必须有所选择.孤立者不去在意领导想什么，也不关心周围人争什么，也许也能落得个旱涝保收，但也就止于此，领导根本不会注意他地存在.对于想要步步高升，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地人而言，跟哪个领导才能升官有道，靠地是智慧选择.“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人一入官场就已经站好了队，因为本来就是凭着那层关系进来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人，只要有领导愿意赏识，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恨不得把领导当成再生父母;而还有一类官场跟随者，表面上对每个领导都恭敬有加，谁也不得罪，但内心里他们会权衡和选择，因为平等总要被打破才能有所斩获.为官者要“跟对人”，可不是一句瞎话. 领导地坚决拥护者 当他选择了站哪一队，也许他还不能直接向领导汇报工作，但从那时起，他已经是领导决定地坚决拥护者.他不仅能干、敬业，而且对于领导所重视地事情尤其重视，对领导所做出地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对于领导所发出地倡议，积极响应;对于领导交代地问题，积极思考，献计献策;即使出现和领导意见相左地时候，也不明着对抗，而会考虑给足领导面子;遇上对领导地批评或者不满，还积极为领导辩护;特别是，遇到被表彰，总不忘感谢领导地栽培和关照.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领导地特别关注者 不仅如此，他还是领导行踪地密切关注者.可能工作中他和领导直接接触地机会并不是很多，但领导地行动，领导地关系网络，领导地生活习惯、业余爱好，甚至领导家人干什么，喜欢什么，他都关注，对这些情况地掌握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能大致了解.于是，你或许可以看到，有些人地穿衣戴帽风格在受领导地影响，这个人地私下活动地点在和领导靠拢，而领导想要照顾地人，往往能得到他有意或无意地照顾.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多数都做在暗处，可是将来与领导地感情升华，就是在这样地细致关注中积累起来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抓住机会好好表现 走仕途也像走独木桥，能过去地总是少数.有前途地领导，跟随者总是众多地，但是得到提拔地人往往凤毛麟角，在众多地竞争者中，想要脱颖而出，就要会表现自己.有人在工作上主动挑大担子，有人给领导亲属送人情，还有人对领导个人生活关怀备至.有些人，只要有可能，他会时时、处处、事事都冲在第一线，让领导总能看到他地身影;或者总咋咋呼呼，用特别地方式大出风头，张扬自己地个性;还有人巧用杠杆，比如网络、传媒等，再通过媒体和舆论地力量来让领导重视自己.聪明地跟随者，总能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出现在领导面前，他们沉稳、睿智，善于把握时机，而又不被人嫌弃，在领导眼中，他们值得信任，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地好伙伴.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会干事，胜过会说话 工作中，他们会比领导早上班，比领导晚下班;碰上领导讲话，即使很形式主义，照本宣科，或许那“本”就是他写地，他还是会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他会珍惜帮领导干事地每一次机会，能自己干地，绝不推给别人;今天能干地，绝不拖到明天;领导吩咐让干地，绝不问东问西，拖延再三;他们会将过程留给自己，只把结果呈现给领导;干事情不折不扣，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应付了事.他们深知，想要升得高，走得远，需要会做人，能谋事.想要得到领导提拔，先得让领导看得上眼.光说不练，或者敷衍塞责，必将失信于人，不被领导重视.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善于揣摩领导心理 想要比别人厉害，总要在某些细节方面比别人强，比如说对分寸地把握.善于揣摩领导心理，会察言观色者，就是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他们总能从一句话中，听出多层意思，总
逆淘汰让中国社会陷入烂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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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新帖 跟帖回复 1 2345678910 ... 25下一页 发帖人： 保持风度对抗 | 只看此人 凯迪推出“云情报”新站点楼主 收藏| 刷新| 字体缩小| 字体变大 [转贴]逆淘汰让中国社会陷入烂泥潭 60869 次点击 370 个回复 保持风度对抗于2011-8-14 7:04:32 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中国式“逆淘汰”猖獗，进化论失效？(逆淘汰让中国社会陷入烂泥潭)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516658610.html,/s2011/nitaotai/#diaocha1 民众无奈低消费，厂家只能压成本；行业标准画饼充饥，政府监管形同虚设：酿造醋肯定干不过勾兑醋。同理，人民无力选择，权力垄断资源，分配随心所欲，监督尸位素餐，大环境之下，违法成本极低，投机收益惊人，蝇营狗苟跑过了兢兢业业，一夜暴富有效于焚膏继晷。一时必有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竞争出现“逆淘汰”之势。 道德逆淘汰 道德败给了不道德 血液里要流淌着“道德”，但现实里却有“好人不敢做”的现象，人们甚至不知道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谁是在利用人们善良的人。通过无底线、无公正竞争聚敛不义之财竟会被认为“有本事”，已至出现地方性造假，道德败给了不道德。 官场逆淘汰 如何当官？ 溜须拍马、行贿谄媚者步步高升，甚至与受贿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不走此途者却成异类，不仅无法“进步”，甚至会受排挤打击，直至被免职撤职。若此官场风气盛行，那领导干部坚持原则成本过大，更严重的是扭曲了是与非。 改革逆淘汰 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 部门自我负责的改革，很难做到自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利益进一步部门化。这也是机构越改越多、手续越改越繁、权力越改越大、浪费越改越严重、问题越改越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改革会导致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 经营逆淘汰
