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权利角度看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从政治权利角度看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摘要:清王朝在19世纪中叶之前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掌控者,是中央政权的核心,而地方督抚的有限权力来自于朝廷,受朝廷的约束和管制。随着资本主义在我国的渗透,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治构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中大影响。与此同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在重重危机的冲击下请政府的统治混乱不堪,中央权威不断受到削弱,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对此的重要表现。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时大多都是从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入手,因为洋务运动的开办从始至终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概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经济价值。本文的分析立足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政治权利上来分析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以左宗棠所做的准备及奏请创办为线索分析围绕着这个主体所形成的政治权力关系及晚清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关键词:政治权利;内忧外患;政治行为

Zuo Zongtang founded the Fuzhou ship building bureau from the

angle of political rights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feudal autocratic regime control before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is the co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imited power of local governors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restric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court. With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ism in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two Opium War, earth shak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China, bring big influence to China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Qing government is in the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situation. In the midst of crisis please government in disarray, the central authority has been weakened, the rise of local force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 ris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is. Over the years,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mostly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s, because open throughout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value.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new angle, namely from the political right to analyze Zuo Zongtang opened Fuzhou ship building Bureau, Zuo Zongtang to prepare and petitioned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power by analyzing clues around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Keywords:political rights;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political behavior

引言

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已经物无力抵御,迫使清政府依靠地方督抚自行组建的军队击退太平天国的重重进攻。地方督抚凭借日益强大的军权、财政权和决策权分散了清政府的专制集权,这是当时政治权利逐渐向“内轻外重”发展的表现。说明以汉人为中心的地方势力与以满人为核心的中央集权逐渐形成对抗,国家权力日趋弱化。左宗棠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典型洋务运动代表者,顺应了地方督抚势力兴起的时代特点,在众多实力派人士的推举中用于奏请开办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自它创办以来,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前后起,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重视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福州船政局为典型展现洋务企业创办时晚清的权力场域,从侧面对晚清的政治权力状况进行动态考察,可以为我们理解晚清的洋务新政等活动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也因此可以丰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

第二章清廷的权力结构与左宗棠的仕途发展

清王朝作为一个满人通知的政治权力中心,将地方的军权、财权和人事任用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又通过布、按二司来进一步分散了巡抚的权力,并使武职与督抚的之间进行相互约束,来限制督抚掌握的权力。但是两次鸦片战争过后,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大潮,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已经非常疲软,尤其是太平天国作为一场空前强大的农民起义给了清政府重重一击,使其不得不放松政权统治。由此来看,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兴起是社会发展到此的必然趋势,社会政治结构的

变化清政府无力控制,也无力再去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

第一节晚清中央集权的衰微

从古代王朝交替的规律来看,晚清中央集权的日益衰退也是遵循了这种规律的结果。从清王朝建立到晚清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鼎盛的康雍乾三朝已经是清政府发展的至高点,随之而来的衰退似乎已经使注定了的结果。而晚清政权的衰弱就充分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有盛转衰的自然规律在清王朝上也起了作用。但自然规律并不是晚清中央集权衰微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于外来势力抗衡的过程中,清政府一般都是扮演者妥协退让的角色,而真正能够起到抗衡作用的却是地方势力,清政府没有能将权力发挥出来,反而因为软弱使权力让步给了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地方势力抓住了中央已经疲软的时机,在抵抗内忧外患中的成绩更加明显,并且受新思想的启发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地方势力因此得到崛起,成为能够与中央抗衡的强劲力量。综合这两个因素来看,晚清政府势力的衰弱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①。

