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教坊考
摘要：
五代教坊音乐是在唐朝教坊音乐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唐、宋时期的教坊音乐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然而在处于二者之间的五代时期是否承担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连接二者呢？通过研究该时期教坊音乐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处于动荡年代的宫廷音乐。
从唐宋音乐文化发展大势来看，晚唐五代的这一音乐活动景象为后来宋代的宫廷音乐制度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线索。因而，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宫廷音乐机构变迁的历史细节，就具有了专门考证的必要。
关键词：五代；宫廷音乐；教坊
一、五代教坊的基本概况
（一）五代时期教坊的基本概况
盛唐宫廷音乐机构，一度堪称庞大和完备，包括太常寺、教坊及梨园等各种音乐机构在内，所辖乐工曾至数万之众；到中晚唐时因安史之乱的破坏，不但各机构规模大大缩小其职能范围亦发生重大改变。尤其是教坊、梨园的盛衰存废，更决定了当时宫廷音乐活动内容的演变趋势。到五代时，大规模的雅乐活动已完全无法开展，仅有的宫廷祭祀礼乐或宴飨娱乐等音乐活动，基本上都集中于残存下来的教坊之中。从唐宋音乐文化发展大势来看，晚唐五代的这一音乐活动景象为后来宋代的宫廷音乐制度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线索。[1]
因五代时期战乱频繁，五代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不多，史料记载较为零散，故要研究五代时期教坊，必须先从唐、宋之教坊形态来看五代教坊的发展轨迹。
（二）五代时期教坊的研究概况
康瑞军、张祎《唐宋之际的宫廷音乐机构考述》中，论述了晚唐五代以来，宫廷音乐机构的规模缩减，教坊在整个宫廷音乐机构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这一时期宫廷音乐的性质和风格发生改变；张影在《历代教坊与演剧》中，讲述宋代教坊制度时，提到：“宋代教坊在承袭唐五代教坊制度……关于宋代教坊组织，又分教坊乐官与教坊艺人两部分，其中乐官既承袭了唐五代教坊乐官之制，又有所变化。”张影的《历代教坊与演剧》主要谈的是戏剧，对教坊并未多讲，跟不用说五代时期的教坊了；《宋史》卷一百四十二载：“教坊，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其人寖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飨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2]《宋史》的记载说明，五代时期的教坊对唐时教坊有一定的承袭和发展，对宋时教坊的设置起了一定的范本作用。一般来说，对某一课题的研究，要么是直接的研究，要么是研究其他相关课题对该课题的间接提及。目前对五代教坊诸方面直接进行研究的专著尚未见到，就五代教坊进行专门研究的单篇文章也不多见。对教坊制度的研究，孙民纪的《优伶考述》是以专题的形式对我国古代优伶进行的研究，其中设有“教坊”专题，该专题首次将教坊以史的形式展开论述，论述的重点在历代教坊组织、职能、教坊艺人的来源即去向等方面系统性较强。但总体看来过于简单，诸多问题有待补充。
综上所述，五代教坊音乐的研究成果在现在并不多，故有了研究的意义。由于资料很少，结合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与分析，试图挖掘和还原五代时期宫廷教坊音乐的历史真貌。
二、教坊的设立及其早期形态
（一）教坊在五代之前的基本概况
教坊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特设的训练和管理宫廷乐舞的机构之一。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于关中设坊，收容各地乐工，可以说是唐代教坊的先声。①唐初武德年间（618-626）设时，称作内教坊，归太常寺管辖。开元二年（714）创设教坊5处，由宫廷直接派中官（宦臣）任教坊使管理全教坊的事务，专门训练和表演俳优、杂技、歌舞、百戏等来自民间的俗乐。《新唐书·百官志》（卷48）曰：“武德（618-629）后，置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属于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3]
（二）教坊的创立及早期形态
1．隋代教坊
隋朝统治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创立了“教坊”这一机构，建立起“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上，民间散乐百戏的发展也受到高度重视。隋“教坊”虽有教坊之名，但并无教坊之实。隋因是初设教坊，故其规模远不如唐教坊之宏大，机构之职能亦无唐之清晰。但因其继承发展了前代的音乐文化成果，使得“教坊”这一机构的创立，为后世（也就是唐代）建立宫廷音乐机构起了一个模版作用。隋“教坊”可以看作是唐代教坊的雏形。
2．唐代教坊
唐代教坊之设，源自隋。隋朝散乐盛行，而隋朝统治者又对散乐情有独钟。《隋书》卷十三载：“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什太乐。倡优凝杂，成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邮城之下，高齐之日曲云。”[4]为满足最高统治者欣赏之便，隋将伎艺精湛的乐工子弟，集中于一坊户统一管理。《隋书》卷十五载：“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大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5]唐代教坊之名的电来，或与此“坊”名有关，不过真正的教坊设置实由唐始。
教坊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之一。唐代教坊是比较复杂的，分为内教坊和外教坊，外教坊又分为左、右教坊和宜春院。
（1）内教坊
内教坊是直接服务于内廷的。其产生时间较早，持续时间也最长，除去在战乱中受到的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岸边成雄先生在《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说到：“内教坊系内教之坊并非内之教坊”，“内教”则可作为“宫廷乐的意义解释。宫廷乐即房中乐”。
内教坊创立于武德年间。《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曰:“内教坊，武德己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6]《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曰:“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内教坊改为云韶府。内文学馆、教坊，武德以来，置在禁门内。”[7]由此可知，武德年间，内教坊设立的地点在禁中，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满足新王朝歌舞享乐的需要。如意
元年(692)五月，武则天改内教坊为云韶府。中宗神龙年间，云韶府又改称教坊，恢复为原来的名称。
（2）外教坊
除了内教坊之外，唐代还设有外教坊，一般称教坊。教坊创立于开元二年（714）。《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正月：“旧制，雅俗之乐，隶属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殿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8]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第二十二》:“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尊衍之戏。”[9]可知教坊由玄宗创立于开元二年(714)，创立的理由是太常寺作为朝廷正规的礼乐机构不应该杂以倡优杂伎，实际上，建立教坊和梨园是玄宗在完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更好的满足其在音乐方面的享乐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教坊分为左、右教坊和宜春院三个部分。
唐崔令钦《教坊记》:“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10]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东都在明义里，以内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11]可知教坊分左右教坊，位置不同，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12]，元和中合并为一处。并且，在东都洛阳也设有教坊，这是因为皇帝和朝廷的官员除在长安外亦经常在洛阳，在洛阳设立教坊，可以在皇帝居住洛阳时不用长安教坊的乐工跟随，而就近使用洛阳的教坊乐工。
