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情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情报工作
第1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
情报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这种组织称为情报机构。它是情报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一个国家通常会有若干情报机构，它们构成了一个情报体系。情报体系是“为国家安全和军队行动提供情报保障的相关单位组成的系统。是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情报工作领导机构、侦察情报力量和其他情报渠道构成”。一个国家的情报体系的建设，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对外战略、国家经济与科技水平、军队编制体制、军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共同要求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了常设性的军事情报体系，但受传统战略思想的影响，这种军事情报体系局限较大。军事情报成为情报的代名词，基本缺乏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情报机构，只有军种情报机构，情报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等。这种情报体系反映了当时情报工作的整体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情报体系始建于明治维新时期。它由三部分组成：军事情报机构、政府情报机构、民间情报机构。其中，军事情报机构占有主要地位，各情报机构之间在某个时段、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协作关系，但总体而言，这种协作仅停留在非常简单的层次上。日本情报系统内无法建立起能够整合各情报机构的中央情报机构，各机构间没有实现情报上的共享。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各个情报机构的集合体。
1.1战时日本军事情报机构
日本的军事情报机构设置齐全，人员众多，担负着日本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最受决策层青睐的情报部门。它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宪兵队以及以关东军情报部为代表的方面军情报部组成。
其中，参谋本部第二部、军令部第三部是军队情报机构的中枢，但其对下属情报力量并无统辖权。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陆海军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无法发挥出最大的情报效能。
1.1.1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和海军军令部第三部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改革军事制度，1886年设立统辖陆海军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内分设陆军、海军两个部。1893年撤销参谋本部，把原参谋本部内的陆军部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把原参谋本部内的海军部改组为海军军令部，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内分设独立的情报部。
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是日本陆军的军事情报机构，它不仅搜集陆军作战所需要的情报，还为整个日本的军队及日本政府部门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情报。第二部内设有俄法意德课、美英课、中国课、谋略课。谋略课内分设谋略班、情报编研班、宣传班，主要任务包括派遣间谍、收买特务、造谣煽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绑架暗杀、策动政变、制造分裂、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等等。
海军在1884年设立谍报课，比美国海军设立情报科晚了两年。明治时期，海军军令部第三部负责情报工作。它的主要业务是详细研究外国军事体制、航线地理政志，调查外国情报。第一课为欧美情报，第二
课为邻邦情报、航线地理政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满洲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军令部三部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增设了“部长直属”，负责情报计划和情报综合，同时编有四个课（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课）。这次机构调整，使得美洲、中国以及“满洲国”均分别由单独的课进行主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令三部基本上保持着中日战争以来的薄弱状况，本应加强的对美情报机构（第五课）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加强，连缺员也没有补上，而且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1.1.2宪兵队
宪兵队成立于1881年，最初是一个军事警察机构，后来发展成武装组织和秘密警察的混合体。它既负责国内的反间谍、反骚动事务，也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逐步发展成一支与其他多数国家的宪兵迥然不同的部队，最终形成了一种集英国反间谍机构、英国特种警察部队和法国国内情报部三者为一体的组织。宪兵部队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势力，它的权力比多数西方国家的宪兵部门要大得多。