关于逆城市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逆城市化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的二十五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二十五年，也是中国城市化急剧发展的二十五年。多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城市的迅速膨胀，习惯了在城市中心林立的写字楼间寻找泊车位，习惯了日渐污浊的空气与吵闹喧嚣的人声。……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趋势也开始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向往着去郊区生活、居住。据北京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希望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的“五加二”式的生活。在东南沿海为数不少的城里人相中了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盘算着怎样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翻自己的事业。 逆城市化开始降临中国了吗？ 城里的人想出去 100多年前，英国城市规划的边缘人士霍华德曾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即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开创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的思想起源。逆城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加快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内部的郊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中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这是美国近期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逆城市化降临我国有其必然性。推动中国逆城市化的外部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已基本符合城市郊区化的启动标准。目前，我国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接近40%，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率高达60%以上、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大部分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提前进入小康社会，舒适的居家环境和绿色生存空间已经成为大众的消费追求。二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的鼓励郊区化政策、较低的地产价格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等也促进了城市郊区化的发展。 当然，越来越严重的大城市病是逆城市化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因为城市化在给人类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们健康产生了影响。世界范围里以往的大城市，是在落后的信息、落后的交通、落后的科技等条件约束下所产生的，它是旧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是不得已的产物，而非以人居科技为原理的人类生存模式。二十世纪以来，随低劣的水质、住房和卫生条件同时出现的传染病，以及释放出多种化学物质的、非常肮脏的工业化而来的大城市病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大城市已不再是居家的好地方。单汽车增加这一个因素，就会把一个干净的城市推向一个危害健康的、充满化学和生物风险的环境。 众所周知，以征服大自然为自豪的近代工业化，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友好利用基础上的。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令人忧虑的两个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工业经济时代，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特性，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即使环保意识的加强和政府的介入也改变不了自然资本的经济外部性。自然资本尤其是大城市的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恶化。今年流行的SARS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香
逆淘汰让中国社会陷入烂泥潭
逆淘汰让中国社会陷入烂泥潭 民众无奈低消费，厂家只能压成本；行业标准画饼充饥，政府监管形同虚设：酿造醋肯定干不过勾兑醋。同理，人民无力选择，权力垄断资源，分配随心所欲，监督尸位素餐，大环境之下，违法成本极低，投机收益惊人，蝇营狗苟跑过了兢兢业业，一夜暴富有效于焚膏继晷。一时必有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竞争出现“逆淘汰”之势。道德逆淘汰 道德败给了不道德 血液里要流淌着“道德”，但现实里却有“好人不敢做”的现象，人们甚至不知道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谁是在利用人们善良的人。通过无底线、无公正竞争聚敛不义之财竟会被认为“有本事”，已至出现地方性造假，道德败给了不道德。官场逆淘汰 如何当官？ 溜须拍马、行贿谄媚者步步高升，甚至与受贿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不走此途者却成异类，不仅无法“进步”，甚至会受排挤打击，直至被免职撤职。若此官场风气盛行，那领导干部坚持原则成本过大，更严重的是扭曲了是与非。改革逆淘汰 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 部门自我负责的改革，很难做到自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权力、利益进一步部门化。