教坊除包括除左右教坊之外还包括宜春院。上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正月条已经载明：“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又唐崔令钦《教坊记》:“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救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13]可知宜春院是教坊乐人中得皇帝恩宠者所在，宜春院的乐妓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故称为“内人”或“前头人”。
三、五代后教坊（宋初教坊）
《宋史·乐十七》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番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14]陈旸《乐书》也载：“圣朝循用唐制，分教坊为四部，取荆南得工三十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工十六人，始废坐部，定河东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献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余人，皆籍而内之，繇是精工能手大集矣。”[15]但是，宋教坊所遵循的唐制并非唐代教坊的制度，而是来自五代时期继承后加以改变的“唐制”。
正如据岸边成雄所言：“唐末内教坊与仗内教坊在左教坊（延政坊）与右教坊合并，此虽非教坊俗乐之衰退，但其教坊设置却已不及开元天宝时期之盛况矣，而后随着唐末社稷衰颓，教坊制度之规模缩小，当时宫廷贵族奢侈生活虽然衰退，但下级管理与商业市民之都市生活却反形充实，公私奴婢音乐，亦显著增加，宫廷中在教坊的组织与管理下的音乐活动，并没有完全衰退至销声匿迹，
而是以较集中的方式，小规模地继续开展。”[16]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五代。如《资治通鉴》所载：“蜀主奢纵无度……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市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刺史。”[17]
显然，十国中的前蜀（970-925），也继承了唐代的教坊职官体系，也有诸如“教坊使”这样的乐官设置及“仗内教坊”这样的称谓。又如《新五代史》针对后晋宫中某次朝会活动记载到：“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18]
其他割据政权如五代的后唐、后晋的宫廷音乐活动中，也有与教坊有关的机构设置，如《旧五代史》：“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陈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荐，请除郡守，帝亦许之。”[19]又《新五代史》：“帝（后汉隐帝，948-950）始听乐，赐教坊使等玉带、锦袍，往谢弘肇，弘肇怒曰:‘健儿为国征行者未有偏赐，尔曹何功，敢当此乎！’[20]”等等。
所以，就五代十国时期来说，在教坊系音乐机构的组织与管理下，宫廷音乐活动仍然在陆续展开。这一时期音乐机构设置的完备程度和音乐演出的规模显然无法和盛唐时相比，但其在保存发扬教坊系的乐工、体制方面，确实颇具历史意义的。因此岸边成雄也认为：“五代时期，兵荒马乱，王室更替，但教坊之制，似仍相继存在，究其组织，唐末仗内教坊之渐次崩坏，但亦出于无奈。宋志所记‘循旧制’，宛若继承唐制，并亦可称为直接继承五代教坊者。”[21]所言非虚。
四、从唐、宋教坊的职官看五代时期教坊之职官
（一）唐代教坊的职官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太常寺三十人……教坊二十人。”[22]则二十人可能一度是教坊乐官之数。本文认为，唐代教坊乐官可分为以下几种：1．梨园教坊使
可能不是一个长设的官职，也许是因为窦元礼曾同时管理梨园和教坊，故称梨园教坊使。同时，窦元礼是“行内侍省内待”，可知梨园教坊使由宦臣充任。《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赵宗儒传》：“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享不作，幼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管教坊者移牒取之。”
[23]《乐府杂录》：“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以内官掌之。”此证明教坊以中人掌之。[24]
2．教坊使
唐代设有教坊使一职，负责全面管理教坊的全面工作。
3．教坊副使
教坊副使是教坊使的副职。同教坊使一样，也是由宦臣担任的。
4．都判官
交房中亦有都判官一职，是教坊的乐官之一，职位在教坊副使之下。
5．判官
判官为都判官之下的乐官。此职不一定由宦臣担任，虽然教坊判官会在乐工中选拔，但有时也由不通音乐者担任。
6．都都知、都知
宋钱易《南部新书》丙：“咸通中，徘优恃恩，咸为都知……乃命李克及为都都知。”[25]按李克及可能是教坊的乐官，则都都知可能属于教坊。从此则材料看，都都知和都知都是具体重师音乐活动的乐官，故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
一般说来，在教坊中宦臣担任的是高级乐官，乐工担任的是低级乐官。《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高力士传》：“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为人之务。”[26]可见由宦臣担任教坊的高级乐官在玄宗朝就开始了。
综上可知，唐教坊的乐官当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
（二）北宋教坊的职官及其与唐教坊职官之较
关于北宋教坊的职官构成，以《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二册《职官二二》内所载最为详细：“国朝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则皆引从，及踢大臣、宗室足设并用之。使一人，副使二人，都色长四人，色长三人，高班都知二人，都知四人。第一部十一人，第二部二十四人，第三部六人，第四部五十四人，贴部九十八人。”[27]据上可知，宋初教坊乐官主要有六种：
使：一人、副使：二人、都色长：四人、
色长：三人、高班都知：二人、都知：四人
由此可见，唐、宋教坊之乐官总人数基本相当。
教坊乐人是宋代教坊活动的主题，他们具体从事着教坊的一切事务。
1．教坊使
教坊使是教坊的最高领导，唐宋皆然。但担任教坊使的人员，其身份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具体来说，唐代担任教坊使者多为中官，而宋代则否。没有没缺的文献记载证明宋代教坊使由宦臣担任，且宋代教坊使多为精通乐律之人。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魏誉列传》载，唐文宗太和年间，“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愜上旨，自左骁卫将军宜授兼扬府司马。宰臣奏曰：‘扬府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对，亟称朝霞之善。闻之，累疏陈论，乃改授润州司马。”[28]可见，唐代教坊中之乐人即有因乐艺而升任别职的先例。在宋代，教坊各部应奉人值勤二十年，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出仕庙令或镇将。[29]所谓庙令，即五岳、四读、东海及南海诸庙之长官，镇将乃地方武官。《宋会要辑稿》“教坊”条之“端拱元年八月出教坊伶官二十六人补诸州镇将。”反映的即是这一情况。此亦当为继承唐制。
2．判官
《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铃辖。”可见，判官之职低于教坊使、副使，而高于色长、都知，且其设置当在北宋仁宗天圣五年设立铃辖之前。但天圣五年后直至南宋一直未见判官之名及其活动，亦可能是以铃辖代替判官之职。
3．高班都知、都知、都管
据《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二册《职官二二》载，宋代教坊乐官有“高班都知二人，都知四人”，
而《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教坊”条则有“高班大小都知”；同卷又记有教坊都知李德升和高班都知郭延美的音乐创作活动，故“高班大小都知”所指即为“高班都知”与“都知”。且在太祖初年即有此官名。
4．色长、部头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旧教坊有竿策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铃辖、都管、掌仪范者，皆是杂流命官。”②可见，色长与部头是教坊乐官中的最低等。教坊乐人各依其所奏乐器及表演内容，分为各个部色。唐代教坊并无色长、部头之职，但亦有用“色”字者，其意义与宋教坊部色相同。如《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御勤政楼“宴设酥会”时，“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30]此处演奏雅乐之各“色”乐人，即是按照各自所习乐器分别的。
至于“部”之含义，在宋教坊十三部中，当与“色”相同。且唐代亦有用“部”者。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中有这样一句话：“十三学得琵琶行，名属教坊第一部。”此处明确指出演奏琵琶的“商人妇”是原属“教坊第一部”的。《乐府杂录》“夔筷”条亦云:“咸通中第一部有张小子，忘其名，弹弄冠于今古”[31]，亦可作为唐代有“部”之一证。文献中关于宋代教坊色长、部头之具体人名很少。
