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活着》
浅析余华《活着》读者共鸣性产生原因
班级：汉语言文学七班学号：2009101716 姓名：洪楚钿
摘要：《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写作上的一座里程碑。很多人研究《活着》的主题意义，探寻余华所说的“活着”，是一种怎么样的人生；讨论《活着》的叙述手法，想将它归类于某种主义。关于这些的讨论有太多了。放弃从作者的角度探寻文本内容，而是从读者的角度进入，结合读者阅读感受和文本内容解读余华的《活着》。
关键词：读者文本共鸣性普遍经验性情感内化
刚开始阅读余华的《活着》时，里面的情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通常令读者捧腹大笑，感觉太过于荒唐。比如父亲“拉屎时就像个穷人了。他不爱在屋里床边的马桶上拉屎，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爹打着饱嗝，那声响和青蛙叫唤差不多，走出屋去，慢吞吞地朝村口的粪缸走去。走到了粪缸旁，他嫌缸沿脏，就抬脚踩上去蹲在上面。我爹年纪大了，屎也跟着老了，出来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听到他在村口嗷嗷叫着。”除了福贵父亲蹲在缸上大便的场景外，还有青楼胖胖的妓女被福贵当马骑，满大街的跑。这些情节总体上是轻松愉快的，而福贵就一个浪荡公子哥的形象，没有挣得读者的几分好感。
可是，越往下读，我们会发现，我们轻松不起来了。书名虽然是《活着》，讲的却都是死的事情。因为吃喝嫖赌，福贵把祖上的家产败光，气死了老父亲，接着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回来时母亲已经死去。女儿在一次高烧后成为了聋哑人，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还赶上了分土地，洗心革面的他一心要和家人守在一起“好好活着”。可是中国公社化运动、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包产到户，都波及到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妻子家珍患了不治之症，最后死去。儿子友庆为了给县长夫人输血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女儿凤霞终于嫁给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二喜，让福贵感到生活的幸福，却不料凤霞在分娩时难产而死，随后女婿二喜在劳动中死于意外事故。包产到户后，衰老的福贵体力不支，他的外孙苦根小小年纪就帮助他干农活，先是淋了雨生病，又因为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最后孤伶伶只剩下一个“福贵”独消残年。福贵没有像
他的名字一般“福贵”。这位承受了无数苦难而“安然”活下来的老人确实是一位英雄。当掩上书时，一份沉重的伤感从四面八方把我们笼罩进去。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陷进作者所构造出来的故事中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活着就意味着永不放弃。对于福贵的感情也悄悄地产生了由鄙视到同情再到钦佩的变化。
我认为，余华《活着》读者共鸣性产生原因有两个：一是普遍经验性，二是情感的内化。
一、普遍经验性
《活着》是一部阐释“活着”的寓言, 是一部描写生存镜像的寓言。《活着》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一种张力, 是一种希望, 是承受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在我们看来似乎不会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苦难都让一个人去承受了。虽然具有不可能性，但是确实让我们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这里的寓言非传统意义上的寓言，而是西方现代再阐释与重获资格的寓言，如文学理论家保尔?德?曼所言，“寓言暗示着世界在现实中出现的方式与在语言中出现的方式的不连接。寓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被教条所规定……替而代之，我们有一种这样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的意义的关联成为次要的……”。从这个层面上，《活着》可以概括为“一个赌徒的故事”，即关于一个人“输得有多惨”的寓言故事。这样，它就还原到一个古老、朴素的经验原型，它的叙述对人出现了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作为普遍的生命经验和人类自古以来的一个无法消除的心理症结，“赌”在这里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赌博，而是超越了道德，产生出更加深刻的经验内容。因为以生命做赌注与命运赌博，可以说是人生普遍的处境。福贵的一生因此也具有了普遍性，他由开始的一个富家子弟、一个家财万贯的恶少，到输得一无所有，再到承受失去亲人的地狱般的深渊。在时间的意义上，它和每一个体的生命经验是完全重合的：一个人从小到大，再到老死，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富有到贫穷，再到完全剥夺的过程。《活着》在人们的心灵中所唤起的是这样一种简单又复杂的经验。
除此之外，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 是我们不愿面对而又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死亡, 这个结果的存在, 恰恰凸现了“生”作为一个过程的内涵。文中福贵没有因为凄惨的一生和凄凉的晚景而拒绝生存, 他以自己韧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的灾难。当我们想象进人垂暮的福贵和他的老黄牛在古老
的土地上耕作、“对话” , 并且伴着福贵粗哑的旧歌谣时,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福贵超越苦难后的宁静与平和的心境, 而不是对于人生的怨恨和刻薄。这样的境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升华了的对于生命的感动。
二、情感的内化
人们曾这样评价诗人卞之琳的作品“诗的非个人化，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我认为，这个描述余华《活着》的写作也是相当贴切的。作者的情感没有外露，而是完全流淌在关于苦难平静如水的讲述中。余华对《活着》的叙述采取绝对冷观的视角, 将叙述的知性主体的道德判断和情感介入彻底瓦解。小说的开始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整天“拖鞋吧哒吧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的民间歌谣收集者，将福贵引到现场之后，变成了一个忠实的倾听者，或者说，变成了这部小说的记录者。从福贵的自我讲述中，福贵的命运轨迹渐渐地呈现出来。表面上看，作家似乎站在作品之外，以一个高傲冷峻地姿态描述，冷淡地对待主人公所面对的一切苦难。而实际上,叙述语言的客观效果追求和叙述者的姿态背后却隐含着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这是一种“在之中”的呐喊，如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时，往往哽咽难以说明，这种悲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去描述。而且，情感与整体生存完全合为一，也就没有必要在生活世界之侧另外树立一套言语系统来反射和诠释这个弥漫性的情感世界。余华的情感是非表达性的，它完全流淌在关于苦难平静如水的讲述中。余华那种非常沉得住气的描写手段比一切含有主体过多解释成分和现实指向性的呼声，更能从四面八方把我们笼罩进去，以至于使我们反而沉不住气。
除了作者情感的内化，主人公福贵的情感也是打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因素。余华说“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 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 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 叙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细雨中呼喊》, 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 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 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因此, 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过程, 其实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 当我感到理解的差不多了, 我的叙述也该结束了。”所以，福贵的“声音”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福贵的家庭悲剧从1940年代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集中体现了半个世纪里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富贵的寿命超过了家里所有其他人，亲历了从国
民党统治时期到中华民国、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经济改革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他反而称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福贵牵着那头老牛一步步踏在田间时, 他可以如此坦然、平静地面对遥远而清新的过往, 并以亲手埋葬了所有的亲人而感到安慰。这不是麻木, 而是深重的悲哀已然溶入血液, 泪水只是一种徒然, 活着成为唯一的理由。这是一种生存本位状态的忍耐与张力，给予读者以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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