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史记之体例

漫谈史记之体例

06131302 1120131707 李鑫泽

从上古至今,是漫长而久远的,有些事已经泯灭不可追,但是我们仍旧会去尝试追寻那些逝去已久的东西,追寻那些蛛丝马迹。

就大部分记载历史的书籍而言,都是从最久远的一端开始讲起,直到终结的一刻,那就是编年体,这样的体例以时间线为轴,将过往的那些事情,历历在目地展现给我们。

春秋,古代五经之一,鲁国的编年体史书,由最伟大的儒家学者孔子编写,这本书的出世,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使得编年体成为最为常见的典范,左传、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皆尽然,这些都是中华史上极为灿烂耀眼的明珠。

然而,提起史书最具象征性的丰碑,我们却会异口同声地说:那一定是史记。在我们心中,史记的地位不可撼动。

而史记却不是编年体,而是纪传体,如此的与众不同,用现在的话可以说很奇葩;因为我们都知道,但凡正儿八经的修史——哪怕是写关于恐龙的历史,我们都是从寒武纪讲到白垩纪;哪怕是写关于宇宙的历史,我们也会选择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直到人类文明的诞生,但史记,却是这样的不同。

史记的体例无疑是一种创新,上下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这

种记载的方法有着明显的优缺点,优点上:按时间顺序记事,很多事情都放在一篇当中,能使读者便于了解同一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国家的形势如何,一目了然。而同样的缺点也很显著,在我看来甚至有些致命:一件事若发生了很久、经历了几十年,那就不得不散记在数年间,混杂在数百件事情当中,这无疑增加了读者了解一件事完整的来龙去脉的难度。

不仅仅是体例上的开创,在叙事方面,它也与其他史书截然不同。

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了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这方面比较出名的自然就是飞将军李广。

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无处不在,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

最后,它的语言风格很独特。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

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

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相比之下,春秋、左传等就显得枯燥乏味,可读性也较差,有些甚至写得较为隐晦生涩难以参透其中的意义与中心情感,对于市井老百姓来说,这些史书当中能够当作故事来读的也就是史记,它的趣味性是别的书不能比拟的,这同样大大增加了它在中国文化上了可传播性,大家都愿意读,愿意把它再介绍给更多人。

而班固所写的汉书相对于史记的改造,则是把《史记》中的“书”改称为“志”,取消《史记》中的“世家”,并入“传”;相对的来说,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们看史记,是从一种人类的角度去观察的,有更广泛的意义,符合人之大义,人之情感;而汉书,则是一种官方的角度,站在官场写历史,在吸收了史记当中大量的史料的同时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不过,这不影响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气势恢宏,震古烁今,依旧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依旧是历史书最显著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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