从唐、宋教坊官职的对比来看，五代时期教坊中的乐官至少有教坊使、教坊副使、判官、都知四职，然而是否有其他官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则不知。
五、从唐、宋教坊乐工地位看五代教坊乐工之地位
古代户籍制度从北魏拓拔氏设立开始，就将重师乐艺表演的乐工划入了贱民阶级。[32]此后经隋唐实际的进一步强化与巩固，这个贱民阶级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再分层，如黄现璠说认为的：“唐代贱民阶级，大体可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二种：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33]
与唐代乐工相比，宋代乐工的社会地位整体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宋人费衮指出：“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故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34]律令中严格的身份限定，已逐渐在实践中模糊直至出现被淘汰的迹象。乃至有人提出了“贵贱虽殊，人则一也”的看法[35]，这的确是不同前代的新气象。
综上所述，唐教坊中乐工的地位是很低的，但在晚唐是有所上升，宋初乐工的地位较唐者高。从中，笔者推断，五代时期教坊中乐工之地位亦较高于唐。而后，宫廷教坊的地位日益巩固，为宋代宫廷音乐活动之主要品格，定下了基调。
结语
五代十国是兴废争战十分剧烈的时代, 人民遭受的苦难异常严重。不过, 五代十国又是唐宋两朝之间继往开来的时期, 是一个从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分裂混乱走向统一安定的过渡时期, 亦是一
个在文化上有所成就的时期。五代十国的教坊音乐虽然不见有大的气象, 但由于它对唐代教坊音乐多有继承并有所创新, 所以在中国教坊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显示出了它承唐启宋的重要作用。
本文仅侧重教坊的创立和初期发展，对比唐宋教坊职官及乐人地位，研究五代教坊中职官的地位与乐人地位。涉及五代教坊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说讨论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关于五代教坊音乐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注释：
①《隋书》卷十五《音乐下》曰：“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踰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
②载“名家导读笔记丛书”之《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4页，句读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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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十国钱币
唐、五代十国钱币 唐因隋末恶钱泛滥，废五铢，行新钱。唐自武德四年行用“开元通宝”，至唐末仍在使用。钱文用元宝自此始。中间曾间杂铸行过年号钱“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以“宝”为名的钱开始流行起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的货币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以铢两重量命名的货币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通宝、元宝、重宝的“宝”字钱通行于市；白银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大面额的飞钱（类似今天的银行汇票）出现，具有纸币的某些特征。 唐朝是我国历史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唐钱的形状，没有什么更改，但是名称却有很大的变革。唐高祖废五铢钱，于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从此以后钱币就再不以重量命名了。除开元钱外，又铸年号钱，钱文也大多用隶书。这说明唐代钱制进入了一概新时代。 唐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情形。唐朝流通的钱币有七八种之多。第一种是开元钱，第二种是乾封泉宝，这是正式的年号钱。这种钱运行一年就作废了，现在这些少量稀少的古币价值就越大。第三种是乾元钱，乾元钱流传下来的很多。第四种是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这是安史之乱史思明铸造的。第五种是大历年间铸的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大历元宝一般钱径2.3厘米，重3克。大历元宝现在少见，价格在千元以上，建中年间铸的建中通宝，比大历钱还更加轻小，更加少见，因而每枚价格也在千元以上。于是有伪造者用开元钱，挖去开通，增补大历二字，用挖补过的钱币作模，翻
铸假币。假币四字不相称，由此即可判定。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 五代、十国钱币 五代是指北方大部地区，从朱温建后梁起，接连更替五个朝代，统称五代。 五代时铸钱不多，后梁、后唐两朝遗留极少。后晋、后汉、后周遗留较多。以后晋“天福元宝”最劣，后周“周通元宝”为最精。 十国十国是指唐亡至宋统一的五十四年间，与中原五代先后存在的割据国家，史称十国。 十国铸钱，多属减重大钱，兼用铅铁铸钱，质量低劣。南唐铸行钱币种族较多，大钱平钱都有，但大钱不多，铸工颇精。两蜀末铸大钱，在十国中币制较善。这一期间钱文变化颇多。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分裂政治上分裂割据五十四年，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改朝换代象走马灯一样；南方吴越、吴杨、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地方性政权割
唐五代墓志铭(节选)
大中○四五 （上缺）欺。故司空相国陈公首荐于沧帅李公，辟为从事，转授试太子通事舍人，充节度巡官，由卑官登宾席，而勤敏畏慎，不懈于初。转兼监察御史，移府于郓。今之诸侯延宾府，礼贤俊，非尽能备筹谋樽俎之事，徒系官秩廪食而已。至于藩方有事，鲜能有济危纾难者。公利即推之，劳即先之，自沧洎徐，六年三徙，官丞府奏控馹骑，一岁七反，曾不惮烦，以是同僚加敬，军人饮德，其急病让夷推厚居薄有如是者。府罢，转河南府阳翟令，地广赋重，政繁民瘵，公悉条（通“调”）其利病，斥去奸豪，孜孜以决曹事，检身率下以致刑清，遂迁巴州刺史。其理也尚简肃□□□，宽以恕物，易而睦人，呜呼！官业事行，留于郡府，休德茂范，殁而益彰，以大中四年四月廿一日终于巴州之官舍，享年六十九。夫人博陵崔氏，轩冕贵族，诗礼承训，遵闺阃之范，奉组绘之勤，慕敬姜之晝哭，赋栢舟而自誓，德容雅度，光宜媲贤，万里获丧，哀而及礼。以其年十一月廿@（空缺）日归葬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祔于先茔礼也，小子夙奉明教，特钟慈念，敢铭茂德，用播清棼（疑为“芬”。“棼”，①阁楼的栋。②麻布。③纷乱。“芬”，①美名。②通“纷”，众多的样子。此处释为“芬”字第②意，“清芬”意为清誉，美名，高洁的品格。）。铭曰： 高门华绪，世有懿□，猗嗟淑人，光继明德。行满乡闾，政留嘉跡。□原旧里，金谷新阡，筮宅斯告，归魂九原，勒铭贞石，永閟幽泉。（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 大中○四六
（盖）失。 （志文） 唐故处士高平范府君墓志铭并序乡贡进士太原郭珝撰 范氏之先，陶唐氏之后裔，洎唐虞已降，代为侯伯，至晋霸主，始封为范氏，其间崇显，史策具载焉。府君讳义，字义。曾祖述，祖宏，父誉。公即先府君之令子也。公幼禀奇节，长怀异操，尝谓知己曰：余观人之争名，汲汲趋驰世路，及得名禄者，十无一二焉，既得之必孜孜以守，守之不至，坐见颠坠覆亡之患，何劳生营营以贻忧患乎？且衣食给足，以放逸无羁，尽其修短之分，固予之愿耳。公深琐屑荣达，高尚道德，事上尽其孝敬，抚下周其慈惠，与朋友久而益敬，不好戏弄而亲于学效，不好华饰而敦于礼乐，上下怡怡，中外睦睦，深得家肥之道也。以大中四年二月十六日寝疾，终于郓州须昌县宾德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于戏！人之生世，以仁德为先，资生云用，以金帛为事，乐生之道无逾于上寿，凡此数事，公实备得之。然人之云亡，乡里殄瘁，不亦惜哉！夫人汝南费氏，德行素彰，母仪夙著，哀毁过礼，时所称叹，抚公之孤，慈爱益至。有子四人：长曰款，次隐，次持，次随，皆承公之庭训，慕习儒宗，祚胤必昌琴书不坠，实数片昆山之玉，期遍折桂林之枝，门望转清，时辈仰慕。皆茹荼毒泣血，几至灭性。生尽其养，没尽其哀，咸奉遗命，靡所有缺。有女三人：长适陇西李氏，次适清河张氏，皆盛族名士，实得嘉宾之称也，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窆于须昌县鲁西乡望山村之西原礼也。悲夫！寒风满林，叶坠平野，丹旐徐引，輀车启行，孝嗣孝女，痛何言哉！款
