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新月派理论主张
一、谈新格律诗派的诗美及其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提倡新诗格律化，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也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出新，即新中有旧。新诗格律化理论上的积极建设者是闻一多，他以“诗歌三美”的主张进行建设，即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是对新诗发展的规范，是形式上的要求。闻一多对推进新诗格律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新月社在新诗格律化的创作实践中也有创作，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即是严格按照“三美”主张创作的，让人们看到了新诗格律化的样子，起到了示范作用。徐志摩更是以积极的创作对新诗格律化进行探索，在结构的完美、音韵的动听、节奏感的明显方面有完整的实践，让人们看到了新诗格律化更好的局面。闻一多严谨有余，鲜活不足；徐志摩轻飘有余，严谨不够。新月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新诗的规范化，对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要求提出明确的积极的看法，这对中国现代新诗健康发展是重要和必要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除此之外，诗作采用的生动的口语，新颖的比喻，古诗中常用的顶针修辞法，丰富了新格律诗的内蕴。徐志摩抒情诗的艺术成就和独特贡献：抒写性灵的率真、纯挚；追求意象的新颖、美妙；讲究和谐的音节、韵律；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意象美、音乐美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提高了“五四”新诗的美学品位和读
者的欣赏水平。
二、艾青的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所完成的是历史的综合的任务
艾青的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所完成的是历史的综合的任务。艾青把现实主义精神当做自己诗歌创作的原则,同时也不拒绝其他文学潮流中的艺术精华。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以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艾青在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创造性综合的过程中，以兼具理想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为底色，而在感受和表现方式上，则较多地借鉴了现代主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可称为现代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达到了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具体到诗艺上，艾青追求感受力的统一，即感觉、情绪、想象和思想（理性）的综合。在他的诗中，诗情、诗思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被丰富敏锐的生活感觉所充实。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的特点总是和新鲜的诗美结合在一起。反过来，他诗中的感觉、情绪和想象又总是被深湛的思索所深化和净化，从而被升华到一个更崇高的境界。艾青在处理诗的整体情理架构和局部肌质的关系上也相当成功：他多用铺陈手法和戏剧性的场景转换技巧，井然有序地推动着诗情逐步展开，给人清晰晓畅的印象，同时又多具体入微的细节描写和特写镜头，颇为耐人寻味。
艾青还努力在散文化的自由奔放和诗歌艺术所必需的规范约束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努力将绘画的光彩和音乐的律动融汇到诗歌这种高度精微的语言艺术中。对诗歌提出了八字要求：朴素、单纯、集中明快，重新提倡自由体新诗和诗的散文美。这一切都丰富和提高了现代诗歌艺术。自由体诗在艾青手中真正成熟了。艾青的诗作一方面坚持并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流派“忠实与现实、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与扬弃了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吸收哦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诗歌流派的技巧，从而使自由体诗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巩固了新诗发展的阵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三、郭沫若的历史剧的特点
一、把人当成人，由仁义所产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主题。人的价值与自我追求，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而产生的现代观念。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翻案剧表现了这一主题，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中，人的主题被具体演绎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且被注入具有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与反专制独裁，反强暴的思想。以虎符为代表，郭沫若历史剧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以新的内涵焕发出时代色彩。
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史剧，创作主体深深地介入古人古事，透过古人古事与现实对话、交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说：“我主要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他总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让人们从古代看到现代，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沉思，他从史实中发掘与发展同当下的联系热点，让观众从这古今联系中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
三、郭沫若是个感情激越充沛奔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历史剧和他的诗一样，抒情主体凸现，具有
浓烈的诗意与优美的抒情，他的戏剧也是悲壮激越的抒情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四、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史剧都是英雄悲剧，郭沫若的悲剧人物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他的浪漫主义史剧创作传承了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和我国古杂剧等古典悲剧美学传统，悲剧冲突庄重严肃，格调高昂悲壮，富有悲剧崇高感，他的悲剧精神就是崇高悲壮。
