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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连海案分析

2009年11月13日，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12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0年11月10日，“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涉嫌寻衅滋事案在北京大兴法院再次开庭，法庭宣判赵连海因“寻衅滋事罪”获刑两年6个月。对于判决结果，赵连海的辩护律师表示将上诉，赵连海在法庭上也表示自己无罪。

2008年，赵连海的儿子疑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赵由此走上维权之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有若干名婴幼儿因食用此类奶粉而住院治疗。赵连海由此成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网站，为患儿家长提供寻求治疗及如何维护正当权利等相关信息。

2009年八月四日，赵连海接到网友短信，丰台马家堡关押上访人员之灰色宾馆“聚源宾馆”，发生强奸上访女孩李蕊蕊之案件。赵连海赶往丰台，和逃出聚源宾馆、正前往北京公安局报案的访民汇合。

去年11月，赵连海被刑事拘留。据起诉书显示，赵连海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其一，起诉书称赵连海利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河北石家庄法院及北京大兴区、丰台区等地，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二，赵连海利用为安徽女青年李蕊蕊被强奸报案而“炒作”。起诉书称，2009年8月4日，就李蕊蕊被强奸一案，赵以报案为名恶意炒作，“纠集”群众和境外媒体记者到公安局外聚集扰乱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被因三聚氰胺毒奶粉而受到生命威胁的无辜幼儿的父亲，赵连海尽了他一切的努力想要为自己的孩子以及那些同样无辜受害的孩子们讨一个说法。无论是在网上成立网站还是召集受害儿童家长开记者招待会，或者是为被强奸的上访女孩赵蕊蕊说话，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渴望维权，渴望司法公正的小小愿望。而这样的一个父亲，却因他的维权之路，而背上了寻衅滋事的罪名，以致身陷囹圄。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对于赵连海案的判决，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什么行为可以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要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罚，各种刑罚如何适用，各种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明确规定。

对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得以任何方式定罪量刑。对各种犯罪的量刑，亦必须严格以法定刑和法定情节为依据。

因此，判断一个行为是否违反了刑法规定，要看该行为是否具备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也即犯罪的主客观条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随意骚扰，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下列行为：1）随意殴打他人；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赵连海建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并召集受害儿童家长开记者招待会，其主观目的是为

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是为了替自己因食用了掺杂了三聚氰胺的奶粉而危及生命的孩子和其他许许多多同样的毒奶粉受害儿童讨一个说法。是为了那些死于毒奶粉的婴幼儿不至于白白死去。所以说赵连海的行为并不具有主观恶意，他并没有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随意骚扰的故意。故而我认为赵连海的行为并不满足寻衅滋事的主观要件。

同时，他的上述行为也并没有本罪客观方面要求的具体表现。他只是在自己的网站中如实的记载了毒奶粉受害者们的情况，他召开记者招待会也只是真诚地呼吁社会对受害婴幼儿们的关心与帮助。而不是起诉书中所谓的“恶意炒作”。故而也不满足成立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要件。

“炒作”本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而往往是官方对有人传播自己所不喜欢的信息一种蔑称。国内有众多儿童受到了三聚氰胺奶粉伤害，这是事实。赵连海固然高强度地传播了这一事实，但他并没有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故而并不违法。上访女青年李蕊蕊被截访者强奸一案亦是如此。那么看来略可“坐实”的一项罪便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一罪名是否成立，关键要看危害后果。何谓“严重扰乱”，究竟使公共利益受到了那些重大的损害？全国各地那么多受害者的家长，单独寻找救济是那样的艰难，受到了种种打压。这些可怜的人聚在一块，抱团取暖，共同来维护自己孩子的合法权益，何罪之有？呼吁社会对受害儿童的关注又怎么称得上时扰乱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我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赵连海的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法院对赵连海的定罪量刑并不合理。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维权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行为。百姓一次次地走上上访道路，一次次地求助于媒体舆论，为的无非是保障自己应得的权利。他们不想扰乱公共秩序，也不想破坏社会安定，他们求的只是一个说法。上访或者述于网络，只是他们求而不得，百