这也是机构越改越多、手续越改越繁、权力越改越大、浪费越改越严重、问题越改越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改革会导致真正的改革反而被淘汰。经营逆淘汰 不如去当公务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加之实际税负过重等原因，那些辛苦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生存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入体制内当公务员队伍而不敢创业。一些国企凭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正常经营企业和非正常经营甚至违法经营形成了反差。体制逆淘汰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从培养健康的经济主体做起。而现在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铁公基”扎堆上马，建大楼面子为先，计划色彩浓重，结果是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发育。政府做经济的主体，挤压和伤害的必然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行政逆淘汰 一支神笔 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更加法治化和高效率，且必须有民主程序制约。但这些年来还广泛存在着拍脑袋的现场决策，号令下的独断专行。从巨额投资项目的蜂拥上马到针对问题的各种运动式治理，很多决策者给人的都不是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形象。致富逆淘汰
《人民的名义》里暴露出的这六大职场潜规则
有些东西，还是越早知道越好。所以《人民的名义》里暴露出的这六大职场潜规则，你有必要了解。 01 身份决定圈子 同类人最容易结盟 剧： 《人民的名义》里，有个很别醒目的组织——汉大帮。 高育良曾是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祁同伟、陈海、侯亮平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因为汉大政法系的血缘，这些人走得很近，很自然地形成了汉大帮，是个比较紧密牢固的隐形组织，前期互通消息，互相协助，在汉东政法系统影响巨大。跟汉大帮相对的，是以李达康为核心的秘书帮。李达康曾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和一批秘书出身的领导，形成汉东整治生态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析： 所有的职场都是江湖。人在江湖，单打独斗既危险又辛苦，所以会本能地拉帮结派抱团取暖。 什么人比较容易结盟呢？是有相似特质的人——都毕业于同一学校、都来自某个城市、甚至都是秘书出身、都是农村苦孩子、都爱踢球、都是房奴孩奴……这些共同烙印，能拉近人的距离，让彼此觉得对方是同类，于是小联盟就产生了。 比如，在一家单位，常常是本地人一起玩，外地人一起玩，同一批入职的人一起玩，同一批进入某部门的人一起玩，因为有天然的亲近感，有共同语言。类似汉大帮的联盟，在现实里的官场职场非常普遍。所以，如果你毕业于不错的大学，那么留在当地工作就是明智选择。 因为你很可能在单位里遇到混得不错的校友，甚至校友帮，共同的出身，会让你比较容易被当成“自己人”，顺利融入核心圈。 往大了说，你身上的很多特质，都可能是你的资源和优势，让你得到同类人的接纳和认可。学会利用这些资源，是初入职场者的必修课。 02 利益决定立场 喜欢不重要，利益才是王道
剧： 如果说入职初期是以“血缘”定圈子，那么工作久了就是利益决定立场了。 祁同伟本来是高育良的铁粉，但当他发现高育良不能对他升职提供有力帮助， 就试图换山头抱沙瑞金的大腿了。 而高育良尽管对祁同伟颇多不满，却因为利益一致，不得不违逆心愿，推举他，保护他，为虎作伥。 其实高育良内心欣赏的是侯亮平，但侯亮平锋芒太盛难以控制，又对高育良的 利益造成冲击。 所以，他不愿跟侯亮平走得太近，不愿承认侯是“汉大帮”的人，俩人最后甚至 成了敌人。 析： 任何职场都布满利益冲突。在利益面前，感情往往变得次要。利益一致，讨厌 的人也可以变成同盟队友。利益冲突，再亲密的朋友也可能化友为敌。 所以，最后决定一个人是否跟你站在一起的，往往不是他欣赏你还是讨厌你， 而是你是否对他有利。 很多职场小白都会吃“分不清敌友”的亏。跟某同事挺合得来，相处融洽，便以 为是队友，结果却被对方背后拆台捅刀。 职场上不是讲感情的地方，所以少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了 解谁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比了解谁心里喜欢你，更重要。 03 领导只会做对他有利的事 你的需求不算球，领导的需求才是需求 剧： 大风厂被卖，员工没了饭吃，为免遭强拆，全力护厂，引发一一六大火事件。 但李达康没怎么考虑大风厂员工，为了政绩，甚至想在大火之夜趁乱拆了大风厂。 是在沙瑞金注意到大风厂事件，并要求妥善处置后，李达康才强令各部门出钱，拿出几千万资金安置大风厂员工，还大力支持重建新厂。 这态度的转变，当然不是李达康良心发现，而是他的需求变了。前期他想要政绩，想要GDP，所以需要拆掉大风厂。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成官场异类.doc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 成官场异类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成官场异类 日前,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及财产公示制度时表示,愿做财产公开申报第一人。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只有一套72平米的房子,但很多政协委员都表示质疑。此前,范松青建议广州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他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1月22日《新快报》) True 范松青遭同僚质疑充分说明,像他这样只拥有一套房的官员,如今已经极其稀少。当普通民众想做房奴而不得时,官场已经成为盛产房叔、房婶的地方。这样的论断并不夸张,几乎所有问题官员名下都有多套房产,其中还有不少是豪宅。 True 当官员拥有多套房产成为一种常态,公示官员财产就成了革自己的命,心虚者自然会对改革百般阻挠。这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多年,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原因。在这样的语境下,范松青力主官员财产公开,并率先公布自己的家底,毫无疑问会成为官场的一个异类。 True