唐五代北宋词
第十二章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余恕诚撰） 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第一节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燕乐的兴起词的起源早期民间词早期文人词 附录一、词的起源 中国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汉魏乐府一般是先有歌辞，后以音乐相配。而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辞。汉魏乐府所配的是清商乐，而词所配的是隋唐新起的燕乐。 北朝时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可以统称胡乐的边地及境外音乐，陆续传入内地。胡乐以音域宽广的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能形成曲折多变的曲调。它同时配有鼓类与板类节奏乐器，予听众以鲜明的节拍感受。后来逐渐与汉乐想渗透融合，形成了包含中原乐、江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多种因素，有歌有舞包罗万象的隋唐燕乐。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兴盛，燕乐日渐兴盛，满足着日常娱乐的需要。有乐有曲，一般也就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歌辞。词正是在燕乐的这种需求下产生。但宫廷用的大曲虽属燕乐，却因规模过大难于入词。孳生出词曲的主要是短小轻便的杂曲小唱。其中大量转变为词调的是教坊曲。唐五代所用词调，总共一百八十调左右，半数皆可见于《教坊记》的曲名表中。 此外，除了以词配燕乐中的杂曲小唱，另一种是选择齐言的五七言诗配乐，因所配乐调也是俗乐，所以也是燕乐的一种。不同的只是先有词后有乐。在配乐演唱中又杂以泛声、和声，后逐渐填为实字，于是也成为长短句的词调，这种形式的词调在唐五代中约占十分一。 第三，词的兴起还与酒令著辞有关。盛极一时的饮宴娱乐风气，培育幷发展了精彩丰富的酒令艺术。有些歌舞化的酒令，则近于或已经成了词。今存词调中，留下了种种“令”词的名目，共一百多调。 词从孕育、萌生到词体初步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隋代到初盛唐，传世作品有限，创作呈偶发、散在的状态。到中唐，有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较多诗人从事填词，这种文体的写作才从偶发走向自觉词体初步建立。当时是依曲谱直接制作文辞。 后来由于曲谱失传，或虽有曲谱而后世难得通晓，只好以前代文人传世之词作为模板，进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词谱。至此词的制作便由最初的依曲谱制词，演变为依词谱填词。词也由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转变为单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抒情诗体了。 附录二、从民间词到文人词 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一、艺术精神和题材词从体制上说起源于燕乐，从创作上说起源于民间。敦煌词作者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比《花间集》的编定早出近三十年。敦煌词包含有从社会动乱和士商平民等各色人生的广泛的题材内容，说明它在取材上还没有和一般民歌或一般诗歌分疆划界，进入词所特有的窄而深的领域。但也因此展现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是相同的题材也不一样。如词中最普遍的妓女题材，敦煌词中也展开了文人笔下所未曾有的侧面。如：“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文人词中即不易见到这种不愿受损害、受凌辱的呼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出重心向抒情方面转移，以及市井化，甚至艶情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过编订，可能也经过润色的《云谣集》中，表现更为突出。 二、风格由此形成的拙朴真率的风格也和文人的雅致含蓄不同。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很像汉乐府《上邪》情侣的信誓而造意新奇。 三、体制敦煌词在体制上亦属粗备型体，词格宽，声辞相配要求不严，用韵方法简单，处于草创阶段。另外，敦煌词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亦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的特征。可见从题材内容、风格、体制，敦煌词多方面显示了过渡性
读《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之札记-精品文档
读《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之札记 学术界对唐五代时期成都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可观，比如冯汉镛先生的《唐五代时来巴蜀的外国人》3、《唐五代的回族医人发微》4，刘扬忠先生的《五代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5和韩云波先生的《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6等等。但这些研究只侧重于某一方面，要全面把握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不够的。而严耕望先生的《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从成都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城郭与公署、坊市与四季集市、工业与商业、寺观与佛道两教、文学艺术与民风、都市户口数额略侧等七个方面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做了一个详细的全面的论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唐五代时期之成都》虽然以唐五代时期的成都为中心，全面介绍了成都的发展，但是为了使论文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严耕望先生开篇先介绍“中古时代成都发展史概观”，以此来说明成都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的形成历史，引出下文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论述。接着，严耕望先生从多方面详细考察当时成都的情况。 从成都府在全国政治军事上之地位来看，自安史之乱后，剑南节度“不仅限于西南边防，且于中央政府之拱卫亦有积极之作用”7。作者引用《新唐书》和卢求《成都记序》，举其著作《唐代交通图考》等书，论证唐都长安在外有强敌内有动乱的形式之
下仍能百数十年不动摇之原因，乃南恃剑南节度成都为支援、为退避之内室。 唐五代之成都有三市：东市、西市、南市，记载于《资治通鉴》与《锦里耆旧传》。此外，左思《蜀都赋》、韦庄《有伤灼灼》等作品也可以辅证作者的论述。在本节中，先生还详考了成都四季集市（春曰蚕市、夏曰扇市、秋曰药市、冬曰七宝市）的起源，成都集市游乐之盛可以看出成都集市之繁荣。 宗教方面，成都佛道兩教皆盛，最有力之考证是成都众多的名寺。严耕望先生从《益州名画录》等各种史料得出，成都“共凡五十七寺院”，“共二十一宫观”。除此寺庙道观之外，活跃在蜀地高僧之多及与佛道相关之民间风俗亦能看出兩教的兴盛。 地方民风，在生活上、文化各方面皆足表现。严耕望先生归纳出成都民风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教气氛之浓厚；二是蜀民荡于逸乐。唐代蜀中人文之盛从先生前文所举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作者认为：“唐末五代之词作家，亦大抵以南唐与西蜀为多，论最高成就，固当推南唐李后主，但人才之众，词风之盛，恐当转推西蜀，此赵崇祚所以有《花间集》之编集也8”。成都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9”，《益州名画录》之记载，便可见成都在绘画上的成就之高。 最后一点是严耕望先生对成都户口数额的一个略侧，先生认为正史地志所记的户口，与实际户口不相符合，除百姓为逃脱赋
唐五代