第二节地方督抚权力的增强

首先,军权的下落是地方督抚势力兴起的重要原因。清政府在内外战事中节节败退,军队士气低下不堪一击,使清政府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弱,不得不在地方培养精炼的军队办理地方团练,设立地方团练大臣监督训练。经过发展,团练的实力不断强大,其中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规模强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颇强,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力量②。曾国藩的湘军具有典型地地方军队特点,将领的任命是自己决定的,招兵筹饷也是自行解决,私人化性质很明显。督抚有勇营,便掌握了清朝赖以平定四方起义的武装力量,督抚拥有军权是其势力兴起的象征。虽然地方军队从一方面来说镇压了起义对清政府的冲击,维系了清政府的存在,但是清政府从此再不能对地方势力进行控制,无法将军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随着地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地方军事首脑拥兵自重,清政府的军权将不断下移。左宗棠曾协助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并建立了自己的楚军,逐渐开始培养自己的军事势力。

其次,中央财政衰败。清朝自建立以来以低税负作为传统政策,仅是将田赋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税率很低。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急需大量的

①李景鹏著《权力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②(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资金支持,按照传统的征税方式必然不能维持,因此清政府在谷物税上增加了征收比率,大大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③。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土地税是清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鸦片战争后,财税机构从最初主要依靠土地税转变为主要依靠厘金和关税。但是这些税种的控制是由地方政府掌握,中央并不直接管理,这使得地方财政抓住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占地,征税,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而中央的财政权力发生转移,资金支持不足,再加上日益增加的对国外战争支付的巨额赔偿金使请政府的财政出现严重透支。财权的下放是晚清督抚权力兴起的经济基础。

最后,决策权的下移使督抚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抬升。由于地方督抚中汉族地方势力的上升,一方面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外交、经济、战备等问题上的决策,都由地方督抚条陈奏折形式批准决定。满清中央政府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地方督抚。

第三节,左宗棠的仕途发展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时代耕读为主的没落的小地主之家,为了科举考试集中精力钻研经世之学,尤其是兵法和洋务之学,为其今后的仕途奠定基础。左宗棠生活在传统的封建教育环境中,将忠君爱国思想深深地刻在心中。所以不管是对外国势力的侵入还是农民起义对封建专制的威胁他都具有很大的反抗性。在晚期清政府的衰落地方督抚势力兴起的关键时期,左宗棠作为典型的洋务派代表成长起来,通过观察研究国内外形势,勇于奏请并获准创办福州船政局④。

左宗棠长期以来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他对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很大的仇视,是驱使他培养军队强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的因素,也是其开办福州船政局,找寻救国之法的动力。左宗棠凭借镇压太平天国的功绩,再加上地方重要官员的举荐,受到清政府的嘉奖,一步步成为总督闽浙的地方要员,并获得了与其他督抚大员一样向清政府奏折外交、经济、战备等方面的权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作为湖南巡抚部院幕僚的左宗棠不仅继续关注时局的发展,筹划战守机宜,而且可以将这种关注和筹划,向巡抚和同僚们施加影响,甚至还可能利用草拟公牍的机会,将自己的筹划形诸奏折了⑤。也就在此时,左宗棠凭借

③梁开金、贺雪峰著《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北京: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年版。

④M·利普塞特著《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⑤许纪霖著《中国现代化史》,沈宗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

自己总督闽浙的权力和一些地方督抚的支持,开始奏请创办船政局。

第三章左宗棠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创办船政局的思想是经过长时间沉淀下来的,之前受到了很多先进之士的启发,也是旧中国社会的形势所迫。而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是很困难的,为此左宗棠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抓住了历史所赋予的有利时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使清政府最终同意他的请求并下旨由他负责创办船政的一切具体事务⑥。