般无奈之下的不得已之举。政府真正要做的应该是正视这些上访者的权利，认真地给与他们真正的帮助，而不是一次次地用莫须有的可笑罪名阻拦他们。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如果一味地用暴力的手段制止百姓维护自己的权益，终有一天，会是百姓对我们的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这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对“彭宇案”判决书的认识

对“彭宇案”的认识政师0811 0820601138 姜慧 “彭宇案”受到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南京地区，网络、广电和纸媒体，都在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究其根源，新闻媒体看中的是“好人无好报”这一新闻点，而普通网友却在关注“社会正义”“道德与良知”以及案件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疑似作假证行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彭宇负有责任，须承担40%被法院认可的医疗、鉴定等费用，也就是45876.36元。这是整个事件被关注的风暴眼之一。救了人还要认赔四万多，对此，很多支持彭宇的旁听人与关注者不能理解。按照法官的判定，这个案件的焦点显然是“责任”和“动机”——彭宇到底是撞了老人然后伪装是见义勇为，还是原告徐寿兰老人昧着良心，一口咬定彭是责任人，好让高额医药费有人承担？作为旁人，我认为“彭宇案”它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国家公务员（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公然作伪证，这是对法律、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讽刺，当然，也一定有伤害，必然影响了法院判决结果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涉嫌伪证却未受法律追究责任，这显然有悖法律公平精神，也不利于法律法规在公众层面的推行；第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关注者的反应相当重要，如果说自始至终没有被法院注意，似乎不太可能，但法院判决显然未受此干扰（或者说未采纳意见），却采用违背常规的被告举证、举证倒置原则，判决书中大量出现的“可能”“推理”等概念或意图模糊的词语基本反映出法庭作出判断的依据，这一点，更加佐证了质疑案件审判是否公平的旁人的观点；第三，被告声称自己是见义勇为却遭人诬赖，这从情感角度本身就已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如果说，即使被告撒谎，不明原由的公众的情绪也依然有明显的指向，很多网友在网上感慨现在好人没好报，表示不再见义勇为、学雷锋，即是这一点的反映，法院作为必须依法办案的国家机关，不可以受主观左右，但政府有责任引导民众道德情操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民众素质与公民道德的反方向发展，令人深思；第四，律师（辩护人）的从业素质相当关键，从判决书来看，尽管被告败诉，但其辩护律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若干疑点或弱点的漠视令人心痛，我们知道，法律的判定以事实佐证为最大依据，即使，原告或被告一方事实违法、有违社会公德，但法庭都须尊重“证据”，这一案件的判定结果令大多数人不满意，而网民在网上不断举出事实或提出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辩护律师的无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样是法律的悲哀；第五，网络媒体覆盖面的发达使得网民能够参与许多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做出一些正面措施，比如前阶段的“山西黑砖窑非法用童工案”，网民的呼吁为事情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更多时候，主观认识上的理解使事实真相偏差巨大，甚至完全相反，进而衍变成网络暴力（此说法并不绝对针对“彭宇案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网络上的声音必将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正义的呼声需要重视，需要正确利用，而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内心的一些狭隘心理或不正确看法亦将越来越壮大，届时，网络暴力一旦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毒瘤”就难以根治，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当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特点及处置