范松青可能因为坏了官场潜规则而只能回家卖红薯,这句话看似调侃,但这种遭遇官场逆淘汰的威胁,却是每个支持改革者都会面临的压力。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不少开明官员,因为支持改革的言行破坏了官场和谐,而最终丢了乌纱帽。 True 一个机体健康的官场,需要更多范松青这样的异类；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不能让支持改革者孤独和心寒。然而,能够给范松青们撑腰的,不是他们自己孤注一掷的决心,也不是媒体的关注与褒扬,只能是切实拿出改革方案,将官员财产申报常态化。只有改革成为难以逆转的大势,只有官员财产公示成为常态, 范松青们才不必承受作为异类的压力。 True 改革需要范松青这种跳脱于身份局限、超越个体利益的先行者,在官场之中,其实也有不少明事理、知大势、忧天下的官员,要想让这些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就需要为他们营造敢为改革鼓与呼的良好氛围。
我国逆城市化及其原因
Value Engineering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速度突飞猛进，诸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大都市纷纷建成。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展，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 中，交通拥挤、 城市污染严重、住房难、子女入学等城市问题日益加剧，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经济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和浙江、北京等地区，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乃至乡村回流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且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 偶然的现象。对于中国“逆城市化”这种现象，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城市基本特点，正确区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现象的异同，合理分析我国“逆城市化”原因及其发展趋势，为我国城市化建设道路或发展模式选择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1逆城市化理论 1.1逆城市化理论背景逆城市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由美国经济地理学家布赖恩·J ·L ·贝里在1976年第一次提出。1940年后，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不断扩张，同时，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大都市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大城市开始出现发展趋缓的现象，在1970年3月到1974年4月期间，大都市的人口减少了180万。同时，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大城市发展放缓现象。贝里认为“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就是规模的下降、密度的下降和异质性的下降”，这一趋势是使得人口分布“从一种 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1] 。他描述了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相反的是，经过70年代之后，80年代起美国又出现了再集中化和“再城市化”的趋势，进而美国学者推导出城市发展四阶段理论，即：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2]。 1.2各国“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各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发展进入了再城市化阶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各国的“逆城市化”表现各有特点，相同之处都是人口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与俄罗斯。 如前文所述，美国城市郊区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是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大城市外围分散卫星城镇，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人口、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向郊 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化。德国城市化进程中， 非常鲜明的特点为中小城镇是城市化的主体、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小城市（人口在2万~20万）在所有城市中占了76%的比 例。日本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特点为形成城市群，市中心区人口较少。20世纪初期形成四大工业地带，人口向工业发达城市集中。但到20世纪后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以及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人口和企业向城郊迁移，从而形成城市群。英国城市郊区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市中心地区和城市边缘地带地价悬殊，住宅建设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工业结构改变使企业外迁。俄罗斯城市化水平速度很快，这与前苏联长期实行低房租政策有关。但发展后期，地价上涨使得城市居民土地需求向郊区转移，以满足寻找第二住所和辅助消遣。 1.3中美“逆城市化”发展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也突飞猛进，其城市的规模、 数量、发达程度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如图1所示，我城市化率在建国以来持续增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少许回落，但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率大幅提升。 