第一节左宗棠创办船政的思想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危机越来越重,朝廷腐败懦弱,逐渐走向崩塌的时代,国外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近,不断侵入中国社会,国内不断掀起阶级斗争,威胁着晚清政府的统治;资本主义的浪潮逐渐将中国卷进去,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晚清政府的腐朽的思想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充分暴露了出来,促使了旧中国的新思潮开始萌芽。产生了林则徐、魏源等先进人士,在衰败的旧中国里摸索着救国之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主张,推动了旧中国思想的进步。经过战争中帝国主义坚船炮利对中国军队的重击,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胜利关键在于装备的精良,武器先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强弱。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普遍认为必须要购买甚至是自己制造坚船炮利,提高军队的体抗力,以此作为求强之策。尤其是能够自行制造轮船大炮,才能有机会在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林则徐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后同时付诸了实践,在广东向美国购买了“甘美力治”号商船经过改良作为兵船,并向道光帝奏请自行制造轮船,却受到道光帝的反对。魏源认为战舰、火器、训练精良军队是外国擅长的技术,中国必须将之引进自己加以运用,通过聘请国外工匠作指导自行制造战舰火器练兵才是能够战胜外国侵略的根本之法。这些新思想为左宗棠决定吸收外国的经验,仿照外国的技术,谦虚务实,抵抗外辱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贺长龄和贺熙龄兄弟与陶澍都是有名的倡导经世致用之人,左宗棠的经世思想受到这些人的启蒙,为左宗棠产生创办船政局的想法奠定了基础⑦。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左宗棠的刺激是很大的,外国精良装备使中国军队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这是他真正意识到了船炮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中国迫切需要仿照外国,制造武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左宗棠广泛翻阅书籍对轮船的作用有了新

⑥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⑦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的认识,发现轮船不仅是战争中的重要装备,同时能够抵御外国的经济扩张。中国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资本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沙船受到外轮的冲击逐渐破产,旧中国的漕运因此停滞下来,恢复漕运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难题。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国库几乎已经处于空虚的状态,政府购买沙船或者夹板船来恢复漕运经费必然不足,只能作罢⑧。所以左宗棠认为自己设局制造轮船,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可以训练出中国自己的一只精良的水师队伍,能够与外国的侵略抗衡,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推动民用工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是清政府目前的必行之举。

第二节前期准备与奏请创办

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由此而诞生了。1864年1月左宗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时,就已开始考虑仿制轮船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衰落,地方督抚势力崛起,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外交、经济、战备等问题上的决策,都由地方督抚条陈奏折形式批准决定,左宗棠身为地方督抚要员之一则能够直接将请求开办福州船政局的走着递给清政府获取批准。左宗棠所试造的第一艘蒸汽船在1864年的试行并没有成功,但是这是左宗棠将造船思想付诸于行动的第一次实践,为日后积累了经验,是在福州设局的有利铺垫⑨。之后左宗棠通过咨询外国专家工匠设立造船厂进行了严密的规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将在福州设立船政局的整体框架写入奏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报告。道光帝由于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对外国先进船炮装备产生了恐惧,同意各省开始着手仿制,提高战斗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而在战争结束后这些惨痛的教训逐渐淡化,道光帝又下旨停止各省的造船计划,又回到了守旧落后的思想中去⑩。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政府镇压群众遇到了很大困难,意识到船在军队战斗力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设法弄船,却被英国趁机利用,大量白银流出。当平息了国内的动乱,抵御外侮成为了面临的主要问题11,洋务派的造船计划被提上日程,当时的先进人士,洋务派的支持者奕 认为中国仅仅靠购买雇佣外国的轮船,是无法明白造船的原理的,不能将轮船真正的纳为己用,只有借鉴西方先进的技术自行制造轮船,才能够明白制作之本。因为雇穿和购买只能解决一时需,并不

⑧沈传经著《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⑨张作兴著《船政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版。

⑩(美)庞百腾撰《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译本,2000 年版

11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是长久之策。左宗棠抓住这个时机递上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此时的清政府为了自强御侮维护其统治,认为左宗棠的建议与清政府的目的相符,所以终于批准了左宗棠的建议,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由此而诞生了。

第四章左宗棠对创办船政局权力的掌控

福州船政局的建立是获取了晚清政府的批准的,本质上来讲是属于官办企业,但是实际掌握船政局大权的是作为地方督抚的左宗棠,而非清政府,随着地方势力的不断加强,清政府统治日益腐败,福州船政局各项事务的决策权已经被左宗棠牢牢掌握,对外来势力和清政府顽固派的反对和破坏给予了重重的反击12。第一节抵御英国的破坏和控制