当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特点及处置非正常死亡是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水灾等自然灾难与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指不构成案件的非正常死亡。当前，广大群众法制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如果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不当，容易引起群众质疑，甚至引发越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公安机关在应对和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中，不仅耗费大量的警力与精力，还遇到很多困难、面临很大压力。在此，笔者试就如何应对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谈些个人浅见。一、当前非正常死亡事件表现为“五个特性” 1、影响的广泛性。非正常死亡事件由于人员死亡容易吸引大家的关注，博取公众的同情。一旦非正常死亡事件没处置好，引发了死者家属的质疑，很多观众、知情者甚至不知情者都会站到质疑者那一方，支持质疑者提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正确地解释和疏导，公安机关就会变成众矢之敌，严重破坏警民和谐关系，甚至影响执法公信力。 2、亲属的群体性。一旦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丧亲之痛使死者家属心理所向很快就会联系在一起，诸如死者的父母、子女、夫妻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亲属、朋友就会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团体。面对众多亲属的质疑，公安机关处置事件的压力自然就会增大。 3、行为的极端性。如果死者亲属对死者的死因有了质疑，一旦公安机关应对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其高度反感，导致集体上访、抬尸闹访、漫骂执法人员、围攻执法机关等极端行为的发生，甚至造成打、砸、抢等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4、上访的长期性。涉及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上访者一般都比较有恒心或者很偏激，一旦对死因有疑虑，便容易想当然产生“死者有可能是被某某人谋害的”的念头，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制高于一切”理念支撑下，坚信只要坚持上访，事实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随着上访程度的加深，精力、财力不断耗费，上访者到时即便想自止也来不及，客观因素迫使其只能“破罐子破摔”，最后只能由政府采取某种方式给其补偿才有可能息访停诉。 5、矛盾的聚合性。如果死者亲属对非正常死亡事件产生了疑虑，或对公安机关的处置工作产生了怀疑，一些亲属就可能把以往对公安机关的不满情绪借此机会发泄出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可能“趁火打劫”，挑起事端，扩大事态，使一般事件上升为可怕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造成了上访，在上访过程中与其他事件上访者相遇，稍加交流就容易心生同病相怜之感，从而结成伙邀成团一起共同上访，就会由个别访升级为群体访。此外，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如果死者亲属情绪过于偏激，很有可能做出其他违法行为，导致更为严重事件的发生。二、公安机关应对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主要存在“八个问题” 1、现场处置不迅速。受事多人忙的客观情况影响，事发地派出所民警或刑事技术人员听说不是案件，往往先忙其他属于案件的工作后再来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以致报案人报警很久后才有民警到达现场。出警人员到达现场后，对周围好事者围观、死者的相关关系人进出现场往往不会严厉制止，致使原始现场受到破坏，给某些喜好妄加猜测、唯恐天下不乱者授以口柄。

“许霆案”案例分析

“许霆案”案例分析（姓名：杨理学号：51）【案件背景】 2006年4月21日22时许，被告人许霆伙同同案人郭安山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的广州市商业银行离行式单台柜员机提款。当被告人许霆用自己的广州市商业银行银行卡（该卡内余额170多元）提取工资时，发现银行系统出现错误，即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分171次恶意从该柜员机取款共175000元。得手后携款潜逃，赃款被用光。【案件审判】 2007年11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将“许霆案”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同年12月，“许霆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2008年1月14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以盗窃罪判处许霆5年有期徒刑，罚金人民币2万元，并退赔其从银行ATM机上取出的现金。【综合分析】

纵观“许霆案”的整个案情，主要应解决如下几个争议：第一，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第二，如果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应该如何定罪法院所认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否正确（此罪与彼罪）第三，一审判决为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量刑是否合理（罪轻与罪重）首先，对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争议，认为其无罪的观点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无罪许霆恶意取款的行为是由于银行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导致，后果应由银行承担。但ATM机故障只是许霆恶意取款行为的诱因，导致其产生贪念，乘机作案，所以该案中不能仅以银行的过错为由免去对许霆的归责。另一种观点认为许霆从取款机里所得的多余钱款属于不当得利，基于银行疏忽的一种额外给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使许霆不能正常取款，属于无效交易。但从许霆在第一次取款后的多次取款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已产生非法占有钱财的主观故意，许霆多次恶意取款的行为已然构成犯罪。对于“许霆案”的定罪问题，除一审判决将许霆的行为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之外，还存在异议。如许霆的辩护律师认为，（无罪）ATM机出错就是银行的错，银行在有足够时间追回款项的条件下没有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

彭宇案的思考

目录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3) 1.1 彭宇案经过 (3) 1.2 类似案件 (3)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 (3) 2 调查大众观点 (3) 2.1法律建立在“法官”个人意志上 (4) 2.2 政府的观点令人失望 (4) 2.3 这是对道德和价值观的挑战 (4) 2.4 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5) 3 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5) 3.1 党的形象 (5) 3.2 政府公信力 (5) 3.3 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5) 3.3.1 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 (5) 3.3.2 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 (5) 3.3.3 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 (6) 3.3.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6) 4 我对彭宇案的态度 (6) 4.1 对彭宇案的细致分析 (6) 4.2 怎样避免被敲诈 (7) 4.2.1提高警惕，及时报警 (7) 4.2.2当心以交通事故为由的敲诈 (8) 4.2.3 坚持就是胜利 (8) 4.2.4 坚持先验伤 (8) 5 激励机制 (8) 5.1根据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8) 5.2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9)