宪兵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很快，成为日本最有权力、最令人生畏的机构，它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整个日本社会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宪兵人员通常穿便衣活动，他们有权穿配有特殊徽章的陆军军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宪兵队约有7.5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军官。宪兵队成员有些来自外务省中有外语能力的人，新成员必须在军队服役六年才有资格被录取。他们必须在一个特殊学院受训一年，接受外语、法律、徒手格斗以及各种间谍技术的训练。宪兵可以拘捕比自己
军衔高三级的军人，并且可以自行执行紧急处罚。宪兵权力过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滥用职权。
宪兵队在国内的官方职责只限于军队内部事务，但主宰日本的右翼军事组织利用宪兵队恐吓政治对手，将那些反对当时政治秩序的人当作“恐怖分子”予以逮捕。二战期间，宪兵队的权力因为首相东条英机的支持而大大增长。在占领区，宪兵队推行极其残暴的政策，有如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臭名昭著。如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傀儡政权中也全部设有宪兵队和警察机关，成为搜集情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血腥机构。
1942年2月，中国派遣军召开驻中国宪兵队情报会议，调整了情报网，命所属各宪兵队专门组成对中共的谋略谍报网。此后，配属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200多个主要县城，构成有组织的情报网。
1.1.3关东军情报部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列强一起出兵干涉，为了在占领区搜集情报，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建立了一系列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机关，1919年2月，军部把这些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
各机关原则上归各军司令官统辖，在军参谋长指挥下开展业务，其任务为“统帅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和收集情报”。日军撤出苏联后，这些特务机关保留了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加紧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形成了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的对苏情报网。机关本部也进行调整，至“七?七”事变前，新设了白俄事务、文书谍报、特别谍报、特殊移民等业务内容。
1939年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事后总结教训，关东军决定彻底改革特务机关。1940年8月正式成立了关东军情报部，
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为支部。
关东军情报部成立以后，形成了规模庞大、手段多样、制度较为完善的军事间谍系统。本部设有六个班，第一班（总务）、第二班（文谍）、第三班（白俄）、第四班（谋略、器材）、第五班（情报）、第六班（宣传）。下属支部14个，其下有分派机关、派出所数十个。其他隶属或指挥的机关和部队共有7个，其任务主要有谍报、宣传、谋略、防谍、人员培养等。
1.2政府情报机构
日本政府部门也设有情报机构，主要包括：外务省情报局、内务省警保局、内阁情报局、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的调查机构。
1.2.1外务省情报局
日本外务省设有大臣官房、亚洲局、美洲局、欧洲局、中近东非洲局、经济局、条约局、情报局等七个局。大臣官房内设有调查部，负责搜集情报资料并进行调研。各个局的工作区域性特征明显，均负责所辖国家和地区的情报工作。亚洲局中国科的分管业务条例明确规定：“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和蒙古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
外务省情报局主要通过驻外使馆和外交官，全面搜集驻在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情报，驻外使馆官员都负有情报工作任务。局内设报道科、国内情宣科、国外情宣科。报道科分管的业务主要是跟踪国际最新信息，对内报道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国内情宣科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国际形势和各国外交问题的宣传计划，搜集
整理研究业务所必需的情报。国外情宣科制定和实施有关日本情况和外交政策的宣传计划，接待外国新闻界的访日人士，搜集整理研究业务所必需的情报。
1.2.2内务省警保局
内务省警保局是日本中央警察机关，它在全国设有46个地方警察机关。设于东京的机关称为警视厅，其他各地的机关称为警察部。
1911年，东京警视厅内增设特高课，负责政治警察任务，其下分设特高股、检查股；
1912年大阪府警察部设特高课；
1928年7月，各地的警察部都增设了特高课。
特高课的目的是压制“颠覆性思想”，维护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1927年发行再版的特高课教材《特务警察》（“甲种警察教科用书”）直言不讳地表明“特务警察不同于普通警察，而是直接维护国家社会全体之秩序者，为高等警察，归特别高等警察课管理，简称之，即曰特高课”。