唐五代 ---中国画论成熟期 绘画发展状况 ★以人物画和佛教画为主体 ★南唐成立了宫廷画院 ★中国画论进入成熟期 ★大家：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孙位； 王维（南宗）、李思训（北宗） 唐五代时期的主要画论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山水画论著述张璪《绘境》（传）、王维《山水论》、《山水诀》、荆浩《笔法记》、有画品著作彦悰《后画录》、 李嗣真《续画品录》、张怀瓘《画断》、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品评著作 彦悰《后画录》 1.首次将师承传授引入画品中，提出“变古象今”说 ①在其所评的二十七位画家中，指明其师承渊源的就有十五人之多。常用“取法”、“师模”、“师依”、“学宗”、“祖述”、“受业”、“宗匠”，足见其对画家师承关系的重视，这一思想为张彦远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一节，强调说：“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 ②他在评阎立本说：“学宗张、郑，奇态不穷，变古象今，天下取则。” 所谓“变古象今”，就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以表现今天的时代面貌。故彦悰认为这是画家们走的一条正确之路。 2.“触物为情” 他评展子虔时说：“触物为情，备赅绝妙。尤善楼阁人物；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触物为情”说明画家（主体）对物（客体）感受（触）而生“情”，由“情”而产生创作欲望，在创作中使“情”入画，主客体结合，以“情”动人，故而“绝妙”。战国《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里已有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彦悰的“触物为情”说,当来源于《乐记》并首次引用到绘画创作论中，“情”则起的是中介作用。 窦蒙《画拾遗录》 ⑴“风格”一词首次出现（p273-274） 冯提伽：寺壁皆有合作，风格精密，动若神契；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唐五代咏牡丹诗词
唐五代诗人咏牡丹花诗词诗配画自拍景山牡丹惜牡丹花 唐·白居易 一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二 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 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 白牡丹唐·白居易 白花冷淡无有爱，亦占芳名道牡丹。 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 牡丹 唐·白居易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月中虚有桂，天上漫夸兰。 夜濯金波满，朝倾玉露残。 性应轻菡萏，根本是琅？ 夺目霞千片，凌风绮一端。 稍宜经宿雨，偏觉耐春寒。 见说开元岁，初令植御栏。 贵妃娇欲比，待女妒羞看。 巧类鸳机织，光攒麝月团。 暂移公子第，还种杏花坛。 豪士倾囊买，贫儒假乘观。 叶藏梧际凤，枝动镜中鸾。 似笑宾初至，如愁洒欲阑。 诗人忘芍药，释子愧梅檀。
酷烈宜名寿，姿容想姓潘。 素光翻鹭羽，丹艳赩鸡冠。 燕拂惊还语，蜂贪困未安。 倘令红脸笑，兼解翠眉攒。 少长呈连萼，骄矜寄合欢。 息肩移九轨，无胫到千官。 日曜香房拆，风披蕊粉干。 好酬青玉案，称贮碧水盘。 譬要连城与，珠堪十斛判。 更思初甲坼，那得异泥蟠。 骚咏应遗恨，农经只略刊。 鲁班雕不得，延寿笔将殚。 醉客同攀折，佳人惜犯干。 始知来苑囿，全胜在林峦。 泥滓常浇洒，庭除又绰宽。 若将桃李并，更觉效颦难。 牡丹芳唐·白居易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十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臣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2015年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各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考古简报、专刊报告、论文、论著等约150篇（部）。现谨按城市及建筑遗址、陵墓及墓葬、手工业遗存、墓志碑刻、石窟寺遗存、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学术活动等几个方面，择要概括如下。一城市及建筑遗址河南省洛阳市隋东都回洛仓遗址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共清理出漕运渠道1条、道路4处、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11座。渠道位于回洛仓城管理区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宽25.5米、深6.5米~7米。道路均位于北部仓储区的北墙外，路宽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宽路面车辙均稀少（《洛阳考古》2期）。江苏省扬州市唐扬州城遗址考古也取得了新进展，在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明确了西城门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与主城墙的间距等问题（《考古》9期）。2015年度出版的《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则详细报道了4年间的发掘成果，对扬州蜀岗城址范围、唐罗城修建及沿革、蜀岗下城城门、扬州城城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获得了新发现，在通锦路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盛唐时期“净众寺”内的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等园林式景观遗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建筑构
件及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等瓷器（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丁垚、张思锐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观察到大量很可能 属于唐时期风格的彩画遗存，与整个大殿一起，可视为长安佛寺建筑风格的代表（《文物》10期）。樊瑞平、刘友恒在对河北省正定县盛唐开元寺遗址保存的三门楼12残柱和一段 阑额进行拼对、测量和记录的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题名、经文)和线刻(佛像和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初步复原（《文 物春秋》1期）。周源认为文献仅载洛阳含嘉仓有三座城门,因此学者们根据出土铭文砖而提出的“东门”说值得商榷，“东门”实指的是仓城“含嘉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汪勃对唐扬州罗城墙调查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天宝九 年（750）已建罗城，中唐时粗具规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时则进行了修缮（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李裕群 对山西省太原市蒙山开化寺遗址上的两尊铁佛像(坐佛和迦 叶弟子像)做了较细致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谓与禅法的 关系做了考证和讨论，进而认为铁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迦叶弟子像应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时期，佛像禅定手法可与开化寺崇尚禅法有关（《庆贺徐光冀》）；贺大龙的《长治唐五代建筑新考》（文物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山西
唐五代小说的发展
唐五代时期小说的发展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而唐代小说也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中国的小说发展趋向成熟。 古代小说出现的时间很早，先秦两汉时期就有萌芽，比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特点，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要素。而这一时期的寓言故事以其讽刺写实的特点为之后小说的小说发展提供了方向，《史记》的出现，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直接提供了编写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小说的发展时期，此时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志”是记录的意思，志人志怪就是记录奇人怪事的意思，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志人）干宝《搜神记》（志怪）。《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搜神记》多神灵怪异之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但是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罗奇异之事，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唐代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代小说主要以传奇小说为主，唐代传奇文本来是以传记的形式