1 彭宇案以及导致的结果 1.1 彭宇案经过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寿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4万余元。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其后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 1.2 类似案件 1996年，在呼和浩特，一位叫“呼格吉勒”的少年因为发现有一名女子被歼杀在公共厕所里而及时向警察报案，这一见义勇为的结果是，这位无辜少年居然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起诉，后来被冤判有罪而以死刑被误杀，真凶2005年才被抓获。 2009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一名叫“周翠兰”的老太太，在卖豆浆路上检到1700元的现金，老太太拾金不昧，几经周折后找到失主。可是失主宣称，自己丢失的是8200元，少了6500元，他反而将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老太太赔偿另外的6500元。 1.3 “彭宇案”导致的后果彭宇事件之后，媒体报道了多宗老年人摔倒后却无人敢于向前相救的事情，甚至出现了大量路人对于自高楼掉下的昏迷小孩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孩流血身亡的人间惨剧。 2007年2月22日上午，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然而，就在老汉爬不起来之际，跟在身后的乘客却只是看着。老汉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高喊“是我自己跌的”，大家这才上前施救。 2007年11月，一位七旬老太太摔倒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尽管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从她身边走过，可是前后五六分钟时间，始终没有一个人向老太太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老太太的侄女赶到，找来三个熟人，老太太这才被扶回了家。 2008年2月16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当然除此之外，更为平常的是，这还引发了大量的假意被别人撞伤而索赔大量钱财的道德事件，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2 调查大众观点调查对象：彭宇案的具体经过。调查范围：政府、网民、记者调查内容：大众对彭宇案的看法，归纳并整理得出自己的观点。根据调查得到的观点分类：

许霆案罪行法定再分析----驳许霆案无罪论

“许霆案”罪行法定再分析 ——驳“许霆案”无罪论崔嵬① （西南政法大学二学位班重庆）摘要：“许霆案”终审宣判后对其是否构成犯罪的争论依然不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详悉本案经过及细节，依照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案中许霆完全符合盗窃罪犯罪构成且应当负刑事责任，“许霆案”无罪论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关键词：许霆案；罪行法定；秘密窃取；盗窃罪 2008年5月2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后作出驳回许霆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即：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赃款。作为个案，“许霆案”业已审结，虽并非至善至美，但笔者认为其定罪量刑并无不妥。然而关于此案的讨论并未停止甚至愈为激烈，从坊间到知名法学专家教授纷纷对“许霆案”从多种角度探讨其判决结果。许多民众仍然对“许霆案”是否构成犯罪心存疑惑，此且尚可理解，毕竟本案具有偶发性、特例性且民众对于刑法各项条文的了解十分有限；然而部分法学界教授至今却亦坚持许霆无罪论，笔者以为，严格依照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解析“许霆案”，其无罪论是难以立足的。一、“许霆案”回放及争论焦点 2006年4月21日，许霆到广州市天河区黄浦大道某银行ATM 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余，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款潜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经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审理后，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 ①作者简介：崔嵬，男，山西大同人，现公派进修于西南政法大学二学位班，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检察业务。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

对彭宇案的证据法分析原告徐寿兰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水西门公交车站等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坐后面的一辆。在行至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到，致使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双方未能载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配成原告治疗费、护理费、禅机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 对于本案，法院认为存在三个焦点：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背后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本案得到公正的判决，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为此，围绕这三个焦点，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民警所作陈诉是否为证据？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诉、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首先，该陈述并不属于八种证据中的一种。其次，民警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本案中民警所作陈诉是事发之后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与询问笔录核对无误，并与案件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之后，可以作为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由于本案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丢失，谈话笔录未得到相关核对，不能产生效力。所以，民警所作陈诉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电子文档是否为诉讼法上的证据？