“在朝鲜，称为高等警察，在满洲国，称为特务警察，其内容则与此处所谓特务警察无异”。特高课的任务，第一为“防共”，第二系“国际的协力，日本既与德意两国缔结防共协定，则在东亚，中日满三国，形成特务警察之强力的团体实有必要”，第三是充当“国家之耳目，之触觉”。由此不难看出“特高课”是在日本和占领地组建的一支国际特务组织。
到1932年，特高课已经成为日本主要的反间谍机构。它分为四个处：第一处负责监视左翼政治活动分子，第二处负责整理右翼分子档案，
第三处负责监视外国人和大使馆，第四处负责监控友好国家驻日大使馆。其采取的手段是跟踪、监视、窃听、查阅信件、窃取文件资料等。
1.2.3内阁情报局、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
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逐渐改变对华方针，1940年近卫文麿内阁成立，设立了内阁情报局，试图协调各个情报机关的工作，但该机关总裁因忙于引诱国民党投降而使情报局的工作陷于荒废，没能起到协调各个情报部门工作的作用。
日本拓务省主要是负责对日本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也负责占领区的移民工作。兴亚院成立于1937年，负责对伪蒙地区、汪伪统治区进行殖民统治，兴亚院设有调查机构，调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搜集情报及启发宣传。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日本于1942年新设了大东亚省，拓务省和兴亚院一起并入了大东亚省，由大东亚省负责“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统治。
大东亚省内设调查课，该课从1942年起将搜集到的情报加以编辑，连续出版了15期《调查资料》，对满蒙地区的造林地、羊及羊毛资源，以及向满蒙移民分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1.3民间情报机构
日本非常重视民间情报工作，民间情报机构十分发达，各种秘密社团、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以及其他民间情报组织纷纷从事情报活动，成为官方情报机构的重要补充，其搜集的情报受到军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3.1秘密社团
利用民间秘密社团的间谍配合官方情报机构的工作，或者让他们单独行动，是日本民间情报的一大特色。这些秘密社团在本质上都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其成员来自日本社会的各行各业，社团的党羽们对日本的远东邻国进行了侦察、监视、破坏和颠覆等活动。
1881年，由平冈弘太郎组建的玄洋社是日本第一个真正在国外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它在汉口、上海、天津、釜山和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开办妓院，通过色情服务搜集情报。
1901年，内田良平创建了黑龙会，最初从爱国的浪人中招募会员，搜集俄国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到30年代末期，其活动范围已扩大到朝鲜、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印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摩洛哥、美国以及加勒比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人员达万人。日本搜集情报的秘密社团在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在中国的日本浪人建立了白狼会，吸收了许多军官作为会员，后来这个组织演变为一个恐怖组织，后来又成立了士兰会。这两个组织与穆斯林保持着密切联系。
1924年5月创立于北京东城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表面上由中国和日本两方委员组成，实际上由日方独立运作。它的研究范围是中国文化领域，对中国的文化情报十分关心，并形成了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界的动向和情报这一特色。
成立于二十年代中期的东亚研究会，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它所研究的专题，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文艺、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
随着对华情报搜集热潮的兴起，日本在中国兴办的新闻社和报纸也
成为在华情报机构。如193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讯社，就有军部和外务省背景，它以对华情况迅速、准确地报道为宗旨。1937年，《朝日新闻》社成立了朝日新闻社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闻社中央调查会、朝日新闻社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并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告书。
1.3.2东亚同文书院与满铁调查部
日本的民间调查，以满铁调查最负盛名，然而，就调查活动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地域分布之广而言，名列榜首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的源头，可追溯到欲以日本为盟主以抗拒西方势力的“兴亚论”者荒尾精（1858-1897）。他于1886年创办汉口乐善堂，该堂以营销眼药水（精水）、药材、书籍、杂货为掩护并提供经费，开展“中国调查的试行调查”，范围重点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