四、《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诗的抒情本质的强调，以及诗歌个性化的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自我抒情主义公形象的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郭沫若对于时代发展的信息，有着海燕般的特殊敏感，他最先感受到了在 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中华民族的觉醒。《女神》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诗人在诗剧《女神之再生》里，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这里已不存在丝毫的古老中国的妥协、中庸、柔弱，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热烈地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女神》所显示的人的精神的自由状态，也是令人永远神往的。《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女神》中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方面，二者是合而为一的。比如，《女神》中“我”对于理想的热烈追求，面向世界的眼光，都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热情奔放、胸襟开阔乐观的个性；“我”彻底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了郭沫若的反抗性格，生命力的无比旺盛，创造力的无比丰富，而且表现了郭沫若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袒露自己，这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在《女神》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展现了一个骚动着的、充满矛盾，又否定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互不协调的声音，矛盾对立而又统一，显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达到了对“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立体化的真实反映。
《女神》同时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在美学追求中的内在矛盾。郭沫若在崇尚屈原的同时，一再宣称陶渊明、王维对他的影响与蛊惑，这不是偶然的。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女神》价值所在：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不在于它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水准——《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
五、曹禺剧作的命运
从1933-1942 年的十年间，曹禺即为中国现代话剧奉献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五个堪称经典的杰作；而且每一部新作，都在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开掘及戏剧形式上有新的试验与创造。可以看出，曹禺执著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这是人类戏剧宝库中的精华：从希腊悲剧与喜剧、莎士比亚，到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的大融合。这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是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融合。这是戏剧与哲学、具体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合。这是追求“生活幻觉”效果与舞台“假定性”效果的融合。这是情节剧、佳构剧与心理剧的融合，是戏剧与诗、戏剧与散文、戏剧化的戏剧与生活化的戏剧的融合，是写实与写意、写实与非写实的融合。这是喜剧与悲剧的融合……等等。因此，曹禺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戏剧创作标志着、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但曹禺的创造，对于现代中国话剧又是超前的，也就是说，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大大超过了时代接受水平。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曹禺接受史上的矛盾现象：曹禺既是拥有最多读者、导演、演员与观众的现代剧作家，又是最不被理解的现代剧作家；人们空前热情地读着、演着、欣赏着、赞叹着他的戏剧，又肆无忌惮地肢解着、曲解着、误解着他的戏剧，以致他的戏剧上演了千百次，却没有一次是完整的、按原貌演出的（无论作家本人如何抗
议，《日出》的第三幕、《北京人》里的有关“远古北京人”的描写总是长期以来被删削，《雷雨》的序幕与尾声至今也从未搬上舞台）。读者、导演、演员、观众、研究者们只能（只愿）接受曹禺戏剧中为时代主流思潮所能容忍的部分，例如他的剧作中的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写实的、戏剧化的、悲剧性的艺术（形式）因素，而对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侧面，例如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形而上的探索，非写实的、非戏剧性的……因素，特别是打破常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不理解，不接受，却又颇为大胆地轻率地视为“局限性”而大加讨伐。在某种意义上，曹禺这位天才的剧作家正是被落后于他的时代所“骂杀”与“捧杀”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最为沉重、也最发人深省的一页。
总的说来，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练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此后格律体的新诗与自由体的新诗一直成为新诗两种主要诗体，互相竞争，又互相渗透，对新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志摩总是抓住每一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徐志摩总在不拘一格的不断试验与创造中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以其美的艺术珍品提高着读者的审美力：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此。
从《弃妇》看初期象征派的艺术追求