出现的。不少作品以“传”命名，如《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而作者沈既济、陈鸿等又都有历史著作，还是以史学家的身份载于史籍的《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有沈既济的《建中实录》和《选举志》，陈鸿著有《大统纪》。唐代传奇中有不少性格鲜明、神情活现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情节，与六朝志怪显然不同，就因为它继承并发展了史传文学的表现手法。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奇”和“怪”意思差不多，不过“奇”的概念较广一些，不但神仙鬼怪可以称奇，人间的艳遇逸闻也可以称之为奇，后世就有把传奇专指爱情故事的倾向。裴铏的《传奇》却是以神怪和爱情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如果以《传奇》作为唐人传奇的代表作，那么传奇和志怪的差别，除了篇幅长短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就在于是否含有爱情成分。但即使裴铏的《传奇》，也有不少与爱情无关的篇章，也有篇幅较短而与志怪相似的条目如《蒋武》、《王居贞》。许多唐人小说集中长短篇都有，怪与人的题材兼备，就很难区分它是志怪集还是传奇集了。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唐早期，中期，和晚期。 初、盛唐时代为唐传奇的初兴期。是由六朝志怪小说演变为唐人传奇小说的过渡期。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等最为代表。唐初传奇小说在志怪小说基础上融合史传、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等多种叙事文学成分而形成，开始就显示出风格的多样化。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研究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研究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指的是从隋初产生的《切韵》,到在它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唐五代写本刻本《切韵》。这些韵书所跨的时期正处于汉语音韵史上最重要的中古音时期。 《切韵》一系韵书在音韵、文字、训诂、韵书史上都具有极重要价值。前辈学者对《切韵》一系韵书的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完成了《切韵》一系韵书的刊布整理、韵书流变、残卷定性考释等重要工作。 今又有年轻学者对《切韵》一系韵书作研究,但大多也是停留在韵书的性质、韵书流变等成果的总结上,只有个别学者对存韵较多的《王三》、《唐韵》等进行了研究。少有人对残卷整体进行研究,也很少有人去分析《切韵》系韵书内部的语音层次,研究方法手段比较单一。 所以我们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对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作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唐五代《切韵》系韵书7类43种卷子制成电子文本、采用XML 技术对之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封闭性、穷尽式的研究。 本文对这43种卷子进行了详细的体制、韵目、小韵、切语考察,试着勾勒出《切韵》的原貌,并对其后来的一系列演变进行了阐述。我们发现:1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增训加字本《切韵》、《唐韵》在韵字数目表示上有创新,王韵在注释体例上有创新,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王二》在又音表示格式上有创新。 《王三》在异体字格式方面有创新。《王二》在注释体例、韵字数目表示方法、又音格式、异体字格式、注释特点等方面全面表现出内部不统一,从另一面证明了《王二》的创新性。
五代本在注释体例上吸收陆韵和王韵,在又音格式上吸收陆韵、长孙讷言笺注本以及《王二》,在异体字格式上吸收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王三》,在注释内容方面吸收《唐韵》并有所改略。另外,P2017、列TIVK75(7片),列TIV70+71(1片)既有增训又有增字,应是增字增训本《切韵》。 2唐五代《切韵》系韵书现存韵目有三种格式。《切韵》中绝大多数韵书依照陆书的韵序,《王一》、《王三》、蒋斧《唐韵》、P2014(3)、P2016等韵目韵序的改变是因为加韵。 《王二》大量改动韵目,既有大韵代表字的改变,亦有韵序的大调整。这可能是因为《王二》非常注意韵序的排列,注意反映时音;另外《王二》编者口音也有些不同于《切韵》的地方。 《王二》韵序对后世李舟《切韵》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广韵》韵序。3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小韵用字没有改变的居多,即使改变用字,也多半是同一字的异体、俗体。 只有少数小韵更换了用字,但这些字也多半是同一小韵下的韵字。4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反切用字的更替较广泛。 基本上各韵都存有沿袭旧切、切语用字改变的情况。二者谁的比例大一些,每个大韵情况都不同。 5唐五代《切韵》系韵书反切用字更替带来的实际语音如下:(1)韵类方面的语音变化有:开合口相混、同韵等的混同、同等重韵的混同、一二等韵混同、一三等韵混同、二三等韵混同、三四等韵混同。同韵等的混同包括:庚韵、马韵、敬韵、陌韵二三等混同;戈韵一三等混同。 同等重韵的混同包括:东、冬、钟相混;皆、佳相混;虞、语相混;耿、梗相混;
中国古代文学史试题库--唐五代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一、解释：1、华夷如一 2、士人 3、漫游 4、入幕 5、读书山林 6、贬谪
7、文以明道 8、传奇 9、词 10、《全唐诗》 二、填空 1、唐代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2、唐代的思想领域，是并存，三者思想的交融，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3、唐代文学的繁荣，表现在的全面发展和作者众多上。
5、唐散文的发展，主要出于动机。 6、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 7、词的出现，主要因为的需要。词随燕乐起，选词配乐，依调填词，都为了。 三、简答 1、唐代士人的人生态度怎样？ 2、唐代文化的繁荣对文学有什么影响？ 3、佛教对唐文学有什么影响？ 4、道家、道教对唐文学有什么影响？ 5、唐代文学繁荣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6、唐代散文文体文风革新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7、词的出现与兴起有哪些原因？ 四、论述：论述唐诗的发展轨迹。
第一章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一、背诵默写篇目：《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野望》、《从军行》（杨炯）、《度大庾岭》、《渡汉江》、《感遇》其三十五、《登幽州台歌》。 二、名词解释：1、贞观诗风 2、上官体 3、初唐四杰 4、文章四友
5、沈宋 6、王绩 三、填空 1、隋代的建立，结束了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隋一朝，南北诗风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的过渡性质。 2、初唐四杰从宫廷诗人的写诗倾向，转向了。 3、“文章四友”和“沈、宋”，属“台阁体”诗人，为唐代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4、陈子昂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 5、隋、唐统一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创造新文学，经历了隋、初唐年的探索过程。 6、.沈、宋之称，成为定型的标志。 四、简答 1、卢思道的《从军行》如何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
历届领导人思想