汉口乐善堂《外员探查须知》规定，探查人物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富豪，并将其姓名、住址、年龄、行踪详加记载。调查内容则包括各地山川土地形状、人口疏密、风俗良否、民生贫富、被服粮秣等等。荒尾精于1889年返国，向参谋本部提交了2.6万字的《受命书》，对中国的朝廷、内政、人物、兵事、欧洲四大国（英、法、德、俄）的对华策略作了详细分析。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该所招收150名日本学生入学，以研习中国语言（北京话）、了解中国商事习惯及社会状况为任务。学生修业四年，前三年为学科，最后一年为实地调查与实业。这种方式已是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先声。
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实地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日清贸易必携》，共二编三册2300
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项，成为当时日本人从事对华各项活动的百科辞典。因运营资金枯竭，日清贸易研究所于1893年8月停办。
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会长为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号霞山，1863-1904），其成员大都是在中国活动的中国通。由于政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同文会势力大增。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下设调查部、调查编纂部、支那研究部、东亚研究部。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中国设立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接受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并在行政上接受日本政府的管辖和监督。书院院长的任命、系科的废置、学制的变更等事务，大都由政府决定。该书院初设政治科和商务科，课程设置大多与中国有关，并且以商业和经济为重点。从1920年9月起，该院设立中华学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同时，东亚同文会开办了天津同文书院（后更名为中日书院）和汉口同文书院，两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宗旨为“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日本官方对该院学生的待遇也有专门规定。1921年的“三二八号敕令”规定，该院毕业生的资格与日本国内专门学校相同。书院学生通过长期的汉语学习，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内地活动。
东亚同文书院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踏访，每届学生都进行旅行调查，调查范围遍及中国所有省份，有的还涉足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这些调查内容广泛，越往后越趋于专业化，有的调查班甚至把经济作物或特定的社会现象、经济活动列为调查目标。民国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参加调查的学生达到5000人，调查线路达到700条。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11月26日，
总部设在东京，1907年3月5日迁往大连。
满铁的设立是日俄战争的直接产物，日本在战争中打败俄国，为了应对与俄国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日本以东北为预想战场，决定设立满铁，方便其“与俄国、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军事情报等工作”。满铁表面上是一家企业，实际上却是日本的国策公司，是日本帝国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机构和工具，是为了实现以发展经济力量的途径达到军事侵略的目的，这就是日本所谓的“文治的武备”。满铁下设调查部，广泛从事调查活动，担负着各种资料、情报、数据统计的制作以及搜集、整理、保管、分发使用等多项任务。
就调查机构而言，调查部只存在于两个时期：1907年3月至1908年10月和1938年4月至1943年5月。其他时期，名称不同、职能各异的专门调查机关，无论满铁本部，还是在其他各地，始终存在。在满铁本部，继调查部而出现的是调查课，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撤销。接着成立的调查机构是经济调查会和产业部，前者是应关东军的要求而成立，以经济调查为重点内容，后者将调查和产业结合起来，但产业部只存在了一年多。调查部在1939年4月扩大为大调查部，在1943年5月又改为调查局，直至最后。它的调查机构及其调查活动贯穿于满铁经营的始终，是与日本的侵略过程同步发展的。
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南北两大情报机关，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先锋作用，它的历史已成为日本侵华史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战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情报体系。各情报机构之间虽然偶有合作，但并没有确立统一的情报需求，也不能合理配置情报资源，更不能做到资源共享。如驻外武官是军部派去的，
经费也是军部提供，虽然章程上规定武官行动接受大使或公使领导，但在实际约束力上十分有限，陆、海军本身也矛盾重重，又是分别派遣自己的武官。大使、公使、武官之间，陆军武官与海军武官之间非但没有相互合作，反而互相竞争、互相拆台。以驻德武官为例，一般应该称是驻德大使馆武官，当时日本叫驻德武官，和大使馆没关系，是参谋本部派出去的，连办公室都不在一起，陆军有陆军武官处，海军有海军武官处，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统帅权独立，不归政府管。情报机构的不协调，浪费了有限的情报资源，严重影响了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