当左宗棠筹办船厂的消息传开时,引起西方国家一阵“哗然”。英国驻福州领事贾禄,“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所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又说,“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为便宜。1866年,当左宗棠把这项计划告诉英国人贾禄、有雅芝时,后者竟提出“抗议”,并声称“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又称“事之成否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英国抓住清政府不肯花钱办近代工业的心理大造舆论,“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欲使中国雇借外国轮船缉拿海盗”,总理衙门让李鸿章“酌筹购买”或“先行雇觅”时,左宗棠在上书总理衙门书中,对借船、雇船和买船的弊端,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同时,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分别向总理衙门递交《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建议采用华洋合办或借资举办等办法,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等所谓“借法自强”,并且是“缓不济急”,企图以此进行资本输出,扩大在华势力。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复陈洋务事宜折》中,指出了赫德和威妥玛所送议略,“悖慢之词,殊堪发指”,“唯利是视,于我何有”,分析了他们的意图和中国面临的严重形势,然后写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遂有变化,可外国情略者“不夺不餍”,“借端要挟,恐所不免;如有决裂,则彼己之行所宜审也13。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方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

12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13Prosper Giquel: 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Shanghai Evening Courier,1874.

他说,对这个问题,他反复考虑了3年,“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同一天,左宗棠又上了一个《拟购机器雇洋将试造轮船大概情形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报告,这是他驳斥赫德和威妥玛议略,阐述借新法自强主张的具体化。最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他设厂造船的建议,粉碎了英国的图谋。

第二节防止法国人员揽权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主要依靠的是法国技术力量的支撑,各项军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法国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帮助,但是洋务派官僚很注意“权自我操,勿彼族僭越”的原则,将船政局的大权严格控制,不被法国人趁机掌控。在聘请外国专员之初,左宗棠就非常重视对外国技术管理人员的约束和限制,与之签订严格的合同避免法国僭越,始终掌握船政局的主动权。当时的旧中国社会封建落后,创办现代化军事企业一切技术都要从头开始,聘请西方技术管理专员无可厚非。而西方专员愿意来到中国帮助其发展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高薪利益,这是左宗棠约束外国专员的主要手段。在创立之初,左宗棠就制定了外国师匠进入船政局指导首先要签署条约,决定其薪水,并规定洋匠要同意船政局根据其教授技艺的成果来决定薪水的制度,尽心尽力者多发薪水,敷衍了事则倒扣薪水。对所雇佣的洋匠在任务、纪律、奖惩上规定具体明确14。福州船政局专门设置专员对洋匠的制造指导过程进行监督,负责规范洋匠的纪律行为,“要安分守己,不得懒惰滋事”,更不准“私自擅揽工作”。这都与洋匠薪水相连,优厚的待遇对外籍雇员的吸引力非常大,它让嗜利的欧洲人更加努力去工作。为徒利益而来的洋匠因此受到了约束限制,为各洋匠严格遵守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左宗棠又特别声名,“条约外勿多说一字,条约内勿私取一文”。从而把船政局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船政大臣手中。

第三节粉碎顽固势力阻挠

纵观晚清政府的统治者,素质逐渐下降,道光自大落后,咸丰懦弱无力,同治短命而夭,光绪年少只是傀儡。慈禧太后思想局限,缺乏近代政治眼光,政府统治腐败不堪,高层统治者思想保守认识不到现代化改革力量的重要性,大权日益旁落的清政府独立承担推进现代化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地方政府的势力

14Leibo,Steven A:A French Adviser to Imperial China: The Dilemma of Prosper Giquel.