不能。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是对询问笔录的复制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基本原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本案中的电子文档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是否为证人？证人证言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或有关人员作的陈述。陈二春未能提供身份证等能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证件，法院无法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其所作陈诉不能生效。其次，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证明陈二春当时身在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诉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由于无法证明陈二春亲历现场，其所作陈诉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法官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论证？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对证人证言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即法官对于证人证言须能达到“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同时，要将证人证言与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对比，只有形成合理真实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其效力。其次，要在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推定下，对证人证言做出审查、判断，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质量得以保证。在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对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的效力认定，不能一味采取消极的态度，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

什么属于意外死亡

什么属于意外死亡非人为故意的暴力造成的伤亡事件.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引起的死亡。现用于当权人为排除异己而进行的暗杀。医疗事故：医疗事故，中外都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年仅发生在医院的因医疗故失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10万左右，伤残人数为50万左右。我国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与美国差距较大，每年因医疗事故造成的伤残人员数目也很大。交通事故：据统计，2011年全国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0812起，共造成62387人死亡。从事故原因看，超速行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仍然是导致交通事故多发的主要的原因。从事故发生的地点、道路情况看，高速公路的事故仍然呈上升的趋势。突发疾病：据统计，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的突发疾病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谋害人类生命的大杀手。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摄入过剩，加上锻炼不足，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导致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自然灾害：中国气象局公布的报告称，2011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1049人死亡或失踪。然而，洪灾、旱灾、台风、雪灾等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11年达到3030亿元（近480亿美元）。自然灾害面前，我们深感自己的渺小与脆弱。食物中毒：食物中毒是引起意外死亡的重要原因。2011年第四季度，卫生部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46起，中毒1876人，其中死亡31人。与2010年同期相比，报告起数增加43.8%，中毒人数增加42.9%，死亡人数增加72.2%。高空坠物：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日益紧凑，大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高空悬挂物如广告牌、空调机、保安笼、花盆等日益增多，高空坠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成为社会公共安全隐患，影响市民生活环境及生命财产安全。上海曾对大中型玻璃幕墙做过调查，结果发现931幢被查建筑中，约有90幢存在安全隐患。高空坠落：最早引起人们对高空坠落死亡关注的当属1993年香港著名歌星黄家驹的舞台坠落死亡事件。高空坠落死亡事件的大部分群体为建筑业从业者，主要是一线作业的农民工。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建筑业从业者越来越