李金发“多远取喻”，即“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在诗的组织上常用省略法，即将诗人在构思过程中由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之间的联想过程全部省略，只将最鲜明的感官形象推到最突出的地位，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搭起桥来。
如《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诗人把一连串的形象：夕阳、灰烬、烟突、游鸦、海啸、舟子之歌有如散落的珠子一个一个地排列在一起，表面看来，似乎毫无联系；但细细琢磨，自可发现其内在的联想线索：“弃妇”由生命在烦闷中流逝而联想到“夕阳”由，“夕阳”的势力联想到“火”，由“火”的焚烧联想到“灰烬”，由“灰烬”的冰散联想到“烟突”，由“烟突”伸入空中联想到翱翔其间的“游鸦”，由“游鸦”联想到“海”与“海啸”由“海”联想到栖于海上的“舟子”及其歌：这确实是一个联类不穷、引而申之的自由联想。
然而，所有这些联想而及的形象都有着共同的感情色彩：无论是夕阳、灰烬，还是游鸦、海啸、舟子之歌，都能够激发起人们一种颓丧、感伤、忧郁的情绪。这样，弃妇的微妙的难以名状的“隐忧”就由此而获得了具体的形象的体现。而弃妇的隐忧又引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难道被这尔虞我诈的社会所抛弃的人们不都会有这样的隐忧?这就是诗的由此及彼、由特征(的“弃妇”)到普遍(的“弃妇”)的暗示的力量。
象征派诗歌强调表现人的内心感觉，在远距离的事物中发现诗的联系，突出“暗示”在诗歌艺术中的地位，重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些都提高了诗的艺术表现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金发的诗歌里，大量地，而且可以说是自觉地选用了文言词语，尽管仍给人以生硬的感觉，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文言词语的适当引人，也会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增加无形的神秘的感觉。同时期的小说家、散文家也在试验采用文言词语以增加文章的“涩味”，与李金发等在新诗语言上的努力表现了同一趋向。李金发之外的早期象征派的艺术探讨也各有得失。穆木天的《旅心》为了增加诗的朦胧性与暗示性，做了废除诗的标点的试验，并常采用叠字、叠句式回环复沓的办法来强化诗的律动；冯乃超的《红纱灯》加强了诗的色彩感，王独清的《圣母像前》有更多的异域情调与病态感情的渲染，虽没有李金发那样艰涩，格局都太小，感情世界也过于狭窄：象征派诗歌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六、周作人散文美文散文观意义散文特色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以后，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
周作人散文两体：
历来就有“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体。前者多收入《谈虎集》、《谈龙集》中，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显然更加积极，常为论者所引述，五四前后及20年谈时事的战斗的杂文属浮躁凌厉的一类；但真正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并成为他对现代文学艺术独特贡献，而且实际影响更大的，却是五四时期的杂感、读书、随笔及20年代他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
周作人散文风格：
1、周作人的散文，多作闲谈体，所追求的是自然而隽永，是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周作人有名士派的夙缘，有“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关注现实，反抗黑暗，与思想革命取同一步调；但在人生观与艺术观方面，他又尽可能远离激进，保持平和。他更倾向于把文艺当作是“自己的园地”，是“言志”即抒我之情；他更倾向于把文艺当作是“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
2、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
3、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闲话体散文有些类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国随笔那种坦诚自然的笔调，有时还有日本徘句的笔墨情味，周作人显然都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已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对所谓涩味和简单味，周作人这里考虑的主要是“文词”因素。第一．文词之“涩”，以文言入文，但无生硬之感，而别有一种“知识与趣味。第二．心绪之涩。有研究者认为是“中年心态。”第三．文章之“隔”。
4、人们也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其间蕴涵着丰富的审美内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方面又别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忧患中的洒脱，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之一，是于抗争的小品文之外，又分出闲适、清涩、充满趣味性、知识性的一脉散文来。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散文作家。
美文：美文是真实简明的，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言志的，表现自己的。幽默、雍容、漂亮、缜密，是美文的主要特点，周自己首开风气，写了许多抒发性情的文字。他的美文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漂亮与雕琢，而是凭借着渊博的学识和恬适淡泊的趣味，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
总结：散文方面的贡献
1.是现代散文理论的积极提倡者，最早以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并提倡抒发个人情志的“言志”
小品文。
2．在散文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借鉴明人小品与外国随笔的笔调，形成自然隽永，冲淡至和的风格，可用“闲适”二字概括。
3．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学者式的散文团体，如俞平伯、废名、钟敬文等。
七、田汉早期剧作的主题、艺术特色@
八、夏衍《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特色@
九、从散文语言运用和文体创造方面比较评析冰心和朱自清的散文创作风格
十、评价艾青诗歌独特的意象和主张@
十一、新月派理论主张和贡献
十二、泛神论对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影响
十三、曹禺戏剧的命运@
十四、曹禺戏剧的诗意性@
十五、为何说白毛女是中国新歌剧艺术的丰碑@
十六、草创期中西方话剧关系思考
十七、文明戏与爱美剧的区别思考
十八、李金发象征诗派对于白话诗艺术缺陷的创编作用
了解：何其芳《画梦录》的艺术特色、30年代话剧运动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