与之形成对比,不论是思想的进步,承担大任的能力还是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比清政府高出很多,他们之中有许多先进之士救过欲望强烈,对外国侵略者及其仇视,因为与软弱的清政府相比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变局思想。因此,地方督抚的观念的转变思想的进步是洋务运动开展的的重要前提。他们从之前封闭保守不愿意接受新文明转变为求技术讲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逐渐冲破了旧中国的守旧思想,摆脱了骄傲自大,蔑视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改革如果让清政府在短时间内转变态度变为接受,面临着很大困难,所以从地方督抚入手促进地方思想变通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途径。晚清地方政府势力的增强逐渐分散了中央的集权,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下降,政治权力由中央向地方出现了有“积极”意义的转移。朝廷顽固派的守旧意识为洋务运动增添了诸多阻碍。顽固派封建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认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是不可动摇的,他们排斥所有的新事物,对洋务派的主张强烈反对,抨击每一项洋务活动。晚清的顽固势力的首要代表就是满族的贵族人士和深受孔孟之道影响,死守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科甲出身的官僚。这些人身后存在的因买官捐官出身的小官僚,是顽固势力的强力拥护者,增加了顽固派的势力。这些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清政府中有较高的地位,不愿意改变目前养尊处优的环境,他们几乎不涉猎时务,导致眼光被紧紧限制在清政府的小圈子里,骄傲自大,蔑视一切新事物,不愿意睁眼看世界,不接受资本主义的渗透,幻想还能够严守着老样子继续统治。对于左宗棠福州船政局的开办必然是竭力反对的15。

第五章总结

在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左宗棠作为地方督抚中的一员,地方督抚势力不断增强,但是他们心中仍然遵守着忠君爱国的思想,探索各种救国之路来维护请政府的统治,忠于皇权。所以说在本课题研究中作为权力主体的左宗棠所拥有的权力即使在其督抚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船政局而言,由于实际操作权掌握在左宗棠之手,因而我们视他为权力主体。只是在晚清复杂的权力格局中,他对于权力的具体行使,往往代表着不尽相同的权力主体,当顽固势力对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施加反抗和抨击时,左宗棠的抵抗实际上也是代表整个洋务派对守旧势力进行反抗。因此我们会发现,每当顽固派的阻挠给晚清中央带来动摇时,沈葆

15David Pong:Modernization and Polities in China as Seen in the Career of Shen Pao-Chen,p.135.

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要员都会出面帮助左宗棠向清政府陈述利害,使船政局得以继续办下去。另外,左宗棠凭借福州船政局训练出精良的水师并制造战舰武器来抵抗抵抗外来侵略,这也是代表晚清政府国家权力的体现。清政府面对外来侵略不管如何妥协退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极其仇视外来侵略这得,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只是在处理上选择了避让保守的形式。当外国势力企图中国的船政局晚清政府的立场必然是反对的。左宗棠创办船政局,掌握船政局的实际运作过程,维护船政局的发展,在船政局中实现他权力的行使,船政局相对于他来说是他行使权力的客体。左宗棠在总督闽浙后,利用洋务派势力的影响和一些督抚的支持以及晚清中央抵御外侮的思想,使晚清答应并支持把自己造船的思想付诸于实践,就其使清政府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而言,左宗棠是权力主体,清政府则变成了权力客体。左宗棠利用洋务派和晚清中央权力作为支持后盾,抵御英法对创办船政局的阻挠和破坏,防止他们掌握船政的控制权,粉碎他们控制中国造船事业的图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国侵略势力就是受左宗棠这个权力主体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

参考文献

1、李景鹏著《权力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3、梁开金、贺雪峰著《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北京: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年版。

4、M·利普塞特著《政治人》,刘钢敏等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许纪霖著《中国现代化史》,沈宗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

6、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7、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8、沈传经著《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9、张作兴著《船政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版。

10、(美)庞百腾撰《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译本,2000 年版。

11、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2、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13、Prosper Giquel: 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Shanghai Evening Courier,1874.

14、Leibo,Steven A:A French Adviser to Imperial China: The Dilemma of Prosper Giquel.

15、David Pong:Modernization and Polities in China as Seen in the Career of Shen Pao-Chen,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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