对许霆案各方观点的评析

对许霆案各方观点的评析提要许霆案的判决虽已生效，但对于许霆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讨论仍在继续。对许霆行为性质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认识本案的关键之所在。本文拟从许霆的行为性质出发，对许霆案各方观点做一个简要评析，以期对本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键词：盗窃罪；不当得利；信用卡诈骗罪一、对支持许霆无罪几个观点的评析（一）不当得利说。该观点认为，许霆使用自己合法有效的银行借记卡与银行形成的是民事合同关系，其恶意取款行为与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其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我们知道，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利益之前，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而造成不当得利事实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害人主观上的疏忽和过错。即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是被动的，而非积极实施获益行为，如采取主动的行为去额外从他人之处获取利益，则不能认定为不当得利。本案中，许霆利用机器故障，通过主动“取款”而实施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其系主动实施了使财物脱离合法占有人控制的行为，因而其行为不符合民法中不当得利的要求。（二）诱惑犯罪说。即认为许霆之行为是自动取款机诱惑人犯罪，因此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不知持此观点的人是不是受了“诱惑侦查”理论的启发，从而认为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诱发了许霆的犯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诱惑侦查”中的“犯意诱发型”之所以成为被告人免责事由，是因为警察人为地促使了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这一理论是要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手段问题，而并非是用来解决刑法中罪与非罪的问题。故而“诱惑犯罪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问号。且诱惑，是使用手段使人认识模糊而做坏事，应当是一种有意而为的行为，机器没有认识，怎么可能有意使用手段让人做坏事呢？银行并无诱使他人犯罪的意图，仅仅是对ATM机疏于管理从而在客观上给他人创造了犯罪的可乘之机。同时，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刑法中，许多犯罪都存有“特别巨大的诱惑”，很多行为人正是因为抵挡不了这些“诱惑”才会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从而走上违法或犯罪的道路。且在财产性犯罪中财产数额越大，行为人面对的诱惑就越大，其受诱惑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按照此逻辑其就越不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也与现实生活相违背。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从“彭宇案”看经验法则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一、问题的提出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像南京徐某某诉彭宇侵权赔偿案（以下简称"彭宇案"）这样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强烈和广泛反响的可谓凤毛麟角。与更多涉及人权保障、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一般情形下，在实体上，民事诉讼案件通常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及与财产相关的身份关系，绝大多数情形属于"私"的范畴，不太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程序上，案件的程序问题又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轻程序意识而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太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彭宇案"有所不同，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和实体问题被"放大"以后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和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司法体制、司法权威、法官裁量权、事实认定与司法公正、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问题等。"彭宇案"中还涉及"做好事"、"见义勇为"这样敏感的社会道德评价问题，而本案的一审裁判中对所谓"常理"的适用又似乎反映了审理法官对此类道德提倡的间接否定，因此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道德神经。由于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当下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判断——"好人无好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借本案呐喊和呼吁。人们如此关注本案也反映了对司法、对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在发泄一种对司法和公权力的怨气。可以说"彭宇案"是在偶然之中成为"典型"的。从网络信息看，社会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倾向于被告彭宇一方，给予了彭宇更多的同情，各种媒体提出的质疑大多是对原告不利的。"彭宇案"虽然是一起民事案件，但却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媒体对"彭宇案"的"放大"，似乎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一些麻烦，客观上会给司法机关的审理带来干扰，但这并非只是消极后果，"彭宇案"中的问题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在规范诉讼程序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无法予以回避。本文的目的不是探究"彭宇案"所涉及的宏观的、社会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本案所涉及的诸多程序问题，如证人证言、经验法则、视听资料、证明责任、二审和解等，"彭宇案"在这些问题上均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民事诉讼制度实施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法官，也没有旁听本案的审理，笔者主要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以及媒体所提供的一些信息提出问题，而非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纯粹是诉讼法理上的学术性探讨。二、本案与证人证言制度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然而，从媒体的反应来看，本案一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被告彭宇是否撞了原告这一事实认定最有争议，这也是媒体对本案事实认定最有异议之处。原告的事实主张是，被告彭宇从车上下来后撞了原告，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原告的事实主张，法院认可了原告的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对此证据，彭宇予以否认。判决书中引述了被告的观

意外死亡事件处理指引

意外死亡事件处理指引行政人事副总监杨冬梅行政安全经理郭高总裁办副主任谭国伟行政中心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理措施，防止家属闹事