第2章二战日本的情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获取情报的手段多种多样，谍报、武官情报、公开资料、信号情报、情报合作等诸种手段样样俱全，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成效则大不一样。以谍报侦察和武官侦察、部队侦察为代表的人力情报以及公开情报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证，而以雷达、无线电情报为代表的技术情报基本上没有取得突破。相对而言，战争前期日本的情报工作较为成功，而战争后期的情报工作则几乎以失败告终。
2.1谍报搜集：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十分重视谍报工作，谍报搜集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日本间谍以各种方式向目标国渗透，从事刺探情报、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等活动，为侵略战争服务。
2.1.1战时日本的谍报机构
参谋本部第二部和军令部第三部是谍报工作的最高指挥机关。负责人员培养的是陆军中野学校和东亚同文书院，负责谍报器材研制的是登户研究所。日本在世界各地设有200余个大使馆和领事馆，情报机构以这些驻外机构为中心，网罗了大批外交官、商人、旅游者和学生，组织布建了一个又一个的谍报网络。
谍报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人是谍报工作的主体，因此日本对谍报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十分重视。1937年底，陆军省在兵务局内成立了培养谍报人员的秘密机关，称“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任命岩畔、秋草、福本三个中佐为筹备委员，同时发布了“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令”，这就是后来的陆军中野学校。
陆军中野学校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陆军大臣曾发布命令：陆军所属各部队、各单位必须推荐一名或数名最优秀分子参加该学校学员的考试。其学员都是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或从外语考试合格的军官中挑选，素质相当高。宪兵对这些人员的家属、思想状况、性格都进行了彻底调查，以确定合适与否。第一期应试的约有40人，只录取了20人，实际毕业生只有18名。从第三期开始，招收的人员是第一期学生的三到四倍，但入学门槛依然很高。
陆军中野学校在教育方针上，采取彻底自由教育，注重激发每个学员的自觉意识，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中野学校的学员接受了以明石元二郎的报告书《革命的指南》为基础的教育。在中野学校的培训要旨中有这样一句话：“把明石作为创建世界大同神圣事业的典范”，也就是说“中野学校的目的，不单单是培养间谍，而是要培养出遵照圣上的旨意，确立全人类和平的秘密战士，其典范就是明石大佐”。
中野学校的课程设置包括谍报、谋略、防谍、宣传等，教学中引用
了大量的外国案例。中野学校致力于培养不爱金钱，视官衔、勋章如粪土的豪杰式人物。它所培养的谍报人员大都成了谍报战线上的骨干。
民间谍报人员的培养则是由东亚同文书院来进行。东亚同文书院1898年成立到1946年解散，毕业生已达4600多人，这些人大都被派到中国以及南洋各地，其中许多人借着公务名义搞间谍活动，事实上该书院已经成为最大的培养间谍人员的机关。
战争期间，书院派出了数量众多的学生为日军做后勤服务和随军翻译。据1938年调查，该院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在中国，其中415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
为了方便谍报人员的活动，日本谍报机构也十分重视谍报器材的研制。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登户研究所进行。
登户研究所把秘密器材分为防谍、谍报、谋略、宣传四类。防谍器材主要是根据关东军或宪兵队的要求研制的，以放火、投毒、杀伤、爆破等检验器材为主，也就是照相设备、邮件检查、窃听器、无线电探查等器材。谍报用的照相机，能够装置在手杖的把手或打火机上，一次可以拍摄16张照片。各式各样的窃听器能够安装在手表、西服领带别针、花瓶上。此外还有密写墨水、麻醉药、防跟踪眼镜等等。谍报器材范围更广，包括炸毁兵营、仓库、桥梁专用的炸弹，也有便于携带并可隐藏在鞋底的炸弹以及可以佯装遗忘在办公室的钢笔、打火机、烟盒等样式的炸弹。用于暗杀活动的毒药更是五花八门，还有防身用的短枪，配有印刷机、录音机、电影放映用的宣传车。此外，登户研究所还负责护照、外币的伪造工作。
2.1.2战时日本主要的谍报活动
根据日本的侵略目标，日本把谍报工作集中在中国、东南亚和美国等地。
在中国，为了配合军事侵略，日本政府和军部派遣了大量间谍潜入中国。他们以外交人员、商人、学者、教师、医生、游客、僧人等身份为掩护，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领域，想方设法搜集情报，为日本军政当局制定侵略政策和方案提供可靠依据，同时他们也游离于中国各个派别之间，从事谋略活动。