毛泽东思想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关于中国 武装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 关于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第二，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创造性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无产 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造 性地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 论。 第三，第三，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这一领域主要包含五方面的内容：系统地解决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 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人民 战争的思想；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 了建设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思想。 第四，第四，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主要围绕着两大方面展开：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在统一战线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第五，第五，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知识分子应当与工农相结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第六，第六，党的建设理论。在这方面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从思想上建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 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要继续保持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小平理论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推进经济体制
唐五代小说中_议论_的主体及方式_何亮
唐五代小说作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用“议论”来阐释事理，评论人物。从言说方式观之，“某某曰”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都属于“议论”，都用来判别是非，论说古今得失。但从文体体制观之，唐五代小说篇末中的“某某曰”属于史传，而唐五代小说中的“议论”应视为论说文。 论说文，也就是说理的文章，是古代散文中之大宗。古人根据其内容、用途、写法等不同，分为若干种类，如论、史论、设论、议、辩（辨）、说、解、驳、考、原、评等等，在总的称谓上，《文心雕龙》立“论说”类以概其全［1］。论说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所关涉的问题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天地、社会人生，小至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都可直接发表见解。唐五代小说作者、叙述者或故事中人物，常在叙述故事进程中运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的方式，表达对故事中人或事的看法。 一 唐五代小说中的“议论者” 小说叙事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2］。唐五代小说中的部分作品，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叙事，他全知全能， 无所不晓。如在《王知古为狐招婿》《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李娃传》等篇目中，作者在文末直接表明自己就是叙述者。然而唐五代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作者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并不一致。作者以叙述者或故事人物的身份，通过“议论”这种形式干预小说叙述，或与接受者进行潜在对话，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意蕴。唐五代小说主要有三种“议论”形式：第一，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第二，故事中人物议论；第三，叙述者发表议论。 1.作者 按照叙述学的理论，一般认为叙述者并不等同于作者。“作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而叙述者是虚拟的：作者可能是高尚的，叙述者则可能是卑劣的；作者可能是一个集体，叙述者则可能是一个个体；作者可能是男性，叙述者可能是女性”［3］。唐五代小说作者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往往在文末指出故事叙述者、隐含作者（所谓隐含作者，即通过作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而显示出来的虚拟作者）与作者身份合一。加之，史学家往往把小说当成“史书”，如《新唐书·艺文志》就认为，传记、小说……皆出于史官之流也［4］。《隋书·经籍志》亦说《搜神记》等 唐五代小说中“议论”的主体及方式 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唐五代小说“议论”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作者或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以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情感态度评价；或潜入叙述者、故事人物，通过“议论”这种形式与接受者间接对话，从而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创作主旨。在叙述故事进程中，作品往往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等方式进行“议论”。这种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升华主题的重要创作手段。不仅影响了接受者的阅读视线，使接受者的阅读感受超越故事本身的精彩而直指人心，而且作者也通过自己意图的阐发，引领接受者体味故事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唐五代小说；“议论”；主体；方式中图分类号：I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4-0063-06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第35卷第4期2013年7月Vol.35No.4July 2013 收稿日期：2013-05-0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汉唐小说文体研究”（2013M531900）；教育部人文社会规划基金项目“民间信仰与明 清话本小说的神异叙事研究”（11YJAZH112) 作者简介：何亮（1980—），女，湖南益阳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唐小说研究。 63——
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
学号********* ********大学 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 学生姓名******* 班级********* 成绩 **********院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引言 (4) 一、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 (5) 二、隋唐两代书法特点 (5) 三、隋唐两代书法发展的变化过程 (6) （一）隋代书法 (6) （二）唐代书法 (6) 四、五代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 (8)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理论的发展 (9) 结束语 (10) 参考文献 (11)