案例：某外协施工人员因违规操作发生事故死亡处理案例某法定假期放假期间，公司将仓库拆墙工程发包给包工头康某，康某安排一名工人邱某进行施工，邱某因违规操作，导致围墙倒塌被压身亡。工程跟进维修员发现事故后，立即向机电经理进行汇报，在知会公司领导后报警处理，随后警方进场勘查后将死者拉走，镇安全监督部门亦到场调查。警方在调查死者身份后通知家属过来处理。行政中心在死者家属到来龙江后妥善其食宿，尽量安抚家属情绪，通过了解知道死者儿子也是当地一大型企业高管，联系其企业老板做家属思想工作，劝导家属不要做出过激行为。事发第四天连同司法、劳动、安监部门与家属在当地派出所进行协商处理，因赔偿金额相差太大未能达成协议。在等待及处理过程中，行政中心人员要留意家属人员的情绪变化，及时进行安抚和解导，不要激化其情绪从而做出过激行为。在事发第八天连同司法、安监、劳动、律师在派出所进行再次协商，经长时间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当天晚上双方先签订一份临时协议书，第二天在司法部门见证下签订正式协议，事件处理完毕，后续是公司对包工头康某追偿的法律手段。处理要点： A、事发应该尽快报警处理。事故发生后，在通知公司领导后，尽快报警由公安部门进场处理，避免死者家属围堵现场闹事，造成恶劣后果。事故现场应进行封锁，劝告知情者不要传播对公司不利消息，尽量减少事件对公司的不良影响。 B、在死者家属过来后，要妥善安排家属的食宿。家属的情绪肯定是很悲痛的，亦容易做出过激行为，在事情未处理好之前，要安排好家属人员的食宿问题，时间允许下应陪同家属就餐，及时对家属进行安抚，并可了解家属的动态，以便作出应对措施，此很重要。 C、提前做好突发事情应对措施。在事件未处理好之前，家属随时有可能做对公司不利行为，如聚集在公司门口闹事，行政中心必须提前做好安保应对措施，通过调集保安人员、严控人员进入厂区、提前知会公安部门等，尽可能减少突发性事件对公司运作造成的影响。 D、利用有利资源减少事态影响。通过家属工作单位影响力，劳动、司法、安监、公安部门劝导，对家属进行法律方面教育，避免家属做出过激行为。 E、耐心的谈判工作。与家属进行赔偿金额的谈判是耐心过程，以不怕麻烦、细致、平和的心态与家属进行谈判，注意在谈判过程中把握好力度，在坚持立场的前提下不能与对方发生过激的冲突，对家属在表示同情、理解下，通过司法、劳动、安监协调下，以法律为依据，对家属不合理的要求进行回绝，打消对方不合理、不合法的期望，加快谈判进度和效果。 F、注意谈判技巧。家属心态都想拿到最高的赔偿及想尽快处理，我们在与其谈判过程中，必须要把握好，首先明确不合理、不合法的赔偿金额是不能接受的，否则只能走司法程序，将是漫长的过程，家属肯定等不起。谈判不要怕麻烦，一次不行就二次、三次，要表明公司谈判的诚意，通过不断的谈判逐步降低赔偿金额，对公司绝对有利，但要注意不能与对方有过激冲突，增加谈判处理难度。为避免对公司影响，谈判地点要选择在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进行，不能在公司进行谈判。 G、要咨询法律意见。在谈判过程及协议书签订中，要多咨询法律顾问及司法所意见，对方要提供的证明文件一定要提供后才能付款，避免日后出现不可预见的隐患。

南京彭宇案与公平责任原则概述

南京彭宇案与公平责任原则概述(2011-06-10 15:37:45)转载▼ 基本案情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否相撞；二、损失数额问题。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公平责任原则公平原则也称公正原则、正义原则、公道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无过错的特殊情况下，侵权行为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公平责任的出现是现代侵权行为法发展的产物，它已经逐步为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所接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公平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责任原则作了明文规定，符合社会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合同法》以公平原则确定了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不足，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及包括的内容（一）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公平的本意是公平、合理。我国学者一般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来界定公平责任原则，即“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1]。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公平责任原则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它能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但是，公平责任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学者孔祥俊对此有论述，他认为：“其一，公平责任原则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量’,使用标准模糊,弹性极大,使行为人难以据此预料自己的后果,故安全价值降低;其二,公平责任原则的广泛适用往往会威胁到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的安全价值,换言之,行为人以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不承担责任时,由于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其对行为后果是否承担责任仍心无定数,从而累及改良原则的安全性。” （二）我国公平责任原则具体包括的内容 1、当事人自愿、平等，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的机会要均等。当事人参加民事活动机会平等，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表述自由。 2、民事主体在民事权利的享有和民事义务的承担上要对等，不能显失公平。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谁也无权不付出代价来无偿取得他人财产，谁也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不等价的交换。《合同法》追求权利义务的等值交易，在合同订立中，强调双方义务均等，对于显失公平的行为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消，社会道德也不允许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合同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确定其合同权利的义务。权利义务不对等时，利益受损方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并非源自其自身的实力，而是来自人为的歧视，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相反，另一方凭借人为因素，不付出代价即可取得不对称利益，这不仅有悖于社会公德，而且也为法律所禁止，更会削弱受损方创新的动因。显失公平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存在重大失衡，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违背了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 3、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上要公平、合理。为维护民事立法的公平原则，每个享有民事权利的人，不管有无过错，只要有造成损害事实存在，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担民事责任，且分担责任要公平合理，不能盲目地随心所欲地让一方承担责任而另一方减免责任，更不能受种族、级别诸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真正达到机会平等、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分担责任公平、合理，避免权利滥用和义务加重。二、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条件和具体情况（一）适用条件