作为制定侵华政策的大本营，日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更是不断加强对华谍报工作活动。仅在1936年6月，参谋本部就派出了山田英男、大平秀雄、小尾哲三、冈田芳政来华收集情报，由参谋总长直接领导。同月，还派出了陆军步兵少佐真方勋、大尉都甲徕“援助支那驻在武官的谍报业务”。同年11 月，参谋本部又指示谷荻那华带领日本特务6人秘密潜入青岛设立了特务机关。1937 年上半年，日军参谋本部又陆续派出永津比重、公平匡武、井本熊男、冈本清福等人赴华北等地区“考察”或“旅行”，收集情报。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专门举行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方面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作了提高情报工作的报告，认为“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至为紧要”，要求“进行讨伐的各级指挥官，更应关心情报工作，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配备严密而机敏的谍报网，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会议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为其情报工作重点，建立谍报
网。为此，方面军的谍报机关增设了特殊情报班。
日本在中国的谍报工作十分成功，出现了以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间谍。
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扶持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色诱国民党政府机要秘书、掌管最高统帅部机要文件的黄浚，中华民国的军事、政治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本军部；
由影佐祯昭任机关长的上海“梅机关”成功策动汪精卫投敌卖国，影佐祯昭也因此成为汪伪傀儡政权的最高顾问。
早在三十年代，日本的谍报活动就渗入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就搜集情报范围来看，称得上是无孔不入。早期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集中于刺探商业情报，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开始着力于政治和军事领域。日本的一个军医小组考察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卫生条件，并统计了当地的各类疾病及预防措施，为日后侵略东南亚日军的卫生防病工作提供了借鉴。日本人还在爪哇开办妓院，利用男妓引诱当地的官员上钩，并吸收一些成员充当间谍。有两名预备役军官乔装成洗衣工，企图在荷兰军官的军服中找到文件。英国海军部当时的档案表明，在远东的每一块英国殖民地上都有一个日本海军情报部门的高级常驻官员，能够指出英方的弱点，详细地估计整个战略地位，同时保证有一个永久性的间谍队伍，不断提供最新情报。日本海军情报机构认为，新加坡是无法防御的，香港可以轻易攻下，整个马来亚可在很短时间内占领。1941年3月，活动在英属新几内亚的日本特工根据自身的观察，提供了英军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布防情况。他的报告成为日本南方方面军1942年军事行动的基础。
在美国，日本的间谍活动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和墨西哥湾，同时也向中美洲和南美洲渗透。
日本在北美洲有大量移民，这对日本在美国招募间谍非常有利。据美国情报机构统计，长期在美国工作的日本人中，至少有3%（约3500人）是日本情报机构有意安排的，让他们在美国从事蓄意破坏或进行间谍活动。众多的文化社团也参与进来，如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和旧金山的“北美洲服义务兵役的日本人协会”，这些机构的成员是日本军队的退伍军人或是预备役人员，对日本无比忠诚，是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重要力量。
日本驻洛杉矶的总领事从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中招募了一批间谍，他们在圣彼得罗和圣迪戈密切监视着美军的航运和航空情况，另有一些间谍在监视着美墨边境的情况。
1941年起，日本加强了在美国的间谍活动。1月30日，外务省命令驻美大使馆，将其工作从宣传全面转向情报搜集。对美情报活动的任务为：全面搜集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报，调查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反犹主义、共产主义、劳工组织的活动情况。日本的目的是在美国建立两个不同的谍报系统。第一个系统以驻美大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为中心，其间谍可以利用合法的外交身份为掩护，通过阅读新闻报纸、访问不受限制的场所等搜集和分析情报。另一个系统就是利用与日本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的个人来开展独立的间谍活动，通过侵入、偷盗、收买泄密人员等各种非法活动，分析和搜集情报。由于是单独行动，这些个体很难被发现，即使他们被发现，日本的官员也可以装作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声称这些人不过是出于个人目的而犯罪。
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前，日本海军情报部派遣退役海军少尉吉川猛
夫潜伏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刺探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吉川猛夫踏遍了夏威夷的山山水水，绘制了美国军港的详细地图，并逐日报告美国海军的停泊情况，结果日军的偷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特遣舰队曾评价说：“情报甚为准确。”
由于人种因素的限制，日本经常招募外国人从事谍报活动，例如美军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上的菲律宾人，美国海军退役军人，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官兵以及德国血统的美国妇女等等。1941年5月9日，日本驻洛杉矶领事馆在致外务省的电报中报告，它已经和在美日本商会、美国商务部以及报界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正在与美国陆军中的日裔美国士兵接触，以搜集美国陆军方面的情报。