尤其是近十年，大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的持 —————————————————————— —作者简介：周佳（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农业大学水利 与建筑学院工程管理系，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 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管理、工程管理、城市发展研究。 我国逆城市化研究及其原因分析 Counter-Urbaniz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Its Reason 周佳①②ZHOU Jia ；李忠富③LI Zhong-fu （①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哈尔滨150030；②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1； ③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大连116024） （①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rchitecture ，Northeast Agriculture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China ； ②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China ； ③Faculty of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China ） 摘要：在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已经出现。根据逆城市化理论，研究各国“逆城市化”发展特点，对比中美两国逆城市化现象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 分析形成我国逆城市化的原因所在，并最终提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建议。Abstract:The counter -urbanization phenomenon has emerged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unter -urban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er-urbanization"of different countries,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no -US counter-urbanization.On this basis,we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unter-urbanization,and put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关键词：逆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化率Key words:counter-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rate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2-0057-03 ·57·
高中历史之历史百科明代官场逆淘汰中的孤臣素材
明代官场逆淘汰中的孤臣 既然逃避不了，干脆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的一天，内阁首辅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三人一起上疏乞求退休。但是武宗皇帝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接下来，他要一个人面对宦官刘瑾。他并非没有力争，他前后打报告20多次要求退休，无奈皇帝不批。 逃避的原因很简单，朝廷中宦官专权，武宗信任刘瑾等8个宦官，形成太监集团刘党，他们分据要津、矫旨妄为、迫害忠臣、贪赃枉法，朝政日坏。刘健、谢迁二人辞职，就是前不久他们三人谋划铲除阉党失败的结果。 刘、谢去后，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朝中正直之士都秉承正邪不两立的态度，要么选择离开，要么被刘瑾放逐。刘瑾的亲信纷纷跻身高位，李东阳既要防范刘瑾等人随时找茬子迫害，又要承受士林对他的舆论巨压。 是的，别人可以离开，但他不可以，一则因为他是"旧臣"，帝后都不愿意让他抽身离去；二则因为他是托孤之臣，既受先帝之恩，又有武帝信任，是众望所归，"海内名士，多出其门"，连刘瑾对他都有所忌惮。他当然明白，官场逆淘汰现象已存在千年历史了，劣质淘汰优秀，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但他早在读《唐书》读到武后篡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写道："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 既然逃避不了，干脆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李东阳一边和刘瑾等人周旋，虚与委蛇，沉着应对，一边力挽时弊，保护朝中部分没有被驱逐的"良币"，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 "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李东阳以孤臣之身与狼共舞长达四年，倘若没有他，刘瑾一党难保不像天启年间魏忠贤那样。魏氏得势仅三年，为祸之烈惨于刘瑾十倍。这足以看到李东阳的作用。 一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跟狼共槽，李东阳知道必须给他们一点好处，作为士林领袖、文坛领袖，刘瑾他们也有借重他的时候。正德三年马永成等"八虎"党羽为了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之风，请李东阳写祭文。刘瑾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玄真观，也请李东阳撰写碑文。李东阳都答应了，在文字里为他们歌功颂德，损害的只是个人声誉，同时也稍稍缓和了与阉党的敌意。 李东阳见刘瑾坐大，朝臣中又多其党羽，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李东阳先后引王鏊、杨廷和入阁参与机务。刘党中有一个叫张彩的，深得刘瑾的心，李东阳为了缓和敌意，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