非正常死亡事件

非正常死亡事件 ■做梦死 2009年3月，50岁的李文彦在江西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看守所称，李文彦半夜做噩梦突然死亡。 ■洗澡死 2009年3月，海南儋州看守所关押的一57岁男子罗静波，因不同意要求其脱光衣服洗澡，遭殴打致使颈椎断裂，抢救无效死亡。 ■摔床死 2009年3月23日，在福州第二看守所，年仅20岁的温龙辉死亡。看守所称，温龙辉没有挨过打，是因为从床上摔下来，属于猝死或病理原因。 ■递纸死 2009年4月29日，在内蒙古达拉特旗，犯罪嫌疑人王某涉嫌盗窃两辆拉煤汽车被警方抓获。5月3日晚上11时，王某上卫生间，在民警向其递送手纸时突然猝死。 ■发狂死 2009年6月26日，广东吴川第二看守所嫌犯林立峰羁押24小时后死亡。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是在看守所“发狂而死”。 ■跳车死警方称，2010年1月22日下午3时左右，4名羁押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绍繁从广州江高镇派出所押送至白云看守所，警车行至广清高速南岗村路段途中，因为手铐质量很差，李绍繁打开左手手铐，趁机跳下警车，摔成颅脑重伤当场昏迷，不治身亡。

■摔跤死 2010年2月16日，江西九江修水县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陈绪金突然死亡。警方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 ■喝水死因涉嫌盗窃，2010年2月18日，河南一名男青年被公安机关带走，3天后其亲属被告知，该男子已在看守所内死亡。警方解释，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睡觉死 2010年2月17日零时42分，浙江武义县看守所监室报告，犯罪嫌疑人何舍彪睡觉时出现呼吸困难，看守所值班民警和狱医立即组织现场抢救，1时50分，何舍彪经抢救无效死亡。

彭宇案判决之疑点分析

xx 案判决之疑点分析诉讼法学xx 欠0268 时隔五年之久的彭宇案，现如今提到这个话题还是会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与深刻思考。这份判决无形中的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令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判决的正确与否再次提出质疑。 xx 案案由： 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 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 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到在站台附近。随后，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 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到在地，要其赔偿各种费用共13 万余元。而被告彭宇则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此案经过三次开庭。 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四成责任，赔偿人民币45876.36 元。然而我们大家都能从法院所做的判决书中看出法院做此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但对于其论述理由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对于此判决我们认为存在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不能用，逻辑是否正确？二、法院的公平责任原则到底公平不公平？一、首先我们讨论一下法官证据的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判决书在证据的论证中存在以下几点逻辑错误： 1、法官提出的第一个主论证分析：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

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武断地确定需要甄别原告倒地的原因仅有“撞倒”、“绊倒”和“滑倒”等三种。在这里，如果不是法官的日常生活经验太少，就是他故意遗漏了其它可能的选项，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从而很有可能遗漏真正引起原告倒地的原因。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撞倒”、“绊倒”和“滑倒”外，还有“吓倒”、“晕倒”等多种可能;即使是撞倒，既可能是被他人，也可能是被奔跑的狗撞倒，甚至可能是被穿行于人群的自行车撞倒，等等;即使是被他人撞倒，既可能是被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是被车下的行人撞倒;即使是被下车的人撞倒，既可能是被第一个下车的人撞倒，也可能被第 N个(N> =2)下车的人撞倒。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绊倒的”和命题原告倒地的原因不是滑倒的”不能由于“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就可以证明为真的，因为双方未陈述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和原告不是绊倒或滑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陈述某事实并不代表该事实就不存在。但是，法官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未陈述原告绊倒或滑倒就当作原告倒地不是自己绊倒或滑倒。这种错误就是逻辑学里典型的“诉诸无知”的逻辑错误。 2、法官提出的第二个主论证分析： “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在这里，法官在对证人陈二春的证人证言的认定中同样犯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法官认为：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所以，“当然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不错，陈二春没有看见原告倒地的过程是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没有相撞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原告自己绊倒或滑倒的可能性。这就犯下了“遗漏选项”的逻辑错误。既然如此，就应该有“原告与被告相撞和“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如果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断定“原告与被告相撞”为真;否则，就将犯下“诉诸无知”。既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没有相撞”为假，就不能将其当作为假;否则，就将犯下“预期理由”的逻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