珍珠港事件后，时任海军部长的诺克斯负责调查珍珠港事件，并拟写了一份上报总统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瓦胡岛生活着许多日本侨民，他们在各处生活工作，这就为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第五纵队，这一点必须要重视。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个第五纵队完成了大量的情报工作，为日本海军制定袭击计划提供了详尽的情报素材。这些情报包括：准确标明舰艇在珍珠港停泊时具体位置的海图，所有防御设施的具体位置，舰炮火力情况及其他大量细节。从搁浅岸边的日本潜艇上缴获的文件表明，太平洋舰队几乎每一艘舰艇的准确位置都已被日本人掌握并作了标记……”
总体而言，在战争初期，日本的谍报工作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盟军开始反攻之后，日本谍报工作的弱点暴露无遗。一方面，战线全面拉长，情报支援的压力空前增加，战前布建的谍报工作无力继续支援前线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进入战争状态的美国开始执行严格的安全措施。日裔美国人受到怀疑和
监视，大部分人被送到集中居住中心，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日本在美洲大陆的情报工作陷入全面停顿。另外，由于盟军的攻势势如破竹，德军节节败退，日本在欧洲的间谍网不得不随着德军的撤退而撤回。到最后，日本在欧洲的人力情报活动只能局限于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等国。脱离了战区一线的谍报行动，根本无法保障前线的情报需求。
2.2公开情报：最主要的情报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家都把公开情报资料作为一个主要的情报来源。日本的公开情报调查很有特色，以公开调查为主要特征的公开情报活动，一度是日本最主要的情报来源。
日本对华公开调查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幕府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即十分关注中国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诸事态，并曾在19世纪60年代初中期，四次遣使上海，开日本近代中国调查之先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更确立“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逐渐形成企图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并付诸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中国调查研究的强度和规模都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美诸国的情报技术纷纷取得突破，但日本在技术侦察方面却鲜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离不开公开情报资料的搜集。公开情报资料曾经是日本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日本情报机构对来源于公开渠道的情报资料给予了高度重视。
2.2.1战时日本的公开情报机构
日本的民间情报机构，大多以公开情报资料作为主要的情报来源。满铁调查部的公开情报活动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满铁公开情报
活动的开始时间之早，其公开调查的规模之大，都远非西方国家可比。
日本在中国设有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所，也具有对华情报搜集和整理的功能。例如在1920年11月设立于上海的东亚考究会图书馆，主要搜集和收藏与东亚有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地方志等。
1931年4月1936年，设立于上海的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兴亚院成立后归属兴亚院管辖。1936年12月成立于北京的近代科学图书馆，也是隶属于外务省文化部。1924年日本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为此在北京东城东厂胡同创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日本和中国两方的委员组成。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日本方面有8名委员，中国方面有9名委员。1928年“济南事件”后，中方委员均退出委员会，由日方独立运作。此外还有1937年成立于南京的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这个机构是在占领地区的图书及文献接受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的基础上由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组织起来的。
2.2.2战时日本的公开情报活动
日本的驻外武官处和设在各地的工作站主要通过各种便利条件，阅读盟国的报纸和期刊，收听盟国的无线电广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情报。如驻北平的官员负责侦听延安的广播，驻太原的侦听站则负责侦听外蒙古的广播。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处的人员广泛阅读在中立国瑞典所能搞到的所有英美杂志和报纸，从各个方面分析敌方的战斗力和国力。美国的船只一旦在瑞典港口靠岸，就有大量的美国杂志送到日本武官处，除一般杂志外，还有与技术和军事有关的杂志。瑞典的报纸、杂志都有人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