摘要：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在整个中国的书法发展史上占有要地位，无 论是书法家，书法体例，风格流派还是书法理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政治开明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杰出代表人物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一代大家们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后世楷模，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书法艺术颜真卿楷书书法理论 Abstract: The Sui,Tang &5-Dynasty periods time calligraphy holds the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entire Chinese history. Regardless of calligraphers，calligraphy style，calligraphy tributary and calligraphy theory are all reached the unprecedented altitude.This kind of phenomenon cannot separate with the prosperity economy，the opening society and the enlightened politics .This time have so many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such as Quyang xun，Yu shinan，Yan zheng qing ，Zhang xu，Huai su，Liu gongquan.These calligraphers becomes the later generation by own unique artistic charm the model.They have ha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later generation. Key words:Calligraphy art Yan Zhengqing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 theory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内容摘要：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1]中枢体制中君相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相对于君权的稳定，宰相则是中枢体制中变动不居的部分，因而古代不同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宰相（宰辅）制度的变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而定型于隋唐之际的三省制，长期以来成为解释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框架。尽管有学者早就意识到仅至高、武之后，唐代政治体制就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阐释框架上仍无法摆脱三省制之窠臼，将唐代中枢体制看成是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将唐代的三省制分为长成、挫折、完成、破坏和转型五个阶段加以论述。参见孙国栋：《唐宋史论丛》（增订本），83-18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王素以《唐初三省制的确立》和《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两 《三省制略论》，章论述唐代中枢体制的变化，主线即是三省制的酝酿、建立和破坏。参见王素： 济南：齐鲁书社，1986。）更有甚者，有学者以三省制为中心，将魏晋南北朝看做“三省的出现”、隋唐为“三省制的全盛时代”、两宋为“三省制的衰落”[2]，浑然不顾隋代以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典型的三省制实际上仅存在数十年这一历史事实。 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新三头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枢体制的演进。袁刚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3]刘后滨先生对“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两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因而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4]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一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其设置及其演变，两《唐书》、两《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中虽都有零星记载，但皆未及详考，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演变始末始有简单总结，距枢密使之创置已是数百年之遥。中日学界对于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数十年来也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对于枢密使出现的时间、人员、职能以及它在唐代中枢体制中的作用和对中晚唐政局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注：参见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つ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3，27-32页，1953；《唐代枢密使制の发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4,41-48页，1954。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唐史论丛》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载《文献》，1991(2)；王永平：《论枢密使和中晚唐宦官政治》，载《史学月刊》，1991(9)；袁刚：《唐代的枢密使》，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5(43)；罗永生：《晚唐五代的枢密院和枢密使》，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大学学报》，1993(4),1，戴显群：《唐代的枢
隋唐五代时期的济南
隋唐五代时期的济南 隋末农民起义发端于济南隋朝建立不久，隋文帝与公元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公元606年，隋炀帝改称齐郡，下辖十县，其中有历城、邹平、章丘、长山、临济等县。治所在历城。 隋文帝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隋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封建国家。公元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自黄河北通涿郡。这是大运河的最北的一段。大运河的 建成，客观上有利于南北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济南的地方经济自然也受益不浅。 但隋炀帝是一个暴君，奢侈腐化，征发了200万人营建东都洛阳，修建豪华的宫殿和 花园。他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了进攻高丽，大造兵车战船和征兵征粮。他征调 大批工匠在山东东莱海口大规模造船，工匠被迫在水里不分昼夜的劳作，死亡的有十 分之三四。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使大量的田地荒芜了，加上连年灾害，农民无法生活，只得吃树皮树叶，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公元611年，邹平农民王薄首先在齐郡长白山起义，并在章丘长山一带活动。长白山 起义的星火，很快就成为燎原之势。 613年，章丘人杜伏威起义，当时他年仅16岁，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他的战友是临济牧羊人辅公祏，彼此同心协力反隨，后来转战于江淮。长白山义军李子通率部与 杜伏威会和，起义军迅速壮大。但不久，李子通与杜伏威不和，又分开。不过，杜伏 威的队伍仍然在发展。617年，隋炀帝派大将陈稜进攻江淮起义军。陈稜不敢出战， 杜伏威用激将法，派人送他一套妇人衣服，称他“陈姥”。在这种羞辱下，陈稜果然 被激怒，率兵出战。双方激战多时，杜亦额头中箭，但仍沉着指挥，大败隋军，杜伏 威义军威震江南，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三大主力军之一。随后，齐郡又发生了左才相的 起义。 613年，还有齐郡（今济南）人孟让在济南一带领导的起义，曾与王薄联合占长白山，后转战于江淮地区。614年，占盱眙（今江苏境内），部众达十余万人。后因作战失利，归附瓦岗军，孟让任总管，封齐郡公。617年，攻克东都外郭，烧丰都市。后于 裵仁基攻克回洛仓（今洛阳北）。 秦琼，字叔宝，历城（今济南）人。他出身于铁匠世家，自小学的打铁手艺，他曾经 受困卖过他的心爱的黄骠马，因此，至今流传着山东好汉秦琼卖马的故事。他曾归附 瓦岗军李密，参加反隨起义。以后，他又归附秦王李世民在反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为唐初名将，开国元勋之一。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翼国公。死后改封胡国公。相传，他的故居在今济南五龙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